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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被罚182亿,背后是中国两千年不变的国策

温伯陵 · 2021-04-12 · 来源: 温伯陵的烟火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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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喊了几年的福报,终于等来了大福报,也算求仁得任,求锤得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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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巴巴因为垄断行为,被罚款182.28亿元,国内舆论场已经发酵两天,基本是点赞行为居多。

  从数字来看,这份罚单的确很大。

  但是由于阿里家大业大,以后还有价值,再加上“百万漕工衣食所系”,182.28亿的罚单谈不上伤筋动骨,完全可以理解为警告。

  这也是我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优良传统。

  要是按照中国“重农抑商”的基因,已经垄断市场的阿里巴巴,即便拆分成几十家公司也是正常操作,一点都不过分。

  关于这件事,网上已经说的很多了,我就从“重农抑商”的角度聊聊。

  2

  先来说重农。

  毛主席在诗里写过:百代皆行秦政法,就是说中国的政治基因,都是来自两千多年前的秦国。而秦国崛起又是从商鞅变法开始的,所以很多事情都要从商鞅变法里找原因。

  商鞅变法的核心之一,便是重农抑商。

  商鞅的原话是:“国所以兴者,农战也。”

  倒不是商鞅有意贬低商业,而是因为古代中国没有工业和制造业,唯独农业是生产项目,商业除了倒卖农产品赚取利润以外,并不能给国家生产任何东西。

  换句话说,商鞅的重农抑商是保护生产项目,打击不从事生产专门食利的行业

  这也是重农抑商的本质。

  所以商鞅给了农民很多优惠政策,比如“力本业耕织至粟帛多者,复其身”、“使民以粟出官爵”等等。

  什么意思呢?

  这些政策的意思就是,农民开垦荒田多导致产出粮食多,可以免税或者免除徭役,如果粮食多的吃不完,还能卖给国家换官职爵位。

  只要努力劳动生产,就有这么多好处,谁不是抢着干?

  所以秦国的农业生产水平,一年比一年提高,到了秦始皇时期,秦国境内到处是万石粮仓,甚至在咸阳有一座囤粮十万石的粮仓,由此可见秦国的生产力多么发达。

  几十年后的司马迁都说了,秦富天下十倍。

  这一切成绩,都是商鞅重视农业保护生产的结果,如果不在政策上倾向于生产性质的农业,而是任由农民跑去倒卖商品,秦国怎么可能富裕。

  毕竟商业的本质不是生产,而是流通。你都没有生产的东西,能流通什么?

  而重农和国家财政强相关。

  因为农业是有固定生产资料的,也就是在固定的土地上劳动,而土地归国家管理,在没有权贵大地主的时候,国家可以直接下来收税,非常方便。

  即便农民不想交税,又能跑到哪里去?

  生产资料在这里,跑了和尚跑不了庙。

  商人就不一样了,他们没有固定的生产资料,对国家不满意的话,收拾家当就跑到其他国家去了,秦国还能跨国执法不成?

  资本没有祖国,说的就是没有固定生产资料的资本,逃离非常容易,无非是换个总部的事,能费多大劲。

  既然资本可以随时逃离秦国,那秦国的财政收入怎么保证?

  把国家的财政收入,寄托在虚无缥缈的人性上,相信资本家是爱国的,那才是真的傻缺了。

  当然很多资本家是爱国的,但国家不能寄希望于人性,而是必须有强硬的反制措施,让资本家不得不爱国,才是一条正路。

  这也是商鞅重农的逻辑。

  然后再来说抑商。

  前些年有一种说法,中国几千年重农抑商,扼杀了资本主义萌芽,古代政治家纯粹脑子瓦特了。

  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重农是肯定的,抑商却不是彻底打击商人,不允许存在任何商业活动。事实上,商业做为人类的正常行为,根本不可能彻底禁止。

  因为中国的国土面积非常广大,每个地方都有固定的产品,比如四川产竹子、山西出小米、河北有好马等等。但是每个地方的人,都不可能一辈子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四川军队需要马匹,河北和山西有时候也需要竹子,对吧。

  这也从侧面证明,市场是一定存在的。

  那么负责货物交流的人,就是商人。哪怕商鞅变法是重农抑商,也必须保证商品流通啊,要不然整个国家就垮了。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而且商鞅自己都说了:“农、官、商三者,国之常食官也。农辟地,商致物,官法民。”

