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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理解马克思的中国观——访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张允熠

张允熠 · 2019-09-10 ·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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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曾提及中国哲学、孔夫子、中国的皇帝、中国的官吏和中国的劳工,基于当时欧洲社会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水平,马克思对清王朝统治下保守落后的中国社会不乏一些负面的评价和尖锐的批评。对于这些评价与批评,我们应该作历史的、辩证的理解,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分析。

  张允熠,男,1951年生,江苏沛县人,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中国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常务执行院长,中国科技大学哲学教授,中国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哲学学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等职务;现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负责人、马克思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安徽省朱子学会顾问、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务。出版专著《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1998年)、《历史的抉择——中国人为什么要接受马克思主义》(2016年)等;发表论文《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学脉渊承》(1998年)、《马克思主义形成背景中的欧洲文化传统》(2012年)、《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欧洲深层思想文化背景究探》(2013年)等100余篇。先后独立承担过3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和多项省、部级社会科学课题,正在承担国家社科重点项目1项、重大攻关项目子课题1项。曾获省、部级科研奖励4次,地、市级6次。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指导思想,那么,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对中国的研究就成为许多中国人关心的问题。虽然马克思不曾踏上中国的土地,但他也关注中国问题。这不仅从保留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十多篇重要的有关中国的专文和述评中可以发现,而且从他与恩格斯的大量通信中也可以读到。马克思曾提及中国哲学、孔夫子、中国的皇帝、中国的官吏和中国的劳工,基于当时欧洲社会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水平,马克思对清王朝统治下保守落后的中国社会不乏一些负面的评价和尖锐的批评。对于这些评价与批评,我们应该作历史的、辩证的理解,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分析。当前,中华民族正走在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回顾和了解马克思的中国观,有着深远和重大的现实意义。为此,我们采访了上海师范大学张允熠教授。

  01

  马克思眼里的孔子、中国哲学与文化

  ▲(采访者简称▲,下同):张老师,长期以来,许多人都想了解马克思对中国的确切看法和评价,您在二十多年前就做过这方面的探索,您能否更具体地谈一下马克思对中国、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观感?

  ●(被采访者简称●,下同):你提出了一个许多人都想了解的史实问题,也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理论问题。我们用“马克思的中国观”作为此次访谈的话题是比较适宜的。因为就“观”而论,乃是一种最基本的看法,如“自然观”“宇宙观”“世界观”等;“观”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直观,就是“看”,既然“看”,就必须能看到一些具体的细节,而不只是宏观的、抽象的概述。

  十多年前,我曾经写文章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屡屡称中国为“天朝帝国”,说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块“活的化石”,是“僵死不动的东西”,“几千年来没有进步”,等等,有些用语激烈而尖锐,如今的中国人读起来很不是滋味。殊不知,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旧中国的真实写照,其入木三分的笔法可与鲁迅笔下对旧中国国民性的揭示相比拟,颇能反映19世纪处于衰败深渊里的晚清中国社会的沉疴垢弊。但这并不代表马克思对中国的整体性评价,如果我们能借用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深邃目光来反观自身,对于正致力于民族复兴的当代中国和已遍及世界各地的华人而言,不无裨益。

  ▲:马克思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比较关注,他对儒家创始人孔子究竟是怎样一种看法?

  ●:马克思一生都没有跟中国人直接打过交道,他和恩格斯并没有关于中国哲学与思想文化的专著与专论,但对于当时在欧洲家喻户晓的孔子其人却给予了引人瞩目的关注。马克思有时喜欢用“孔夫子”一词讥讽或调侃对方。譬如,他称英国庸俗经济学家麦克劳德为“伦敦西蒂区的孔夫子”;当他与年轻时的师友、青年黑格尔派的左派代表人物、流亡英国的德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领袖卢格分道扬镳之后,他把年长于他16岁的卢格也称为“孔夫子”。

