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恍惚间，我国抗疫，又到了一个最严峻的关口。
正所谓，“餐馆和影院关闭、小区封控管理、全民排队测核酸……30多个中国城市时隔一年再次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新加坡《联合早报》陈婧：《中国要让疫情清零还是“与病毒共存”？》）。
被“懂王”特朗普列在他的“假新闻”媒体清单里的《纽时》，则用隐约有点幸灾乐祸的腔调形容说：
“中国正面临着自去年武汉首次病毒暴发以来的最大的挑战：高度传染性的德尔塔变异毒株正在全国迅速传播。中国官员承认，由于该变种的传播速度快且且很多感染者无症状，遏制此次疫情的暴发将比更为困难。”
5日，卫健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青华在新闻发布会上形容：
“由于本轮疫情波及范围大，人群面广，加之多个不同来源的输入病例导致的本土疫情叠加，增加了整个疫情防控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再往前一天，联防联控机制电视电话会议上提到，“进一步提高责任感，紧急动员、紧急行动起来，克服松懈麻痹思想”，以及“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守住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有关负责人研判，“近期国内出现多点散发疫情，发展趋势具有不确定性”。
会上，显然针对性地总结了这次南京“破防”的教训：
“外防输入一刻也不能放松，坚决守住机场、港口、陆路口岸等各个关口，入境人员和货物要与国内人员活动场所物理隔离，高风险岗位人员要闭环或封闭管理，工作期间避免与家庭成员和社区群众接触。”
再往前，2日，南京有关方面“自我批评”说，“聚集性疫情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思想上的松懈，导致工作出现漏洞，教训非常深刻”。
嗯，“根本原因是思想上的松懈”？
值得说道说道。
02
问题是：“思想上的松懈”，是怎么来的？
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这个所谓“根本原因”，其实不是根本原因。
{往期关联} 南京抗疫“欧美化”背后的路线之争：“彻底放开吧”？
1957年，毛主席在他的反右雄文《事情正在起变化》中，一开头就写道：
“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斗争的结果，走向自己的反面，建立新的统一，社会生活就前进了一步。
“共产党整风，是一个统一体两种作风之间的斗争。在共产党内部如此，在整个人民的内部也是如此。”
不错，“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难道今天的抗疫防疫斗争实践，其内部，就可以避免有“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吗？
去年，甚至前年年底以来，国内外抗疫实践证明，存在着两条对立的抗疫路线：
一条，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动员群众，以科学为政策基础或指导，采取有组织的或说社会化的严格的全面的防控举措，使病毒不得在人群中持续大规模传播（短期小规模不可避免），充分发挥公立医院和中医药法宝作用，辅之以疫苗的作用，这样既能防止病毒过快变异“升级”，又能使人们尽量少感染从而最大程度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
另一条，片面依靠政府，没有全民投入，政策指导思想上不同程度反科学或反智，在社会防疫方面是低组织甚至无政府状态而盲目依靠所谓“自觉”，片面依赖疫苗，造成病毒在人群中持续大规模传播并不断变异，造成大规模感染、发病乃至死亡。
第一条，可能，甚至于必然牺牲短期经济利益，并且必然意味着短期内限制人民部分自由甚至是基本自由；但相比第二条路线带来的久拖不决，无论是经济代价还是人命代价，毫无疑问最终都要小得多。
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这条路线，当然意味着反市场逻辑的限制流动性，意味着资本家利润受损；但更意味着，最广大的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不必长期承担与病毒“亲密接触”、感染发病甚至死亡的代价。
因此，撇开社会全盘的性质不谈，这条路线，是基本适应于无产阶级利益的，是“社会主义”特征的抗疫路线（再次申明，这里的“社会主义”仅在抗疫路线的层面使用）。
第二条，好像能够避免短期内经济损失，但却无疑在长期内拖累整个经济；好像无比尊重人们的自由，但却在没日没夜地损害人们自由的基础或说最根本的自由——生命健康。
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这条路线标榜的什么“保市场”“保经济”，归根结底只是保资本家，让资本家少受些利润损失，而由根本无法与资本家、官僚、权贵等“精英”处在实际平等的医疗卫生条件下的最广大群众承担感染、发病、死亡的代价！
这是基于资产阶级利益的消极片面的抗疫路线。
需要补充的一个问题是：正如上篇文章说的，毛教员给我们留下了社会主义制度和精神的“双遗产”——也就是既至少留存了若干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制度性片段或惯例，也使得最广大人民心底里对社会主义有着起码的认同。
这就造成了什么呢？