  也就是说,农民负责种田,商人负责流通商品,政府负责管理农商。

  商鞅是冷酷的政治家,不是精分,到底该如何治理国家,商鞅门清。

  所以抑商不是彻底禁止商业,而是把不事生产的商业资本,压缩到可控的范围内,只要能做到商品流通就行,不至于商业资本坐大以后,和政府分庭抗礼。

  抑商的本质就是抓大放小

  那些富可敌国的豪商,一定要用行政力量打下去,或者拆分成零散的小型商业资本。

  至于原本就是小商,风吹日晒赚些辛苦钱的,国家完全可以高抬贵手放一马,甚至在国家急需用钱和物资的时候,还能顺手扶持一把。

  这些容易控制又能办实事的小商人,才是国家的心头好。

  这是抑商的逻辑。

  3

  自从商鞅确定重农抑商的原则之后,重农抑商就成为中国的固定国策,经过两千多年的延续,已经是刻在骨子里的东西了。

  中国历代政治家都是人精,当然明白重农抑商对于国家来说,是一项非常好的政策。

  重农自然不必说,民以食为天嘛,没有了农业,万事都要抓瞎。

  而抑豪商,除了不事生产以外,其背后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

  

  其一是豪商和国家争夺劳动力

  古代中国的劳动力主要是农民,他们负责国家唯一的生产项目,可以说农民的数量,是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的根本。

  当豪商不用辛苦劳动,就能发家致富花天酒地的时候,自然给从事生产的农民造成榜样:

  “这哥们耍耍嘴皮子,就能赚到我八辈子都赚不到的钱,不公平啊,干脆我也不种地,做生意去。”

  当然,豪商能做大做强,有很多原因,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农民扔下锄头去做生意,未必能有什么成就。

  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如果越来越多的农民不种地了,学习豪商去做生意,那么田地荒芜是必然的结果。

  这样一来,国家直接掌控的人口便少了,以农业税为主的财政收入也少了,最重要的是整个国家生产的东西少了

  越来越多的人不从事生产,说明物质财富总量没有增长,而不从事生产、专门左手倒右手的豪商却越赚越多,意味着豪商完成了财富转移,导致国家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

  每个精明的政治家都知道,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一旦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国家就要乱了。

  这种事国家能忍?

  贫富分化又直接引出国家抑豪商的第二个原因——盘剥小民转嫁矛盾

  一旦豪商坐大,账户里有了海量的资金,当时又没有可以持续扩大生产的工业,唯一的流向只能是兼并土地,把资本锁死在土地上。

  于是占田几万甚至几十万亩的商业地主,在全国遍地开花。他们在商业的细分领域垄断之后,又不自觉地联合起来,垄断了国家的土地资源。

  从此以后,豪商们便成了坐地虎。

  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的抬高田租,而不必担心佃户不租了,毕竟全国到处都是大地主,你还能跑到哪里去?在哪里都一样嘛。

  佃户也没办法,只能忍受着高田租,辛苦工作一整年,不仅没挣到什么钱,反而要倒贴豪商一大笔,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这些佃户的典型代表就是杨白劳同志。

  而且豪商们在商业领域,也可以利用优势地位,盘剥下游的小商人,比如压低收货价格、垄断原材料提高成本之类的,总之就是两头吃。不仅要赚成本的钱,还要赚倒卖的钱。

  最终吃亏的,就是国家甚为倚重的小商人。

  齐国的管仲把这种事叫做一国两君,意思就是小民要给国家交税服役,还得再受一次豪商的盘剥,你体会一下这里边的意思。

  当佃户和小商吃亏之后,虽然也在背后骂豪商不做人事,但是在潜意识里,最怨恨的还是国家。

  因为中国是大一统国家,政府是中央集权政府,收税、打仗和制定法律的事情都包了,出了这种豪商欺负人的事,凭什么不管?

  结果就是豪商得到全部利益,造成的所有伤害由国家来背锅。

  那国家也要说了,凭啥?