  由于孔夫子(Konfuiczius)在德文中的拼写跟“糊涂虫”(Konfuicsius)只差一个辅音字母,发音相同,故当称呼某人为“孔夫子”时,就有可能造成一个俏皮的双关语:第一种意思是承认你有学问,可以被尊为学界翘首或思想大师;第二种意思是说你虽有学问,但却有点迂腐的学究气,甚至稀里糊涂地像个“糊涂虫”。马克思在谈到卢格时,就运用了这种双关语,他说:“(卢格)作为流亡者所固有的通病——思想模糊和糊涂的典型代表,作为他们的孔夫子,他理应在他们中间为自己确立显眼的地位。”本来是两个毫不相关的名词——一个是德语中的固有名词(糊涂虫),一个是对汉语的音译(孔夫子),由于拼写和发音的相似,就把孔子与糊涂虫联系起来了。因此,当时德国学界为了避免这两个词汇的混用,有时就把“孔夫子”直接称为“中国人”。

  此外,对“孔夫子”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也反映了中国文化在欧洲的命运变迁。十七八世纪,孔子是欧洲知识精英尊崇的偶像,而到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孔子在欧洲的地位下降,只要别人攻击你是“孔夫子式的博学”,那么,你就类似于鲁迅笔下孔乙己式的老学究或“糊涂虫”了。黑格尔对孔子的讥讽可谓一针见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黑格尔死后仅仅9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惨败,从此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在这种大历史背景下,在弱肉强食的动物法则驱使下的欧洲人,谁还会去美化自己的手下败将呢?

  然而,二百年来中学西传对欧洲思想界的影响,其流韵余风不是一日之内能够挥之而去的。当马克思提到“完善的中国人(孔子)才是共产主义者”时,那又是一番景象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引用了杰出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卡贝(Cabet)的一段话就非常有意思:“你们这些反对集体制的人……就让我在你们面前询问一下历史以及所有的哲学家吧:请听!我不来对你们谈及许多实行过财产共有制的古代民族!也不来谈及希伯来人……埃及的祭司、米诺斯……莱喀古士和毕达哥拉斯……孔夫子和琐罗斯德,最后两人之中,前者在中国宣布了这个原则(共产主义——引者注),后者在波斯宣布了这个原则。”这段话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欧洲思想界对孔子和中国儒家思想的认知。

  在16—18世纪的“中国风”中,孔子被看成自然神论的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大同主义”)的思想先驱以及绝顶聪明的古代智者,孔子在当时欧洲人的心目中,是一位伟大的启蒙者,其地位不是我们今天所能想象的,正如伏尔泰所说,甚至在欧洲城乡的一些大路口,也可以看到树立着孔子的语录牌。法国耶稣会士李明曾于1700年在巴黎出版了书信集,其中收录了孔子的一些故事和体现其道德原则的格言。

  ▲:也就是说,在18世纪“中国热”前后,欧洲人对孔子的评价是褒贬相异的。

  ●:是的。“中国热”退潮之后,在德国思想界出现了一个反莱布尼茨与沃尔夫“独断论”的逆向潮流。然而在青年黑格尔派中,孔子仍然有相当的声望,我们从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是“从中国人(孔夫子)那里剽窃来的‘天梯’”的讥讽言辞中,可清晰地看到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1850年合写过一篇《国际述评》,在这篇述评中他们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就如同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两者之间具有共同之点。这句话透露出的重要信息是:这两位思想家曾经认真研究和比较过中国儒家空想社会主义与19世纪欧洲空想社会主义之间的异同,也认真研究和比较过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异同,否则他们不可能得出上述结论。

  认为黑格尔哲学与中国哲学具有相似和相通之处,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并非孤证,实际上他们早就注意到这种现象了。如1839年12月9日,恩格斯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现代泛神论,也就是说,黑格尔,在中国人(孔夫子)和袄教徒那里已经可以找到,除此之外,它在加尔文与之斗争过的自由思想家宗派中也明显地表现出来。”黑格尔的“神”就是“绝对理念”,中国哲学的“神”就是“太极”,而袄教即指琐罗亚斯德教,它奉“火、气、水、土”四元素为“神”,这三派哲学的“理性”实体和具体的物质实体都相异于基督教的人格神。

  ▲:这样说,马克思恩格斯关注和研究过中国哲学?