造成了，虽然中西方当代在社会阶级关系、经济基础和经济体制上面很大程度已经“趋同”，虽然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最新一波浪潮同样席卷了中国，但当病毒袭来并导致了某种肉眼可见的非常事态，特别当部分地方官僚严重渎职导致群众不满迅速上升集聚、可能产生系统性社会不稳定风险时，仍有可能在种种因素作用下做出反市场经济逻辑的一些事情来，就是说有执行或基本执行第一条路线的可能性。
不承认丰厚社会主义遗产下的这个可能性，就是死脑筋，就是把复杂的社会生活面貌给简单化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我们内部，就不存在鼓吹第二条路线、要实行第二条路线的力量了。
事实上，这次新冠疫情一开始，某些公知媒体，就鼓吹什么“更高级的人道主义”，无非就是鼓吹欧美在典型资本主义下同样典型或说完全的资产阶级抗疫路线！
并且，这种声音，从来没有消失过。
哪怕我们基本执行了第一条抗疫路线、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取得了基本胜利，某些人，还是冥顽不化地心向并宣扬第二条路线。
看看公知系媒体的表演吧：
无论是相当一段时期以来某些人对疫苗的崇拜，还是最近时期即南京“失守”以来愈加甚嚣尘上的“共存”论，抑或是一直以来对中医药在我国两次抗疫中作用的模糊化甚至干脆不承认——所有这些，都不能不表明——支持抗疫第二条路线的社会力量决不是不存在；不仅不是不存在，而且具有相当的势力和影响力，才能在中西抗疫呈现出如此巨大反差、我国网民群众普遍认识到西方典型资本主义抗疫路线弊端的情况下，仍明里暗里为抗疫不力甚至完全拉胯的欧美绝大多数资产阶级政府洗白，明里暗里宣扬在中国正式而全面执行第二条路线。
{往期关联} 毛主席对核武器的光辉论断，同样适用于新冠疫苗！
不了解所谓“与病毒共存”究竟有无科学上的严格界定，或说严格的科学涵义？
“共存”、“共存”——难道自新冠病毒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以来，我们人类不是一直在跟它共存着呢嘛？
既已共存而又言“共存”，并且是大喊特喊“共存”，是为反常，必有妖孽。
如果说在抗疫初期鼓吹什么“共存”，是为特朗普式消极抗疫路线打掩护；那么，到了今天这个时候，到了资本主义西方普遍的消极抗疫路线早已宣告破产，另一个迷信观点即对疫苗的崇拜也已经宣告基本破产的时候，再来鼓吹什么“共存”，除了继续替错误路线打掩护并为之正名化，还不能不平添厚颜无耻地替失败的抗疫辩护的性质了——就是如此，岂有他哉？
新冠病毒由核酸和蛋白质构成，其结构十分简单，需要借助宿主进行繁殖，病毒在复制时其基因序列发生改变就会产生变异的病毒。并且，新冠病毒属于RNA病毒，RNA病毒在复制RNA链时出现错误的几率要远远高于DNA病毒和细胞，所以非常容易变异。
须知，正是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普遍不采取严格的防控措施以阻断病毒在人群中的持续大规模流行，为病毒的快速变异、变种毒株的不断出现创造了有利条件；也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海外疫情及变种毒株不断输入到中国，使我们在前期基本胜利后又不得不打一场又一场对新冠病毒的局部歼灭战；而又正是病毒本身的不停变异，冲击着现有疫苗的有效性和人们对疫苗的信心。当地时间本月5日，美国福奇在受访时就表示，如果不能控制新冠病毒的传播，且更多人仍拒绝接种疫苗，那么可能还会出现比德尔塔变异株更糟糕的新冠病毒变体以及衍生传染病。他强调，越来越多的无症状感染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传染给更多人，这加快了新冠病毒在各个社区中传播与变异。
西方和泛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抗疫的不作为与失败，不仅祸害着西方各国人民，同时也祸害着前期为抗疫付出了巨大努力跟牺牲、为西方免费提供了答案的中国人民！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及，本次抗疫以来走红了的某张姓医生了。
03
张网红，现在，是外媒嘴里中国国内“与病毒共存”论的代表人物。
甚至，像是“头一个”代表人物。
新加坡《联合早报》形容说：
“……越来越多专家呼吁应学习‘与病毒共存’。中国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张文宏在南京疫情暴发后撰文指出，如今大多数病毒学家都认可冠病是一个常驻病毒，世界要学会与这个病毒共存。南京疫情促使全中国经受压力测试，也为未来疫情防控提供更多思考。
“张文宏说：‘未来中国选择的方式一定是既保证与世界的命运共同体，实现与世界的互通，回归正常的生活，同时又能保障国民免于对病毒的恐惧。中国应该有这样的智慧。’”
无独有偶，《纽约时报》也说：
“中国的一些公共卫生专家表示，现在是中国重新考虑其新冠战略的时候了。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为中国政府处理新冠病毒提供建议的张文宏提出了遵循类似于以色列和英国模式的想法，在这些模式下，疫苗接种率很高，人们愿意与病毒共存。”
不要忘记：《联早》和《纽时》，是在怎样的上下文中，介绍到张医生的“宝贵建议”的。
《联早》在同一篇文章里，胡说什么：“在世界其他国家逐渐放宽管控，学习与病毒共存之际，中国也在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清零是不是长久之计？”
“世界其他国家逐渐放宽管控，学习与病毒共存”——瞧瞧，话说得多么漂亮，多么“科学”！！！我国内媒，真的不跟这些同行好好学一学吗？抗疫失败就抗疫失败，什么叫“逐渐放宽管控，学习与病毒共存”？承认自己不行，很难吗？
