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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语境下探索“事的科学”——读《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

佚名 · 2019-09-05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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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资本论》的价值是恰当地提出了“呼吁”。同时,把“保卫行动”的内涵确定为“重新研究全部历史”,这可以看作是《保卫资本论》的内在的学术价值。

  新时代语境下探索“事的科学”

  ——读《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

  (摘自《保卫资本论》书评选粹系列)

  许光伟博士新著《保卫<资本论>》(副标题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文内简称《保卫》),阅读后颇有些感触。第一,感觉这是作者多年下功夫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结果;第二,作者视野开阔,采用系统化的分析方法,历史研究、过程研究并举;第三,这部作品实际上是“跨学科”的一个研究产物,至少是历史学、逻辑学、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些学科门类的“通力合作”的结果。许光伟书稿完毕,一直恳请我为之说上几句。囿于工作繁忙,没能及时实现他的这个愿望。书正式出版后,社会反响良好,但对作品的创作方式、所主张的理论目的,也存有一些误解或未及澄清的地方。鉴于这些方面的情况,现在,我准备结合我对这个主题的理解,尽己所能,来察明这部作品的性质,以飨可能喜爱它的读者。老实说,这个题目对我个人而言,也是一次“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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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研究为什么要和过程研究结合

 

  这本书给我留下第一个深刻印象的是,把《资本论》的“保卫”和《21世纪的资本》的“新资本论”巧妙地进行了比较。言其“巧妙”,是作者运思上的独特性,即深邃的方法论视野。这个“新资本论”被以诘问的方式收录进来,见该著的第二章。[1]

  依我的看法,作者这么做,目的是希望引起人们对于“马克思方法论”工作的特别方式的注意,即它不是纯历史的,也不是纯逻辑的,毋宁说是两者的有机结合。关于历史研究对于马克思经济学具有绝对的重要性这一点,我想已不用在这里再过多地强调,因为,马克思本人和恩格斯已经无数次地做出了说明。但是,如何恰当把握“度”呢?我举一个例子。

  这特别表现在对待“抽象”这个问题上,一般说来,你的确过于贬低“抽象”了。这里的区别在于:马克思把存在于事物和关系中的共同内容概括为它们的最一般的思维表现,所以他的抽象只是用思想形式反映出已存在于事物中的内容。与此相反,洛贝尔图斯给自己制造出一种或多或少是不完备的思想表现,并用这种概念来衡量事物,让事物必须符合这种概念。他寻求事物和社会关系的真正的、永恒的内容,但是它们的内容实质上是易逝的……你对价值也采取了类似的态度。现在的价值是商品生产的价值,但随着商品生产不再存在,价值也就“变了”,就是说,价值本身还存在,只是形式改变了。实际上,经济价值这个为商品生产所特有的范畴,将同商品生产一起消失,就像它在商品生产以前并不存在一样。劳动同产品的关系,无论在商品生产以前或以后,都不用价值形式来表现。

  这是恩格斯在《1884年9月20日致卡尔·考茨基》说的话。在这封信中,恩格斯同时重点对考茨基说:

  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无论如何还为时太早。要是我,就压缩你的答复[2]的这一部分,并首先引证马克思自己的话:《批判》中上述那一处[3],其次是《资本论》本身,特别是原始积累,施拉姆在那里也能找到关于母鸡和鸡蛋的材料。一切资产阶级分子现在都聚集在洛贝尔图斯的周围,这实在是好极了。我们不能指望比这更好的了。[4]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研究不能够重走历史编纂学的老路子,因为,它的目标是建立“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为此,“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5]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思言简意赅地说,统一的历史——自然史和人类史是一个运动过程,同时必须从“科学”的角度来把握。这是为了确认它们之间的总体联系。卢卡奇后来在这个基础上试图建立“总体性”的概念。它瓦解了黑格尔的抽象逻辑,但保留了辩证法的合理要素。

