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多年前一直经常宣告新自由主义的结束：2008年世界的金融危机作为它临死的最后喘息出现，后来轮到欧洲希腊的危机(至少到2015年7月)，当然不要忘记在美国2016年11月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造成的地震，接着是2017年3月在英国关于“脱欧”的公民投票。在撒切尔和里根的时代英国和美国曾经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土地，这个事实似乎通过一种非常突然的民族主义的反动而背对它，因为它的象征性的范围标志着这种精神。之后，在2018年10月在巴西发生了雅伊尔·博索纳罗的选举，他承诺让独裁回归，实施一项使用暴力和和广泛类似于皮诺切特的“芝加哥男孩”的理论的新自由主义计划。
新自由主义不仅作为权力的制度幸存下来，而且加强了。必须理解这种特殊的激进化，这意味着辨别新自由主义的可塑性和多元。但是需要走得更远，注意现在新自由主义转化的意义，也就是说这里我们所说的新的新自由主义内容的特异性。
危机作为治理的模式
作为入门让我们记住新自由主义的概念意味着什么，当它以混乱的方式使用时丧失了它的大部分相关性，如同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这不仅是说货币主义的或紧缩的经济政策，社会关系的商品化，或是说金融市场的独裁。从根本上说更多说的是已经回到世界政治的合理性。在于由政府方面在经济、社会和国家本身将资本的逻辑强加于人，以至于将其变成主观的方式和生存的准则。
激进的计划甚至如果想说是革命的计划，新自由主义因此没有与对重新生产已经确立的不平等的结构感到满意的保护主义相混淆。通过竞争和统治的国际关系的博弈和世界治理的大型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等)的调解，这个治理的模式随着时间已经变成一个真正的世界权力制度，由它自己保持的原则控制。
这个治理模式的特点是通过它本身的危机供养自己和激进化。新自由主义只是维持和加强，因为它通过危机治理。实际上从197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从发生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得到养分。它的答案是不变的：不是怀疑它引起的逻辑，试图无期限地加强这个逻辑。如果紧缩引起预算的赤字，必须加上一个补充的剂量。如果竞争破坏工业的组织或是使地区沙漠化，必须在企业、国土和城市之间更多地激化它。如果公共服务没有履行它的使命，必须掏空它所有的内容，将所需要的工具的服务私有化。如果为富人或企业减税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必须更加深化这种减税。
这种通过危机的治理是可能的，当然是因为新自由主义已经变成制度。所有的经济危机比如2008年的危机用制度的语言解释，只收到可能和制度兼容的回答。缺乏选择不仅是在知识界是一种教条主义的表现，而且是世界规模的一种系统地行使职能的表现。在全球化的保护下，或在加强欧盟的时候，国家已经强加 多种规则和指令，这导致在制度的意义上做出反应。
但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和无疑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现在从政治领域引起的负面的反应获取养分，这加强了它激起的政治的敌视本身。我们正在看到它的变化之一，并非危险更小的变化。新自由主义已经不需要它的自由的或民主的形象，如同在良好的时代必须有理由称之为“古典的新自由主义”的内容。这种形象甚至已经变成对它的名称的一个障碍，这是唯一可能的事情，因为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无疑引起居民一个广泛的阶层的不满，缺乏国家的身份和国家的保护，旨在将他们作为反对的替罪羊。
在过去，新自由主义经常与“开放”、“进步”、“个人的自由”和“法制国家”相联系。现在与边界的关闭、建设隔离墙、对国家的崇拜和国家的主权相结合，它宣布的反对人权的攻势被指控使安全处于危险。新自由主义的这种变化是可能的吗?
