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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淼、赵磊丨基层党建的经济功能与共享发展的基层实践:兼论新时代的三面旗帜

易淼、赵磊 · 2019-11-12 · 来源:政经茶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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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基层党建的经济功能发挥,有效保障了共享发展理念的落地生根,并在三大经济领域形成“安钢样本”、“塘约道路”与“传化经验”三面旗帜,而它们的样板作用和示范效应值得充分发挥出来。

  茶坊按: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着重强调,要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党建的经济功能发挥,特别是基层党建的经济功能发挥,充分体现了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在新时代,基层党建的经济功能发挥,有效保障了共享发展理念的落地生根,并在三大经济领域形成“安钢样本”、“塘约道路”与“传化经验”三面旗帜,而它们的样板作用和示范效应值得充分发挥出来。

  

  一、基层党建的经济功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底色

  基层党建,是深入基层的党的自我建设,即在基层系统开展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等工作。重视基层党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有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鲜明特征。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1]65。基层党建的作用发挥,不仅让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且助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断取得巨大成就。如果前者主要彰显了基层党建的政治功能、军事功能,那么后者集中体现的是基层党建的经济功能。基层党建的经济功能发挥,有效保障了从中央到基层经济组织的整体联动得以实现,为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革命战争时期,自1927年毛泽东同志在“三湾改编”中提出“支部建在连上”的党建原则和思想后,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得以确立。这一基层党建模式的重大创新,为武装夺取政权提供了强有力保障。同时,这一时期各根据地、边区、解放区的经济建设探索为基层党建提供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战场”,使得基层党建的经济功能开始萌生和初现。正如陈云同志所论述的,基层党建围绕生产单位予以推进,“按生产单位组织支部,即在工厂、矿山、铁路、轮船、农场、农村、兵营、商店、学校、机关等生产场所和工作单位中,组织党的支部”[2]145-146。在此基础上,基层党建工作与经济生产工作紧密相扣,党支部“领导群众协助政府进行一切可能的改良民众生活的工作,如进行可能的经济建设,扩大农业生产,改善农具、种籽、肥料,开垦荒地,改良水利,组织春耕和秋收运动,组织劳动互助社、耕牛站,调剂劳动力,扩大手工业,组织合作社,增加农民收入”[2]153。基层党建使得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和工作覆盖面不断扩大,并通过组织生产和发展经济,为革命前线提供了坚强的后方支持力量,为革命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要使命,不仅是完成对旧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而且是开启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的伟大征程。在这段时期,基层党建的经济功能更加凸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鲜明特色。毛泽东同志依据“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3]664这一基本原则,深刻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这一论断在基层的经济建设实践中落地,就是“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4]161。在1962年,三个与基层党建密切相关的条例试行草案集中颁布,即《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中国共产党国营工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和《中国共产党商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均对基层党建的经济功能提出明确要求。在农村,基层党建要确保党的基层组织“是农村工作的领导核心”,被要求的经济功能具体体现为“进一步巩固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5]938。在城市,国营工业企业的基层党建要确保党的基层组织“是企业的领导核心”,被要求的经济功能具体体现为“全面完成国家计划和各项任务”,同时“必须依靠全体职工办好企业”,“反对命令主义和瞎指挥生产的错误作法”[5]945;商业企业的基层党建涉及到“国营、公私合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企业中的基层组织”,被要求的经济功能具体体现为“必须通过企业的业务活动,同投机倒把的行为作斗争”,从而“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商业的阵地”[5]952-953。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入新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进一步深化党的建设过程中,把基层党建的经济功能发挥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贯通至经济体系的最基层、最末端。通过改革开放,我国逐步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与此同时,经济基础的多样性发展势必对上层建筑提出新的要求,使得基层党建更加注重自身经济功能提升,助推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基层生产组织更好地参与到不断深化的市场经济活动中。这一段时期所取得的经济发展奇迹,显然离不开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的经济调整与变革。而这些经济调整与变革之所以能够传递到整个经济社会的末梢,并在基层得到顺利而有效的落实,则离不开基层党建经济功能的强有力发挥。这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各个基层企业和其他基层单位在经济调整中的思想、政治、经济、组织等方面的工作都很繁重,很艰苦”,这是因为“经济调整是一个很艰巨、很复杂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为了保证全党思想上行动上的一致,必须有效地加强和改善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6]359、36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并非机械的、唯经济的思想体系,而是充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7]282。因此,党建特别是基层党建,作为上层建筑的构成,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体系中有着重要地位。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8]。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党建工作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更好地促进了新时代基层党建的经济功能发挥,并呈现出最显著的两大亮点:一方面,打铁还需自身硬,通过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解决基层党建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进而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政策执行力和基层党建的经济功能。另一方面,突出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基层党建观,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认同感,使得基层党建成为推进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福祉的强大动力。