  ●:这是肯定的。从莱布尼茨、沃尔夫开始,德国学界就有研读中国哲学的传统。马克思对中国哲学也很了解,如1842年马克思在批评德国的书报检查制度和《国家报》时,透露了他曾经研究过《周易》及其卦爻的信息。他写道:“书报检查官涂改时画的叉叉杠杆之对出版物,正如中国人(孔夫子)的直线——八卦——之对思维。检查官的八卦是著作的各种范畴;而范畴,大家知道,这是多样的内容中本质的典型的东西。”这至少表明马克思已经了解到,八卦的两个根本对立的爻画阳(—)与阴(- -)体现了中国人思维中的阴阳辩证法。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马克思在批判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时却赞扬了中国,他说:“我们不要那种恶劣的书报检查制度,因为甚至你们自己也不相信它是十全十美的,请给我们(这只要你们命令一声就够了)一种完善的报刊,这种报刊的原型好几个世纪以来就一直在中国存在了。”好几个世纪前中国就存在着一种被马克思认作“完善的报刊”的“原型”——这只能是莱布尼茨眼中理想化的文化中国形象!

  马克思于1853年5月撰写了一篇《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时政评论文章,文中分析了中国太平军起义的原因和性质,指出中国事变对欧洲经济和政治发展将会产生影响,但马克思劈头却提到了黑格尔,他说:“有一个爱好虚构的思辨体系,但思想极其深刻的研究人类发展基本原则的学者一向认为,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就是他所说的对立统一[contact of extremes]规律。在他看来,‘两极相逢’这个习俗用话是伟大而不可移易的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是哲学家不能漠视的定理,就像天文学家不能漠视刻卜勒的定律或牛顿的伟大发现一样。‘对立统一’是否就是这样一个万应的原则,这一点可以从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中得到明显的例证。”在谈到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以及中国革命对欧洲革命可能产生的影响及结果时,马克思首先想到了“两极相逢”和黑格尔的“对立统一规律”这一哲学问题,而且认为中国的革命将会验证这一规律。这段话反映了在马克思的思考中: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两者不仅在泛神论上具有“共同之点”,而且在辩证法上也有“共同之点”。

  ▲:19世纪下半叶,欧洲存在一种现象,只有去贬抑中国,才属于“政治正确”。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还关注和重视中国文化吗?

  ●: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和中国文化也是熟知的。例如,他们在其著述中写到了中国的生丝、茶叶、瓷器、万里长城,等等。如:“至于茶叶,大家都知道,由于中国革命和与之相联系的商业混乱,出现了投机性的需求。”“官僚机构曾经在自己和公众之间建立过一座像中国的万里长城那样的长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还用了不无文学意味的笔墨描写道:“在伦敦最热闹的大街上,商店鳞次栉比,橱窗中陈列的世界各地的财富琳琅满目,有印度披肩、美国手枪、中国瓷器、巴黎胸衣、俄国毛皮、热带香料;但这一切娱世物品,额上都贴着决定命运的白标签,上面写着阿拉伯数码和简写字……这就是商品出现在流通中的景象。”在马克思的笔下,甚至连中国的木偶戏都被描绘得栩栩如生,这说明他对中国的一切都不陌生。

  即使在1840年之后西方普遍贬损中国文化的情况下,马克思仍然对中国文明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譬如,对源于中国的“三大发明”,马克思写道:“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02

  马克思眼里的中国人和中国政体

  ▲:黑格尔曾说中国是“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马克思也说中国是“活化石”“木乃伊”“僵死不动的东西”。那么,两者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在黑格尔的批评言词中我们明显地可以发现有孟德斯鸠、康德以及《马戛尔尼使华录》影响的痕迹。马克思虽然也受到那个时代西方对中国负面评价的影响,但马克思是基于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原理来认识中国的,他研究中国的目的旨在探索不同人类共同体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以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理论。为此,他阅读了麦克-库洛赫、克列姆、贝尔尼埃、萨尔梯柯夫等人的作品以及其他一些有关印度和中国的历史、经济方面的著作,并作了摘录。

  自1850年中国爆发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开始,马克思对中国事变就一直密切关注,除了与恩格斯合作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时局的专论和评述之外,他还多次特意向恩格斯索要关于中国的资料并一再嘱托恩格斯务必撰写有关中国的文章。马克思一方面从同时代人的著述和当时报刊中获得有关中国的现实状况和知识,另一方面欧洲18世纪的思想家乃至古代的先贤们有关东方社会的见解也在他的考察范围之内。

