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部涉及“国军正面战场抗日”题材的电影，《八佰》先天地带着争议色彩，而其被延期了一年的命运更是增添了不少神秘色彩。在上映前，该片就在若干公共平台上产生不少争论，许多和影片内容并不直接相连的因素影响了对电影的判断。令人遗憾的是，即便在电影上映之后，对该片的争论几乎还是和电影无涉，人们迫不及待地拿出各种史实和立场来赞成或反对《八佰》，可是对《八佰》的细究却很少能够见到。毛泽东同志在讨论“实事求是”时解释道：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很不幸，大部分人的“客观”讨论仅仅停留在用实证史料堆砌而成的“实事”之上。他们用一些军事术语来阐明影片中的漏洞，似乎旨在降低不该有的对国军的赞扬。可是影片本身对国军的直接探讨被掩盖掉了。考虑到《八佰》进行的探讨是如此的直白，不能不说大部分公众号的讨论近视的可以。本文旨在从这个视角出发，从国军为切入点，进而展现《八佰》所指向的民族主义观念，并加以分析和思考。
一个澄清
出于该题材所必然带来的敏感度，笔者在这里首先需要澄清的问题是，《八佰》究竟赞扬国军了吗？在这个问题上人们都没有达成最基本的共识。但是电影中却几乎无时不刻不在表现国军的种种劣习，例如枪毙日本俘虏、将溃兵指认为逃兵从而安排最危险最困难的任务、军队中严格的等级制等等。
更重要的是，这些行为显然是导演有意要表现出来的，最突出的表现便是那个极其突兀的国府特使的登场。这个几乎机械降神似的人物出现在团长面前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战争的背后都是政治。士兵的死伤仅仅是一场博取列强同情，换取对华支持的表演，而这场表演的结果并不如意，列强仍旧对中国的战局冷眼相待。团长此时遭遇了短暂的信仰危机，现实的权力结构与其结果打碎了意识形态的乌托邦——现实的国军根本不能承担起民族救亡的任务。特使更是直接指出蒋介石不在乎八佰壮士做出的牺牲，不在乎这种斗争对中国人民能起到怎样的启发作用，不在乎所谓的“家国情怀”。如此直白的叙述表明，《八佰》的立足点绝对不是赞扬历史现实中的国军。
作为民族主义新人的团长和他的团
团长对蒋介石的幻灭在展现电影立意中是根本性的，因为当现实的“国军”被扯下其遮羞布，其作为一个整体就已经无法承载导演所要体现的“纯粹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区分绝非无关紧要的，但是在当今的语境下，“爱国主义”似乎仅仅被表达为官方语境下“民族主义”的某种替代品)了。而这一意识形态作为影片的主旨，则必须要被以某种更为纯粹的“先锋队”所表达出来。于是，团长之后的发言就极为关键：中华民族病了。现实的国军不能承担起这个任务，那么就需要一支全新的队伍，纯洁的组织。在这个过程中，德械团由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便被认为是民族希望的新载体;他们的任务不再是简单的杀敌，他们的撤离也不只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更是要作为民族的火种，到祖国腹地去唤醒更多的民众。当黄晓明扮演的国府特使机械降神时，他将纯粹的民族主义交付给了现实的团长(特使和团长对话时背后是一幅宽广的基督教题材壁画)，进而团长成为了“民族主义新人”，他的团便成为了“民族主义先锋队”。
影片中的团长与其德械团是真正的“民族主义先锋队”，是纯粹的、理想的“国军”。他们是彻底均质的——均质的英勇，均质的血性，均质的令行禁止。这一先锋队是斯大林意义上的先锋队，他们的先进性与纯洁性不源于任何社会关系或阶级群体，其对其所代表的群体（所谓的“中国人”或“中华民族”）的联系与权力从一开始就内生与他们之中，先锋队的合法性如斯大林所说，是由于其成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于是这一“先锋队”群体则不得不证明自己是齐泽克所说的“崇高客体”。他们是萨德笔下的女主人公，无论受到何等的凌虐与蹂躏都必须维持自己的完整、美貌与高贵;亦或是动画片《猫和老鼠》里的小猫汤姆，无论受到任何伤害，痛苦乃至身体变形，都必须能够立刻毫发无伤地追击老鼠杰瑞。
