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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救世良方还是经济毒药

作者:朱安东 王佳菲等 发布时间:2014-11-27 来源:经济导刊 字体:   |    |  
新自由主义使国有资产流失,贫富分化加剧,而且造成了全面的经济困境。

  在新自由主义政策推行时期,发达国家的资本利润率有了一定回升,拉美国家一度恢复了短暂的低速经济增长,世界经济一体化在不断加强。然而,这些有限的成绩是以加剧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为代价的,也是不可持续的。总的来看,新自由主义的施行不仅延缓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步速,而且造成了全面的经济困境。

    

  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新自由主义正式走到台前,由经济思潮逐步转化为一系列的政策主张,进而被作为主导性的治理范式推向全球。如今30多年过去了,新自由主义在各国付诸实践的效果究竟如何,它向历史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经济成绩单,这个问题值得认真探究和思索。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及其基本政策主张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作为一种经济学说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但由于其保守的立场及其不合时宜的政策主张,在相当时期里不为学界和社会所接受,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直至60年代后期,西方国家出现经济增长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战后一直处于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失效。为了解决通货膨胀以及更为根本的劳资力量对比不利于资本积累的问题,以金融资本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选择了新自由主义,并推动了其兴起和向全球的传播。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先后在英美两国胜选后,开始实施自由化改革,措施包括公共部门企业和服务的私有化,政府放松市场管制,特别是“金融去监管化”,削减税率、刺激供给,实行货币紧缩、抑制通货膨胀,减少公共开支和社会福利支出,压低工资、打击工会等等。英美进而在西欧推行其治理模式,掀起了20世纪80年代的私有化浪潮,直到90年代中期以后仍盛行一时。后来西欧诸国藉由“第三条道路”与新自由主义拉开距离,英国也在陷入衰退后疏远了这一模式。

  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随着体现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利益的“华盛顿共识”[1]出笼,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主张具体转化为以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为核心的政策纲领,迅速向拉美、亚非发展中国家和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广泛蔓延。

  在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政策最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即被智利采纳,在美国培养的一批经济学者“芝加哥弟子”影响下,皮诺切特实施了以开放市场和减少国家干预等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改革。1985年美国趁拉美爆发债务危机强制拉美国家接受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贝克计划”,要求这些国家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实现价格自由化等。到90年代初,美国政府及其主导下的国际金融机构还更多地利用贷款的附加条件,推销“华盛顿共识”,强制拉美国家进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从20世纪末到本世纪以来,拉美国家汲取了教训,出现了政坛集体左倾化的趋势,开始疏远新自由主义。

  在苏联、东欧地区,苏联解体之后,叶利钦、盖达尔等一批政府领导人主张采用新自由主义学说来指导俄罗斯的经济转轨,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向俄罗斯政府推荐了以“华盛顿共识”为基本依据、推行激进的“休克疗法”改革模式,其内容包括全面放开物价、汇率、外贸进出口等管制,大规模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财政、货币双紧缩政策等。后来东欧国家也大部分采用了类似的经济政策。随着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普京的上台,“休克疗法”宣告破产。

  在亚洲,印度尼西亚早在20世纪60年代即由美国培养扶植的所谓“伯克利黑帮”执掌经济战略和政策制定大权,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1991年,美国国会议员和知名学者组成代表团到东亚国家游说,宣称该地区加快实行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将为该地区创造数千亿美元的巨大利益。在其直接推行下,一些亚洲国家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其中尤以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最为积极。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些国家才有所警醒并开始调整经济政策。

  在北非,1991年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为了免除债务,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了一项关于经济结构改革的协议,开始实行自由化、私有化改革。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计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规划,着重实施私有化、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

