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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沙漠骆驼 · 2019-07-22 · 来源:激流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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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应不断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创造资产阶级法权消亡的历史条件,促进资产阶级法权逐渐消亡,而不是相反,加强资产阶级法权并培植新的特权阶层出来。那么应该如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呢?

  形象的来讲,资产阶级法权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在法律上的反映。社会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法权就是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过程中,在生产资料基本实现公有制以后,仍然保留着脱胎而来的旧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消除这种痕迹要有一个过程,不是立刻就能实现的。例如商品交易、货币制度、按劳分配,甚至文官制度、专家治唱,都会在一定时期存在,如果在不成熟的条件下宣布取消这些制度,还会产生相反的效果。例如刘少奇在大跃进时期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要求基层干部取消商品制度,搞平均主义、刮共产风,甚至取消家庭[i],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在农村集体经济还不发达的时候,是需要通过按劳分配去促进社员的生产积极性的,不能搞一平二调。

  但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应不断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创造资产阶级法权消亡的历史条件,促进资产阶级法权逐渐消亡,而不是相反,加强资产阶级法权并培植新的特权阶层出来。那么应该如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呢?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第一,大力发展按需分配因素,降低按劳分配对社会生产调节的地位;第二,严格控制价格体系,限制货币积聚的领域,降低货币变为资本的可能性;第三,适时推进公有制发展,不断将集体所有制上升为全民所有制,扩大公有制的范围和领域,缩小市场发生作用的范围和领域;第四,贯彻鞍钢宪法,推行两参一改三结合,防止领导干部精英化;第五,大力发展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逐步缩小行政组织的职能和权限,对官僚特权现象开展斗争。

  大力发展按需分配因素

  “低工资、高福利”是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基本原则。工资标准相对较低,可以降低货币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减少资本产生的可能性。实际上,现在就有这样的制度——南街村的干部直到现在仍然只拿每月250元的工资。南街村现在收入已经达到每年几十亿元了,但村领导仍然拿低工资,作为南街村党委书记的王宏斌也坚持每个月只拿250元的工资,低于南街村工人的工资(村民职工每月一千多,外村工人每月四五千)。常见的消费品,如手机、电脑、话费都是免费的。如果村里有谁要结婚,那么结婚需要的东西一切都是集体包干了。还有子女教育,高考之前都是免费的,上大学以后即便不回村里工作南街村也给出学杂费。王宏斌更是提出了要让村民富到“一分钱存款都没有”,这确实是共产主义的原则。

  在社会主义时期,工资制度应是大体平均、略有差别。在毛时代工人之间的差距约为3-4倍(八级工资制中,八级工为每月108元,一二级工为二三十块),这个差距不一定比其他国家工人之间的差距小(如意大利为2.5倍)。在一定阶段内,仍然可以采取类似差距水平,并视生产发展情况逐步缩小这一差距。平均主义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在工资领域强调绝对的平均主义,事实上加强了工资形式。文革的时候,就有极“左”分子在人民公社成员工资标准问题上要求实行平均主义,结果使大多数人的注意力集中于如何分配、自己的贡献如何同酬劳匹配等问题上,事实上反而没有降低按劳分配的作用,从反面加深了这一制度的影响。

  很多人认为按需分配是很遥远的事情。事实上,按需分配在现在就已经部分实现,在家庭中的分配方式就是按需分配。在家庭中,子女不需要跟父母做交易、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父母也不会根据子女做多少家务才给其分配食品、衣物、玩具;同时,子女会向父母提出很多需求,小孩子的欲望是无穷的,但父母不会每一样都满足,而要根据家庭的实际生活水平、经济开支情况,来满足孩子们的需求。

  按需分配因素主要包括福利保障制度与消费品分配制度。首先需要持续扩大福利保障,无偿满足居民在居住、医疗、子女教育、养老等方面的需要。在不影响工业化进程的情况下,逐步提高用于生活的消费基金比重,集中建设功能齐全、设施完善的居民区,住房分配给居民使用,稳步改善居住条件,并配备各类餐饮供给、托儿所、医疗、保健、娱乐设施。其次,重视消费品的分配。有人可能认为每个人的消费都不一样,无法纳入计划,事实上现代物流体系已经实现了这一点。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已经可以直接给企业下订单订购产品,企业只需要汇集订单组织生产即可。福利化分配消费品也是一样,由居民汇集消费品的需求,不一定是单一品种产品直接分配,而是按照居民的需要进行生产和分配。逐步扩大必需品的分配比例,货币交易、工资制度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小,最后直至所有的产品都不通过市场,而通过计划体系生产、流转。

