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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乱象丛生, 审查制度为何老顶罪?

吴靖 · 2020-10-25 · 来源:修远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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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思考媒体改革时,也需要摒弃改革就等于市场化的固有思维模式,从世界各国的公共服务媒体政策中,从中国社会主义媒体实践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一个理想的公共传播秩序应该包容多样的传播形态和传播模式,社会主义曾经实践过的社区传播、地域传播、行业传播、社会组织传播等各类非盈利的、基层的、参与性的传播活动,应该在新媒体技术帮助下得到创造性地再生。

  ✪ 吴靖 |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导读]近两年来,伴随着大众舆论日益分裂的状况和共和政治危机的出现,商业媒体和知识分子对互联网舆论的态度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逆转:对媒体传播机制的反思突然成了各种社会危机讨论中最显著的课题,对“后真相时代”已经到来的恐慌也弥漫了整个新闻界和知识界。本文将传媒现象具有代表性的反思放在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背景中解读,尝试跳出既有体制和行业对研究视野的束缚,去剖析媒体的社会角色。

  本文作者认为,媒介生产者对于媒体内容的塑造力量远大于制度、审查或经济的影响,而生产者群体存在一个先在的逻辑框架,即“政府”与“人民”有内在的矛盾与冲突,这就形成了媒体悲情化的自我认同:他们需站在“人民”一边抵抗“政府”的迫害。英雄式的高大形象不仅不容忍对媒体行为的批评监督,而且弱化了政府与社会相互依存、建构的正向关系。

  审查作为构建媒体悲情角色的关键因素,作者认为审查的专制并非源于审查本身,而是审查本身行政化的结果。基于自身位置安全性出发的审查者,往往倾向于宁紧勿松,不仅增益了内容生产者的道德光环,也在一定程度粉饰了违法法律或道德的行为。媒体作为公共服务,在市场的逻辑下却让坐拥大量资本的企业或集团垄断霸占。本文作者认为,作为媒体从业者或是研究者,应当更多地从社会角度思考传播活动及其后果,为推动民主化传播体制的建构提供智识上的准备。

  本文由“跨文化战略”授权发布,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读者参考。

  一、传媒从业者身份认同

  在一个社会整体价值观比较混乱、精英群体的社会共识还尚未达成的时代,传媒话语成为体察时代精神的重要场所。理解传媒话语的一个重要路径就是去考察媒介生产者群体的身份认同和意识形态。作为阐释共同体,他们的价值体系和世界观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主流媒体对于世界、社会、人的描述与再现。这种塑造的力量在符号操作层面要远远大于制度、审查、管理甚至经济对于媒体内容的影响与建构。

  改革开放以来,对于中国媒体生产者群体的身份认同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件之一就是新闻改革中的“政府与人民”的辩论。这个辩论产生的逻辑前提是改革前的新闻制度落后于时代,需要勾勒更加“先进”和“现代”的媒体社会角色。对于这场论辩,不论参与者的具体观点为何,其实都已经进入到一个先在的逻辑之中:那就是“政府”和“人民”有其内在的矛盾与冲突,在新闻生产的过程中需要进行取舍和选择。这当然是权力机关在向国家统治精英转型过程中所必然要遇到的身份危机——在革命时代作为先锋队身份的合法性在政权建立之后会遭遇到为全体公民服务还是为公民中部分人组成的政党服务这个代表性断裂的问题。

  这场辩论本来能以历史和动态的视角勾勒政府与社会相互依存、相互建构的关系。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和国际话语的影响,这个论题却成为“国家/社会”、“政府/公民”等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滥觞。这一二元论述在后冷战时期的公民社会理论、新自由主义市场至上论、宪政民主论中都得到了充分的继承和发展,在中产阶级知识精英的政治思想中,已经成为不言而喻的常识。

  在“政府”和“人民”的二元对立中,“政府”意味着服务于权力和特殊利益,而“人民”服务于普遍利益,对于急于在社会转型时期寻找角色定位和身份认同合法性的媒体从业者来说,站在“人民”一边抵抗“政府”的迫害,就成了一种屡试不爽的悲情叙事和道德姿态。而现实生活中的新闻实践,也在很大程度上印证和强化了这种媒体的道德光环与悲情化的自我认同。

  变迁中的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价值失范的现象,违法、腐败、道德沦丧等等,媒体对这些议题的报道既满足了大众传播所需要的眼球效应,又同时塑造了媒体铁肩担道义的高大形象和媒体工作者英雄主义的自我认同。这种英雄主义和善恶对立的叙事模式从80年代的报告文学、90年代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调查新闻、电视媒体中的民生新闻、揭黑报道、到今天媒体中的深度报道、曝光式新闻,一直都是中国媒体行业的业务与道德典范。

