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资本论》：认识发生学
（第十六章）
月移花影约重来
——题引
【特别提示】首版此章附有副标题“资本主义的认识·主观逻辑发展”。在学科方法上，此即“全面地批判”。这是说明“资本认识形式”的重要篇幅。前期我们贴出了相关成果，后续的结论还将陆续公布，敬请关注！
【按语】如何能够实现将《资本论》四卷作为一个整体来阅读，一直是
楔子
（一）
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卡尔·马克思的名字具有号召革命的魔力。在一定的程度上，这可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就我们的看法而言，马克思并不是一位十足的政治活动家。他是一位知识渊博、目光犀利的经济思想家，或许他是有史以来最值得关注的资本主义动力的分析家……在世界伟大思想家的行列里，马克思毫无疑问是隶属其中的成员，然而他的适当的地位是历史学家。更确切地说，俯瞰整个社会学、哲学，当然也包括经济学的思想史，马克思都处于重要的地位……马克思的确是一个改变了社会思想方式的人，包括历史学的、社会学的以及经济学的……即使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确实以一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感受到他的影响。（罗伯特·海尔布伦纳和莱斯特·瑟罗：《经济学的秘密》）
（二）
“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曰：“无名，天地始；有名，万物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马克思在《导言》中有云：“有粗野的儿童和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平心而论，马克思的历史研究从讨论“正常的儿童”开始，——但是，如果有人竟以此抵制对于“早熟的儿童”的研究，就奇怪了。又之，人们总把历史简单等同为过去。于是，历史决定论者为了很方便地解释现实、预测未来，就来主张单纯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可笑认识。过去、现在、未来在科学上只能用存在者形成，并从认识上能够把握住的存在者的典型发展来予以限定和表征。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通过对存在者的时间态、空间态的规定进行总体揭示，遂寻求到运动规律和认识规律的统一性，完竣了由恩格斯廓清的唯物主义之思维和存在的统一（规定性）。“现在”可能是语言生产的起点，但语言早已存在于“过去”，“未来”则属于特定语言或范畴的覆灭之发展时期。因此在存在者存续的生命周期内，语言和语言生产是客观的，是一种思维工作形式，围绕这个存在者发展规定的许多思维形式、社会形式和自然形式实际上是工作统一的。范畴有社会效力、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和认识形式，这是所谓范畴或认识之“客观性”。另外，语言或认识生产本身必然是“主观性”知识，因为不仅存在者的发展随时间状况和空间条件的不同而不同，具有越来越丰富和具体的规定，而且特别重要的是，不同存在者类型之间的“知识”必不相同，甚至相互对立。我们可以据此说明：马克思对协作的语言生产实际从机器和大工业开始，最后追溯到它的始源性的语言——协作（简单或单纯协作）。协作的发展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向上协力进行的，它们齐头并进地发展；机器协作后来以进一步的覆灭工作形态，即金融工厂的社会劳动协作而历史告终。可见，机器协作就代表了劳动协作的一种典型的主观知识，即劳动非合作，显然和劳动合作的主观知识相对而言，它们代表了截然不同的主体发展类型和认知形态。马克思对价值形式和生产价格形式的研究也莫不如此。一般价值形式指示了价值形式的现实规定。货币形式之成为一般价值形式的工作替换形态，则揭明一般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必将为新的价值形式（资本形式）进一步历史替换，这是通过价值（形式）工作内容的彻底更新这种发展方式达到的。同样的道理，在一般生产价格形式基础上进一步说明它的虚拟工作形态，将有助于澄清资本主义这种生产方式的价格形式在其覆灭的发展时期的全部真相。（本书作者）
（三）
地者，政之本也。朝者，义之理也。市者，货之准也。黄金者，用之量也。诸侯之地、千乘之国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为之有道……辨於黄金之理，则知侈俭；知侈俭，则百用节矣。故俭则伤事，侈则伤货。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侈则金贵，金贵则货贱，故伤货。货尽而後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货之有余，是不知节也。不知量，不知节，不可，为之有道。（管子：《管子·乘马》）
（四）
在马克思以前，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是把研究中的历史方面作为自己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毫无疑问，创立政治经济学第一个真正科学历史的功劳，应属于马克思。而且，马克思的创造性方法的重要特点之一在于，制定经济科学的历史在他那里始终同创立自己的理论相并行，构成科学研究的统一过程……因此，政治经济学史可以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反面。它必然存在于马克思经济研究的一切阶段上，既是这种研究的起点，又是这种研究的结果。（В.С.维戈茨基：《〈资本论〉创作史》）
（五）
要是老黑格尔有在天之灵，他知道德文和北欧文中的Allgemeine[一般]不过是公有地的意思，而Sundre，Besondre[特殊]不过是从公有地分离出来的Sondereigen[私人财产]，那他会说什么呢？真糟糕，原来逻辑范畴还是产生于“我们的交往”！（马克思：《1868年3月25日致恩格斯》）
（六）
若站在纯粹技术的观点来看（也就是低估意识形态），马克思《资本论》不啻对资本主义的当头棒喝、喻世警钟，这洋洋三巨册的经济巨著，再加以另外洋洋三巨册的《剩余价值理论》，可以说是把反资本主义的理论写得无可复加，再加以《共产党宣言》指斥小资产阶级不仁不义，对社会人心的影响无可衡量。除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直接行动外，我们无法否认，以上这些著作总带有挑战性的威胁，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自发的改革仍有激励的功效。（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七）
斯密氏生财三物，曰地、曰力、曰母财。地，或曰业场。斯密氏此篇，斟酌于庸赢消长之间，其言民生所以因之为舒戚者，可谓备矣。顾不兼业场而言，则犹未尽也。盖不兼业场之广狭而言之，则物产之所分，役财与出力二者，若常有相轧之势。庸厚，则赢薄；赢巨，则庸微。不能两利而俱存也。而有用力同用财同，在此则庸赢并劣，在彼则庸赢俱优者，无他，业场之广狭异也。今若取母财、力役、业场三者优绌之间较而论之，则民生不同，可分为四境焉：一、使其国母财富于力役，而业场甚广，母财尚不足以尽之。如是者，其庸赢并优。此美利坚之事然也。二、使其国母财富于力役，而业场狭，则其庸率大而赢率微。此凡国兵燹饥凶之余，每如此者。然以蕃息之例之行，此境不能久也。三、使其国母财不足养其力役，而亦不副其业场，则庸率至微而赢率至大。中国今日之事正如此。其在往日，印度已然。故英人得之，国以巨富。四、使其国母财不足养其力役，而业场又狭，不足尽其母财。如此者则庸赢并微。五十年以前荷兰、义大里皆如此矣。此 地、力、母三物不同，相互为变之略也。（严复：《原富》按语）
（八）
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本身是封建时期劳动阶级残存物的无产阶级相伴随……在它的内部发展着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借以在其中活动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单一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这些关系只有不断消灭资产阶级单个成员的财富和产生出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显了。这种对抗性质表现得越明显，经济学家们，这些资产阶级生产的学术代表就越和他们自己的理论发生分歧，于是在他们中间形成了各种学派。首先，宿命论的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对他们所谓的资产阶级生产的有害方面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其古典派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污垢、提高生产力、使工商业获得新的发展的资产阶级……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是这一时代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有利于财富的生产。在他们看来，贫困只不过是每一次分娩时的阵痛，无论是自然界还是工业都要经历这种情况。其浪漫派的经济学家以饱食的宿命论者的姿态出现，他们自命高尚、蔑视那些用劳动创造财富的活人机器。他们的一言一语都仿照他们的前辈，可是，前辈们的漠不关心只是出于天真，而他们的漠不关心却已成为卖弄风情了。其次，人道学派的全部理论建立在理论和实践、原理和结果、观念和应用、内容和形式、本质和现实、法和事实、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之间无限的区别上面。博爱学派是完善的人道学派。他们否认对抗的必然性；他们愿意把一切人都变成资产者……因此，博爱论者愿意保存那些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而不要那种构成这些范畴并且同这些范畴分不开的对抗……最后，正如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者阶级的理论家。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因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带政治性以前，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他们就不再需要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但是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九）
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遵循同一些规律，因而两者在其结果中最终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支配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这个事实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十）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也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是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这一点对于思维在经验领域中的实际运用也是重要的。因为，首先，思维规律的理论并不像庸人的头脑在想到“逻辑”一词时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种一劳永逸地完成的“永恒真理”。（恩格斯：《<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
（十一）
为了唤起大家共同向这方面努力的注意，我曾提出“中国经济学”这个名词来。我无意像一般庸俗者一样，要建一个什么学派，而且这个学派也不是用名词建立起来的。（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
范畴史I
对马克思要表达的“特殊知识论”而言，价值作为商品的认识范畴，而剩余价值作为资本的认识范畴。但这已经不是什么先验的工作命题，而是商品生产自身的实践议题。
【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表现为根据某些理论原则展开由低级到高级有许多等级的概念体系的过程，表现为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以理论研究中所包含的具体内容的所有的新层次的形成为前提。在‘简单’而富有内容的知识后面应当是更复杂、更具体、更丰富的知识。最初的抽象变为具体的规定。很明显，上述理论的出路是展开尔后理论的理论前提。它们是被包括在知识发展过程本身之中的。”（施韦廖夫：《<资本论>的逻辑》，易杰雄译，《哲学译丛》1990年第4期）可是王亚南要说：“我们且从研究的角度，看看它有哪些过程。资本主义的辩证发展关系是客观地存在的，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的发展过程，这是出发点，是我们研究的起点，这是一。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和哲学、社会、历史学者并不把它看为是辩证发展的，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这么看，这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反映论或认识论上便是唯物史观，这是二。关于自然的认识论、反映论，是建立在现代各种科学的发现发明上，而认识反映社会存在社会发展的唯物史观，则还有待于在理论上加以科学的论证。《资本论》就是做的这个工作，马克思在进行这个工作的时候，首先就是应用辩证方法，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当作辩证发展关系来处理，并且依据辩证方法，或在这个总的方法指导下，分别依不同的对象，应用各种不同的逻辑方法，这是三。当马克思已经完成了他的《资本论》的研究工作，把唯物史观的科学假设变成了科学的时候，客观存在着的资本主义的辩证发展关系便在《资本论》中完全正确地得到反映，这是四。如果从研究的角度，把这四个过程或关节区别开，不要以为认识论与方法论是统一的，就把二、三两个过程混起来，那么一来，许多看法就会不一样了。”（《再论<资本论>的方法》，《哲学研究》1963年第3期）】
“价值范畴的中心地位是一个本体论的事实，而并不是某种作为纯粹理论的甚至逻辑的演绎的出发点的‘公理’。但是，一旦这种本体论的事实性被认识，它就自动地超越了它的纯粹的事实性。对它的理论分析表明，它是任何社会现实的最重要倾向的焦点。”【注：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白锡堃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第671页】
可见，“贝利和他的前辈一样，抓住李嘉图把价值和费用价格混淆起来这一点来证明，价值不是由劳动决定的，因为费用价格同价值相偏离。用这一点反对李嘉图的[把价值和费用价格]等同是完全正确的，但用来反对[价值决定于劳动的]论点本身则是不正确的……他强调生产费用是‘价值’的主要原因，因而是价值的主要要素。但是，他像李嘉图以后的其它作者一样，正确地指出，生产费用概念本身有不同的含义。最后他本人宣称，他同意托伦斯的价值由预付资本决定的观点，这个观点对费用价格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它不从价值本身的发展得出，也就是说，如果想由更发达的关系，即由资本的价值得出商品的价值，而不是相反，那是毫无意义的。”【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第178-179页】
（一）
完成了理论部分的工作，这里可以予以小结：
1.《
学术界一直未能弄清楚什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说的再清楚不过：“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即总过程的形成）。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作为社会运动形态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方法，作为资本生产的历史骨架的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运动骨骼”。
2.骨骼有了，那么骨骼的血肉，就是运动中的实在规定，就是社会内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并不是物质生产上的规定，因此为了说明这些规定，必须先说明社会再生产的历史发生和形成。首先是实体关系的发生。意味着它们不能作为并列的构筑元素来逐一描述，与此相反，出发点应锁定为总体（有机整体）的运动，即“作为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这其实是提出“社会存在者”。社会内容的抽象（规定）是生产关系，具体（规定）是交换关系。推广开来，每一存在者方面都是抽象性与具体性的统一，并且，抽象存在者和具体存在者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但是，——我们提到过，“蒲鲁东先生把种种经济关系看作同等数量的社会阶段，这些阶段互相产生”，这是极其荒谬的，单纯的逻辑顺序和运动只能“实现着无人身的人类理性”。实际上，“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所以，“真正的哲学家蒲鲁东先生把事物颠倒了，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问题是，这位哲学家先生坚持以如此方式“告诉我们，这些原理和范畴过去曾睡在‘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的怀抱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第141页】
3.社会生产方式是历时、共时统一，——不像资产阶级的资源配置单纯实现理性的统一，相应，包括有生产关系运动和交换关系运动。资产阶级工作者特别是新古典学家，坚持将社会内容同样视作“无人身的理性”，变成物象的生产技术关系和物象的效用偏好关系。使用价值，在它这里：一方面是生产物质财富的基本要素，一方面则是消费要素——生产效用的基本要素。因此，在分析商品时，即便在谈论它的使用价值时，立即就联系到了资本，这纯粹是荒唐的事情。它论证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抽象使用价值，当作科学物象——关于理性的知识，却没有说明它们历史的起源，“但是，既然我们忽略了生产关系（范畴只是它在理论上的表现）的历史运动，既然我们只想把这些范畴看作是观念、不依赖现实关系而自生的思想，那么，我们就只能到纯理性的运动中去找寻这些思想的来历了。”所以，“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就是说，没有说明关系是怎样产生的，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但是，“在最后的抽象（因为是抽象，而不是分析）中，一切事物都成为逻辑范畴，这用得着奇怪吗？如果我们逐步抽掉构成某座房屋个性的一切，抽掉构成这座房屋的材料和这座房屋特有的形式，结果只剩下一个物体；如果把这一物体的界限也抽去，结果就只有空间了；如果再把这个空间的向度抽去，最后我们就只有纯粹的量这个逻辑范畴了，这用得着奇怪吗？用这种方法……人或物，我们就有理由说，在最后的抽象中，作为实体的将是一些逻辑范畴。所以形而上学者也就有理由说，世界上的事物是逻辑范畴这块底布上绣成的花卉：他们在进行这些抽象时，自以为在进行分析，他们越来越远离物体，而自以为越来越接近，以至于深入物体。”结局还须问吗？他们必定如此，他们别无选择。如果把新古典学家比作“哲学家先生”，那么我们必须补充说，“哲学家和基督徒不同之处正是在于：基督徒只有一个逻各斯的化身，不管什么逻辑不逻辑；而哲学家则有无数化身。既然如此，那么一切存在物……经过抽象都可以归结为逻辑范畴，因而整个现实世界都淹没在抽象世界之中，即淹没在逻辑范畴的世界之中，这又有什么奇怪呢？”【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第137-139页】
4.生产关系是运动（结构）的里层，交换关系运动是运动（结构）的表层。但是，这些运动不是抽象到具体（规定），——“我们谈的只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蒲鲁东先生怎样把它降低到极可怜的程度。”这位哲学家先生坚持说：“黑格尔认为，世界上过去发生的一切和现在还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思维中发生的一切……没有‘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只有‘观念在理性中的顺序’。他以为他是在通过思想的运动建设世界；其实，他只是根据绝对方法把所有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的改组和排列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第141页】
与之相反，它们作为存在者形成“一个运动整体”。毕竟，分配关系只有同时作为交换关系中的实在和生产关系中的实在，才是真实的规定，才能导引生产和消费的真实关系，引导我们认识它们的内在矛盾性。
