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神学

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神学——亚当·科茨科访谈

乔恩·贝莱斯著  魏妙译

亚当·科茨科( Adam Kotsko)是当代神学家、社会理论家，执教于美国中北大学夏默学院。在其新书《新自由主义的恶魔》(Neoliberalism's Demon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中，科茨斯科将新自由主义视为政治神学的一种形式，以此来理解它在社会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他提出，新自由主义不仅作为一种经济模式发挥作用，还作为一种道德秩序在政治和文化层面发挥着作用。在一般的观念中，新自由主义主要被认为是一种经济学的逻辑，它宣扬“自由贸易”的理念，并将政府的职能降低为放松管制和推动私有化。但是，总是有一种特定的世界观或意识形态与这种经济学说相伴而生，因而新自由主义实际上依赖于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这一体系为其提供支撑和合法性。在本访谈中，乔恩·贝莱斯(Jon Bailes)与科茨斯科讨论了《新自由主义的恶魔》一书中的一些核心思想。

贝莱斯：在您的书中，您从政治神学的视角探讨了新自由主义。政治神学给新自由主义的分析带来了什么新东西?

科茨科：自1920年代早期德国法学家卡尔·施密特( Carl Schmitt)创造了这个术语以来，政治神学就被赋予了很多含义。因此，我意识到，在研究这个议题时，我就冒着尝试以未知来解释未知的风险。在这本书中，我试图使对该术语的定义既忠实于施密特等早期政治神学家的意图，同时也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归根结底，我认为政治神学是对合法性的结构与根源的研究，即人们试图去回答谁应掌权以及为何如此的问题。

很多时候，人们把政治神学当成一门标示着神学结构与政治结构之间的相似点的学科，比如，将决策部门的最高权威与上帝的最高权威进行比较。但我认为，对合法性的关注使我们能够去解释这些相似之处为何存在，即神学秩序和政治秩序都需要我们的信任和信仰。新自由主义也不例外，尽管大多数把新自由主义作为一个体系进行的分析都没有突出这个体系如何使自身获得合法性等问题。

贝莱斯：您强调，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个经济政策的准则”，而且是一种超越了以往资本主义模式的“整体性的世界观”。什么是这一世界观的关键方面?它们与我们所熟悉的侧重于减少政府影响的自由意志主义的意识形态有哪些不同?

科茨科：新自由主义世界观的关键是自由，但它是在非常狭隘的意义上所说的参与市场竞争的自由。这种自由观确实会导致对国家的某种程度上的怀疑，但不仅仅是针对国家。比如说，用新自由主义的世界观来看，工会也很有问题，因为它们限制了个人根据自身的优势去争取有利合同的权利。问题不在于“国家”与“经济”的对立，而在于确保不会出现妨碍个人主义市场竞争的集体性行为主体。

新自由主义者确实依赖于自由意志主义的修辞来进行表达，而对于门外汉来说，自由意志主义基本上就等同于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者在私下交谈时总会承认，对他们的议程来说，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绝对是必要的。这是因为，在缺乏国家干预的情况下，市场不会自发出现，换句话说，市场不是天生的，它们必须被人为地构建。因此，一种定义方式就是将新自由主义视为一项用政府的权力去培育或创建市场的工程，这样人们就会被迫获得新自由主义意义上的自由。

新自由主义者的这一议程一直很有效，因为市场竞争为我们生活的更多领域提供了模式。在社交媒体上，我们不断努力去吸引关注和提升名气，我们甚至直接通过“点赞”和转发量来衡量这一点。这就是我们消磨闲暇时间的方式!在工作场所，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习惯了以零和博弈的方式去思考问题。甚至在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新自由主义者也本能地试图建立一个市场——不管我们谈论的是旨在减少碳排放的限额交易政策，还是奥巴马的医改方案，后者试图通过强迫人们去私人市场购买保险的方式来扩大医疗保健的覆盖面。从新自由主义者的视角来看，这都是自由最大限度的体现，他们尽全力去确保没有其他的替代观点能够获得广泛认同。

贝莱斯：您用政治神学的术语强调指出了新自由主义是如何将我们“妖魔化”的，或者说，它是如何将社会问题归咎于个人和公众的。新自由主义的妖魔化形式有何独特之处?这一概念对于新自由主义的道德秩序来说有多重要?

