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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毛泽东现代性理论的思想史效应

张明 · 2019-11-09 · 来源:《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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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张力与现代性忧虑所形成的“力场”,构成了毛泽东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的问题意识,如何建构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性方案从而规避西式现代性弊病,成为毛泽东始终关注与思考的核心问题。

  摘要

  现代化的张力与现代性忧虑所形成的“力场”,构成了毛泽东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的问题意识,如何建构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性方案从而规避西式现代性弊病,成为毛泽东始终关注与思考的核心问题。深化毛泽东现代性思想的研究工作,应当从思想史发展的整体历史线索出发加以把握,即从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宏大背景与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从传统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微观历史进程相结合的双位视角出发,综合透视毛泽东的现代性思想,并对其进行基本的思想史定位。作为现代性本质特征的流动性,从根本上决定了毛泽东现代性思想在当代不同的历史情境中不断引起回响,并以显性或隐性形式影响着当代中国现代性方案的建构。

  毛泽东的现代性思想,并非如一些人所描绘的一般是前现代的草根浪漫主义思想,其本质上是基于现代主义框架内对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另类选择。作为一种以“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形式而“出场”的毛泽东现代性思想,在理论逻辑上发挥了承前启后的功效。它既勾连了中国近代现代性问题生发的原初语境,而且也有效链接了当下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历史可能性空间,即引起了一种思想史的理论效应。只有从整体上对毛泽东现代性思想展开科学分析,方能正确锚定其在思想史发展意义上的理论定位,即如何推进作为一项思想史议题的毛泽东现代性思想研究。

  一、毛泽东的现代性理论:作为一项思想史议题的研究意义

  对毛泽东现代性思想的研究,应当从思想史发展的整体历史线索出发加以把握,即从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宏大背景与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从传统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微观历史进程相结合的视角透视,并对其进行基本的思想史定位。正如国外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只有将毛泽东置于20世纪全球性背景之中,即将其置身于社会主义、(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抵制资本主义、冷战和激进的第三世界等风起云涌的全球浪潮之中,才能重新正确评价毛泽东。对毛泽东现代性的思想史式研究,不仅仅是对就作为个体的毛泽东及其时代在现代性问题上相关理论探索进行理论解蔽——“现在”,因为它不仅提供了一座透视中国近代以来现代性问题的“视窗”——“过去”,而且也为把握中国现代性的未来建构及其走向提供了一种理论的诊断与借镜之功效——“未来”。因此,毛泽东现代性命题呈现出巨大的理论穿透性,它构成了链接中国近现代以来社会发展与关于现代性的知识建构的重要中介。它既是中国近代以来思想史发展的核心命题——现代性问题的呈现形式,也是以其特有的方式为此命题提供了一种重要的试纸功效,甚至以集中化的方式呈现了此命题的历史与现实价值。因而,倘若要对毛泽东的现代性思想作出一个基本的理论评价的话,撇开单纯正确或错误的标签式处理方式之外,作为一项思想史核心议题的毛泽东现代性研究,应当构成回答这一问题的基本理论定位。对此问题的深入把握,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由于现代性与焦虑之间存在的错综复杂关系,现代性的焦虑或忧患直接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不得不面临的“元问题”。焦虑在某种程度上作为现代性的孪生兄弟而“出场”,使得人类主体在现代性展开过程之中不断遭遇现代性逻辑的拷问,并进而陷入无止境的焦虑意识之中。当然,必须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言的现代性焦虑,不是一种经验意义上的消极情绪,而是表达了一种对于现代性永远不满与批判性超越的积极心态。这种焦虑意识的生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倘若将现代性视为一种关于现代生活经验体验的话,那么生活在现代生活样式中的不同主体,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差异,必然会导致对现代性的不同理论姿态(迎合或拒斥、欢呼或焦虑)必然构成对现代性的复杂意识;第二,现代性在其展开的历史进程之中,作为其原初动力的理性启蒙主义逐步走向自身的反面,科层官僚制以及工具理性造成的“铁笼”效应,必然催生主体对于现代性的焦虑与批判之姿态。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理论批判,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现代性合法性的理论质疑,甚至在西方世界内部非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理论学者,如海德格尔晚年对于技术的批判等,都彰显了现代性焦虑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与思想史上不容回避的问题定位;第三,现代性——以资本逻辑为核心,在其不断自我扩张的历史进程中所实现的与殖民主义媾和,直接造成了广大非中心的“边缘”国家、民族、地区必然以一种非主体性姿态遭遇现代性,而正是在这种带有殖民主义暴力逻辑的操控下,广大后发民族国家、地区对于西方现代性必然会表现出焦虑与拒斥的复杂心态。由此观之,无论是就现代性自身发展内部结构所造成的分裂亦或是外在拓展所造成的对立趋向而言,现代性都并非是一个单一的同向化过程,而是始终在被焦虑意识裹挟下前行的矛盾过程。对于现代性的焦虑这一问题,人类社会历史并未给予一种终极性回答,而是始终包含着开放的理论空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这样表述:也许正是现代性所产生的这种焦虑意识,即一种辩证法的批判、变革意识,才是构成推动人类社会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希望空间所在。无疑,毛泽东关于现代性的焦虑及其批判性重构,从整体上而言,构成了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至于其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又以何种方式在人类思想史上留下自身特有的存在性,则是另一个需要我们回答的问题。

