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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教导说:“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思恩 · 2009-08-20 · 来源:乌有之乡
疆独暴乱 收藏( 评论() 字体: / /

   

   

毛主席教导说:“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思恩  

   

主流精英们为了维持一贯正确的虚假粉饰,制造了一个类似于“教皇永无谬误”的教条——他们的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  

面对出现的诸多严重问题,在这种教条思想的指导下,主流精英们为了证明自己一贯正确,把一切失误甚至罪责,基本上首先都是归咎于外因(变化的条件),从来没有认真地在内因(变化的根据)问题上找找根源!例如:  

1. 对于xx年发生的建国以来最重大的政治事件,首先归咎于外因:首先是美国等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煽动起来的。 

2. 把他们极力主张和赞同鼓励发展“私营经济”即“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份”——资本家私有制(资本),精英们大肆鼓吹“人都是自私的”,“每一个人为自己”,人要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牺牲自己”“造福于别人……是愚蠢的想法”,“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等反动、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思想,造成犯罪率直线上升的罪过,或归咎于被他们早在1980年就已经全盘否定了的提倡“斗私批修”的“文化大革命”,或归咎于法制不健全,或归咎于人民大众素质低,或归咎于人民大众的法制观念淡薄,或归咎于人民大众不知法、不懂法,……总而言之,在主流精英们看来,在他们通过发展资本家私有制(资本)建立起来的美好“特色”社会里,所发生的一切犯罪,都不是他们主张发展资本家私有制、鼓吹自私自利的“每一个人为自己”等等反动、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思想的必然产物和结果,而是提倡“斗私批修”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后遗症,是人民大众法制观念淡薄,不知法、不懂法的表现!  

3. 把贵州瓮安、云南孟连等等群体暴力事件的产生,都归因于不明真相的人民大众受少数坏人的煽动,群起而反抗县委县政府权贵领导的“和谐”政府。  

4. 把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2008年发生的“3·14”打砸抢烧杀暴力恐怖事件、新疆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2009年发生的“7·5”打砸抢烧杀暴力恐怖事件,都归因于境外敌对势力的煽动。

5. 吉林通钢“7·24”事件发生后,吉林国资委的领导精英们,又把事件的起因归咎于少数人煽动不明真象的广大群众,反对“改革”!  

为什么凡是重大事件,领导和精英们都是首先把起因归咎于外因(变化的条件)而不归咎于内因(变化的根据)呢?原因非常简单明了:纯粹是为了推卸领导责任!  

马克思主义(科学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多次非常清晰明了地告诉我们:人世间任何社会事件的出现或发生,都有其必须具备的内外因条件。例如,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具备的内因条件是:经济上,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工业无产阶级至少在人民群众中占有重要地位,政治上,无产阶级发展成熟到作为独立的党派组织起来;外因条件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革命、世界性的工商业经济危机、资产阶级争夺世界市场和霸权的战争等(俄国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实践,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具备的内因条件的理论是正确的。)!  

毛泽东思想在《矛盾论》中极其明确地告诉我们:“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毛选1—277~278,着重号系引者加)  

由于主流精英们骑在一贯正确的“特色”的老虎背上下不来!——下来就意味着放弃一贯正确,承认“特色”有错误并进行纠正!因而陷在外因论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必须为“特色”造成的错误找出开脱理由,才能维持它一贯正确的虚假名声。  

因此,对于2008年西藏拉萨发生的“3·14”打砸抢烧杀暴力恐怖事件,没有认真追寻事件发生的内因,没有从根本上着手解决问题。过了1年3个多月后,发生了更为严重的新疆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杀暴力恐怖事件!对于“7·5”暴力恐怖事件发生的原因,主流精英们又拿起外因论(“境内外‘三股势力’精心策划和组织的一起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来说事。不仅如此!在对事件的定性中竟然连“恐怖”两个字都没有使用!难道这不是恐怖袭击事件?难道“精心策划和组织”建国以来最为血醒恐怖的这“一起严重暴力犯罪事件”的“境内外‘三股势力’”,不是破坏社会安全的恐怖势力?  

