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一样的套路，还是那几个眼熟的霉体。
堵着门店采访对新闻敏感度不高的顾客、强行轰炸耐克等品牌的直播间、故意攻击涉事洋品牌的中方员工——最后，把这些极端乱举统统嫁祸到「爱国者」身上，而他们则瞬间摇身一变、成了第三方的观察者，优雅淡定地掏出了相机与纸笔…
混入麻匪队伍、头戴四筒面纱、扩大革命指示、破坏革命行动、搞乱革命氛围、歪引革命方向………
这种行径，九年前的反日大游行我们就见过了。
如果九年前没有印象，那么去年的美国黑命贵运动，应该忘不了吧?深宫精英组织掌控的假麻子队伍，总是能精妙地操控群体运动的节奏，然后再罗致罪名、悠然地降罪。
明明是正常的抵制洋货，偏偏有人在队伍中打砸抢;明明是有限度的抗议抵制，偏偏有人在队伍中把矛头指向中国员工，最终成功促成中国人自己的内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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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抗拒洋货的群众运动，不妨再多谈点思考。
九年前的那场反日爱国游行，拳拳赤子心的街头国人被南方系凶狠地扣上了“爱国贼”的重帽。明明是大义凛然的爱国行为，却爱出无数的极端、无数的罪名，以致全部都扣在了所谓“小粉红”的脑袋上，给公知和右翼精英们递了刀子。
这是当年反日游行最大的悲剧性。
抗日游行最顶点的极端图景，无疑是2012年9月发生在西安的著名的“U型锁事件”。
那件事的恶劣影响可谓持续至今，给爱国青年群体抹下的阶级阴影挥之不去，仍有公知霉体人时至今日还乐于用“U型锁少年”的恶毒称谓去攻击抹黑爱国人士。
同时，对于U型锁事件和事件主角蔡洋，这么多年来我们对其进行的反思实际并不深刻，甚至反思的方向都是偏离的。
对于蔡洋，几乎所有的舆论声音都是责难的大棒，并“以小见大”地污名化所有自干五群体。
好像，并没有多少人会关心蔡洋这个人其本身，以及究竟是什么会让一个青年产生报复社会、借正义运动去输出不当举止的念头。
蔡洋当时只有21岁，从老家南阳来到西安，吊在空中刷了两年的墙，U型锁事件时，他还在为涨到200块一天的工资而兴奋幸福。
蔡洋平日里喜欢看抗日神剧、上网玩枪战游戏。作为一个都市底层讨生者，他一直有一个上大学的梦，但仅仅是个梦。平时他还喜欢在QQ空间里孤独地诉说爱情、十分之非主流。
其时，主流舆论对于举起U型锁砸毁日系车的蔡洋，只有一个冷冰冰的评语：“仇富”。
是啊，在九年前那个被南方系统治的言论江湖里，「富」代表着唯一的意识形态高位，仇富者是必须被打入十八层地牢的“low人”。
仇富的特性，蔡洋或许真的包藏于灵魂中。早在抗日游行事发前，蔡洋就曾在公司项目经理的奥迪车上撒过一泡尿，为此“感觉很爽”……
由此，我们可以观察到，蔡洋这个个体是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人，他想要得到更多、想证明“我很重要”，但是他无法寻找到身份认同。
「寻找身份认同」，这其实是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事情，所以这个世界上会有党派、会有组织、会有群体、会有制度——以及，阶级。
但是很遗憾，在那个时代，千千万万像蔡洋那样的底层蝼蚁，他们失去了阶级共同体的庇护，成了一具孤独的行尸走肉。
为了生存，他们走进了繁华的大都市，但是刺眼的绚丽灯光、冷漠的钢筋水泥、傲慢的车水马龙，又进一步轰塌了作为一个个「小人物」的蔡洋们的脆弱内心。
他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属于什么，更不知道哪里/哪群人是自己的同侪。偌大的城市，完全没有他们的栖身之所。
所以，他们沉迷网络的非主流，也沉迷进了看似可以“放开手脚”的抗日游行队伍，然后，放飞了自我………
还记得电影《无名之辈》里的憨贼吗?那个被电视里西装革履、高高凌上的电台主持人无情地用鬼畜视频戏弄的憨贼。
“老子犯法你就抓老子啊，为啥子要恶搞老子……” 初看这部电影时，这句台词真的让我破防。
影片中的憨贼和现实里的蔡洋是一类人，从农村来到城市，沉迷于枪战小游戏后便萌生了强烈的“价值自证”的诉求。
他们想要的很简单，就是尊重。
今天的杨坤们可以高高在上地说《惊雷》不是音乐，也可以说它俗到了地底——但杨坤们不但批判喊麦还要说喊麦者“脑子有问题”，这样子着实不好看。
都知道塔尖的人读不懂底层的悲伤，但鲜有人知道，他们同样读不懂、甚至还会曲解和污化底层的快乐。
“顶层”与“底层”，是如何形成的呢?