特朗普主义与法西斯主义
在世界新自由主义的历史上特朗普无可争辩地标志着一个界标。这种变化 不仅影响美国，而且影响所有的政府，影响越来越多表现出民族主义、专制的、排外的政府，以至接受将法西斯主义作为参考的政府，比如马特奥·萨尔维尼或博索纳罗主张军事独裁的政府。根本的东西是理解这些政府一点也不反对作为权力模式的新自由主义。相反，减少富人的税收，削减社会的援助，加速解除调控，特别是在金融或生态领域。这些专制的政府越来越多地由极端右派组成，实际上它们具有新自由主义的绝对论和超级专制主义的性质。
为了理解这种变化，首先适当的是避免两个错误。最过时的错误在于将新自由主义与极端自由主义、自由意志主义、回归亚当·斯密或国家的结束等混为一谈。正如很久以前米歇尔·福柯向我们指出的，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很积极的治理模式，与古典自由主义最低的消极的国家没有很多关系。从这个观点来说，新奇之处不在于国家干涉的程度，也不是它的强制的性质。新的东西是新自由主义天生的反对民主主义，这表现在它的某些大理论家的身上，如弗雷德里希·哈耶克，今天体现在对于自由民主的原则和形式越来越开放和激进的政治上的质疑。
第二个错误是最近的，在于解释我们面对一个新自由主义的新法西斯主义，或者说面对一个新自由主义的新法西斯主义的时期。这至少是冒险的，如果不是在政治上危险的话。和尚塔尔·墨菲谈论一个民粹主义的时期以便更好地推出民粹主义作为对新自由主义的一种补救，这完全没有任何疑问。必须揭露伊曼纽尔·马克龙的诽谤，他作为维克多·奥尔班等人反自由的民主唯一的资源出现，这也是确实的。但是，这可以为将极端右派的上升与新自由主义专制的起源混杂成一种同样的政治现象进行辩解吗?
所有这些有问题的光线的吸收：如何确定这不是通过具有法西斯主义特性的全面的国家表面的类推和市场的模式与企业在社会的整体普遍扩散的呢?从根本上说，如果这种吸收有助于投出光线，集中在特朗普现象，同时将它历史的特性伪装起来。围绕着法西斯主义语义学上的膨胀无疑批评的效果，但是倾向于扼杀这些同时是复杂和特殊的现象。已经普遍化，适当的很少，同时不可能出现政治上的解除武装。
比如亨利·吉洛斯认为，新自由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构成”，将经济学的正统、军国主义、蔑视机构和法律、白人至上主义、大男子主义、对知识分子的仇恨和非道德论混杂在一起。吉洛斯借用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学家罗伯特·帕克斯顿的想法，认为法西斯主义由我们再次新自由主义的法西斯主义依靠动员的激情支持：热爱头目，超级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幽灵，蔑视弱小、低级的和外国的东西，对人的权利和尊严的轻蔑，向对手使用暴力等。
虽然我们在特朗普主义中发现所有这些材料，在巴西的博索纳罗主义中看到更多的材料，难道对于历史的法西斯主义它不会对我们逃出其特殊性吗?帕克斯顿承认“特朗普重新采纳了一些典型的法西斯主义的动机”，但是特别看到他“富豪独裁”更多共同的特征。因为也存在与法西斯主义很大的差别：不将唯一的党强加于人，不禁止所有的反对派和所有持不同政见，没有动员和安排群众到有等级和义务的组织，没有建立职业的行业合作主义，没有实践世俗宗教的基督教礼拜仪式，没有推崇完全被奉为对整个国家神圣的公民士兵的理想。