  二是如何面对现代性、建构何种现代性,始终构成了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的核心议题,形塑着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走向与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尽管在凝练中国近代以来社会思想发展的关键词上存在着不同的操作路径,无论是将其概括为“冲击与回应”,还是“启蒙与救亡”亦或是“革命与改革”,但倘若深入到中国近代以来社会以及思想发展的内部结构加以分析的话,便可发现,一旦拂去现象层面存在的多元化因素,即可揭示出这一问题的本质所在,即现代性问题构成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想发展的关键议题所在。因为,“冲击与回应”模式所揭示的不仅仅是现象层面的帝国主义之侵略与中国之回应,而其实质则是殖民主义现代性的扩张使中国以非主体性姿态遭遇了现代性问题。正是在这一具体历史情境基础之上才生发出关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特殊性之所在,即迎合与拒斥、欢呼与焦虑的复杂心理结构。同样,“救亡与启蒙”“革命与改革”等关键词背后,所折射出的问题,其实质仍然不过是现代性问题对于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拷问。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代性问题形塑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如何建构中国自己的现代性方案,同时也决定了中国思想史的基本议题与话语结构——以现代转型为目标的“问题式”与话语逻辑。正如德里克所指出的:“自从晚清知识分子着手建立中国现代性事业以来,依靠那个被称为‘现代的’至少已经展开一个半世纪的深入人心的历史地理实践,中国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近代中国仁人志士在此问题上作出了艰苦卓绝的探索,构筑了一副中国现代性探索的多元复杂图景,而在这一历史斑驳的画卷中,毛泽东的现代性忧患与批判性重构无疑构成了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一理论判断并非建立在服务特定意识形态诉求基础上的理论拔高,而是基于客观严肃学理性分析基础上所得出的合理判断。

  具体而言:一者,较之于毛泽东之前现代性探索所呈现出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短暂性历史流变,毛泽东关于现代性的忧虑及其批判性变革所辐射出的思想逻辑射线,更具有影响力的持久性和辐射度的广阔性,因为毛泽东的一生都不断围绕此问题展开相关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正如国外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毛泽东的政治生涯横跨了半个世纪之久,影响了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历史进程,并且对世界历史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而作为这种影响力的承载体即是关于现代性问题的持久性思考。二者,较之于毛泽东之前关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思考更多集中于理论层面的模型建构,毛泽东对于现代性的批判性重构绝非单纯停留于抽象的思辨,而是始终通过变革现实的实践运动力图扭转中国现代性的生存境况,这就使现代性的思考从单纯理论的建构中“脱域”并以客观的实践坐架中国现代性的建构,这一点甚至在当前关于现代性的探讨之中也是单纯理论家所始终不能达及的高度。当然,也不排除在毛泽东之前以及同时代也有人力图通过特定的实践建构中国自身的现代性,如上世纪20—30年代存在的系列社会试验运动,但问题是这些试验要么力图通过离群索居的形式推进、要么局限于有限的地域性范围内展开,根本无法比肩于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变革——这种整体性不仅仅是中国地域的整体性,而且也包括社会各个组成部分的整体性,即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乃至日常生活习俗等方面,来推动关于中国现代性的思考与重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作为毛泽东重构中国现代性主要手段的“不断革命”,就不仅仅是在整体性的历史进程中都保持革命的连续性问题,而且也意味着革命应当实现对象的不断突破,即从政治、经济到文化等一系列综合性体系。

  三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并未能够摆脱现代性问题的困扰,如何在现代性的“共相”与“殊相”之间寻求一种恰当的张力关系,仍然构成了当前中国在继续前进中必须不断回答的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形塑,加之中国近代以来现代性生发的具体历史情境的综合作用,使得毛泽东努力尝试将现代性从单纯西方的语境中脱离出来,尤其是着力剥离现代性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密切逻辑关联。因为不仅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视域中,而且在后来的社会批判理论家那里,现代性都不外是被视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工具理性与技术的产物。因此,就毛泽东关于现代性的忧虑与批判性重构的实践而言,都是围绕抽离、隔离资本主义因素而进行的,因而以社会主义为基座建构一种不同于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现代性方案,构成了毛泽东“不断革命”的终极目标所在。尽管毛泽东关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努力,就其理想而言具有反资本主义的合理性与恰当性,但实事求是而言,他在此问题上的探索——更多地是在对立性思维方式坐架下而进行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在一定意义上的恰当合理性并未能成功地为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建构所充分吸收,反而在“非此即彼”思维方法的指导下成为“包袱”而被抛弃。尽管后毛泽东时代,在中国现代性建构问题上我们汲取了以往理想主义的深刻教训,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性治理术的重要变革,即重新实现社会主义与发达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治理术的嫁接,从而使得现实主义治理与理想主义制度设计实现了历史性、具体性统一。然而,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原先预设的理想制度设计与现实治理之间却面临着系列缝隙,现代性在其客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也催生了本应不从属于社会主义理想框架内的弊病,诸如两极差距并未呈现明显缩小趋势、社会局部的公正问题凸显以及官僚主义、腐败问题严重,等等。因此,将社会主义理想创制与自由市场的现实治理术之间进行嫁接的操作,并未为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提供一种终极方案。并且,现实发展过程中不断遭遇的新问题、新挑战,也证明了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正处于“进行时”而非“完成时”的存在状态。邓小平晚年的一席话似乎印证了这一问题,即“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所以,如何建构中国的现代性方案仍然困扰着当代中国社会的前进与发展,对此问题的求解仍然处于动态的探索进程之中。对此问题的回答,不能脱离中国近现代以来现代性问题发展的历史进程,当然毛泽东的探索性实践更是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历史遗产,无论对其作出正面抑或负面评价,都不能对其采取简单的化约主义操作方式。毛泽东的现代性忧患与批判性探索,与其说为当前现代性建构提供了所谓直接可供参考的经验教训,不如说为当前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提供给了一种理论契机与更为宽阔的历史场域——这恐怕就是作为一项思想史研究的毛泽东现代性思想的重要维度所在。