5.现在谈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流通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生活的发展。起点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我们知道，这是法文版的题名。从企业生产与市场交换交互作用关系发轫。所以，直接生产归结于：剩余价值生产－资本积累过程，从转化史中生发出来。这就是剩余价值生产方式中的总体生产关系的运动，产生特殊的交换关系运动——资本生产和商品生产的交换关系很不相同。问题重新引了回来：为了追溯特殊资本关系，首先必须追溯历史交换关系，追溯商品交换关系；而为了追溯商品交换关系，其次必须追溯商品生产本身，即追溯包含在商品中的生产关系规定。这好像是“溯因”求果，好像是“批判实在论”——本体论和本质主义的。即认为，“科学的真正目标恰恰在于揭示深层的因果关系，唯有它才是可变事件背后的基础并最终产生现象的规则。”并且需要增加一种“特殊社会本体论”，从而确定这一认识：“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的目标是确认所观察事件背后的深层结构和根本的因果力，而决不限于发现经验事件表层的‘恒常关联性’。”【注：汉兹：《开放的经济学方法论》，段文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译者序】
溯因链条是：资本积累→剩余价值生产→资本流通过程→货币或商品流通过程→商品交换→商品生产。然后，叙述顺序相应是予以倒置。这引致一种工作批评：“劳动价值论不应该是一种在本质上是量的、植根于演绎的理论化方法，因为它缺乏阐释力，这种理论最终导向毫无意义。相反的，劳动价值论本质上应该是一种质的，植根于因果阐释的理论化方法。”然而，“一旦……劳动价值论的某些定量学说也显示为‘游戏’模型，很容易看出某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具有完全对等的方法。”所以“对于完美的精确而言”，它“是站不住脚的主张”，与之对立，“质的劳动价值论在这里被看作是（用批判实在论的术语来说）社会经济秩序的转变理论。”【注：弗利特伍德：《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什么性质的理论——一个批判实在论者的探究》，载《批判实在论与马克思主义》，陈静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113-116页】
在解释学上，这实际上是哲学主义（批判实在论）工作挑战科学主义（其理论化的方法是演绎主义的科学解释）。这种方法不能懂得研究对象结构的整体推进。
6.资本的流通过程，从再生产规定发轫，从运动史中生发出来。表明生产关系是外化而生长的运动规定。进一步说明必须从生产关系（运动）中引出交换关系（运动）。资本的生活过程，从总过程规定发轫，从生活史中生发出来。在生产流通统一的规定上，说明资本主义生活现象，完结运动规律。在这里，生活总是安排在实体－形式的整体发展之上的。从而，既延续历史上的商品生产方式，又处理过渡性的处在转化形态的资本运动现象，最终凸显剩余价值生产的独特性社会特征，说明其严格意义的生活形式规律。由此引出生产价格范畴，在运动中同时说明货币制度的变迁。
7.研究对象结构由运动和构造组成，因此，第一卷必须被处理成由时间规定领导的空间发展结构。这是产生“先验结构”的基础：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不断处在生成运动中，产生整体构造的转化运动，例如，价值（形式）→剩余价值（形式）、货币（形式）→资本（形式）、市场价值（形式）→生产价格（形式）。其中，运动的前一项内容形成范畴史I；运动的后一项内容对应形成范畴史II。这些发展总体产生现实形式，使“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
【注：读者已经看到，本书采用了通俗的工作形式表现逻辑范畴。如价值（形式）：表示价值形式从价值规定中发展起来，或围绕价值进行的经济运动；货币（形式）：表示作为价值的转化表现，并逐步发展起来，取得各种形式的规定的货币形式，或货币形式直接围绕货币规定进行运动；市场价值（形式）：表示价值的转化形式和生活表现即市场价值，或市场价格围绕市场价值运转和波动；剩余价值（形式）：分别表示剩余价值从价值和货币规定中发展起来，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相互推动，以及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历史成长过程；资本（形式）：表示资本（实体）从货币（实体）规定中发展起来，或资本形式以资本（实体）为运动地基的社会成长；生产价格（形式）：分别表示价值的转化形式和资本主义的生活表现即生产价格，生产价格形式（市场生产价格的历史类型）的成长运动，以及市场价格围绕生产价格（实体）运转和波动。当然，这仍旧限于形式上的称呼——从形式上统一时空的母子发展同构关系，实在的涵义应以准确把握商品生产发展进程的真实内涵逻辑为准。】
（二）
要之，所谓马克思的理论形式的声明，也绝不是意指他支持知识论的做法或基本赞同抽象到具体的程式。马克思所说“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并非别的什么东西，是在说研究对象的结构规定。因为研究对象是从对象中取出的，对象是生成性的，结构规定亦必是生成性规定。这其实是指客观批判的逻辑，即客观逻辑。主观始终无条件服从客观。马克思反复强调研究对象具有客观形式，是说对象（即生产关系）的客观发展逻辑。整个理论部分遵循时空叠合、经纬交叉的发展线索，可谓开合自如，翕辟成变。
生产方式为“时”、为“经”，但不是神秘不变的实体，被马克思描绘成一舍故取新、变动不居的过程。其中涵容生产关系的基本运动体式。这彻底超越了历史经验主义，赋以实践化的行动主义内涵逻辑。“在极端的情况下，一般理论家只看到相似性，经验主义者只看到区别。问题在于，我们要建立适当的范畴和假设，使经验的和理论的工作都能够前进。仅仅钻研事实，在原则上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问题是，一般性理论构建和经验主义都不可能为历史特性问题赢得适当荣誉。”【注：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高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33页】
作为规避经验主义问题的有效途径，使得马克思必须要将历史看作由不同发展系统接替而成的社会－经济体系。某种程度上，它们均是有机的，不能用公式主义的办法在它们之间画出明显的界限或区分出完全不同的语言类型。关于这一点，事实上梅扎罗斯说的好：“马克思分析的毋庸置疑的严密性（来源于他的范畴体系的有机联系），并不是一种‘理论实践’的形式上的特点，而是他改变整个社会客观结构形式的手段。在马克思看来，范畴并不是无时间性的哲学形式，而是存在形式，它凝聚了对社会的基本关系与规定的反映结果。准确地规定任何既定社会的理论特点的东西是它的占主导地位的客观范畴的特殊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许多范畴起源于不同的土壤，而且其中的一些范畴也一定会发展成为后资本主义的形式，但是，这正是资本、雇佣劳动、剩余价值、世界市场以及现代国家的特殊结合，它们一起证明了资本主义形态的历史特殊性。一些范畴用来跨越不同社会形式的边界的方法，展现了历史与超历史的客观逻辑。”在马克思看来，从不断的运动中“强调这些联系与规定有助于在理论上阐明社会进程的历史动力以及所有相关因素的客观结构特点”，并且，“这些相关因素共同构成了对所有范畴加以浓缩与反映的真实基础”，“因此，与演绎主义形成反差，与所有过去的本质概念和范畴的重要性形成反差，其实都不是重要的事情。”【注：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郑一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596-597页】
因此说，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形成自我批判时，才能对以前的经济进行理解。因为，辩证法把运动本身的一切既成形式都看作过渡的形式。
（1）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但是，绝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人们认识了地租，就能理解代役租、什一税等等。但是不应当把它们等同起来……在资产阶级经济学没有用编造神话的办法把自己同过去的经济完全等同起来时，它对于以前的经济，特别是它曾经不得不与之直接斗争的封建经济的批判，是与基督教对异教的批判或者新教对旧教的批判相似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第23-24页】
（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是一个体系，同时又不是一个体系，因为形成资产阶级社会总体的东西同样就是不断驱赶它的东西……社会主义不能安心满足于低级的研究论稿，而它把自身看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对立面”。【注：施密特：《历史和结构——论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历史学说》，张伟译，重庆出版社，1993，第58页】
马克思提出的“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统治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理论家们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的规定，集中于对研究对象的规划。在这种规划下，能够展示发展规律＝运动规律的工作内容，即“生产关系”。“至于马克思论述的推理特点——有人说：它是黑格尔的理性主义与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最不令人愉快的结合——这个问题涉及现实与理论框架的关系问题。毫无疑问，马克思的描述手法（以及他对黑格尔的肯定评价）偶尔可以带给人们一种严格的推理程序的印象。此外，从马克思绝对地肯定地关注基本矛盾与规定，关注正在起作用的所有社会关系，关注矛盾暴露的客观推动力，关注根据微妙的逻辑相关性的客观性来解释人类及其思想——固定在严格确定的物质基础范围内——等事实来看，事情已经进一步地复杂化了。但是，将集中在少数重要范畴——例如，资本、劳动、剩余价值、现代国家、世界市场等——基础上的必要联系进行有机的结合，并不意味着社会现实能够被自圆其说的推理所取代。当然，也不意味着一系列‘逻辑科学’的抽象范畴可以附加到现实的关系之上，正如黑格尔那里所发生的那样；也不意味着那些联系与相互派生是正式地（推理地、循环性地）建立在复杂的观念规定的神秘基础上的范畴……因此，关键性的问题是：资本的扩张过程能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在世界范围内结束；与之相伴随的是摧毁性的、反常的革命的结束，从而为一种无可指责的社会主义攻势开辟新的历史阶段。”“或者换一种方式说：资本现代化的可行——尽管决不能被耗尽——模式，既涉及它的直接出路问题，也涉及它获得新形式的能力问题，这些新形式能够在资本的极端的结构性规定和完整的历史界限内极大地延伸它的发展边界。当我们提醒自己今天——在马克思第一次清楚地表达其观点的150年之后——尽管离马克思当年并不十分遥远，但是资本世界仍然不能被视为一个全面扩张的、一体化的全球化体系的时候，上述问题的真正重要性变得日益明显。”【注：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郑一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596-599页】
马克思的工作目的只在于：经过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洗礼——这其实就是马克思更多地强调的《资本论》的唯物主义基础，即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工作者都是装有理论，即无产阶级理论的人，从而能够郑重向他们指明：无产阶级解放所必需的物质条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过程中自发地产生的，人们固然不能用法令取消它的自然发展的各个阶段，但是，能缩短妊娠期和减轻分娩的痛苦。恩格斯明确了马克思的特殊的寻找存在者的工作方式：“于是，马克思发表意见了，他的意见是和所有他的前人直接对立的。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问题不是在于要简单地确认一种经济事实，也不是在于这种事实与永恒公平和真正道德相冲突，而是在于这样一种事实，这种事实必定要使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并且把理解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钥匙交给那个知道怎样使用它的人。”【注：《资本论》第2卷，2004，第21页】
（三）
“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空间实体”、为“纬”，很清楚，这一点在马克思的下属表达中得到突显：“Non，mon cher[不，我的亲爱的]！工人对反抗他们的旧世界各个阶层的阶级统治必须延续到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被消灭的时候为止。”“由于无产阶级在为摧毁旧社会而斗争的时期还是在旧社会的基础上进行活动的，因此还使自己的运动采取多少同旧社会相适应的政治形式，——所以，在这一斗争时期，无产阶级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最终的组织，为了解放自己，它还要使用一些在它获得解放以后将会失去意义的手段；由此
这一关系构造被第一卷叠合在整体的资本发生史中，被第二卷叠合在整体的资本运动史中，被第三卷叠合在整体的资本发生史中；分析的效果是由劳动价值论达成的，它包含了对这种构造地基的详尽说明的规定。《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理论形式被马克思最后确定为执行实践化批判功能的劳动理论和价值理论。这一理论形式突显了历史、逻辑的工作一致性。其带来了逻辑和表达上的便利，就像斯威齐盛赞的，“这种处理方式的美妙之处，在于它使我们对于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的资本主义有一个清楚的、首尾一贯的认识。”
【注：斯威齐写道：“光是类比可能流于空泛。还是让我讲得更直接具体一些。粗略地说，《资本论》第一卷的前两篇加上第三篇前三章的大部分内容（约占第一卷篇幅的四分之一）主要是定性的，也就是说集中在确定和阐明一般商品社会和特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基本关系。在此之后，包括第二卷和第三卷，更偏重于将这些关系定量化，或者说偏重于阐述表现这些关系的经济变量及其相互联系。纵观全书，整个论证都是依据价值论进行的，并且无意在价值的定性和定量两方面划上一条明显的界限。对于马克思，定性渗透于定量，而定量表现出定性。”所以能够结论说，“即马克思通过运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价值论，清晰地阐明了在他身后的理论家们都无法看清的资本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价值论与危机》，载《价值问题的论战》，陈东威译，商务印书馆，1990，第13-14页）】
马克思以后，劳动价值论具有两种不良的发展倾向：数学化和解释学化。数学化的始作俑者是新李嘉图主义，后来积极跟进者甚众，简直说不可枚举。解释学化是一股后马克思的思潮，中经第二国际经典作家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批判以后逐渐形成，属于马克思主义内部主流派。
【注：例如，阿尔都塞这样说，“我所说的解释是认真的和有系统的解释，是建立在真正有哲学、认识论和历史知识基础上的解释，是依靠严格的阅读方法的解释。”（《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10，第21页）也同时带来了逻辑霸权主义，犹如伊林柯夫指出：“因此，要证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研究事实的方法是正确的，是不能依据研究材料的进程在历史上所经历的顺序的。这种方法所反映的是客观上正确的，同对象相符合的认识在理论家的意识里凝固下来时所形成的那种顺序，而不是现实的某些方面由于某种原因而唤起理论家注意并进入科学视野所形成的那种顺序。”原因据说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反映科学认识发展的内在规律，这种规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通过大量偶然地、歧路、常常是理论家自己也不知道的迂回路径而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所以，在科学发展上的表面上（即在理论家本身的意识里），这种规律是不那么容易被发现的。这种规律可能很长时间完全不为理论家所认识，可能出现在使这种规律无法被认清的形式上。”（《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孙开焕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113页）】
中国学界目前正盛行此种流派。西方非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主要选择此两种路径进行，或展开瓦解的工作，或予以彻底的否定。以萨缪尔森对劳动价值论的批评为例，其攻击对象实际全面牵涉到了数理学派和解释学派：所谓“数学谬误”和“本质主义的解释谬误”。可见，劳动价值论发展已严重背离了马克思本人的工作路线。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发展路线只能被恰当地工作命名为“历史化”，尽管它的“化”字后缀并不意味对定量的劳动价值论分析和适当的解释工作进行排斥。这是历史“化”逻辑的过程。逻辑霸权主义径直把表述研究对象结构的理论说成是马克思个人的专属商标，认为它更多地来自马克思对现实高度抽象的思辨和内省，在这样的解读下，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高度自洽的，是“分析的”，而不是“经验的”。而这样一来，“历史化”确实能够恰当地禁止“逻辑化”，提出富有建设性的工作主张。
（四）
《资本论》逻辑诞生于主观批判（起步）→客观批判（构建）→社会客观批判（包括了主观批判的复归）这样的工作进路。内生在三次创业历程中。三次创业是三个完全不同的工作接续的探索之旅。由于第一个探索之旅的工作结晶，马克思的历史研究工作启航于1850年代初至中期。著名文献代表是《1850-1853年伦敦笔记》，这也是系统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以来的马克思的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作底稿。仅在这部文献中，马克思就撰写有货币和货币理论争议以及价值、利润、工资等问题和相关地租的摘录资料，——以李嘉图为中心；以及关于工人状况的研究、农业问题、殖民体系问题、自然科技问题、历史和经济史，关于银行问题、妇女问题、文化史、伦理史、外交政策，等等。之后，他还撰写例如像《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未完成，只发表了导言）之类的历史作品。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有较详细的交代，“1848年和1849年《新莱茵报》的出版以及随后发生的一些事变，打断了我的经济学研究工作，到1850年我在伦敦才能重新进行这一工作。不列颠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看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批判地仔细钻研新的材料。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及到似乎完全属于本题之外的学科，在这方面不得不多少费些时间。”【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第34页】
成果完结在1857-1858年间撰写的手稿中。真正前提是1857-1858年手稿。从1844年手稿到1857-1858年手稿，始点和归宿点各自均是庞大写作群，同时是孕育哲学－经济学批判的文献（发展）结构，密织出主观批判的总规定。【注：与1844年手稿对应和与之类似，事实上，也存有1857-1858年手稿这么一个广泛的文本工作体系。广义的1857-1858年手稿系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做准备的文献群。除主体内容《大纲》（我国习惯称之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外，在宽口径上亦包括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后者实际写于1858年。】
它打破了哲学－经济学认识互译，将方法论带入实践议程，锁定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学科方法论，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质性的原生地。【注：学科方法论是唯物史观导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它的基础是从唯物主义即肯定存在的客观性，到辩证唯物主义即肯定存在者（一切东西都是长出来的），到历史唯物主义即肯定社会存在的客观性和生成性（社会也是长出来的）的发展，学科方法则是历史的实践的批判方法工作性质，即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
《1858年11月22日致拉萨尔》中，马克思写明自己追求的不是优美的叙述，只是写出平素的风格，“1.它是15年的即我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2.这部著作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关于社会关系的重要观点。”【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009，第167页】
据此，“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序言》中，马克思冒着风险提出了关于社会形态取决于它的经济基础——也就是说，取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统一性的观念。阶级斗争就植根在这样的基础中，它造成了生产资料所有者和直接受剥削的工人的对立。”【注：《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第237页】