  以“华盛顿共识”为典型形态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可以概括为“三化”,即“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以及在此基础上推行的“经济全球化”。所谓“市场化”是基于对市场的盲目崇信,主张把生产要素、产品和服务都交给市场去自发调节。所谓“自由化”是指反对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不仅在国内让市场自由配置各种资源,还要求实现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的自由化。所谓“私有化”是基于对公有制天生效率低下的偏见,主张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以及公共服务的私有化。新自由主义所推行的“经济全球化”,是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旨在清除其他地区对国际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和资本流动设置的壁垒,使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能够占据更多的资源、市场和廉价劳动力,获取超额利润。

  新自由主义泛滥的经济后果

  在新自由主义政策推行时期,发达国家的资本利润率有了一定回升,拉美国家一度恢复了短暂的低速经济增长,世界经济一体化在不断加强。然而,这些有限的成绩是以加剧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为代价的,也是不可持续的。总的来看,新自由主义的施行不仅延缓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步速,而且造成了全面的经济困境。

  经济增长显著减速甚至陷入衰退

  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泛滥以来,世界经济增长不仅没有提速反而明显减缓,一些国家甚至陷入严重经济倒退,这已成为公认的事实。在新自由主义政策施行于欧美、拉美、苏东及俄罗斯、亚洲等国家和地区的重要时期(1981-1998年),世界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与前一个时期(1951-1980年)相比,从4.5%下降到了2.9%,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则下降了一半(从2.6%下降到1.3%)。[2]

  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首要目标是恢复经济增长,而结果令人失望。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经济增长呈现一种明显的前高后低、逐步衰退的态势:1991-1994年经济增长率不足4%,1998年后,拉美由于接连发生经济危机或金融动荡,1999年和2001年的经济增长率仅为0.5%和0.3%,2002年又下降了0.5个百分点。这远远低于国际金融机构1997年时的估计,基本上重新陷入80年代债务危机后的那种停滞和衰退状态。[3]据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公布数字,拉美经济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比例,1960年为8%,到21世纪初仅为4%。

  在俄罗斯,实行转型的10年里经济大幅下滑。1989年,俄罗斯的GDP是中国的2倍多,而10年后仅为中国的1/3。前苏东地区的其他国家也基本采纳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都没能取得预想成效,而是迎来了令人沮丧的“转型萧条”。到2003年,在26个苏东国家中,只有7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其1990年的水平,其中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200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其1990年的40%左右。直到2007年,仍然有5个国家经济总量没有恢复到其1990年的水平。[4]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也不得不承认这次的“转型萧条”要比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大约是相当于发生了一次大规模战争。[5]

  印度尼西亚在亚洲国家中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时间最长,所受伤害也最深重,经济表现远不及东亚以及东南亚的其他国家。印尼1985-2007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2%,在亚洲非社会主义国家中处于最下游水平。[6]1997年金融危机时印尼曾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进行干预,而在这一年它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衰退,负增长高达12.8%。[7]泰国、韩国、菲律宾等国家在美国的游说下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之后,短短几年后就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蒙受了几千亿美元的重大损失,有些国家的经济甚至倒退了十多年。1998年,泰国、印尼和韩国都出现了严重的负增长——印尼-13.1%,泰国-10.5%/10.8%,韩国-6.7%。[8]

  事实上,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即使是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在其政策转向新自由主义之后也遭遇了严重打击。20世纪90年代初投机泡沫的破灭,使得日本到90年代中期资产价值损失达1000万亿日元,为GDP的2.4倍,和1929年后美国大危机造成的资本损失是其GDP的1.9倍相比,损失更为巨大。[9]

  作为发达国家新自由主义政策实践的始作俑者,英美两国的经济也在世纪之交走向衰退。互联网泡沫破裂不久,美国走出了经济低谷,一度被视为新自由主义的最佳范例。然而,美国经济增长凭借的是对外推行美元霸权和经济全球化,为了控制资源和市场甚至不惜发动战争,对内则依靠推行金融衍生新工具,这是以严重的经济结构失衡和财政恶化为条件的,特别是它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巨大风险和灾难,使得这种范例不可重复、不可分享。2008年以来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不断深化,标志着美国新自由主义模式遭到致命性重创。

