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最近引发热议的王思聪“强追”孙一宁的事件，网络上已有许多精彩的分析。一些文章明确指出王思聪的行为绝不是卑微的“舔狗”，其语言内容和语言姿态充满了辱骂和恐吓，实质上是一种性骚扰和性别暴力（如，孟大明白：《辱骂和恐吓不是追求》）。还有文章进一步论述了这些具有典型父权制色彩的语言和追求方式，是如何作为一种文化被不平等的性别结构所生产，同时又被用于维系父权结构的（如，后生价值：《停手吧，以爱为名的骚扰》）。
笔者认同这些分析的基本结论，希望在这些结论的基础上带入阶级压迫基础上的权力关系维度。首先，本文会论述为什么阶级与权力视角对分析性别议题依然重要；其后，笔者会尝试结合阶级视角讨论王思聪强追事件，同时谈一谈近段时间很受争议的“普通且自信”概念。
01
为什么阶级与权力分析的维度十分重要？
事件发酵之后，我们可以在互联网平台上看到一种有趣但也有风险（后文详述）的反讽方式。之前流行的“普通且自信”标签被贴在王思聪的身上：虽然是个巨资本家的儿子，跟女生聊天还不只是个普通油腻男的水平嘛！聊天记录中的油烟气有目共睹，但如果把其中性别暴力和性骚扰的仅仅定位在油腻上显然是不够的。否则，我们就会看到类似下图的后果：
如果思聪每次油腻发言都打钱，说话就不油了（？）
如果读者不认可上面图中的结论，那么将阶级压迫的维度分析带入本事件显然是必要的。许多“段子手”正是在觉察了这一点后，做出了生动且精到的讽喻：“这放在古代不就是员外或地主老财强抢民女（‘戏子’）的故事嘛”。这则吐槽既揭示了父权制的文化逻辑——女性的“美丽”成为了男性可以去（强制）占有的对象，又点明了支撑起性别权力的社会权力关系，即阶级压迫。前首富之子显然绝不 “普通”；而让他有恃无恐、甚至敢于在骚扰后依然扬言要搞臭受害者的，也正是自己的显赫身世和政治经济权力。让女方恐惧的，显然包括关于王家及其姻亲内种种“解决不听话的女人”的传说，以及现实层面上，王家作为重要的娱乐行业投资人，对于女方从事的直播等活动具有的实质上的影响力。
02
“普通”，还是“自信”？
因此，用“普通的油腻男”来概括和反讽王思聪和诸多性骚扰肇事者是不够有力的。顺此思路，我们可以反思一下“普通且自信”概念。王思聪事件正提示了我们“普通且自信”的重心本应该落在后面的自信上：难道我们会因为王思聪并不普通而理解他的自信，进而觉得他使用性别暴力和进行性骚扰就是合适的吗？
（老白：不会吧？不会吧！）
实际上，恰恰是因为许多成功男士在阶级、家庭、行政等权力结构中占据高位，才让他们变得“自信”和有恃无恐，并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将这种优势转化为实际的性骚扰和性别暴力。过去几年metoo运动的努力正是要将这些性骚扰和性别暴力拿到台面上来（尽管我们能看到的还仅仅是冰山一角）：诸君，刘某东、pku沈阳等诸多案例都是绝佳例证。
然而，“普信男”的话语结构在最近的实际运行中，其批判重点正从“信”和“男”向“普”滑落；这当然绝不是女性使用者的责任，大量从（未必自觉的）父权制立场出发的男性反驳者同样参与了这种认识的生产。在前段时间引起“普信男”话语发酵的“清华男征婚”事件中，许多男性反驳一些女性对这位征婚者“普信男”批评的主要话术，也正是“他并不普通”。这种话术得以成功，正是利用了先前提到的“普通且自信”逻辑缺陷（如果他确实不普通，那他就值得自信）。
同时，这样的话语也充分反应出，表现为婚恋焦虑的父权焦虑背后的决定性机制是表现为“普通焦虑”的阶级焦虑，即担心自己无法实现阶级跃升或保持阶级地位的男性“伪中产”或大学生无法认同自己真实阶级地位的一种症候。这种焦虑与女性“普信男”话语使用者中一些人的类似焦虑共谋。双方围绕“普通男”展开争论，一方想证明自己和很多男性其实并不普通，另一方试图将普通男的标签牢牢按在对方身上；一方说土猪拼命努力了之后就有资格去城里拱白菜，另一方说你其实依然会是个普通的土猪（或者我们换个更常用的词：“凤凰男”）。这看似争锋相对的观点背后其实共享了同一逻辑：普通是最大的罪过，普通男本身就意味着某种罪恶。
