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日益严峻，很多地方已经复工或复工在即。口罩是老百姓出门时阻断病毒传播的必要工具，然而，“一罩难求”的现象在武汉“封城”以来的这十几天时间里并未改观。老百姓面临的同样问题还有消毒水、酒精、体温枪的短缺，以及菜价、肉价等日常生活物资价格的上涨。
涨价真能刺激口罩扩产？
1月26日，《新京报》的公众号推出了一篇题为《专家线上圆桌：假期要不要延，该如何延?》的文章，邀请一帮专家出谋划策，其中某刘姓专家称“我认为对于短期可能出现的物资紧缺问题，适度的价格信号，是正常的、合理的、甚至是必须的，也就是说，生产终端产品的厂家要用价格信号去激发上下游。”
《新京报》2月2日题为《保障口罩供给，全力解决防疫民生痛点》的社论文章又鼓吹说：“只有最大程度上保障企业利益，允许适度的价格信号，提升企业的生产积极性，才能真正为打赢这场‘口罩保卫战’提供‘源头活水’。”
所谓的“适度的价格信号”，说白了就是“涨价”。
其实，不用《新京报》出谋划策，口罩的价格早已经十倍百倍地蹭蹭往上涨了。尽管有关部门出面打击药店高价倒卖口罩的行为，但现在即使“正规购买”渠道，平时几毛钱的一次性普通医用口罩依然涨到了几块钱，平时几块钱的N95口罩更是涨到几十块钱。
即便在这样的价格信号刺激下，“一罩难求”的现象还是没有改观。根本原因在哪里?
口罩并不是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工信部统计的我国2019年口罩日最大产能为2000万只，2018年全年也只生产了45.4亿只。
而统计局2018年末公布的全国就业人口为7.8亿，在校学生2.7亿，加起来就是10.5亿。就算让老人、婴幼儿都不出门，口罩节约使用，每人两天用一个，要实现全民“口罩自由”所需要的数量也得每天5亿只。
从2000万到5亿，这就意味着口罩产能需要扩充25倍;相应地，口罩生产设备，以及棉纱、无纺布等等一系列原材料供应都需要扩充25倍。
此前2000多万只的日产能，饱和生产一年至少可以制造70多亿只，而实际最终一年产出为45亿只。说明在平常情况下，口罩产业已经是严重生产过剩了。
那么，如果国家不干预，资本在“理性”的情况下，真的会根据“价格信号”大幅扩大产能吗？
按照2003年非典的经验，到5月份全国大部分地区转暖，肺炎疫情传播自然能够得到抑制，口罩需求也将随之回归到之前的水平。三个月疫情过去之后，口罩企业严重过剩的产能怎么办？显然，对于资本“理性”而言，提高口罩售价，远比扩充产能赚取的利润高得多，投资风险小得多。况且，口罩产能急剧扩大，上游设备、材料供应商必然囤积居奇，纱布价格也会跟着猛涨，生产成本也就上去了。对于这样一个因为疫情引起的短期突发的市场需求，医疗资本涨价的冲动显然远远高于扩产的冲动。
此外，口罩结构再简单，那也是流水线设备，也需要占用厂房。从找好厂房、采购设备、投产，再到投放市场，这个市场周期恐怕不会太短。完全按照市场行为，能赶的上这波疫情吗？
再加上目前我国医疗器械领域高度资本化、垄断化，而为了保证医疗器械的可靠性，医疗器械的生产销售本身需要严格的审批机制。生产领域利润薄，这就造成了此前很多有医疗资质的厂家，未必在生产产品，而没有资质的厂家，却很多都在代工做贴牌（这不是笔者臆测，大家可以看《三联生活周刊》2月3日的报道）。这进一步加大了短期内迅速扩充产能的障碍。
所以，鼓吹通过“价格机制”——也就是“涨价”来解决口罩等物资短缺问题，帮助全国人民渡过突发灾难引起的难关，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谎言。
真要按照新京报专家的意见，最后口罩价格涨上去了，产能却远远不可能达不到民众的预期。
这个谎言要想实现只有唯一一种可能方式，那就是把口罩涨到“天价”，这样就把一大批购买力不足的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拒之门外。按照市场规律调高价格，无非是让相当一部分人失去了获得口罩的权利。
可见，口罩涨价苦的还是老百姓，高兴的是大资本。毕竟口罩的生产成本摆在那里，该得的利润早得了。涨价之后的超额利润流到了哪里?自然是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的大资本手里。
口罩价格一旦涨上去了，再想降下来就难了。因为之前，医疗器械的定价是有关部门为了“保民生”一直压着不让它乱涨的。前面说过医疗器械流通环节高度资本化、垄断化，现在为了救急，让资本配合扩产，给他们更大利益，允许他们涨价;以后当生产过剩的时候，流通资本大可以去逼上游的口罩生产厂家竞相压低出厂价格，压死一大批生产领域的小资本，进一步垄断化，自己维持高额销售利润就行了。
据媒体报道，目前，国家有关部门正在积极帮助口罩生产企业解决资金、原材料、劳动力等困难，帮助企业恢复生产、扩大产能。中国纺织品商业协会安全健康防护用品委员会会长雷利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认为，随着工人、原料和物流到位，加上新的产能投入，到2月底，中国的口罩日均产能，有望达到1.8亿只，其中N95口罩约3500万只。对疫情过后的过剩产能，政府也承诺进行回购用于战略库存。
这其实是国家的统筹协调部署，已经不是市场化的操作模式了，主流经济学家大概又要大肆诟病了。
而对于“1.8亿只”这个目标，业内人士也是普遍持怀疑态度，毕竟存在包括笔者以上所列的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最核心的因素则是包括医疗器械在内的生产、流通领域已经高度市场化、资本化，行政统筹的计划行为想干预市场的难度已经非常大了。昨天复工第一天，竟然报道出有些口罩厂家因为原材料短缺停工了，这完全不排除有上游原材料企业囤积居奇、待价而沽的投机行为。在灾难面前，“把一切交给市场”所引发的各种“梗阻”也就纷纷显现出来了。
要完全实现“1.8亿只”的目标，有关部门必须要彻底整顿接管口罩生产的整个产业链条，包括扩充处在上游的医用无纺布产能，对医用无纺布实现价格管制、统购统销。
“口罩票”——千呼万唤始出来
即便上面达成了这个目标，1.8亿只的日产能相对于全国10.5亿有外出和聚集需求的人群而言，在疫情发生期内，口罩仍将会是一个稀缺品。但这个目标的实现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只要节约使用勉强是可以应付疫情的。毕竟，也不能在疫情过后造成太大的浪费和过于严重的生产过剩。所以，要选择一个平衡点。