  吊诡的是,这种自外于中国社会的复杂变革与权力纠葛,以上帝姿态怜悯、揭露、批判、帮助芸芸众生的媒体自我意识,又和政府对媒体角色认知的传统惯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传统意识中,媒体是先锋队的喉舌,是教育和动员民众的启蒙者,是传播先进文化和思想的平台。而现实中的媒体却把这些在应然层面对于媒体的理想化的期许,转化为实然层面对于媒体英雄角色和道德光环的确认,并以此为理由拒绝甚至抵制对于媒体行为的任何批评与监督。在市场化的今天,媒体本身已经成为某种特殊利益集团,以及通过商业交换成为特定资本和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但是媒体圈已然形成了“传播自由(并非所有人的传播自由,而是媒体自己的传播自由)至上”、“传播即正义”的本质主义思维模式。对于传播自由与社会利益、公序良俗、公民权利等方面的潜在与现实的冲突,媒体通常采取的是否认、回避、自我辩护和遮蔽讨论的态度。很明显的一个现象是,在一个喜欢追逐丑闻的时代,媒体通常对发生在媒体界的丑闻刻意回避、轻描淡写,包括国际社会发生中的各类媒体丑闻。因为机构化的大媒体仍旧基本垄断了人们对于世界事务的信息来源,这样的集体沉默对于中国公众了解媒体的社会角色和运作方式设置了很大的障碍,更加阻碍了公众了解当下媒体所代表的话语权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政治资本之间的复杂利益输送与勾结。

  要打破这种媒体天然正义的神话,以及媒体从业者悲情加英雄主义的自我认同,需要媒体职业理想和社会理想的重新建构,更需要公众对于传播过程的积极参与。媒体应该成为社会言论的公共平台,而非社会舆论的专业制造者。这就牵扯到什么是真正的公共传播平台,及其建构策略。在后文讨论媒体市场化的时候会有进一步的论述。

 

  二、传媒审查

  在塑造媒体从业者自我悲情化的力量中,审查制度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其实审查古今中西一直存在。人类社会对于言论与艺术的传播,总要进行美学的、道德的、法律的、政治的、经济的、自我的等等各类审查。但是,在一个自由的价值被越来越推崇的时代,审查变成了古板和专制的代名词。

  于是,中国社会中确实存在的各类对于言论和传播的审查行为,就成了媒体最得心应手的自我美化和拓展自己利益的工具。只要是声称遭到了审查和压制,可以提高书籍期刊报纸的销量,可以增加电视收视率和网络点击率、甚至可以把违反道德和法律的行为粉饰为英雄壮举。有的时候,草率和粗暴的审查行为不仅无效,反而像演双簧一样,促进了被审查内容的进一步传播以及内容生产者的社会地位与道德光环。

  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取消一切审查——世界上没有这样一个不存在审查的地方——而是说审查什么、为什么审查、怎样审查,其实都是政治问题、也是公共问题,应该在一定的理性讨论甚至辩论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而不是简单地把这个任务行政化。行政化的结果其实就是审查的非理性、不可预测性和人治与任意的特点。

 

  行政化的审查往往倾向于宁紧勿松,这是因为审查者通常都是从自己位置的安全性出发而非出于对审查内容的理性判断来做出审查的决定。这会导致审查行为的弥散性,即在遇到任何传播危机、观念冲突或者出位言论的时候,最自然的选择就是审查,而不是认真应对和参与公共辩论。这样的审查除了给批评者留下口实,恶化中国言论管制的国际形象,基本没有什么正面的作用。

  更严重的后果是,无处不在的弥散性审查极大地削弱了中国的艺术家、知识分子、媒体从业人员,乃至普通公民对社会事务的判断力、阐释能力和公共表达的能力。习惯于在既定的框框里理解社会和处理信息的人,对于现代传媒的各种巧妙的宣传手段是没有多少抵抗能力的。缺少媒介素养和批判意识的文化消费的公众、大众传媒的自我精英化和对言论的垄断,以及未加反思的审查行为,三者构成了一个封闭的系统,实际上是在互为生产条件:被动的公众导致了傲慢的媒体,傲慢而不加节制的媒体引发了频繁的审查行为,而常规化的审查又导致了被动的公众和虚无主义的媒体。

