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关于阿里巴巴女员工遭遇强制出差、陪酒以及被主管领导侵犯的消息在微博等各大网络平台扩散开来。这一事件也引发了大家的讨论，既这类恶俗的企业文化其背后的实质是什么？在本人看来，这些现象的背后其实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严重侵蚀。
下面就分为三个部分来谈一谈这一“资产阶级法权”
一、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
“资产阶级法权”是马克思在其晚期著作《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用于阐述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一个概念。马克思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由于实行等量交换的按劳分配原则，因此还存在着类似资本主义社会上那种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的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法定权利。”
考虑到“资产阶级法权”是一个较为难以理解的概念，我将引用一些著作原文来方便大家了解。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首先指出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形式：
“我们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恰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都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所有的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每个生产者的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会劳动日里的一份。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
简而言之，便是一个人在社会中所获得的其实正是他给予给社会的。然而这种形式仍然没有逃脱商品交换原则，这种按劳分配的形式下其实质仍然是不平等的：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存在于平均数中，并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
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正比例的；平等就在于用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
但是，一个人在体力上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为了要使它成为一个尺度，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权力，对不同等的劳动者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差别，因为每一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它默认劳动者不同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象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的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现在所讲的这个社会，把他们只当作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作别的什么，把其它一切都撇开了。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没有；一个劳动者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得到的事实上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端，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很显然，这种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虽然消灭了原来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剥削人的现象，但是，在事实上它还是继续承认“不平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而且由于每个劳动者的家庭情况不同，即使领得相同的消费品，按人口平均，也存在很大的差别，造成事实上的继续扩大贫富差距。
二、阿里事件的背后是资产阶级法权在作祟
而阿里巴巴的“807事件”中所暴露出来的女员工遭遇灌酒和性侵、上级主管领导不闻不问等等现象，其表面上是一个企业的企业文化缺失和庸俗以及市场经济大环境下的社会风气改变，但本质上却是“资产阶级法权”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死灰复燃。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说过：“我们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时候，已经意识到将带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消极影响。西方好的东西，应该借鉴、学习。但开放也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人们的思想，特别是青年的思想。”
事实证明，邓小平同志的预料是没有出错的。在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下，欧美和港台资本集团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了许多企业，这些企业自然而然的继承了他们母集团的企业文化。这些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成长起来的现代企业内部不可避免的存在着资产阶级的落后思想，这些思想的传播随着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不断地攻城略地也污染到了全国各地。
这样的现象原本是不会重现的。
在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党中央领导完成了“三大改造”，将新民主主义社会改造成了社会主义社会。但是毛主席并没有放松警惕，他清醒的认识到在目前的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经济形式下，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仍然是不可避免的首要大事。所以，自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起，毛主席便开始探索如何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即改变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形式上平等，事实上不平等”的现象，后来这种探索也被叫作“反修防修”。
毛主席在评论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指出：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一定要从各方面妨碍这种平等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彻底破除。破了又会生，生了又要破。”
1966年5月7日，毛主席在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在这一指示中，毛主席提出要办一个“大学校”，在这个大学校中，生产劳动和批判资产阶级相联系了起来，逐步消灭社会分工和商品制度，以便于彻底破除资产阶级法权。
而后来的事也不必多说了，随着十年特殊时期的结束，“反修防修”的历史任务也陷入了低潮。当然，我们并不是要为什么人进行辩护，但实事求是的讲，改革开放使中国的财富大大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滋生和新生资产阶级出现的危险。在当前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中国大地上，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诉求正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强烈的表达出来。
三、企业党组织要担负破除企业内部“资产阶级法权”的重任
在今天，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民营企业中也早早进驻了党支部。这意味着民意企业依旧处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的领导下，依旧要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而服务。但是，很可惜的是，在此次阿里巴巴事件中，阿里巴巴的集团党委自始至终未能发挥出自己应承担的责任，没有发挥党组织对企业的领导作用。
而在当前的环境下，员工陪酒、低俗性活动等等正表明了现代企业是资产阶级法权极度活跃的地方，企业中的各级党组织应该吸取苏联灭亡的教训，要对党组织内部的官僚主义和落后思想侵蚀进行整治，发挥出各级企业党组织在企业发展中的领导作用。
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种贪污腐败得到了较大的治理，在企业管理方面，长久以来形成的恶俗文化也必须受到全面治理，而破除这些现象的根本方法只能是打破资产阶级法权的影响，彻底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这才能使我国的社会健康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幸福起来。
最后要提到的是：
“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灭亡，共产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不以人们的 意志为转移的。”
只有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才能避免“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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