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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锦华|向度批评家”丛书序言——写给70后批评家

戴锦华 · 2020-11-21 · 来源:海螺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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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这个为十九世纪的“世纪末”侵吞了第一个十年的“世纪”,至此已开始为一个曰“后冷战”的世界时段截去了20余年的“末端”。

  编者按(来自文艺批评):

  在关于20世纪诸多特定十年的故事之间,70年代绝少作为一个特定的“十年”、清晰的“时代”获得讨论与指认。然而之于20世纪的中国,70年代确乎包含着一次全新的开启,并且在当下逐渐显现了其丰富的历史内涵。文艺批评今日推送戴锦华老师为“向度批评家丛书”所作序言。“向度批评家丛书”作者们均“生于七十年代”,或曰“七十年代人”。他们的个人与学术生命并非始终为大时代、大事件裹挟并标识;但较之他们的后来者,他们的学术仍与社会事件千丝万缕、藕断丝连。丛书作者们成长、求学与治学的年代,个人主义仍是在中国社会无根飘荡的神话或曰幽灵,但他们亦生长于理想主义、集体主义消散的历史时刻。因此,他们的学术与思想间或显影出某种游移、某种不“纯粹”,某种多重意义上的与历史、现实纠葛、牵连和间隔,这也正是令他们的学术、思想各具特色与活力的原因。

  

  “向度批评家”丛书序言

  戴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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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向度批评家”丛书目录

  若为这套丛书的作者寻找其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前前后后、参差错落地生于20世纪70年代。这样的共同,似乎明确将他们标识为一个代际,尽管他们诸人诸面,学术理路与个性迥异、鲜明。

  对代际与断代的痴迷,似乎是20世纪中国的遗赠。一边是赶超逻辑内部的对“新”、“开端”的无限饥渴与索取,于是永远在终结抵达之前宣告开端,永远在接续未临之际尝试断代;一边则是震荡起伏、波谲云诡的社会激变,确乎在不同年龄段的人们之间,制造着难于通约、共情的生命经验、历史体认与知识系谱。

  在关于20世纪诸多特定十年的故事之间,70年代绝少作为一个特定的“十年”、清晰的“时代”获得讨论与指认。尽管在这十年间横亘着一个不容无视的重要年份:1976。或许正是这个重要的年份 “腰斩”了“70年代”,将其分隔在两个时代、“新、旧”之间。今天,当20世纪渐行渐远,被诸多世纪叙述所借重且略过的“70年代”,却开始渐次显现出其丰富的历史意味。这不仅由于它跨越并覆盖了当代中国一个重要的终结与开启,更由于它于不期然间显露了充斥在20世纪叙事之间的断代说或代际说的暧昧与症候。

  70年代之于中国确乎包含着一次全新的开启,但这开启却大大先于标识开端的年代。这一十年的揭幕时分,中美破冰、冷战破局,阵营间的思想与价值对峙开始碎裂紛落;国家文化产业与生产重新重启并再布局。在我们今日的回溯或曰后见之明的视域中,尤为重要且清晰的是1973年:停滞了七年之久的文化机构复苏、恢复生产,事实上启动并准备了未来八十年代“文艺复兴”的主要“硬件设施”;50-60年代国家翻译过程与六七十年代两度“内参书”的规模刊行已然分娩了其孕育的“逆子”:星罗棋布与全国的各类“读书会”,“朦胧诗”的知名篇章已在书写或写就;再度鼓励原创的、各类国家与地方的“工农兵写作班”培养并赋权了将于七十年代末端登场的政治文化“改宗者”……在我个人的思想视域中,“短20世纪”至此已然终结。20世纪,这个为十九世纪的“世纪末”侵吞了第一个十年的“世纪”,至此已开始为一个曰“后冷战”的世界时段截去了20余年的“末端”。