  在中国的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时候,在社会分化加剧,社会发展模式日益多样化的时代,任何政策的设计与选择背后,都会有复杂的特殊利益、环境风险、技术问题、价值冲突等等,需要公众的深度参与和广泛讨论,在形成基本共识的基础上加以推进。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应该是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协商政治,而非由少数精英垄断的媒体表演与政治决策,这就需要我们这个社会去追求具有民主和公共性内涵的媒体制度安排。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中也更应该有一套正面的有关人民的传播权利,以及关于公开、包容、对话的传播理念的论述。

 

  三、传媒市场化

  在当下对于中国媒体制度设计的讨论中,媒体的市场化、企业化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常识,充斥于政府官员、学者和传播媒体的言论中,似乎已经不存在任何其他的可能性。但是,正如冷战后“历史终结”的宣称在全球资本主义所造成的金融、社会、环境与文化危机面前不攻自破一样,新自由主义媒体政策所引发的公共传播的倒退与危机,也在全球许多地方引起了学者、社会运动、政府和社会组织的批判性关注。

  传播媒体,因为其产品的特殊性质,如果彻底服从商品和市场的逻辑,就一定会导致垄断、话语暴力、践踏伦理底线、景观轰炸与炒作、有偿新闻(不闻)、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的爆发。这些问题在当下中国的媒体场域中都有非常普遍的体现。媒体产品因为其内容生产的独立性、智力上的高门槛和传播效果的不可控性,加上复制与传播的低成本与方便性,在市场逻辑下就会有利于那些拥有庞大资本、知识产权资源和覆盖广泛的传播渠道的大企业霸占和垄断大部分的传播市场。为了获得超额的利润,传媒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理性选择就是将类型化的媒介产品最大规模地覆盖所有的市场,让最大多数的人只能接受同一性的言论、娱乐、美学和世界认知,这样更有利于媒体商品和媒体市场的自我再生产。

  达到这个目的的主要方式有两种,一是大企业通过资本运作吞并小媒体、建构多媒体的整合企业,或者跨国进行媒体购买和兼并。这样的资本活动在美国90年代末期媒体管理的“去规制化”浪潮中表现得及其活跃。所谓“去规制化”其实就是放开对媒体兼并和跨媒体兼并的法律限制,而这种限制在传统的传播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其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作为重要社会公共资源的传播媒体集中到少数垄断集团手中,从而降低传播活动的代表性、公平性和多样性,对民主政治产生不可逆转的伤害。而新自由主义将一切社会产品看成可商品化的对象的思想也冲击了传播领域,导致包括新闻在内的一切传播活动趋向逐利和媒体兼并的浪潮。

  第二种方式是将媒体产品的类型高度标准化,发展出流水线化的生产机制,使得相同的内容、思想、美学品味、价值体系在不同的媒介形态、不同的文化语境、不同的媒体市场中充分流通。好莱坞电影对全球市场的占领、国际通讯社中西方中心主义的新闻、视频、数据、观点随着全球新闻贸易成为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迥异的国家最主流的新闻来源,电视真人秀节目的模板作为商品在全球流通,使得各国黄金时段的电视银幕都被稍加修改却高度同质化的选秀节目所占据……

  这些都是媒体企业在面对市场机制时的理性选择,与企业资本的来源、所有制性质、媒体所属的国家关系并不大。而且在逐利的压力下,传媒企业总会选择已经获得市场成功的媒介产品进行购买和模仿,而不会努力追求原创性、独立性、多样性、深度、反思性等只有在将传播作为目的而非手段的公共服务语境中才会追求的传播理想。因此,在当下的中国,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即便是资源丰富、渠道完备的国家级媒体在内容生产上面也出现跟风、低俗、炒作、西方中心主义等毫无文化自觉与意识形态自主性的状况。

  在新媒体和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公共传播危机面前,各国都在思考传媒作为必不可少的公共产品如何独立于资本和市场的霸权而存在。中国在思考媒体改革时,也需要摒弃改革就等于市场化的固有思维模式,从世界各国的公共服务媒体政策中,从中国社会主义媒体实践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一个理想的公共传播秩序应该包容多样的传播形态和传播模式,社会主义曾经实践过的社区传播、地域传播、行业传播、社会组织传播等各类非盈利的、基层的、参与性的传播活动,应该在新媒体技术帮助下得到创造性地再生。

  

