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遒：马克思与哲学的终结

　　恩格斯写下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其实是从笛卡尔到黑格尔整个西方近代哲学的终结。

　　黑格尔以理论的抽象宣告这个终结，费尔巴哈以撕裂哲学体系的直观诉说这个终结，马克思则将这个终结诉诸革命实践。

　　这是西方哲学史的根本性转折，只是资本世界的哲学家们视而不见。他们以“哲学家精英”的传统思维固守自身的“贵族圈子”，拒斥马克思的哲学地位;同时以追求真、善、美的诚恳，在捍卫“人类精神”的抽象中，从不同的角度肢解哲学。

　　——为终结哲学的殊途同归!

　　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家们：叔本华、尼采、孔德、弗洛伊德、雅斯培尔斯、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波普……，他们为人类精神的诉求，却终究挣不开现实的羁索，或在自残中遍体鳞伤如叔本华、尼采;或吞咽着资本世界的痛苦而寻求着哲学的解脱如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

　　不同于西方哲学在资本世界没落里的挣扎，它的革命精神在地球的东方得到认同与升华。

　　《矛盾论》，《实践论》——20世纪中叶，毛泽东写下了两篇哲学著作。

　　两篇小文，精确地把握了西方哲学史的转折点。

　　何谓西方哲学史?

　　英国哲学家怀特海一语作结：“两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学史，不过是柏拉图的一连串注脚。”(见刘景录：《当代的文化交流与文化选择》)

　　《矛盾论》融会中国古代文化之“道”与西方哲学之“理”，以其内因外因、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及其相互转化的学说，精辟而简练地道出了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整个西方哲学的精髓。

　　《实践论》则准确地把握住黑格尔哲学终结的必然趋势及走向：哲学在质上的自我否定，需要量上的自我完成。毛泽东以对实践的高度自觉，光大马克思哲学的精髓——实践，为人类精神深深地奠下了马克思哲学的里程碑。

　　这个里程碑，巍然东方一柱，顶天立地，傲视群雄。

　　在资本世界，马克思哲学的里程碑地位不被认同。大哲学家罗素便不以为然：“把马克思纯粹当一个哲学家来看，他有严重的缺点。” 马克思的哲学“比较近于现在所说的工具主义。”(《西方哲学史》)

　　不止罗素。让西方资本世界的思想家们承认马克思是哲学家，有点勉为其难：“把卡尔·马克思包括在内，似乎具有挑衅性。没有人否定马克思对他那个时代的政治产生的巨大影响，但是，许多人，拒绝给予他作为纯粹哲学家和道德哲学家以任何重要地位。”(雷·蒙克、弗·拉斐尔：《大哲学家·导言》 )

　　其实，这并没有冤枉马克思。

　　君不见，辩证法是黑格尔的，唯物论是费尔巴哈的。马克思作了什么?

　　马克思实在不是什么“哲学家”，他仅仅是一个战士!

　　马克思“作为战士的一面，是永远胜过作为思想家的一面的。” (梅林：《马克思传》)

　　哲学家们只是解释世界，马克思则引领变革世界。

　　“战士”，原不必与“哲学家”们为伍。

　　“马克思写了大量具有哲学意味的著作，但他也简慢地嘲笑哲学家的思想。”当代学者特·伊格尔顿在他的《马克思和自由》一文中，准确地把握了马克思区别于哲学家们的鲜明特点——“发展实践哲学”。 (见《大哲学家》)

　　所以，罗素们的心怀愤愤，实在有点“哲人”自扰。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武器的置换，将哲学与无产阶级通过实践的中介，实现同一。

　　古希腊的柏拉图把人类解放的希望寄托于“哲学家王”：“除非哲学家成为这个世界的王，或者我们现在称之为王和统治者的人真正成为哲学家，否则，国家的灾难、人类的灾难将没有尽头。”(《理想国》)

　　这是理性的上帝，是圣人，是救世主。

　　救世主是历史的产物，是百家争鸣、自然淘汰的优胜者。它雏形于原始公有制的英雄崇拜，成形于私有制社会的君主集权，而消形于私有制向公有制转变的资本世界。

　　在资本世界，金钱吞吃了救世主，救世主之光黯淡了;在未来时代，随着等级制的终结，救世主消融于众人中，人人平等，亦圣亦凡。

　　马克思哲学以对未来时代的宣言，否定性地回归柏拉图，将“哲学家王”普化为“哲学家民”：哲学以追求真、善、美的本质内涵，将实现自身的使命诉诸无产阶级为代表的人民大众的革命实践，诉诸“哲学家民”的普遍取代“哲学家王”的个别。

　　“五洲四海尽舜尧”，哲学也就寿终正寝了。

　　马克思提升柏拉图“善的理念”，科学地论证了人类的自我拯救与自我解放;同时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诉诸历史领域的反思和经济领域的完成，以唯物史观论证了资本世界的覆亡。

　　哲学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涵。

　　马克思哲学，开始了西方思想史的伟大转折。

　　1、资本主义的没落与哲学的终结

　　200多年前，法国大革命将资产阶级的英雄们推上历史之巅。然而，随着自由旗帜仰赖拿破仑马刀的专制而飘扬，资产阶级已经宣告了自身不可规避的没落宿命。

　　与此同时，笛卡尔开拓的近代哲学发展到黑格尔高峰，物极必反的宿命便魔咒附体，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没落也开始了。

　　马克思一部《资本论》，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列宁一抹“苏维埃”亮丽风景，宣告了帝国主义的垂死;毛泽东一场文化大革命，则激荡环宇，彻响千古“人类精神”的共鸣。

