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一个实践命题，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传入中国之后，便实际地开始了“中国化”的实践。作为一个理论的命题，要求我们从理论上搞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中国化”的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途径和机制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才能中国化? “中国化”必须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化概括;“中国化”必须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哲学;“中国化”必须批判地吸取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合理成分;“中国化”必须总结现代新科技革命的成果。毛泽东曾强调“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就必须“研究现状”“研究历史”“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并“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以下简称“中国化”)是一个理论命题，更是一个实践命题，而且首先是一个实践命题。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传入中国之后,便实际地开始了“中国化”的实践。但正如毛泽东所说，在党的幼年时期，“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则“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因而能够战胜“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危害，使党“彻底地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而进入抗日战争之后，“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更加深入的更加统一-的理解”，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获得了成功的发展。伴随着实践的成功，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进行论证和考察也就提上了日程。
而作为一个理论的命题，就是要求我们从理论上搞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中国化，这是中国化进程在实践中进一 步发展的必要。如何“中国化”的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途径和机制是什么的问题。艾思奇当年曾认为，“原则上不外两点:第一要能控制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熟悉其表现方法;第二要消化今天的抗战实践的经验和教训”。他是从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吸收和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上提出的。今天来看，这两条自然是必须的，但还应该认识到对西方近现代哲学思想的批判吸取、对现代科学技术成果的总结，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工作所必需的。因而，毛泽东曾强调“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就必须“研究现状”“研究历史”“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并“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用”。
为此，我们将从以下几方面阐述毛泽东哲学如何在自身的形成与发展中提出、提炼以及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
一、“中国化”必须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化概括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基本特征乃是它的对中国问题的理论认识的体系性，即它的整个理论内容都是对中国社会的思考。我们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不仅在表述形式上要采用民族的形式，而且在内容上也要具有中国特点。内容上的中国特点，不可能只是通过语言符号的转换，通过通俗化、大众化的形式就能完成的。而必须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阐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在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中产生出的新的思想、新的理论。如果没有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而只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尽管可能对症，也只是一种应用，还不是“中国化”。“中国化”不仅需要“相结合”，而且需要以中国的方式、中国的作风和气派建构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常说的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于中国的具体实际，这个“运用”，即包含着“指导”，也包含着“概括”。因此，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的总结和慨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原则。
要使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理论化，首先当然是要遵循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即一切认识、一切真知都必然来源于社会实践，从实践中概括出新的理论。这个过程包括人类认识的一般阶段和准则。其次对于具体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对于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概括，必须站在一个正确的立场上。现实生活中，对于实践可能会有两种态度，一种源自站在实践之外的旁观者们，他们常常会以所谓客观公正的态度来评价革命的实践，但不可能指望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做出科学的总结;另一种态度是直接参与到具体的实践之中，从而通过亲身的实践来进行评价和总结，所谓“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因而，所谓正确的立场，首先就是对实践的参与。而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来说，其正确的立场，除了投身于这一伟大实践外，还应对这一实践持积极的、一致的态度，否则，即便处身于其中，也是被动的消极的，也是一个旁观者，乃至可能成为内部的破坏者。再次，即便我们对于实践有了一个正确的立场，并亲身参与其中，但要对实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还必须具有科学的方法。没有正确的方法，即使参与其中，也只会面对纷繁复杂的局势不知所措，无法下手。掌握正确的认识方法，才能从具体和繁杂的实践经验中，抓住根本的、具有全局性影响的材料，加以概括，形成系统。最后则是要把这些已获得的理论化的认识再送回到实践中去加以检验，这个过程也将会是反复多次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现实过程，也就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不断理论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成功典范即体现于毛泽东哲学中。