（衡水学霸的土猪白菜说）
这样下去，争论的结果只会是让一种本来极为有效的对男权的反讽，出现蜕变为反底层话语的危险。我们的关注点离开了“自信”以及自信背后的性别秩序与阶级权力关系，而把普通和底层视为原罪。与这种话语结构的流变类似，许多“都市传说”则恰好发挥了某种“意识形态”功能，希望把对性别暴力的关注更多扭向“黑暗中的低等（普通人）”。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前几年几乎每一个学校都会流传的“保研路”故事。这类故事版本众多，但母版类似。学校因为各种原因在施工，一些女生路过偏僻的施工区，被民工侵害。随后学校为了保护名誉，决定压住新闻报道，并给女生保研资格（许多传闻则已经进化成全寝室保研，就差全班保研了）作为封口费。
我们不难识别出，这类故事是极端男权的；它默认高校女生的身体是一种可能（尽管是被迫地）用来交换利益的“资源”，并想象它们会被来自“外部”的危险玷污。而外地民工或流浪者，在这种故事结构中，就成为校园之外的邪恶他者，性别暴力被认为是来自底层或外地的兽性爆发，就像欧美种族主义者对底层劳工或中东、拉美、非洲外来移民的类似描写一样。
笔者不敢保证这类事件从未发生，但近年来的现实已经揭示了这种想象的局限性和虚假性。我们不断的得知，校园中进行性骚扰和性侵害最多的恰恰是那些不普通的、甚至很受人尊敬的男性：教授、学生干部、学长…他们大多并不普通，但确是自信且意气风发（最时新的例子：岭南某大学爆出的性别暴力事件中的犯罪嫌疑人也是学院的学生会主席），一些人受了重拳才稍稍收敛，也还有很多人还在知识、行政权力和亲密关系的掩护下默默自信的延续性别暴力。
03
当父权制遇上资本主义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从上述分析中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作为一种性别秩序的父权制当然是真实存在的，但其往往需要通过现实中既有的政治经济权力关系展现出来。许多经验研究也从侧面证实了这一观点。来自熟人关系的性侵害和性骚扰大幅高于来自非熟人关系的伤害。这些施害者或许在其他场合是个“老实普通的人”，但他在与受害者的熟人社会关系中往往处于高位。在职场中，他是你的上司；在学校里，他是你的老师；在家庭中，他是你的长辈；正是依仗和内化这套权力结构，他们练出了“贼胆”，在特定场景中变得自信、有恃无恐和充满占有欲。或许在王思聪看来（以下仅为笔者臆想，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自己家财万贯、权势广布，学历高，颜又不差，聊天还幽默，只要步步紧逼，一个网红小女子束手就擒还不只是时间问题？
倘若事情果真如此，忽视阶级权力关系，过多纠结于“普通”，或许是陷入了一个理论陷阱。我们不妨也多关注一下，到底哪里蹦出来这么多“自信”的人，以及这些自信的人如何在何种（阶级、行政、家庭）权力结构中获得自信。归根到底，在阶级社会中，可能做到如此“自信”而认定别人是没有办法拒绝自己的男性，一定是不“普通”或至少认定自己并不“普通”的。本次事件的受害者面对加害者时，曾经准确地对加害者的“油腻”进行了归因：“万恶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结构性共谋，正该是我们所有人共同持之以恒斗争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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