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社部网站发布了“农民工工作司”的“2020年北京市外来新生代农民工监测报告”：
2020年监测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占比达到50.1%，男性占比高于女性。新生代农民工中男性占比为66.3%，比上年提高4.6个百分点；男性占比高于女性32.5个百分点，比上年提高9.1个百分点。就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从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大幅提高。
这份报告的数据本身并不令人意外，八九十年代开始兴起的打工潮至今已经三十多年，老一辈进城打工的农民渐渐老去，“新生代农民工”或曰“二代农民工”逐渐占据进城打工者主体是必然的趋势。
按照前些年的统计，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实际从业劳动力在1.4亿-1.6亿；第七次人口普查统计的农业人口是5亿，比十年前减少了1.6亿。所以，现在的“农民工”称谓的确有失准确，很多“候鸟式”“农民工”逢年过节返回的未必是农村，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可能根本就没从事过农业生产。但作为一个有历史惯性的词汇，用“新生代农民工”来描述年轻打工人的状况也并无不妥。
这份报告折射出的一个现实就是：“留不下的城市！”——为城市发展贡献了青春与血汗的进城打工群体，绝大部分最终还是没有获得“新市民”的身份，以至于他们的子女又要重复他们的“候鸟式”职业生涯。2017年的西红门大火，更是加速了中老年农民工群体的离去。
这份报告的用词如同一盆醒世的冷水，浇醒了某些自以为已经“中产”的“高薪IT精英”，迫使他们找到自己的“身份”：“闹了半天，我们就是新生代农民工”……
“资本拜物教”编制的奋斗者哲学，让打工人充满了对金钱的渴望、对富人的崇拜，与之同时就是对自己出身的“贫穷的农民”的歧视，他们认为“农民工”也是一个歧视性的词语。
不可否认，某些富人精英口中说的“农民工”的确是带着浓浓的歧视，但“农民工”作为一个描述进城打工农民群体生存状态的词汇，其本身并没有什么“歧视性”，只是反映了冰冷的现实而已。
前些年，“码农”这个带着自嘲口吻的词汇在程序员群体中流行开来，这标志着一些开始读《资本论》的程序员群体，已经逐渐有了阶级意识的重新觉醒。
近年来，随着资本向互联网行业的疯狂涌入，大量的IT民工投入到最基础的编程、设计、开发工作当中；因为雇主对利润的追求、因为行业间残酷的竞争，码农们从事任务繁重、却枯燥、重复性的工作，996、007成为码农们的工作常态；为了降低房租和人工成本，互联网大厂往往集中于北京后厂村、上海张江、深圳南山这样的城市边缘地带或曾经的城乡结合部；即便是相对“高薪”、“高学历”的IT从业者中的绝大部分人，也未必能够在互联网大厂集中的北京、深圳、上海落得了户口、买得起房，更别说能让子女享受与市民均等的教育机会……这样的状况的确与曾经的“农民工”没有太大差别。
尽管从平均工资收入水平看，码农的社会阶层表面上看是高于那些在制造业流水线、在建筑工地以及在服务行业工作的传统“打工人”，但高负荷的脑力工作已经严重透支了码农的身心健康，除了少数码农能够晋升管理岗、实现“阶层跃迁”，绝大多数码农在被资本压榨干净之后便被抛弃，例如某大厂奉行的“34岁辞退”、“45岁辞退”以及该厂总裁振振有词的“不养闲人”——互联网大厂看重的不仅仅是他们智慧，更看重的是他们的青春——因为青春才有加班的本钱。
《大众医学》杂志发布的《2019上海白领健康指数报告》显示，从2013年-2018年，上海白领体检异常率从94%上升到了98.75%
所以，“码农”其实是无产阶级在互联网行业的一种特殊存在，其阶级地位以及处境，与传统无产阶级“打工人”并无本质差别。如果一定要说差别，那就是传统“燃料”可以缓慢榨取40年，“码农”这样的新型“燃料”却要在10-20年间被彻底榨取干净。
关于这份“监测报告”的新闻，算是个不大不小的标志性事件。IT精英被归类为“新生代农民工”，尽管看起来是阶层称谓的“降级”，却又更准确地接近了事实。
“身份称谓”不是主要的问题，如网友所说，这下“谁也别看不起谁”，但更重要的是“别看不起自己”，我们都是堂堂正正的“劳动者”。
正如工友之家的孙恒在《劳动者赞歌》里所唱的，“劳动创造了这个世界，劳动者最光荣”；更如无产阶级“战歌”所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
“身份政治”除了让劳动者陷入无休止的内斗，别无益处；而“阶级学说”却告诉我们：“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阶级……”
一首《国际歌》唱不出两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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