  私有化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和经济主权削弱

  在拉美国家和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的大规模私有化运动,国家因此遭受巨大社会和经济损失。俄罗斯500家最大的企业在私有化时,有324家的平均出售价格还不到400万美元,1993-1996年为俄罗斯私有化的高潮时期,这期间国家私有化的收入,只占GDP的0.02%-0.04%,占预算收入的0.13%-0.16%。[10]俄罗斯在私有化期间的损失总计为9500万亿卢布,约合1.7万亿美元,其中经济损失为一万亿美元,社会损失为0.7万亿美元。这相当于1996年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2倍,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损失的2.5倍。[11]

  更为重要的是,大规模的私有化再加上迅速的自由化、市场化,使这些国家的产业迅速向私人资本特别是外国资本集中,为国有资产流失以及外资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大开方便之门,结果并没有形成原来预想的企业家阶层和私有经济的效率,而是令本国的经济安全大为削弱,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大大降低。

  1992年,阿根廷由外资控制的银行资产仅占12%,到1997年上升到52%,2001年进一步上升到67%,在阿根廷最大的10家银行中,被外国资本控股的银行达到8家。伴随着金融私有化和自由化,阿根廷货币的美元化趋势日益加深,外债迅速增长,金融主权受到削弱,金融动荡不断,以致2001年爆发了金融危机。由于货币贬值、银行瘫痪和存款冻结,阿根廷发生了波及全国的社会动乱,大批民众走上街头游行抗议,仅在一个月内就更换了5位总统。在外资的控制以及进口商品的冲击下,拉美国家的民族工业遭到严重损害,在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20世纪80年代的制造业产值分别占GDP的31%(1989年)、35%(1982年)和26%,2001年时这个比率已经下降到了17%、21%和19%。[12]

  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埃及曾被标榜为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典范,政府在几年之内将利润丰厚的国有企业拍卖给了国外跨国公司或本国少数私人资本,2004年之后又开始出售国有银行,其中埃及最大的国有银行之一亚历山大银行出售给了外国资本。与此同时,埃及放松了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并先后取消了红利税、资本收益税、债券投资利息税,助长了房地产和证券投机。而曾经作为埃及经济支柱的民族工业日益衰退,埃及经济成为名副其实的“依附经济”,贫困化和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埃及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第三世界论坛主席萨米尔·阿明,干脆以“自由主义病毒”来称呼新自由主义。

  东欧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尤其是工业和银行业为外国资本所控制,丧失了主导权。在匈牙利、波兰、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这7个国家中,有4个国家外国资本占银行业的65%以上,在爱沙尼亚居然达到了80%;外资对这些国家的工业的控制程度也很高,有3个国家超过了50%,其中克罗地亚甚至达到了85%。外资的涌入并没有为东欧带来经济繁荣,在这方面,匈牙利的例子十分典型。由于国内的新兴阶级没有能力购买大中型国有企业,导致最终收购者多是外国资本。在1998年私有化运动结束的时候,原来属于国有的生产资料80%以上成为私人财产或外国资本的囊中之物,国家保留的国有资产减到社会总资产20%以下。在此期间,经济不进反退,尤其在1990-1993年间,经济连年衰退,国内生产总值总共下降了近20%。即便到了2006年,也只有1989年水平的126%。[13]

  失业问题和贫富分化急剧尖锐

  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措施后,许多国家的政府以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经济和市场化为由,限制工会权利,解除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有意识地提高失业率,迫使工人阶级接受低工资。

  事实上,在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图1反映的是欧盟委员会提供的欧洲核心15国和美国的平均失业率的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从上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这些总体的失业率水平是快速上升的,从4%左右上升到了9%左右,之后虽有波动,但总体保持在高位。尽管在2002年之后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但2008年危机之后这个数据又开始上升。

   

  1欧美平均失业率水平(%):1960-2009

  数据来源:欧盟委员会年度宏观经济数据库(MMECO)

