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到“美国崇拜”

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到“美国崇拜”：以1967年一篇先进事迹的写法说起

老田

读完《毛泽东时代的一代新人》（载《人民画报》1967年第1期）这篇报道之后，我相信很多人心里都会涌出四个字“个人崇拜”。看起来需要追溯一下：个人崇拜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如何生产和制造出来的？

以前人们往往简单地引用毛泽东的说法，把鼓吹个人崇拜的责任，盖在林彪头上。毛泽东确实说过：“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今天我们有了新的材料可以说明，林彪并不能担负起这一责任，问题出在别的地方。而精英们把毛泽东的个别说法绝对化，不注意新的材料和事实本身，也许不是思维习惯长期定格在“个人崇拜”上的表现，而是要借“毛泽东的权威说法”去实现自己的小算盘。

看起来，毛泽东并不是原来精英们所说的“全能全知全在”的上帝，他也有很多不知道的东西，有时候会出现误判。在“自卖自夸”最高峰时期“实际是协助陶铸同志主持中宣部日常工作”的张平化，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的198*9年出版了他的回忆录，他以一种既卖矛又卖盾的精明，一边说个人崇拜是林彪四人帮搞的，以呼应精英们几十年的宣传老调：“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则利用这些错误决定进一步煽风点火，把狂热的个人崇拜和疯狂的‘打倒一切’交织在一起，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全国大动乱。”一边接着又说个人崇拜是自己根据陶铸的建议搞的：“陶铸同志有一条方针很明确，他说，我们中宣部别的什么事情都不要管，就管一件事——学习毛主席著作。”“在那种‘打倒一切’、‘怀疑一切’、‘全面内战’的年月里，大概也只有抓学习毛主席著作不会有被批斗的危险吧！”（《张平化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21页）张平化在回忆录中间没有提到任何一件林彪、康生、张春桥如何指使他搞个人崇拜的事实，如果没有重大遗漏的话，这三个人对中宣部的个人崇拜宣传方针应该免责；而根据张平化回忆，江青对于宣传工作的影响则构成一种彻头彻尾的干扰，妨碍了他的本职工作，以至于到了他想要“撂挑子”不干的地步：“江青经常叫我们跟她一起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一些大专院校去看大字报，实际上她是到那些单位去煽风点火，‘发动革命’。这些事搞得我十分厌烦，天天头昏脑胀，深深感到中宣部的工作实在无法搞好。于是我便想一定要找个机会离开宣传部。”（第122页）

依据当事人事后回忆披露的新信息，我们大体上可以判定，毛泽东说林彪对个人崇拜负责的看法不能成立，真正的个人崇拜宣传，是中宣部的部长陶铸和常务副部长张平化出于“政治保险”而做出的机会主义选择，而江青对张平化主持的个人崇拜宣传的影响则是相当消极的。

在《毛泽东时代的一代新人》的写法中间，我们清楚地看到记者们耍尽一切手腕，想要在救火现场的英勇表现与一份外在的思想资源之间建立起因果联系，从而把人们舍死忘生的行为说出是出于一种思想的激励，而竭力淡化工人地位变化与“隐形契约”的关系。这样，就把先进事迹背后的行为动机，仅仅与“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掌握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本联系在一起了，而把工人在新制度中间的地位上升与由此形成的“隐形契约”关系尽可能地排斥出观察视野。这种写法，恰好碰到了张平化选择的政治机会主义宣传纲领，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上下合流的制造个人崇拜的时代潮流，甚至有可能象今天的主流学界一样：只有全面肯定美国和西方制度实践的观点才能最好发表的论文。这样，权力精英的政治机会主义，和知识精英的策略响应，共同造就了一种个人崇拜的宣传潮流，这种潮流反过来又成为一种过滤标准：只有符合这一标准的文章才能够优先通过媒体编辑的筛选规则。

美国社会学家古尔德纳把知识精英称为新阶级，还认为在集体化革命消灭了拥有金钱资本的旧阶级之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社会结构的变化提高了新阶级扩张自身权力利益的预期，由此，知识精英生出权力完全转移到掌握人力资本的自己手中的奢望，以此而论，毛时代个人崇拜之鼓吹，本身是与新阶级扩张社会权力的欲望相始终的，把毛泽东思想抬高到决定一起的地位，是知识和思想这样的人力资本决定一切的合理“转喻”，这样工人阶级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就相对降低了地位，这个转喻本身要与新阶级的资本和权力要求联系起来看待：“新阶级在占有生产资料的问题上有着明显的共同性，具体来说，他们共同拥有我在下面将要提到的文化资本或人力资本。”“新阶级是精英主义者，追求私利，以其专业知识来获取自身的利益和权力，并控制自己的工作状况。”（（美）古尔德纳著 杜维真等译《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序言》第7-8页）新社会没有来金钱阶级的优势地位，妨碍新阶级扩张权力的障碍，看来是劳动阶级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对于新阶级而言，突出毛泽东思想地位同时淡化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精神，看来是一个聪明的选择：外在的思想资源被抬高总是与拥有文化资本的新阶级的重要性抬高有一致性的。甚至有大记者在《人民日报》（1971-08-10）上发表《靠毛泽东思想治好精神病》，文章宣传说：通过开展毛泽东思想教育和世界观改造取得药物没有的疗效，最终治好了精神病。这样，在治疗精神病这样的专业领域，特殊形态的文化资本之价值也超过了专业技术时代和知识积累，普遍化的文化资本形态也优于特殊形态的技术资本。

看起来，毛泽东把个人崇拜归结于林彪的鼓吹，是出于缺乏关键信息的误判。而后来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长期合伙宣传坏人鼓吹毛泽东，则是别有用心。真实的情况是，个人崇拜宣传出于知识精英的阶级本能和权力精英的机会主义相结合。文革前夕中宣部之所以决定全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则出于一种政治机会主义，这种政治机会主义与林彪的关系不大，张平化本人认为江青是此种机会主义实现的一个消极因素。按照古尔德纳的看法，知识精英对于人力资本的高估值要求，决定了当时知识精英们想要通过鼓吹毛泽东思想决定一切来抬高人力资本在全社会的重要性，这是集体化革命之后呼吁新的权力分配规则的一种“新阶级利益”，看起来，“毛泽东崇拜”与今天的“美国崇拜”在原理上是一样的：掌握人力资本的群体手里有变革社会的最合理药方，因此整个社会的权力规则应该据以倾斜。

毛泽东本人并不相信文化资本决定一切的论断，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但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都要借此遂行自身的欲望和利益，这真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情。我们从历史材料中间看到，往往是中央文革和四人帮率先出来反对“红海洋”，反对过分的“个人崇拜”，这真是太具有反讽意味了。

由于世界变化快，知识精英所掌握的最合理药方，已经从文革前夕的“毛泽东思想”变成了以美国制度实践为基础的“普世价值”和“主流文明”了，但是文化资本决定一切的逻辑则照旧。看来不是文化资本决定一切，而是新阶级的阶级本能决定一切，而相关社会阶层有着强烈的意愿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这就必然要导致“个人崇拜”或者“美国崇拜”了，这当然需要结合一个更为重要的政治前提：权力精英按照自身权力利益最大化要求开放相关的言说空间，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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