  另外,从事物的发展性质看,也必须把历史视作“历史过程”,因为,历史特性——发展特性——就锚定在历史的形成过程和发展过程当中,换言之,“过程集合体”展现了恰当的历史规定性。它瓦解了“既成事物的集合体”。就“历史”和“过程”联袂的研究特征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是遥相呼应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中阐明的“辩证唯物主义”,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则称之为“新唯物主义”。“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6]但是,这种成果有些人总是不愿意正视,目的是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贡献一致性,炮制匪夷所思的说法:“恩格斯将传统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结合起来,并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考察人类的发展。他把这样一种哲学思想称为‘现代唯物主义’……但总的看来,在基本立场上他似乎与传统唯物主义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把唯物主义历史观与辩证自然观作为两个并列的方面同时置于存在与思维关系的哲学本体论的大前提下……因此,恩格斯认为:‘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不过,恩格斯另一方面又认为古典哲学终结了,今后的哲学不再以本体论为核心,而是以世界观为核心,因而唯物主义原则在他那里只是需要简单确认的前提。他所突出的,是独立存在的事物的自为的辩证发展,因而具有浓厚的物性论色彩,一定意义上可以看成物性论的黑格尔主义。就此而言,把恩格斯的哲学称为‘历史唯物主义’更为准确,何况,他本人没有使用过‘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提法。”[7]其实,这种指责是无端的,恩格斯在那些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正是“事物的内在联系过程和历史发展”,这“是它的灵魂”;“在本体论上,这种新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乃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基本科学精神的真正哲学基础。”[8]

  很显然,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割裂了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工作路线,以及客观存在的统一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规定性。[9]背后的分析动因是秉持了马克思“独特思维”论。所谓:“这就需要把握马克思独特的思维方法。马克思独特的思维方全面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各方面内容,同时吸收了自然科学的精神实质,并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把黑格尔的抽象思辨的辩证法改造为以辩证法为内核的科学的实证主义方法……相对于恩格斯更多地重视自然科学的具体成果来说,马克思更多地从抽象意义上即从自然科学的思想方法方面和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方面加以重视。”[10]

  历史唯物主义既是批判的理论观,同时,又必然是革命的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地基上前进的,这个路线的得出实际上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携手工作的结果。为了有效配合和支持马克思的人类史的研究,恩格斯一头扎进自然科学领域,经过艰苦卓越的工作努力,实现了对自然过程的“自觉认知”。这个方法论整体是用来实现“改变世界”的理论目的,“正因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将他们的‘新唯物主义’从认识论角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以区别于把客体只是当作直观对象而构思出物质世界的唯物主义——‘直观唯物主义’。”[11]

  这种唯物主义是统一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能动的唯物主义”。从而实质是一种“历史过程分析”。例如对于劳动而言,我们必须认识到,它同时表现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和能量交换的过程,以及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过程。这种内在联系的过程分析在商品生产体制下即定格为“二重性”视野的历史生产劳动(规定)。这些分析的规定性是《21世纪的资本》作者以及推崇中文版《21世纪资本论》的理论工作者们所不能明白,也不愿意接受的。他们自豪于“我从来没有真正读过《资本论》”,摆弄着他们自以为聪明、理性的“研究的狡黠”,执迷于现象学的认识构图。所以,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要被说成是“资本主义基本定律”。它们被分割成认识解决各自不同问题的“会计公式”或者“经济指标”。它的意义是把“分配”重新拉回到经济学的中心位置,不足之处是缺少了“历史过程分析”。

  这导致皮凯蒂不认可“价值范畴”。它不可避免带来错乱和颠倒性认识。例如,“皮凯蒂明显地把越来越庞大的β视为一般利润率下降的原因,恰恰是倒果为因了。其实,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历史进步之处在于,并不主要地依靠剩余价值率的提高,而主要地依靠积累率的社会存在性(资本家积累和持续进行的扩大再生产)完成对劳动者的统治,实现牢不可破的社会强制关系。这才是β保持增大了的水准的一个内在缘由。”由于缺少科学方法论作为支撑,皮凯蒂不能认识到:“只是因为剩余价值率的相对稳定,而又由于资本积累的累积型增长,资本的社会价值构成注定趋高。这就是利润率的减低,它带来了现象上的低水平经济增长和高水准资本/收入比的并存。”[12]