  由于失业率较高而且工人斗争性减弱,加之新自由主义推行的资本自由流动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纳入到国际垄断资本的雇佣范围内,大大加强了资方在工人和政府面前的谈判地位,因而,在资本利润率有所提高的同时,工人的实际工资出现了下降趋势。以拉美国家为例,1980-1991年,玻利维亚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了73%;1980-1992年,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委内瑞拉工人的实际工资分别下降了68%、65%和53%;1980-1994年,阿根廷、乌拉圭工人的实际工资分别下降了14%和21%。[14]

  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动下,各国内部出现了越来越深的贫富鸿沟。在英国,社会不平等的扩大成了保守党政府下台的重要原因;而俄罗斯的经济转轨也在短期内把俄罗斯变成了一个极少数人暴富(多为非生产性手段),绝大多数人赤贫的畸形社会,1997年俄罗斯的基尼系数达到0.5,贫困人口由1988年的2%上升到1995年的50%[15];阿根廷则出现了一个新的、被社会学家称为“新穷人”的群体。一些前苏东国家由转型之前处于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国家阵营,跌入到最不平等的国家行列,最为突出的是亚美尼亚,在1996-1998期间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高达0.61。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多年来持续扩大,1979-2007年,美国家庭的平均收入增长了51%,而最富的10%家庭收入增长了116%,最富的1%家庭收入增长了241%。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近期一项研究显示,2009-2012年,美国最富的1%人群攫取了美国新增财富的95%。[16]

  国与国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也在加剧,据世界银行统计,在新自由主义刚有所抬头的1973年,世界最富有国家人均收入是最贫穷国家人均收入的44倍,到2009年则达到330多倍;高收入国家的10亿人口拥有全球财富的60%,中收入国家的15亿人口和低收入国家的35亿人口各拥有20%。[17]

  由于国与国之间以及各国内部收入差距都在拉大,全球的贫富分化极其严重。根据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发布的《全球家庭财富分布情况》,在2000年,世界上1%最富有的成年人口拥有高达40%的全球家庭财富;世界上2%最富有的成年人口则拥有一半以上的全球家庭财富;世界上10%最富有的成年人口拥有85%全球家庭财富。全球家庭财富分配的基尼系数为0.892,相当于如果全球总共只有100个人和1000美元的话,其中一个人拥有900美元,而其余的每个人拥有1美元。

  全球性两极分化,经济增长缓慢,导致了世界贫困问题日趋严峻,也成为世界动荡不安、冲突频繁、恐怖主义泛滥的重要根源。

  全球范围的生产能力过剩和结构失衡

  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使得许多国家的实际工资水平下降、大量民众相对和绝对贫困化,导致世界范围的有效需求增长缓慢甚至减少,从而出现了严重的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现象。1999年2月,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曾警告说,世界范围内出现了计算机芯片、钢铁、汽车、纺织以及化工等行业的生产能力过剩,并指出当时世界工业生产能力的实际利用率水平接近于1930年以来的最差水平。[18]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情况更加恶化。以美国为例(见图2),其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在1948-1980年期间平均为82.9%,而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平均只有78.1%。[19]欧洲的情况和美国比较类似,而拉美的产能利用率在上世纪最后20年也在低处徘徊。由于相对过剩的资本在生产领域不能获利,转而进入资本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房地产市场等投机领域,吹起了大量资产泡沫。

   

  图2 美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1948-2010年

  在新自由主义时期推行的经济全球化和美元霸权,使世界经济积累了越来越严重的结构性矛盾。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从日本、欧洲以及近年来从中国的大量进口,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除了1991年外)其出口一直小于进口,出现了愈演愈烈的贸易逆差。从2003年开始,其经常账户赤字超过了5000亿美元,并在2006年达到了8000亿美元,即便是在危机之后的2010年仍然高达4700亿美元。目前,美国已经形成巨额外债,到2011年9月,美国的外债总额已经达到近15万亿美元[1],超过了其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出现高额顺差,积累大量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这些外汇资金为保值和增值又回投到美国金融市场,推动美国资产价格上涨。