　　苏联解体与社会主义阵营败绩，为历史的辩证法再添风采：异化的社会主义的终结，是社会主义全球化的开端。

　　（1）笛卡尔与近代哲学

　　被资本主义萌芽所惊觉，中国的王夫之、黄宗羲以对程朱理学的逆反，举起了明清实学的旗帜;西欧的笛卡尔、斯宾诺莎则以对托马斯神学的逆反，举起了近代哲学的旗帜。

　　然而，中国的明清实学依旧高擎着孔子的太阳，西欧近代哲学也依旧沐浴着上帝的光芒。

　　无论明清实学，还是近代哲学，都是以对旧思想体系的逆反，成为旧思想体系的构成。

　　中国的明清实学是对发展到顶峰的儒学思想体系在量上的丰富与完善;西欧的近代哲学是对发展到顶峰的基督教思想体系在量上的丰富与完善。

　　在这个意义上，明清实学与近代哲学是私有观念的别样形态，是为私有制服务的;资产阶级是它的物质载体。

　　但是，明清实学与近代哲学又以对公有观念的本质张扬，分别承载起朱熹儒学思想体系与托马斯基督教思想体系否定自身、否定私有制的观念诉求。

　　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决定了它的意识形态的两面性;而明清实学与近代哲学的两面性又反过来规定和指导着资本主义的两面性。

　　东西方历史的惊人相似，也因其风格各异有着惊人的不相似。

　　恩格斯写道：“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中国，由于女真人在野蛮中挟裹的原始公有观念清新之风对腐朽大地的洗涤而激发中华民族的生机，以及封建集权制的深厚底蕴，明清实学与资产阶级相搀相扶，举步维艰。

　　而在西欧，得益于文艺复兴的启迪和自然科学的勃兴，以及世俗君权对罗马大一统教权的抗争，近代哲学被资产阶级的进步所推动，昂首挺进。

　　近代哲学一开始就是向希腊精神的回归，笛卡尔通过奥古斯丁回归柏拉图。

　　笛卡尔——近代哲学之父。

　　“我思故我在”。

　　笛卡尔把“思”作为存在的基石甚至存在自身，试图拓展理性阵地，冲击并挣脱基督教思想体系的束缚;他向上帝和世界投去怀疑的目光，以“二元论”背逆托马斯，蚕食上帝的领域，表现出新兴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动摇乃至否定整个社会构成——私有制及私有观念。

　　笛卡尔推崇“主体意识”，从思想上武装革命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被压抑的个体以向整体逆反的方式张扬自我，强烈地表现出对封建专制的冲决。

　　杨真写道：“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自始至终都紧紧抓住基督教作它的政治工具，这主要是因为当时英国资产阶级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提出独立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基督教史纲》) 路德回归耶稣，只是进行了基督教思想体系内的变革，却没有建立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时代，强烈地呼唤自己的精神。

　　笛卡尔雄心勃勃地构建新的思想体系，反映出资产阶级以新的观念颠覆整个旧社会的豪迈。

　　这种豪迈，源于人民大众的伟力。

　　早期资产阶级置身人民之中并从中汲取巨大力量，成为全体人民的代表。资产阶级革命并不是一个阶级的革命，而是举人民之力的革命。它凝聚并爆发了千百年被压迫人民沉埋的革命能量，于是具有了除旧布新、义无反顾的恢宏。

　　这是摧毁私有制及私有观念的革命。

　　哲学，一开始就被以公有观念为核心的人类精神所规定。

　　笛卡尔的上帝具有“无限完满性”，他将伦理学视为哲学的最高等级，是最高和最完善的道德科学。

　　弗·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并以《新大西岛》的乌托邦展望，生气勃勃地激励人们去解放思想，追求知识，探求自然奥秘，表明了新兴资产阶级对科学的渴求，同时创意人类精神“神圣的乐土”，抒发对真、善、美的理想追求。

　　斯宾诺莎主张通过理性指导，协调群体关系：“人要保持他的存在，最有价值之事，莫过于力求所有的人都和谐一致，人人都追求全体的公共幸福。”(《伦理学》)

　　洛克鼓吹“天赋人权”，他把个体利益的实现建立在公有观念的基础上，断言：唯一美德是远虑，即从长远考虑自我利益和全体利益的一致。

　　休谟强调道德的社会性：“正义之所以得到赞许，确实只是为了它有促进公益的倾向。”(《人性论》)

　　康德说：“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经常、持续地对它们反复思考，它们就总是以时时翻新、有增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充满我们的心灵：这就是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在我之中的道德法则。”(《实践理性批判》)

　　自然与自由，感觉与理智，被赞叹着，被敬畏着。自然科学的丰硕成果膨胀着人类驾驭自然的野心和私欲，终归难免被自然惩罚;而敬畏自然的求索与自我道德的升华才能使人类在与自然的合一中，将人类提升到更高的层次。

　　康德延续近代哲学的主观倾向，突出主体在认识上的能动性，尤其是实践理性在道德自由上的能动性，指明了“至善”的根本指向和哲学之本。

　　罗素说得对：“人不是孤独不群的动物，只要社会生活一天还存在，自我实现就不能算伦理的最高原则。”(《西方哲学史》)

　　然而这并不妨碍资产阶级将“自我实现”视为最现实的原则。

　　早期资产阶级虽然是工人阶级与人民大众的代表，同时也是自身阶级利益的承载者。因此，哲学，相应地成为人类精神与资产阶级观念的扭结体。

　　这是洛克的“公民观”：“没有财产的人不应当算公民。”(罗素：《西方哲学史》)