  ▲:看来,马克思是从他所处的时代来看待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进而寻求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

  ●:是的。18世纪以前的欧洲思想家大都对中国持羡慕态度,认为中国是一个文明程度超过欧洲的东方帝国和文明古国,希望从中国文明中吸取养料。由于18世纪的欧洲发生了历史性的社会变革,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即“双元革命”获得了成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式驶入了历史轨道,加之中国国势日衰,至19世纪中期欧洲西方中心主义开始流行。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认为,中国政体纯粹是建筑在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人把自己看作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皇帝是中国这个政治大家庭(国家)的最高主宰:“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独立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著,皇帝犹如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他断言:在东方只有“一个人”(皇帝)是自由的,其余的人都没有自由;在希腊和罗马,“有些人”是自由的,另一些人没有自由;在日耳曼人的欧洲,“全体人”是自由的,没有人没有自由。他进而指出:第一种形式是专制政体,第二种形式是民主政体和贵族政权,第三种形式是君主政体——即普鲁士的国家政体。黑格尔美化日耳曼人的国家政体是通过贬低东方的“专制主义”来表达的。

  ▲:黑格尔年轻时“中国风”流行,到了他的晚年,“中国风”已经式微。您在一本书中曾说马克思家庭中也流行“中国风”,这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给予中国皇帝以特殊的敬重,因为“中国风”中盛传中国是一个由“哲学家当王”的国度。如,马克思就认为中国皇帝是天朝帝国“唯一的政治人物”,是土地的最高所有者,“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是最“高贵的中国人”。他的大女儿小燕妮在家中有两个绰号,一曰“中国皇帝”,二曰“高贵的中国人”。他的小女儿爱琳娜在家里也被戏称为“中国皇太子古古”,马克思给她写信就称为“我亲爱的小古古”。马克思为自己两个心爱的女儿都起了跟中国皇帝、“中国人”有关的绰号,这是耐人寻味的。不管怎么说,既然是爱称,至少不应该从贬义上去解读。

  启蒙时代欧洲推崇清朝的康熙大帝为“哲学王”,黑格尔一度对中国皇帝也表达过尊崇。他说:“天子是一国之主,所以他们的行为举止都应该做老百姓的榜样……因此,中国能够得到最伟大、最优秀的执政者。‘所罗门的智慧’这句话可以用在他们身上……关于君主和君主教育的理想不知有多少,这一切理想都在中国实现了。”“天子的行为举止,据说是最高度地简单、自然、高贵和近于人情的。他在言行上都没有一种骄傲的沉默或者可憎的自大,他在生活中,时刻意识到他自己的尊严,而对于他从小就经过训练必须遵守的皇帝义务,他随时要加以执行。除掉皇帝的尊严以外,中国臣民中可以说没有特殊阶级,没有贵族……其余的人都是人人一律平等,只有才能胜任的人得以做行政官吏,因此,国家公职都由有才智和学问的人充当。”“在中国……任何人都能够在政府中取得高位,只要他具有才能。”黑格尔赞赏中国皇帝和中国官吏制度是一种贤君政治,同时又指出这种体制实际上就是“大家长制的专制政体”。

  马克思也说,在中国,“就像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看作这种父权的代表”,“家长制的权力”是“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的唯一的精神联系”。黑格尔通过对比中国美化普鲁士国家制度,而马克思则通过批判中国,最后把矛头对准了普鲁士国家制度。

  ▲:也就是说,黑格尔用中国的“专制政体”来衬托普鲁士的君主政体,证明“每个人都自由”“没有人不自由”,而马克思则认为普鲁士同样是不自由的专制政体。

  ●:这正是马克思与黑格尔的不同之处。最早把中国政体定义为“专制政体”者是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曾区别了三种政体,即民主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认为民主政体的原则是品德,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专制政体的原则是畏惧。他在《论法的精神》的“中华帝国”一节中,指出中国的政体原则是“畏惧、荣誉和品德兼而有之”,即兼有“君主制”“家长制”“专制政体”的共同本质。