  在关于毛泽东现代性理论作为一项思想史议题的定位问题上,美国著名思想家史华慈关于毛泽东研究的一番评价似乎更具有理论穿透性。他认为,毛泽东的研究(当然也应当包含对毛泽东现代性思想的研究)是一项不可能获得绝对排他性唯一真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断面临的是系列开放的问题,在这些问题内部存在的“富有成果的歧义性(或模糊性)”恰恰构成了研究价值所在。但是,学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基于特定意识形态诉求与“冷战”环境所形成的惯性思维,在对毛泽东的分析与评价问题上却呈现出“单一定性”的趋势(纯粹“好”或“坏”的二元划分)。事实上,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尤其是对人类历史整体进程发挥了显著影响的人物或事件,关于其存在意义的理解并非是一个单向线性过程,并非是在历史发生的瞬间便能得到求解。它们往往随着时间的流逝与实践的推进,愈发呈现出模糊性与非确定性,而正是在对这种模糊的歧义性不断求解之中,事物的真实性意义才能得以不断“出场”。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的渐行渐远以及毛泽东形象及其实践的看似模糊性,也许为后人理解毛泽东提供了一个长时间段的参照系与审视距离,也许为毛泽东思想肖像的清晰呈现与毛泽东意义的彰显提供了一种客观可能性空间。

  史华慈的上述理论判断,对于我们深化本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意义。毛泽东现代性思想的价值与意义,不是一项在极短时间内就能做出整体性判断的简单定性研究。尽管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毛泽东关于现代性的焦虑与忧患在某种意义上更多是基于一种理论的想象空间做出的判断,这种理论的忧患也许在毛泽东的时代更多是以一种超前的方式存在的。因为他的时代并未经历过现代性的充分发展及其弊端的充分显现,但是他关于现代性忧患所表达的问题意识则具有超越历史与实践限定的恒久普遍性意义。因为无论任何国家、民族、地区,也无论其所处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境有何不同,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是其不可避免的必然发展阶段,这从根本性意义上是由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步性规律所决定的。毛泽东的现代性忧患,一方面既是对现代性内部结构及其发展现实的一种理论警惕,同时也是基于第三世界后发民族国家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话语霸权的一种理论反抗。因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当代中国现代性的步伐逐步成熟并且其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伴随的弊端也不可避免地以相对集中的形式加以显现)与空间的转换(全球化资本主义条件下西方现代性所谓普世逻辑的操控愈演愈烈),毛泽东的现代性忧患在当前可能具备了更加突出的理论针对性与现实意义。也许毛泽东现代性思想的意义与价值只有在其不断的“隐身”与“显身”、“出场”与“缺场”的动态交换过程之中,在一个长的历史时间轴段的衡量下才能真正凸显其真实的思想史理论定位。

  二、重思毛泽东:“流动现代性”与毛泽东现代性思想的当代回响

  尽管毛泽东的个体生命已经消逝,并且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对毛泽东功过是非的科学评价,毛泽东晚年的诸多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理论与实践也已经与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间存在重大差异,但是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影响非但没有随着其生命逝世而消失,甚至在当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呈现出愈发增强的趋势。实事求是而言,评价毛泽东(当然也内在蕴含着如何评价毛泽东的现代性思想)不仅是毛泽东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遗产,同时也是一直困扰他本人并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形塑其晚年理论与实践发展路径的症结所在。毛泽东在逝世前,曾在对自己所作出的“盖棺定论”式评价中直接指出了评价问题的复杂性。他将自己纷繁而复杂的一生概括为“干了两件大事”:一是打败了蒋介石的国民党统治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对此持异议的人不多;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在西方“左”翼学者看来“文革”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毛泽东晚年狙击西式现代性弊病的最后“战场”与终极斗争形式),对此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对于后一件事情,可能在平稳中实现交接、也可能在动乱中实现,只有天知道!毛泽东逝世之后,在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问题上出现了全盘肯定与全盘否定两种对立的观点。面对上述复杂情况,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思想原则,科学评价了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应该说,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确立了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基本原则。那么,缘何还要提出“重思毛泽东”的问题,或者说当前重新思考毛泽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又究竟如何,这一问题与毛泽东的现代性思想研究之间究竟有何关联性?这些都是需要加以重点分析和探讨的问题。