  严格控制价格体系

  如果放任市场交易的范围无限扩展,例如国企自主经营,结果必然导致货币交易、市场原则占据主导地位,也不可避免的出现少数人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并将其转化为资本,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因此,对于商品交换和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并逐步创造最终消灭商品制度的条件。

  首先,国企之间不实行商品交易,全部纳入计划范围。国企和集体企业之间是商品交易,是要算账的,但要通过国家财政扶持集体企业,集体企业之间也不能实行完全的市场政策,否则仍然会有亏损、破产,破产集体的职工还是会变成雇佣劳动力。

  其次,商品交易必须纳入国家计划范围。由于社会主义时期不是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不同的所有制之间、企业同居民之间必然存在市场。对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生产的商品,也要纳入国家计划调控的范围,规定最高价格,维持消费市场稳定,限制投机利润。

  再次,要通过国家价格体系,限制商品价格的自由上涨,随着社会生产率的稳步提高,要建立“稳中有降”的物价体系。根据贝特兰在70年代的调查[ii],毛时代价格体系着眼于整个经济体系的效益,而不是每种商品都必须盈利,部分商品的物价可以低于成本。粮食、食用油等重要必需品没有利润,对农民的实际收购价就等于零售价,国家对物资局的亏损进行补贴,终端零售价格不断下降,但对公社的收购价不降;与人民健康有关的实物以成本价出售,例如药品的价格,随着成本的减少而降低,此外还有节育设施等免费发放;日常必需品价格高于成本,维持一定利润,但价格逐步调低,随成本下降而下降;次要必需品(如半导体收音机,照相机等)价格通常是保持不变的。所以总体上,物价是稳中有降的,不会出现资本主义那样显著的通货膨胀趋势。上述原则是比较合理的,应予以坚持。

  适时推进公有制发展

  要不断创造条件,推动集体所有制经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在毛时代,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基本保持。但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角度看,这一体系是不能一直保留下去的。陈永贵曾经提出,农村集体经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在保证积累的条件下社员的收入能达到每天1元(相当于国企职工的较低收入),这确实是一个重要条件,可以保障过渡过程中农民收入不减、社会财富增加。不断加大国家对集体经济的扶持力度,稳步扩大集体经济的积累,提高集体经济的生产效率,在经济实力具备的条件下,转化管理体制,将队为基础提升至大队、社一级核算,直至转变为全民所有制。

  贯彻鞍钢宪法

  资本主义时期管理方式是精英化、科层制的。在企业中就是老板说了算,老板想解雇谁就解雇谁,资本家就是土皇帝;在老板下面,是企业经理和管理层,听命于老板,对工人执行剥削职能,这部分的结构是科层制的,上级管理者掌握下级管理者的生杀大权;再往下就是技术工人、基层管理人员、普通工人,对企业管理没有任何发言权,只能做一个螺丝钉,按照资本的指挥贡献自己的血汗。这种管理方式同私有制是相适应的,但如果不加区分移植到社会主义社会,将会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反作用。尤其在社会主义建立初期,普通工农群众还未广泛产生参与社会管理的意识,更愿意只享受福利、不争取权利。以西安整流变压器厂的老工人孙礼静的遭遇为例,在毛泽东时代工人很多的权利,比如开职工大会,规定厂方必须要开,每个月都要开两次,可是当时大家并没有意识到那是权利,每次开会女工们都躲在一个角落里打毛衣,生怕被厂长点到名要发言,大家能推就推、能拖就拖,不召开大会反倒觉得还轻松了。等到企业被厂长私吞以后,大家最想召开的就是职工大会,但这时已经开不了了,才发现开职工大会是对工人最大的保护,是一个重要权利[iii]。

  执行集体管理、贯彻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原则是国企工人当家做主的重要保障。社会主义企业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在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既反对破坏集中统一管理,也反对因循守旧、片面强调专业管理和行政命令。

  社会主义企业还要坚持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是公有制企业中职工实行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类似,职代会掌握企业的根本权力,选举企业干部、决定重大事项、建立重要制度。职工通过民主选举组成职工代表大会,职代会协调处理国家、企业、职工三者的利益关系,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和主人翁地位。

  大力发展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

  仅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进行调整、依靠两参一改三结合是不够的。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劳动群众当家做主,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过程中,要大力发展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社会主义时期存在三类社会组织,一是国家机器,政府行政组织,二是党组织,无产阶级先锋队,三是群众组织,工青妇等。到共产主义社会阶段,党组织和国家机器都将消亡,但群众组织不会消亡,反而会大发展,接替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和政党的自觉领导职能。因此,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上看,社会主义应逐步壮大群众组织,不断强化其职能,使其逐步接替政府和政党的角色,最终促进建立无阶级社会。