  随着全球资本过剩和经济失衡不断加剧,金融泡沫也在加速膨胀。新自由主义推行的金融自由化,解除对金融部门的管制,更为各种金融欺诈、投机泡沫铺平了道路。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几乎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都出现了经济金融化的现象。以美国为例,美国金融业在国内总利润当中所分割的比重越来越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不足20%上升到30%左右,并在本世纪初一度达到45%,而同期制造业的比重则大幅度下降,一度降到10%以下,目前也低于20%。尽管在一段时间内,金融资本可能依靠吸纳更多的资金进入金融部门而获利,但金融领域利润毕竟最终来源于实体经济部门,因此,这一过程是不可能持久的。

  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频发

  新自由主义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推行的后果之一,是使这些国家发生一连串的经济和金融危机,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以拉美为例,继20世纪80年代爆发债务危机,在90年代初接受新自由主义方案之后的短短十年时间里,又接连出现多次较大危机:1994年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1998-1999年,巴西在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出现严重金融危机;2001年底,经济发展百年不衰、人均年收入曾达到8000美元,又成为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明星的阿根廷,由于连续数年负增长,经济衰退达到创纪录的11%,接近崩溃边缘;2002年,巴西和乌拉圭又陷入金融动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近30年时间里,美国等西方国家没有出现过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没有一个重要的金融机构破产。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每隔10年左右就会发生一次较大的金融危机,大型金融机构破产也不时发生。导致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金融自由化政策。此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及其以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为标志的深化,可以说是长期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恶果。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急转直下,全球GDP在2009年下降了2.2%,失业人口总数近2.12亿人,失业率为6.6%,比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增加了3400万人。

  在危机的发源地美国,美国股市大量财富蒸发,其标准普尔500指数从危机前最高的1562点,之后一度下跌到677点,跌幅高达57%。同时,其经济总量跌幅也达到了4.2%,失业率从4.4%上升到了10%,失业人口从673万上升到了1535万。危机中,大量家庭失去住房,据估计,从危机爆发到2014年3月,已经有500万套住房被银行收回,而且这个数据还在不断增长。[21]按照美国官方统计,美国贫困人口在2010年达到了史无前例的4618万,大约每7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人处于贫困之中。[22]危机迅速向其他发达国家蔓延,金融市场风雨飘摇,经济迅速陷入衰退,欧洲相当一批国家到现在尚未完全走出经济衰退的泥潭,并深陷主权债务危机。

  很多推行金融自由化和利用金融业的发展推动经济繁荣的国家都受到沉重打击。欧洲小国冰岛十多年来由于金融业的超常发展,使经济迅速增长,人均收入曾排世界首位。但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冰岛的金融体系遭受沉重打击,货币大幅贬值,外债高筑,国家濒临破产。

  危机还广泛波及到亚洲、东欧、拉美、非洲,尤其是实行了新自由主义政策之后,对外资依赖程度过高、经济主权受到削弱的国家和地区,受冲击更为严重,例如前苏东地区,2009年整个地区产出下降近6%,拉脱维亚、乌克兰、立陶宛、亚美尼亚甚至出现了高于14%的大幅倒退。

  对新自由主义风潮的反思和矫正

  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经济在改革中暴露出重大问题,产生的后果招致批评始终如影随形,一些曾经将其奉为救世良方的政府不同程度地改变和纠正了原有的一些政策做法,新自由主义的原则在实践中遭遇了批判、抵制和抛弃。

  在率先启动发达国家新自由主义变革的英国,撒切尔主义早已衰落。进入新世纪以来,英国的两大党派对新自由主义的热衷态度明显发生变化。保守党领袖邓肯·史密斯在一次讲话中承诺,他的党不会再继续撒切尔内阁的“物质主义”的模式,而工党也同样急于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划清界限。[23]2013年撒切尔夫人去世后,英国《卫报》刊文称:“她留下的遗产是一个分裂的社会、个体的自私和贪婪的物质崇拜。这些东西加起来对人类精神的禁锢,远多于他们所释放的自由。”