　　斯宾诺莎与霍布斯大同小异，“理性利己主义”的上帝之爱，立足于正视私有制以及规范私有制的需要：“每一自在的事物莫不努力保持其存在……莫不反抗足以取消其存在的东西。”(《伦理学》)

　　哲学唯理派与经验派在基本指向上是相同的：关心公共利益是为了维护与发展个体利益，即以“私”为核心。

　　人民性规定着资产阶级的方向，阶级性则鼓动资产阶级突出“自我”——不止笛卡尔体系，还有莱布尼茨体系、洛克体系、贝克莱体系、休谟体系……新的思想体系此伏彼起，争奇斗艳，谁都想建立一个空前绝后的体系。

　　然而，这些“体系”只是脱去中世纪基督教思想体系的外衣，并没有在实质上完成革命。无论笛卡尔、斯宾诺莎，还是霍布斯、洛克，哲学的理性自诩为神学的敌人，而在维护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上，则不过是神学体系的继续。

　　卡·斯蒂尔大约多一些对中世纪基督教哲学的偏爱，他对西欧近代哲学的评价竟如此冷峻：“开始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近代哲学的错误在于，每一个哲学家都认为他必须从零开始建构哲学体系，不必说，没有人能成功地完成这些思想家鲁莽地开创的庞大任务。”(见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序》)

　　也许，只有从“人类精神”的宏观角度，才能读懂卡·斯蒂尔。

　　曾经，被放飞的哲学灵魂，挣脱神学束缚，确立主体性，与实证科学(自然科学)联盟，勃发生命活力，憧憬自身的辉煌。然而在哲学匆匆构建自我体系的兴奋之余，却很快发现：获得自由的自然科学一个个离它而去，把它孤零零地甩回到托马斯的怀抱。

　　从这个意义上说，笛卡尔开拓的的近代哲学不过是对托马斯的理性述说，是对托马斯基督教思想体系剥离神学外衣后的重合。

　　革命为近代哲学注入活力。

　　17世纪，英国革命在基督教旗帜下挺进;18世纪，法国革命则割断神学—哲学的纽带，公然扫荡基督教了。卢梭从路德新教中汲取耶稣的人类精神，绍承柏拉图，自认“柏拉图共和国的一分子”(《忏悔录》);而罗伯斯庇尔为了忘却的纪念，则将卢梭思想发展到极端，甚至祭起“理性之神”。

　　“理性之神”经过康德到黑格尔的逻辑论证得到理论的确立，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于是形成，基督教神学—哲学思想体系宣告终结。

　　（2）黑格尔：哲学之巅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观念上的分水岭，是以黑格尔命名的。

　　资本主义上升与下行的曲线，也是哲学上升与下行的曲线。

　　在资产阶级的胜利进军中，看得见哲学趾高气扬的旗影飘飞;在资本主义的没落穷途上，伴随着哲学夕阳西下的马蹄声碎。

　　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表现出代表整个人类的宏大气魄。相应地，哲学强化主观倾向，以对上帝的逆反，昭彰资产阶级阶级力量不断增强的自信和自我扩张的潜在冲动，鼓舞资产阶级步入法国大革命，成就着资产阶级的政治高峰。

　　康德高度抽象法国大革命的“人类精神”， 以“纯粹理性”引导个体的主观注目于上帝的“道德公设”——公有观念的利他性，他的“自由=自律”之说，连接起被休谟“怀疑论”扯断的理性之链，为主体在认识中的能动性开辟了广阔天地，根本性地扭转了前康德哲学家笛卡尔、莱布尼茨、洛克、休谟崇奉的利己主义，将资产阶级的道德观严格地在人类精神之中固化。

　　黑格尔升华康德，以“绝对精神”的整体主义之网套牢资产阶级放纵主观和个性的野马，规范私利的追求，将个体利益重新纳入整体之中;同时，以“总体意志”对“人民意志”的超越，不仅将康德的主观明确地诉诸客体，更以对整体的抽象，深化了人类精神的内涵，使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因为“公有观念”而大放光明。

　　黑格尔高峰，因此而突兀。

　　何谓“人民意志”?何谓“总体意志”?

　　在特定意义上，当犹太民众群呼杀死耶稣的时候，表达的是“人民意志”。

　　当德意志举民族之力迫害犹太人的时候，表达的是“人民意志”。希特勒恰是这种特定时期“人民意志”的化身。

　　当毛泽东逝世后，几乎10亿人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表达的也是“人民意志”。

　　而耶稣代表了“总体意志”，毛泽东代表了“总体意志”，那个保护犹太人的“辛德勒名单”，也代表了“总体意志”。

　　总体意志是超越时空、对人类世世代代追求真、善、美的抽象。这一抽象来自于“人民意志”，但是又高于“人民意志”，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

　　从卢梭经过康德到黑格尔，总体意志——公有制与公有观念得到高度礼赞，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被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资产阶级从此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

　　黑格尔哲学正是资本主义兴盛的产物。它被资产阶级革命所鼓舞，充满了包容天下、朝气蓬勃，舍我其谁的大一统精神。

　　中国的老子讲“道法自然”。黑格尔则断言自然法则即精神法则：“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精神现象学·序》)

　　二者的指向都是主客体的大一统，人天相合，古今归一。不过老子偏重于自然，黑格尔归之为精神。

　　在黑格尔那里，支配人类历史的“理性”是存在于人的头脑之外和历史运动之外的某种客观“理性”，即“绝对精神”，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规律”，即老子说的“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是对自然的抽象，也可以说，道是理性的自然，道与自然一体。究竟“道”即理性是第一性的，还是自然是第一性的?是老子与黑格尔的区别。

　　黑格尔把拿破仑和德国古典哲学视为精神的绝对知识与道德之至。于是，道德与精神的发展也就结束了。黑格尔并没有错，他是就本质而言，即与古希腊精神浑然一体的“善的理念”。它永恒地指引历史的进程。

　　黑格尔根本性地颠覆基督教思想体系，他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近代哲学的出发点是古代哲学最后达到的那个原则，即现实自我意识的立场;总之，它是以呈现以自己面前的精神为原则的。”

　　回归希腊哲学，就是回归人类精神的本质。

　　那么，黑格尔不也同时是向托马斯、向基督教思想体系的本质回归吗?