「重工业烧烤，轻工业喊麦」，新兴的喊麦文化是伴随着东北辉煌时代的旧去而淬成的。它是时代的产物，与人无关，与音乐审美亦是无关。
从1998年国企解体一路走来的东北人，都懂。
“听惊雷的脑子没问题吧？”这和前年王思聪高傲地叫嚣“9102年了还有傻x没出过国”，有什么区别?
这是一种抛弃，就像是九年前南方系对蔡洋的狠狠践踏。
咖啡和大蒜当然无高低，但是谁是咖啡、谁是大蒜?
谁来定义，这是社会话语权的问题。
中国社会约莫自80年代后，话语权逐渐从工人阶级剥离，至于流向了何方，众生应有体会。
改革开放使得昔日中产阶级的本质趋向了资本语境里的“无产阶级”，他们的财富无限脆弱，导致的就是文化生产力的滑坡和文化话语权的被剥夺。
最后，唯一能够使他们聚集在一起的，只剩下了「民族主义」这根最后的稻草。
但是就像《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说的：“民族是‘虚幻共同体’，民族间的斗争是‘虚幻的斗争’，目的是掩盖真实的阶级斗争”、“民族主义不是天经地义的自然真理，而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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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前的抗日游行，北航教授韩德强先生在队伍里怒掴一位老头，同样遭到了全网的痛骂。一时间“教授打人”的标题让韩德强成了众矢之的。
但没人会去关心韩教授为什么会忍无可忍。
当时在日本大使馆前的游行人群中，有农民兄弟们打着毛主席的画像，一遍遍地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毛主席万岁”、“誓死保卫钓鱼岛”，还有两个青年人举着一幅床单“毛主席，我们想念您”——结果，那个老头儿突然回斥一句：“想个屁!”同时开始喋喋不休地用极其恶毒肮脏的语言咒骂毛主席。
这让韩教授动了怒。在他眼里，这是绝对的汉奸，因为这个身份不明的老头是在爱国游行队伍里挑起内斗，相当于战时反戈搞破坏。
并且，那个老头也还手打落了韩教授的眼镜、把韩教授左眉角打出血。
然而，霉体们、乃至主流霉体们只会将韩德强定义为“法西斯”，别无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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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底层青年的U型锁，八旬老头攻击毛主席而被霉体支持，右翼霉体扩大化群众爱国运动进而泼脏水——这三幅场景结合在一起，可以给予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示?
仅仅依靠民族主义就想要将失语的无产阶级团结在一起，这是很脆弱的，它很容易因为鸡血不足而分化、也很容易因鸡血过热而过火。
当咖啡与大蒜的“雅俗定义权”被剥夺，配合着三十余年「去阶级化」的教诲，孤零零的民族主义并不能在斗争中回报给无产阶级更多的利益，这是2012年U型锁事件最沉重的教育反馈。
在人民没有真正掌握权力的地方，他们的民族主义、热忱爱国心，都成为了别有用心的敌人最好的操控工具。
恰如身份政治与黑人主义并不能够给美国的有色人群换来实质性的政治回报，所有的运动都停留在了街头行为艺术的天花板处。
九年前蔡洋的悲剧，对比2021年群众已然理性的抗议姿态，这凸显的是时代推进下民众的觉醒。
九年前我们看不清队伍里的假麻子，九年后我们可以一眼分辨心惊报的把戏;九年前我们更多地在追逐快感和慰藉，九年后我们意识到应该去索取的是实在的利益;九年前我们视日系商家为仇敌，九年后我们明白“打工人何苦为难打工人”。
甚至，连浑水摸鱼者都能被一眼看穿。
就像是约半个世纪前的“要文斗不要武斗”，也像是约一个世纪前的“外争主权，内惩国贼”——九年后的今天，还是面临帝国主义的野蛮，还是发起抵制洋货运动，但这一次越来越多的人找到了彼此的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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