但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是,“以热比娅为首的境外敌对势力和境内极少数坏人极力炒作广东韶关旭日玩具厂群殴事件”,只是外因条件;“以热比娅为首的境外敌对势力和境内极少数坏人”,无论怎样“极力炒作广东韶关旭日玩具厂群殴事件”,只是在口头上的“炒作”,没有内因条件起作用,“境外敌对势力和境内极少数坏人”的“炒作”本领再大,水平再高,也“炒作”不出来184人死亡,1684人受伤;260余辆机动车被烧被砸(其中有警车11辆),209家店铺和2幢楼房被焚毁的惨剧!这是建国以来损失最惨重的最大的反革命分子制造的暴力恐怖事件!这是在高喊着“稳定压倒一切”、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安定团结”、“中国5000年来最大最长的盛世”、“发展的最好时期”等等口号声中发生的疯狂破坏“和谐社会”的血腥暴力恐怖事件!  

虽然领导和主流精英们在“3·14”事件、“7·5”事件中大谈外因条件,但是,却对外因条件中的核心——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讳莫如深!无可辩驳的最顽强的事实是,无论是“达赖集团”,还“是以热比娅为首的境外敌对势力”,都是领取美帝国主义的津贴即由美帝国主义豢养的从事恐怖活动的“境外敌对势力”。美帝国主义公开承认国会拨款用于支持达赖和热比娅。因此,美帝国主义是达赖和热比娅的靠山,台前幕后的操纵者支持者!  

因此,要真正认识“3·14”事件、“7·5”事件的庐山真面目,必须弄清楚它们发生的内因条件!  

那末,什么是“3·14”事件、“7·5”事件的内因呢?  

1. 从政治上说,HYB在民族政策问题上全盘否定毛泽东时代反对“藏独”、“疆独”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民族分裂分子提供了进行分裂活动的政治条件。  

特别是HYB,基本上在一切重大原则问题上都同毛泽东主席对着干!在民族政策问题上,也不例外!——毛主席在西藏问题上通过平定农奴主叛乱,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统一;HYB在西藏问题上通过为叛乱农奴主平反,讨好农奴主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统一:  