工作路线和转换过程是经济史上的结构→经济史、思想史、学科方法论的共构→经济思想史的批判性转入。从中可概括出彼此联系的逻辑（工作）链条：认识I——历史I——认识I；认识II——历史II——认识II。前一方面是一般思想史结构：出发点的认识I落在一般哲学领域，工作过程依托于全体历史领域——自然史和人类史，作为回归的认识I是历史哲学域内的认识批判事件。后一方面是经济思想史结构：出发点的认识II落在经济思想领域，工作过程依托于人类史（发展）过程——同时是世界历史的生成运动，作为回归的认识II则是经济理论域内的认识批判事件。显然，这打破了马克思早年研究中“双面的”（哲学－经济学）研究性质和工作结合体式。目的在于工作执行主观批判，实现从经济领域中寻找资本的瓦解逻辑。
这是实质性的逻辑与历史一致工作的起步。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这些研究，指出：“对经济学的批判，即使按照已经得到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两种方式：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既然在历史上也像在它的文献的反映上一样，大体说来，发展也是从最简单的关系进到比较复杂的关系，那么，政治经济学文献的历史发展就提供了批判所能遵循的自然线索，而且，大体说来，经济范畴出现的顺序同它们在逻辑发展中的顺序也是一样的……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因此，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第43页】
恩格斯指明的原则是避免现象学观摩的逻辑与历史相一致，这项工作，只有通过理论史总结的基础上的批判才可望告成。因此，思想史批判始终是通往“隐蔽之处”（范畴）的过程。这项工作无论如何在1857-1858年手稿中尚未完成，处在全面启动和工作展开的状态。只是后来的《资本论》文本构筑了范畴的“整体性”，构成一个解读总体，构造出严整的、无可挑剔的并且是无可替代的、唯一科学的叙述上的次序。这样看来，范畴作为内在逻辑结构乃是认识生产中的持续性的理论建构，是通向客观批判逻辑的最为重要和最为必要的那些工作中的一环。
以上工作揭明了范畴生产的开端。开端状态是批判伊始。这个认识事件从一开始就处在敞开状态，直到与确定性的范畴规定相遇为止。起步是对“存在论真理”肯定→否定的过程。这里直接采取逻辑和历史工作对照的方式，——并不是说：“采用这种方式时，不是把历史上以往的理论直接和它所依据的那些事实本身直接进行批判的对照，而是和……马克思本人直接看到的事实……进行批判的对照。”从而，是对逻辑的方式进行“脱毛”的过程，确立它的内在工作规定：历史的方式。这种依托既有范畴的认识生产方式，毋宁说是一次直接的“思想碰撞”。显性逻辑是直接性范畴批判，以主观批判内蕴客观批判的发展。即在此处，虽然总体隶属主观批判逻辑，但启动了客观批判逻辑。
（五）
理论部分毋宁说成“历史的方式”本身。《资本论》从这里开始直接进入“存在论真理”批判，代表着一种崭新开端：客观批判之伊始。从而恰好形成工作对照：历史上以往的理论直接和它所依据的那些事实本身直接进行批判的对照，以及正在生成中的相应理论和对象的其他历史发展阶段上所看到的事实及马克思本人直接看到的事实进行批判的对照。后来的事实和以前的理论的对照则可以说成：一方面是事后检验，一方面仍旧通过以前的事实作为中介。这里印证了米克说的检验：“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以后经济研究的出发点，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所采取的经济研究方法。然而，要是说马克思把唯物史观看作一种不变的、既定的方案，经济事实不论怎样都要符合于它，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的，他把唯物史观作为一种假设，要在应用于经济事实时加以检验。他的一些经济作品，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也许最好看作是这一长期的艰苦的检验过程中的一些步骤。”【注：米克：《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1979，第162页】
因此即便是经济思想史建构，从整体看，亦存有客观的路径：从思想史批判出发，经由客观逻辑，重归经济思想史；重回的逻辑已不是单纯的批判逻辑，而同时是建构逻辑。所以，即使在完成了的经济思想史（建构）这里也不能够讲：“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科学上唯一正确的逻辑展开方法，是唯一符合客观辩证法的方法。”因为作为结果过程，唯一目的即是“存史”，这意味着必须始终坚持“前提批判”。从而，对认识形式科学的批判是永久地和能动的历史生活过程联系着的知识生产的切入点和结束点，是它们的不能间断的工作连结环节。
主观批判是永恒的，是永恒起点。然而，真正的建构起点只能是客观本身，是客观批判。“对于这一方法的真正具体的论证应当到……逻辑结构的分析中去寻找”，以至于“马克思宁愿采用所谓逻辑的批判方式，并相应地对现实采用逻辑的考察方式”，这些说法无论多么具有工作诱惑力，毕竟是结果过程的景象，因为只有在这里，逻辑“谜团”才会最终被消解。由于完成了关于生产一般的历史的系统的考察，一个重要的工作调整即是存在批判的相对前置。完结在《导言》中的内容包括生产的本质批判、存在（结构）批判、范畴（结构）批判和历史现象（学）批判，奠立了这里所要分析的对象。
【注：这是需要工艺史的各种专业背景作为支撑的，马克思在撰写《导言》之前，已经大体具备了这方面的知识素养。】
《资本论》商品章更新它为商品（生产）的存在、本质、概念和精神现象（学）批判。单纯的空间结构被破除，使用价值成为“物质承担者”，表征生产力存在者的物质实践活动。目的是确立这一生长或发展秩序：交换价值只是社会形式（社会财富形式），与之相对立的使用价值则是单纯物质的过程或社会的物质过程（物质运动和物质构造，即物质财富形式），——而“在我们所要考察的社会形式中，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使用价值只是在使用或消费中实现。”【注：《资本论》第1卷，2004，第49页】
《资本论》的开端是商品存在批判。一开始就是《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这样就顺利地引出价值实体，作为商品生产关系存在者的独特性规定。价值显然不是大脑构造出来的思维抽象，以及通过实验室技术在社会现象的实验室中得以生产出来的客观知识。二版跋中，马克思突出地申明了：“第一章第一节更加科学而严密地从表现每个交换价值的等式的分析中引出了价值，而且明确地突出了在第一版中只是略略提到的价值实体和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之间的联系。第一章第三节（价值形式）全部改写了，第一版的双重叙述就要求这样做。”【注：《资本论》第1卷，2004，第14页】
历史部分对应的逻辑工作形式是“价值（形式）”，即实现认识形式与历史形式的对应。它回答以下的推测与疑惑：
马克思从1866年1月开始写……在1867年公开出版。但这个公开出版物用的是第一个草稿的版本，并不包括“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这一章，但却有内容更多的“商品和货币”这一章，从而扩展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相关论述，而不是像马克思最初计划的导言那样，只是给予一个短小的恢复。除此之外，在印刷期间，马克思以这一卷附录的形式插入了一个“更少辩证法”的说法，从而修正了第一章中关于价值形式的“辩证法的”描述。马克思曾经设想在做好《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的一切准备工作之后，将会很快完成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写作任务。《资本论》第二卷要出版两册书，然后是第三卷（第四册）将探讨理论史……这个反复修订工作过程的突然停止是由于出版商在1871年底宣布《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版将在1872年出版。因此，马克思开始去做《资本论》第一卷的修订工作……在为德文第二版做准备工作时，马克思从第一章和附录中删除了关于价值的重叠论述……这些问题的思考对理解他的“价值－客观性”（客观价值）概念尤其重要……第二版中，价值形式的分析是沿着第一版附录的思路前进的，但有的地方显然简化了。在第一版的序言中，马克思向读者谈到了附录的内容“没有辩证思维的训练”。马克思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在这次修订中失去了部分重要的东西。对于《资本论》第二版，他保留了第一版的序言，但也删除了一个重要的句子。将《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相比，1867年马克思在关于价值形式的分析中这样写道：“它是最难理解的，因为辩证法的描述比第一版更准确”。而在第二版中删除这句话就表明马克思不再认为价值形式分析的辩证法是“更加准确的”。【注：海里希：《重建还是建构？关于价值和资本的方法论争论，以及来自考证版的新见解》，载贝洛菲尔等主编《重读马克思——历史考证版之后的新视野》，徐素华译，东方出版社，2010，第107-109页】
逻辑和历史保持一致，是建立彻底的主观批判的工作要求，是促成崭新开端的基础。由此对现有认识范畴进行批判，是为了防止存在自足，凸显历史发展逻辑。交换价值是当时的人们所普遍接受的一个概念，问题是与使用价值的相混同。陶醉在经济生活中的人们普遍缺乏从历史角度进行思考的习惯——以为经济学的对象就是经济物品本身，批判就从习惯的缺少开始。所谓“辩证法的描述”，也不单单是认识维度的多元和思维轨迹的丰富饱满，要旨是挖掘历史发展路径，从中说明价值（形式）成长的全过程。毫无疑问，这种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由于商品存在批判的接续工作（一个伟大发现）而大为缓解。
接续的工作（《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是商品本质批判。为了彻底拒绝知识论的自足拟制，需要认真追寻物质内容／物质形式（即“使用价值”）和社会内容／社会形式（即“价值”）背后的发展实存规定。这是一段极其漫长的历史追溯，结论则很简单。马克思说，对经济形态社会中的一切商品生产而言只需记取一点：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的力量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价值；一切劳动，另一方面是人的力量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的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或效用。【注：《资本论》第1卷，2004，第60页】
特殊的载体对象当然是商品。这当然不是下定义。一切经济形态社会中，产品社会皆为“阴”，商品社会皆为“阳”，阴阳固然相生相克，互为里表，但是，商品社会就其运动体征而言，最终承担了固表及里的工作。
《价值形式》研究价值承担者，即商品概念批判。人们一向误认为商品章的头两节内容即是商品的范畴本身，因为，似乎已经得出了价值范畴（价值实体和价值量）。“概念的逻辑通常被认作仅是形式的科学，并被理解为研究概念、判断、推论的形式本身的科学，而完全不涉及内容方面是否有某种真的东西；殊不知关于某物是否真的问题完全取决于内容……现实的事物之所以真，只是凭借这些形式，通过这些形式，而且在这些形式之内才是真的。”【注：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331页】
其实，既然研究对象是对象域内的一定的社会历史生产的生长运动的认识反映，那么，范畴即是关于价值实体与形式规定性的统一，范畴生产是基于特定时空条件的结合运动的给定。很显然，完整的商品价值形式展示的是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构造和发生奥秘。分析逻辑是“个别上升到一般”。马克思谈到自己在这个地方“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并专此要公开承认“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结局是，“价值表现的秘密，即一切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只有在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的时候，才能揭示出来。”同时，这样的思想生产条件：“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才有可能，在那里，商品形式成为劳动产品的一般形式，从而人们彼此作为商品所有者的关系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注：《资本论》第1卷，2004，第75页】
关于认识生产与批判，马克思结论性的一句断语是：“理论的历史确实证明，对价值关系的理解始终是同一个东西，只是有时比较清楚，有时比较模糊，有时掺杂着较多的错觉，有时包含着较多的科学的明确性。”【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009，第290页】
由此引出与商品有关的精神现象学批判。依据在于：科学的任务在于阐明价值规律如何实现。没有任何研究能够脱离开历史，至多只是极尽能事地去掩饰，以各种精神现象去认识遮蔽历史真相。从而，历史的客观发展为真正的主观批判奠立了不可动摇的科学认识基础。这种关于批判的客观性知识告诉我们：商品的神秘性质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不是来源于价值规定的内容；以及公式本来就在额上写着，是属于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社会形态的，但在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中，它们竟像生产劳动本身一样，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因此，资产阶级经济学对待以前的社会生产有机体形式，就像教父对待基督教以前的宗教一样。
从本质层面将纯粹的使用价值（物象规定）于商品精神现象域内予以剔除，转而赋以价值（形式）的批判工作规定，这是马克思强调过的：《资本论》是把辩证方法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撤除使用价值的本质解释功能并非一般地逃离唯物主义境域，而是有效落实政治经济学批判，最大限度地削减资产阶级认识遮蔽。如此，一个自足自明的资产阶级的价格存在和价格理论会被工作禁止，那不是因为它粗浅而又缺乏说服力，那只是因为在它们那里找不到关于价值和价值形式即交换价值之间的内部联系的任何说明。
（六）
马克思指出：“应当首先出版的著作是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最后，对经济范畴或经济关系的发展的简短历史概述，又应当是第三部著作的对象。”【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009，第150页】
但是，“第四册，即历史文献部分”，“是最容易的一部分，因为所有的问题都在前三册中解决了，最后这一册大半是以历史的形式重述一遍。”【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009，第230-231页】
重述一遍，即完成思想史建构。纵观《资本论》首篇结构，主要任务就是生产价值（形式）、货币（形式），贯穿性线索是价值和价值形式从而货币形式的关系。而货币（形式）则不过是价值（形式）的进一步社会表现。
【注：《资本论》又是如何处理价值（形式）→货币（形式）发展关系的呢？这就是对货币诸机能的有机考察。显然，“商品关系的发展，无疑受了货币的促进，但货币在当作货币看而表现的诸种机能，却显然是在商品发展过程上，逐渐被表现出来的……这五者，自然不是一有货币，就一齐随着发生的，它们是依客观的要求而逐渐发生的。”（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116页）】
关于价值的生活表现的规定，马克思确实说明了：“价格是对象化在商品内的劳动的货币名称。”
【注：推广开来看，价值（形式）的直接生活表现是市场价值（形式），但是，在最初的第一篇里它没有被过多地谈到。《马克思1880年6月27日致纽文胡斯》提到其中的一个注释：“货币转化为资本，必须根据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律来加以说明，因此等价物的交换应该是起点。”在这里，马克思为表达方便，直接用“平均价格”来代替“生产价格”。即“这里的意思不过是：即使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相等，资本也一定可以形成。资本的形成不能用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的偏离来说明。假如价格确实与价值相偏离，那就必须首先把前者还原为后者，就是说，把这种情况当作偶然情况撇开，这样才能得到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资本形成的纯粹现象，才能在考察这个现象时，不致被那些起干扰作用的、与真正的过程不相干的从属情况所迷惑。而且我们知道，这种还原决不单纯是一种科学的手续。市场价格的不断波动，即它的涨落，会互相补偿，彼此抵消，并且还原为平均价格，而平均价格是市场价格的内在基准。这个基准是例如从事一切需要较长时间经营的企业的商人或工业家的指南。所以他们知道，就整个一段较长的时期来看，商品实际上既不是低于也不是高于平均价格，而是按照平均价格出售的。因此，如果撇开利害得失来考虑问题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话，他们就应该这样提出资本形成的问题：既然价格是由平均价格即归根到底是由商品的价值来调节的，那么资本怎么会产生呢？我说‘归根到底’，是因为平均价格并不像亚·斯密、李嘉图等人所认为的那样，直接与商品的价值量相一致。”（《资本论》第1卷，2004，第193-194页）】
“因而，商品的价值量表现着一种必然的、商品形成过程内在的同社会劳动时间的关系。”另外，“价格形式不仅可能引起价值量和价格之间即价值量和它自身的货币表现之间的量的不一致，而且能够包藏一个质的矛盾，以致货币虽然只是商品的价值形式，但价格可以完全不是价值的表现。”“在这里，价格表现是虚幻的，就像数学中的某些数量一样。另一方面，虚幻的价格形式……又能掩盖实在的价值关系或由此派生的关系。”【注：《资本论》第1卷，2004，第122-123页】
说明马克思尽管没有准备细致地研究价格形式，因而没有把价格波动和价值基础系统联系起来考虑问题，但在研究宗旨上显明了这一点。把握其中的重要点在于：货币（金属货币）是直接社会存在，而非像通常认为的那样是直接物质存在。
根据这样的打算，“最后，第一篇内容更充实了，因为头两章比原计划的要写得更详细。其中第一章《商品》，在草稿里根本没有写，第二章《货币或简单流通》只有一个简单的轮廓。”【注：《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1976，第138-139页】
马克思批评拉萨尔：“这个家伙竟打算……用黑格尔的方式来阐述政治经济学。但是他会遗憾地看到：通过批判使一门科学第一次达到能把它辩证地叙述出来的那种水平，这是一回事，而把一种抽象的、现成的逻辑体系应用于关于这一体系的模糊观念上，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009，第147页】
关于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商品的二重化（货币或商品流通）的形成条件，马克思说，“活动的社会性质，正如产品的社会形式和个人对生产的参与，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物的东西；不是表现为个人的相互关系，而是表现为他们从属于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是不以个人为转移而存在的，并且是由毫不相干的个人互相的利害冲突而产生的。
【注：这同时意味着一个日益起作用的金本位制度的历史生成的活动条件。】
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并且现在，“交换和分工互为条件”，从而，“以交换价值和货币为中介的交换，诚然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依赖为前提，但同时又以生产者的私人利益完全隔离和社会分工为前提，而这种社会分工的统一和互相补充，仿佛是一种自然关系，存在于个人之外并且不以个人为转移。”最后结果是：“普遍的需求和供给互相产生的压力，作为中介使漠不关心的人们发生联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第107-108页】
可见，历史取得一般价值形式的发展条件是：“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注：《资本论》第1卷，2004，第60页】
换言之，“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以各种现实劳动组成的一个十分发达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第22页】
马克思确实对恩格斯这样说明过：“我现在像匹马一样地工作着，因为我必须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时间……要对完全不懂的人把与此有关的一切经济学问题解释清楚，的确不是容易的事。但是我将尽力而为。”【注：《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1976，第193-194页】
同时，“手稿虽已完成，但它现在的篇幅十分庞大，除我以外，任何人甚至连你在内都不能编纂出版。”【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009，第235页】
研究涵养在叙述中，二者是内容和形式的工作关系。前三卷是实在史，即历史＝理论的阐述；研究对象是历史，叙述的任务在于保持“历史在场”。第四卷是理论史和批判史，研究对象直接是思想本身，中心任务在于保持“逻辑在场”，是狭义的逻辑与历史一致，是它们的二次叠合过程。