在这方面，由于1930年代的结束在美国所有平行演化都是骗人的。尽管特朗普对他的“美国第一”做了许多事情，这个名称是是查尔斯·林德伯格为1940年10月建立的组织面对罗斯福的干涉主义为了推动一项孤立主义的政策而提出的。特朗普没有将菲利普·罗斯(2005)所写的虚构变成现实，罗斯曾想象林德伯格在1940年的总统选举中将战胜罗斯福。发生的事情是特朗普不是克林顿·希拉里或奥巴马，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类推都是虚弱的。如果特朗普在反对建制派的阶梯上越来越努力，以便安抚他的选举“客户”，但这不是说要激起反犹太人的混乱，与小说里的林德伯格相反，他直接受到纳粹榜样的启发。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波兰的时期，如同罗伯特·库特纳相信的那样，其特点是面对不干涉主义造成的灾难法西斯主义的权力恢复对市场的控制。在某种意义上说，发生了完全相反的事情，事情是更为相当自相矛盾的。特朗普试图成为企业合理性的冠军，甚至以他实施自己的政策的方式，不论是国内政策还是对外政策。我们生活在新自由主义从内部分裂出一种原来的政治形式，将反民主的专制主义、经济的民族主义和扩大的资本主义理性结合在一起
自由的民主一场深刻的危机
为了理解新自由主义现在的变化和避免与它的结束相混，需要有一个新自由主义本身有力量的观念。新的自由化的三十年或四十年已经深刻地影响社会本身，在社会关系所有的方面形成对立、不稳定、不确定、绝对和相对的贫困的形势。在经济中竞争的普遍化以及间接的在领取工资的劳动、法律以及为经济活动提供适当的环境的机构中，对领取工资的人员的条件已经产生破坏性的后果，他们感到被抛弃和背叛了。社会集体的防卫同时被削弱了。特别是工会失去了力量与合法性。
由于企业非常个性化管理经常的后果劳动的集体已经解体。面对不存在差别很大的可选择的选项政治的参与已经没有意义。与统治的理性相联结的社会民主主义在大多数国家处在消失的道路上。总之，新自由主义已经产生格拉姆西所称呼的“魔鬼”的东西，通过一个政治社会双重的非从属关系的进程，与部族身份和专制的原则相联结，怀疑自由的民主正常的功能。新自由主义可悲的事情是以资本最高理性的名义攻击了社会生活的基础本身，正如在现代通过社会的和知识界的批评已经提出和强加的那样。
以很多图解的方式说，自由的民主最基本的原则付诸实践迅速带来对群众相当多的让步，超过古典的自由主义能够接受的东西。这就是社会正义或也是社会的民主所说内容的意义，对此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家们没有停止责骂。他们在想把社会变成一个竞争的秩序在相互斗争中只承认经济人或人力资本的时候，破坏了现代社会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基础本身，特别是由于不满和愤怒的发展，类似的变化不可能停止引起变化。
于是，对于建立这个竞争的秩序面对失败者群众的回答如何感到奇怪呢?在看到他们的条件被破坏，他们的支点和集体的参考消失的时候，在放弃政治或在抗议的投票中躲避，面对这一切号召保护，反对对他们的生命和前途遭到的威胁。简单地说，已经造成一次自由的—社会的民主的深刻危机，它最明显的表现是专制的政权和极端右派的政党有力地上升，它们得到本国广泛的民众阶级的支持。我们已经将后冷战的时代抛到后面，在那个时代还可以相信市场的民主模式在世界扩散。
现在我们看到一个以加速的方式离开民主或非民主化相反的进程，以便重新考虑温迪·布朗的表述。记者们喜欢在反体制的民粹主义广泛的停顿中将极端右派与激进的左派混杂在一起。没有看到这种愤怒和不满由极端右派疏导和开发为新的更有进攻性和更加军事化也暴力更多的新自由主义开绿灯，正如漫画表现的那样，特朗普是这种新的新自由主义的旗帜。
新的新自由主义
我们这里所说的新的新自由主义的内容是新自由主义理性一个真实的版本，随着它公开采取反对居民的战争的范式，为了合法化依靠这些居民本身的愤怒，甚至求助于旨在反对精英和全球化或反对欧盟的一种民众的主权，根据情况的不同。换句话说，新自由主义的权力当代的一个变种使得它将主权主义的说辞变成自己的，采取一个民粹主义的风格以便加强资本对社会的统治和使之激进化。从根本上说，好像是新自由主义利用它挑起的社会的—民主的自由的危机，没有停止加剧，以便将资本更好的逻辑强加给社会。
