“一国两制”根本在“一国”
5日从中国企业新闻网看到《港媒：中国大陆对港酝酿“大检讨”》报道，提出高层“对港工作至少会检讨三个方面”：第一是青年工作，第二是爱国爱港团结问题，第三是传媒生态也或许会成为重点调研课题。很高兴高层也认为需要对香港问题进行思考。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不仅对于香港，从整个社会来说，对青年的教育引导，始终是头等大事。但我认为，就香港问题来说，首要的，应是“一国”与“两制”的关系问题。不能够忘记2017年7月1日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的讲话!第一讲的就是：始终准确把握“一国”和“两制”的关系。必须牢固树立“一国”意识，坚守“一国”原则，正确处理特别行政区和中央的关系。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的。
我看到有报道说“香港建制派大老、立法会前主席曾钰成日前受访时，也说虽然他不能同意把港青暴力抗争的责任全部怪罪于港府没有回应诉求，但如果把这场政治风暴只归咎于外国势力，对事态毫无帮助。他认为，在谴责暴力、追究责任之余，港府和北京都应退一步反思，年轻人那种激愤到底从何而来。”
我赞同政府应当反思“年轻人那种激愤到底从何而来”，但香港一些人多次闹事，不是一般的违法犯罪，而是反对“一国”，要“港独”。只有从习近平首要强调的“一国”看问题，才把握住了香港问题的实质和正确解决的路径，“爱国爱港团结问题”也才能就迎刃而解。
我不认为“如果把这场政治风暴只归咎于外国势力，对事态毫无帮助。”相反，认同清华大学亓平言对我写的《请思考香港反映出来的三个问题》回信说的，事情应定性为：“国外势力策划、制造”。从“国外势力策划、制造”定性，有利于区别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处理闹事者，要以其是否与国外反华势力有联系，是否接受国外资金划线，才能打击一小撮，教育大多数。
对于报道的“第三，传媒生态也或许会成为重点调研课题”，我认为，确实需要。
邓小平在1989年就指出了：“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但是此后20年，我们看到的是，袁腾飞在学校宣讲“中共体制的核心是党在国上、人在党上”、“人民共和国是建立在骷髅塔上、白骨堆上!”、“毛主席纪念堂你可以去，但别忘了那是中国的靖国神社”、“中国是人大举手、政协拍手;一个共产党就是独裁”、“1989年达赖佛爷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因为他反抗中共对西藏的武装侵略。”、“共产党生于不义，自当死于耻辱”……嫌受教育面窄，还被请上央视“百家讲坛”，人民网上宣扬，湖南人民出版社等为其出书立说，舆论奉为“史上最牛历史老师”，他那本书——《这个历史挺靠谱》登上了第五届中国图书势力榜的领奖台，被选送给美国林肯高中，另一个攻击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茅以轼被请到各地去做演讲;经济学家们大势传播塞缪尔·亨廷顿的“腐败是社会改革发展的润滑剂”的现代化发展理论，党校教授王长江公开在中央党校党校教授培训班攻击马克思主义，宣讲“党有自身利益”，如此等等，把中国舆论闹得乌烟瘴气，使人民思想混乱，不知道爱什么，恨什么，应当怎么人生。现在又过去10年，袁腾飞、茅以轼、王长江这几个人虽然敛迹(没有销声)，但看学校乱象，电视节目，媒体舆论，社会风气，情况没有多大改善。可谓问题很大，积重难返。
我写文章总要先弄清楚事实。这次我查了《港媒：中国大陆对港酝酿“大检讨”》这篇报道，除了在联合早报看到外，国内网站至今好像没有报道。这是“假新闻”吗?但我是信其有，至少报道所提出的三个问题确实存在，相信负责任的高层决策者会思考。但是为什么媒体没有报道呢?联想到7月2日我的《请思考香港反映出来的三个问题》这篇文章，曾被一个左翼网站发表了，但是，仅仅存在一天，就被撤掉。这对我已是常态。自去年以来，我写文章，已不在意是否发表，主要是发给中共中央新闻网等官网，通过他们向国家决策者提出意见和建议;也发给左翼探讨。但是，如果网站发表了被撤掉，如果高层确实有对港工作在检讨而不报道，那就是另一回事。
毛泽东说过：“是啊，就是要造舆论，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几十年来，就是靠造舆论。不然的话，怎么能拉起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搞那么多的队伍。不做群众工作，你没有群众，也就没有军队，没有党，没有无产阶级政权。”
用普世的说法：媒体是“无冕之王”。他们宣扬什么，贬低什么，不是所谓“新闻自由”，而是在引导社会向往。
现在中国的媒体，在如何导向呢?确应重点调研。
刘金华 2019年7月6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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