  纵观以上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基层党建的经济功能日渐凸显,逐渐嬗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底色,并使得基层党建被赋予了浓厚的经济学色彩。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发展奇迹,已经有力回击所谓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市场经济之间无法共生共存的错误论断[9]74-75。按照《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对“政党”的解读,“政党运行于政治体制的正式(合法,立宪的)部分和非正式(社会的)部分之间的交界上”,“在把政府形式上的结构与‘市民社会’的各种不同成分相联系的过程中”发挥其作用[10]520-521。因此,西方政治学意义上的政党仅仅被当作一个制度构件存在于政治体制。显然,中国共产党并非这种西方政治学意义上的政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中,当国家权力在直接构造生产关系的意义上嵌入了市场经济时,党也随之嵌入了市场经济并发挥着经济作用[11]。由此可见,西方传统的“政府—市场”分析逻辑难以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用以替代的应是充分考量了“政党”与“政府”对“市场”协同调节的“党政—市场”分析逻辑。易言之,对市场施加引导和调节的,既有政府干预,又有党建力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运行层,基层党建经济功能的日益凸显也正是源自于此。于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应对基层经济组织呈现出的固有的市场失灵问题,比如劳动关系紧张、两极分化严重等,不仅政府行政权力会进行积极干预,而且基层党建力量也会进行积极补位,并能够更为直接地施加作用。

  

  二、共享发展理念的基层践行:三大领域的基层党建经济功能发挥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精髓要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拓展。其中,共享发展理念是新发展理念的最终落脚点。从内涵上看,共享发展强调的不仅是“经济数量”的增长,而且是“经济关系”以及由这些经济关系交错形成的“经济结构”的优化。共享发展的“共享”与“发展”,分别指向的是生产关系维度与生产力维度。因此,共享发展理念体现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同时,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12]412。申言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发展和变化受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制约;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解决,又有赖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的解决[13]235。按照这一逻辑,体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的共享发展理念与作为上层建筑重要构成的基层党建之间存在着如下辩证关联:一方面,以共享发展理念引领基层党建,按照共享发展理念的要求来提升基层党建包括经济功能在内的工作水平;另一方面,以基层党建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理念,通过基层党建工作的作用发挥特别是其经济功能的发挥来推动共享发展。

  当前,如何提升基层党建的经济功能,以之促进共享发展理念扎根基层,无疑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基础工作和重要任务。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14]348,“推进任何一项重大改革,都要站在人民立场上把握和处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14]98。共享发展理念扎根于基层经济建设,必须坚持“人民利益至上”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1]45。在此过程中,需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层党建予以保驾护航,通过其经济功能的有效发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同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层生产组织中,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张力仍然存在,使得利益创造与利益享有的结构性矛盾生成。这种利益创造与利益享有的结构性矛盾,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在利益层面的呈现,已经在长期以来的市场经济作用下不断激化和凸显。因此,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党政—市场”分析逻辑,基层党建应成为进行引导和调节的重要力量之一,并更为直接地施加作用。