　　曾经，欣喜于托马斯在神学领域为哲学开辟的自留地，罗·培根、司各托、奥康、弗·培根、笛卡尔、斯宾诺莎……，小心地从神学中剥离哲学，一步步地蚕食基督教思想体系的领域。

　　到了狄德罗、霍尔巴赫，终于敲碎神学的外壳，让哲学独立于世间。

　　取得独立形态的哲学，被康德重新树立主体的权威，极至地发展主观倾向，终致“纯粹理性”的生命力衰竭。

　　费希特将康德的“自我”推导为“绝对自我”，这样就向黑格尔迈出了一大步;而谢林对自我与非我的超越，已经是叩黑格尔之门了;于是，黑格尔借助“绝对精神”为理性输液，“绝对精神”也便溜进了上帝的殿堂，成为上帝的理性形象。

　　哲学兜个圈子向起点回归，黑格尔拥抱了托马斯。

　　从托马斯的“上帝唯一”，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精细的辩证法完善、丰富了基督教神学—哲学思想体系，人类精神的认识活动，异化为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

　　黑格尔比肩托马斯，完成了精神的大一统。

　　托马斯写了《神学大全》，黑格尔写了《哲学全书》。

　　托马斯是徜徉于神学领域的黑格尔，黑格尔是信步于哲学讲坛的托马斯。

　　如同托马斯生活在基督教的巅峰时代一样，黑格尔生活在世界历史发生波澜壮阔的激烈变革时代，1776年美国革命，1789年法国革命……资产阶级势如破竹的胜利进军深刻地变革着世界。黑格尔说得好：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 (《法哲学原理》) 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空前绝后，恰恰是对它的时代，即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意识形态的提炼与升华。高度的抽象，丰富的内涵，深刻的辩证思维，反映着黑格尔哲学的时代性，也表明着资产阶级革命的黑格尔性。

　　成熟的黑格尔体系推动资本主义社会的成熟，包罗万象大一统的黑格尔体系，推动资本主义为包罗万象和大一统的扩张。

　　资本主义如日中天，造就着哲学的如日中天。拿破仑的辉煌与黑格尔的辉煌以爆裂的冲击波，从自身的专制阴影里激情迸射，照亮了人类世界。

　　黑格尔力挽哲学向重整体、轻个体回归，在理论上完成着对公有制与公有观念的升华，成为资本主义自我否定和人类统一的思想先声，成为马克思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理论先驱。

　　同时，黑格尔以对普鲁士王权的肯定，确认着私有制的合理性。

　　如果说，路德为基督教思想体系殉葬，黑格尔则为哲学体系殉葬。他们或借助上帝，或借助绝对理念，都高扬着“公有观念”的人类精神，但都同时固守私有制的现实，不肯挣脱旧制度的束缚。

　　黑格尔始终让自己翱翔的双翅盘旋于资产阶级国家的笼子里，他在《历史哲学》里写道：“‘真的东西’是普遍的意志和主观的意志的统一，即‘普遍的东西’要在国家中，在国家的法律、国家的普遍的与合理的制度中发现。国家是地上存在的神的理念”

　　罗素正确地评说：“黑格尔为国家要求的位置跟圣奥古斯丁及其旧教后继者们为教会所要求的位置大体是相同的。”(《西方哲学史》)

　　在路德宗教改革之前，中世纪思想家们寄望教会成为“上帝之城”，即人类公正的堡垒;在路德宗教改革之后，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寄望于国家与君主。法国大革命否定了君主，诉诸民主;黑格尔欢迎精神的法国，却背弃法国的精神，现实地沿袭了君主之路。

　　黑格尔对祖国的热爱使他迫切地盼望德意志民族的统一与强盛，在他眼里，一个专制的普鲁士君主政体，既是治愈民族分裂的粘合剂，更是落后的普鲁士小农经济的向心力。他寄望君主专制不仅做人民意志的化身，而且如柏拉图的“哲学家王”一样，以对“人民意志”的抽象——总体意志为旗帜，引导人类的历史进程。

　　黑格尔坚持君主立宪制，固然暴露出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但也是哲学—神学体系内在运动的必然。从托马斯的“教皇至上”到黑格尔的“君主立宪”，从基督教思想体系的最高峰到哲学体系的最高峰，可以说，托马斯规定了黑格尔，黑格尔完成了托马斯。剥落神学外衣的哲学，最终暴露出与基督教思想体系相依为命的对立统一。

　　黑格尔的哲学构成，是公有观念的本质诉求和私有观念的体系束缚。前者勃发着挣脱的冲击，后者隐忍着屈从的耻辱。

　　思想是它的时代的产物，黑格尔哲学依旧是私有制的意识形态。同样，被黑格尔规定的近、现代哲学，也始终在冲击与耻辱的尴尬中沉浮。

　　哲学发展到黑格尔高峰，足以傲视天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然而，上帝之杰作，一人而已。“物极必反”，舍一人而谢天下，哲学的自我终结也就开始了。