科茨科：在撰写我的上一本书《这个世界的王子》(The Prince of this world)时，根据对神学传统的理解，我提出了自己对妖魔化的独特定义。我们都很熟悉的是，把某人“妖魔化”就是把他们描述成是邪恶的等等。我所做的补充是，这是一种圈套。也就是说，在对神学起源的研究中，我认为，上帝以被动攻击的方式创造了魔鬼，因为上帝将他们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中，即上帝知道他们将会反叛，然后又因此而谴责他们。这里的关键就是选择这一因素——即便他们的选择被人为地限制了，但他们的确选择了去做他们所做的事情，因此他们必须在道德上为此负责。

在我看来，在新自由主义的秩序中，这种圈套随处可见。在我自己所处的教育界，我所想到的例子是，我们告诉学生大学是通往舒适生活的唯一道路，从而引导他们“自由选择”去承担他们永远无法逃脱的巨大的债务负担。我们认识到这是不公正的，但很多人发现我们基本上很难忍住不说：“唉，你在领取贷款之前，本来应该好好想想的……。”他们选择了它，因此应该承担相应的后果。

上面所讲的还只是一个最不邪恶的例子。再比如，想想黑人是如何被引诱犯罪，然后又被量刑过重的。我们再次认识到了不公正，但在主流话语中，人们的本能反应是：“嗯，他们可以有选择的。”在新自由主义这里，我们拥有的自由选择权并不是要为我们进行创造和探索开辟空间，我们似乎只会作出错误的选择。自由意志是一种使我们处于应被责备的处境的手段，并告诉我们活该有这样的后果。

贝莱斯：在讨论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政府对银行的紧急救助时，您说：“对金融部门的救助并不是[新自由主义的]矛盾之处，它恰恰是新自由主义政府作为市场结构的最终担保人的职责。”但是，根据新自由主义的道德秩序，把银行从其自身的错误中拯救出来看起来完全是错的。这是否暗示着新自由主义的经济需求与其道德话语之间的矛盾，或者揭露了(新自由主义所实施的)妖魔化的一些局限性?

科茨科：对我来说有趣的是，当谈及有钱人和有权人的时候，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家是如此地赞同社会制约论。在他们看来，一个1 8岁的公民应该能够对其收入以及承受一定数额的债务负担的能力有着充分的预期，即使他们从未干过一份全职工作，或者从未自己养活过自己，而作为百万富翁的银行家们却被视为市场力量的纯粹的工具。

当人们读到我的书名时，他们常常会认为，我在妖魔化新自由主义的政客或者金融家——说明一下，我确实认为他们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人。但我认为，用将个人妖魔化的言辞来对付他们，最终会陷入新自由主义诱骗我们所有人都钻进去的相同的圈套之中。问题不在于投资银行家们是混蛋，尽管他们确实是。问题在于这个使这些混蛋获得奖赏的制度。

就紧急救助而言，确实，根据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企业通常应该被允许倒闭，但金融部门在新自由主义的政权下一直拥有特殊地位。金融不仅是一个部门，而且是元市场( meta - market)，是保证所有其他市场存在的市场，因此它跟国家的关系总是极其密切。汉克·保尔森( Hank Paulson)有句名言是：如果不救助金融部门，整个经济就不复存在了。尽管，显而易见，保尔森是一个可怕的人，且完全受制于高盛集团，但他没说错。在新自由主义所建立的体制中，救助金融部门是唯一的出路。

而且，如果救助金融部门对新自由主义来说是矛盾的，他们也绝不会意识到这一点，因为救助金融部门一直是新自由主义行动指南中的内容。指出对金融部门的救助违反了显而易见的自由意志主义的原则这一点对许多评论家来说似乎是很令人满意的，但它对我们洞悉这个体制真正的运转方式并没有多大帮助。再说，问题不在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制定者们在批准救助计划时是虚伪的、言行不一的或是腐败的，而在于这一体制确实使得救助金融部门成为了在一场严重的危机中可以选择的唯一出路。

贝莱斯：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新自由主义的合法性是否依赖于右翼文化话语?新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现在在朝着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方向(比如在茶党或特朗普的政治中)发生突变吗?

