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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推出肉票,还念念不忘攻击毛时代物资匮乏?

秦明 · 2019-09-05 · 来源:红色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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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享受着毛泽东时代的物质积累,一边咒骂毛泽东时代“物资匮乏”是可耻的;一边借鉴计划经济“票证制度”的做法,一边抹黑计划经济同样是可耻的。

  最近,猪肉价格猛涨牵动了无数人的心。国家公布的数据显示,猪肉的批发价格已连续十周上涨,早已突破30元/公斤。

  针对猪肉涨价,多地已采取相应措施。截至目前,已有福建、海口、江西、广东、江苏、四川等近十个省(市、县)出台了相关政策,采取限价、补贴、投放储备冻猪肉等多种方式,以控制猪肉价格上涨给消费者带来的影响,然而效果似乎并不明显。

  这两天,南宁市场出现的一张“票”,刷爆了朋友圈:

  

 

 

 

  根据新闻所说,南宁市民每天可以凭票购买一公斤的平价猪肉。网友惊呼“一夜回到70年代”。

  事实上,不止是南宁,其他地方也出现了变相的“肉票”,例如福建莆田推出了凭身份证每人每天限购2公斤平价猪肉的政策:

 

  针对朋友圈的热议,有关人士也给出了回应:

 

  据回应称,平价肉票是为了“确保平价肉都零售给群众”,并回击称“结果被各种误导说是回到物资匮乏年代”……

  40年以来,非毛化、污毛化大行其道,明明就是被逼无奈,借鉴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手段保障民生、安抚民众的举措,却非要与毛泽东时代彻底划清界限,还念念不忘攻击毛泽东时代“物资匮乏”。

  借着南宁重现“肉票”,我们就与攻击毛泽东时代票证制度的无知小丑们,好好谈一谈毛泽东时代为什么要实行凭票供应。

  毛泽东时代“票证制度”的由来

  百度百科对毛泽东时代票证制度的一句话介绍就是:“凭票供应是计划经济时期物资严重匮乏的一种消费方式。”

  作为一个“词条”,这种怀着极大偏见和恶意的介绍方式,已经完全称不上客观公正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百废待兴”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共同记忆,这是没有什么争议的。然而,投机商人却把持商品流通市场,囤积居奇,购进则压级压价,销出则哄抬物价。新中国的人民政府与投机商人展开了斗智斗勇的较量,“三反运动”沉重地打击了投机商人的嚣张气焰,有力地保障了基础民生。

  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件,粮食是倍受政府和百姓共同关注的大问题。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开始以后,首先对食盐实行了统价供应;1955年开始实行粮、油统购统销政策。粮、油双统后,粮票进入流通领域,国家印制全国通用粮票,各省印制地方粮票,针对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等不同行业,幼儿与成人等不同群体,根据实际需求分配定额,实行凭票供应。其后,其他副食品、棉花、布匹、农用物资、日用品、工业品也陆续开始凭票供应。

  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一方面,“一穷二白”的起点摆在那里;另一方面,为了给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基本的物质条件,必须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供应模式。只有这样才能迅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快速改变新中国的贫穷落后面貌,增强国家实力。毕竟那时帝国主义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剿灭这个新生的人民政权;只有迅速实现现代化,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教育、医疗福利水平才能得到根本改善。此外,毛泽东时代大幅度改善了农民医疗卫生条件,大幅度降低了婴幼儿死亡率的治本措施,造成60年代人口高速增长。毛泽东时代面临迅速工业化和解决新增人口吃饭问题的双重压力,消费品的人均供应水平在短期内的确很难极大改观。

  在这种情况下,计划分配、凭票供应就能够保证人人享受的起基本生活用品,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种福利保障,对于穷人,特别重要。

  世界公认的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贫富分化非常小,基尼系数低于0.2。用资产阶级学者的话,这是过于公平、妨碍竞争、社会缺乏活力。然而,他们无法解释毛泽东时代短短27年,人均粮食产量翻番、工业年均增长10%以上,人均寿命翻番的基本事实。尽管如此,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旧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还残留着很多旧社会的印记,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制约。旧的“法权”仍然大量存在着,仍然实行“八级工资制”,接受和平改造的旧资产阶级、民主人士,他们的工资比毛主席、周总理还要高很多。凭票供应不仅针对日常消费品,也针对那个年代的富人能够消费得起的高端消费品。相对于日常消费品的低价供应,高端消费品的定价往往是偏高的,高端消费品的利润又流回人民政权,用于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对收入差距的一种变相调节,是“票证制度”从另一个角度来保证了社会公平。

  因此,票证制度是毛泽东时代保证社会公平,保障工农群众基本民生的重要手段。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人均寿命从35岁增长到65岁,城镇地区实现了免费医疗、免费住房、免费教育。一个城市工人就可以养活3-5个孩子,这是基础民生得到保障的基本体现;那些一面咒骂毛泽东时代贫穷,一面嘲笑毛时代生的多的人,不觉得自己所持的是可耻的“双重标准”吗?