  由于毛泽东本身人物性格、实践与命运的复杂性,加之其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上所留下的深刻影响,对于毛泽东的评价与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关涉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政治史等宏大历史逻辑的评析,而似乎呈现为一件始终困扰国内外学者的“无解命题”。随着毛泽东在西方世界作为政治象征或符号地位的消退,西方学界逐渐摆脱了对毛泽东评价“单一定性”的化约主义操作策略,客观认识毛泽东及其时代也逐渐构成了主流学界的一种新范式。正是在此背景下,国外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尼克·奈特教授明确提出了“重思毛泽东”的理论诉求。在他看来,毛泽东本身的复杂性与实践的流变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并不存在一个关于毛泽东思想肖像的单一性、永恒性定论,关于毛泽东的认识与理解需要不断地在新的历史坐标之下加以连续性衡量,“重思毛泽东”“重估毛泽东”也就构成了思想史上的一项永恒性命题。奈特重新思考毛泽东的目的,并不在于对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进行再勾画,而是建立在对毛泽东文本深刻、科学阅读基础上,达至对毛泽东的思想中若干具有重大历史性意义主题的当下再思考。因此,奈特“重思毛泽东”的战略规划就包含了复杂的理论体系,从最根基性的方法论使用层面而言,必须反对简单认为直接占有文本便能凸显作者理论意图的“经验主义”阅读模式的限制,而必须深入到文本内部的逻辑深层构架之中,通过对文本与读者的交互作用呈现文本的理论意义。“将毛泽东文本概念化为一个需要被探索的领域,表明其需要‘罗盘’。倘若缺乏对前进方向的清楚感知,那么旅途便不可能获得清楚的结果。所需要的就是一个能够提供质询文本的问题的阐释框架。”。从“重新思考”的整体构架上而言,奈特十分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概念来理解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这一点使其区别于一般西方毛泽东研究者因为“中国学”研究出身而导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薄弱的限制,也使得奈特在西方毛泽东研究领域关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论战中的理论分析更具有学理性与说服力。从具体重新思考的对象上而言,包括毛泽东的工农思想、延安时期的政治与视界、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变化的理解、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以及晚年从和谐到斗争的转变,等等。奈特“重思毛泽东”的理论呼吁,既是对自己的毛泽东研究生涯的一个理论总结,也是对于当代西方毛泽东研究进一步深入推进的一次重大理论规划。

  一方面,毛泽东尤其是毛泽东思想仍然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政治基石。无论是就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性意义,还是就毛泽东时代的物质成就及其制度准备等维度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区别于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探索实践的基础上,仍然保持着与前者巨大的紧密性关联,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创新与发展。因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毛泽东的否定,即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否定,即是对党执政政治合法性与中国政治基础的否定。对毛泽东评价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都具有上述意识形态的意蕴在内。正如国外一些学者所言,毛泽东的持续性意义不仅因为他是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而且因为他的思想改造了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并且仍然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争论的基础性内容。在当代中国,关于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大致可以界划为三种理论倾向:一是基于“决议”精神对毛泽东“三七开式”的主流意识形态评价——既保持与毛泽东时代的关联性又强调两个时代的不同;二是基于对毛泽东理论与实践人为拔高的全盘肯定评价趋向;三是对毛泽东尤其是晚年错误人为夸大基础上的全盘否定评价。上述三种评价趋向,其实都内在蕴含着各自不同的政治主张及其理论意图,彰显的是对中国未来政治走向及其社会发展路径的不同规划。

  另一方面,当前以“毛泽东”作为引子而被提出并引起热烈讨论的问题,在本质上是关涉中国现实发展的重大问题。尽管毛泽东时代与改革开放之间在指导思想、基本政策与现实发展境况等方面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但在当前民众的日常生活领域及其话语框架中,毛泽东的影响日益增强。诸如,毛泽东的形象及其话语正成为民众表达情感的重要形式,成为民众构建其话语形式的资源库与表达意见的理论象征。这些在公共生活领域中以毛泽东形式所进行的意见表达与情感呈现,其实从根本上表达的是底层民众对于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及其现实问题的关切。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在此过程中难免产生的“改革代价”凸显的事实,众多在改革进程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群体,面对强大客观经济力量冲击时,以毛泽东作为维护利益的政治象征成为可供选择的策略。当前中国改革进程中毛泽东形象不断“消退—复现—强化”的辩证运动过程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毛泽东热”现象,就大众的社会心理意识分析角度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直接被归结为中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对流动的现代性冲击所造成的社会心理效应。

  何谓“流动的现代性”?齐格蒙特·鲍曼将现代性的本质特征界定为“流动性”,认为现代性从其历史性起点而言就是一个“液化”的进程。换言之,现代性具有如液体一般的特性,即无限的流动、变动,并且能够绕过、消融、融化固体。而在鲍曼那里,流体和液化是作为与固体、静止的传统性针锋相对的现代性,液体对固体的消解就意味着现代性对传统的变革与抵制。而这种对于传统的变革与抵制并非是一劳永逸就能获得的,“而只是要为更新的、更完善、先进的传统清扫场所;是要用另外一套更为完美先进的传统,来取代原有的残缺不全、弊端重重的传统”。现代性如流体消融固体一般,具有“融化传统”的特殊“融化能力”。但这种对传统制度、框架的消融,并非意味着主体可以随心所欲地设计自身的生活模式,并非意味着人们可以脱离社会而孤立自存。相反,它意味着我们正经历了从前设的“参考群体”时代转向“普遍关照”的时代。所谓“普遍关照”的时代,指的是该时代的模式、框架并非是“已知的、假定的”,更非是“不证自明的”,而是在制度、模式的内部包含着系列冲突、制约与矛盾的时代。这些戒律、制约不是先于“生活政治”而存在的,相反是由“生活政治”所形塑和决定的。