  

二、马克思科学的语言性质及如何“中国化”

 

  关于马克思的工作用语特色,人们的反响向来不一。有的称,这是“蝙蝠语言”;有的诬蔑为“故意玩弄深沉”,因为,指责它玄奥、难懂。马克思本人则说,“除了价值形式那一部分外,不能说这本书难懂。当然,我指的是那些想学到一些新东西、因而愿意自己思考的读者。”[13]同时,马克思则抱怨:“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总之,“这已经由对这一方法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评论所证明。”[14]

  这部分是因为马克思为了追求“对党负责”的科学叙述,——毫无疑问,它增加了普通读者的阅读难度,除此之外的原因则要归结到那些“不良的用意”。一些人为了攻讦、诋毁马克思的理论,就由对他的方法的质疑、曲解开始。于是,把“叙述”夸大化,使本该严格隶属于研究内容的“叙述形式”予以独立化,甚至把反客为主地它们当成科学的本体。一句话,马克思的“历史科学语言”的内涵被严重削弱了,人们甚至对它不理不睬,而大谈“马克思科学”(“科学辩证法”或“科学实证主义”)。在这个场合,《保卫》的处置是果断的,指出:“历史研究指向始终是真正的革命行动;它直白而坚决,绝无埃尔斯特指责之故意玩弄深沉。”[15]它在此处引用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中的话,对《理解马克思》的作者予以了反击:

  它历史地把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当作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把“政治经济学”当作由历史条件决定的科学(它在这个特定的发展阶段上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中产生并构成其思想补充)来进行批判。

  这是对马克思理论的地道的评价。除此之外,我们仍然应该以马克思自己说过的话为主,准确把握这种语言特质,为我所有。二版跋文中,马克思把对手的概括作为对自己的方法的一次“有效的总结”。考夫曼的评议《资本论》的论述,被马克思大段大段地摘录下来。那么,这些话的实际内容是什么呢?显然,它是关于研究方法的界定。马克思在这里说的很清楚:“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谈到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16]

  马克思所指的“我的辩证方法”按照《保卫》的观点,其实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科方法论的本体,或者说,属于学科方法的内容层面的东西。它限定了叙述形式,即与一定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相适合的叙述方法和叙述过程。另外,《保卫》明确谈到这一点:马克思所指的“叙述方法”,按实在的内容看,其实说的是“范畴生产”和“范畴批判”。这样,研究和叙述的恰当关系被找到了:它们一者是“工作内容”,一者是“工作形式”,关系和地位均不能颠倒。为了说明这个旨意,《保卫》专设了一节内容:“重提二版跋”。

  按照性质而言,马克思的工作语言既不属于历史编纂学家的“纯粹的历史语言”,同时也不属于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的“纯粹的逻辑语言”;前者把历史视作“非知识”,后者则在另外一个极端上把“对象的过程”视作“纯逻辑知识”,二者同样不可取。马克思的工作目标是确立“历史知识”,确立它的理论生产标准。这“释谜”了《资本论》的起点规定。所谓“释谜”,其实并不是什么谜,马克思的工作语言要求把商品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范畴”对待。所以作为《资本论》逻辑起点的商品不仅有逻辑的成分,而且包含历史的因素。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马克思通过对政治经济学历史的批判,确定《资本论》的逻辑起点是商品这一最简单的范畴。作为《资本论》逻辑起点的商品,既可以看成是资本主义商品抽象掉了资本关系所剩下的一般商品,也可以看作是历史上存在的作为资本主义历史前提的简单商品。前者是从《资本论》作为反映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的逻辑过程,从最抽象的范畴,逐步加进不同的历史规定性而上升到具体范畴的逻辑起点;后者则是从《资本论》作为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反映论,所描述的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事实的角度来看的历史起点。”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的统一,恰好鲜明化了“马克思科学”的特质:“以客观实在的商品范畴作为逻辑起点,这就表明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起点不仅与黑格尔《逻辑学》在学科开端问题上的规定不同,同时也与斯密、李嘉图、瓦格纳在政治经济学逻辑起点的选择上有着本质区别。”[17]