毛泽东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和发展是多方面的，也是系统的。当然，这个系统性的基础，乃是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全方位解决。我们知道，近代中国的中心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革命即是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但是如何进行这一场革命，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同盟军，尤其是革命的道路问题，等等，都需要从实践中去探索，需要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去分析。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如果不是直接投身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中，是很难获得正确的认识的。从共产国际到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对这一问题都没能找到正确的答案，尽管他们也认识到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毛泽东通过亲身的实践，不仅正确地认识到了中国社会的性质，而且成功地找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毛泽东哲学思想正是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系统理论概括和提炼。从毛泽东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功典范来看，它的这种概括和提炼主要体现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毛泽东哲学从蕴育到萌芽，从形成到成熟和发展，都是伴随着中国革命的实践历程而不断深入的。蕴育源于毛泽东当时所处的中国社会处于急剧变动而又苦无出路的现实环境。向西方寻求真理，寻找中国向何处去的药方，成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的共同志向。毛泽东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氛围下，自然沉淀了为“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雄心大志，并致力于把中国认识清楚改造成功的现实努力。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他便自觉地以唯物史观为观察中国社会的武器，对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动力、对象、同盟军等作了科学的论述。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是什么的问题急迫地提到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现实状况的辩证分析，首先认识到建立红色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在这一革命实践中，他不仅在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在反对本本主义、党八股等错误思想的斗争中，提出了“实事求是”这一毛泽东哲学的精髓，而且在对错综复杂的现实矛盾的解决中，形成了关于矛盾问题的精髓等一系列理论;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的情况下，对人的因素的充分调动和发挥，使毛泽东成熟了“自觉能动性”思想;而关于正确地处理和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法思想等等，都是与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和教训的认识分不开的;至于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更是同他直接参加、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分不开。可见，毛泽东哲学从产生到发展的整个历程，始终是与对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的总结概括联系在一起的，这些都是完完全全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其次，毛泽东哲学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是极为深远的，而这种意义就体现在它对中西哲学的成功融合中。毋庸置疑，毛泽东的这一创见同样是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进程密切相关的。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便面临着西方哲学和文化的冲击，这一冲击的关键之处，不仅在于由文化所支撑的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典章制度对腐朽的中华古老帝国的毁灭性打击，而且在于由哲学文化所代表的西方价值观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价值观这一精神支柱的毁灭性打击。但是作为中华民族对于自身生存环境的一种思考，中国传统哲学自有它自立于人类精神长河中的价值。因而，它对于自然与人类及其关系的独特思考是不应轻易否定的。毛泽东正是处身于这样一种中西哲学和文化交汇的历史氛围中，他从对中西哲学的体认中看到了融合两者的必要和可能，无论是在年轻时提出的“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与东方思想共同改造也”，还是到成年时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真理须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都是从中国现实的国情、从中国革命现实的实践中得到的认识。
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它的精髓和地位，都来自于中国革命的实践，来自于对这一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提炼。
二、“中国化”必须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哲学
从“中国化”的角度来看，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哲学应该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但这种继承不是形式上的民族特色，也不是内容上的中国转化，而是以对中国传统哲学中蕴含的对人类认识历史中的合理成分的吸取为继承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仅仅要求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中国化的转换，还应该要求不断地以中国的具体实际(包括中国革命的现实实践经验和中国社会的现实的哲学文化背景)为对象进行理论内容的充实。把中国现实的哲学文化环境置于“中国化”过程之外，将“中国化”只看作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现实转换，而不将它视为中国共产党为确立中华民族的新的价值系统的现实转换，必然会大大缩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在涵义，降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因而，要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重视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是必不可少的。毛泽东当年就曾明确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要真正地进行这种总结，首先就需要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认真、科学的分析，尤其是关于中国传统哲学之能够成立的精髓与中国传统哲学在今天仍可被予以吸取的精华之间的区别，关于作为人类认识长河中的优秀的、合理的成分与作为封建社会精神支柱的落后的糟粕的成分之间的区别。