  以较为简明的语言来表达的话,流动的现代性即表征了现代性放荡不羁、永不固定的动态变化过程,这种瞬间性与易逝性在对于前现代一切传统羁绊的消解中发挥了重大的功效。但是,从另一个维度而言,主体在现代性的无止境与急速的自我分裂动态变化过程中(现代性的强烈冲击),必然会面临着主体性的消解问题,即在变幻莫测的现代性飞变中主体逐渐失去了原先确立自我的定位,从而沦为被现代性裹挟的客体并在现代性的浪潮之中无力反抗、随波逐流。正是这种主体性的消解与客体化趋势不断增强的历史境遇,导致了“主体”在面对现代性冲击时必然产生一种莫名的焦虑心态。这种焦虑的心理意识从个体层面而言,即是对于主体存在价值与安身立命感的自我困惑;倘若放大到整个社会或民族国家层面而言,就是在高速变迁的历史进程中对未来社会前进方向以及运动形式的迷茫与焦虑,这对于以后发姿态步入到现代性浪潮中的第三世界民族国家而言显得更为紧迫。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现代性首先是作为现代现象的理论表征,而现代现象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每个个体、社会、制度和观念在现代性力量(社会化与知识化)的推动之下深刻地陷入被动的动态变化进程之中,个体和社会生活的形态与品质发生持续不断的不稳定性转变。“在现代现象中,社会和文化制度以及个体的处身位置处于自己已然不知自身何在的位置。”

  在当前历史背景下,面对以“流动性”作为本质特征的现代性对于主体价值与存在感的冲击,究竟基于什么确立自身的存在性成为明显的现代性焦虑。因为在现代性逻辑的冲击下,中国社会组织结构、个体社会位置必然经历了一个“重组”的过程,这从本质上就是政治的神圣性让位于经济的功利性。此外,改革开放引入资本、步入现代化浪潮,对于中国数千年较为封闭、静止前现代社会秩序以及民众基于小生产方式基础上“安身立命感”的消解程度是极其巨大的,当然不可否认这一过程也具有重大的解放意义。尽管毛泽东时代,在某种程度上也进行了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改造,但是较之于当前现代化程度以及现代性对于主体“有根性”的冲击而言,二者不可比肩。但毛泽东时代由小生产方式所赋予民众的存在感,以及在政治伦理价值层面的人民主体性所给予民众的生存感,使得即使在生产较为落后、生活水平较为低下的情况下,民众对于自身的存在、价值及其使命都具有较为清晰、直观的认识,这正是毛泽东时代政治伦理治理的成效所在。因此,寄希望回到毛泽东时代相对静止、平静以及公平的社会之中,成为很大一部分人的一种精神寄托与情感依赖。正如国外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当前中国民众生活中存在的“毛泽东热”表达的并不仅仅是人民群众对于领袖生平的兴趣,其在更深刻层面表达的是当代中国在面临巨大变化过程中民众所产生的不安。

  由此观之,毛泽东现代性思想影响的增强,不是简单地对一位历史人物的怀念,更多地蕴含着民众对于一种美好社会制度的期冀。正是在此意义上,国内有学者明确指出,当前社会舆论与群体心态在毛泽东问题上的“热度”,更多潜在预设的前提是研究者或感兴趣者自身对于良好社会秩序的愿景。所以,在当今中国社会全面走向现代性、并通过改革开放形式建构自身的现代性方案之时,毛泽东思想当代回响的一个重要维度就在于,表达了在现代性裹挟下关于主体身份、存在意义与未来理想社会愿景意识的自我重建的诉求。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那样,现代性即意味着对一种真正“在场性”的渴望。“在对转瞬即逝、昙花一现、过眼烟云之物的抬升,对动态主义的欢庆中,同时也表现出一种对纯洁而驻留的现在的渴望。”无疑,在流动现代性的冲击下,这种真正“在场性”在当前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与转折中已然成为一种居于内心深处的美好愿景意识。

  三、历史辩证法的可能性空间:毛泽东现代性思想的历史意义

  焦虑作为现代性体验的内在属性,加之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现代性批判逻辑的形塑以及中国近代以非主体性姿态遭遇现代性的境况,共同催生了毛泽东的现代性忧患意识。现代化的张力与现代性焦虑所形成的“力场”,构成了毛泽东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的问题意识。如何建构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性方案从而规避西式现代性的弊病,构成了毛泽东始终关注与思考的核心问题。对毛泽东现代性思想历史意义的阐释,并非是一个通过“肯定”或“否定”的概念就能完成的简单判断,它在本质上既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主题揉杂在一起,同时又对于后革命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运动发挥着显性或隐性的持续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他在此问题上的相关探索又与人类社会关于现代性问题的理论求解之谜密切相关。但是,在另一个维度上,毛泽东的现代性忧患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尤其是晚年的理论与实践,又直接给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动荡。这就使得从事实判断层面而言,似乎毛泽东的现代性忧患的现实合理性并不如其价值判断——批判资本现代性、建构中国自身的“革命的现代性”——所呈现的那样充分。正是上述多元复杂因子的相互交织,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透视毛泽东现代性思想历史意义的困难所在。本文在此问题上所主张的一个操作策略就是,突破单纯对毛泽东现代性思想的正负价值界划的绝对主义思维范式,而是从思想史的视角、从历史发展的宏大背景与长时间轴段出发来透视此思想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原因在于,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以及关于中国现代性另类方案的探索就其时代而言,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较明显的超前性——当时中国并未经历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现代性布展的完整过程,也因而未能充分地暴露在资本现代性的操控之下。因此,就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而言,他关于资本现代性彻底拒斥与批判的姿态确实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超前性。