科茨科：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经常被认为是冲突的，但就像救助金融部门一样，新自由主义者自己似乎从来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携手并进的。当中左派政党在1 990年代和2000年代扛起新自由主义的大旗时，我们很显然是在与这些政党中更趋向保守主义的派系打交道。比尔·克林顿和托尼·布莱尔显然都是当时候选人中的右翼。

这种区别往往是态度上的而非实质性的——共和党人公开宣称要严厉打击(非白人)罪犯和移民，而民主党人则不情愿地承认，那些希望严厉打击(非白人)罪犯和移民的人的担心是合理的。两党以不同的方式依赖于种族偏执，从而使他们对福利国家的攻击以及对监狱一工业联合体( prison - industrial complex)的强化变得合法化。

茶党和特朗普对这种种族偏执的接受比以前的人要直截了当得多，并力图照此行动。但在我看来，有趣的是，他们在继续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标准行事。例如，特朗普并没有尝试通过直接雇用基础设施方面的人员来重振铁锈地带的发展，而是试图通过其关税计划来提高美国的全球竞争力。这个计划是不合逻辑的，不可能获得成功，但是，他的举措虽然偏离了新自由主义的“最佳实践”，但这一点不应让我们忽视如下事实，即他所追求的计划在形式上是极具新自由主义色彩的。在我的书中，我说特朗普不是反新自由主义者，而是对新自由主义的一种拙劣的模仿，夸大了新自由主义中最糟糕的部分。

贝莱斯：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在多大程度上是新自由主义政治神学的本质?新自由主义化的文化在很多方面都强调多元主义，这一点如何与维持相对传统的家庭机制以及使受压迫的少数群体成为替罪羊这一需要保持一致?

科茨科：新自由主义者对“最佳实践”的痴迷肯定会延伸到家庭生活和种族政治之中。新自由主义者与新保守主义者之间亲密无间的一个原因是，依赖市场是一种保证家庭生活的因循守旧和维持种族等级制度的极其有效的方法。在家庭领域，公共安全网的衰退意味着人们越来越依赖家庭的私人安全网。

比如，千禧一代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时间更长，普遍与父母的关系更亲近，也更依赖父母，人们认为这多少有点不可思议，但所有的经济激励机制都在引导着事情朝这一方向发展。如果国家对高等教育提供大力支持并提供更慷慨的福利，那么年轻人更容易独立于父母，这是新自由主义者已经意识到的，也恰恰是他们害怕的。

同样，为政府工作传统上一直是黑人实现向上层流动的主要方式之一，因此缩减公共部门是一种让他们待在“自己的位置上”的非常有效的方式。就像在市场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对私人权力的依赖取代了各种形式的公共的和集体的权力，这些公共的和集体的权力原本会瓦解传统的权力结构，而事实上，正如梅琳达·库珀( Melinda Cooper)在《家庭价值》(Family Values)一书中提醒我们的那样，到了1 970年代中期，它们就已经开始瓦解传统的权力结构了。然而，老板、父亲和白人最终成为胜利的一方，他们的胜利得到了目前这一体制的最有力的支持，而这种体制是不允许权力在任何其他地方集中的。

尽管如此，新自由主义确实有其更具世界主义色彩和包容性的一面，但这种包容性是非常表面化的。一些保守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者乐于欢迎女性和少数族群加入精英阶层，前提是依照精英政治的标准来衡量，后者是成功的，但是他们给予特殊个体的机会不会延伸到这些个人所在群体的其他人。正如我们清楚地看到的，在奥巴马的第二个任期内，不断有警察向黑人开枪，一个黑人掌管白宫并不会在实质上更广泛地提高黑人的地位。至于新自由主义秩序中的多元文化主义，那也是表面化的——差不多就像美食广场上的多元文化主义。真正的多元文化交流需要严肃对待公正与价值观的问题，而这些正是新自由主义不惜任何代价去回避的问题。

贝莱斯：在这本书中，您重述了威廉·戴维斯(William Davies)对新自由主义三个阶段的划分，最开始是1 970年代末和1 980年代的“好战”阶段，这一阶段确保了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地位;然后是1 990年代和2 1世纪早期的“规范”阶段，这一阶段继续使新自由主义合法化;最后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出现的“惩罚性”阶段。在目前的惩罚性阶段，考虑到现在人们对社会秩序的接受或许更“消极”，或者说，更容易屈服于一个极度不公平的体制，也更容易接受一种别无选择的状态，那么道德秩序是如何改变的?