  在社会主义时期,政府、政党和群众组织之间的职能分工是民主管理的核心内容。文革时期对民主管理制度进行了初步探索。在大联合以后,国有企业进行了群众民主管理的探索。以北京针织总厂为例,大规模群众运动推动了对旧管理干部的斗争,大联合以后工人建立了工人管理小组。工人管理小组分为工厂、车间和班组三个层面,分别由相应层面的工人民主选举产生。工人管理小组有几个职能:一是从劳动安全、财务等方面,对革委会正常行使职能进行监督;二是同三结合小组密切配合,广泛开展技术革新;三是普及马列主义基本著作,深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四是成为群众和干部之间的桥梁,通过召开车间、班组会议,征集工人对生产计划、产品质量、投资项目等方面的意见,实现工人对工厂的管理;五是参加党支部会,从党群关系、政治方向以及生活作风等方面对基层党员干部进行批评和监督[iv]。其他工厂也建立了类似的组织,有的接受职工代表大会领导,有的就是职工代表大会的基层组织。这些组织取代了文革前已经官僚化的工青妇等群众组织,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创举,但工人并不认为一种组织形式可以一劳永逸解决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蜕变问题,即便群众选举的工人管理小组、革委会仍有可能走向群众的对立面,因此需要通过不断的整风运动接受群众的批评,促使其思想革命化。针织总厂工人采取了以下措施:管理小组和革委会成员必须处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运动的前列,必须具有较高思想觉悟;必须参与生产劳动;必须接受群众批判;管理小组和革委会的成员可以应工人要求而撤换。这些组织彻底的贯彻了巴黎公社原则,将领导阶级的地位从法律条文中解放出来,变为工人可以切身感受到的现实。尽管北京针织总厂的伟大探索持续时间不长,但未来社会主义应继续坚持扩大上述职能,建设稳固的群众组织阵地。

  要正确处理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的关系。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应始终坚持和系统地贯彻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这条路线,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召开各种代表会、干部会、座谈会、群众会,通过微信、微博、网络、电视广播等多种方式,将党的路线和原则告诉群众,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一方面是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给人民群众指明正确的斗争方向,帮助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幸福生活。另一方面是党对人民群众实行正确的领导,采取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即将群众的意见 (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 (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党只有通过经常做群众的工作,才能掌握群众运动的规律,才能积极地引导运动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才能防止出现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不良作风,使运动朝着符合人民利益、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前进;才能防止运动的脱节,出现过火行为。党组织应随时了解群众意见,倾听群众呼声,尽量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注意群众对运动的方针、政策、计划实施的反映;支持群众的热情和创造,善于发现和及时总结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事迹和先进经验,并加以推广。

  光用说服教育的方法是不能奏效的,但不能丢掉说服教育,光靠轰轰烈烈的运动,这也容易催生群众运动的自发性。既要说服教育,又要群众运动,打破旧的社会制度和习惯势力,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激发群众的政治热情。群众运动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无序性,只有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来统一人民的意识,增强团结,才能克服群众运动这一弊端。群众运动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一方面能够鼓舞运动参加者的精神,使群众在运动中遭到挫折时,依旧能够保持高昂的斗志和忠诚;另一方面能够避免群众运动的盲目性和集体无序性,从而引导运动健康有序地发展。

  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的一体两面。毛泽东曾经多次指出搞社会主义没有群众运动不行,要发挥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社会主义热情,反对右倾保守,反对压制群众的积极性。在党和正确路线的领导下,新型群众组织的诞生是靠大规模群众运动产生的,新的群众运动高潮是不断提高自觉性的群众组织推动产生的。文革中群众运动是非常不稳固的,而且带有强烈的自发性,在战胜当权派、官办组织等对手后,造反派自身分裂了,最后导致军队出面平息了武斗,也同时拆解了群众组织,从此埋下了文革必然失败的伏笔。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是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方法,路线和政策的立足点就是放手发动群众,通过轰轰烈烈的群众性阶级斗争调动群众的革命热情,培养和锻炼群众的革命主动性,积累同走资派斗争的经验。

  注释:

  [i] 毛泽东力纠"五风"[N]. 毛泽东博览网.

  http://www.mzdbl.cn/gushi/gushi4/lijiu5feng.html

  [ii] 夏尔·贝特兰.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管理以及劳动分工的变革[M]. 中国工人研究网编译.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09:31-35.

  参见该书“二、工业计划”中的(四)生产单位之间的联系 1.价格制定的问题。

  [iii] 孙礼静. 工人之路——西安整流变压器厂职工的护厂斗争[M]. 中国工人研究网,2009:173-174.

  [iv] 夏尔·贝特兰.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管理以及劳动分工的变革[M]. 中国工人研究网编译.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09:8-21.

  参见该书“一、针织总成”中的(二)生产单位的群众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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