  马克思不同意孟德斯鸠关于“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的说法,指出:“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专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下贱。”“专制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哪里君主制的原则是天经地义的,哪里就根本没有人了。”君主专制形成一套完备的专制机制和庞大的官僚队伍,实行着“家长制权力”的统治。马克思不同意黑格尔的普鲁士国家全体人都是自由的说法,他认定普鲁士国家也是一个专制政体,这个政体的功能就是“管理那些除了自己国王的专横外从不知道其他任何法律的人民”。马克思指出:“事实上,在普鲁士,国王就是整个制度;在那里,国王是唯一的政治人物。总之,一切制度都由他一个人决定。”

  ▲:专制政体一般以皇帝为中心,后边跟随一群臣僚。那么,马克思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官吏们或者说中国的官僚体制的呢?

  ●:官僚制度本是中国隋唐时期在政治体制上的一个创举,18世纪之后近代欧洲的文官制度是从中国学习借鉴的。19世纪,英国的文官制度方兴未艾,而中国的官僚体制却日益保守、腐败。不过,即使在中国的君主专制政体下,从来也不乏能臣干吏。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笔下有四位值得称道的中国官员,他们是嘉庆进士太常寺少卿许乃济、钦差大臣两广总督林则徐、道光进士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和两广总督叶名琛。

  关于许乃济,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介绍道:“中国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许乃济,曾提议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并从中取利;但是经过帝国全体高级官吏一年多的全面讨论,中国政府决定:‘这种万恶贸易毒害人民,不得开禁。’早在1830年,如果征收25%的关税,就会使国库得到385万美元的收入,而在1837年,会使收入增加一倍。”林则徐是鸦片战争的中方代表人物,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马克思在其著作里为这位历史人物郑重地记载了一笔:“中国政府在1837年、1838年和1839年采取的非常措施——这些措施的最高潮是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和按照他的命令没收、销毁走私鸦片——提供了第一次英中战争的借口,这次战争带来的后果就是:中国发生了起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注83中写到了该书中唯一的中国人——安徽歙县人王茂荫:“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大胆地给天子上了一个奏折,暗示宜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钱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指责。他是否因此还受到笞刑,不得而知。”王茂荫的货币改革方案,体现了反对通货膨胀的精神。事实上,在清政府已经完全腐朽的社会经济体制中,不可能出现健全的财政状况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主持广州战事的两广总督叶铭琛受到了马克思的高度好评,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为》中马克思这样说:“叶总督有礼貌地、心平气和地答复了激动的年轻英国领事的蛮横要求……海军上将态度专横,大肆恫吓,中国官吏则心平气和、冷静沉着,彬彬有礼。”

  在《英中冲突》一文中,马克思详细描述了叶铭琛同英国领事巴夏礼就“亚罗号”事件交涉的经过,称赞“这个中国人的雄辩把全部问题解决得实在彻底——显然无懈可击”。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的感情倾向和鲜明立场。然而,这四位有才能的中国官吏最终结局都非常悲惨,它从另一个侧面反衬出清政府的腐朽昏暗已到了沉疴难医的地步:“这个帝国是如此衰弱,如此摇摇欲坠,它甚至没有力量来度过人民革命的危机,因为连激烈爆发的起义也会在这个帝国内变成慢性而且显然是不治的病症;这个帝国是如此腐化,它已经既不能够驾驭自己的人民,也不能够抵抗外国的侵略。”马克思对当时中国政治状态的分析和判断是何等深刻而正确!

  ▲:除皇帝和官吏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类型的中国人进入马克思的视野?

  ●:有的,还有最普通的中国人。譬如,中国的战士和中国的劳动者——农民。针对两次鸦片战争,马克思一方面谴责英国人的兽行,指出他们“欺凌性情柔弱的中国人”,发动“极端不义的战争”,另一方面热情赞扬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马克思恩格斯笔下的中国战士不仅勇敢,而且视死如归。如写到镇江保卫战:“中国军队无论军事技术怎样差,却绝不缺乏勇敢和锐气。这些中国人总共只有1500人,但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人。”“鸦片战争时燃起的仇英火种,爆发成了任何和平和友好的表示都未能扑灭的愤怒烈火。”他们还指出,中国的军人在抗英战争中不断积累经验,擅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写道:“那一次战争的经验,中国人是不会白白忘记的。不久以前在珠江的军事行动中,中国人在炮兵射击和防御方法上技术大有进步,以致使人怀疑在中国军队中是否有欧洲人。在一切实际事务中——而战争就是极其实际的——中国人远胜过一切东方人,因此毫无疑问,英国人定会发现中国人在军事上是自己的高材生。”