在此基础上，才能切实地从事融合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工作。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传统文化的精华与槽粕有过经典的论述：“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槽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是无批判地兼收并蓄。”但是，我们在区别精华与糟粕之前，先应该注意区分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与精华。所谓传统哲学与文化的“精髓”，是指代表了传统哲学与文化的基本精神的东西，它构成了文化和哲学的最根本的特征，是文化和哲学的核心，是一种文化和哲学之区别于它种文化和哲学的标志，是该种文化和哲学之能成立的根据，它与文化和哲学是直接同一的。不管历史和社会如何发展变化，构成一定文化和哲学的精髓的东西是不会改变的，即使这种文化和哲学失去了它的社会现实性。所谓传统哲学与文化的“精华”，则是指人们对于传统的文化和哲学的一种价值判断，这种判断或评价必须是立足于现实社会的，当我们在清理古代文化遗产时，所提出的“吸取精华”与“剔除糟粕”，都是相对于现实社会的需要而言的，其“精华”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但是，中国传统哲学实质上是中华民族以往面对自然、社会进行理论思考的一种结晶，它在今天依然存在着可以吸取精华的资源和养分，它已构成人类文明发展史的一个部分，成为人类面对客观世界所作出的反映的永久性思想成果。因而，我们对于“精华”的理解，就包含了两个方面，既有其属于永恒性、稳定性和绝对性的一面，如传统哲学中属于基本特征的东西，也有其属于历时性、变动性和相对性的一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需要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批判地继承，首先要对“精华”和“精髓”作出区分，同时也要对“精华”与“糟粕”作出区分，而且还必须对“精华”的不同内涵作出分析，这样，“吸取精华”才能成为现实的实践。当然，这些区分并不是不同的过程，它们实质上应该是同步的。
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应该对中国传统哲学作出全面的批判和总结，并在建构中国新哲学中继承其优秀的成分，从这一角度出发，“中国化”至少应从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论理方向、致思取向和表达形式等方面的批判继承中展开。
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来看，毛泽东所做的工作不仅是其阶段性的伟大成果，而且为全面地清理中国传统哲学遗产奠定了基本的原则。具体地说，他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不仅体现在哲学思维方式上，而且体现在哲学的论理方向上，还体现在对哲学的价值取向和语言表述上。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不仅决定了中国哲学在思维方式上的特色，而且也决定了中国哲学的基本内容是为解决社会的治乱兴衰问题而致力于胶固王道，从而提出了一系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哲学命题，像阴阳学说，知行学说，天人关系等重大理论，都渗透着中国哲学的这一根本旨趣，由此形成了中国哲学的基本内容，并规定着中国哲学的理论探讨方向。
毛泽东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论理方向的批判与改造，主要是通过以下三种形式进行的:
第一，关注中国哲学史上有重大影响而又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给以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例如，对于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关系，毛泽东在对知行关系上各种见解的分析批判中，主要是引进了科学的社会实践的观点。《实践论》开篇即说：“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了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他紧密联系社会实践，批判了“知先行后”“生而知之”的唯心论观点，揭示了认识来源于实践的辩证唯物论观点，并指出认识对于实践的能动作用，由此科学地阐明了知和行的辩证关系，使知行关系这一在中国哲学史上长期无法定论的难题终于有了正确的解答。
第二，对中国哲学史上的许多原理和命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改造，使之发展成为科学的命题。例如，对于“人心”或“心力”概念，就是改造成为“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指出，主观能动性包括思想和行动，即认识和实践两个方面，人们在实践的基础上能动地认识客观世界和在认识的指导下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又指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必须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遵循客观规律，即主观能动性和客观条件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再如，他对于矛盾及其转化的问题，在《矛盾论》一文中，不仅批判了古代矛盾观中的循环论色彩，而且批判了古代哲学对于矛盾转化条件的简单化理解。首先提出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是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看世界，进而指出辩证法关于事物变化的原因是事物内部矛盾的作用，事物的运动变化采取相对的静止和显著的变动两种状态，并由第二种状态引起的事物的质变(对立面的转化)而达到矛盾的解决，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抗拒的规律。
第三，直接运用中国哲学史上的优秀哲学思想，并加以发挥，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这一点在毛泽东哲学的军事辩证法中表现的尤为突出。
当然，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这一工作还仅仅只是开头，对这一极其丰富的思想遗产的清理还需要做更细致更艰苦的工作，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需要继续去做的。所以毛泽东在1960年会见外国代表团时曾说到，充分地利用传统哲学，“我们现在没有做到”。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毛泽东始终坚持批判地吸取和继承其优秀遗产的方针，即所谓“充分地利用遗产”和“批判地利用遗产”。在毛泽东那里，对传统哲学的改造，是为了改造世界，因而，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哲学有一条恒定的原则，这就是以其对现实的中国社会的影响和作用来评价其精华。自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整个世界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间的交往日益呈现出“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从面对不同民族、地区和国家的自由、独立传统等引起关注另一方面出于对“文革”十年激烈反传统的反思，出于中华民族在走向世界之时对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视等等，强调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遗产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清理中国传统哲学的遗产也成为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在重构中国新文化和新哲学的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进行批判地继承，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而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能够实现的必要环节。