　　当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宣言对私有制否定之时，同时宣告着对哲学的否定。

　　卢梭的抽象，擂动起否定阶级的战鼓;黑格尔的抽象，激扬着否定哲学的号声。

　　黑格尔的自诩是对的， 哲学史终结于他的哲学。

　　黑格尔“以其独特的方式实现了形而上学成为科学之科学的最高理想，也使曾经统治西方哲学长达2000年之久的形而上学走向了终结。黑格尔将古典哲学以形而上学为核心和基础的哲学形式淋漓尽致地发挥到了极致，以至于后来的人们发现，除非超越黑格尔，扭转哲学的方向，否则谁也无法进一步推进哲学的发展。”(张志伟：《世界圣哲全传·黑格尔》)

　　然而，谁能超越黑格尔呢?

　　（3）资本的贫困与哲学的贫困

　　近代哲学是从反对和抛弃托马斯开始的。当近代哲学攀上黑格尔顶峰而最终回归托马斯时，近代哲学的使命便终结了。

　　现代哲学是从反对和抛弃黑格尔开始的。当现代哲学从倾倒的哲学躯干上寻花摘叶时，现代哲学的危机也就开始了。

　　19世纪，资本主义由兴盛转向衰败。它决定了哲学由兴盛转向衰败。

　　“自黑格尔哲学体系于19世纪中叶解体之后，西方哲学家们便有了危机感。时至今日，危机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越演越烈。在20世纪后期，‘哲学的危机’、‘哲学的终结’成了西方哲学界的热门话题。”(赵敦华：《当代英美哲学举要》)

　　黑格尔是这个危机的始作俑者。

　　160年前，黑格尔巅峰已经在俯视资本主义的衰亡：

　　当1789年革命的资产阶级从封建君主手里夺取政权时，他们与劳苦大众联盟是怀着几分真诚的;而1830年的革命夺回被封建君主复辟的政权时，资产阶级已经在居心叵测地利用人民大众了;到了1848年，资产阶级则彻底与“革命”分家，他们不仅一脚踢开了同盟军，而且公然勾结封建势力，无情地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打入血泊中。

　　1848年欧洲的血腥之笔，记录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第一次阶级大搏斗。它标志着资产阶级对革命的背叛。

　　“流水落花春去也”。 资产阶级丢弃广大的同盟军，它的骑士方阵缩水为一个阶级的政治力量，便永远地丧失了扫荡一切的伟力。

　　从此，资产阶级从历史前进的动力，转变为历史前进的阻力。它从一个革命的阶级，蜕变为一个被革命的阶级。

　　推动历史前进的使命，落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双肩。

　　人民创造历史。资本主义的经济扩张，以生产社会化、资本社会化、教育社会化、知识社会化和人民大众福利社会化为显著特征，全面内涵社会主义的扩张。资本主义汲取社会主义的生机和能量繁荣自身，不得不同时积聚社会主义的进步。

　　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就是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

　　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的衰落与其在经济上的扩张连在一起。 扩张多少，衰落多少。所谓“自由西方的胜利”只是一种假象，比尔·盖茨和索洛斯们的“慈善”捐赠，觉悟着人民大众对财富社会属性的认识;科学技术的进步，让资产阶级日进斗金的同时，却将金库的钥匙悄悄地放在人民大众的手掌心;而福利的社会化，更鼓舞劳动人民对自身权益的争取。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大课堂，推动人民群众的普遍觉醒，将马克思在理论上定义的“掘墓人”，培养成真正具备掘墓素质的资本主义掘墓人。

　　资本主义步入下坡路。哲学，相应步入下坡路。

　　哲学是什么?

　　哲学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哲学的内容本质上仅仅是那些和中小市民阶级发展为大资产阶级的过程相适应的思想的哲学表现。”(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罗素更直言不讳：“从笛卡尔以来的哲学，或者至少说从洛克以来的哲学，有体现商业中产阶级的偏见的倾向。” 接着，他又通俗甚至近于庸俗地为“哲学”定义：“在起了战争时，我必须支持本国，否则必定和朋友们及官方都发生痛苦的纠纷。向来有许多时期，在支持公认的宗教和反对公认的宗教之间是没有中间路线的。为了某种理由，我们全感觉到在纯粹理性不过问的许多问题上不可能维持怀疑的超然态度。按哲学一词的极普通的意义讲，一套‘哲学’即这种超乎理性以外的诸决断的一个有机总体。”(《西方哲学史》)

　　实用主义!真诚的罗素解说着真诚的哲学。尽管这种真诚由于让“纯粹理性”向“诸决断”的跪拜而烙印下耻辱的痕迹，但这痕迹却将近代哲学的资产阶级属性大白于天下。

　　黑格尔哲学认同实用;但实用不能淹没黑格尔哲学的精神内涵——“整体主义”。

　　革命资产阶级所代表的历史整体性被黑格尔作了哲学的升华，于是，打下江山的资产阶级面临被整体淹没而不能以特权阶级的资格坐江山的理性危机。

　　黑格尔辩证法陷资产阶级于两难：

　　如果高扬黑格尔，就必然抛弃黑格尔哲学体系，因为黑格尔“的著作中相当频繁地爆发出革命的怒火”(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本质的黑格尔终究要冲击并粉碎体系的桎梏，这意味着资产阶级在自我意识中否定自身。

　　如果维护黑格尔哲学体系，就必须消灭黑格尔，因为体系存在的前提是对“革命”的排除，这意味着资产阶级为了阶级私利而抛弃本质。但这是别样的自我否定，因为失去本质就成了行尸走肉，自然同样失去了资产阶级自身。

　　打倒黑格尔，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需要。只有让资产阶级特权从整体中突围，资产阶级的阶级扩张才有了属于自己的理性。黑格尔必须抛弃!