“HYB上台后,与万里到西藏考察9天。此行虽然也讲了几句共产党的好话,但整体上却是否定毛泽东时代党中央的西藏工作政策和成绩。公开指责当时的政策是极左路线。不尊重西藏民族自主权;汉族干部多,压迫了藏族干部;中央对藏的拨款被汉族干部职工吃了;中央对藏工作采取‘一刀切’的错误做法;不尊重宗教工作和上层人士,对这些‘极左’政策要彻底纠正。撤销任荣西藏区党委第一书记职务,任命阴法唐为第一书记,解散人民公社,要将汉族干部调离西藏。万里定调,藏族干部要占80%以上。后来,还表态,欢迎达赖在国外亲自培养的所谓‘教师’回藏执教(实际是分裂势力人员)。达赖兄弟讲先回来三、四十人。xxx说太少,先回来1000人。并且鼓励说,不要害怕。过去(指毛主席时代)西藏和内地迫害了很多人,我也受到迫害。希望达赖早日回来。过去的位子不会变动。HYB说、达赖回来,将担任相当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级别的职务。一唱一合地纠正毛主席时代的‘极左’错误。胡还亲自听旧贵族,农奴主控诉共产党,满足他们的要求,落实统战政策,为大批旧贵族,农奴主,宗教界802名人士平反,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乱’分子全部释放,戴帽监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过去被查抄的财产,大批昔日的阶级敌人被请进各级人大,政府,政协,佛协,高官厚禄养起来,享受各种照顾特权。到1988年就安排了2100名上层人士当官。他们的儿女都要送进中央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深造镀金,毕业后也都当干部掌权。1959年的叛军司令拉鲁坐牢6年,以后回乡务农。HYB请其出山,当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其妻任政协常委,儿子任自治区宗教局副局长。旧贵族吉普,曾是达赖手下五品官,也当上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与此同时,翻身农奴重新回到地狱,沦为弱势群体,工作、收入无保障,非常困难。当年,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失去了原有地位,沦为贫困阶层。HYB的政策还引发了新一轮宗教狂热。宗教活动场所,僧尼人员迅猛扩张。从1982年的64座1288人增加到1987年的928座14320人,胡下台后扩张势头不减,到1994年达到1787座46380人。藏传佛教成为藏独的重要宣传阵地,公开否定毛主席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喊出‘西藏独主,汉人滚蛋’的口号等等。阴法唐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强烈抵制HYB的所谓西藏政策改革,遭到斥责,阴法唐1985年6月被胡撤职,另派伍精华任西藏区党委书记。伍精华变本加厉推行胡的极右路线,让更多的流亡海外活佛回藏原寺作法,还派高级轿车迎接。伍精华亲自穿藏袍参加各种宗教活动,提拔重用旧势力人员,实行‘抑汉捧藏’政策。许多高级干部出身于旧贵族家庭,同达赖分裂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伍精华被称为‘喇嘛书记’。藏独活动日益嚣张猖狂,在拉萨策划了许多分裂事件,2008年大规模的打砸烧抢事件,正是多年来藏独分裂活动的结果。藏独势力东山再起,越演越烈,中华民族面临分裂危险,斗争日趋激烈,其重要原因,就是HYB亲自操作,否定毛主席,否定共产党,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否定和取消阶级斗争理论造成的严重后果,这也是HYB极右路线的惨败。”(《李锐为何拔高HYB》刘毅华  2009-6-26)  

1984年,HYB主政的中共中央在制定的有关民族问题的5号文件中,提出“两少一宽”政策:  

“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这是我国的民族刑事政策。“两少一宽”政策的基本精神是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处理从宽。处理从宽包括刑事司法上的从宽和刑事立法上的从宽。在刑事司法上的从宽,包括刑事诉讼程序上从宽,定罪上从宽,量刑上从宽和刑罚执行上从宽。在司法上从宽的面较广,只要在法律、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一般该从宽都要从宽。”  

“就这样,拥护中央的藏人下层积极分子被抛弃了,而农奴主却杀回来了。中央所拨的款项,都被官员和喇嘛拿走了。试问,如果你是藏人,你会感激HYB的恩情吗?新疆也是一样,热比娅就有幸在他当政期间成为新疆首富,政协委员。但这些‘精英分子’靠得住吗?你给他们再多的恩情,也比不上他们自己掌权来的爽,这点道理难道很难去理解吗?  

还有那些支边的各族人士,来到这么艰苦的地方献了青春献子孙,反倒要被HYB谴责,就因为他们的花的国家经费太多。难怪他们要起绰号‘胡乱帮’。  

毛主席对中华民族伟大贡献之一是基本解决了困扰中国几百年的民族问题。在新疆,百万支边汉族同志和当地维吾尔同志平等和睦相处,共同建设边疆。我身边的朋友,有的来自新疆,他们的父母是老一代支边青年,他们自小在新疆长大。他们讲,新疆人民待汉族青年如同一家人,非常和睦,他们从来也没感到民族隔阂问题。甚至感觉不到他们是不同民族的人。老一代支边人员为国家的安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国家应感谢他们。目前国家对他们的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总结一下我的观点:HYB就是扶持各族上层人士,全面抛弃各族下层。但因为他的‘两少一宽’,一个伤害双方利益的政策,少数民族和汉族却形成了分歧。殊不知,他的政策伤害了所有人。”(《维族朋友亦痛恨“两少一宽”》木卡姆 2009—7—11)  