  在马克思的笔下,中国农民“是庄稼汉又兼工业生产者”,过着“闭关自守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的生活,他们“和平怕事”“勤劳而节俭”。马克思在《对华贸易》一文中引用了米契尔的记载和额尔金勋爵的叙述来描述中国农民:中国农民一般说来是过着丰衣足食和心满意足的生活,他们大部分拥有极有限地从皇帝那里得来的完全私有的土地,每年须缴纳一定的不算过高的税金;这些有利情况,再加上他们特别刻苦耐劳,就能充分供应他们衣食方面的简单需要。农民一方面耕种土地,收取粮食;另一方面一年到头一有可利用的空余时间就利用家庭工业生产一些有用的东西,如纺纱织布,等等。中国有9/10的人都穿这种手织的衣料,其质地各不相同,从最粗的粗棉布到最细的本色布都有,全都是农家生产出来的,生产者所用的成本简直只有原料的价值,或者毋宁说只有他交换原料所用的自家生产的糖的价值。自给之余的东西便拿到附近城镇上去卖,以便买回自己不生产的其他生活资料。每一个富裕的家庭都有织布机,世界各国也许只有中国有这个特点。“中国人的习惯是这样节俭、这样因循守旧,甚至他们穿的衣服都完全是以前他们祖先所穿过的。这就是说,他们除了必不可少的东西外,不论卖给他们的东西多么便宜,他们一概不需要。”“一个靠劳动为生的中国人,一件新衣至少要穿上三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中国社会结构和中国广大农村真实生活了解之细。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主体是租佃农和自耕农两类,粮食和纺织品的生产是支撑中国封建经济的两项大宗,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男耕女织的家庭经济得以世代延续的动力。

  ▲:除农民之外,“中国苦力”究竟指的是何种群体?他们与欧洲的“无产阶级”有何不同?

  ●:马克思恩格斯著述中所称的“中国苦力”实际上指的就是那些被招募而来的海外华工,他们或因生活所迫或被拐卖到国外谋生,大都是来自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马克思恩格斯称其为“自由工人的奴隶”,是世界上最便宜的劳动力,三个中国工人的劳动力价格只抵得上一个美国工人的劳动力价格。这些苦力具有中国农民勤劳节俭的特性,特别能吃苦耐劳,又聪明灵巧,因此能胜任许多欧美工人难以胜任的工作,而且效率很高,这一点已被横贯美国东西大动脉的铁路铺设工程所证实。然而,恩格斯在1894年11月12日给马克思的二女儿劳拉·法拉格的信中说:“中国人的竞争一旦成为群众性的,那么这种竞争无论在你们那里或在我们这里都会迅速地极端尖锐化,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就会对欧洲和美洲的资本主义的崩溃起推动作用。”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来看,中国苦力并不属于近代产业无产阶级的范畴,只是中国传统农民的海外移民劳力。恩格斯甚至还预测到将有一个中国人向世界各地的移民浪潮,“如果到那时欧洲的生产方式还没有变革,那就无可避免地要发生变革了”。

  03

  

马克思是西方中心主义者吗?

 

  ▲:张老师,您用了大量马克思本人的著述和其他相关西方学者的著作中的原话作为第一手材料,十分生动、形象、真实地再现了马克思的中国观。有人说,马克思与黑格尔一样,也是一位西方中心主义者,您怎样看待这一问题?