　　这就是为什么后黑格尔的现代哲学家们在追逐思想的辉煌时，都把对黑格尔的批判作为起点。这是资产阶级阶级利益的规定。

　　抛弃黑格尔的资产阶级成了行尸走肉，精神王国的空虚使资产阶级成了一具被西装革履包装的驱壳。这个失去灵魂的“现代奴隶”，除了勒在脖子上的那条用黄金打造的锁链，已经贫困得一无所有了。

　　美国新教领袖饶申布什为资本的贫困哀叹：“我若能建立空前的庞大财富，却没有爱，我所有的不过像一场热病，我的成功必招致死亡。”(《我们敢做基督徒吗?》)

　　资本的贫困，衍生着哲学的贫困。于是，实用主义、存在主义等等的权宜便勉强支撑起资本的大厦，以至于某届诺贝尔奖的获奖者们竟然齐刷刷地凝眸东顾，乞灵于孔子的牌位。

　　“上帝死了”!

　　西方现代哲学被尼采一声悲愤的呐喊撕裂。

　　现代哲学的贫困，在黑格尔之后，立刻凸显在资本世界的三个著名思想家身上：叔本华面对资产阶级背离革命之后的衰亡，低吟了一首为哲学的哀曲;尼采激愤于资本世界的没落，长啸出一支自我超越的壮歌;而埋头苦干的奥古斯都·孔德，则满怀着为资本主义的深情，寻找着哲学的实用。

　　19世纪以来资本世界的哲学家们，从此逃不出这三个人的阴影，并在这三个人阴影下，顶着“哲学家”的桂冠，做起了哲学的支离学问。

　　叔本华在黑格尔兴盛时，本来郁郁不得志。为叔本华悲观主义带来声誉的，是衰亡资本主义的整体失落。“曾经在理性的引导下为自由和民主所激荡的人们，发现他们所追求的虚幻性和欺骗性，失败的阴影带来了对悲观的深刻体验，他们在叔本华先知般的神谕中得到了慰籍。”(郑俐强：《世界圣哲全传·叔本华》)

　　叔本华在资本主义兴盛之际，敏锐地捕捉到衰落的危机。他哀叹：世界的本质沦落为一股盲目追求生存的意志;他的“唯意志论” 成了资本主义强撑病躯的垂死挣扎;他为“自我”的悲观，决定了他“纯粹幸福”的人生追求，最终沉溺在永恒虚无的涅槃中。

　　同样强调意志，尼采却以积极的生命超越，直面私有制末期人类的堕落;他否定传统的价值观，激烈而彻底地批判上帝、天国、科学、理性和道德，与全部近代文明决战，以图唤起人们日渐衰退的生命力，倡导人类的自救与新生。

　　这个新生是什么?尼采施之以“超人”的思考，而抽象的超人之所以赢得资本世界的掌声，是因为整个资产阶级思想界已经因为失去上帝的庇护而陷入惶惶之中。

　　尼采叫嚣战争之“疯狂”，表现出资本主义到达鼎盛的不可一世和步入穷途寻求出路的扩张欲望。尼采以贵族的高傲，敌视民众，否定民权。人类精神的伟大被异化为少数贵族精英的特权。

　　罗素说得好：尼采”赋予他的超人的那种权力欲本身就是恐惧的结果。” (《西方哲学史》) 这和毛泽东“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异曲同工：资本主义扩张直接造成各民族资本之间的互相威胁与为生存的不安，而特权阶层与广大人民的敌对更加深贵族精英们的恐惧，色厉内荏的资产阶级做出叫嚣战争的“虎”相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与叔本华、尼采不同，认真的孔德为资产阶级寻求出路。当他把“实证哲学”的目标定为“社会学”的时候，表明了他的现实性，同时表明他的抽象性。孔德肯定阶级、肯定等级，肯定不平等;却鼓吹阶级、等级与不平等之间的协调，建立“和谐社会”。孔德的“人道宗教”即是抽象的“人类之爱”;而其“实证”之功，与中国的孔子、西欧的托马斯大旨相同：善的等级制。

　　孔氏“家族”，虽天各一方，却根出一源。东方的孔丘追求建立封建社会的好政府;西方的孔德追求建立资本世界的好政府。

　　孔德的实证主义学说引发整个西方哲学界对传统哲学的认同危机，标志着西方哲学由近代转入现代：实践的哲学。

　　向实践滑落的哲学，分明在质上丧失了上升的空间。这是资产阶级内部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资产阶级的大一统目标与阶级私利的卑琐追逐水火难容;它为“正义”的扩张，却充满着邪恶与奸诈;它已经不奢望新的日出，只能在现有体制内修修补补。同样，为资本苟活的哲学，无论雅斯培尔斯、海德格尔的“存在”挣扎，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的哲学 “开拓”，还是詹姆斯、杜威的“实用”，以及波普求助于社会主义的“科学”，其实做的都是终结哲学的支离文章。

　　雅斯培尔斯试图在私有观念范畴内解决人的生存意义问题，他面对的不是历史的人、阶级的人，而是抽象的人。这恰恰是资本主义两面性的内在诉求：一方面反映出资产阶级失去承认阶级性的勇气，以抽象的社会关系掩盖阶级剥削本能;另方面反映出资本主义否定私有制，否定一切阶级社会的本质内涵。