  巴西著名理论家多斯桑托斯将里根经济学称为“灾难政治经济学”,认为巴西等拉美国家“落入了新自由主义陷阱”[24]。在饱尝新自由主义的苦果之后,拉美人呼吁探索一条适合拉丁美洲和本国国情的新发展道路的呼声不断高涨,查韦斯提出的“21世纪社会主义”就是其中较为激进的选择。不仅拉美民众对新自由主义改革存在一种普遍的不满,一贯支持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美洲开发银行也承认,拉美结构改革的效果“不甚理想”,许多国家“遭受结构性改革之苦”。[25]

  正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拉美改革效果不佳,1998年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明确提出了以强调国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减少经济改革的“社会成本”、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卫生事业等为核心内容的“圣地亚哥共识”[26]替代“华盛顿共识”的主张。从厄瓜多尔(1997年)、秘鲁(2000年)、阿根廷(2001年)到玻利维亚(2003年),大选中获胜的各国领导人,在竞选演说中无一例外地主张反对新自由主义,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获得人民支持。经过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抵制和纠正,拉美正在逐步走向经济自主和成长复苏。

  对于“华盛顿共识”,斯蒂格利茨曾评价道,“说得好一些,‘华盛顿共识’是不完整的,说得坏一点,‘华盛顿共识’具有误导性。”从事转型经济学研究的著名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指出,“俄罗斯的经验基本上可以看做‘华盛顿共识’缺点的证明”。甚至连当年参与主持“休克疗法”改革的盖达尔,后来也不得不承认“改革是失败的”。普京任总统后,从1999年至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反击寡头对经济的控制。

  2008年以来,被称为“百年一遇”的源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在世界范围的蔓延,进一步暴露出新自由主义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当然,以金融资本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仍然垄断了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大权,新自由主义势力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例如,美国在利用巨额财政资金挽救大金融资本的同时,又不断削减中下阶层的各种福利以减少赤字。这种挽救新自由主义危机的做法,只能使经济危机进一步恶化并逐渐演变成为社会和政治危机。经历了这场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可能在全球失去其主流地位。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内的一批主流经济学家站出来公开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他直接以“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为题撰文指出,新自由主义一直是为某些利益集团服务的政治信条,从来没有得到经济学理论的支撑。曾以提出“历史终结论”名噪一时的斯坦福大学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也在与美国全球发展中心主席南希•伯索尔合写的《后“华盛顿共识”——危机之后的发展》一文中明确宣布,“如果说这场全球金融危机让一些发展模式受到审判的话,那就是自由市场或新自由主义模式。”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中谷岩过去是在日本鼓吹和推广新自由主义的急先锋,在本轮危机爆发不久就出版了名为《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新自由主义者的忏悔》的著作,并在日本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他在书中指出新自由主义让世界蒙受了巨大灾难,并宣布“我们终于要与主张越不限制越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诀别了。”[27]

  西方媒体和社会各界人士在金融危机后,纷纷要求转变原有的主流经济治理范式。2008年1月,美国《国际先驱论坛》刊发题为《经济史拐点》的文章,指出世界经济正在步入一个拐点,即全球主流经济政策正在由自由放任转向政府干预。日本《每日新闻》指出,“危机的元凶”是“里根与撒切尔夫人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即市场至上主义”,是“数十年的自由放任这一过度自由主义”。金融巨鳄索罗斯在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时表示,“(华尔街危机)是我所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一放任市场和让其自动调节理论的结果。危机并非因为一些外来因素,也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是体制给自己造成了损失。”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在2012年达沃斯论坛上提出:“我们必须改造资本主义,使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更加负责任,对于社会的需要负责任。”