三、“中国化”必须批判地吸取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合理成分
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便开始逐步脱离闭关自守，走向世界，尽管这个过程始于屈辱和无奈。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军事入侵，其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入侵也势不可挡。中国文化和哲学在这样一种大势下发展，必然在民族救亡图存的背景下，开始了向西学寻求真理的历程。100 多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国与世界更加密切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不仅表现在政治的对话经济的互利，也表现为文化的交流。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脱离与世界的联系，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进步同样会受到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影响。中国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要面临纷至沓来的国外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对这些外来文化采取什么态度，如何去分析、批判或消融，是当代中国哲学建构的基本环节。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中国化也自然面对这一现实的文化背景，必然要求在中国化过程中消解不断呈现出来的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讲，西方近现代哲学和文化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文化基础之一， 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中国化是无法避开这一现实的。
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能否吸纳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合理成分呢?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就来自于西方，是西方近现代哲学优秀成果的直接产物，它进人中国以后，其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化的转换，主要是解决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相容性问题。西方近现代哲学已构成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文化背景，而且正伴随着政治经济的交往以更大声势影响着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发展，因而，作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主导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便自然要解决与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关系问题。另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发展，也要求它必须不断地分析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新成果，批判地吸取其合理的成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封闭的体系，它的开放性表明了其是不断发展的，这种发展既来自于对实践的理论总结，也来自于对各种思想学说的批判吸纳。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可能只是在它产生之时与西方近现代哲学发生联系，它必然要求在其进一步的发展中时刻关注西方哲学的发展，这样才能发展自身。
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如何吸取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合理思想呢?因为仅仅承认应该吸取是不够的，事物的根源最终还在于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必须批判地吸取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合理思想，但是能否吸取则是由其内在的本质所决定的，而如何去吸取则更需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的具体分析来认识。
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批判地吸取近现代西方哲学，必须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学东渐的关系，处理好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当然也要正确地对待西方哲学与中国化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关系。
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学东渐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从根本上说，即指要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把现代人们处理自身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活动及其认识集中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体系中。现代社会既是一个开放性的时代，也是一个整体化的世界，人类的历史正逐步变为世界的历史，哲学也正在“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在一个开放性的整体化的世界里，如果不了解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发展状况，不了解西方哲学所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及其观点，就很难真正了解整个世界哲学发展的大背景和大趋势，这必将妨碍哲学成为世界哲学，也将会窒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是西方哲学发展的产物，它的产生体现了西方哲学也是整个人类哲学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但却是在批判地继承以往哲学传统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我们知道“历史上的哲学家对自己时代人与世界关系的展开现状的哲学总结，它们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这种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种关系并在这种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因此，它们的内容和形式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它们那个时代的历史特点和胎记。”历史上的西方哲学都是以不同的程度反映着历史人们同外部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展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虽有不同的广度和深度，但又是一种普遍的、必然的关系，因而在历史上反映这种关系的各种时代的哲学中，又是有着某些普遍的具有连续性的东西，作为哲学传统链条中的基本因素被传递下来。西方现代哲学作为一种现实的哲学存在，也是根植于人与世界关系的现代发展的，尽管它们仍有其片面性，却都在一定程度上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角度反映着现实时代的精神。毫无疑问这些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同于不同的世界观体系，因而，了解它们，不仅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获得一种启示，而且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真理性的科学，它具有彻底的革命性、批判性和巨大的包容性，它能在其产生的过程中，批判地继承历史上一切哲学的优秀遗产，也自然能在今天批判地吸纳现代西方哲学的合理成分，使自身进一步丰富、完善。