科茨科：我认为，要理解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我们需要认识到，在其前两个阶段，新自由主义确实至少兑现了一些承诺。在1 9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确克服了滞胀，促进了经济增长。在1 990年代，它确实使得人口向上流动和技术创新成为可能，同时也带来了更具世界主义色彩的全球前景。新自由主义也许下了很多虚假的承诺，它所实现的成就逊色于我们在战后时期所经历的成功，但它至少做了一些事。

在  维斯所说的惩罚性新自由主义阶段，他们基本上一开始就不再作出承诺了。根据我曾经做过的总结，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策略就是对美国人民说：“我不会宣称事情可以变得比现在更好，以此来让你们对我感恩戴德。”在这一策略中，有的只是惩罚，而没有任何向人们施以援手或提供救助的承诺——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人间地狱。在这种语境下，你就可以理解特朗普的疯狂的谎言的吸引力，因为至少他看到了人们的需求。

然而，事实证明，选民们更喜欢希拉里·克林顿而不是特朗普(指希拉里获得的普选票超过了特朗普。——译者注)，这表明人们对当前体制的屈服仍然维持着某种程度的合理性，特朗普的当选违反了人民的民主意愿，这对于这个体制的合法性来说完全是一个灾难。或许在美国的体制下，很难找到能够避免特朗普当选的办法，但我认为民主党人基本上毫无抵抗就交出权力这一事实表明，他们采取的是一种惩罚性的态度：选民们选错了，那么现在他们就活该受到特朗普的惩罚。或许下一次他们就会作出更好的选择。

贝莱斯：您解释说，民主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像下面这句话所说的：“在最深层次上，新自由主义的合法性依赖于(人们的)同意。”同时，新自由主义的体制常常需要技术官僚的专业知识，而人们一时兴起的突发奇想会使这种专业知识面临瓦解的危险。在何种程度上民主是新自由主义的弱点所在?

科茨科：新自由主义的民主途径是与其引诱人们钻人其圈套的整体策略相适应的：他们给予了我们民主，但这种民主只是为了能够让我们宣称是我们自己选择了新自由主义，这种民主的程度不足以让我们能够真正推翻新自由主义体制。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新自由主义时期，就会发现只有里根真正控制了强有力的多数派——这是说得通的，因为当时他正在努力把之前的体制转变成新自由主义的体制。但是，一旦新自由主义被稳固地建立起来，我们就看到在选举结果中票数的差距非常小，因为两个政党都提出了基本相似的竞选方案。奥巴马是自老布什以来唯一一个获得了51%以上普选票的美国总统——在之前的年代，这是很常见的结果。

在最近几十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出现了两次当选者侥幸获胜的事件，而这在前一个世纪里一次都没有出现过，因为新自由主义的策略就是有意地“努力维持”一个险胜的局面，其目的是避免出现一个能够实行变革的强权政府。在我们的体制下，势均力敌的选举有时会使输家而不是赢家当选——在主流话语中，这种结果仍然被归咎于“人民”。

就技术官僚的统治而言，我认为它意味着，被允许出现的唯一的替代性选择恰好是特朗普表现出来的这种滑稽的粗野行为。如果人们真的必须在二者之间作出选择，那一定是一个被迫的选择——是要一个政府，还是要一个纯粹的狂欢秀。是的，美国人民选择了能胜任的一方，但他们的热情并没有高到足以改变最后的结果。现在很多中间派的自由主义者或多或少在公开地幻想着一场政变，或某种其他的结果，比如败选的官僚们以某种方式“拿下”特朗普。当事态严峻时，新自由主义者是愿意丢弃民主的——但在美国当前的这种情况下，事态以一种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方式变得严峻，因此使他们猝不及防。