就整体的工作性质而言，第四卷是关于商品批判和资本批判的主观逻辑，是作为“逻辑的”认识发生学和“历史的”认识发生学相对。亦即在这种场合，批判史＝逻辑学才称得上关于“知识论”或“逻辑学”（主观逻辑）的狭义的阐述，而作为了商品和资本的逻辑学。这种认识生产方法应归结为真正意蕴的历史认识过程。理解了这些，《资本论》首章乃至首篇工作结构的安排也就得到有效澄清：不仅着眼真实历史——转化史I，同时也为全面刻画一般商品社会的认识形式埋下伏笔和做好铺垫。因而这样一来，《资本论》认识发生学也就彻明了：既是历史（发展）的逻辑，也是认识（发展）的逻辑；由历史批判转向逻辑范畴批判，由历史的方式转向逻辑的方式，逐渐生出真正实践化的范畴生产。
按实际的工作状态，历史部分、理论部分的写作是同时进行的。马克思宣称：“我的著作的各个部分是交替着写的。实际上，我本人写作《资本论》的顺序同读者将要看到的顺序恰恰是相反的（即从第三部分——历史部分开始写），只不过我最后着手写的第一卷当即做好了付印的准备，而其他两卷仍然处于一切研究工作最初阶段所具有的那种初稿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009，第421-422页】
后来的结构分离了，——历史部分从中游离出来，成为从研究叙述形式的认识生产中独立出来的工作，即狭义逻辑学（知识论批判）的形式。它根本瓦解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复式结构的史学体式。这是说明一门认识科学的固有内部联系的做法：从认识生产到理论批判，从而，范畴、认识、理论在生产与批判的工作机制上被高度一体化了。亦就是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的说明：“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绝不是对经济学的个别章节作零碎的批判，绝不是对经济学的某些争论问题作孤立的研究。相反，它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既然经济学家无非是这些规律的代言人和辩护人，那么，这种阐述同时也就是对全部经济学文献的批判。”但是，“自从黑格尔逝世之后，把一门科学在其固有的内部联系中来阐述的尝试，几乎未曾有过。”【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第40页】
恩格斯以极其鲜明的口吻提示了这种体式的巨大意义：作为历史代言，《资本论》始终由历史阅读思想，复由思想引领历史，坚持形成对于历史本身的实践性跨越。第四卷终究是对这一确定性命题在终极性认识方面的一种求索工作，从而是实践化批判的慢慢结晶过程。在表述次序上放置在最后，目的是制止认识生产过程中的范畴自足和理论自明，乃至以构筑一种知识论为由，为认识论而认识论，为理论而理论，最终演变为纯粹知识生产和纯粹逻辑过程。不过，它也确实是按照史上的生理结构加以生产的，从表面看，这是认识自然生长和不断成熟起来的过程。特殊的研究－叙述体式即理论和历史适时地进行相互工作对照，随时准备决定推翻“理论”，因为，历史总是不断地向前去，理论构造必须全面跟进。
【注：“马克思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对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从根本上进行了重新认识。这是由于这一方法本身的任务改变了：这一方法是作为现实地研究具体的客体来运用，而不是作为从根本上‘决定思维’的体系的笼统轮廓来运用了。”（施韦廖夫：《<资本论>的逻辑》，易杰雄译，《哲学译丛》1990年第4期）】
范畴成了变革的前兆，这就是“密纳发的猫头鹰”总在黄昏时起飞的寓意。彻底唯物主义的范畴生产打掉了认识自足，撤销纯粹形式主义见解的工作合法性，也就真正取消了认识形式科学的“独立性”，并且，日常范畴批判行动即根本意味着解释学在这个工作现场的遁逃，引发了科学革命运动的持续进行。
【注：其在形式上独立，在科学上并不独立。】
因而，这不是由理论（认识）生产理论（认识）的逻辑，不是“科学主义”逻辑，更不是逻辑霸权的构型。它意味着范畴的形式外壳，只待真正的历史来充实其内涵。
恩格斯申明：“《剩余价值理论》是我发现的一部批判性的巨著，是《资本论》第一稿（1862年）的一部分。”【注：《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1976，第431页】
而在《1863年8月15日致恩格斯》中，马克思说明这个工作结果是：“无论如何，这比起第一部来要容易懂。总之，现在我看着这整个庞然大物，而且回想起我曾不得不把一切统统推翻，而历史部分甚至要根据一部分以前根本不知道的材料去加工时，就感到伊戚希（拉萨尔）的确可笑，‘他的’政治经济学居然已经完成了。”【注：《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1976，第185页】《1867年4月30日致恩格斯》中，马克思则说明：“第一卷包括《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是理论部分的续篇和结尾，第三卷是17世纪中叶以来的政治经济学史。”【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009，第254页】
范畴史II
由剩余价值在认识规定上同时就是资本，是作为“资本的范畴”来看待的规定，这是《剩余价值理论》写就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思想。这个主题思想在理论部分中已然明朗化，资本始终被作为双重用语使用：既表达客观发展实体，又表达主观认识范畴，而且后一方面的每一种内涵其实都是直接指向剩余价值的。总体看，范畴史I、范畴史II锁定的是前后相继的商品生产认识运动：价值一般→剩余价值一般。其应规定为有关于商品和资本存在者的批判认识结构。所以卢卡奇要说，“从来没有人像马克思那样全面地研究过社会存在本体论。”
（一）
在人类进入她的科学思想时代之际，人类历史尚且处在二重化境地：历史的表现包含着历史分为实在史和精神史的这种分化过程。人类统一自身的同时，亦时常面临着自我进行的分裂活动。《资本论》写作安排了“两种历史”的工作统一，委实在于阻止这种分裂活动，防止逻辑和历史的简单对照。这就是《资本论》运动和构造的逻辑（认识形式）与其对应的历史（形式）相一致的思想精髓。
恩格斯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作的介绍性文章写于1859年8月，在那里，首次明确了历史逻辑一致原则，肯定认识生产内部的工作统一性。这段话的主题出现在《马克思1868年7月11日致库格曼》中。马克思以确定性的方式再次提及：“因为思维过程本身是在一定的条件中生成的，它本身是一个自然过程，所以真正理解着的思维永远只能是同一个东西，只是随着发展的成熟程度（其中也包括思维器官发展的成熟程度）逐渐地表现出区别。其余的一切都是废话。”【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009，第290页】
中间发生的巨变是，马克思以《资本论》计划替换了原先拟订好了的六册工作计划。史的研究和思想批判的统一性得到继续和巩固。思想史（批判）第一次以有机构件的形式和整体纳入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反过来，这种合一研究方式直截了当地凸显了经济学独特的历史学科方法。劳动价值论原则和恩格斯倡导的总体历史工作原则达成完美的统一。
整个著作体系看起来是一个完整逻辑链条：认识——历史——认识。第一个环节是先行的历史研究，从思想史批判入手。很明显，《资本论》是从最后一部分开始写的，即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说明：写《资本论》的顺序同读者实际看到的顺序恰好相反，只不过是最后写的部分当即做好了付印准备，而其他部分仍然处于初稿形式。这是形成“历史的发生学”的初步。但认识起点已经形成了若干的与历史进程真实对照的思想节点，即历史路标上的思想均值。这是形成真实历史与思想史的统一性的基础。
第二个环节是次之或尾随其后的实在史的批判研究，这是以历史发生学为基础的各种认识发生学的工作启航。换言之，理论部分的对象恰恰是历史本身，即一定的经济史上的发展结构。扭曲的认识是：历史部分恰恰以“逻辑”为对象，理论部分恰恰以“历史”为对象；这样，历史文献综合就被当作是历史分析的本身，被当作实在的历史学处置，而真正意义的历史分析则要被当作是逻辑的分析，被当作彻头彻尾的逻辑学处置。所以一切都颠倒了。马克思解决的办法是以客观逻辑统一思想逻辑本身的统一，坚持由历史对象生成的逻辑来处置总体发展规定，并在总体历史的引导下揭明历史本身的内在过程。如此一来，历史对象实际上涵盖了逻辑对象，通过生成新的认识形式规定，而催生真正意义的范畴生产，引导人们认清真正意义的认识史——认识本身的产生、发展、灭亡的全过程。
第三个环节是起收尾作用的思想史批判研究，是形成终局性历史认识的历史研究。列宁据此提出“三者一致”工作要求。这是逻辑批判的根本宗旨。将思想还原为历史，是思想回炉和再造的过程，形成历史认识I→历史认识II，两种历史统一的中介是一定的认识结构的生产（理论部分的工作）。这样，逻辑本身必然获得了历史和科学的双重规定性。逻辑成为历史规定在科学方面的中介形式，成为认识实践过程，以至于从批判方面看，它就是历史的逻辑形式。思想史成为逻辑科学的工作总汇，成为科学逻辑形式的大写字母意义的认识。而经由扎实的工作批判，最后的成型也就是科学认识论本身。
各种认识发生学的统一基础是逻辑成为历史工作组成这一特定规定。这根本解释了历史部分、理论部分为什么需要采用几乎相同主题的名称据以作为谋篇布局的依据；而且它们的终篇结构也是遥相呼应、几近完全相同的，指向：“各种收入及其源泉”以及“庸俗经济学及其终结”。
【注：理论终篇总结和预告了全书的工作内容：第48-49章（48章后半截内容根据恩格斯的注释是最先写出的）在更高层次上回顾了一至二卷内容，同时预告第四卷内容；第48章前半截内容和第50-51章在更高层次上回顾了二至三卷内容，同时预告第四卷内容。整体上看，把理论终篇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进行工作对照，是适宜的。但是，终篇明显地升华了隐含在后者那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题，在于实现叙事上的彻底“经济学化”。】
这种批判工作的合流打破了狭隘的“文献综述”限界。因为，既然整个的资产阶级研究就工作性质而言，都全身浸泡在“占主导地位的见解”（即斯密教条）之中，那么它的史的批判的工作就是虚假的；并且，虚假的史的批判和它的思想陈述也是高度一体的。客观批判的研究进程担负对思想批判元素予以生产的任务，反过来，思想批判的行程需要全盘托出和呈现“史的工作批判”（内涵）。说明《资本论》本身的文献学基础恰恰不需要预设，——根据惯常的方式，它好像就存放在那儿，而委实是逐渐得到构建成型的行程。这使得《资本论》第四卷的生产是个“变数”，更准确地说，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因此，这种生产是贯穿全过程的，它从来都是“再说一遍”，那么认识形式的不断地被“结晶”出来，即形成了“行动的语境”。据此，我们只能说，历史部分和理论部分原本是工作合一的，它们是柔性的结合，而在叙述过程中使其适当分开，既为了突出方法论的先行性，同时也是为了杜绝认识拜物教思维对于认识生产的全程统治。
【注：马克思坚持三卷本（四大册）的《资本论》工作体例，总是希望认识的终点重新回落到认识生产的起点，这样即可实现认识的开放性生产，彻底免除“预设的文献综述”干扰。那样的话，历史部分就不会被直接贬低为仅仅是利用既成的思想文献所进行的工作汇编，仿佛是以“思想综合”来直接掩杀“史的批判”。】
（二）
《资本论》首章揭示一种时间发展关系：构造的初现、构造的成型及构造的覆灭。之后，理论部分的布局整体上按照这种体例。其实，这是《剩余价值理论》研究后得到的认识成果。生产方式的资本范畴代表构造之初，这是“特殊历史”（物化生产批判）的发生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初现（过程）”；作为构造I（参看图12-1及其说明，以下同），在工作批判上，可代表整体的资本生产的发生史过程。生产关系的资本范畴代表构造之中，这是“特殊系统”（物象系统批判）的发生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型（过程）”；作为构造II，在工作批判上，可代表整体的资本流通的发生史过程。交换关系的资本范畴代表构造之末，这是“特殊现象”（表象形式批判）的发生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覆灭（过程）”；作为构造III，在工作批判上，可代表整体的资本积累的发生史过程。
反过来看，由于剩余价值的认识理论必须作为资本一般的诸种范畴予以对待，剩余价值（形式）本身及其和资本（形式）、生产价格（形式）的关系均需要通过对于资本范畴的深刻揭示才能完成。这样一来，“特殊历史”“特殊系统”“特殊现象”实际都是逻辑认识形式，显明资本主义历史成长在特殊过程上的认识。由于在构造I认识阶段，构造还未充分显露，实体的资本范畴只能用“生产方式的资本范畴”来代表，即整体的资本生产不过是“特殊历史”的“思想真值”（真相）与“思想假值”（假象）齐头并进的发展；在构造II认识阶段，构造正在显露中，而能用“生产关系的资本范畴”来代表形式的资本范畴，即资本的社会关系本身，这种认识是通过对资本流通规定的揭露来完成的；在构造III认识阶段，构造已经充分显露，它这时只能以“交换关系的资本范畴”进行表征，这是形式的资本范畴向生活的范畴的转化，该认识通过对资本积累史的揭露完成。故《剩余价值理论》是对于资产阶级经济认识的整体记录，在于客观书写资产阶级理论家们的认识过程，即记录其对于资本从而剩余价值的认识基于时间的成长过程。这种认识的时间过程（工作逻辑）揭明了整体认识发生学。
从而，历史部分确证了理论部分不是客观知识，而是社会工作批判意义上的历史主观知识。实际上，只有波普尔的零碎工程学概念才准备通过批判建立一劳永逸的“客观知识理论”。知识即未批判的认识形式，体现主观本质。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人类确立的一切知识都是主观的，而“真正的知识”乃是通向批判的道路。这样，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头从被他当作历史前提的简单商品生产出发，然后从这个基础以“批判”的形式进到资本，为什么从简单商品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在概念上和历史上都是派生的形式，即已经在资本主义下变形的商品出发，是法尔曼决不可能理解的。因为对他们思想的更切近的经济学阐发是：“即使一个对科学思维完全陌生的人，他天真地相信如果不是‘事实上的’，就什么也不是，他对自己正在做什么也有一个明确的理论概念。没有一种‘理论’，他根本无法谈论自己的行动，不能思考它，甚至无法行动……科学的理论不同于普通人的理论只在于它们力图建立在进一步的推理无法动摇的基础上。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满足于无批评地接受过去流传下来的观念，背上所有种类的偏见和误解的负担，并在不容易避免谬误和错误的情况下把它们当作真理放过去；而科学真理的目标在于一致性和严谨性、清晰性、准确性，有无可置疑的证明，并摆脱了矛盾。”【注：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粱小民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第26-27页】
资产阶级的思维事实上就是这么发展的。对于这种自足认识形式科学（即知识理论）的自我批判道路即所谓“理性批判主义”，马克思是十分嘲弄的。波普尔愿意不断地用新词来给知识工作进行理论术语美容，更新那些看起来已经明显有些陈旧了的资产阶级术语。然而，马克思给出了他的批评：就“一切经济范畴就总只是同一关系的各种不同的名称”这一点而言，资产阶级的“这种无法理解现实差别的彻底无能于是就被认为是纯粹的常识本身。”这种经济学毕竟只是在名称上下功夫，“这种经济学就其平淡庸俗、装腔作势的辩证法、赤裸裸的高傲自大、幼稚的自满自足的陈词滥调，以及完全没有能力理解历史过程这些方面来说”，从而好像是说：“只要我把具体东西不同于它的抽象东西的一切方面抽掉，那么具体东西当然就成了抽象东西，丝毫没有不同于抽象东西的地方。”但它的做法，“实际上就等于说：存在着某种唯一的经济关系，不过具有各种不同的名称，或者说，只是就名称而言才存在着差别。”由此，“这种归结法是把构成发展的差别抛掉，使一切都归结为某种现实的经济关系，单从这点来说，它至少在形式上也是不科学的；何况它是时而抛掉这一方面，时而抛掉那一方面，以便时而从这一方面，时而从那一方面来制造同一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第204-205页】
在资产阶级生产历史上升时期，其工作者尚能坚持说明构造的本来面目，但掩盖历史性质，努力地将其说成是历史自然形式；所以，“经济认识预设”从来是资产阶级范畴生长的自然基点。处于生产方式社会构型期的资产阶级认识论已不允许矛盾化的生产关系表达方式。其理论工作者的任务重心转向对生产关系性质本身进行掩盖，就是说，不仅“物象”生产方式，而且也同时“物象化”生产关系。进入全面社会统治时期后，资产阶级的物象关系具有瓦解一切范畴的功能，——当然，这不过是代表了真相对于假象的愈来愈猛烈的进攻。同时，这也意味着资产阶级要从认识规定上彻底颠覆“交换关系”，自此，彻底建立起资产阶级物象王国的一个新规定：物象科学性，而一再提出“科学性不足”问题，要求努力予以提高和强力加以改进。然而，这不过是物性科学的余波，理论虚假繁荣之路掩饰不了理论本身的愈加颓废性。
因为物性的这种设定本身不过是一种外观，一种与纯粹活动的本质相矛盾的行为，所以这种设定也必然重新被扬弃，物性必然被否定。
进一步说明，资产阶级体系固然庞杂，但只是从预设者（物自体）开始，形成“预设者－物象范畴”工作图式和相应的生产“物象生产方式”“物象生产关系”“物象交换关系”的特别方式。在认识图型上，资产阶级的认识形式普遍颠倒历史部分和理论部分的工作关系，倒果为因，从历史部分出发构造理论部分，搞“文献综述主义”和“模型游戏主义”，——这些，在现代经济学教材中和学术论文的字里行间随处可见。自然主义、数学主义，最后到现象主义，陪衬了越来越完美、越来越滑稽的外观工作形态：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一直到新制度主义运动。最后这里，出现了物理学、数学、现象学与人类学意义的理性主义运动的最为普遍性的交融——同唱一首歌，完成一种物象拟制上的事业高峰：物象一般进一步转译成人类行动一般。这样，语言操持的目的即在于引入逻辑操作，逻辑语言（包括博弈语言）成为这门物象性科学的首要规范和成员性质的工作范畴，其奉为至尊的科学哲学成为科学主义体系（建构）的最高指导准则。所以，公理和出发点可谓是：科学认识的逻辑乃是理论的理论。如此一来，从预设者出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科学也就永久地定格于形而上学之思。“资产阶级科学”（物象的逻辑和认知）成为了唯一能被理解的存在。其目的并非真的为了揭示范畴或生产语言，而是按照冥冥中的阶级本性要求，极力维护着理性的构想和人造的秩序，在理论总体上，这个阶级表现出对于认识宗教的极大满足性。
（三）
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阿尔都塞率先提出依据社会客观进行知识生产的科学革命命题。其忽略了建构从而客观批判本身的前提是主观批判，这样，他在有效建立“联系（规定）”的同时，严重漠视了“发展（规定）”。所有的发展由一次性的认识论断裂形成，破坏了认识生产固有的历史连续性。如此一来，社会客观于存续期内，便是纯净的建构，马克思对古典主义发动革命的意义单纯地在于一次性完成客观建构。从一种客观建构转到另一种客观建构：经验事实（事实本身）转向社会客观（即生产方式），以及对应地，现实对象（现实本身）转向认识对象（即理论对象），这就是阿尔都塞提出并主张科学大革命之实质内容。
“认识的体现以本质和非本质，表层和深层，内在和外在的差别形式完全表现在现实对象的结构中！因此，认识实际上已经存在于它要认识的现实对象中，已经存在于这一现实对象的两个现实部分的互相支配的形式之中！实际上，整个认识都存在于现实对象中：不仅是认识的对象，也就是被称作本质的现实部分，而且还有认识的活动，也就是现实对象的两个部分之间实际存在的区别和互相设定，其中一个组成部分（非本质部分）是隐藏和包裹着另一个部分（本质或内在部分）的外在部分。”这就是经验认识论的问题式表现，——表面上不同于唯心主义的，实质是同一个问题式中表现出来的不同路径。通过对古典主义知识生产缺陷性的指认，亦即，“把被理解为现实对象的现实组成部分的认识纳入这一现实对象的现实结构，这就构成了经验认识论的特殊的总问题……因此，对于经验主义认识论来说，全部认识同现实结合在一起，认识始终表现为认识的现实对象的内在的关系，这一现实对象的各个实际上不同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阿尔都塞明确：“这些理论同马克思是格格不入的”，于是，马克思的知识生产出场了；并且，“马克思不得不使用这个总问题来思考他已经生产出其结果的那个概念的空缺，以便提出问题即这个概念，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分析中已经对这个概念做出了回答。马克思在利用这个总问题的术语（现象和本质，内在和外在，事物的内在本质，表面的运动和现实的运动等等）的同时颠倒、改变并在事实上改造了这一总问题，不过这一总问题在马克思之后仍然存在着。我们在恩格斯、列宁著作的若干地方看到了这个总问题。”然则，马克思的知识生产是什么呢？按阿尔都塞的指示，就是社会客观知识生产，“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历史存在的基本的统一形式，即生产方式。”“马克思的理论对象是观念的，也就是说，是在概念的抽象中通过认识的术语来说明的。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生产‘在其整个内在本质上表现出来的特有性质’时，就向我们指出了这一点。正是构成马克思的分析对象的这种‘内在本质’及其规定，作为这种特有性质说明了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点在庸俗经济学家……看来似乎与现实是矛盾的，但对马克思来说却是现实本身，是他的理论对象的现实。”阿尔都塞硬是使客观逻辑和客观知识高度合一，使社会客观沦落为现实的历史自身（客观知识），即它一旦建立起来，建构的本身乃处于自足状态，就是“社会客观知识”。“研究所走过的道路消失在它的结果中，消失在对他的对象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认识中。”【注：阿尔都塞等：《读<资本论>》，李其庆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第33-35、47、238页】
但是如果这么认为，不能说明理论部分之后，为什么还要独立地写上历史部分呢？既然理论部分已经是社会客观知识，那么就不必狗尾续貂，再来什么客观知识的二次方了。唯一合适的理由为：理论部分只是社会客观批判，只是尚未完成的批判逻辑，——它本身要由“另一批判逻辑”即社会主观批判予以导引，之后，还要重新融入或者说归结为主观批判，作为工作结晶以完成“全面地认识批判（规定）”。又因为，接续认识史的毕竟是主观逻辑本身，而试图真正离开认识史，就很难想象出批判工作规定是什么，社会客观也就会成为死水一潭。