  相对于日历上的70年代,“终结”的降临亦远在终结宣告之后。这不仅是指1976年之后的若干众声喧哗且黯哑失语的年份,亦是指历史戛然断裂之处绵长而浓重的拖尾:似于无声处炸裂的“伤痕文学”遍布着工农兵文艺的胎记,影坛“第四代”的登场无疑是对六十年代苏联“解冻”电影的迟来应和;七八十年代之交、延伸到八十年代前半期的思想与文化论争与实践,正是文化政治对政治文化的重新铭写。一场彼此交错、重叠,迅猛又迟滞展开的终结与开端。

  然而,对于丛书作者们而言,再度勾勒或标识“七十年代”,并非旨在直接定义或图绘他们的历史属性或时代特质。如果它却确乎构成了一个“代际”:“生于七十年代”,或“七十年代人”,那么,他们也正是与“世纪儿”或“时代之子”的命名和指认渐行渐远的“一代”。他们与20世纪此前诸代不似,他们的个人与学术生命并非始终为大时代、大事件裹挟并标识;但较之他们的后来者,他们的学术仍与社会事件千丝万缕、藕断丝连。如果一定将他们作为某种“代际”来描述,他们出生在一个为社会政治史切开的十年,成长于中国社会内部转轨的年代,登场于冷战终结的世界震荡之中。但他们共同的学术状态却并非未死方生或水土不服。相反,作为中国大学教育国际化、机构化的参与者与成就者,他们是20世纪中国第一批相对完备的大学人文教育的产物——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彼时全新的学位体制中的博士,在结束了连续十年上的大学求学生涯而后于大学执教。也许正是始自他们,学院、学人,不再是某种修辞性的表述,而是成了某种真切、清晰的社会事实、特殊空间与社会角色。至此,“学人”不再是与“知识分子”几乎重叠的概念和自我想象,而是成一组彼此区隔又充满张力的社会功能角色状态。换言之,与他们的思考、写作紧密相连的首先不是政治史、社会史的冲击,而是学术史的脉络与思想史的谱系。而较之于他们的后来者,他们尽管学术路径各异,却分享着某种间或迟疑迷惑却不能自已的社会关注与诉求。也许与他们的生命经验相关、也许我们相关,他们的另一重不能自已则是朝向近代、现代与当代的中国史,一份因当下的社会关注而生的回眸凝视。这同样令他们在全球性的、关于20世纪的遗忘术里显现了异色。较之我们,他们国际学术视野不再是得自书本、充满偶然性的断篇残简,而是生命中与身体性的就学、访问、旅行与交流中习得,因此是内在的、而非外在的模板与参数。丛书作者们成长、求学与治学的年代,个人主义仍是在中国社会无根飘荡的神话或曰幽灵,尽管后者正悄然在消费主义和独生子女一代的土壤与空气中降临;但他们亦生长于理想主义、集体主义消散的历史时刻。因此,他们的学术与思想间或显影出某种游移、某种不“纯粹”,某种多重意义上的与历史、现实纠葛、牵连和间隔。如果说,这正是昔日初登场的“八十年代人”声称“不与七十年代人交朋友”的理由,那么这也正是令他们的学术、思想各具特色与活力的原因。

  承丛书的作者与发起者复生与桂梅的盛意,我追随师长洪子诚教授“充当了”丛书的主编之一。若说丛书编纂的初衷,旨在某种同代、同好、同门——也许更重要的是同立场的晚辈学人的际会,那么,经由一再的延宕、中断、变迁之后,动议之初的“后辈”学人们已各自扬名立万。际会、举荐之味已无,丛书多少成了学术历史档案的一隅。他们是21世纪人文思想与学术的启动者,也是间或高度自觉、间或不甚情愿的20世纪历史遗产的承接人。我,我们认同并寄望于他们。于我,难于治愈的“世纪病”之一,是耻于真情告白,耻于自居人师。不错,我曾在洪子诚老师的课堂上受教,我也曾教过丛书作者中的多数,不敢自居或奢望“薪火相传”,惟愿学院不封闭,思想、学术能参与守望并创造未来。

  2020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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