  尽管毛泽东晚年在现代性问题上走向了困境,但是毛泽东现代性思想中所蕴含的恒久性“问题意识”并未被抛弃,这种关于现代性的问题意识在当前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因为它构筑了一个关于求解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永恒性、开放性空间。尤其是当前历史条件下,随着全球化资本主义市场力量的增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排他性的统治地位,当代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直接形式遭遇现代性冲击、求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也显得尤为紧迫与突出。因而将毛泽东现代性的忧患从一种超前的并且带有想象性的空间中超拔出来,置于当下现代性充分彰显的真实存在境况中把握,无疑更能透视其所具有的理论可能性与合理性。笔者以为,毛泽东现代性忧患的历史意义主要体现在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话语霸权的反抗之中,体现在基于中国实际独立建构自身现代性的另类尝试之中,其彰显了历史辩证法可能性空间所具有的理论意义与价值。具体而言:

  一方面,毛泽东的现代性忧患思想为反抗资本主义现代性话语霸权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抗议空间与可行方式。现代性这一最初源于西方文明语境中的话语体系,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化在西方“左”翼学者那里即表征了资本的无限制扩张的逻辑,“说到底,西方化也好,美国化也好,资本主义全球化或经济文化殖民也好,其实质都是资本逻辑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对世界的全面渗透”——现代性逐渐实现了与殖民主义的媾和,并且在19世纪中叶以后的近一个世纪以殖民主义现代性的方式不断向外扩张,甚至是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独立运动的兴起,殖民主义现代性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再度“出场”——“全球现代性”。在德里克看来,全球现代性的概念不过是为了替代原先带有殖民色彩的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概念,实质上仍然不过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现代性的表征。也就是说,现代性在资本逻辑的操控之下,人为预设了一种自身发展模式的道义优先性,即设定了所谓“先进”与“落后”、“现代”与“传统”的对立。而作为落后与传统的广大非西方地区的发展,必然而且只能是依据作为先进与现代之代表的西方地区之发展模式而前行。在这样的话语逻辑中,现代性在西方首先出现的这一地域性与时间性现象就被人为赋予了绝对的优先权,即只有西方地区才具有产生、解释现代性的话语权,广大非西方地区的现代转型之路只能是在西方所预设的固定化模式中才具备希望的空间。广大非西方世界倘若不想在全球现代性的浪潮之中被消解的话,只能在由西方世界所设定的固定现代性方案之中亦步亦趋,这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暴力逻辑与文化霸权的深层逻辑意蕴。也就是说,面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对现代性的话语霸权与现实操控,广大非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武力侵略或文化渗透等攻势下丧失了对现代性的解释权,它们更多是以被动的姿态面对现代性问题,以客体化姿态被动卷入到现代性的浪潮之中,模拟与复制西方现代性方案构成了其唯一的可能性选择。

  但问题是,倘若将现代性从其起源的特定地域中剥离出来,并将其视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方案——即由传统社会形态步入现代社会,那么,作为人类智慧与思想结晶的现代性方案应当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不同国家、民族、地区——无论是所谓“先进”还是“落后”,都应当具有建构自身现代性方案的自然权力,不同国家、民族、地区基于自身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与不同的文化传统,在建构现代性的道路之中必然呈现出多元化的图景,而上述不同的现代性方案及其规划恰恰凸显了人类文明形态的多样性。因为现代性本身就是一种内部充满矛盾的开放空间,倘若人为强行以一种同质性的统一姿态去面对,这本身就是对现代性多元可能性的人为扼杀,在实质上封闭了现代性的多样化发展空间。并且,就西方启蒙主义的一般逻辑而言,资本现代性的话语霸权不仅体现在西方地区对广大非西方地区的话语霸权与操控上,而且在西方社会内部也存在着关于现代性的话语霸权问题,即资本现代性构成了操控一切的统治性力量——抽象成为统治,主体身体与精神自由在资本逻辑的压制下被掏空了一切。

  毛泽东的现代性忧患思想就其理论针对维度而言,其批判的视角直接触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核心,并且这种批判与西方“左”翼世界存在的文化批判理论存在着质性差别。因为西方所谓文化批评理论尽管是对西方资本主义霸权秩序或体系的反抗,但是文化批判仅仅是在资本主义全面统治——通过标准化、商品化与抽象化方式实现——背景下,在无力从根本上抵抗资本逻辑侵袭的情境下,不得不将批判的视角转向抽象的文化领域之内的一种“退守”策略,这种基于资本逻辑内部结构中产生的文化批判在本质上丝毫不能动摇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资本和资本文化逻辑不但能够遏制文化批判的产生,而且能够强有力地消解、抽空和软化文化批判。尽管毛泽东对现代性的忧患及其批判是在“异域”维度展开的,并且他自身也未能够充分地经历资本现代性的统治,也就是说他的现代性批判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在一种地理学的想象空间内进行的。但是,这种批判的力度及其深度从根本上而言与文化批评理论之间存在着质性差别。因为,毛泽东的现代性忧患是从客观的物质生产形式出发,通过击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武器批判”来解构资本现代性的根基。这种从客观经济维度出发、从现实的物质生产出来批判现代性的操作,从基础性层面击中了西方现代性话语霸权的核心一环,也只有首先消解了资本逻辑的内在操控性,即将现代性与资本统治相剥离,才能为现代性在各民族地区与主体心中自由生存与发展提供坚实的根基。