真正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乃是寻求学科基础，直至确立社会主观批判与社会客观批判的两位一体，而并非像阿尔都塞指认的那样，“是指马克思在若干年内对现有的资料和确证的事实所进行的具体研究”，并且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是严格“加以区分的”，如果那样的话，必然导致一种错识：“《资本论》向我们提供了关于‘逻辑’顺序和‘历史’顺序的……非同一性”，“逻辑顺序可以看作是同历史顺序完全相反。”“这种概念的顺序（即‘逻辑的’顺序）和历史的顺序之间不存在逐项的对应关系，这种顺序是一种特殊的顺序，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并且，“我们必须用区分两种顺序的理论来考察提出这一问题是否合理（这一点完全没有把握，因为这个问题可能没有任何意义，而且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它没有任何意义）。”在问题的另一面上，阿尔都塞同样有苦恼。“应该说明这种特殊性，也就是说，说明这种作为顺序的顺序的性质……我迂回曲折地谈到这些，只是为了回到马克思那里去，只是为了说明马克思的理论叙述顺序（或者说《资本论》的范畴‘逻辑’顺序）的必然性只能在总理论史的理论的基础上被思考，因为这种理论表现了《资本论》理论叙述的论证形式与《资本论》同时代的或者同《资本论》相接近的理论论证形式之间的实际关系。”“因此，我们通过马克思的著作本身可以不断地看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所开创的论证顺序的复杂性和独特性。”阿尔都塞不自觉地说出一种迷糊：“这里的论述只是为了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下述矛盾的事实并不是不可理解的：马克思在发明独创的分析方法的时候，就把他的这一方法看作是已经存在的方法；他在切断他同黑格尔的联系的同时，却认为他是从黑格尔那里借用了这一方法。”其实，阿尔都塞体察到了总体理论史问题的存在性：“我建议把这种历史称为总理论本身的历史，或者是在认识史的一定时刻，构成理论总问题的东西产生（和演变）的历史；而与这个理论总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则是现有理论正确性的一切标准，从而理论叙述顺序为了获得论证的效力和意义所必不可少的形式。这种总理论史即理论性结构和理论必然性形式的历史是需要建立的，而且正如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一开头所说的那样，在这方面‘我们掌握大量文献’。但是我们掌握了往往具有重要意义的材料（特别是被看作是‘认识论’史的哲学史）是一回事，而把这些材料用理论形式表现出来是另一回事，因为把这些材料用理论形式表现出来恰恰要以这种理论的形成和产生为前提。”【注：阿尔都塞等：《读<资本论>》，李其庆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第43-47页】
在问题导向上，“总理论史”所指何物呢？其实就是客观逻辑和主观逻辑的内在统一性。客观逻辑为了将自身生产出来，必先使自身成为一特定之主观逻辑，即从批判的角度使生产自己的主观逻辑预先生产出来，之后，对总的批判结果即实际生成了的和运用了的主观逻辑予以交代。这就是社会客观批判之作为统一逻辑——客观逻辑与其主观（批判）逻辑之统一的由来与根据。阿尔都塞过于关注逻辑“顺序”，并强调了它的“特殊性”，使其忽略范畴批判的实践化功能以及它和范畴生产的实践性联系，而一味从构造出发，急于进行主观化操作。结果是，“研究”被当成理论认识生产上的脚手架。
【注：其实，马克思举出“研究方法”工作命题，即在于为叙述形式提供“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亦即是说，为科学阐述的形式的形成提供学科方法基础以及为具体思维形式提供总体思维在架构方面的指导（这个进路是：学科搜寻——辩证法工作规定——研究过程——具体思维系统的形成）。】
一方面，由于生产方式没有被视作是孕育“发展”的规定，致使其不能和批判结合起来；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对象被处理成纯客观的构造，它们之间的联系也就是“必然性的”，增加了知识上的神秘感。生产方式从而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之间的结合被看成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绝对知识”，是“绝对的”“社会的”“客观的”知识。客观涵义被固化了，与批判失去能动联系。其实，由总体理论史所要求的“客观知识”说到底是主观（批判）逻辑的产物，就本性而言，不过是一个特殊的主观——社会主观知识。绝对的社会的客观知识从来就不曾有。社会不是金刚石般的结晶体，是一个能够变化并处在变化中的有机体。社会主观是对于社会知识能够下出的最好定义，——若果真有“恒久定义”的话。
【注：知识的本质存乎批判规定当中。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还可以说，一切知识都是人类主体的主观认知活动，而相应取得的认识形式。马克思一直试图寻求对其研究进行“知识化”，实际是建立不断深入的主观批判过程，包括自我主观批判。因此，这种知识建构观与波普尔的客观知识论大相径庭！后者提出的旨意只在于解释世界，用作纯粹世界的理解理论。所谓的客观知识，不过是试图走完康德尚未走完的基于纯粹理性批判的知识构筑之旅。】
真正的社会主观亦必是社会主观批判。因此正如社会结晶体的隐喻，主观逻辑即意味着从无停留的逻辑批判：从逻辑上寻找对历史的不断皈依的道路，在通往历史的道路中导引自身和导引历史，深化对“历史的逻辑”的认知活动。除此之外，没有真正的批判亦就没有真正的建构。真正的建构亦必是客观批判逻辑。主观逻辑就是基于这样的规划条件，被引入日常批判的实践。主观批判逻辑和客观批判逻辑的相互因循，即是阿尔都塞所指认的具有确定性的认识形式科学（理论形式规定）内涵之“总理论史”，在结构性和结构形式的双重的自我批判当中，马克思建立了理论部分和历史部分的工作整体。在这种境遇下，《剩余价值理论》的写作被予以独立考虑。由此，剩余价值必须被作为“资本范畴”（资本的认识形式）看待，作为对“总体的资本”（范畴规定）的深化性认识形式。我们通过图16-1，对照它们在工作关系上的基本联系。
【注：资本范畴I、II、III可对应生产资本、产业资本、竞争资本。】
图16-1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过程和叙述过程及其工作统一
（四）
《资本的生产过程》交代生产资本的历史发生和整体的历史运动。这就理解了为什么从商品开始引出货币，又从货币开始引出资本。正如商品本身（价值）乃是货币的认识形态，而货币乃是资本的认识形态。这样，剩余价值（形式）取得认识的前提条件就在于执行价值（形式）的“自我批判”。后者的客观逻辑部分必须在理论部分先行得到系统地显露。其主观批判的逻辑部分，要在延伸写作的历史部分里予以详述，所谓历史部分要根据一部分以前根本不知道的材料去加工。
【注：这包括对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社会形态，又不同于未来共产主义的市民社会的一般特征的描述：（1）“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既要以生产中人的（历史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又要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的依赖为前提。每个个人的生产，依赖于其它一切人的生产；同样，他的产品转化为他本人的生活资料，也要依赖于其它一切人的消费。”（2）“价格古已有之，交换也一样；但是，价格越来越由生产费用决定，交换延及一切生产关系，这些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自由竞争的社会里，才得到充分发展，并且发展得越来越充分。”所以，“斯密按照真正的18世纪的方式列为史前时期的东西，先于历史的东西，倒是历史的产物。”（3）但是，“经济学家是这样来表述这一点的：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且仅仅是自己的私人利益；这样，也就不知不觉地为一切人的私人利益服务，为普遍利益服务。关键并不在于，当每个人追求自己私人利益的时候，也就达到私人利益的总体即普遍利益。”但是，“从这种抽象的说法反而可以得出结论：每个人都互相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4）归根结底，“这种互相依赖，表现在不断交换的必要性上和作为全面中介的交换价值上。”所以，“关键倒是在于：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设定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则是由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5）最后总起来说，“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这种社会联系表现在交换价值上，因为对于每个个人来说，只有通过交换价值，他自己的活动或产品对他来说才成为他的活动或产品；他必须生产一般产品——交换价值，或本身孤立化的，个体化的交换价值，即货币。”就是说，个人不再“直接地从自然界再生产自己”，而从社会再生产自己，“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或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第105-107页）】
资产阶级工作者试图用物象的价值形式，即纯粹使用价值的社会公式，无穷演绎资本、劳动、利润和地租。“这里恰好也暴露了社会主义者的愚蠢（特别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愚蠢，他们想要证明，社会主义就是实现由法国革命所宣告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理想），他们论证说，交换、交换价值等等最初（在时间上）或者按其概念（在其最适当的形式上）是普遍自由和平等的制度，但是被货币、资本等等歪曲了。或者他们论证说，历史迄今为止企图以适合自由和平等的真实性质的方式来实现自由和平等的一切尝试都失败了，而现在他们，例如蒲鲁东，发现了用这些关系的真正历史来代替它们的虚假历史的真正秘诀。”但是，“对于这些社会主义者必须这样回答：交换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货币制度，事实上是平等和自由的制度，而在这个制度更进一步的发展中对平等和自由起干扰作用的，是这个制度所固有的干扰，这正好是平等和自由的实现，这种平等和自由证明本身就是不平等和不自由。认为交换价值不会发展成为资本，或者说，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不会发展成为雇佣劳动，这是一种虔诚而愚蠢的愿望。”“堕落的最新经济学”，“为了反对……社会主义者而提出的平庸论证，是企图证明，经济关系到处都表示同一些简单规定，因而到处都表示交换价值相交换的简单规定中的平等和自由。”“这完全是儿戏般的抽象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第203-204页】
马克思阐述了他所发现的价值和生产关系，表述了这样的观点：货币并不是物，是一种社会经济关系载体。货币的共同体更准确地说，应当就是“社会（生产）关系”。说明货币的基础规定是价值，是生产的社会关系。所谓“货币形式”（反映价值规律的危机的价值形式），背后不过是生产理论，而这一理论不过就是价值理论。马克思在货币之中和货币的背后所发现的价值和社会生产关系的规定，其实就是现代主体的生成规定。通过货币本身发展为资本与劳动二元主体的对抗逻辑中介，劳动关系进一步成为生产逻辑主体，使得货币规定的实质锚定在资本发展规定中。“由于马克思把经济的发展同社会的本质和运动本身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在这里建立了正确的历史关系。正是由于这一点，他能意识到在这个发展中完成的认识的不断接近过程。”劳动二重性学说现在就产生在这个不断接近的认识过程中，就锚定在对象中，锚定在研究对象（生成）规定中，形成在对象→研究对象（古典主义“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行程中。“这样就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直接先驱者进行唯物辩证的批判打下了基础，这种批判严格地区分先驱者各种理论中的真理内容和错误，同时从两个因素的历史－社会基础的辩证法出发去追溯并阐明它们。”“可见，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自我异化的思想表现。不过马克思没有停留于这种一般的确认。他在承认斯密和李嘉图的功绩的同时，把政治经济学的矛盾具体化了，就是说，在政治经济学古典作家看来劳动就是一切，他们正确地把全部经济学范畴归结为劳动，但同时指出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劳动的承担者——工人是微不足道的。”
（于是）现在，马克思从这个立场，这种观点——劳动是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又微不足道的矛盾统一体——出发，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支离破碎状态和各种矛盾作了充分的阐述……由于这一切，现在就可以明白，为什么黑格尔，像马克思说的那样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的立场上。“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另一方面，异化的范畴即外化的范畴是黑格尔哲学的，特别是《精神现象学》的中心点。费尔巴哈从黑格尔那里接受了这个概念，以便用这个概念——现在是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表明信教的人对神的关系，即对他自己的本质的虚幻反映的关系，这种本质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却被他作为异己的、统治他的力量加以崇拜。然而在费尔巴哈那里，由于他的人本学观点的形而上学的局限，当这个范畴被唯物主义地颠倒过来时，当这个范畴用于反对宗教时，却丢掉了这个范畴——尽管被唯心主义地歪曲了——在黑格尔那里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现在马克思……撰写《论犹太人问题》以来的著作以及迄今为止最高的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中……赋予异化、外化的范畴以一种崭新的，即第一次被科学地理解的历史－社会的含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马克思通过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的局限性彻底决裂，做到了这一点。现在马克思就是从这样获得的观点的高度出发，在他的新的经济学认识的基础上重新着手完成批判黑格尔理论的任务——同时维护并继续发展了黑格尔哲学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列宁）——如批判《现象学》，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形式的“异化”范畴。【注：卢卡奇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第208-213页】
“把商品归结于二重形式的劳动，即把使用价值归结于实在劳动或合乎目的的生产活动，把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或相同的社会劳动，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半世纪以上的研究得出的批判性的最后成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998，第445页】
货币史批判给真正含义的劳动二重性学说的工作发现打下基础。此外，我们也必须要说，一个资本的生成概念就意味着一部完整的货币史。它同时是资本发生的前史，并不是什么先天“精神”或“理念”。
【注：这是马克思为什么在第一个工作文件中就预先埋伏好了相应的精神现象学批判的缘故。他说明，威廉·配第是从单纯的社会客观出发的，而没有受到主观束缚：“配第把使用价值归结于劳动，并不是不知道劳动的创造力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关于实在劳动，他一开始就是从它的社会的总体形式上当作分工来理解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998，第445-446页）】
其充分表明：劳动二重性和货币的规定从来是相互推动着的前进。马克思对之一直持有批判的工作态度。各种流派则只对“他们的劳动二重性”进行阐释，好各为已用。资产阶级这个学派就更是以物象二重性直接更换之。庸俗解释派随意地解释劳动的产物，产生“建构幻觉”，以为物的交换价值可以包办一切形式解释。就会产生认识上的无耻之徒：“一方面有这种剩余生产，与此相对，另一方面必定有剩余消费，一方面是为生产而生产，与此相对，另一方面必定是为消费而消费。”“因为施托尔希不是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本身，他把物质生产当作一般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考察，而不是当作这种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地发展的和特殊的形式来考察，所以他就抽去了自己立足的基础，而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能够既理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也理解这种一定社会形态的自由的精神生产。他没有能够超出泛泛的毫无内容的空谈。而且，这种关系本身也完全不像他原先设想的那样简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004，第343-346页】
“可见，[资产阶级辩护论者的]这全部聪明才智不过是要停留在最简单的经济关系上。”实际上坚持从劳动批判出发，就能察明货币的形式，因为，它必定要归结于一定的特殊劳动生产形式。由此引出货币性质：“在交换价值和货币的简单规定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工资和资本的对立……这些经济关系单独来看，是纯粹的抽象，但在现实中却是以各种最深刻的对立为中介的，并且只反映上述对立表现消失不见的那一个方面。”【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第203页】
从这条路径进行下去，跟随物质批判进行主观精神批判，货币的批判必然导致对商品批判的深刻性认知，从中引出资本批判的结论。
（五）
理论部分完成的是范畴生产，并大体完成了认识生产，严格意义的认识生产和认识批判迟至历史部分的完成而完成。在这种意义上，成型的历史部分确实与存在者抽象的上升运动有关。如果马克思有充足时间得以完成他的作品的话，他会选择价值抽象和剩余价值抽象来作为综合的起点，就像五篇计划中的那样的声明。
【注：从本章的主旨看，《导言·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乃是起自经济思想史批判，经由客观范畴生产（即客观批判），抵达五篇结构计划的工作行程。马克思在这里提到：“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并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主要是执行范畴批判和认识批判。这些工作后来集中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来完成。我们这里的分析从侧面上揭露了五篇计划的主客观批判的混合结构的工作性质。】
前者从货币一般到金属货币，再到信用货币，后者从生产资本到产业资本，一直到社会竞争资本，全面完成商品生产的历史认识批判过程。依据这种原则，整个历史文献部分表现出来的逻辑运动似乎就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而不像理论部分中表现出来的逻辑事实是抽象－具体的“整体上升运动”。 这是历史认识向主观批判逻辑回归的过程，凸显出认识的自我“历史综合”。而从认识批判形式上看，“科学的方法只能用‘抽象’来解释‘具体’，而不能反过来!”也因此，“‘上升’过程……在于说明‘抽象’为何、如何是（成为）‘具体’。”【注：刘召峰：《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辨析》，《江汉论坛》2013年第10期】
这种抽象和具体统一的关于存在者的分析性综合，在实质上是决定如何认识批判的方式。由于资产阶级经济认识在行程上显露为由剩余价值一般到剩余价值特殊（包含流通运动条件），再到剩余价值个别（即完全羽化为表象竞争形式的运动规定）的历史路径形式，批判必须总体遵守这个路线。促成《剩余价值理论》的认识阐述性质：从对剩余价值的探索出发，——本身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的分析而达到，不断逻辑上升，经由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特殊运动形式的阐发，最后到达生活形态。在生活形态中，剩余价值通过它的分配运动——分配形式是利润一般，产生由剩余价值的各个个别转化形式组成的“剩余价值社会运动生态”，剩余价值总体化为“剩余价值分配总体”。