　　雅斯培尔斯回归上帝之爱的抽象追求，必然地跌落到茫然于自身存在的疲软中。他承认：人的生活前景不明朗，存在主义者所能做的和他们的最终信念及思想归途，不过是内心自省。资本的贫困，给予他们思想家们的只能是无奈，而哲学也便在这无奈中瘫痪。

　　海德格尔关于抽象的人和人类社会的研究，同样是资本主义的“一声叹息”。他悲观于资本世界的腐败与堕落，愤慨科学产业化、文化产业化、创意产业化等一切为了赚钱的“产业化”。他慨叹：真正追求真理的学者消失了。科学研究者和专家们成了“技术家”和“知本家”，成了服务于生产经营的工具，成了人格物化的标本。海德格尔将这种可耻的异化归结于存在(“大行”)的宿命：人类只有等待，等待存在的转折。

　　“上帝死了”之后，如何对现实与本体关系再认识?海德格尔表现出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否定自我与超越自我的趋向。他反对资本自我张扬导致亿万个体膨化对整体的撕裂，他向往公有制和公有观念：“当他们共同致力于同样的事务时，他们就变得本真地连接在一起，这恰好使这种客观性成为可能，即在自己的自由中也让别人自由。”(《存在与时间》)但海德格尔带着资本主义枷锁跳舞，尽管舞姿翩翩，却终究不堪“自我”的重负。消极的悲观与顺从，甚至使他一度成为希特勒党徒。

　　弗洛伊德以其无意识的“本能说”，加入自由与自我解放的资本主义人性大合唱。这个大合唱的超现实性是尼采所表达的“属于未来时代”的空泛抽象，而其现实性则是对资本主义弊端的不满、批判以及无奈。“弗洛伊德宣称，行为是无意识的性冲动的产物，意识浸泡在自我妄想中……美德是一种幻觉，只不过是我们做给别人看的印象;心理问题是不可能治愈的，人们的最好期望就是去理解为什么我们的思想如此肮脏。”(格·伊斯特布鲁克：《美国人何以如此忧郁》)

　　这是资本世界的肮脏!

　　不管波普有着怎样的理想的崇高，当他将“渐进社会工程”作为他的哲学诉求时，他分明是维护肮脏世界的永恒。实际上，“渐进工程”阻止不了私有制在渐进中的堕落，堕落的社会“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鲁迅)。

　　这也是哲学的命运。

　　现代哲学已经不是原来意义的哲学了。现代哲学以哲学的名义实践着对哲学的否定。

　　黑格尔的整体主义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人类精神的统一性，而现代哲学家们对哲学的肢解反映了资本主义没落时期人类精神破碎后的困惑。

　　当哲学被肢解得四分五裂时，哲学的整体便不存在了：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法哲学、社会哲学、心理哲学、科学哲学、物理哲学、医学哲学、军事哲学等等，哲学在各个领域向应用异变。

　　尼采否定哲学，维特根斯坦清算哲学，弗洛伊德、荣格、雅斯培尔斯、海德格尔实际上固守哲学的最后一块阵地——心理学。可是，当他们把心理学发展为一门完备的科学时，也就不需要哲学了。

　　心理学完成了哲学在学科意义上的崩溃。

　　今天的哲学开拓，已沦落到为生存的挣扎，即在私有制社会中分一杯羹。“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已随着古典哲学完全消失了;起而代之的是不动脑筋的折衷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于是，烙在哲学屁股上的私有制印痕大白于天下;而脱尽神圣光晕的哲学在为得到一把“散碎银两”献出自己的贞操时，物的平等属性终于脱颖而出：每一个个体的张扬，便是全部个体向整体的回归。于是，人天一体观从少数哲人的思辨成为全体人的现实认同，成为可能。

　　（4）马克思：扬弃哲学

　　如果说，路德在神学体系内告别托马斯;那么，费尔巴哈则在哲学体系内告别黑格尔。马克思不同，他扬弃了哲学。

　　扬弃哲学，是马克思思想之旅的第一个坐标。

　　如何“扬弃”?

　　“弃”，便是否定哲学;“扬”，便是实现哲学。

　　“德国的实践派要求否定哲学是正当的。该派的错误并不在于提出了这个要求，而在于仅限于提出这个要求，没有认真实现它，而且也不可能实现它。……一句话，你们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这是否定哲学与实现哲学的辩证法。

　　现代哲学家们大举挞伐黑格尔，却不得不被动地实现黑格尔。

　　马克思公然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以毕生的精力和最大的热诚实现黑格尔，却同时完成着对黑格尔哲学的否定。

　　恩格斯说：“归根结底，黑格尔的体系只是一种就方法和内容来说唯心主义地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那么，把导师错误的倒置再倒置过来，黑格尔不就从“头脚倒置”的幻象转变为顶天立地的巨人了吗?

　　不能超越老师的学生不是好学生。马克思以超越性的研究，捍卫老师的尊严。

　　不仅如此，“人类既然通过黑格尔想出了绝对观念，那么在实践中也一定达到

　　了能够把这个绝对观念变成现实的地步。”(同上引文)

　　黑格尔是整个人类的抽象，人类则承担着把黑格尔转化为具体的使命。这种转化是能动的行为。马克思之滥觞，便是哲学实践亦即颠倒过来的黑格尔实践。“现代的自然科学家从作了唯物主义解释的黑格尔辩证法中，可以找到自然科学革命所提出的种种哲学问题的解答。”(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

　　实践，成为马克思“扬弃” 黑格尔的实质。

　　实践哲学，是黑格尔之后的历史必然。 你不想实践黑格尔，不可能!你想抛弃黑格尔，更不可能!