  毛泽东通过改变现实的实践活动来承载其现代性批判的逻辑,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文化批评理论仅仅停留于资本现代性内部进行“话语抗议”的弊病,从而为资本现代性话语霸权的解构提供了真实的空间。并且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因为西方社会内部遭受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全面托管,资本现代性的话语霸权体系正以前所未有的强烈程度掏空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自我反抗与文化批评,这使得从西方社会内部出发抵抗资本现代性逻辑的空间被严重压缩,而毛泽东在异域的——“边缘而非中心”的想象性空间对资本现代性所发动的猛烈批判,无疑为西方社会以及非西方社会抵抗资本现代性话语操控送来了一席清风。因为正如加拿大学者谢少波所言,在历史辩证法看来,“边缘”往往是独立思想者的自为空间,来自边缘的认识往往深刻而刚峻不谀。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成功经验就是从中国统治力量的薄弱地区——边缘农村出发,通过“边缘—中心”的历史辩证法效应而获得最终胜利。同样,毛泽东对于资本现代性的逻辑批判,也正是发挥了上述“边缘效应”,即超脱于资本现代性拜物教的操控逻辑,从非西方的异域世界出发,进而能够以更加前瞻、深邃的目光透视西方现代性的弊病并作出批判性重构。这也是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超越“第三世界”地域与东方文明的限制,而影响西方政治文化——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西方反体制运动的重要原因所在。对此,美国学者詹明信也明确将毛泽东的思想(无疑,关于现代性忧患及其批判性重构是毛泽东的思想中最具特色的一笔,甚至在许多西方学者那里,这构成了所谓“毛主义”的本质特征)视为上世纪60年代所有伟大的意识形态领域最为丰富的思想,其构成了上世纪60年代的中心一环。

  另一方面,毛泽东的现代性忧患及其批判性重构,为当代中国现代性的独立自主性建构提供了丰富理论资源与经验借鉴。尽管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生发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上半叶,并且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也确实是围绕着现代性问题而展开的。但实事求是而言,基于殖民主义现代性扩张逻辑的限制,近代中国并未能够以独立自主的姿态面对自身的现代性建构问题。这里当然存在多重原因的限制,一是殖民主义现代性的扩张并非是在对等的关系格局内展开的,中国近代面临的现代性从本质上仍然是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操控下进行的一种现代性的输入过程,而非完整独立的现代性建构;二是近代中国在不断落后挨打的基础上以客体性姿态面对现代性的遭遇,使得近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应激性反映基础上被迫做出选择。尽管在此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现代化张力与基于民族主义情绪基础上现代性焦虑的冲突与矛盾,但从更宽广的意义上而言,中国近代现代性的展开更多地是在一种“模拟”西方现代性方案基础上进行的,尽管在此进程中不排除先进分子基于本民族文化传统进行了一些调整与修饰,但从根基上近代中国的现代性方案仍然是以西洋为师。因为如杰姆逊所言,现代性本身表征了一种“他性的概念”,即现代性是一个由嫉妒和希望、自卑感与超越感共生的一种幻觉。

  中国近代历史上一直持续的现代性焦虑,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正是基于对“他者”——危及自己生存世界体系的资本现代性全球操控体系——恐惧的危机意识。这种在中国现代性建构之路上主体性的“缺场”与中国自主性面对现代性、建构现代性的“失语”状态,仅仅是到了毛泽东的时代才真正开始得以扭转。毛泽东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不仅仅是对革命成功、建立新中国的情感抒发,而且也是对于摆脱近代以来中国悲惨历史生存境况、恢复中华民族自尊的宣言,更是对于独立自主参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与建构中国现代性的自信表达。毛泽东的现代性忧患直接具有两个维度的指针:一是指向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弊病,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必须规避它;二是指向国人的内心深处,即以高度自信的态度独立自主地承担起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摒弃在西式现代性后面亦步亦趋的姿态。实事求是而言,尽管毛泽东重构中国现代性的努力在其晚年走向了求而不得的困境,但是以高度独立自信姿态面对现代性问题、从中国具体实际与本民族历史情境中出发建构现代性,构成了毛泽东一以贯之的思想战略。无论是毛泽东早先创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式求解中国现代性矛盾,还是摒弃“苏联模式”限制从中国社会主义实际出发探索现代化方案,亦或是晚年对资本现代性弊端保持高度警惕与焦虑的姿态,都深刻折射出了中国现代性建构过程中必须坚持的两个针对性问题域,即作为批判性对象而存在的资本现代性弊端和建构现代性主体的主体性恢复问题。