这当然是典型态的有关于剩余价值－经济利润（各种剩余价值生活形式）的抽象到具体的分析与综合。其思想史的含义存乎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绝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鉴于这种思想史意义，也因此，“‘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通常被理解为‘从商品上升为货币，再从货币上升为资本’的方法。这种理解是不完全的。除此之外，至少还应包括‘从劳动产品上升为商品’‘从劳动过程到价值形成过程，再到价值增殖过程’‘从剩余劳动一般到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从剩余价值到利润、利息、地租等具体形式’等等。‘抽象’之所以需要‘上升’为‘具体’，是因为‘具体’与‘抽象’是有区别的，‘抽象’还并不就是‘具体’：劳动产品并不就是商品，货币也还并不就是资本，剩余劳动与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并不能等同。”另外，“‘上升’过程的主要困难并不在于说明‘具体’是‘抽象’（说明商品是劳动产品，货币是商品，资本是货币，把利润、利息、地租等归结为工人的劳动，并不十分困难），而是在于说明……劳动产品在何种条件下会成为商品（生产商品的劳动的独特社会性质何在）?商品生产的发展为何必然地会分离出货币?作为资本的货币实现增殖的条件是什么?剩余价值通过怎样的‘社会机制’被必然地分割为利润、利息、地租等具体形式?”【注：刘召峰：《<资本论>中的“二重性”学说探论》，《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1期】
经由范畴上的总体考量，从而能够确定：“所谓‘批判’，就是考察一事物之为这一事物的独特性所在，考察它的存在条件、历史起源和历史命运。因而，所谓‘资本批判’，就是考察‘资本’区别于其它生产方式的特性，考察‘资本’得以存在的前提，考察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的历史暂时性质。”也因此，“‘上升’过程的主要理论任务在于，剖析那个能使‘抽象’上升为‘具体’的独特社会形式。”在于揭明：“‘资本’，是‘物’所获得的独特‘社会形式’。这一‘社会形式’可以‘历史地获得’，同样也可以‘历史地失去’。而且，由于‘资本’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的发展，会达到这样的程度：‘剥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这就是‘资本’的历史暂时性。”【注：刘召峰：《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辨析》，《江汉论坛》2013年第10期】
这样即能够全面驱除笼罩在资产阶级头上的资本物象性的历史认识光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实践化的拜物教批判理论出场了！即在资产阶级解释学（物象二重性）意义的尽头，真正具有批判行动蕴涵的劳动二重性学说得到了最为透彻的说明。我们继续通过绘制图16-2，对照认识生产和认识批判，取得它们在工作关系上的基本联系。
【注：批判认识I、II、III可对应分别包含在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及交换关系中的二律背反认识。】
图16-2 资本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
资本批判史——资产阶级认识的历史界限
认识史是对批判运动的认识，是全部批判史之提要。即一方面，“批判经济学是把资本主义全历史及其反映的经济学说，作为研究批判对象。”【注：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56页】
另一方面又应该说，“批判经济学的批判本质，是作为整体的社会发展学说赋予的。正是出于这个整体的考虑，也让马克思因为忙于全面的历史考察而未能完成全部《资本论》的修订和出版。”【注：郝敬之：《整体马克思》，人民出版社，2012，第272页】
一言以蔽之，对资本的认识，必然全面涉及认识史，涉及批判史，尤其客观批判的认识史，方可从中彰显出资产阶级认识的局限来。由于理论部分讲清楚实在史，这《资本论》的最后一卷——马克思狭义地把它视作为关于“剩余价值理论”的写作，差不多就是关于资本“瓦解逻辑”的系统整理和以此为基础的进一步的批判工作的寻求。再强调一遍：这里已经不是纯粹的实在史了，这是摹写资本的认识形式即资本范畴，是把资本的发展当作“范畴”来看待的工作规定，是对实在史的历史反映，是关于资本的精神史的认识科学！因而立足马克思本人的写作角度，《剩余价值理论》把握剩余价值从而资本的总认识），而由于“这个一般”本身是资本不断历史发展的结果性规定，那么这一卷即批判史，可以说是体现了真正资本理论的“逻辑学的”工作特征。即理论部分是实在史（历史）＝理论，历史部分是认识批判史（逻辑）＝逻辑学，然而不是＝建构，而是＝批判（行动蕴涵）的逻辑学。这和试图直接跳过进行实在史批判之理论部分的、工作，急欲宣称理论史的成果（认识论的逻辑或逻辑学）的做法迥然不同。
【注：换言之，如果说范畴史I、范畴史II通过说明范畴运动的性质和运动的构造，解决了认识生产问题，那么从中升腾出来的批判史，即是对切合实际的认识论工作规定的执行。即通过或利用这种范畴运动实施有认识效力的范畴批判——对资产阶级错认意义的拜物教理论（认识拜物教）实施批判，全方位展示“资产阶级认识的历史界限”。为了锤炼“批判的武器”，工作的本身自然是通过持续的范畴批判来达成的，即通过对范畴运动的特殊构造的准确理解（相应构造出“特殊知识论”），达到工作批判的持久性和不断更新。某种意义上，这就意味着它像“脚手架”拆了又装，装了又拆，因应“实在史＝理论”的实体对象而发展变化。这当然孕育了知识论的无穷尽的争斗。这是人类认识在史前发展时期固有的认识现象。但这项工作整体上是配合理论部分进行的。由于理论部分采取了全面的、百分百的实践化的工作批判关系，导致这里的工作重心是指向了大写字母化的价值（形式）的逻辑结构。阐述从来是辩证的，批判从来是内置的，目的是突显工作的主体部分——理论部分的实践逻辑结构。这样，我们就始终面对一个从无始端和从无终端的思想史的批判世界。通过坚持自觉的自我批判，人类本身可能克服认识的二律背反现象。由于外部历史世界越来越具有变化运动性质，越来越成为过程有机体，人类本身格外需求看坚持批判的客观性，整体借助客观历史世界发展所提供出来的认识力量。唯有如此，才有真正迎来愈发光明前景之可能，才可获得彻底的驱除了迷雾的思想上的解放。】
（一）
资本主义的这个思想史批判世界实际是从重商主义者那里接手过来的。“重商主义以它那种粗浅的现实主义，形成了当时真正的庸俗经济学，在后者的实际利益面前，配第及其后继者们做出的科学分析的开端，完全被抛诸脑后。在这里，我们在批判重商主义时……谈到它关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见解。以前已经指出，货币主义把为世界市场进行的生产，和产品到商品从而到货币的转化，正确地宣告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和条件。当它以重商主义继续向前发展时，起决定作用的已经不是商品价值到货币的转化，而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了，但这是从流通领域的没有概念的观点出发的，同时这种剩余价值这样一来就表现为剩余货币，表现为贸易差额中的余额。”【注：《资本论》第3卷，2004，第887页】
从中产生像斯图亚特这样的早期物象经济思想家。作为早期代言人，斯图亚特关于“剩余价值存在性”的想法完全是形式上的。分析的是流通资本的对象。总的来说，他的分析：既在流通中，又脱离流通。一方面在流通中，意味着“让渡利润”是一方之所得、另一方之所失，“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制造业者’即单个资本家的利润，总是‘相对利润’，总是‘让渡利润’，总是由于商品的价格高于商品的实际价值，由于商品高于它的价值出卖而产生的。因此，如果一切商品都按它的价值出卖，那就不会有任何利润了。”另一方面又脱离了流通，“斯图亚特不同意这种错觉：单个资本家由于高于商品价值出卖商品而获得的剩余价值，就是新财富的创造。因此，他把绝对利润和相对利润区分开来……他接着所说的关于这个利润能引起‘社会财富’的增加和扩大的这句话，看来，可以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斯图亚特所指的，仅仅是由劳动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的更大的使用价值量，他完全离开资本家——他总是以交换价值的增加为前提——的利润来考察这个绝对利润。”这样，利润由两者不假思索地调和了，成为“混合利润”。“可见，商品的价格包含着两个彼此完全不同的要素：第一，商品的实际价值；第二，‘让渡利润’，即转让或卖出商品时实现的利润。”这是剩余价值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范畴”在资产阶级工作者脑海中最初的有价值的存留。资本形式是“实际价值”和“利润”（无论绝对利润还是让渡利润）。“绝对利润是由‘劳动、勤勉和技能的增进’产生的”，然而，“究竟它怎样由这种增进产生，斯图亚特并没有想说清楚。”显见出这一点：
在重农学派以前，剩余价值——即利润，利润形式的剩余价值——完全是用交换，用商品高于它的价值出卖来解释的。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总的说来，并没有超出这种狭隘看法；甚至应该把斯图亚特看作这种看法的科学的复制者……在这方面，斯图亚特是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的合理的表达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004，第11-13页】
（二）
正是斯图亚特——局限在流通领域里的经济学家，从一开始就遇见了冲突，将矛盾赤裸裸地提示了出来。法国重农学派试图对斯图亚特所揭露的问题加以解决。马克思说明是这个学派首次谈及了生产资本的实体：“在资产阶级视野内对资本进行分析，从本质上来说是重农学派的功绩。这个功绩使他们成为现代经济学的真正鼻祖。”重农主义学派固然谈论的是物象资本，但是，“重农学派把关于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直接生产本身的领域，这样就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奠定了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004，第15-16页】
因此，“他们的巨大贡献……首先是，和重商主义相反，从只是在流通领域执行职能的商业资本回到了生产资本。”【注：《资本论》第3卷，2004，第886-887页】
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学派拒绝了资产阶级的物象的经济思想，相反，它恰恰是牢牢抓住了这一点。因而它只是看到：“使用价值；这里，资本是按照它在劳动过程中所具有的一定关系出现的。”没有试图说明：“正是在这里，资本不仅仅是劳动所归属的、把劳动并入自身的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资本还把劳动的社会结合以及与这些社会结合相适应的劳动资料的发展程度，连同劳动一起并入它自身。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大规模地发展了劳动过程的物的条件和主观条件，把这些条件同单个的独立的劳动者分割开来，但是资本是把这些条件作为统治单个工人的、对单个工人来说是异己的力量来发展的。”【注：《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1975，第421-422页】
重农主义学派试图使物质实体同资本的流通形式统一起来。“除了对资本在劳动过程中借以存在的物质要素进行这种分析以外，重农学派还确定了资本在流通中所采取的形式（固定资本、流动资本，不过重农学派用的是另外的术语），并且一般地确定了资本的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之间的联系……在这两个要点上，亚·斯密继承了重农学派的遗产。他的功绩，在这方面，不过是把抽象范畴固定下来，对重农学派所分析的差别采用了更稳定的名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004，第15-16页】
“这一切使资本变成一种非常神秘的存在。”【注：《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1975，第422页】
尽管导致资本成为神秘的存在，马克思还是客观地评价了它的贡献：
这是物质规律；错误只在于，他们把社会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物质规律看成同样支配着一切社会形式的抽象规律。
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思想观点的总体特征是：不断摇摆，但已经实际地提出了剩余价值规定，——它包含在其所使用的资本概念当中。拿重商主义者斯图亚特来说，马克思指出：“他的关于‘财富的天平在有关双方之间的摆动’的理论，虽然丝毫没有触及剩余价值本身的性质和起源问题，但是对于考察剩余价值在不同阶级之间的分配，以及在按利润、利息、地租这些不同项目之间进行的分配，有重要的意义。”遗憾的是，“斯图亚特自己拒绝用这种办法来说明剩余价值的观念。”【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004，第12页】
关于重农主义学派：“重农学派是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早有系统的（不像配第等只是偶然的）解释者”，“虽然重农学派没有看出剩余价值的秘密，但他们还是非常清楚，剩余价值是‘一种独立的和可以自由支配的财富，是他（财富的占有者）没有买却拿去卖的财富’（杜尔哥），以及剩余价值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1976，第348-349页】
对于这个学派所起到的思想革命作用，马克思事实上认为在当时的境况下如何作正面的评估，都不算为过分。“W′…W′是魁奈《经济表》的基础。他选用这个形式，而不选用P…P形式，来和G…G′（重商主义体系孤立地坚持的形式）相对立，这就显示出他的伟大的正确的见识。”【注：《资本论》第2卷，2004，第115页】
这个历史功绩准确来说集中在这一贡献上：“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初的理论探讨——重商主义——必然从流通过程独立化为商业资本运动时呈现出的表面现象出发，因此只是抓住了假象。这部分地是因为商业资本是资本本身的最初的自由存在方式；部分地是因为它在封建生产的最初的变革时期，即现代生产的发生时期，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注：《资本论》第3卷，2004，第375-376页】
（三）
把资本客观发展过程归结为剩余价值范畴，是为了免除物象性。从资本生产的历史形成看，资本范畴只能从剩余价值生产方式上得到辨识，这其实是一项对于资产阶级社会而言的“客观认识”。在内容上，剩余价值规定说明了价值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于资本主义体系内的生产方式的历史实在性；某种意义上，也是这一规定在商品生产域内的最终完成形态。“社会必要”不过说明再生产的特性，要说清楚“消费的生产”始终是出发点的规定和生产的制约条件，现在并且成为一般社会条件；“劳动时间”说明社会的内涵，要进一步说清楚“生产的消费”的社会性质，不过是说它现在变为了特殊社会生产目的上的消费行为。这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条件所要求和决定的。一般而言，这种资本主义的“社会必要”恰恰由资本（形式）造成。因此资产阶级古典学家得以局部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也恰好始自流通领域。
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批判地证明，斯密和李嘉图所说的生产价值的劳动时间都是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斯密不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只有生产资本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给生产劳动下了定义，亚·斯密在这里触及了问题的本质，抓住了要领。他的巨大科学功绩之一（如马尔萨斯正确指出的，斯密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在批判中所做的区分，仍然是全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础）就在于，他下了生产劳动是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这样一个定义，也就是说，他根据这样一种交换来给生产劳动下定义，只有通过这种交换，劳动的生产条件和一般价值即货币或商品，才转化为资本（而劳动则转化为科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这里，“什么是非生产劳动，因此也绝对地确定下来了。那就是不同资本交换，而直接同收入即工资或利润交换的劳动（当然也包括同参与分享资本家利润者的各个项目，如利息和地租相交换的劳动）。凡是在劳动一部分还是自己支付自己（例如徭役农民的农业劳动），一部分直接同收入交换（例如亚洲城市中的制造业劳动）的地方，不存在资产阶级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和雇佣劳动。因此，这些定义不是从劳动的物质规定性（不是从劳动产品的性质，不是从劳动作为具体劳动的规定性）得出来的，而是从一定的社会形式，从这个劳动借以实现的社会生产关系得出来的。例如一个演员，哪怕是丑角，只要他被资本家（剧院老板）雇用，他偿还给资本家的劳动，多于他以工资形式从资本家那里取得的劳动，那么，他就是生产劳动者；而一个缝补工，他来到资本家家里，给资本家缝补裤子，只为资本家创造使用价值，他就是非生产劳动者。前者的劳动同资本交换，后者的劳动同收入交换。前一种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在后一种劳动中收入被消费了。”“这里，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始终是从货币所有者、资本家的角度来区分的，不是从劳动者的角度来区分的，而加尼耳等人的荒谬论调正是从这里产生的，他们根本不懂问题的实质，竟然问道：妓女、仆役等等的劳动，或服务，或职能，会不会带来货币？”但是，“作家所以是生产劳动者，并不是因为他生产出观念，而是因为他使出版他的著作的书商发财，或者说，因为他是一个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所以归根结底，“我们在这里指的劳动的这种规定性，不是从劳动的内容或劳动的结果产生的，而是从劳动的一定的社会形式产生的……劳动的物质规定性，从而劳动产品的物质规定性本身，同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之间的这种区分毫无关系……这种区分本身，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既同劳动独有的特殊性毫无关系，也同劳动的这种特殊形式借以体现的特殊使用价值毫无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004，第140-145页】
形式上认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定，内容上予以否决，这就是斯密的生产劳动定义的实质。
【注：特殊的认识发生学导致：斯密不是从价值中历史合理地引出剩余价值，相反，是从剩余价值规定中再度将价值本身引申出来。这就是他的所谓的“生产劳动的二重见解”。在第一重规定性上，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是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而在第二重规定性上，这一对应的规定是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但是，“劳动的物质规定性，从而劳动产品的物质规定性本身，同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之间的这种区分毫无关系。”但斯密究竟为什么要提出第二重的规定性呢？答案在于：“斯密在他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第二种区分上，完全回到——在更广泛的形式上——货币主义的区分上去了。”这种认识回归反映了资产阶级认识进程的特有工作内涵，即：“这里，我们看到了斯密关于生产劳动的第二个定义的来源。如何给剩余价值下定义，自然取决于所理解的价值本身具有什么形式。因此，剩余价值在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体系中，表现为货币；在重农学派那里，表现为土地的产品——农产品；最后，在亚·斯密那里，表现为一般商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004，第144、160、366页）】
但是，定义只能由研究对象的规定上来下，决不能越出这个范围。斯密用自然一般观念平静地看待历史发展，导致实体内容被当作各种彼此严重冲突的定义予以对立。
这些定义同时显露了亚·斯密内在思想进程的各个环节：“（非生产劳动者的劳动）不生产任何价值”，“不能使价值有任何增加”，“生活费永远得不到偿还”，“它不固定或不实现在一个特定的对象或可以出卖的商品中”。相反，“他的服务通常一经提供随即消失，很少留下某种痕迹或某种以后能够用来取得同量服务的价值”。最后，“它不固定或不实现在任何耐久的对象或可以出卖的商品中”。在这种看法中，“生产价值”和“不生产价值”这些术语是在和原来不同的意义上说的。这里谈的已经不是本身就包含着为已消费的价值再生产出一个等价的剩余价值生产。这里谈的是：一个劳动者，只要他用自己的劳动把他的工资所包含的那样多的价值量加到某种材料上，提供一个等价来代替已消费的价值，他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这里就越出了形式规定的范围，越出了用劳动者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来给生产劳动者和非生产劳动者下定义的范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004，，第147页】