  马克思《资本论》的对象是商品经济形态。“客观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决定了政治经济学的真理性和表述的一致性。”以所谓的资源配置问题为分析对象和以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尽管“主观上是有区别的,但在客观上,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却有共同的研究对象。”我们应寻求“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和理论表述的一致性”,并在这方面最大程度地取得共识,“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认识”。[18]

  《保卫》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集中在两点:第一,突出客观“一致性”;第二,突出“主观”的差异性。为凸显第一方面的内容:《保卫》的作者匠心独运,在马克思体系内全面阐述了“对象进到研究对象”的过程。也就是说,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创建活动来说,研究对象作为确立一门学科的规定,是从“对象规定”流变而来。后者是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中予以锁定,后又在《马克思致巴维尔·瓦西里也维奇·安年科夫》(1846年)、《哲学的贫困》(1847年)中得到系统阐述的。用一段简短的话概括: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生产关系”,即历史的生产关系或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则是对“客观对象”进行有效研究和系统考察所形成的“客观逻辑”和“主观逻辑”,是对象自身在发展意义上的“自我认识过程”和“自我认识形式”。对象进到研究对象(马克思的认识转折点1846、1847-1857这十年间,标识性文献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横空出世[19]),意味着“存在的秘密”进到“认识的秘密”。在其看来,这既是一个通过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批判,以显露“研究对象规定”过程,同时,本身也是理论的客观过程,即按照历史发展的实际来进行认识生产。

  关于第二方面的内容,我们需要多说几句。按照《保卫》的观点,马克思之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成功地进行了“研究对象的改造”,实际内容是研究对象的物象化表述以及对“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的颠倒。在这些分析当中,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

  新古典学家由知识论角度,提出“生产”(工艺学对象)改造为“物象”(拟象的工艺学对象)的方案,真正启动了研究对象的变轨运动。但其未能解决工艺学的“生产”何以能够成为工艺学的“社会物象”。新制度学家虚假化唯物主义发生学,使现象学=解释学,终于寻到一条解决问题的出路,即物象关系从物象中生成。交易关系乃成为统领性的社会物象关系。这项方案致力于“如何来”、“为什么”、“是什么”问题的物象领域内的彻底解决,从而真正建构起“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是物象拟制的不同类型。据此而论,新制度主义不可避免地将是隶属于新古典主义的改良主义运动。[20]

  解释学路线的物象科学语言和发生学路径的历史科学语言的外观是殊异的,工作内涵更是对立的。《保卫》成功地从判别标准上区分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在统一的研究对象的客观标准上,指出了“发生学”(唯物主义发生学-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和“解释学”(资产阶级经济解释学)的对立发展道路。概括起来说,发生学是对历史和社会对象进行总体研究,界定了总的认识规定。

  这种语言创造性地解决了考茨基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所提出的诉求,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中国学派”的叙述要求。因为,中华式样的“科学”并不把时间和空间看作“外在于物质”的过程。发生学的阐发本质上是“事的路径”,其阐述风格和中华历史人文传统是高度契合的。这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同时,这种对比研究深刻性地显示了“马克思科学”的语言规范:由于坚持“能动反映论”,马克思表明其对于“经济理论”在叙述上的一种特别要求,即它不能被任意裁割,它必须成为表达历史过程的“一块逻辑整钢”。

  对此,我不打算过多地讨论。许光伟博士在不久前发表的两篇文章里面[21],分别从不同侧面做了重点介绍。

  

三、《保卫》对“事的科学”特质性的阐述与处置

 

  许光伟博士在《保卫》的“写在前面”中强调应该这样来理解《资本论》:对于中国人来讲,它应当就是一块整钢意义的“史书”。包括十二部史:转化史I → 转化史II → 资本主义生产史 → 运动史I → 运动史II → 资本主义流通史 → 生活史I → 生活史II → 资本主义积累史 → 范畴史I → 范畴史II → 资本主义认识史。这可谓是“纲举目张”的一个简洁阐述。