其次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这实际上是中西哲学之间的比较、融合的过程。中国哲学根植于中华民族对自身所处环境的哲学思考，因而它与西方哲学具有着极大的区别。这也是自近代以来，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交往中最初是以剧烈冲突的方式开始的原因。但是，不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是人类面对自然和社会时所做的思考和回答。答案的不同，并不等于客观现实的不同。因而，以客观实在为对象的中西哲学并不难找到彼此间的共同点。这种共同点和联系，一方面在于研究的对象及其由此引发的问题的相似性，另一方面在于它们各自对于社会历史进程的作用和影响也透视出其内在的联系。要从现实的哲学发展过程看，中西哲学不仅存在着从对立、冲突走向比较、融合的可能，而且还存在着使两者的融合实现的可能。
我们以为，要切实地进行中西哲学的比较融合，首先要认清中西哲学各自的基本精神，因为哲学的比较决不能是某一观点某一思想的比较，而应从整体的角度进行，一种哲学是由不同的原理、概念、范畴和规律构成的有机体系，其中每一个观点如果脱离开这一体系，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而对于有着极大差别的中西哲学来说，比较必须从整体的角度，即必须从基本精神上进行，才能真正地实现融合的目的。其次应该采取一种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最主要的是一种立场和原则，即要从历史本身出发，从现实实际出发，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所谓从历史本身出发，实质上就是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谓从现实实际出发，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注重现实实践;所谓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最重要的乃是坚持唯物的、辩证的方法论。再次则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分析中西哲学各自所存在的不足和弱点，因为中西哲学的比较并不仅仅是为了看到它们的区别，更应看到各自的不足。这样才可能找到阻碍进一步发展完善的症结，才能真正达到融合。中国传统哲学尽管从总体上已经丧失了作为社会精神支柱的地位，但是作为民族文化传统，却时时刻刻影响着现实中国人们的精神生活。因而，从与西方哲学的比较中认识中国哲学的不足，不仅有助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而且更主要的在于克服和防止传统哲学对于现代人的精神文化的负面影响，提高全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和文化素质。
再次是西方哲学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关系。中国已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在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文化的现代化是其中决不可忽略的一环，甚至可以说，没有文化的现代化也就没有政治和经济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的文化现代化，最根本的目标在于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修养和科学文化素质，塑造出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新人。现代社会有一个基本的特征，即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能与外界隔绝，孤立地地进行现代化建设，现代化本身就具有世界性、开放性，没有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交流，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知道，西方哲学乃是西方文化的最重要、最核心的组成部分，对外国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吸收自然包括对西方近现代哲学中的优秀的、合理的成分的吸收。这一方面是因为，西方哲学作为西方社会的精神产品，本身即具有世界性，另一方面也因为对西方哲学优秀成果的吸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要求。人类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面日益融为一体，人们的精神生产和生活也日益有了世界性，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成果，包括西方哲学在内，早已跨越国界，成为“世界的哲学”。西方哲学作为西方社会发展的产物，既是西方社会的精神财富，也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经典作家对此早有论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性的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有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只有正确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造成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人类发展史上最为先进的文化形态，从根本上代表了社会的发展方向。但是，现实的中国是从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中国悠久的历史，尤其是其文化传统，一方面为今天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精神资源，另方面又构成进一步发展的沉重负担。从现实性上说，要摆脱包袱，获取动力，外来文化的冲击及吸纳是极其必要的。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对西方近现代哲学的批判吸取，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我们只有重视这一问题才能切实地推进“中国化”的进程。
四、“中国化”必须总结现代新科技革命的成果