  反观,80年代票证制度取消之后,群众经常调侃的一句话就是“工资增长跑不赢物价飞涨”。居民教育、医疗价格节节高升,伴随着贫富分化,教育、医疗资源的越来越向少数富人集中,重点大学农村生源比例降到了10%;因为房价的高企,人均负债17.3万(2017年),成了名副其实的“负翁”。

  “凭票供应”与“物资匮乏”

  ——票证制度的另一重作用

  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蒸蒸日上,物资供应也越来越丰富。毛主席亲自制定并推行“水、肥、土、种、密、工、管、保”农业八字宪法,迅速提高了粮食产量;“农业以粮为纲,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的方针极大丰富了人民的食品供应。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在人民公社初步展开;羊毛、毛线、呢绒、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灯泡等工业消费品也开始陆续走入寻常百姓家。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改善。

年份

粮食

(万吨)

生猪

(万头)

(万头)

人口

(万人)

1949

11318

6775

4235

54167

1952

16392

8977

6178

57482

1965

19453

16693

13903

72538

1979

33212

31971

18314

97542

1985

37911

33140

15588

105851

  由此可以推算出新中国不同阶段人均农产品的产量:

  1949年的低点,人均粮食为209公斤,生猪0.125头,羊0.078只

  1952年土改结束,人均粮食285公斤,生猪0.156头,羊0.107只

  1965年文革前,人均粮食268公斤,生猪0.192只,羊0.192只

  1979年改革前,人均粮食340公斤,生猪0.328只,羊0.188只

  1985年取消肉票,人均粮食358公斤,生猪0.313头,羊0.147只

  可见,到了毛泽东时代中后期,人均粮食和人均生猪产量都得到了大幅增长。其他物资也是类似情况:1979年棉花总产量220.7万吨,是1949年的5倍;棉布产量121.5亿米,是1949年的6.4倍;羊毛、毛线、呢绒、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灯泡等新的生活必需品,都是数百倍甚至数千倍的增长;而且增长速度远远高于1979年之后。而1985年取消肉票时的人均生猪产量还没处在毛泽东时代尾巴的1979年高,可见,所谓的“物资匮乏”并不是毛泽东实行票证制度的根本原因。

  但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却很容易被毛泽东时代“物质匮乏”这种说法所误导,这就需要具体分析了。

  1956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谈到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这个看法是十分辩证的,即:一方面消费水平的提高要以生产的发展为前提,而积累是发展生产的必要物质条件;另一方面,积累也要适度,不能过多。我们不能因为积累就忽视人民生活水平、消费水平应有的增长。两方面必须要兼顾。

  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毛泽东时代的27年间,人民生活水平,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福利保障水平稳步提高——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平均寿命大幅增长、大面积扫除文盲就是最好的例证;另一方面,通过毛泽东时代亿万群众同心协力、勒紧裤腰带搞建设,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我国已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跻身世界六大工业强国;通过农产品和工业品的积累出口创汇,保证了50年代从苏联的大规模工业引进,奠定了工业基础,70年代又足够资金从西方引进化肥、化纤等生产设备,同时,到1976年还结余了400吨黄金储备和12.55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毛泽东时代结束以后,70年代引进的化肥生产线以及毛泽东时代的种子改良、土壤改良、水利设施,逐渐发挥出了效能,这是80年代粮食产量进一步增长的根本原因;80年代初,大批化纤设备的正式投产,这才有了布匹的超量供应;80年代认定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主题,毛泽东时代的战略粮储备周期也被大幅缩减。80年代初一下子放开供应,让老百姓觉得一改革就吃饱饭、穿暖衣了,完全意识不到这些物资供应的基础正是在毛时代打下的。而另一个方面,大批自主工业项目下马,引进外资,再也不需要像毛泽东时代那样搞“积累”了,但这个举措对于毛泽东时代已经建立起来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完全是灾难性的。

  票证制度并不是落后事物!

  毛泽东时代辩证地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使落后的中国在短短二十多年间实现了基本的工业化和初步的现代化,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改善,这个效率是前无仅有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优越性的体现。

  票证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这句话不假,但这绝不是什么落后的事物,恰恰是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优越的地方,它既保障了生产的高速增长,同时又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倒牛奶”、价格波动、通货膨胀等等一系列问题。毛泽东时代二十多年间,物价基本保持稳定,这在后来是无法想象的。

  70年代,在东北重工业城市,每到夏天有流行“吃爱国肉”的说法。因为生猪的四季生长周期是固定的,并不是单独靠计划经济就能调节的,夏天的猪肉供应量必然大幅增加,但毛泽东时代针对这种局部的“计划失灵”也有妙招。

  为了不造成浪费,每到夏天,就会有大量的猪肉从南方的四川、湖北和湖南等省份运进来,由各个工矿企业以与当时城市供应同等的价格,向所属的职工销售,这时就完全不是“凭票购买”了。这种做法,等于是如今的摊派。那时候,每到卖“爱国肉”时,工人们都会这样说:“南方的猪都长到个了,再不杀,就白浪费饲料了。可是南方很困难,这些猪肉卖不出去,所以国家就把这些猪肉运到我们这里。这样既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又支援了南方的农业生产。因此多买肉,就是爱国的实际行动。”“爱国肉”一词,就由此而来。

  计划经济时代,全国一盘棋,各个地方、各个行业的人民相互支援,又怎么可能出现资本主义“倒牛奶”的严重浪费现象呢?反观今天,我们一直在“谷贱伤农”与欠收之后商家囤积居奇的两端摇摆,先进的计划调节被抛诸脑后,市场调节往往变成追涨杀跌,从前一段的苹果,到现阶段的猪肉,莫不是如此。

  不管怎么说,仍然要为南宁发放肉票的举措点赞,起码这能够保证底层吃得起肉。同样的,在房价高企,民众怨声载道时,实行摇号限价买房的政策,不也是在变相地发放“房票”吗?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一边享受着毛泽东时代的物质积累,一边咒骂毛泽东时代“物资匮乏”是可耻的;一边借鉴计划经济“票证制度”的做法,一边抹黑计划经济同样是可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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