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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身殉道,一场“党政分开”之道

欧洲金靴 · 2020-10-16 · 来源:欧洲金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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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成了地头蛇,博导成了资本家,黄四郎们不再拿枪,而是纷纷戴上了博士帽——文革中那些被打倒的学阀,重新拔地而起,地方山头主义与官僚主义崛起的结果,就是“党委领导”的灭亡。

  文死谏,武死战。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已让人无话可说。

  在这里,先向这位以生命殉道的教育工作者、党员干部毛洪涛书记,致以敬意。在信仰溃糜、理念沦丧、意志消殆三十余年之后的今天,依然可以向死而生,一句“对不起党组织的培养”已令看客无需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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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文死谏,武死战”,这份遁焚南墙的气魄背后,是怎样的阴谋和阳谋,希望社会各界密切关注下去,不要再让悲剧成为一出死剧,或是通过某些操作而蜕变成为“欺负死人不能说话”的闹剧。

  自2014年王清远就任成都大学校长并通过“接受女学生深情一吻”而垂名舆论以来,六年来,成大换了三任校党委书记——2015年1月27日~2017年3月23日,毛志雄任党委书记;2017年3月23日~2019年3月1日,罗波任党委书记;之后至今,就是昨日自杀的毛洪涛。

  这样的党组一把手更迭速度,于中国官场实在是罕见。

  朗朗校园之内,校长成为一手遮天的黄四郎,书记沦为跪着要饭的马县长,谁是摆设的县衙,谁又是先判案的讲茶大堂?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篇成都大学自己学报的学术论文,成都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简论高校的党政分开》: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高等学校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之下,这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的……但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不能用僵化的观念看待党的领导……什么事情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作为衡量党的领导的标准已经过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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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政分开”,一场80年代中期开始从中央刮到地方的暧昧之风,又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规模吹入了教育领域的各高校,以及其他各领域的相关单位与部门,比如能源单位改制、医疗事业单位改制等一系列“国企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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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年9月,遵循总设计师的“党政分开”构想,中央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经过研究与论证,在上述成都大学学报论文开篇的“那位同志”的主导下,形成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初步方案,并写入了十三大报告,正式推出了轰轰烈烈的“党政分开”:

  “党政分开是指政党系统与国家政权系统的分开,不仅包括执政党与政府,还包括与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的分开,党政分离是实现自由民主的一项重要举措。”

  触目惊心。

  在“党政分开”的指导下,党组织、各级党委不仅要放弃对各级政府,更要放弃对各级人大、各级司法的领导。这“三个放弃”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党组织班子在一切单位中被边缘化、被游离化。

  甚至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就是一种西方思维的“宪政构想”,妄图放弃和驱逐中共对一切社会组织力量的总揽权力和指导地位,最终使得一切生产资料的持有权从党和人民的手中剥离,最终实现私有化。

  而在这个过程中,党的执政地位还能得到保证吗?

  2.

  同样是在成大学报那篇论文发表的1988年,当年度的6月28日,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全面拉开了“政治改革”的大幕,并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确立为”改革”的最终目标和理想。

  第二年春天,全苏人民代表选举开始,这是戈尔巴乔夫效仿资本主义议会制在苏联国内举行的第一次所谓“全民选举。”

  选举过程一片混乱。许多不称职的人、甚至连杀人坐牢的恶性罪犯也油头粉面地出现在人民代表的候选人中,而那些反苏反共的蛊惑人心者,包括大批资本家寡头更是数不胜数。

  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势力纷纷组织起来,在街头、校园、工厂频频发表竞选演说,组织各种群众集会,声援自己的候选人。

  戈尔巴乔夫则要求苏共与选举保持距离、命令党组织“不得干预候选人的活动”,从而完全放弃了苏共对选举这一重大政治活动的领导,把干预候选人的权力交给了国内外的资本势力。

  波罗的海三国分裂势力的代表人物和积极分子纷纷当选。苏共内部的反对派叶利钦也在莫斯科高票当选。

  最让人作呕和愤怒的,是深受美国欣赏的苏联异见分子萨哈罗夫在苏联科学院落选后,戈尔巴乔夫竟然又特地增加了一个名额,强行使其当选!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160名党委第一书记中有32名落选——这个比例当时把戈尔巴乔夫本人都惊到了,他后来曾回忆说:“我那时都无法召开政治局会议了。”

  在列宁格勒,市、州两级党和苏维埃的领导人以及州党委委员没有一名当选;而全苏16个军区有14个军区司令员更是全部铩羽而归。

  1989年5月25日,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了最高苏维埃主席、第一副主席、最高苏维埃成员等。其中有近15%的所谓“民主派”及其支持者进入最高苏维埃。