这种不满的恢复为了有效地实现，无疑需要一个有能力对一种经济的民族主义、经济和金融机制的自由化、一项系统的支持企业家的政策进行综合的领导人，这在过去不不可能的。但是现在新自由主义所有的国家形式正经历一场整体的变革，其中特朗普主义向我们提出了几乎纯正的形式。这种变革强调新自由主义共有的方面之一，它的内生的战略特性。因为我们没有忘记新自由主义不是保守主义。它是一个统治的范式，其原则是反对陈旧的结构和主张后退抵抗资本主义理性扩张的力量，更广泛地说为了向不喜欢它的居民们为强加一个标准的逻辑而斗争。
为了达到它的目标，这个权力使用所有对它必要的手段、媒体的宣传、为了经济科学的合法化，讹诈和谎言，不履行承诺，精英系统的腐败等。但是它所倾向的杠杆之一是借助于合法的渠道(“宪法”的渠道)，这样越来越多地结果是不可逆转的，所有的角色应当在这个框架内活动。一种合法性显然是变化的几何学，总是更有利于富裕阶级的利益，而不是其他人的利益。没有必要求助于旧的风格和军事政变，以便实施芝加哥学派的观念，如果对政治制度能够设一个门闩的话，比如在巴西通过一次议会和司法的政变：比如司法部门允许特梅尔前总统在20年的时间里冻结社会支出(特别是以公共卫生和大学的支出作为代价)。实际上，巴西不是孤立的事件，在那里很多情况下操纵的弹性比其他地方更明显，特别是在博索纳罗的胜利以后成为进程到达的点。这个现象除了它的国家的变数之外，这是普遍的：这是在代议制的政治制度正式的框架内部确定了一个腐败的可怕效率和反民主的措施。
一个国内战争的政府
新自由主义的逻辑本身包括一项在所有的社会阶层对一切抵抗改革的力量宣战。在所有级别的统治者中间有效的语言没有欺骗：全体居民必须感到为了经济战、劳工权利的改革和必须实施的社会保险被动员起来，以便普遍加入这场战争。不论是在象征性的领域，还是在机构中，从竞争的原则具有几乎宪法的性质的时候就发生变化。因为我们在战争中，权力的分配、人权和人民主权的原则已经只有一种相对的价值。换句话说，社会的—自由的民主逐步倾向于掏空自己，以便不再只是成为一个战争的政府的司法--政治的包装。那些反对新自由主义的人们处在法律的公共空间之外，当它们不是叛徒时，就是坏的政党。
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战略主体非常接近于一种国内战争归化的模式，加上其他的传统它是真正的更加军事的和警察的模式，宣布国家的安全是政府所有目标的优先事项。新自由主义和国家的安全主义从很早就表明它的意图。法制国家公共自由的削弱和随之警察权力的扩大，由于1970年代反对犯罪的战争和反对毒品的战争已经加强。但是，特别在2001年9月11日纽约的袭击事件紧接着宣布世界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以后，当时采取整体的措施和部署公开违反了在自由的民主中保护自由的准则，甚至到了将大规模监视居民列入法律，将没有审判的监禁合法化，或是系统地采用拷打。
伯纳德·E.哈考特认为，这个治理的模式在于“对全体公民进行战争”，这种做法来自法国当年在印度尼西亚和阿尔及利亚反对起义者实施的直接的军事战略路线，传输给在反对共产主义斗争中的美国专家，由它的盟国实践，特别是在拉丁美洲或东南亚。今天“没有革命的反革命”如同哈考特所称呼的那样，通过所有的手段寻求减少国内和国外无处不在的敌人，它更多有吉哈德主义者的面孔，但是可能采取其他更多的面孔(学生、生态主义者、农民、美国的黑人青年或是在法国郊区的青年，也许在这个时候非法的移民，倾向于穆斯林)。为了对这场反对敌人的战争说好话，合适的是一方面将警察军事化，另一方面积累大量关于所有居民的信息，以便扫除所有可能的反叛。总之，国家恐怖主义重新处在全面的进展中，甚至是在冷战期间为其辩解服务的所谓“共产主义的威胁”已经消失的时候。