这是有意无意替西方资产阶级早已破产了的抗疫路线洗白，只不过洗得很“精致”——因而，此类论调，颇能迷惑我们国内一些满脑子要“精致”生活、厌恶“不自由”的nc小资人士，使他们成为我们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质疑人民战争抗疫路线的一支主力军：
乖乖！闹了一年多了，原来被他们赶下台的“懂王”是真懂，特朗普才是防疫专家，yyds：
西方资产阶级抗疫，难以超越特朗普水平？？……
而《纽约时报》那篇文章，先是貌似客观地介绍了一下，说“近几个月来，政府一直在应对各省的零星暴发，但通过动员成千上万人进行核酸检测和密接追踪，总能迅速将其消灭”，但话锋一转：
“这种模式现在看起来越来越脆弱。”
《纽时》这篇文章，除张网红，还引用了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严忠的观点，即什么“以遏制为基础”的战略从长远来看是行不通的，尤其是在新的变种不断出现的情况下，“维持这种方法的成本将变得非常高”。
总之，不要忘记：我们的张医生，在外媒报道中，是在怎样的叙述背景或气氛下“登场”的。
这，算不算对张网红的“皇军的官方认证”？？？
再来欣赏一下张网红的微博评论区吧：
结合张网红此前某些迹象明显的公知言论，相信大家对此人自有判断。
04
昨天凌晨02:07，“人民日报”客户端四川频道，罕见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医药在两次抗疫中的卓越表现》的文章。
文章一开头就指出，中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面对同一种疾病而各展身手时，两者的表现就可以明确地分出高下，从而具有了统计学的意义”。
不管这篇文章写得到底如何，它起码列举了一些可供参考的数据：
——“截至17日，全国中医药参与救治的确诊病例共计60107例，占比为85.20%。”
——“中科院院士同小林透露，在针对重症和危重患者的研究中，662例患者中有484例患者使用了中药汤剂，死亡15例。另外178例患者未使用中药汤剂，死亡56例。中药汤剂组的死亡率下降了82.2%。重症服用中药汤剂组死亡率3.1%，远低于瑞的系为重症临床治疗13%的死亡率。”
——“2月19日发布的数据，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的肺炎1号有效率达到94.21%。2月24日，北京市卫健委公布，北京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总有效率为92%。江西抚州的中药方剂对新冠肺炎的治愈率高达70%以上。武汉500多人服用了全科医学博士谢珺开具的中药，无一例感染新冠病毒。随着疫情防控的进程，中医药的作用越来越大，甚至发挥了主导作用。以中医国家队进驻的金银潭医院，其一家治愈的患者即占武汉各医院治愈总数的一半以上，这是很了不起的成绩。”
——“2020年3月1日，北京地坛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医师王融冰在答记者问时说，清肺排毒汤已在10个省66个定点医疗机构开始使用，纳入观察病例1183例，现在已经有640例出院，457例症状改善，疗效非常好。在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校长王伟教授指出，清肺排毒汤已在28省市广泛使用，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临床救治组通过对全国66个定点单位的观察，截至4月12日零时，收治病人1262例，包括57例重型患者，1253例治愈出院，达到99.28%。没有一例由轻症转为重型，由普通型转为危重型，阻断了患者向危重方面发展。”
——“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有74187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1.5%，其中湖北省有61449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0.6%。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了90%以上。”
然而，文章仅仅存活了几个小时。
所幸，有各路自媒体保存并重新发表了它。
我们认为：不管对抗疫中中医药作用持何种评价，不管你是不是“中医黑”，这样一篇文章出来，起码要让人家看，起码要让人家议论。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才是符合社会主义民主的态度！
或许，是因为此文确有“直言不讳”之处，说了一些显然会让特定对象不舒服的话：
又或许，该文作者的身份背景，对某些人确实有某种“不讨喜”之处：
又或许，是有人确实担心“有争议，可能引发舆情”。
然而，“可能引发舆情”绝对构不成理由！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应担心的，决不是什么“可能引发舆情”，而是能不能在舆情风暴中，坚持发出最广大人民特别是无产阶级的声音，为他们取得舆论战争的胜利？？
今天时代的常识是，互联网是有记忆的！按某些人的脑回路：发了又夹——老百姓不可能看不见这个过程，这不是更容易激起群众质疑和不满，更容易制造舆情吗？……
所以，有时候真不知道某些人是坏还是蠢。或许，是矮化中医药之“坏”与害怕舆情之“蠢”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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