  叶利钦当时就侥幸靠着递补当选,戈尔巴乔夫则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

  于是在会上,阴谋正式开始:萨哈罗夫率先提议取消著名的「苏联宪法第六条」,该条文明确规定“苏共在苏联社会中的领导地位”

  叶利钦当即附议赞成,但因大多数代表坚决反对而作罢。

  回想1917年,列宁领导布党恢复“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这是因为在俄境内各地夺取和建立属于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国家政权的条件业已成熟;然而70多年后戈尔巴乔夫等人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一口号,却是要全盘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引入多党制,从根本上取消苏共的执政地位。

  半年之后,戈尔巴乔夫又撰文赞赏西方议会民主,宣扬效仿西方式的三权分立:“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

  当年度的12月,第二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萨哈罗夫代表跨地区议员团再次提议取消宪法第六条:“根据权力分立的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应作出以下决议:一、取消苏联宪法第六条;二、改变苏联法律制度。苏联的法律如果要在加盟共和国境内产生法律效力,就必须经加盟共和国最高立法机构批准才能生效……”

  3.

  1942年9月,在《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其调整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中,毛泽东正式提出实行党委一元化领导。

  自此,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成为继军事领域的古田会议确立的新型人民军队制度之后,又一个中共立党强军、安身立命的信条,从此擎立在历史舞台。

  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再次满怀激情又严肃认真得表达:“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在会上引发了长久的掌声。

  过去很多年,很多臀脑分离的精神资本家、圣母小清新,跟在资本寡头所控制的媒体后面,鼓吹“权力下放”、“皿煮万岁”、“市场至上”……

  然而放弃党的领导,真的可以就保障“自由”了的人民的权益吗?

  1993年5月1日,苏联解体后的第二个五一劳动节,数万名莫斯科群众在十月广场集会,他们打着“不要勉强活着,要有尊严的活着”、“苏维埃社会主义俄罗斯万岁”、“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等斯大林时期的标语,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

  当追求“皿煮滋油”的人民起来、通过宪法及相关法律要求总统按照人民的意愿行事的时候,遭到是什么呢?

  百度“俄罗斯十月事件”吧。

  从坚持党的领导到放弃党的领导,最直观的结果就是:激昂的十月革命,变成了悲惨的十月事件。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根·瓦·奥希波夫后来曾说:“这是人类有史以来议会第一次遭炮轰。就连拿破仑当时也没有用武力解散议会,最多也只是把议员们从议会赶出来。叶利钦竟然下令炮轰议会,可谓开了人类历史之先河。‘改革’本应是为了人民,为了国家,为了社会主义。从戈尔巴乔夫上台,我们研究所就进行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年度调查。我们的调研报告连续出了18本。通过我们的调研,我们认定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所执行的‘改革’路线都是反人民的。”

  4.

  2013年3月12日,那是一个我们党步入新时期前夕的关键节点,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要宽容改革失败者》

  “改革”,是一面金光闪闪的免死金牌,一切在“改革”名义下进行的操作,其失败都是可以被宽容的。

  历经近三十年的“改革”,那一阶段的中国舆论场早已不谈巩固公有制、不谈高举马恩列斯毛、不谈坚持党的领导,那是一个各级党委沦为加里宁、沦为晁盖的时日。

  如孔庆东教授所说,那时候在中国的高校,哪个教授要是在讲台上宣扬毛主席、宣扬党,那简直看起来是“有毛病”。

  那么“没毛病”的是什么呢?学术组织的官僚化和学术行政的宗族化。

  从1992年未名湖畔经济学院资料室主任兼院党支部书记的解万英教授,到2013年重庆大学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创始人梁锡昌教授,多少纵身一跃的学术生命逝去,在控诉着中国党政分离之下高校校内的污黑生态。

  校长成了地头蛇,博导成了资本家,黄四郎们不再拿枪,而是纷纷戴上了博士帽——文革中那些被打倒的学阀,重新拔地而起,地方山头主义与官僚主义崛起的结果,就是“党委领导”的灭亡。

  由高校领域延伸的,是教育市场化、医疗私有化、企业自主化,乃至到了十年前南方系新闻集团最为猖獗的顶流巅峰时,“军队国家化”都被喊上了主流媒体的台面。

  这一幕,何其熟似:1990年3月,苏联第三次人代会上通过《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根本法)修改补充法》,其规定苏联总统是苏联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有权任命和撤销军队高级指挥员——这就从法律上剥夺了苏共领导、指挥苏联军队的最高权力。

  党政分开,一场历史的阴谋。

  跋.

  2015年1月1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召开。

  会议议题是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这是全面加强党对政权领导的标志性会议

  会议明确了党中央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之间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大大指出:“要加强纪律建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而最“根本的政治规矩”就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组是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在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设立的组织机构,是实现党对非党组织领导的重要组织形式和制度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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