  ●:你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尖锐,有必要加以澄清。毋庸讳言,国内外学术界确有人把马克思归于西方中心主义者,如著名的德国学者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中就认为,从15世纪的航海大发现直到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全世界是亚洲时代,而一向被西方主义者视为世界体系“中心”的欧洲却在很长时间里实际上只是世界经济的一个次要的和边缘的部分。弗兰克认为,即使像马克思这样的伟人都没有意识到亚洲的中心地位,马克思没有超脱出欧洲中心主义的窠臼,他也是在“欧洲路灯”下面来看待东方社会的。例如,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几个阶段论,“都是以欧洲为起点”的。他还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史表面上似乎别开生面,但它同样甚至更是以欧洲为中心。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史学家也在欧洲内部寻找‘西方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根源。”在他看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作的一般性阐述中含有强烈的“欧洲中心论”倾向。

  ▲:我们在分析弗兰克等人这些观点时,有一个前提,就是要先弄清什么是西方中心主义。

  ●:是的,在分析这一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搞清什么叫作“西方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必须具备三个理论特征:一是认为西方(特指西欧,当代美国文明只是西欧文明的拓展)不仅现在是世界的中心,过去一直是、将来永远是世界的中心;二是西方主义具有白人至上主义的理论特征,认为白人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等日耳曼各部族高于和优于一切其他民族,他们创立了可以称为最高标准的近现代文明体系;三是鉴于上述两点,西方主义是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面罩和外套,其骨子里不仅认为西方是世界的中心,还主张由白种人统治全世界。如果我们从这种典型的西方主义来看,不仅马克思不是西方中心主义者,连黑格尔的西方中心主义都要大打折扣。

  黑格尔虽然有着西方中心主义情结,但黑格尔明确表示西方并非一直是世界的中心,他曾经宣称文明的太阳“从东方升起”,东方曾经领先于西方。黑格尔认为文明的中心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有阶段性的,世界历史的演进按照从东方世界(人类幼年时代),到希腊世界(人类青年时代),再到罗马世界(人类壮年时代),最后到日耳曼世界(人类老年时代)——四个阶段依次递进,太阳由东方向西方运行。只是当“太阳升到日耳曼的上空”时,西方文明才大放光明,西方才可以称得上是世界的中心。可见,黑格尔的历史观是发展的、辩证的,黑格尔的西方主义只是狭义的、特定历史阶段的西方中心论。

  ▲:请您具体说明为什么马克思不是西方中心主义者?

  ●:马克思无疑受到过黑格尔的影响,但最终却批判和超越了黑格尔,因而马克思绝不是一个西方中心主义者。

  第一,作为共产主义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把无产阶级的利益看成超越民族利益之上的,如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申明:“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特别重视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

  第二,马克思对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居领先地位的论述基于他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是对工业化之后世界历史的一种总体性格局的客观描述,也是对普遍历史规律的揭示,并没有暗示西方必然是世界的中心。

  相反,马克思恩格斯于1850年在他们共同发表的《国际述评(一)》一文中明确指出:世界经济贸易文化中心由古代的地中海沿岸向近代北大西洋东岸再向北大西洋西岸进而向太平洋沿岸转移,具有一种发展的周期性,世界没有永恒不变的中心。“再过几年,在我们面前将会出现一条固定航线,从英国通往查理斯,从查理斯和旧金山通往悉尼、广州和新加坡……这样,太平洋就会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交通航线的作用;大西洋的作用将会降低,而像现在的地中海一样成为内海。”如今,马克思恩格斯的预言已变为现实,欧洲中心正在成为过去式。

  第三,如果说黑格尔出于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感,把日耳曼人的某些品质在抽象层面上刻意拔高的话,马克思则恰恰相反,作为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导师,他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历来持有一种批判态度。如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武器尖锐地批判了唯心主义的德国民族优越论,指出:“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这是说,每一个民族包括东方民族都有其他民族不具备的优点,而德国民族“踌躇满志地把自己摆在各民族之上并期待着各民族匍匐于自己脚下乞求指点迷津的批判,正是通过这种漫画般的、基督教德意志的唯心主义,证明它依然深深地陷在德国民族性的泥坑里”。马克思这种批判西方民族优越论的观点,都与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针锋相对。

  另外,正像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和“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阐发一样,马克思没有排除一般现象和一般规律之外特殊现象和特殊规律的存在。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马克思开始关注中国、印度、波斯、土耳其、俄罗斯等国家不同于西欧封建领主制的乡村土地制度和共同体的特殊问题,认为东西方不仅经济制度不同,政治制度也不同。马克思指出:东西方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当西欧进入工业化社会之后,而古老的东方社会却停滞不前。所谓“跨越卡夫丁峡谷”,就是马克思试图探索东方社会在不具备西方社会条件下,根据东方的特殊情况进入社会主义的途径。

  ▲:在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期间,马克思恩格斯旗帜鲜明地展示了他们的政治立场,这是否也表明他们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者的视野,对中国以及其他东方民族历史命运表示深切同情和高度关注?