恩格斯在面对19世纪自然科学的重大发现给哲学所造成的影响时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展，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总结的形式;而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一条现代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尤其是“三大发现”，对于在哲学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机械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是一个极大的冲击，用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已经无法作出对自然的合理的解释了，于是唯物主义的形式便开始了向辩证唯物主义的转变。同样，唯物主义从朴素形式向机械形式的转变，也是因为近代自然科学革命的出现。今天，自然科学的新成果涌现的频率远远高于以往，这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能力迅速提高的反映。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必然会对唯物主义的现有形式产生极大的影响，必然使得我们原有的对世界辩证因素的解释更加完善。于是，哲学的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式，辩证唯物主义的形式也自然会发生相应的改变，会以更现代、更适合科学技术革命新发展的形式表现出来。当然，这种新的形式是什么，有哪些特征，以及今天的表现形式是什么，等等，还需要现代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还需要我们对这一革命深刻意义的进一步揭示，还需要对其成果进行全面的总结。不过，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进程中所创造出来的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形式，对于总结新科技革命的形成发展及其趋势将会有极大的启发。
始于20世纪中叶的新科技革命体现出新特征，如科学、技术、生产三者的一体化、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化和高速化、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第一生产力等，充分表现了新科技革命的本质即是人类智力的解放，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能力的巨大提高。由于新科技革命发端于西方发达国家，因而首先对这场革命所带来的影响进行探讨的也是西方的学者们。他们从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科技革命与社会发展、阶级结构、社会革命之间的关系等角度进行了探讨。尽管各种观点存在分歧，乃至对立，但从技术决定论出发则有着共同性，这使得他们的分析研究常常得出错误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科学技术革命历来十分重视，尤其关注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的分析研究。恩格斯当年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就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技术和生产呈现一体化趋势，从而使生产力的发展日益离不开科学技术，也使得社会及其经济的发展与科学技术进步的联系愈趋密切。这样一个影响触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革命，无疑也将会影响社会意识形态——包括哲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视科学技术革命的作用，同时也必然会因其而使自身的形式做出相应的改变。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现实过程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对科学技术的进步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对科学技术的新成果加以总结，概括出一般的规律性的东西，从而推动了“中国化”的进程。毛泽东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主要体现为它对于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和谐性理解，它从未把自然看作一种孤立的对象，而是联系社会、人生等进行一种综合的思考，是把自然放到宇宙的有机整体中进行思考。因为自然尽管是一种先在的存在，是纯客观的东西，但是当把它作为一种对象来认识时，它就不再是孤立的。事实上，对于人类来说，自然从来都是人所认识、了解的自然，而且随着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自然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也日益显明。因此，不仅要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人要纳入自然的秩序，而且自然也必然地要为人所利用，要进入人的秩序，这两方面是相互的。西方哲学始终把自然当作自己的主要对象去认识研究把握和驾驭。尽管现代以来，由于人对自然的破坏所引起的警觉，在西方社会中出现了“绿色运动”，提出了人与自然必须进行协调的主张，但从其哲学的根本意义上说，自然仍是被置于与人相对立的位置上的。中国哲学则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的，人不只是去适应自然、顺应自然，而且是人与自然的归一，人也是自然，因而自然与人的规律是一致的。在中国哲学中，社会规律即是自然规律，或者说只是对自然规律的另一种说法，也可以说这只是更高一层的宇宙规律的一种表现。毛泽东哲学从不脱离人类社会来谈自然，而是从人对自然的影响和作用来表现自己关于自然的观点。这虽然有点偏颇，但却表现出毛泽东对于自然及自然科学思考的特点，即一方面高度重视更多地掌握自然科学知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始终注重对于事物内在规律的把握，注重从自然与社会、人生的联系中去进行一种综合的思考。如果说，毛泽东哲学对于自然科学的思考是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种新探索，那么，它同时表现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独特贡献。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整个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深刻而全面的，任何哲学理论的发展都不能不面对这一事实，都必须从对这一影响的思考中来推进自身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要在中国获得发展，必须解答新科技革命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发生重大作用而产生的一系列新问题。不能够对新问题作出科学的解答，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就丧失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和基础。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中国化，从根本上讲，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
新科技革命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已构成当代中国的实际，这一实际所产生的一系列时代课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动力，对这些时代课题的解决，从这些课题的解答中概括出新的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具体体现。
20世纪中叶以来的新科技革命还在进一步发展，21世纪的世界，科学技术的影响和作用将会更巨大、更深刻。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发展，要中国化，正如前文所说，必须回答人类面对新科技革命这一重大问题。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极大地影响着这个世界，改变并完善着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中国化，不从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中总结概括出现代思想，是难以实现这一目标的。
(作者简介：薛广洲，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毛泽东哲学思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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