贝莱斯：在这本书中，您没有提到的一个方面是新自由主义与消费主义的关系。在我看来，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它不仅把我们的利己主义引向竞争性的工具主义，而且还引向了自我放纵。在这个意义上说，妖魔化的心理学使我们在没有体验到足够的快乐或没能拥有“必须拥有的”商品时产生负罪感，就像我们在陷入债务、没有努力工作、或是忽视家庭关系时产生负罪感一样。我们甚至可以把消费的压力看成是一种邪恶的诱惑，它使我们堕落和放纵，且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种个人失败感，因为我们不能在满足这一需求的同时承担起其他责任。您同意这一看法吗?您如何看待消费主义在新自由主义政治神学中的作用?

科茨科：这使我想到了现有体制因为千禧一代选择去买牛油果面包而不是攒钱买房子从而将其妖魔化的方式。当然，前述这件事是荒谬的，因为购买牛油果面包只是一种小小的放纵，而购买住房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这就是我们的消费选择被利用来攻击我们的方式的一部分。

我认为，当涉及环境保护主义的问题时，这一点就再清楚不过了。会对环境造成破坏的产品比更环保的产品更便宜，也能在更多地方被买到，但人们“自由选择”了会对环境造成破坏的产品这一事实被当作证据来证明，人们并不真正关心气候变化，并且任何为了与气候变化作斗争而采取的协同行动都是专横之举。我的问题是：究竟为什么要提供这种破坏性选择?为什么要给人们提供这种自我毁灭的选择?

新自由主义很擅长诱使我们作出它希望我们作出的选择，那么为什么不在这一问题上更用力地“推”我们一把?答案当然是环境问题在本质上是集体性的，阻止与资本的利益相对抗的集体性行为主体的出现对新自由主义的公共政策来说是头等大事。

贝莱斯：您解释说，尽管占据主导地位，但新自由主义是脆弱的，尤其是当它把“对未来的无情的剥削作为一种支撑现在的手段”时，这似乎注定会导致灾难。不过，当前还是存在一个问题，一个通过形成一种真正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来挑战新自由主义的问题。您在这里提到的一个问题是，新自由主义保持了一种内在的吸引力，因为它“使我们摆脱了集体性责任——有意义的集体行动带来的所有政治冲突和斗争”。您还强调了打破市场本身的逻辑的必要性。哪种政治或政治神学可能需要复兴一种对市场构成挑战的集体责任感?

科茨科：关于如何逃脱新自由主义，我并没有一个按部就班的计划。我越是研究它，它就越是变得自我强化，虽然它也变得越具有自我破坏性——因此，举例来说，新自由主义的失败要求必须救助金融部门这一事实只会强化权力在金融系统的集中，并收紧对政府开支的限制。新自由主义的虚假民主造成的政治去权导致了一种宿命论，并使人们陷入一种消极状态，而这种宿命论和消极状态是有利于新自由主义的目的的。

在写了一整本书来讨论新自由主义如何利用个人责任来诱使我们进入其圈套之后，我确信我们现在需要找到新机制来构建集体责任感——不是说“我们”要因特朗普的当选而受到责备(尽管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投票选他，并且真的憎恨他)，也不是说“我们”要因气候变化而受到谴责(尽管除了一种依赖于汽车的碳密集型生活方式，这个体制并没有给我们提供多少其他选择)。那种指责是虚假的：“我们”不是能够在道德上负责的实体，因为“我们”没有任何进行集体商议和作出决策的真正能力。

我希望我们能够找到一种方式，使我们真正地成为“我们”，成为那种能为我们的集体命运负责的集体性行为主体，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严格限制市场的范围。人类已经把自己的决策“外包”给冷冰冰的市场机制太久，是时候成长起来了，不要再相信无形之手的神话，而是要为我们自己的集体命运负责。在实践中，这意味着一些我们事先无从知晓的事情，但我认为，如果我们看到它，或者当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就会了解它。■

[乔恩·贝莱斯(Jon Bailes)：“自然状态”网站主编;魏妙：清华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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