当然，这一“特殊材料”制成的“民族主义新人”依然不能单靠其自身而自证其“先进性”，尽管他们由“特殊材料”制成的特征理应内生与其自身。在这里，先锋队的成员需要自证其确实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民族先锋队”，而这一“民族先锋队”的认证在这里却与“民族”的，现实中的成员没有直接关系，而是来源于一个他者，一个“敌人”所带来的磨难与“考验”。在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八百壮士”的背后是租界，而租界内民众的安全并不是由他们保护的，民族的先锋队与其成员本身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而使其成为先锋队的却仅仅是面前的敌人——日军。挡住日军，才能证出先锋队的“先进性”与“纯洁性”。
作为先锋队对立面的“日军”于是成为了斯大林意义上的“阶级敌人”，与德械团一样，他们是另一种抽象、均质的他者。与其他许许多多的样板式抗日剧一样，日军在此大体和《星球大战》中的帝国士兵一样，仅仅是作为刻板的反派被展现出来的。残忍、狡诈、坚韧，一心只想入侵，劫掠中国。另外，他们是异域的，奇特的，即使是在战时，日军的指挥官也会随时泡着一壶茶，擦着自己的武士刀。这样的东方主义元素进一步强化了“他者”的刻画，强化了其所服务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新人”之外：溃兵和租界人群的民族主义构成机制
然而，作为“国军一般”的德械团与“日军一般”的侵略者也不完全是作者希望表达出的内容，导演似乎想将“人”凸显出来，但这一努力并不如何成功。在仓库内，对“现实的人”的叙述，实际上是“现实的人”如何“成长”为“新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被德械团收容的溃兵则成了表现这一点的最重要的载体(在笔者看来，被溃兵枪决的最后一个年轻日军仅仅能够被视为电影的杂音或溃兵“成长”的一个环节)。在电影中，被浮夸地刻画出来的“白马”成为了溃兵的某种象征，而能够驯服白马的人却始终是溃兵中的孩子们，我们于是可以自然联想到，孩子们涉世未深，仅仅是一张白纸，于是意识形态会更加容易地扎根。更重要的是，孩子和白马都是新生而纯净的力量，少年总是指向国家未来的。而在电影里的溃兵桥段中，也正是他们首先不畏惧死亡，代表着溃兵，乃至“散沙”状广大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思想萌芽(请注意当溃兵们见到白马时，正道的光是如何洒在他们脸上的)。团长骑白马和日军指挥官对话一幕则更让我们看到民族主义新人（团长）是如何将民族力量（白马和作为警卫员/联络员的小湖北）团结在自己周围的（小湖北服从大民族）。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白马这一象征性的意义又通过传统文化的符号(赵子龙)被展示出来。这里暗示了某种能指与意指的分离。关老爷自然讲的是兄弟情义，赵子龙便是真的护着“国”么？这并不重要，作为符号的赵子龙此时必然代表着国家与民族了(笔者在观影中看到这个桥段时开玩笑说赵子龙的知名事迹是护犊子)。意识形态通过传统文化乔装打扮，通过“传统文化”的符号实现了自身。在上世纪60年代的拉美，无产者的声音以天主诫命的形式传遍了整个大陆，而在电影中，“赵子龙”则最终成为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想像实体。
于是，我们看到了最后一幕，溃兵们在最后的时间内似乎被接纳为“先锋队”而流下了“杜松子酒味的眼泪”(但是当然他们并不是先锋队，他们的任务是以自己为代价换先锋队的生路)。有趣的是，在这里，一种民族主义本位的“解放神学”被进一步的展开。溃兵们在仓库内摆出阵法，东北军在楼顶上舞刀唱戏——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竭尽全力以自己的方式呼唤民族主义的抽象神，在其“护佑”下迎接自己的命运。
如果说溃军的民族主义形成是一个封闭空间中的发酵产物，在这个环境中面临强大的他者和上级的强制，那么更加值得玩味的是租界人群的民族主义塑造。说到底在直接利益上，租界人群从头到尾都不需要国军的保护，并且租界里的人也十分清楚这一点。但是仍然很难否认的是，随着影片的推进，租界人群确实产生了对国军的认同，进而在深层次上产生了对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或许有人会认为，租界里的富贵人群迟早会退却这种热情，重新回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并昼夜颠倒地搓麻将的生活。这种看法不能反驳这个事实：租界人群在没有直接经济利害关系的情况下产生了对国军的同情和对民族的认同。
