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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奴化与人性

徐汉成 · 2019-09-01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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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传统文化”来抵压革命文化,或是全盘的否定传统文化,都不是辩证的态度。

文化、奴化与人性

徐汉成

  一、文化与人性

  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也”, 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其善伪也。”

  马克思主义肯定人性的存在,但否认普遍抽象的人性,认为只有从社会和阶级性出发,才能正确的解释人性。因此,人性的争论,只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也就迎刃而解了。

  存在决定意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毛主席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欧阳修在《诲学说》中说:“人之性,因物则迁。”就是说天赋的人性大致相同,但是,后天的人性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就会发生变化。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文化是人类政治、经济的全部精神活动的产物。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文化。即先进与落后、革命与反动的文化。

  可见,文化的发展是与时代俱进的。虽然,孔子和欧阳修也承认人性受外界事物的影响,但是,他们所处的时代还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殖民主义。因此,不可能穿越时空,创造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文化,也就不可能以现代文化解释对于人的意识的作用,而只能以奴隶与半封建社会的文化来解释人性。

  “仁义礼智信”,看起来在教化人性的向善,但是,建立在奴隶制度基础上的文化,如果用于人民之间,就是进步的精华,用于统治阶级,则是扼杀人民的革命性,维护统治秩序的糟粕,所谓“孔学名高实秕糠”,就是毛主席主张批孔的原因。

  现代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一个奇观的悖论:有人在极力宣扬传统文化,同时又贩售着西方的普世文化,而克己复礼,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理论自由吗?民主吗?普世吗?

  新中国在短短的三十年内,造就了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文化,没有贪官污吏,杜绝了一切的走私贩毒、卖淫嫖娼、诈骗偷盗、制假售假等一系列的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才特有的文化现象。由此可见,只有消灭了压迫与剥削的社会主义文化才是最进步的文化,才能产生出雷锋、焦玉禄、王进喜、陈永贵等代表着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人物。

  百年以来,中国经历了两次文化革命,第一次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既宣传了西方进步文化,又传播了社会主义思想,反映了新型的革命阶级的要求,沉重打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礼教,启发了人们的民主觉悟,推动了现代科学,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次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革命运动,弘扬了马克思主义的造反精神,展开了对于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封资修”文化的批判,主张斗私批修,光大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精神,集体主义与爱国主义精神。这场伟大的文化革命曾席卷全球,风靡台湾与香港地区以及日本等西欧诸国。

  社会主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此,文化也会追随制度的复辟而复辟,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就会争夺不同的文化。这在历史与现实中,都是无可争辩的。最早的文化复辟是孔子的“克己复礼”。近代文化复辟的典型是袁世凯,他一登上总统宝座,就发布“尊孔令”与《祭圣告令》,大力提倡尊孔读经。尊孔祭天。鼓吹“孔学博大”。通告全国举行“祀孔典礼”。一时间,尊孔复古波涛汹涌,全国各地先后成立了“孔教会”、“尊孔会”、“孔道会”。在现实的中国社会,新自由主义者们也在疯狂的进行着文化复辟,他们或是打着自由与民主的幌子,或是竖起普世价值的旗号,或是标谤着传承传统文化,在不遗余力的进行着“封资修”的文化复辟。制度与文化的复辟,必然带来精神与思想的复辟与人性的异化。因此,贪官污吏,走私贩毒、卖淫嫖娼、诈骗偷盗、制假售假等一系列的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也就应运而生了,强烈的造成了物质增长与道德文明的反差。

  二、知识与文化

  知识也属于文化的范畴,但知识不等同于文化,文化是感性与知识上的升华,具有折射人的修养和品位的功能,这就是两者的不同之处。

  毛主席在 《整顿党的作风》中说:“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人们对于自然界知识的掌握与探索,只有时间与量的区分,并无贵贱之别,而文化却赋予崇高与卑劣、先进与落后、革命与反动的质的内涵。因此,所谓知识丰富的“文化人” 道德并不一定高尚。这种现象在历史与现实中是屡见不鲜的,我们将此类德不配位的现象称之为“知识与道德的分裂”。

  如果世界观不对,知识越多越反动,完全合乎逻辑,也得到先哲们认可,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神也。”“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显然,司马光所说的“小人”是指那些知识满腹,却走上邪路的奸佞之辈。

  写出了《天体运行论》的哥白尼,为人类对自然科学的探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却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倡导维新运动中,体现了进步的一面。但一转身,就成了袁世凯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要求将孔教为“国教”,宣扬“有孔教乃有中国,散孔教势无中国矣”,还说“中国人不拜天,又不拜孔,留此膝何为?”