　　哲学家们一面宣称打倒了黑格尔，一面向黑格尔俯首叩拜。尼采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并没有跳出黑格尔体系之网;维特根斯坦让哲学在自然科学的虚幻之光里化于无形：“除了可说的东西即自然科学命题——因而也就是与哲学没有任何关系的东西——以外，什么也不说”(《逻辑哲学论》)，尽管“不说”，但他的“逻辑”也只是为哲学拾遗补缺;余者如存在主义、实用主义，以及科学哲学等一大堆分支哲学，各自喷发了几分光芒，却归根结底来自黑格尔的太阳，并最终丰富与完善着黑格尔体系。

　　黑格尔精神，在资本世界里被动地实现着。

　　实现的哲学，在落日的余晖里步入穷途。

　　曾几何时，哲学统领自然科学抢夺神学阵地其势如虹! 而当自然科学长硬了翅膀，便弃哲学而翔飞;接着，则是政治学(伦理学)义无反顾的出走。“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然而这残存的堡垒，很快被心理学占领。哲学的结局，便只能是“从纯粹思想或精神这块最后领地被驱逐出去，将失去一切研究对象而不得不自行消亡。”(赵敦华：《当代英美哲学举要》)

　　哲学因何失去一切研究对象?

　　因为哲学面对的是资本主义在虚假繁荣背后的全面解体。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资本主义这张“皮”已经破败如絮，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哲学之“毛”，自身尚且不保，还枉谈什么“研究”吗?

　　资本主义的解体给予资本无穷的惆怅， 哲学的消亡留给精神王国失落的空白：

　　当心理学挣脱哲学的重负，轻灵地自由飞翔时，却发现自由打了折扣。它陷在逻辑的刻板和实证的琐碎中，茫然中失去了灵魂的支撑。

　　心理学实际上加入了实证科学的大家族。

　　“实证科学”颠覆的不仅是哲学，还包括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以及儒学、道学……，让一切“思想体系”都在实证科学的显微镜下过滤，并将其肢解得体无完肤。

　　切割思想体系于镜片之下的“实证科学”，在洋洋得意于自己的解剖成果时，却突然对思想的伟岸躯体产生莫名的敬意。它的解剖刀对躯体的恶意亵渎，使它从心底升起一股恐惧的寒意——

　　哲学化为一道青烟，追随上帝去了。人类之灵魂，何处寄托?

　　资本的悲哀在资本世界里弥漫与扩散。

　　然而哲学真的死了吗?

　　不!

　　黑格尔哲学体系的覆亡，恰能“洗尽铅华”，跳出一个鲜活的黑格尔精神。

　　承续哲学之伟业的，不再是资产阶级和它的思想家们，而是工人。“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继承哲学，便是继承人类解放运动。“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实现哲学，才是彻底地否定哲学。否定哲学，就同时是否定私有制，否定阶级。托马斯的否定侧重于神学，黑格尔的否定侧重于哲学，而马克思则在理论上落实着这个否定。

　　无论是马克思，还是资本世界的思想家们，在抛弃黑格尔的同时，都毫无例外地继承了黑格尔的否定。所不同的，哲学家们是消极地继承，他们以对私有制的卫道和对阶级矛盾的淡化，让人性的抽象诉说这个否定;而马克思则是积极地继承，他第一个代言无产阶级，以对私有制衰亡的论证，倡扬能动性的阶级斗争，让革命的实践推动这个否定。

　　马克思说：“对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既然是德国过去政治意识形式的坚决反对者，那它就不会集中于自己本身，而会集中于只用一个办法即通过实践才能解决的那些课题上去。……德国能不能实现一个原则高度的实践，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现有水平，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即将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马克思抛弃了黑格尔体系，却发扬了黑格尔的本质。

　　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不是乌托邦，甚至不是美好的理想;它仅仅是一个被历史证明的必然和一个现实的运动，它全方位地表现为人类追求自我解放的实践。而这个实践，恰恰是黑格尔哲学的本质诉求。

　　恩格斯写道：“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个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人天一体，或更确切地说：人以其能动性与自然互动，形成人类精神终极指向的辩证确立。这是黑格尔巅峰的显著特征。

　　黑格尔把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体。是一个从潜在的统一到分化而展开，最后又重新回归自身统一的发展过程。 对这个过程的认识与探究，将彻底扬弃阶级社会历史条件下在分割中不断融会而成的哲学、佛学、儒学等各种思想体系，实现为人类统一的伟大超越。

　　孔德以实证科学改良哲学;马克思以实证科学超越哲学。

　　“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这是以黑格尔辩证法为核心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颠倒，完成“一个最伟大的发现，我们所以要感谢这个发现，是因为社会科学最后地和永远地走出了它前此还在其中转来转去的迷宫。”(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

　　马克思在黑格尔精神的指引下，走出黑格尔体系的迷宫，以对实证科学的充分尊重，把视角转向历史的认知和现实的论证，逻辑地实现黑格尔，打开了通向新世纪的三重门：第一、唯物史观的研究与确立是颠倒黑格尔的直接产物;第二、对资产阶级政治经学的完成是实践黑格尔的间接产物;第三、科学社会主义的确立是超越黑格尔的理论创新。

　　马克思的哲学实践激扬着否定私有制的彻底革命精神，《共产党宣言》宣言了这个精神，《资本论》论证了这个精神。

　　（本文为《中国：21世纪宣言（世界篇）》的第一章第一节，该书即将出版）

　　薛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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