  具体而言,一方面,基层党建的经济功能发挥,能够在全面兼顾基层生产组织内部各方特殊利益诉求的同时,防范特殊利益对共同利益形成倒逼。对于新时代的基层党建而言,这个方面与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相对应,保证基层党建在处理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关系时恪守“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的党章要求[15]。另一方面,基层党建的经济功能发挥,能够强化基层生产组织内部的共同利益,以之更好取得利益认同,进而激发生产积极性与主观能动性。对于新时代的基层党建而言,这个方面则与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基层党建观相对应,保证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处于基层生产中的至上地位。在此基础上,提升利益创造和利益享有水平,并使得两者在更高水平上达到统一,从而确保“共享”与“发展”的双重落实。于是,从强化基层党建的经济功能,到促进基层生产组织内部的利益调整,再到推动共享发展理念扎根基层,使得共享发展理念的基层践行获取了重要的动力保障。与此同时,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具体体现,基层生产组织主要涉及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非公经济三大经济成分。因此,新时代的基层党建应紧扣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以及非公经济三大领域,积极发挥自身经济功能,提升利益创造和利益享有水平,从而践行共享发展理念。

  一是通过国有企业基层党建的经济功能提升,促进国有经济领域共享发展。习近平同志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16]176。这就要求在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同时,积极加强基层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现代企业制度的一条原则是“政企分开”,但是坚持“政企分开”与“强化党的领导”并不矛盾。这两者的协同推进,正是“党政—市场”分析逻辑得以展开的重要基础。因此,任何以“政企分开”的名义弱化、虚化、边缘化国有企业基层党建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在基层国有企业内部,党组织应积极创新工作机制,并深度内嵌于治理结构中,从而发挥出强化共同利益、抑制利益过度分化的经济功能。这正如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16]176。在此基础上,实现国有企业内部利益格局更高水平均衡,以之推动国有经济领域共享发展。

  二是通过农村基层党建的经济功能提升,促进集体经济领域共享发展。习近平同志指出,发展集体经济实力“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是振兴贫困地区农业的必由之路”,“是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后盾”[17]142-143。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第二次飞跃论”这一重要思想[18]1349,即农村经济在实施家庭联产承包制经营与集体层经营双层经营体制的“第一次飞跃”基础上,仍然是要落脚于农业集体化、集约化上面来,以之助推“第二次飞跃”[19]。当前,推动农村经济“第二次飞跃”,促进集体经济共享发展,亟需农村基层党建的强力支撑,并在充分认识新时代农村经济“统”与“分”之间辩证关系的基础上,协调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之间关系。特别是对于集体经济薄弱甚至缺乏集体经济的贫困村,农村基层党建更需发挥自身经济功能,因地制宜探索新时代“党建+村集体经济”的新模式,通过培育和壮大集体经济,提升利益创造和利益享有水平,从而带领村民摆脱贫困,迈向共享发展。这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党管农村工作是我们的传统,这个传统不能丢”,“要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落实党的政策、带领农民致富、密切联系群众、维护农村稳定的坚强领导核心”[20]。

  三是通过非公企业基层党建的经济功能提升,促进非公经济领域共享发展。非公企业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习近平同志指出,“非公有制企业的数量和作用决定了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在整个党建工作中越来越重要,必须以更大的工作力度扎扎实实抓好”[21]。近年来,非公企业基层党建在发展中取得显著成效,不断落实“两个覆盖”、“两个作用”、“两支队伍”建设。但是与此同时,非公企业党建工作仍然喜中有忧。中宣部《党建》杂志社调研组的专题调研报告显示,“一些非公企业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不够,特别是对党的地位、性质,对党中央大力支持非公企业发展的政策、精神,对党加强非公企业党建的意义、目的等认识不清,导致对党建工作支持不力”[22]。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不足,使得基层党建的经济功能难以在非公企业内部充分发挥,企业内部利益格局特别是劳资利益关系存在日趋失衡的态势[23]。因此,新时代非公企业基层党建亟需更好发挥出自身经济功能,有效调节企业内部利益关系,防范或纠偏利益格局失衡,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从而增强利益认同感,促进企业共享发展。

  三、共享发展理念基层践行的三面旗帜:“安钢样本”、“塘约道路”与“传化经验”

  近年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基层经济建设努力克服“三期叠加”的不利影响,突破路径依赖,积极发挥基层党建的经济功能,不断推进共享发展理念扎根基层的具体践行。其中,“安钢样本”、“塘约道路”与“传化经验”陆续呈现,成为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以及非公经济三大领域以基层党建助推共享发展的典型例证。