斯密持有的历史对象是物象关系的历史运动。斯密混同商品社会的低级形式和依据它发展起来的高级形态规定，努力使二者并行不悖。进而在发展形态上，他也试图使商品社会本身同人类历史上已经具有的产品社会的初级形式予以混同，所以把生产劳动同时说成是劳动者的劳作活动，将其一般地看成普遍永恒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秩序，看作“抽象的一”。这必然带来现象观察上的二元化，并屈从于现象，屈从于“抽象的一”与“现象二元”的逻辑冲突。在阐述自己的见解时一面反对重农学派，一面深受其影响，斯密最终不得不走入歧途。尽管具有深厚的历史直觉，但从主观认识上拒绝承认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独有性质，并拒绝把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起来，尽管他不自觉地是那么做的。这样，斯密丧失了进一步研究资本（形式）的机会。在这方面，他的后继者李嘉图从斯密的前提出发研究资本（形式），但在对待生产劳动方面的认识水平甚至没有赶上斯密本人的水准。
（四）
客观批判的产物是历史自身所形成的“认识”，即客观认识。在思想史领域，这个客观认识是被写为了“主观知识”。由这个基础上，思想真值和思想假值一同发展起来，假象要和真相争夺社会权利。“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实际上具有正确的本能，懂得过于深入地研究剩余价值的起源这个爆炸性问题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李嘉图从来没有考虑到剩余价值的起源。他把剩余价值看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东西，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他看来是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李嘉图不谈论实际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只谈论这个实体的形式的实现，谈论它的发展过程，重视的是构造形式本身的来源的分析和它的进一步的形式方面的发展。“他在谈到劳动生产率的时候，不是在其中寻找剩余价值存在的原因，而只是寻找决定剩余价值量的原因。”因为毕竟，“资本主义企业作为一个特殊阶级的存在本身是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没有一定程度的劳动生产率，工人就没有这种可供支配的时间，而没有这种剩余时间，就不可能有剩余劳动，从而不可能有资本家……一句话，不可能有大占有者阶级。”【注：《资本论》第1卷，2004，第585-590页】
问题的发展显得更为糟糕。“相反，他的学派公开宣称，劳动生产力是利润（应读作剩余价值）产生的原因。这无论如何总比重商主义者前进了一步，因为重商主义者认为，产品的价格超过产品生产费用而形成的余额是从交换中，从产品高于其价值的出售中产生的。不过对这个问题，李嘉图学派也只是回避，而没有解决。”“在李嘉图以后半个世纪，约翰·斯图亚特·
依据物象关系的资本范畴——从形式上认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阶级对抗性质、内容上则极力地否认，资产阶级工作者力图把资本主义系统建设成“特殊物象系统”。这样，生产方式认识上的二律背反的工作性质势必推进到生产关系的层面，使得处于构型时期的资产阶级认识论明显地具有了矛盾化的表达形式。“斯密在交换价值的规定上摇摆不定：一方面认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量，另一方面又认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可以买进商品的活劳动量，或者同样可以说，决定于可以用来买进一定量活劳动的商品量；他时而把第一种规定同第二种规定混淆起来，时而以后者顶替前者。在第二种规定中，斯密把劳动的交换价值当作商品的价值尺度，实际上就是把工资当作商品的价值尺度……但是，劳动的价值，或者确切些说，劳动能力的价值，也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是变化的，它和其他商品的价值没有什么特殊的区别。这里把价值当作价值的标准和说明价值存在的理由，因此成了循环论证。”这实际是资产阶级错认意义的抽象规定（物象实体）在生产过程认识形式上的反映。“斯密的这种摇摆不定以及把完全不同的规定混为一谈，并不妨碍他对剩余价值的性质和来源的探讨”，只不过是，“他从一种解释方法到另一种解释方法的转变，是有更深刻的基础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004，第46-47页。】
斯密的后继者没能根除他在生产关系方面的许多误识，而兀自更加混乱地认识问题，就是说，力求从形式方面解决，把真正的问题轻易地从眼前放过去了。
【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恩格斯重申了马克思的话：“可见，亚·斯密把剩余价值，即剩余劳动——已经完成并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劳动超过有酬劳动即超过以工资形式取得自己等价物的劳动的余额——理解为一般范畴，而本来意义上的利润和地租只是这一般范畴的分枝……然而，斯密并没有把剩余价值本身作为一个专门范畴同它在利润和地租中所具有的特殊形式区别开来。斯密尤其是李嘉图在研究中的许多错误和缺点，都是由此而产生的。”就是说，“他们从来没有以绝对的形式把它说出来并确定下来。”（《资本论》第2卷，2004，第14-17页）】
斯密和李嘉图均认识到了资本家不顾一切地社会夺取剩余价值，却没有实际地考察它，没有认真考虑过这种行动结果即积累，以及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和究竟会带来怎样的社会后果。由于不理会那种后果，也就不会把积累同剩余价值本身联系起来考虑。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工作本性使之不准备承认这些。实际上，也就不能指望他们将资本主义价值尺度真正归结于资本（形式）所导致的必要劳动时间，——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规定。“贝利的批评就是以此为根据的，同时，李嘉图的缺陷也就在这里。”由于很明显的原因，“这种劳动的性质，李嘉图并没有研究。”就是说，他完全地丢开了真正的形式，而专注于流俗的形式——相对的形式、比较的形式。
这个指责是由李嘉图说明问题的缺陷引起的，因为他完全不是从形式方面，从劳动作为价值实体所采取的一定形式方面来研究价值，而只是研究价值量，就是说，研究造成商品价值量差别的这种抽象一般的、并在这种形式上是社会的劳动的量。否则贝利就会看到，决不因为一切商品就它们是交换价值来说都只是社会劳动时间的相对表现，价值概念的相对性就取消了；贝利也就会明白，商品的相对性决不仅仅在于商品彼此交换的比例，而且在于所有商品同作为它们的实体的这种社会劳动的比例……应该责备李嘉图的，倒是他经常忘记了这种“实际价值”，或者说“绝对价值”，而只是念念不忘“相对价值”，或者说“比较价值”。【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2008，第181-191页】
简单小结：其一，从资产阶级认识发生史看，亚当·斯密是当仁不让的早期思想的集大成者，历史路标人物则是斯图亚特、魁奈等；他们共同完成资本存在的资产阶级精神现象学。其二，大卫·李嘉图是资产阶级思想渐渐成熟时期的代表者，历史路标人物是斯密和李嘉图；只是由他俩共同完成资本本质的资产阶级精神现象学。整体的古典主义发展阶段标识了资产阶级精神现象在基本构造上的完成。这才有接下来的对于资产阶级思想史的全面性总结和批判，而这又是真正的工作的开始。所以，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最开始的位置突出地写明了：
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纯粹地就剩余价值本身，而是在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上来考察剩余价值。
“斯密区分商品和服务，就像货币主义区分金银和其他一切商品一样。斯密在这里也是从积累的角度来区分的，不过积累已经不再被看作货币贮藏的形式，而是被看作再生产的实际形式了。商品在消费中消灭，但同时它会重新生出具有更高价值的商品来，或者，如果不这样使用，商品本身就是可以用来购买其他商品的价值。劳动产品本身的属性是：它作为一个或多或少耐久的、因而可以再让渡出去的使用价值存在，它作为这样一种使用价值存在，即它是可以出卖的有用品，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是商品自身，或者说，实质上是货币。非生产劳动者的服务不会再变成货币。我对律师、医生、教士、音乐家等等、政治家、士兵等等的服务支付了报酬，但是，我既不能用这些服务来还债，也不能用它们来购买商品，也不能用它们来购买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这些服务完全像容易消失的消费品一样消失了。可见，斯密所说的实质上同货币主义所说的一样。货币主义认为，只有生产货币，生产金银的劳动，才是生产的。在斯密看来，只有为自己的买者生产货币的劳动才是生产的。所不同的只是，斯密在一切商品中都看出了它们具有的货币性质，不管这种性质在商品中怎样隐蔽，而货币主义则只有在作为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的商品中才看出这种性质。”但是，“这种区分是以资产阶级生产本身的本质为基础的，因为财富不等于使用价值，只有商品，只有作为交换价值承担者、作为货币的使用价值，才是财富。货币主义不懂得，这些货币的创造和增加，是靠商品的消费，而不是靠商品变为金银，商品以金银的形式结晶为独立的交换价值，但是，商品在金银的形式上不仅丧失了它们的使用价值，而且没有改变它们的价值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004，第367-368页】
由此，马克思要这样来对资产阶级抽象进行整体评述：
斯密起初是从事物的内部联系考察事物，后来却从它们在竞争中表现出来的颠倒了的形式去考察事物。他天真地把这两种考察方法交织在一起，而且没有觉察到它们之间的矛盾。相反，李嘉图为了把握规律本身，有意识地抽象掉了竞争形式，抽象掉了竞争的表面现象。应该指责李嘉图的是，一方面，他的抽象还不够充分，不够完全，因而当他，比如说，考察商品价值时，一开始就同样受到各种具体关系的限制；另一方面是，他直接把表现形式理解为一般规律的证实或表现；他根本没有揭示这种形式。就第一点来说，他的抽象是极不完全的，就第二点来说，他的抽象是形式的，本身是虚假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2008，第115页】
（五）
就马克思实际的写作而论，《商品》在某种程度上既完成了关于商品的客观批判逻辑（建构），同时也完成了关于商品的主观批判逻辑（建构）。在主观愿望上，理论部分终篇的写作也是这种情况。但后者之所以不能够像前者那样——产生鲜明批判效果，乃是因为客观（批判）逻辑和主观（批判）逻辑的统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人为性地强制分开了；资产阶级理论认识家并不从批判出发，而从直接建构出发，即向着知识理论生产（知识论）而去的，就是说，从形式上看仿佛是向着生产出他们自己的“经济思想史”（为经济思想而经济思想）而去的。“如果本来只应当正确地说明问题，那么，剩余价值和利润的混淆或区分不清，则是政治经济学中产生极大谬误的根源。杰出的经济学家们，例如李嘉图，当然没有把这两者绝对混淆起来，不过他们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表明他们明确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但是，正因为如此，在他们那里，一方面实际规律表现为实际运动的抽象，因而实际运动到处都在局部上同这种抽象相矛盾。另一方面，他们想用价值的或剩余价值的性质来强制地说明那些只是从利润形式的剩余价值中所产生出来的现象。由此就得出错误的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1998，第416页】
因此，为了进行资本形式批判——实质内容是资本概念批判，分析必须从价值形式批判（商品概念批判）开始。
中介是资本（形式）的发展。例如，它通过对资本的直接的循环运动——资本直接交换运动是资本主义协作体系的发展——转变为资本的系统的积累运动的那些过程的分析，即“货币转化为资本”转换成“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那些运动形式的分析，再现历史上的价值（形式）的发展关系，重新经历类似的发展过程，全面呈现资本一般的认识形式。“因此，这种经济关系——资本家和工人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两极所具有的性质——随着劳动越来越丧失一切技艺的性质，也就发展得越来越纯粹，越来越符合概念。劳动的特殊技巧越来越成为某种抽象的、无差别的东西，而劳动越来越成为纯粹抽象的活动，纯粹机械的，因而是无差别的、同劳动的特殊形式漠不相干的活动；单纯形式的活动，或者同样可以说单纯物质的活动，同形式无关的一般意义的活动。这里再一次表明：生产关系的即范畴的——这里指资本和劳动的——特殊规定性，只有随着特殊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在工业生产力的特殊发展阶段上，才成为真实的。”“一般来说，这一点在以后谈到（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关系时应该特别加以阐述，因为这一点在这里已经包括在关系本身中了”，但是，“在考察交换价值、流通、货币这些抽象规定时，这一点还更多地属于我们的主观反思。”【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第255页】
关于资本形式的批判不过是为了彻底否决斯密教条。
【注：从反面看，斯密教条隐含的分析规定就是资产阶级的资本形式理论。“拉姆赛理解的‘固定资本’，不仅包括生产工具等等，而且包括原料，总之，就是每个生产领域中……不变资本的东西。当李嘉图谈到产品分为利润和工资的时候，他总是假定，预付在生产上并在生产中消费了的资本已经扣除。然而拉姆赛基本上是对的。李嘉图对资本的不变部分没有作任何进一步的分析，忽视了它，犯了重大的错误，特别是把利润和剩余价值混淆起来，其次在研究利润率的波动等等问题上也犯了错误……拉姆赛在这里谈的关于利润率的意见，要放到关于利润的第三章去考察。重要的是，他正确地强调指出了这个要素……｛被拉姆赛双重地考察的东西——在再生产过程中，就全国而言，是以产品补偿产品，就单个资本家而言，是以价值补偿价值——对于单个资本来说，是在分析同时也是再生产过程的资本流通过程时，甚至必须加以考察的两个观点。｝拉姆赛没有解决亚·斯密所研究的并使他陷入重重矛盾的真正困难。直截了当地说，这个困难是：整个资本（作为价值）都归结为劳动，它无非是一定量的对象化劳动。但是，有酬劳动等于工人的工资，无酬劳动等于资本家的利润。因此，整个资本都可以直接地或间接地归结为工资和利润。也许，在什么地方会完成这样一种劳动，它既不归结为工资，也不归结为利润，它的目的只是为了补偿在生产过程中消费了的、同时又是作为再生产条件的那种价值？但是，既然工人的全部劳动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用来保持他自身的生产能力，另一部分构成资本利润，那么由谁来完成这种劳动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004，第83-85页）】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以两个层次上的抽象为基础：第一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这个层次说，在一个经济体中，剩余价值的总量是既定的。第二是剩余价值的分配。从这个层次说，既定的剩余价值总量被分配到各个部门（平均利润率、商业利润、利息和地租）。在剩余价值分配理论中，待分配的剩余价值总量被看作是既定的，它已经被先前的剩余价值的生产理论所决定……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分配之间的这种区分，也与马克思在另外两个层次上的理论抽象关系密切：即一般资本与竞争。抽象的一般资本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剩余价值是生产或者总剩余价值的决定。抽象的一般资本所涉及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资本的循环和资本与利润（包括利润率的下降）。当讨论到抽象的竞争问题时，马克思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剩余价值的分配（或者总剩余价值分化为其它各个部门）。抽象的竞争所涉及的另一个问题是‘收入及其来源’，以及批判庸俗政治经济学家关于竞争现象的解释。”【注：莫斯利：《1861-1863年手稿中马克思剩余价值分配理论的发展》，载贝洛菲尔等主编《重读马克思——历史考证版之后的新视野》，徐素华译，东方出版社，2010，第169-170页。】
因此，尽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已经说明了：考察资本一般，并不是单纯的抽象规定，而是和具体有机联系着的社会抽象。【注：一方面，“资本一般，这是每一种资本作为资本所共有的规定，或者说是使每个一定的价值额成为资本的那种规定。”另一方面，“与各特殊的现实的资本相区别的资本一般，本身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关于其内部结构中的逻辑性质，马克思在这里还饶有兴致地举例说明：“代数学的情况也是这样。例如，a、b、c是数一般，是一般形式的数；但对a/b、b/c、c/b、c/a、b/a等来说它们又是整数，不过这些分数要以这些作为一般要素的整数为前提。”又强调说：“尽管它的逻辑学性质较多而经济学性质较少，但毕竟是我们研究过程中极其重要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第440-441页）】
但可以说，乃是《剩余价值理论》首次完整地生产了资本一般的理论范畴，考察它的各种认识形态，从中提炼出资本的抽象范畴和具体范畴。【注：1857年底，马克思在《大纲》的资本章中系统提出资本结构的“六分法”：Ⅰ.（1）资本的一般概念；（2） 资本的特殊性；（3）资本作为货币。Ⅱ.（1）资本的量；（2）用自身计量的资本；（3）资本的流通。Ⅲ.资本作为信用。Ⅳ.资本作为股份资本。Ⅴ.资本作为货币市场。Ⅵ.资本作为财富的源泉。1858年春，马克思继而提出《资本》册的“四篇三章”结构：（a）资本一般，包括（1）价值；（2）货币；（3）资本一般（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两者的统一）。（b）竞争或许多资本的相互作用。（c）信用。（d）股份资本，作为最完善的形式（导向共产主义），及其一切矛盾。但是在这当中，“资本的流通过程”一直没有从分篇的结构形式上予以独立。直到1863年1月出现了《资本论》“三篇结构”：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和利润（《剩余价值理论》中，它们曾被称为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这种情况得到彻底地改观。这一工作在1865年的《资本论》“四册三卷”或“四卷结构”中得到最后明确。】
围绕这个主题，马克思突出地声明：
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由此会产生哪些必然的理论谬误，这将在第三章（即《资本和利润》）中得到更充分的揭示，那里要分析剩余价值作为利润所采取的完全转化了的形式。
由于拒绝承认客观存有资本实体和资本运动形式的统一体规定，资产阶级工作者就普遍地拒绝承认竞争形式乃是资本实体——通过社会经济运动形式中介——在生活领域中表现出来的规定。既不会承认：“从总体（整体）来考察（或完整地考察）（或从完整性上来考察）的资本运动，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也不会认可，“利润从实体来考察，不过是剩余价值本身。”但是，马克思说，“利润从绝对量来考察，也同资本在某一定周转时间内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没有区别。利润就是剩余价值本身，不过是按不同的方法计算。”【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1998，第408页】
归纳起来说，这种认识生产包含的批判意义即在于，“[我们把全部]剩余价值称为利润，是把资本家看成这样一种人：（1）他直接占有生产出来的全部剩余价值，（2）他拿这种剩余价值在他自己、货币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004，第86页】
“由此可见，这种情况[即不变资本的价值下降（或相反的变动）不是由于使用这种不变资本的生产部门扩大了生产规模，而是由于不变资本本身的生产费用变动了]，完全没有超出就剩余价值所阐明的那些规律的范围。一般说来，当我们谈到利润和利润率的时候，总是假定剩余价值是既定的，因而决定剩余价值的一切影响都已经起过作用。这都是假定了的前提……还可以再研究一下，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之比，因而还有利润率，如何由于剩余价值的一个特殊形式，即由于劳动时间延长到正常工作日以上而发生变动。由于这种情况，不变资本的相对价值，或者说，不变资本在产品总价值中所占价值的比例部分减少了。不过我们把这一点留在第三章里讲，因为这里所研究的东西，一般说来，大部分是属于那一章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004，第208页】
弄清楚这种母子工作对应关系，才能真正懂得生产价格（形式）不过是从资本（形式）运动中长成的剩余价值一般的生活形式，即“生活形态的剩余价值（形式）”。在最初拟订的《资本论》第三部分的工作计划中，马克思称“第三部分第二章论述一般利润率的形成”。
【注：到写这个计划的时候，第三部分第一章草稿已经在1861-1863年手稿第X VI本中写成，标题定为“剩余价值和利润”，这些内容后来都合并在《资本和利润》中了。】
他这样说明：“第一章论述的一切，适用于总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每一个资本都作为总资本的一部分，作为它的某个份额出现。”之后，是“一般利润率的形成（竞争）。”【注：《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1975，第447-448页】