目前口罩产能只恢复到了节前的60%，即每天一千余万。而各企事业单位已经陆续开工，学校的学生也开学在即，口罩需求的井喷式增长仍在持续，民众要求平价定量配给口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所幸的是，据媒体报道，在很多城市已经开始凭身份证限量平价够买口罩，还有些地区按家庭发放口罩购买票券，凭票购买。
从去年南宁等地的平价“肉票”，到如今的平价“口罩票”，很多人恍如回到了四十年前，舆论热议不断，市场教信徒们的嘲讽也随之而来：
多年来，“凭票供应”成了攻击毛泽东时代“物质匮乏”的一个重要“证据”。可他们连毛泽东时代到底为什么要实行“凭证制度”都说不清楚。
百度百科对毛泽东时代票证制度的一句话介绍就是：“凭票供应是计划经济时期物资严重匮乏的一种消费方式。”这种怀着极大偏见和恶意的介绍方式，已经完全称不上客观公正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百废待兴”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共同记忆，这是没有什么争议的。然而，投机商人却把持商品流通市场，囤积居奇，购进则压级压价，销出则哄抬物价。新中国的人民政府与投机商人展开了斗智斗勇的较量，“三反运动”沉重地打击了投机商人的嚣张气焰，有力地保障了基础民生。
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每一员可以公平地吃到饭，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开始以后，首先对食盐实行了统价供应;1955年开始实行粮、油统购统销政策。粮、油双统后，粮票进入流通领域，国家印制全国通用粮票，各省印制地方粮票，针对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等不同行业，幼儿与成人等不同群体，根据实际需求分配定额，实行凭票供应。其后，其他副食品、棉花、布匹、农用物资、日用品、工业品也陆续开始凭票供应。
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一方面，“一穷二白”的起点摆在那里;另一方面，为了给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基本的物质条件，必须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供应模式。只有迅速实现现代化，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教育、医疗福利水平才能得到根本改善。
在这种情况下，计划分配、凭票供应就能够保证人人享受的起基本生活用品，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种福利保障，对于穷人，特别重要。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旧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还残留着很多旧社会的印记，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制约。旧的“法权”仍然大量存在着，仍然实行“八级工资制”，接受和平改造的旧资产阶级、民主人士，他们的工资比毛主席、周总理还要高。凭票供应不仅针对日常消费品，也针对那个年代的富人能够消费得起的高端消费品。相对于日常消费品的低价供应，高端消费品的定价往往是偏高的，高端消费品的利润又流回人民政权，用于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对收入差距的一种变相调节，是“票证制度”从另一个角度来保证了社会公平。
即便在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票证制度”依然可以配合计划经济，合理地制定生产配额，引导居民消费，避免造成严重的浪费和生产过剩问题。
可见，毛泽东时代的“票证制度”是一个非常合理、非常公平的制度。
在肺炎疫情造成物资短缺的当下，毛泽东时代“凭票供应”显然应当成为一种很好的历史经验供借鉴，帮中国人民渡过这次难关。
这次疫情也检验出市场迷信造成的诸多问题，解决口罩短缺以及普通老百姓的口罩需求，显然需要更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手段，不仅仅是本文第一节提到的对口罩的生产领域进行干预的问题，更应涉及销售领域。
在口罩高度紧缺的当下，很多微信群、朋友圈依然能买到口罩，笔者小区的微信群每天都有这种售卖信息，价格是正规渠道的几倍。据知情人士讲，有些是假冒伪劣的，但更多是药店不敢公开拿出去卖高价，就通过亲属在微信群、朋友圈私下高价卖。
很多自媒体也反映了一个情况，在淘宝几天前下单的口罩被要求取消订单，商家声称没有货了;而在商家的淘宝店铺页面上更高价的口罩被改头换面或者原封不动地拿出来售卖。
本文已经说了，疫情期间口罩的紧缺是必然的。如果要保证人民群众可以公平地获得平价口罩，那么，就必须对口罩的流通销售领域进行更强力的干预，让口罩可以得到更合理、更公平的分配。
那就是首先充分满足奋战在防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的需求，其次是攻击环卫工人、人民警察、救灾部队等一线在岗工作人员的需求，然后是复工劳动者、复学学生的需求，然后再限量、公平地分配给广大居民日常生活需求。
换句话说，就是深度干预口罩的生产领域，同时对口罩统购统销，合理公平分配，这才是“凭票供应”的真谛。至于某地搞什么“摇号购买”，固然降低了行政成本，但其实也是一种懒政行为。
“口罩票”正当其时，社会主义制度大有可为。
(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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