  豪商敢杀人,我就敢诛心。

  而在贫富分化和转嫁矛盾以后,豪商会形成新的权力中心,这也是国家抑豪商的第三个原因

  因为在这个时候,农民和小商对国家非常不满意,把一腔怨气都撒在国家头上,要么盼着改朝换代,要么想着新君登基大赦天下,要么就希望有青天大老爷出来拯救黎民。

  总而言之,民心思变。

  而那些遍布全国的豪商们,便和官僚、贵族勾结在一起,组成国家体制外的新权力中心,并且利用手里的资源进行投机活动。

  谁让豪商们有钱呢,做什么事情都少不了钱袋子的支持啊。

  于是生猛如吕不韦,直接投资了秦国公子异人,用钱开路,帮他成为秦国太子安国君的嫡子。等异人登上秦王宝座以后,吕不韦一步登天,做到秦国丞相。

  如果不是礼乐崩坏的战国乱世,吕不韦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做丞相,做梦去吧。

  到了汉末刘备起兵的时候,马上得到中山豪商张世平、苏双投资的千金和宝马,入主徐州以后,得到徐州豪商糜氏家族的投资,并且迎娶了糜家的女儿做夫人,完成利益捆绑。

  这只是中国古代的官商权力勾结。

  现代的美国更骚气,那些大公司的总裁和董事,咣的一下就被总统提名为部长了,部长退休以后,嗖的一下就去公司做董事挣高薪了,政商转型太容易了。

  所以当豪商和政治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贫富分化只会更严重,转移矛盾只会更隐蔽,最终就是豪商掏空国家,人民和国家一起堕入万丈深渊。

  你说,豪商能不抑嘛。

  最关键的是,豪商赚钱的市场,原本就是国家的。

  要知道,形成市场的必要条件是海量的人口、畅通的运输道路、完善的基层建设、高效率的政府、以及太平的国家环境。

  缺少任何一个,市场就建立不起来。

  正是国家年复一年的投入资金和人力,才逐渐搭建起市场的架子,让商人在这个市场里互通有无,满足人民的生活需求。

  现在豪商垄断了市场,虽然也会给国家上交赋税,但是和利润相比,赋税只是九牛一毛上的毛尖尖,大部分钱都进了豪商的私人账户。

  那么国家就要想了:

  “你们拿两百万,朕分一百万,还要朕感谢你们吗?鄢懋卿,冒青烟。”

  这是国家的初衷吗?

  当然不是,自己搭建起来的市场却不能挣大钱,换做你站在国家的位置,怎么可能甘心?

  这也是国家抑豪商的第四个原因:豪商和国家争夺市场

  于是国家就成立国有企业,亲自和豪商们争夺市场。此外还要规定商人不能穿绫罗绸缎,并且在意识形态上贬低商人的人格。

  国有企业的商人,不是真的商人,那是官员。

  

  只有私人性质的豪商,才是“重农抑商”里的商

  毕竟国家企业在市场里赚的钱,都是属于国家的,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不仅可以继续投资基础建设,扩大市场规模,还能打造军备保家卫国。

  这种事,豪商是不可能做的。

  所以自汉朝起,盐铁官营便成为国家的主流政策,虽然偶尔要废掉官营让利于民,但每到国家财政紧张的时候,成立国企垄断市场,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这些利润归于国家的国企,才是国家的亲儿子。

  4

  “重农抑商”的国策,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对于中国的长治久安,其实是有大功的。

  有了这项国策,每个王朝基本能有300年的寿命,要是没有的话,估计连100年的大限都扛不过去。

  那些帝王将相都明白一个道理,稳定压倒一切。

  只有国家重视生产积累,才能不断向前走,什么时候以食利为生,就会制造一个巨大的泡沫,迟早把国家和人民都给吞没了。

  可惜两千年来,无数豪商不懂这个道理,前赴后继的走上断头台,迎来家破人亡的结局。

  后来的豪商依然不吸取教训,继续在这条路上狂奔,直到断头铡到了脖子上,才悔之晚矣。

  正所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现在来看阿里的事。

  “重农抑商”这项国策的雷,阿里几乎都踩到了。

  阿里是不事生产的巨无霸垄断企业,没错吧?

  那么站在国家的角度上看,企业大到不受控制就是原罪,因为它已经用资本和资源,在体制外形成一个权力中心,在我们这种中央集权国家,这是本不应该出现的。

  国家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国企才能给国家遮风挡雨。

  阿里处于这样的位置上,马云尚且不自知,去年在上海炮轰国家管的太严,前几年和林郑月娥抱怨杭州没有“一国两制”政策,这不是老寿星吃砒霜么。

  而且他们在完成财富转移之后,用“二选一”严重伤害了小商的利益,蚂蚁没有科技创新,也不从事生产,却薅了几年羊毛,损害的是“农(白领+万千家庭+实体制造)”的利益。

  这些小商和小农的利益受损,你说他们是骂马云呢,还是埋怨国家分配不公平?

  现在到了二选一的时候,国家必然是保小农和小商,处罚阿里。

  即便阿里把雷都给踩到了,也只罚了182.28亿,没有拆分成几十家公司,其他业务不受影响,马云也没有缺胳膊短腿。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还是我党厚道啊。

  马云喊了几年的福报,终于等来了大福报,也算求仁得任,求锤得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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