这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新自由主义战略的激进化和反对起义的战争的军事范式从国内战争的主体本身开始，现在成为脱离民主主要的加速器。这种联络由于一定数量的右派的政治负责人的技能才是可能的，尽管也由于左派的技能，通过对社会的敌人不满和仇恨的民粹主义的风格加以引导，向群众承诺秩序和保护，换来他们拥挤专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策。
马克龙的新自由主义
但是，将所有的痛苦的自由主义的形式塞进一个新的新自由主义同一个口袋不是夸大吗?在世界的范围内或在欧洲范围在今天定性为新自由主义不同的国家的类型之间的内容存在非常强烈的紧张关系。无疑我们不可能吸收特鲁多、默克尔或马克龙与特朗普，埃尔多安、奥尔班、萨尔维尼或博索纳罗。一些人仍然保持忠实于一种所谓诚实的贸易竞争方式，当特朗普已经决定改变竞争规则的时候，将竞争变成服务于“美国的伟大”(“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贸易战;一些人仍然在口头上要求人权、权力的划分、忍让和人的权利的平等，同时对其他人所有这一切给他们带来时没有警告;一些人面对移民(某些人很虚伪地)试图表明一种人的态度，当其他人在拒绝和遣返他们的时候没有顾忌。因此，将新自由主义的模式加以区别是适当的。
马克龙主义不是特朗普主义，尽管这在他们所处的国家的历史和政治结构之外。马克龙面对马丽娜·勒庞极端右派的民粹主义作为堡垒出现，如同他们表面的对立一样。在表面上因为马克龙和勒庞如果不是相同的人，实际上是完全相互补充的。一个成为堡垒，另一个接受恐吓的实践，这有助于前者作为自由和人的价值的担保人。如果需要的话，如同今天在准备欧洲的选举中发生的事情那样，马克龙致力于人为地扩大自由的民主的支持者和奥尔班风格的反对自由的支持者之间的所谓分歧，以便人们更轻易地相信欧盟站在自由的民主的一边。
但是，也许没有足够地领会马克龙的民粹主义风格，他能够使人觉得是一个简单的法国政治的和金融的精英一个纯粹的产品的面具。对政党的旧世界的揭露，拒绝制度，法国人民礼节性的召唤，所有这一切也许是足够表面的，或甚至是怪诞的，但是没有因此停止炫耀一种有特点的方法的就业，准确地说是新的新自由主义的方法的就业，这恢复了反对新自由主义制度的愤怒。但是，马克龙主义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触碰这种音乐的政治空间。很快就表明像过去做过的事情一个样。
按照先前的法国政府的路线去做，但是以或多或少令人羞耻的方式，马克龙以欧洲的名义与更残暴和无耻的经济暴力反对领取工资的人们、退休者、官员和辅助人员，以及用更系统的警察暴力针对反对派的示威，如同已经看到的，特别是对朗德省圣母院的示威，以及反对移民。工会或学生所有的示威甚至是更平静的示威受到武装到牙齿的警察系统的镇压，他们对武力的操作和技术所考虑的是恐吓示威的人和威慑其他的居民。
马克龙的例子在使新的新自由主义的画像完整更有兴趣的事情中间。依靠私人的企业对国家的识别走得更远，以至到了试图让法国成为一个“创新的国家”的地步，不停地将权力集中在他的手里，甚至到推动修改宪法，将确认以效率的名义削弱议会。在这一点他与萨科齐(前总统)的差别是明显的：萨科齐在挑衅的声明中扩展自己的时候，在行使他的职能时影响一种放松的风格。马克龙企图将他所有的光彩和庄严回归总统的职能。以这种方式实行企业的专制主义，依靠代议制民主的机构的屈服，专门有利于行政权力。已经谈论过波拿巴主义的道理以便作为自己的特点，不仅是为了如何夺取权力的方式，消灭旧的政府的政党，而且还因为他明显地蔑视所有反对的权力。新奇的事情是在这个旧的波拿巴主义的传统中正是一种企业的真正的治理。马克龙主义是一种企业的波拿巴主义。
马克龙的治理模式专制的和垂直的方面正好完美地嵌入一个更多使用暴力和更有进攻性的一个新的新自由主义的框架，形象与反对国家安全的敌人进行的战争相似。难道马克龙更有象征性的措施之一不是在2015年11月的恐怖袭击之后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例外措施的2017年10月平常的法律的幻想吗?