  1.安钢样本:国有经济领域共享发展的基层例证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钢集团)始建于1958年,是河南省省属国有企业,现有在岗职工2.5万余人,在职职工近3.1万人。在2016年10月召开的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安钢集团作为唯一的地方国有企业参会,并作了《实行“四个三”党建工作法为企业解危脱困转型发展提供动力保证》的典型发言。作为这次典型发言的现实背景,近年来,我国钢铁行业在过去快速发展中积累的矛盾和问题逐渐暴露,生产经营困难加剧、亏损面和亏损额也不断扩大。2012年,安钢集团出现高达35亿元的严重亏损,随后连续数年亏损。经过深化改革,特别是凭借基层党建在降本增效、调整结构、创新管理等方面的经济功能发挥,安钢集团生产经营保持稳中向好态势,并从2016年开始整体实现扭亏为盈。2017年,安钢集团集团实现销售收入400亿元,同比增加28亿元;实现利税36.12亿元、同比增加22.51亿元,利润20.6亿元、同比增长1775%,超历史最高水平8.37亿元,成为安钢建厂59年来取得的最好业绩[24]。更难得的是,在此过程中,安钢集团坚持做到“没减产、没减人、没减薪”,在企业转型升级中实现利益创造与利益享有的高水平统一。易言之,面对危机,安钢集团不是“保全”,而是“发展”;不是采取“甩包袱”的分流手段,而是坚持职工利益至上,强化命运共同体。于是,“共享”与“发展”在安钢集团转型升级中得到双重落实,形成了国有经济领域共享发展的“安钢样本”。

  通过企业党组织基础的夯实与企业党建工作方法的创新,使得基层党建的经济功能充分发挥,是“安钢样本”取得成效的关键所在。一方面,安钢集团不断夯实企业党组织基础,巩固企业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安钢集团共有在岗党员8300余名,党总支8个,党支部255个,每个党支部积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新要求,在推动企业共享发展方面发挥了坚强的战斗堡垒作用。而且,在2017年9月,安钢集团完成集团公司章程修订,明确党委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进一步强化企业党组织对公司治理结构的深入内嵌。另一方面,安钢集团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基层党建观,不断创新企业党建工作方法。安钢集团坚持企业利益和职工利益相统一,在党建工作实践中创新形成十二条经验启示,并将这些经验启示归纳成为有效保障企业共享发展的“四个三”党建工作法,具体包括:“三讲”,即讲形势、讲任务、讲责任;“三个转变”,即转变思想观念、转变管理模式、转变干部作风;“三管”,即管党、管人、管思想;“三大体系”,即抓决策、执行、监督等体系建设。安钢集团正是凭借这两个方面的重要支撑,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保持自身的凝聚力与战斗力,抵御了转型阵痛,不仅成功解危脱困,而且实现共享发展。

  2.塘约道路:集体经济领域共享发展的基层例证

  位于贵州省安顺市的塘约村,辖11个村民组,总人口921户3393人,全村总面积5.7平方公里,耕地面积4881亩。2013年,塘约村还是省级二类贫困村、集体经济“空壳村”,村民人均纯收入只有3786元,仅为当时贵州省平均水平的67%,并有贫困人口600人。但是到了2016年,塘约村村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6000多元,增至10030元,一半的农户新建住房,全村的贫困人口全部脱贫。2017年,塘约村村集体收入达到342万,村民人年均纯收入14685元,已经是贵州省平均水平的1.66倍。在短短几年间,塘约村创造了贫困地区追赶跨越、全面建成小康的共享发展奇迹,所形成的“塘约道路”得到各界广泛关注。