  四、传媒学术研究与教育

  当代社会是媒介化的社会,传媒已经渗透到人们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和塑造着人们的精神生活、社会想象、价值观念、身份认同、政治理念等。传媒机构作为话语权的持有者,与全球政治、经济、社会资本与权力有着复杂的互动与交换关系。对于传播和传媒的学术研究是当代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传播的学术关注起源于20世纪初的美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以及大众社会的形成等现代性问题成为社会科学探讨的对象。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大众传媒的技术与组织进一步扩张,成为主导性的文化机构,在市场、社会动员和战争等力量的推动下,大众传媒日益成为庞大的宣传机器,成为商业与政治精英说服民众的强大武器。在时代需求和资本支持的双重塑造下,宣传成为这个时期传播研究的主流议题。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到现在,欧洲和美国的传播研究发展的主要社会背景是: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变革、社会文化的多元发展、社会与政治民主的诉求高涨、全球消费社会的形成、全球经济、人员、文化的流动性增强等,这些都使得传播媒介成为社会研究的核心对象。70年代以来,在欧洲批判学术传统的影响下,美国的传播学和传媒研究也出现了文化转向,将传播媒介、传播制度和传播活动看作是社会生活与文化表征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播研究成为现代性研究的一个具有活力的跨学科领域。当下全球化和数字化语境下的传播与媒介研究和教学,更加强调跨学科、跨媒介、跨文化的特性,这是国际层面学科转型和发展的大方向。

  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的发展具有非常不同的历史背景。就目前学科史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的基本共识就是中国对于传播学这个概念的引入者,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接触到西方大众传播研究的新闻学者。有学科史的研究者指出,“如果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传播学最初进入我国时的那段历史有较为清醒的认识,我们就不难发现,尽管当时传播学的研究主体确实为传播学理论新鲜的知性观念所震撼,但来自传统新闻学背景的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将其用来解决一个实际的重大问题——新闻体制改革。

  在第二届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之前,在一篇论述中国传播学学科发展方向的文章中,徐耀魁指出了中国传播学应先着重解决的几个问题:‘从研究受传者即受众入手,解决传播媒介与群众的关系问题,政府与人民的问题;根据受众具有多层次、多兴趣、多要求的特点,建立多层次、多种类的新闻传播机构和媒介,发挥媒介的多功能作用。实现传播的双向流动;重视受众的反馈信息,加强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这一表述充分表达了早期传播学的代表学者对于传播学存在价值的看法:‘中国传播学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让宣传部门接受科学的传播学’。”

  这种情况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在极其缓慢地发生变化。从20世纪90年中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市场化的深化,以及中国对全球化进程的深度卷入,传播学的本土化获得了难得的机遇。随着原本没有新闻学的综合大学开办传播学专业,以及更加多元和丰富的传播与媒介研究传统从欧美和东亚国家的直接引入,中国的传播学独立发展和新闻学自我转型的过程在同步进行。但是由于既有的学科体制、行政资源、话语权威的惯性,国际化的传播与媒介研究的思路与本土化的新闻传播研究的思路仍旧具有一定的张力,两者间的进一步沟通、互补、交叉和创新需要有识之士的探索和推动。

  在国内传播学研究领域,普遍存在新闻学统领传播研究的现象,结果导致了传媒研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一系列扭曲关系:

  首先,强调技能培训大于媒介素养。缺少历史和社会理论的框架,学生只能从狭窄的新闻史学习中理解传媒在中国社会中的角色。这样的新闻史叙事只能灌输给学生一套由权力所塑造的意识形态以及传媒行业的自我英雄化和自我中心主义。这种单薄的新闻史教育与研究割裂了传媒与宏观社会变迁的有机联系,导致研究者更多从狭隘的行业诉求、而非社会利益的角度出发来理解传媒研究和学习的目的。

  其次,从美国主流传播学中选择性学习的效果研究,同时迎合了传统新闻体制和市场化传播活动对于科学预测、受众调查、危机管理、营销广告、宣传策略等工具性学术研究的需求。工具性的学术研究的问题在于,在研究问题的设计中只问结果和手段,而不去质疑特定传播活动的社会合理性和意识形态,形成了盲目崇拜目前处于霸权地位的西方传播制度的普遍心理,这样的认识也普遍存在于传媒从业人员、政策制定者、传媒管理者之中。

  第三,静止和抽象地理解与传授传媒职业伦理和职业规范,以市场化媒体的日常运作标准为圭臬,僵化地理解传播伦理和规则,缺少从社会角度思考传播活动及其后果的思维训练。

  传播与媒体研究只有跳出既有体制和行业对研究视野的束缚,从历史和社会变迁的高度去理解和剖析传媒的社会角色,推动民主化传播体制的建构,为人类应对媒介化社会和媒介化生存提供智识上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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