  “十二部史”进一步被处置为连贯的“系列的发生学”:《资本论》第一卷,对应的是“历史发生学”;《资本论》第二卷,对应的是“系统发生学”;《资本论》第三卷,对应的是“现象发生学”;《资本论》第四卷,对应的是“认识发生学”。这种逻辑化的处理,是中国人特有的,但是,秉持了马克思“书写历史”的固有习惯,可谓“善读、善用”,“善于中国转化”。

  囿于篇幅所限,我只在这里重点评述“历史发生学”的有关篇章。《保卫》全书讨论历史发生学的地方很多,例如第一篇(总问题提出的背景、意义和策略,包括三章内容),我们前面交代了,是关于如何建立“历史过程分析”的讨论的。在第二章“《21世纪资本论》缺少了什么?”的前面,《保卫》为我们刻意安排了一章批驳性交流论文。题目是特别的:“《资本论》:是‘现实的历史’,还是‘现实的历史’批判?对《‘现实的历史’:〈资本论〉的存在论》的批判”。《“现实的历史”:〈资本论〉的存在论》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名研究专家孙正聿教授的大作,刊发于《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显然,这绝不是任何哗众取宠的“悦来之笔”,而是严肃认真的学术探求。作者无意对孙正聿教授的研究做出贬低,乃是希望在批判逻辑的地基上,真正发育出“历史发生学”的工作规定。结论就是,把社会客观批判视为“建构”行动,因循时代历史境遇,寻求实践化的工作话语。这种研究用心,只有那些真正从事学术研究事业的人,方能深刻地体会到。

  在第十三章,《保卫》为我们集中呈现了“历史发生学”的工作逻辑。许光伟博士将之界定为“客观逻辑之首”。开篇是不落入俗套的“楔子”,列举的十一条:叙述场面宏大而内容清新宜人。可圈可点的是这两段对比:

  历史是自由的,同时是必然的。这两个命题同时成立。但后一个命题制约前一个命题,这就是决定论。

  事情被思辨地扭曲成这样:好像后期历史是前期历史的目的……于是,历史便具有了自己特殊的目的,成为某个与“其他人物”(像“自我意识”、“批判”、“唯一者”等等)“并列的人物”。其实,前期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示的东西,终究不过是从后期历史中得出的抽象,不过是从前期历史对后期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22]

  这毋宁说是历史发生学出场的“宣告书”。在“转化史I”中,《保卫》带领我们重温马克思当年的探索道路:从产品社会开始,揭秘商品社会乃至整个的经济形态的社会发生。这就是“产品变商品”的历史过程。值得强调的是,对“过程”的探索既是规律性的,也是多维的,——其本身在发展形态上的表现即是如此。以货币为例,它广泛分布于“初级产品社会”和“初级的商品生产体系”,即在货币转化为资本之前,仍然具有“前史”,它有待考察。另外,我们必须“把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规定视为历史养成的结果,即一种“过程的结果”。一般而言,产品社会的养成是造成产品——使用价值本身——被看作是“必要的(即必需的)”,而商品社会的养成则造成劳动时间——即价值本身——被看作是“必要的(即社会必要的)”。这是完全不同的结果,“这是巨大的历史发展嬗变。”[23]

  在“转化史II”中,《保卫》以宽视角的方式考察“货币变资本”过程。这里面做了一个历史发展上的对比:如果说“‘产品变商品’揭明了产品共同体的历史实存性”,那么进一步也可以说“货币变资本”同样“揭示出了货币共同体的历史实存性”。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揭示货币共同体的特性:“货币对资本的财产关系起建设作用,相反,对与之对峙的财产关系起瓦解作用。”[24]

  “产品变商品”、“货币变资本”是资本生产的历史前奏,也是过程准备。“转化史I阐明非商品生产关系向商品生产关系的转化,揭示出货币生成运动;与之接续的转化史II是阐明单纯的商品关系向资本的商品关系的转化,揭示出资本生成运动。”尔后,资本主义生产史拉开正式的序幕。“与转化史接续的工作则是整体勘探资本主义生产的史的结构,在对资本发生史的揭示中,阐明资本家阶级的产生和发展,说明它的两个生产本质:稳定化的剥削机构(工厂制度)和扩大再生产的社会扩张机制。”[25]