  当然,正如前所言,毛泽东关于现代性的忧患及其批判性思考,在很大程度是一种基于异域想象性空间维度上对资本主义现代性作出的理论反抗,这种异域的想象空间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维度:一是毛泽东基于对资本现代性的忧患心态以及对冷战格局的深刻把握,实现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脱节”,即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夹缝之中独立自主地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这样一种人为将中国社会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话语霸权中“脱轨”的努力,从根基上不外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入,从而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建构提供一种真空外罩。也就是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所预设的理论空间就是,社会主义现代性应当是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替代方案而存在的,尽管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在逻辑上仅仅是对中国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颠覆,其并未能够从总体上完成世界范围内的资本现代性革命之使命,因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在其生长过程中必然面临着西方现代性的外部冲击与影响。因此,设定与西方现代性泾渭分明的“楚河汉界”从而实现与资本现代性的根本性决裂,并且在一种理想的空间内建构社会主义现代性并通过与资本现代性的较量实现革命的输出与最终意义上世界革命的完成,构成了毛泽东现代性建构的基本路径。所以,毛泽东的现代性革命与重构其实在逻辑深层构架中,设定了一个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彼岸世界”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并且这个“彼岸”不仅仅是体现在终极目标——替代资本主义现代性方案之中,而且在更直接的现实意义层面,它表征了一个脱离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控制范围的东方异域世界。他就是在这样一个并未经历过资本主义现代性充分发展的异域世界内、在一种带有想象性空间之内展开了对资本现代性的坚决批判与抵制。对此,德里克曾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毛泽东晚年的实践与探索是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采取民族自主发展战略的典范。

  二是毛泽东现代性批判的异域想象性空间不仅仅是针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性革命,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于前苏联社会主义现代性异化逻辑的价值反拨。实事求是而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的最初版本是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其本质特征在于国家社会主义,通过发展经济、推进现代化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性。但是,毛泽东对此表示了高度的警惕与怀疑姿态,因为毛泽东始终不是经济决定论者,他从不相信经济的发展能够自动保证社会主义的到来,他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仍然十分强调思想领域内的革命。毛泽东的上述战略思想随着前苏联现代化进程中弊病的凸显——科层官僚制、等级制乃至所谓“新阶级”的出现——逐步增强,如何规避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从而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建构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现代性方案,构成了毛泽东晚年现代性忧患的另一维度。

  尽管毛泽东现代性忧患的“异域想象性”空间与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似乎存在着特定的“视差”,无论是将其视为具有敏锐的理论前瞻性还是带有浓厚的空想性,也无论对此作出截然肯定亦或是否定性评判,在当前的历史背景下重新进行毛泽东现代性忧患意识的认知测绘,其意义则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一方面,当代中国全面步入现代化浪潮,在此背景下当代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直面西方现代性的冲击,市场化与商业化的价值典范、消费主义逻辑的操控无不彰显着布尔乔亚意识形态的痕迹,资本的话语与霸权地位在很多方面都影响着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甚至是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就是说,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采取的是学习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合理经验的发展路径,我们真正经历了现代性的充分发展过程,也真正摆脱了对于现代性的异域想象性描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审视毛泽东的现代性忧患无疑具备了成熟的主客观条件。毛泽东现代性忧患思想中那些近乎“矛盾”的思想因子也就具备了真正的能指对象,这种批评性的革命张力在真实的生存空间中方能真正地释放能量并引起思想的共鸣,即打破西方现代性宏大叙事逻辑的霸权,展开对西方发展话语的不懈抵制并在此之外另觅发展路径。

  另一方面,如果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视为对西方现代性的另类替代方案,那么,当代社会主义实践走向低谷的历史境况无疑为重新透视毛泽东的现代性忧患调整了适当的理论焦距。事实上,从价值层面而言,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确是作为对资产阶级现代性想象的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超越,其开启了一种新的政治规划与历史叙事方案,即通过透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物化结构并走向自身反面、终结自我的最终归属,将现代性的规划置于世界历史水平之上并按照无产阶级主体性出发的消灭阶级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最终目标。换言之,社会主义在马克思那里,确实是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之替代与超越的方案而存在的,并且更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所明确强调的社会主义“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的理论规定,其实从根基上证明了社会主义现代性规划的渐进性与运动性,即不断导向这一理想方案的持续性动态愿景意识。然而,在社会主义由理想向现实转换的过程中,实际经验层面的社会主义现代性方案并未能够呈现出马克思所预设的辩证的现代性批判维度——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是建立在对其特定历史进步性的充分承认基础之上,并且从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历史发展轨迹的把握与现代性批判之中看到了一个更加美好未来的可能性。尤其是随着苏东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资本主义现代性似乎一夜之间取得了永固性地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方案也似乎预设着历史的最后终结。德里克认为,现实经验层面的社会主义现代性方案之所以走向自我困境,其原因在于现实社会主义采取了与资本主义同质性历史叙事,即社会主义按照资本主义历史经验衍伸出来的现代化方案来发展自己只能最终走向灾难性结局——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同谋。

  事实上,在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谱系之中,也仅仅只有毛泽东始终对资本现代性保持着高度忧患的理论姿态,并极力实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隔绝,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这种人为的隔绝并非有利于社会主义在非本质性方面对资本主义的学习与利用,但是它以鲜明的姿态表明,社会主义现代性方案的建构从根本上不能以资本逻辑的现代化为版本,社会主义中国现代性方案的建构不仅要表明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拒斥,而且应当强化中国的“本土化现代性立场”,而这尤为明显地体现在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执著坚持之中。因此,从中国当代现代性问题的历史境况以及社会主义现代性方案建构的具体情境出发,在新的历史条件与语境下对毛泽东现代性忧患意识进行新的理论测绘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

  

  (作者简介:张 明,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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