  被誉为中国肝脏外科之父的吴孟超,医术精湛为技,为患者、穷人着想为德,受到人民的普遍敬佩与赞誉,而同为医生的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主治医师的宁方刚。不仅发生过与患者互殴,还说患病者家属之所以不惜打地辅排队到“郑大”医院治病,是因为中国的医疗费用太低了,老百姓看病太方便了,建议医疗费用应该涨价。与晋惠帝的“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异曲同工。被网民普遍骂之为“王八蛋”。

  同一社会的悬壶济世者,为什么不能同为医者仁心?说到底,还是世界观问题,而世界观则是受不同文化陶冶的结果,如果一个人树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他就可能将知识为国家、民族与人民服务,譬如,钱学森,邓稼先等老一代科学家,在新中国成立后,放弃了国外优越的工作与生活,主动投身于祖国的科学事业,96岁的吴孟超老人,生于山河破碎的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幼年就立下了读书报国的心志,经历了抗日救亡,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而42岁的宁方刚生于改革开放之初,经历的只是非洲与日本的留学生涯,因此,不同文化的熏陶形成了不同的世界观,我们将这一现象称之为“文化代差”。

  毛主席一直号召知识分子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让知识为人民服务,相反,如果树立了资产阶级世界观,就可能将知识作为金钱与资本,这就是自古以来,一些有知识的所谓“学问家”们却缺少才德的缘故,而没有什么高深学问的卑贱者们却能够具备高尚的品德,因此,毛主席说“高贵者最愚蠢,贱卑者最聪明”。

  同朝为官,亦有忠奸之分,同代为民,亦有善恶之别。同样有着“博士”头衔的官员有的成为了贪污腐化分子,有的却为官清廉。这是因为人们的道德情操除了受文化与环境影响,还有逻辑思维的异同,晋惠帝若不身居深宫,是不可能说出“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的呓语的,杜甫若不亲眼所见茅屋为秋风所破,便不可能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心愿。

  这些事例充分说明,如果没有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知识越丰富则越是加大其对社会认知的障碍。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书呆子”。因此,知识分子只有与工农相结合,将知识赋予为国家和人民服务,才能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三、教化与奴化

  人类是具有思维的高级动物,在享受自由的同时,还要接受法律的约束,因此,善良的人性,高尚的品德可以通过以文教化,以行教化而得以升华。

  在阶级社会中,从来没有文化真空。红色的文化失去阵地,黑色的文化就会卷土重来。新自由主义者们之所以悄然的在教科书中撤去鲁迅的文章,暗暗的删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的事迹与著作,历史虚无主义者流之所以疯狂的诽谤革命先烈,是因为鲁迅的文章具有革命性与战斗性,因此,去革命化则是包藏着利用文字与文学来扼杀革命的红色文化的祸心,以形成“文化代差”。

  “文化代差”在台湾与香港表现得尤为清晰。台湾曾长期为日本殖民,二战结束后,30多万日本人留居台湾,构成了文化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国民党溃败台湾后,迅即展开了去殖民文化,认同中华文化,无疑是值得肯定的。蒋家王朝退出政治舞台后,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政府,一直将篡改教科书作为大事,向青少年人灌输本土与殖民文化,甚至推行“皇民化”以拥抱日本政府,疯狂的切割民族文化,制造文化断层,在青年一代中设置文化与民族认同的代差。一面屡屡炮制“台独”论调,称台湾和大陆是国与国的关系,陈水扁更是鼓吹要用“公民表决”的方式决定台湾的前途,公然声称“要走台湾自己的路”,蔡英文从未承认“九二共识”。丧心病狂的鼓吹“两国论”及“一边一国论”,千方百计地阻挠和平统一。极大的助长了台独势力,如今,“台独”的声音已日见高涨,而和平统一的前景则日益渺茫。

  对于祖国而言,香港就是一个被豺狼掳走的孩子,由于长期受英国殖民,还有很多的越南后裔,使得文化更为复杂与多元化。回归祖国后,因施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 为原有殖民资本、司法、文化预留了广阔的空间,殖民势力三管齐下,美化西方世界的自由与民主;丑化内陆的政治经济;淡化传统的中华文化。因此,虽然在名分上回归祖国,在司法与文化教育领域,则是冰火两重天,不仅没有去殖民化,而是殖民文化渗透流畅通无阻。正如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香港,文化教育早已蜕变为奴化教育,其恶性的结果使受奴化的青年人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丧失了对于黑白是非的判断力,丧失了对于宏观社会发展趋向的认知力。故此,恶劣的人性也就挥发无余了,当回到祖国怀抱后,一部分青年人不仅毫无归属感,而是数祖忘典,认贼作父,反认狼乡为故乡,自甘堕落为殖民势力的行尸走肉,心甘情愿的充当反华势力的急先锋,终于是奴才。如今,香港青年人的民族认同正逐步趋向衰弱。闻一多的“七子之歌”中的“母亲呀,快让我躲入你的怀抱!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悲壮的呼声已在废青们“港毒”的嚎叫声湮灭。

  因此,香港的奴化教育产生了文化代差与民族认同的代差,不能不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警觉,不能不引起全国人民的深思!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党的95周年大会上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并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中国有着璀璨的文化,有过引领人类进步的四大发明,中国文字,是全人类最具人性化,最美丽而又最具生命力的文字,有着浩如烟海文学与诗词歌赋,有着丰富多彩的哲学底蕴,有着对于天文、地理、农耕、医药、工造的发摒,然而,人类总要进步,社会总是要发展,文化也一样需要发展,传统文化是根,而发展就是将传统文化开枝散叶,而决不是教条的生搬硬套,要批判的传承与发展,因此,以“传统文化”来抵压革命文化,或是全盘的否定传统文化,都不是辩证的态度。

  二0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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