HYB在新疆问题上的做法,与在西藏问题上的做法大同小异。  

“严格说起来,在新疆问题上出现严重的失误始于改革开放前的1975年。当时,有些人打着‘全面整顿’的旗号,全盘否定建国以来的正确方针,在新疆问题上犯了两个极为严重的错误。一是撤销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75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及各师建制,所属企事业单位全部移交地方管理。二是释放了几乎全部分裂分子。根据中央1975年8月对‘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分裂集团案的指示精神,经自治区党委决定,对该案的处理重新做了认定。除在暴乱中被击毙和做其他处理的要犯387人外,其余1165人均不定为该党成员,而以犯有政治错误结论。对部分罪恶轻、认罪伏法的服刑人员也分别做了减刑或提前释放处理。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使中央失去了一支最有效的震慑‘疆独’的力量,释放了几乎全部分裂分子更是使新中国成立以来反‘疆独’斗争的成果几乎丧失殆尽。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疆独’分子不可能掀起大的分裂活动,但是一旦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大的分裂活动就很难避免了。尽管后来邓小平同志指出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错误的,而且鉴于新疆农垦事业面临的实际状况和兵团的特殊地位和作用,1981年12月3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恢复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但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元气大伤,严重的损失已经无法挽回了。  

改革开放开始以后,问题变得更加严重。首先,在落实政策上,大力拉拢少数民族上层,如以前的贵族(农奴主、巴依)和他们的后代、宗教界的上层人士等,为共和国初期的反‘疆独’斗争和一系列社会改革中的‘扩大化’‘平反’,却把一批拥护中央的少数民族积极分子打成极左分子。仅仅在宗教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为1500人‘平反’并恢复了教职。少数民族上层并未因落实政策对中央怀有感激之心,反而抱怨自己受到的‘迫害’,甚至或明或暗的支持分裂势力。另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于共和国初期新疆违反民族宗教政策的汉族干部也进行了‘平反’,例如,1979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宣布:‘1952年新疆省第二届党代会对王震同志和新疆分局的批判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央当时撤销王震同志的新疆分局书记、军区政委及财委主任,是不公正的’。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既得罪了汉族干部,又得罪了少数民族干部,使双方的矛盾迅速激化。到了1980年,新疆的区党委扩大会议都开不下去了。HYB把他们找到北京开会,搞了个纪要,其倾向是压汉族干部、抬民族干部。这个纪要一传达,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为了挽回‘纪要’的不良影响,赵紫阳又让邓力群同志起草了一个复电,强调了一下汉族干部、解放军所起的作用,还讲到新疆党组织成立以后汉族干部所起的作用,强调民族干部和汉族干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团结。这样就形成所谓民族干部要‘纪要’,汉族干部要‘电报’。使双方的对立进一步持续,新疆很长时间都没有安定。”(《暴乱的背后:浅谈“疆独”问题》雨夹雪  2009—7—11)  

HYB全盘否定毛泽东时代反对“藏独”和“疆独”取得的巨大成就、讨好西藏和新疆农奴主等上层人物的倒行逆施行为,彻底搞乱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两少一宽”荒唐政策的制定,等于给少数民族犯罪分子授予特权,助长滋生犯罪行为!——“部分维族人士利用这个政策伤害了自己民族的儿童和形象,还导致了很多维族人不愿从事正当职业”。(《维族朋友亦痛恨“两少一宽”》木卡姆 2009—7—11)总挂在嘴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成了一句废话!事实证明,HYB全盘否定毛泽东时代反对“藏独”和“疆独”取得的巨大成就、“全面抛弃各族下层”、讨好西藏和新疆农奴主等上层人物的举动,并没有取得“各族上层人士”对共产党的真正支持,他们仍然支持民族分裂分子的分裂活动。HYB就不能动脑子想一想:1959年,为了抗拒民主改革,农奴主发动叛乱,反对共产党;在民主改革以后,自己代表的共产党为农奴主反对毛泽东代表的共产党的叛乱平反,封赏达赖一个什么“相当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级别的职务”,能解决“藏独”问题吗?!HYB简直太天真幼稚了,以为只要自己吹响全盘否定毛泽东时代反对“藏独”和“疆独”取得的巨大成就的笛子,叛乱头子达赖们就会对自己佩服得五体投地、感恩戴德,按照自己吹奏的旋律翩翩起舞,从此,“藏独”和“疆独”就会融入“特色”太平盛世!  