  货币生成运动→资本生成运动→资本主义生产(资本积累)生成运动,这个历史生长的运动序列整体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界限”。“这孕育于三部历史中,商品变货币(实质是产品中变出商品)、货币变资本(实质是价值实体中变出货币实体),以及从原始积累直到资本积累本身,以至于它们能够作为‘一部整史’看待。”[26]毫无疑问,这是真正工作批评的开始。

  

四、简短的小结

 

  对历史过程进行创造性的研究,是进行“历史认识”的前提,这是任何解剖学的方法所达不到的,解决途径只有是马克思说的“我的辩证方法”意义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的实质内容是“历史过程研究”(历史研究和过程研究的统一),它是建立“辩证叙述”的条件。因此在进行认真的研究之前,任何的体系预想和范畴预设,都是“非法的”,是对于历史研究的“逻辑主义”的强加。但是,中国目前的研究状况恰恰是沦落到了恩格斯所担忧的地步和境界:“‘创造体系’……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近来,天体演化学、一般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的体系如雨后春笋出现在德国。最不起眼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动辄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正如在现代国家里假定每一个公民对于他所要表决的一切问题都具有判断能力一样,正如在经济学中假定每一个消费者对于他要买来供日用的所有商品都是真正的内行一样,——现今在科学上据说也要作这样的假定。所谓科学自由,就是人们可以撰写他们所没有学过的一切,而且这被冒充为唯一的严格科学的方法……把一切淹没在它的高超的胡说的喧嚷声中。诗歌、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中有这种高超的胡说;讲台和论坛上有这种高超的胡说;到处都有这种高超的胡说……造就出以‘科学’自炫但对这种科学又‘确实什么也没有学到’的各色人物。这是一种幼稚病,它表明德国大学生开始向社会民主主义转变,而且是和这一转变分不开的,可是我们的工人因有非常健康的本性,一定会克服这种幼稚病。”[27]

  《保卫》的价值是恰当地提出了“呼吁”。同时,把“保卫行动”的内涵确定为“重新研究全部历史”,这可以看作是《保卫》的内在的学术价值。

  [1] 第二章的一个修订版发表于《当代经济研究》2015年第1期。

  [2] 这封信是恩格斯对考茨基驳施拉姆的文章所发表的评论。

  [3] 这是指《<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阐述“唯物史观”的那个段落。

  [4]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447-449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页。

  [7] 罗雄飞:《恩格斯对马克思转化理论出现认识“偏差”的根源——恩格斯与马克思转化理论之二》,《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8] 鲁品越:《深层生存论:自然科学的新哲学境界》,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05页。

  [9] 这些内容,参见《保卫》第五章的论述。

  [10] 罗雄飞:《“市民社会”及其在<资本论>中的逻辑地位(一)——兼与沈越教授商榷马恩著作的翻译问题》,《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11] 鲁品越:《深层生存论:自然科学的新哲学境界》,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2页。

  [12] 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1页。

  [13]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页。

  [14]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页。

  [15] 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65页。

  [16]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页。

  [17] 丁堡骏等:《<资本论>的逻辑起点及当代意义》,《经济纵横》2015年第1期。

  [18] 丁堡骏等:《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性》,《税务与经济》2014年第4期。

  [19] 具体论述,请参阅许光伟文章“《<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逻辑解析——文本问题、‘科学抽象法’的反思及其他”,载于《当代经济研究》2015年第7期。

  [20] 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14页。

  [21] 即《当代经济研究》2015年第7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逻辑解析——文本问题、‘科学抽象法’的反思及其他”,以及他另外在《政治经济学报》上发表的“我为什么与如何写《保卫<资本论>》”(2015年第4卷)。

  [22] 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19页。

  [23] 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24页。

  [24] 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37-338页。

  [25] 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43-344页。

  [26] 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55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4-3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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