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全国第二轮新-冠流行已经进入到了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
巧的是，最近国内部分专家和内外媒体不约而同地讲起了“与病毒共存”。
声浪之大，和去年年初的“时代的一粒沙”有的一拼。
这种“共存”的声音，当然有市场。毕竟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时不时的封城或流动性的减少，让许多原本就捉襟见肘的家庭更加焦虑，大家都渴望早日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既然都封不住，干脆向外国学习，能否“活下去”就看运气吧。这是共存论在部分群众哪里有市场的心理基础。
但是，这破罐子破摔的心理在普通劳动者中占比是非常少的。要知道，在国内，绝大多数普通人，为了亲人的健康和平安是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的，可以想一想，在极为艰难的时刻，有多少人为了给自己的亲人治病卖房乃至举债的？
每一条人命都很重要，每一个人都应该健健康康的活着，这才是最大的民意。
当然了，那些以美西方的行为为一切准则的人不在此例。
耐人寻味的是，这“共存论”出炉的时机。
这正是高致病性的毒株德尔塔、拉姆达开始在全球显露峥嵘，德尔塔也成功突防中国防线之际。
这就好比，那边正在抗日，这边汪精卫看到实力各方面都不如日本，然后说我们共存吧。
问题是中国和日本长期以来都是共存的，到目前也是，可是在抗日的关键时刻，鼓吹在中国共存的，那得是什么人？
这就涉及到对“与病毒共存”的两种理解：
一种是根据生物演化史和流行病学史，得出结论，一人类永远无法消灭病毒，二从长周期来看，烈性病毒要生存下去最终的归宿都是低毒化，但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的行动能够有效降低烈性病毒对人本身的伤害，在“动态清零”的过程中，促使病毒早日低毒化，对个别病毒甚至能成功将其消灭，比如天花病毒。
另一种理解是，既然永远无法消灭的话，只需要通过疫苗或感染来建立免疫屏障即可，其代价是不可控的死亡，只需要使得人类的死亡率维持在一个社会可接受的范围内即可，这叫真正的“与病毒共存”。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躺平式的群体免疫假说。
至于沪上的张医生是哪一种理解，反正他从来都不把自己的话给说透，但结合他一直以来“流感化”，称赞美国不严格隔离措施的合理和有效，及早日开放国门的主张，大体上可以猜到一二。
今年4月10日，张医生在重庆医科大学有个演讲，其中回答了国内疫情病死率的最低容忍度是多少？中国为什么必须满足这一条件才可开放？人家给出的答案是0.45-0.5%。
好嘛，就按0.5%算，极端情况下，14亿人，得死掉700万。
真是好家伙！
笔者参照彻底躺平搞群体免疫的瑞典的死亡率，再打个对折算（因为中国有防控），是100万。
相比之下，还是笔者太胆小了。
谁来当百万分之一？
别看张医生一天天悲天悯人地讲，应该在有条件的时候早日开放，整个世界缺乏流动性，最终受损的一定是穷人。
可问题是，按这种死亡率来看，首当其冲的又何尝不是穷人？
目前不时封控，流动性降低，收入大幅缩水，是事实。可再艰难，毕竟还活着，活着就有希望。
反正全球的贵人们享受着大空间，天然就容易与人隔离，疫苗优先打，.真被感染了，还有充足的医疗资源，包括极为有效的抗体疗法救命。
对他们来说，门大开的代价是可以承受的；关门后缺乏流动性，反倒利益受损；相反，对穷人而言，自己大概率就是代价的一部分。
这才是“共存论”、群体免疫的立论依据。
试想一下，如果国内在死亡率在0.45-0.5%的时候放开，这些被感染的人救还是不救？救的话，是自费还是医保基金？普通家庭能否支撑起ECOM或抗体？医保基金又有多少可以往里填？
不过人张医生的确很会说话，从来不把话给说死，从来都是四平八稳两面讨好，他到底想说什么，自然会有人去帮着解读和往回圆。唯一一次说漏嘴大概是在某次医药资本财团办的会上，他亲口承认“让共产党员先上”是话术，信任建立起来了，之后说什么都好办了。
有些人可是很明确地，笔者善意地揣测一下，他们与张医生没有任何关联。
人BBC贴心地称我们为“成功的受害者”，大意是中国的劣势正是因为此前的成功，目前面临压力测试（这话张医生也说过）
，之后还是要考虑放弃清零，与病毒共存。这里的共存显然是张医生所设想的那种，只不过他说当下时机还不合适。
中国新闻周刊直接来了一篇《欧美各国选择与病毒共存：放开了，会怎样？》，其大意就一个，好像也没怎么样。
南方系的某媒体人也出来发话，考虑下群体免疫嘛，别再搞“焦土抗疫”了。
彭博社今天发文称，“世上越来越多国家已认知到可能要与新冠病毒长期共处的事实，并就此展开学习，中国若仍专注于长期消除、清零的目标，反而会使这个全球第2大经济体，在未来几年沦为与世隔绝的孤岛”，“从严格控管疫情，转变成说服人民接受确诊及死亡病例为日常的一部分”。
连久未现身的方不圆也跑出来说，“防卫有点过当”，“实事求是，这个社会才能成熟”。怎么叫实事求是，怎么叫成熟，恐怕是不言自明的。
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沪汉合流？内外合流？
这些一副打着我是为你好的样子，一上来就算经济账、算穷人的人命的，恰恰是最不在乎穷人性命的。
至于经济账，西方反复封控放开封控放开的实践表明，放任自流，不光防控搞不好，经济也会大受影响。，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他们，在乎的仅仅是西方垄断资本的利益，所以才着急推疫苗护照，才着急忽悠中国早日完全彻底地放开。
对垄断资本而言，最有利的是类似1918大流感那样。1918-1920的大流感，莫名其妙在1920年就突然消失了，代价是死亡人数保守估计在2000万人以上（后世的估计在5000万-1亿），而那时的人口约19亿。以最保守的2000万来算，死亡率也得在1.05%。这相当于传遍了当时可以传的地方，靠人口的大量死亡阻断了病毒往烈性方向的变异。
在科技发达，社会组织化提升的百年后，真的要这么来一次吗？
说来好笑，几个名不见经传地在自媒体写了几篇文章批评那种美国式的“与病毒共存论”，之后，一个退休老人写了篇《“与病毒共存”可行吗？》
那些整天鼓噪“与病毒共存”的不乐意了，大叫道，台下何人，怎么敢质疑专家和学术权威？
问题是，才屁大点的反对声音就大叫被迫-害了，完全不对等的发言权怎么就那么理所当然了？
公众人物、公共媒体，说出来的话，不就是要接受人民和实践的双重检验吗？还容不得一点点不同声音了？
精准防控、动态清零，这是我们来之不易的宝贵经验。
如果真的有一天，新冠变得和流感类似了，倒是可以再说什么彻底放开不放开的。
在这之前，动辄叫嚷着与病毒共存，全面打开国门的，和抗日时期，敌未出国土前言和的，有什么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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