HYB不愧为名副其实的“胡乱帮”!  

2. 从经济上说,HYB、赵紫阳、万里等人极力主张发展“私营经济”即“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份”——资本家私有制(资本),为民族分裂分子提供了制造了经济基础。  

发展“私营经济”即“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份”——资本家私有制(资本)的结果,瓦解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导致贫富两极产生严重分化——在“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0.4%的家庭占有了70%的社会财富(在资本主义的美国,5%的家庭占有了60%的社会财富),从而破坏了整个社会内部的自由平等,产生了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对立。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代表人物热比娅,在经济上靠剥削工农大众攫取了上亿元的物质财富,被誉为新疆首富;在政治上靠掠夺来的财富实力攫取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新疆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并且被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在经济上,为富不仁的热比娅及其子女在乌鲁木齐市注册登记的阿克达工贸有限公司,自1994年至2004年在经营过程中采用各种非法手段偷税漏税800多万元人民币;欠缴滞纳金2000余万元;拖欠银行和个人各类债务2800多万元;在政治上,为富不仁的热比娅向境外组织非法提供国家情报,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  

发展“私营经济”即“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份”——资本家私有制(资本)的结果,经济利益对立造成了政治分裂、损害了民族团结,导致了民族矛盾激化,从而破坏了藏族和汉族、维吾尔族和汉族等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产生了汉族资产者和藏族无产者、汉族资产者和维吾尔族无产者等各民族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对立。历史上特别是清朝和国民党蒋介石统治时期,汉族曾经对藏、维等少数民族的经济剥削和政治统治留下的裂痕,还没有彻底修补弥合牢固,又被资本家私有制(资本)无情地撕开了一个大裂口,“疆独”利用这个裂口制造了“7·5”打砸抢烧杀暴力恐怖事件,184个生命的鲜血和1684个受伤者的鲜血,从这个裂口中喷涌而出,惨绝人寰,目不忍睹!  

网友雨夹雪概括说:“‘7·5’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前文已经说了改革开放中的问题为‘疆独’的复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其中拉拢上层的路线构成了‘疆独’活动的组织基础,新疆和内地及新疆内部贫富差距的拉大构成了‘疆独’活动的经济基础,少数民族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构成了‘疆独’活动的阶级基础,‘非毛化’和伊斯兰教的复兴构成了‘疆独’活动的思想基础,严重的腐败问题和大汉族主义的复活构成了‘疆独’活动的群众基础。这一切清楚的表明,‘7·5’事件的发生有其必然性,这些问题不解决,‘疆独’活动就难以从根本上被遏制。”(《暴乱的背后:浅谈“疆独”问题》雨夹雪 )  

但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领导人,能够认识和承认这个最顽强的事实,不要把“7·5”事件发生的原因继续主要归咎于外因(“是以热比娅为首的境外敌对势力和境内极少数坏人极力炒作广东韶关旭日玩具厂群殴事件、把一个本来只是一般的治安案件说成是民族事件、极力煽动民族仇恨所致的”!)。而是应该在接受毛主席关于“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的基础上,主要归咎于内因(发展资本家私有制产生的各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和剥削)。  

最后,引录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的几句话作为结束语:  

“民族的所谓角逐已经十分根深蒂固,因此,任何理智的论据都不能在一天之内根除它”。(16—702)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选1—270)  

“要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他们就必须有共同的利益。要使他们的利益能一致,就必须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因为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对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关心的只有工人阶级。只有工人阶级能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也就是克服了一切民族间和工业中的冲突,这些冲突在目前正是引起民族互相敌视的原因。因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选1—287~288,着重号系引者加)  

  2009-7-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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