  ●:这是毋庸置疑的。马克思恩格斯以极大的热情关注中国、研究中国,其对中华民族的同情、厚望和期待溢于言表,贯穿于字里行间。他们指责英国发动的是一场“海盗式”的侵略战争——“英国的仁慈强迫中国进行正式的鸦片贸易,用大炮轰开了万里长城,以武力打开了天朝同尘世往来的大门”〖ZW(〗《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73页。〖ZW)〗。他们立场鲜明地声援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谴责英国殖民主义者在中国的暴行,指出“英国人控告中国人一桩,中国至少可以控告英国人九十九桩”。“我们不要像道貌岸然的英国报刊那样从道德方面指责中国人的可怕暴行,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虽然你可以说,这场战争充满这个民族的目空一切的偏见、愚蠢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野蛮,但它终究是人民战争”。他们还揭露沙俄对中国东北广大领土的侵吞,在道义上声援了当时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人民。

  对待重大历史事件,马克思恩格斯总是基于唯物史观,以实践和社会现实为依据来探索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主观要素,力图总结出科学判断。例如,太平天国革命初期,马克思曾把太平天国运动看成一场改变中国封建性质的民主革命,然而到了太平天国后期,当他看到了这场运动与传统的农民起义并没有什么根本不同时,马克思又写道:“实际上,在这次中国革命中奇异的只是它的体现者。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事实正是这样,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没有等革命最后成功,就迫不及待地龙袍加身,躲进了高墙深院,过上了三宫六院的帝王生活。这种没有远大政治目标和崇高革命纲领的运动,无法跳出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改朝换代的“周期率”。

  ▲:张老师,您的谈话使我们明白了马克思的中国观是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理论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那么,作为当时东方社会“活标本”的中国,马克思寄予一种什么样的期望呢?

  ●:马克思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具有很高的期望值。1853年,正当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的高潮之际,马克思撰写了《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他在这篇文章中经过深刻分析之后得出结论说,中国的革命将要影响英国,并通过英国影响全欧洲。他认为,中国的起义缩小了英国商品在中国的市场,而商品市场的缩小将加速工业危机的到来。马克思在强调中国革命的国际意义时写道:“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直到1856年,马克思仍然认为,“断定这次中国革命对欧洲的影响一定比俄国的所有战争、意大利的宣言和欧洲大陆上的秘密社团所起的影响大得多”。马克思关于欧洲和东方的革命运动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结论对于研究殖民地革命问题有极重要的意义,列宁在《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一文中更以中国的民主革命为例来阐明这一论点。

  如果让历史的车轮从今天退回到19世纪的欧洲,即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当时西方中心主义如日中天——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文明的太阳正照耀在日耳曼人的上空。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在西方出版流传,书中认定中国已经变成了一艘“永远不能修复”的“破败不堪的旧船”。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其结果证明了马戛尔尼所言不虚。16世纪以前古代中国的光彩不再,这促使西方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美化中国到抹黑中国。

  正是在“西方中心主义”这一点上,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他们的那个时代,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他们的科学观点不仅建立在对东方社会长期不懈地进行科学研究的坚实基石上,而且还表现在他们对中国社会未来走向的预言上。如他们断言,中国闭关锁国、停滞不前的封建专制政体必将解体,中国的民主革命将会影响到欧洲的变革,中国会对世界革命作出先导性的贡献。马克思预言,有那么一天,“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事实表明,中国历史的发展跟马克思的预言若合符节,在恩格斯逝世16年之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取得了成功,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又过了3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诞生了以马克思主义立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今已经走过了70年光辉灿烂的道路。当代中国,正像英国著名学者汤因比在20世纪的预言的那样: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也必然是中华民族全面复兴和腾飞的世纪。我们必将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辉煌成果,告慰马克思的在天之灵!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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