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金庸还有什么价值，那么或许就是其阶级立场的转变可以作为鲜活的反面教员，来给国家乃至国际过往的历史转向提供一个注脚。
曾经在《书剑恩仇录》和《碧血剑》中鲜明点触阶级斗争、反统治压迫的那个金庸，从《射雕英雄传》开始——准确地说，从他在1970年将郭靖黄蓉与秦老汉就地主豪绅压迫的对话整幅删除开始，金庸就已由左侧悄咪咪地挪步到了右侧。
那个时候，他早已经离开了《大公报》，转而办了《明报》，笔下的郭靖也早已经成了一个喃喃自语“我习武难道就是为了杀人吗”的一个抵触斗争、漠视社会阶级压迫的“小清新少年”。
也许80年代开始的一大票圣母式反战思维的萌新作品，其理论取源就是来源于金庸塑造的这个郭靖吧;又或者，是他1963年的那篇《宁要裤子，不要核弹》吧，漂过了深圳湾，就演化成了“造导弹不如卖茶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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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金庸（及其为代表的武侠者）的伟大意义，在于他（们）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空虚，见证了几亿人在一夜之间都从袁承志变成了垂首迷惘的郭靖。
失去了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80年代之后的四代中国人只能用虚构且取材前史的武侠小说来自我慰籍。因而，包括金庸文学在内的一大批武侠小说，站上了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文艺高位。
这是很诡异、很惊悚的现象，因为它体现着对“身后走过的路”去进行的一种“强行遗忘”的欲望，这种爆发式的欲望在驱逐红色的革命文明退场，也进而大踏步地去拥抱蓝色的海洋文明飘飘登台。
因而，当1981年最高领导接见了金庸、从而开闸引流时，伴随在金庸武侠文学两侧的，一定是张爱玲等人的矫造浪辞，以及邓丽君等人的靡靡之音。
中国大陆，开始“舒服”起来了，开始“软绵绵”起来了。
具体来说，就是自80年代末期开始，像曾经的《上甘岭》《英雄儿女》《平原游击队》《东进序曲》《地道战》《地雷战》《大浪淘沙》这样的文艺作品愈发受到压制，而伤痕文人与伤痕导演们的作品则开始大行其道。
从《活着》到《车欠土里》再到《无问西东》，沦陷循序渐进，崩塌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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