实施反对民主的法律
不应当排除在西方发生一个特殊的时期，也就是说一项真正的法西斯主义的解决办法，不论是在中心还是在外围，特别是如果发生一次2008年危机规模的新危机的话。极端右派在意大利得到政权是一次补充警告的敲打。与此同时在这个时期直到新的秩序占优势，我们看到新自由主义的加强，让资本有更多的自由，越来越深刻地攻击社会的--自由的民主，不论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还是在司法与警察的领域。必须接受恢复例外的状态已经变成规则的批评俗套吗?
对于斯奇密蒂亚诺来源的长期的例外状态的根据，它由吉奥齐·阿甘本恢复，这意味着简单和纯粹地中止法制状态，我们应当反对可以看到的事实：新的新自由主义的政府成立，落实颁布经济和警察的战争。因为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危机是长期的，由于立法规定了以长期的方式有效的规则，允许政府在所有的时期回应和甚至预见这些规则。危机和紧急状态以这种方式帮助产生了哈考特所说的“新的法制状态”，使直到现在只不过是紧急状态的措施或经济或社会政策对经济形势的回答合法化。除了反对规则和例外的例外状态，我们还必须看到法制状态逐步的和足够细微的变革，已经将经济的和警察的双重战争的形势引入立法，这就是政府引导我们的形势。
说真的，统治者们不是完全缺乏从智力上将类似的变革合法化。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已经制定了这种法制国家观念的原则。这样哈耶克清楚地将法制国家服从于法律：他认为法律不指明任何准则，而是专门指明行为规则的类型，对所有的人同样实施，包括公共人物。因此，法律本身的特定内容是形式上的普遍性，排除所有例外的形式。因而真正的法制国家是物质的法制国家，需要国家的行动对所有的人可以实施的规则，根据他们正式的性质。在产生准则的类型范围之外，靠由有效的立法授权和国家的行动是不够的。换句话说，这涉及建立一个不是例外的制度，而是建立一个禁止例外的准则的制度。因为经济的和警察的战争没有结束，要求越来越多的强制措施将经济战和警察战的措施合法化的法律制度必须 超出所有的限制并以武力扩散。
换句话说，对通过法律行使新自由主义的权力已经不存在制约，在同样的措施中法律已经变成新自由主义反对民主的斗争具有特权的工具。法制国家没有从外部被取消，而是从内部受到破坏，以便使它成为一个反对居民和为统治者服务的战争工具。马克龙关于改革退休金的法律草案在这个方面是个样本;根据正式的普遍性的要求，它的原则是一个定价的欧元对所有的人准确地提供同样的权利，不论他的社会地位。因此，根据这项原则在计算退休金的数额时禁止关注劳动条件的艰辛情况。在这个问题上萨科齐与马克龙之间的分歧也是明显的：萨科齐做到通过一项又一项法律，但没有跟着制定相关的实施的法令。马克龙非常关注法律的实施。
这里就是改革与改造的区别，马克龙面对的社会的新自由主义的改造需要继续实施的时间，不能只满足于已经宣布的效果。此外，这种办事的模式包含一个难以觉察的好处：一项法律一旦通过，政府就能够躲避它的责任，借口只限于实施法律。从根本上说，新的新自由主义是旧的新自由主义的继续。在关键的地方更坏。全球规范性的框架将个人和机构归到一个难以和解和越来越加强的战争的逻辑中，逐步消灭抵抗的能力，使集体的事情失效。新自由主义制度这种反民主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没有结束的危机的螺旋形以及在我们的眼前非民主化进程的加速，由于这个进程民主的本质被掏空，没有正式消除。(作者皮埃尔·达多特是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拉瓦尔是社会学家。两人共同著有《世界新的道理》等著作)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9年7月24日西班牙《起义报》网页，原载《南方之风》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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