  作为新时代“基层党建+村集体经济”新模式的一次成功探索,“塘约道路”紧扣新时代农村经济统分结合新要求,将农村基层党建与集体经济发展有机结合,从而能够充分借力于农村经济“第二次飞跃”的强大势能。这正如贵州省委政研室联合调研组调研报告所指出的,“塘约道路”关键在于抓住了农村改革这个牛鼻子,根本在于有一个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在推进共享发展的过程中,塘约村基层党组织坚决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新要求,不仅优化“党总支+支部+党小组”的基层党建体系,而且实行“支部管理全村、村民监督党员”。在此基础上,塘约村以基层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出基层党建在激活农村资产资源、组织农业生产经营、助推农民脱贫共富的经济功能发挥,以之协调村域内部的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之间关系,提升利益创造和利益享有水平。具体而言,一方面,塘约村党组织引领集体经济发展,通过土地入股和水权入股的方式分别组建了塘约村“金土地”合作社和塘约村水务公司,组织带动村民们积极投入到生产经营活动,释放出村民们的利益创造动力,从而提升利益创造水平。另一方面,塘约村党组织引领利益分配制度创新,从而保障村民们能够共享集体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从而提升利益享有水平。其中,土地收益由合作社、村集体、村民按照3:3:4的比例进行分配;水务公司收益由村集体和村水务公司按6:4进行分红,村集体收益的50%再量化给全体村民,20%用于贫困户帮扶,30%用作村水利发展基金。在此基础上,“塘约道路”通过基层党建经济功能的有效发挥,促进集体经济培育和壮大,推动利益创造和利益享有在更高水平上实现统一,从而带领塘约村村民成功摆脱贫困,走向共享发展之路。

  3.传化经验:非公经济领域共享发展的基层例证

  浙江传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化集团)创建于1986年,现已发展成为涵盖化工、物流、农业、科技城、投资五大领域,横跨三大产业的多元化现代企业集团,拥有员工14000余名,名列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1998年,传化集团成为浙江省第一个成立党委的私营企业。1999年8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同志在阅读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2756期)中的《私企浙江传化集团建立党组织的启示》一文后,作出重要批示:“要注意总结此类经验,研究共性问题。”[25]2000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同志视察传化集团,对传化集团的党建工作进行了高度评价。2010年8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对传化集团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做法予以批示肯定。2018年9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全国工商联三部委汇聚传化集团,联合召开全国民营企业民主管理现场会,对“传化经验”予以推广。

  与公有经济组织不同的是,外部嵌入这一属性决定了非公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并非天然是领导核心地位[26]。但是,“传化经验”的核心要义就在于,通过党组织与经营组织“目标同向、作用互补、相互监督、共同发展”新工作格局的有效构建,实现非公经济组织内部党组织与经营组织之间的结构相契和利益共通。在传化集团,“党委书记进董事会、工会主席进监事会”的协同治理规则得以执行,集团董事会和集团党委会的联席会议机制得以建立,这一系列“双向互嵌式”的企业制度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党组织与经营组织之间因为异质性而导致的“排斥反应”。在此基础上,传化集团基层党建的经济功能得到了充分发挥,从而能够坚决维护好、发展好劳动者利益,确保员工“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和家人”,有力推动了企业民主管理的深化与创新。比如,建立健全企业效益增长与员工工资增长、股东收益增长与员工收入增长“两个挂钩”机制,坚持工资增长一定高于企业利润增长;再比如,严格实行一周5天、一天8小时工作制以及法定节假日休息制度,等等。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形成,有力保障了传化集团的长足发展。2002—2017年间,传化集团营业收入从16亿元增长到630亿元,利润总额从6000万元增长到30亿元,上缴税金从7000万元增长到25亿元,净资产从5亿元增长到250亿元,总资产从14亿元增长到500多亿元,在“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上排名升至第90位。可以发现,正是传化集团基层党建经济功能的充分发挥,使得企业内部利益格局特别是劳资利益关系得到有效调节,所形成的利益均衡格局又成为保障企业扬帆起航的“压舱石”,从而提升利益创造和利益享有水平,实现企业共享发展。

  四、结  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的十九大报告着重强调:“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1]20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底色,基层党建的经济功能发挥正是党对经济工作进行集中统一领导的具体体现。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应紧扣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以及非公经济三大领域,不断提升基层党建的经济功能,并积极发挥出“安钢样本”、“塘约道路”、“传化经验”等典型例证的样板作用和示范效应,以之促进作为新发展理念最终落脚点的共享发展理念全面深入地扎根基层。只有这样,才能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才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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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杨扬. 私企“传化”牵动中南海[J]. 化工管理,2000(10):1-2.

  [26] 王向阳. 非公党建:经验图景、组织基础及其实践路径[J]. 岭南学刊,2018(3):74-80.

  (本文以《基层党建的经济功能与共享发展的基层实践》为题,已经发表于《改革与战略》2019年第9期,个别地方有调整,以正式刊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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