  一些西方政要也在反思新自由主义的错误和危害。在2009年的20国峰会闭幕新闻发布会上,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公开宣布了“华盛顿共识”的终结[28]。2009年2月,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陆克文专门撰文批判新自由主义,指出“本次危机正是过去30年来自由市场理论主宰经济政策的最终恶果。这种理论有时也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原教旨主义、撒切尔新政或华盛顿共识,其理论核心是应限制政府活动,最终由市场力量全面取而代之。”[29]

  【注释】:

  [1]1990年,在美国政府的授意下,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发起,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会议。会议形成的共识包括十个方面内容:(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财产权。这只是最初意义上的“华盛顿共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真正向发展中国家推行的,也就是人们通常意义上的“华盛顿共识”所包含的内容更加宽泛并且更加具有新自由主义色彩,往往还会包括资本账户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打击工人力量的内容。

  [2]资料来源:Pollin, Contours of Descent: U.S. Economic Fractures and the Landscape of Global Austerity.2003

  [3]陈平、王军:《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为什么必然失败?》,《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第4期。

  [4]TransMONEE 2011 Database, UNICEF Regional Office for CEECIS, Geneva.

  [5]World Bank, “Transition: the First Ten Years—Analysis and Lessons for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2002

  [6]何秉孟、李千:《新自由主义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84页。

  [7]朱安东:《“伯克利黑帮”与印度尼西亚40年来的经济发展》,《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11期。

  [8][俄]坦基扬:《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资本主义危机抑或全球美国化?》,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4页。

  [9][日]伊藤诚:《日本新自由主义评价》,见[英]阿尔弗雷多•萨德-费洛等《新自由主义批判读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4页。

  [10]唐袅:《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别名考》,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2页。

  [11]褚鸣:《批判的新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批判》,《国外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12]阿尔弗雷多•萨德-费洛《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见[英]阿尔弗雷多•萨德-费洛等《新自由主义批判读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4页。

  [13]朱安东:《匈牙利的“通往奴役之路”》,《中国财富》2007年第11期。

  [14]Duncan Green, Silent Revoluti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5), Appendix A.

  [15]ISCCIS(独联体国家间统计委员会),The Main Macroeconomic Indicators of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1991-1999,Moscow,1999.

  [16]http://eml.berkeley.edu/~saez/saez-UStopincomes-2012.pdf

  [17]《新自由主义与国际金融危机》,《人民日报》2012年6月7日。

  [18]“Could It Happen Again?”, Economist, 22 February 1999.

  [19]从图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在上世纪60年代是最高的,平均达到了84.9%,70年代下降到81.5%,80年代进一步下降到78.7%,90年代略有回升,达到81.2%,但在过去的十年里下降到了有统计以来最低的74.5%,在本次危机中的2009年更是下降到了66.2%。

  [20]见美国财政部网站,http://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data-chart-center/tic/Documents/debta2011q3.html

  [21] http://www.corelogic.com/research/foreclosure-report/national-foreclosure-report-march-2014.pdf

  [22]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数据计算,数据来自http://www.census.gov/hhes/www/poverty/data/historical/people.html

  [23]何秉孟主编:《新自由主义评析》,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24][巴西]多斯桑托斯:《新自由主义的兴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25]美洲开发银行:《拉美改革的得与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26]“圣地亚哥共识”的含义是:a必须减少经济改革的“社会成本”,使每一个人都能从改革中受益;b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卫生事业;c不应该降低国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d健全法制,实现社会稳定;e提高妇女和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f完善和巩固民主制度。

  [27][日]中谷岩著,郑萍译:《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新自由主义者的忏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28]程瑞华,《盘点各国政要观点解析G20峰会成果》,载《金融时报》2009年4月4日,见http://business.sohu.com/20090404/n263201156.shtml

  [29]陆克文,《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变革》,见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9-03/18/content_11030473_1.htm,原文标题为"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载The Monthly杂志(http://www.themonthly.com.au/monthly-essays-kevin-rudd-global-financial-crisis--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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