要解释这一变化，离不开四行仓库和租界构成的极其独特的空间结构。在“一边是地狱，一边是天堂”的描述(其实租界也只是很小部分人的天堂)意味着，共时性直接的嵌入到了空间之中，并在河对岸直接以战争景观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指出，共同的语言和印刷资本主义分别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其中的例子是通过报纸，人们能够感受到操持着同一种语言的其他“同胞”正在经历着什么样的喜怒哀乐。而在《八佰》中，租界人群是透过他们直接的观看，感受到对岸的国军正在经历的战争。
但是景观本身是难以调动民族情绪的，在缺乏更具指向性的媒介时，租界人群就未被激活，而只是在看一场与他们利益无涉的战争游戏。可以注意到租界早期还产生了对于何方能够胜利的赌博游戏，一条苏州河不仅阻断了两地的物理往来，更阻断了话语交流。就这个意义上说，那些绑着炸药包、喊着自己名字壮烈地跳下仓库的士兵不仅是要将信息留给自己的其他弟兄，更是将讯息传给了租界。在这种语言的中介之下，租界和国军才产生了沟通，租界人群也做出了自己的反馈：当日军采取重装攻城战略时，河对岸的租界人群树起了各种大小不一的写着“右边”的牌子，提示守军进攻方向。所以到了最后一幕，租界人群隔着铁栅栏伸出手臂的桥段绝非弄巧成拙(镜头扫过了名贵的衣物和手表)，而是展现民族主义的最后落实：从共同的语言到共同的物理联结。在这一刻，他们都热爱中华民族。
民族主义之后呢？
《八佰》在内容上不仅展现了一种对纯粹的“民族主义先锋队”的呼唤，也描绘了在德械团(先锋队)的领导下，溃兵和租界两种人群民族主义情感的塑造。这便是该电影的核心立意所在，它超越了现实的国军，描绘并向往着一种纯粹中华民族。
那么，该如何评价整部电影的叙事呢?出于各种原因，民族主义是当前热议的一个话题，而《八佰》的相关舆论虽然看似是一段对近代史的讨论，却实际上是在另一个侧面继续延续着这种讨论：谁能担当起唤醒民族的工作。今天的舆论界对民族主义的看法(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都存在的问题是，他们过分夸大了民族主义本身所具有的力量。然而，就像价格围绕价值波动，民族主义也是围绕阶级波动的。而对于《八佰》叙事，我们更应当追问的却是另一个问题：民族主义之后呢？
团长及其德械团是纯粹的，纯洁的民族主义先锋队。可是如果我们设想一下，之后该团向中国腹地进发的情形，就不能不想到其必然要面对的各种国内矛盾。而德械团在这种情况下会如何处理呢?要知道，即便团长已经成为了“民族主义新人”，德械团的撤退最后还是以溃兵为代价的。团长完全可能(或者说作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肉身，必然)将同样的理由再次摆出来：德械团是最先进的，受过最良好训练的，因此德械团是不该被损失的，为了保护先锋队，我们应当不惜一切“代价”(这里的代价可以是溃兵、杂牌军或普通百姓等“中华民族”中不那么“先进”的成员)。并且，同样的问题也可以摆在租界人群的面前。
所以，民族主义本身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可以将如此分裂的一系列群体整合起来，对致命的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反抗；另一方面，它又不能按照其自身的逻辑维持，总是要选择某个现实阶级为其基础。这便是“民族主义之后”的问题，而这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租界人群可能在活动过程中(或许是救济租界内灾民，或许是往中国内地流动)对中国的广大工农产生认同，从而“左转”;也可能在活动过程中发现日军的占领反而符合自己的切身利益，并最后倒向汪伪政权(并且声称东亚和平对中华民族带来了包括赶走欧美人在内的好处);还可能和民国政府官方达成某种共识乃至合谋。
《八佰》的进度和限度无非是民族主义的进度和限度，对这一内容的辨析有助于我们不陷入史实堆积的泥沼之中，这种泥沼只是“有历史的”，而非历史唯物主义的。在这些纷纷扰扰之中，我们唯独不能忘记的是：民族主义之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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