1861-1863年手稿的《资本和利润》中，马克思写道：“事实上，资本实际上关心的事情，支配资本的实际运动，支配竞争的唯一事情，就是利润，而不是剩余价值，就是说，是剩余价值同预付资本总额的关系，而不是剩余价值同用于购买劳动能力的资本的关系。这就促使我们（这是真正的过渡）去考察生产费用及其与产品出售价格的关系。”这里的“竞争”自然指的是总资本上的直接的规定。“然而，在资产者的头脑中，剩余价值必然采取利润的形式，而这也不单纯是认识方式；作为利润关系的剩余价值关系，支配着资产阶级生产，决定着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可以说是自由竞争中的决定因素（即资本之间的竞争中的，也就是各资本的实际运动中的决定因素，只有在这种运动中，资本的规律才得到实现。这些规律实际上无非是这个运动的一般条件，一方面是这个运动的结果，另一方面无非是这个运动的趋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1998，第412-414页】
根据马克思的计划，理论部分的结论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利润解释学进行全面的剖解和批判，——它必然也是历史部分的结束部分的内容。这种总汇工作既是资本概念批判的结束，也是资本现象学批判的结束，因为对于资本的精神现象学的批判在《剩余价值理论》的一开始就同时进行了。不过在这之前，马克思认为“事先还要指出几点”：
第一，从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角度来看，无论资本在怎样的程度上表现为自动机，由于某种秘密特性而拥有自我增殖属性的那种价值，特别明显地表现在生息的，放债取息的货币资本上。在这里，一定的价值额作为潜在的资本出售，就是说，资本本身表现为商品……因此，这个价值额带着利润回到自己的所有者手中。
第二，在这里无须说明：如果某一商品高于或低于自己的价值出售，那只不过是剩余价值在不同资本家之间，在买者和卖者之间的分配发生了变化。这种分配的变化，或者说，不同的人们在自己中间分割剩余价值的比例的变化，丝毫不改变剩余价值的量，也不改变剩余价值的性质。
第三，竞争关系在这里作为实例（而不是作为同发展本身有关的东西）来考察的情况下，会得出如下一点：事实上，单个资本家所取得的剩余价值，并不是起决定作用的东西。因为形成了平均利润，即普遍尺度，以及资本家们据以计算和分割资本家阶级的全部价值的规律……由于这种情况，商品的实际价格——撇开市场价格的波动不谈——发生了重大变化，并且成为和商品价值不同的东西。因此，任何一个资本家都不能说出也不能知道，他自己所取得的剩余价值在怎样的程度上进入或不进入他所得到的利润，资本家阶级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中究竟有怎样的部分会进入单个资本家的商品的价格。这一点，以及资本的规律在竞争的条件下所呈现出来的被歪曲的方式，最好在考察生产费用时来论述。竞争造成的对支配着资本家的那种关系的看法（因为，事实上在竞争中正是资本本身的规律在资本家面前表现为外部强制，既是他的资本对其他资本的强制，也是其他资本对他的资本的强制），使资本家完全不能理解他在其中活动的那些关系的内部实质，而资本家本人只不过是这些关系的有关代表或职能执行者而已。
第四，李嘉图在考察资本的一般性质时把竞争抽象掉了。另一方面，在考察价值的规定时，从一开始他就把固定资本等等作为决定的要素引了进来，因而正像马尔萨斯公正地指出的，李嘉图取消了自己虚构的规律，或把这个规律只归结为它的一个影子。其次，举例来说，他的门徒，如詹姆斯·穆勒和麦克库洛赫，又狂妄地企图把流通时间变为劳动时间，最后，不仅把活物的活动，而且把死物的活动，把死物的任何自然运动，都叫做劳动。在这方面，萨伊也是一样。不过，这种批判属于本章最后部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1998，第414-416页】
（六）
从机械照搬套用“黑格尔逻辑学”这一工作目的出发，内田弘认定：“《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导言’相当于《逻辑学》的‘概念论’，‘货币章’对应于‘存在（有）论’，‘资本章’对应着‘本质论’。”错误之处，自不待说。但也表明在初写《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概念批判的主体写作内容尚且作为主观逻辑形式对待，即于每一理论部分之后排列一个理论史的附录，形成“理论阐述”和“历史阐述”平行同步的叙述景观。
叙述I与叙述II工作统一。所谓叙述I，即以逻辑把握历史过程，生成叙述形式规定，而保证了研究对象理论结构的形成；所谓叙述II，即以逻辑把握认识过程，形成对于认识形式的理论建构，从而保证了研究对象理论结构的形成。前者是建立历史对于逻辑的直接生产性（范畴生产），后者则是建立历史对于认识的直接生产性（认识生产），叙述II以叙述I为前提。这就是整体上的认识发生学II（作为“逻辑的认识发生学”）和认识发生学I（作为“历史的认识发生学”）的对峙与统一。这种对峙伴随着叙述I与叙述II的柔性的、有机的统一而瓦解，于是形式上的对立看不到了，它们更多地形成一个统一认识生产序列的前后连结的工作步骤，形成为工作总体的各个有差别的发展着的环节。
这种形式突破即使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部分的内容论述中，已然可以隐约地看得到。因而从表面上看，历史部分写作肇因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计划安排形式上的突破，似乎是“第二分册”的剩余价值理论史的附录范围的工作突破，是标准的“附论总汇”。而事实的真相是，马克思决定正式写作“计划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时，这些批判内容已开始作为客观逻辑的组成部分发挥作用了，后来的形式突破则带来了结构形式的破题，更方便于马克思对研究对象理论结构予以整体地处理。“我认为在第一册中必须从头开始，也就是必须把我在敦克尔那里出版的书概括为专论商品和货币的一章。我所以认为需要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叙述的完整，而且是因为即使很有头脑的人对这个题目也了解得不完全正确，就是说，最早的叙述，特别是关于商品的分析，必然有欠缺之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第575-576页】
如前所论，这锁定马克思势必写作独立完整的《商品》的动机。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存在批判、本质批判、概念批判以及以拜物教批判为核心内容的精神现象学批判，它们系统一体，并且被处理为客观批判逻辑与主观批判逻辑之工作统一。
从工作形式上看，认识发生学II好像是认识发生学I的认识回归。这也决定了对资本形式的系统性批判以对价值形式的系统性批判为前提，而对它们的认识批判则以历史批判本身为奠基，这样得以全面展开拜物教工作批判。所以，商品章不是从内容上和《大纲》货币章、资本章进行直接对应的，而在于着眼全局，是有关于全书四卷结构的根本性统一的一个特殊总论。《商品》的艺术结构在于有效澄清语言生产的统一性——范畴生产、认识生产及相应的范畴批判与认识批判的统一性。“价值范畴”的呈现出来既是为了范畴生产、也是为了进行认识生产，既是为了进行范畴批判、也是为了深一步的认识批判需要。对象（或研究内容）——学科规定——学科方法；研究对象——科学规定——工作逻辑（或叙述形式）。要知道，叙述（方法）仅和“第二个序列”有关，而研究方法和全部的两个工作序列有关。马克思把《商品》处理为四个批判序列的工作统一，原因大概在于此：使研究规定牢牢内置于叙述活动中。因此，价值是一个“认识中心”和“批判中心”，不能把它仅看作用于范畴生产方面，从而进行直接理论演绎的考虑。归根结底，犹如卢卡奇讲明的：
只有把存在的基本属性始终理解为一个从本质上说是历史的发展过程的诸多方面，并且——根据处于一定存在形式之中的特定的历史特征——把这些属性置于批判的考察的核心地位，才能真正做到回归存在本身……马克思……把这种对于任何存在均为有效的历史性当作他的方法的核心……他对自己的研究方法作了准确的说明：对处在自己的一定的充满活力的此时此地的定在之中的过程本身进行考察。这样一种发展并不像资产阶级常常宣称的那样，仅仅是对象以及它们的关系等等本身发生的某种变化，而表达和规定这些对象及其关系等等的本质的那些范畴却基本保持不变。马克思说，范畴就是“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因此，只有搞清楚某一种存在之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变成了什么，才能理解这种存在之物的内容和形式。“在人体解剖学中有一把获得猴体解剖学的钥匙。”这里，马克思有道理地以真正的批判的头脑看到了了解历史性存在的“一把钥匙”，而不是“唯一的钥匙”……马克思所作的批判乃是一种本体论的批判。这种批判的出发点是：社会存在作为人类对其周围世界的积极适应，主要地和无法扬弃地以实践为基础。因此，只有根据这种实践的真实的存在性质对它的前提、本质、结果等等进行本体论的考察，才能理解这种存在的全部现实的重要标志……因此，马克思从未放弃过用统一的历史辩证的方法去认识存在的本质。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当中，这个伟大的思想常常没有从理论上恰当地表达出来。人们若是对个别的存在方式进行静止的孤立的考察，并且把所揭示的范畴关系抽象地加以绝对化（而这种做法过去是常常发生的），从而把这样获得的关联“沿用”于其他存在方式，那么这就歪曲了马克思的上述伟大思想。另一方面，也产生了这样一些基本是错误的观点……仿佛这种历史辩证真理只适用于社会存在，而不——像这里所说明的那样，基本上——适用于全部存在……这里，只有这种关于每一存在的全部范畴都具有具体的共同历史特征的思想，才能揭示获得正确的、对统一性和历史性进行严格区分的考察方法的途径。
这就是马克思的整体意义的价值工作辩证法，——价值同时是认识和批判，因而，其只能视为对商品生产发展的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予以同时揭示的工作结果，看作有关于人类商品生产的整体发展规定，看作抽象合类性和具体合类性之间能动的结合过程。剩余价值批判内生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了价值辩证法内置的规定。
这样的思路似乎使我们脱离了我们的主要问题即每一存在所具有的辩证历史的、过程性的特征，因而从这一整体关联来看也脱离了社会存在的特点。不过这只是假象。因为沿着这样的思路，一旦按照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正确地把握了实践及其全部的本体论前提和后果，那么就会表明实践乃是人作为人而存在的客观存在核心，乃是人作为人和社会存在物的存在核心（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有过中肯而透彻的分析），而只有从这个核心出发，才能相应地理解具有过程存在性的所有其他范畴。【注：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白锡堃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第37-41页】
《剩余价值理论》把资本批判整体安排成生产方式的资本范畴（剩余价值生产的历史实现，藉以否决生产方式层面的二律背反认识）→生产关系的资本范畴（剩余价值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实现，藉以否决生产关系层面的二律背反认识）→交换关系的资本范畴（剩余价值社会分配关系的生活实现，藉以否决交换关系层面的二律背反认识）的工作路线，既因应理论部分阐明了的“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的历史生产范畴的特征，又彰明“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的历史生产认识的特征，从而形成对于资产阶级物象法的犀利的科学批判。这其实才是真正含意的科学抽象法：以抽象到具体的工作路线，着手展开实践化的范畴批判和认识批判。
将科学抽象法归位为思想史上的规定，也就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执行日常的批判——认识批判和思想批判。这是应对资产阶级物象科学认识过程的一个特有工作结果。
【注：卢卡奇试图将发生学的方法直接归列在本体论的批判之下，使之作为抽象上升为具体的工作批判方法和历史认识方法。】
思想史上，科学物象法代表思想假值的平均发展水平和趋于认识上升的趋势，与之对应，科学抽象法则代表了思想真值的平均发展水平和趋于认识上升的趋势。两股力量相对，成犄角之势。如一者肯定资本是生产方式，另一者肯定资本是物，是物的生产与分配；一者正确地把资本的运动说成社会阶级关系蕴涵的经济运动系统，另一者则以社会物象系统为依据，把它歪曲为单纯资源配置运动的系统；一者继而把社会分配关系看作以组织剩余价值生产为关系中枢的生态群落，另一者则继之以一整套的真正意义的认识骗局。它们似乎从不同一，但所服从的工作对象委实相同。
奠立资产阶级物象法的首要人物是李嘉图。其理解的“科学”和运用的“抽象”，“一般说来，只是反映、再现过程的表现形式的科学（因而这些表现本身），同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联系即现实生理学所依据的，或者说成为它的出发点的那个基础适合到什么程度；一般说来，这个制度的表面运动和它的实际运动之间的矛盾是怎么回事。”于是，一边是商品的价值，一边是生产价格，李嘉图在它们之间产生了一系列的混淆：（1）“把平均价格或费用价格”同价值混淆起来，“可见，在这里自然价格等于价值，而市场价格无非是实际价格对价值的偏离。”（2）把同一生产领域内的市场价值形成过程同不同生产领域的费用价格形成过程混淆起来，“他在这里只是说明不同生产领域的价格归结为费用价格或者说平均价格，也就是说，只是说明不同生产领域的市场价值的相互关系，却没有说明每个特殊领域的市场价值的形成过程，而没有这个形成过程，就根本不存在什么市场价值。”（3）把劳动同劳动能力混淆起来，从而把“劳动能力的价值”同“劳动的价值”混淆起来，“李嘉图除了说供求规律把劳动的平均价格归结为维持工人生活所必需（在一定社会中身体上或社会上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以外，实际上没有回答这一问题。李嘉图在这里，在整个体系的一个基本点上，正像萨伊幸灾乐祸地指出的那样，是用需求和供给来决定价值。李嘉图本来应该讲劳动能力，而不是讲劳动。而这样一来，资本也就会表现为那种作为独立的力量与工人对立的劳动的物质条件了。而且资本就会立刻表现为一定的社会关系了。可是，在李嘉图看来，资本仅仅是不同于‘直接劳动’的‘积累劳动’，它仅仅被当作一种纯粹物质的东西，纯粹是劳动过程的要素，而从这个劳动过程是决不可能引出劳动和资本、工资和利润的关系来的。”（4）最后，通过使“自然价格”和价值的等同化，“‘完全不考虑’市场价格对费用价格的偶然偏离”，并且同样通过“用费用价格代替了价值”的方式，“根本没有注意到市场价格在同费用价格相一致的条件下对商品的实际价值的经常偏离，却按照亚·斯密那样说明，竞争怎样使不同行业的市场价格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归结为费用价格。”李嘉图这样做的原因是，他不懂利润率平均化和价值转化为费用价格的过程，由此产生了价值理论中的矛盾。“他预先就把利润率当作规律来假定。”“如果说人们责备李嘉图过于抽象，那么相反的责备倒是公正的，这就是：他缺乏抽象力，他在考察商品价值时无法忘掉利润这个从竞争领域来到他面前的事实。”但归根结底，“正是由于不加批判地相信斯密的传统，李嘉图在这里走上了歧途。”【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2008，第183-184、210-211、229-235、452-453页】
同时在这里，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也只表明了混乱的价值－生产价格理论的彻底破产。“李嘉图撇开了绝对地租问题，他为了理论而否认绝对地租，因为他从错误的前提出发……为了保持价值——不仅价值量决定于不同的劳动时间量，而且价值实体决定于社会劳动，——就需要否认绝对地租。”李嘉图否认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于封建社会而言的剥削性质的历史延续性。
【注：资本主义社会对于奴隶社会的剥削性质而言，是一种彻底超越，将奴隶制→奴隶买卖条件下的剩余生产彻底颠倒过来，实现由劳动力的买和卖活动本身来引出剩余生产。而地租在封建社会中是“绝对的”，封建地租是封建剥削的基本形式，尽管大多数的场合，它以赋税或徭役形态出现。资本主义社会一般实现了级差地租→绝对地租的母子扩展关系。其完整态的路径是：剩余价值生产→级差地租的获取→绝对地租的获取→虚拟收入的社会获取。李嘉图否认这个生长链条，试图取消地租剥削的特殊制度属性，将地租一般归为“租金一般”。其深意是不仅农业封建主义，而且工业封建主义（资本生产）本质上都是“一般商品生产”导向的，它们本身只服从价值规律的调节要求。】
以致，他在维护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历史地位方面，实际比斯密走得还远。马克思哀叹：“真不懂威廉·修昔的底斯（罗雪尔）之流的好汉们为什么热衷于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从他们的观点看来，李嘉图‘半真理’——修昔的底斯的宽容的说法——的丧失了它的全部价值。”【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2008，，第140-143页】
（七）
对交换关系进行庸俗化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进入它的全盛时期之后，为了实行全面统治而产生出来的认识事件，其晚期的思想集大成者当然非科斯莫属。其间产生的历史路标人物枚不胜举，马克思在他的时代已经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而笼统称之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的“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这时，构造已经充分地显露，他们了无遮盖之物。那么，他们究竟如何做呢？他们一面肯定“交换关系的资本范畴”，一面努力地使之和“物象关系的资本范畴”合而为一，打造一门唯一的交易科学，以便使一切其他科学就都成为多余之物。这是制胜的最后法宝了，抓住了原本不能抓住的道具。这就需要格外的“扭曲”，需要格外的“颠倒”。马克思没有机会和100多年之后的科斯之流的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面，和马克思对面的只是李嘉图之后的渐渐走上庸俗之路的那些经济学家们。那么，庸俗经济学家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
马克思说，托伦斯除了试图在一个极端之上制造形式主义的见解之外，他什么也没有说。“因此，托伦斯的功绩就在于他作了这种表述。他由此做出什么结论呢？结论是，在这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价值规律发生了一个突变，就是说，由资本主义生产中抽象出来的价值规律同资本主义生产的现象相矛盾。”然而这样说时，他“绝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把‘现象’本身说成是现象的规律。”【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第73-74页】
詹姆斯·穆勒“力求做到的，是形式上的逻辑一贯性”，由此引入了“烦琐哲学”，“把对立的统一归结为对立的直接等同”；“在这里，一般规律同进一步发展了的具体关系之间的矛盾，不是想用寻找中介环节的办法来解决，而是想用把具体的东西直接列入抽象的东西，使具体的东西直接适应抽象的东西的办法来解决。而且是想靠捏造用语，靠改变事物的正确名称来达到这一点。”【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第87-91页】
“
由于缺乏历史观点，李嘉图从国民平均数角度看待资本的抽象。“在这里，‘无产阶级’为财富而被牺牲。在无产阶级对于财富的存在是无关紧要的时候，财富对于无产阶级的存在也是无关紧要的。在这里群众本身——人类大众——是‘不值什么的’。”但这只是“表明了李嘉图科学上的公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2008，第136页】
与李嘉图具有科学上的公正相反，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恰恰满意“偶然偏离”本身，把价格波动的道路看作“实际的规律”。并且，“那些较近的经济学著作家，例如德尔、帕西等等，他们在整个古典经济学趋于没落，甚至即将终结的时候，又重拣起了关于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一般的自然条件的最原始的观点……自以为对地租提出了某种新的和独到的见解，对于这些人，我们该说些什么呢?庸俗经济学的特征恰恰在于，当那种在一定的已经过去的发展阶段上是新颖的、创造性的、深刻的和正确的见解已变成平凡、陈旧和错误的东西的时候，又把它们重新拣起来……把这些问题，和那些只能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个较低发展水平上才能提出的问题混为一谈。至于他们无休止地、自以为是地反复咀嚼重农学派关于自由贸易的论点……尽管在实践上还使某些国家发生兴趣，却早已失去任何理论意义了。”【注：《资本论》第3卷，2004，第888页】
在所有这些方面——能够成篇幅地写出洋洋洒洒的空洞的废话，并且是最后出场的资产阶级学者，自然要算麦克库洛赫之流。他们“不可救药的、浅薄无知的和无耻的折衷主义”，是对李嘉图的彻底背离。
他在一切方面都是庸俗经济学家，是现状的辩护士。使他担心到可笑地步的唯一事情，就是利润下降的趋势；他对工人的状况是完全满意的，总而言之，他对沉重地压在工人阶级身上的资产阶级经济的一切矛盾都是满意的……他甚至知道，“一个生产部门采用机器，必然会在其它某一生产部门造成同样大的或更大的对被解雇的工人的需求”……他把全部温情脉脉的关怀都倾注在可怜的资本家身上……在他那里毫无破绽。一切完美无缺。无论商品同商品相交换，还是商品同劳动相交换，这种交换比例都同样是商品的相对价值。如果交换的商品按它们的价值出卖（也就是说，如果需求和供给相符），这种相对价值就始终是实际价值的表现……因此，“在通常状况下”，商品所交换的也仅仅是和该商品包含的劳动量相等的雇佣劳动量。工人以工资形式得到的物化劳动，恰好等于他在交换时以直接劳动的形式还给资本家的劳动。剩余价值的源泉就消失了，李嘉图的整个理论本家的劳动。这样，也就瓦解了……可见，库洛赫先生一开头是在使李嘉图理论贯彻到底的外表下破坏这个理论……他无耻地从李嘉图投奔到马尔萨斯那里去了，——按照马尔萨斯的学说，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商品买到的劳动量，这个劳动量必须始终大于商品包含的劳动量。麦克库洛赫和马尔萨斯的区别仅仅在于，马尔萨斯把这一点按其本来面目，即把它作为李嘉图的对立面说出来，而库洛赫先生却以一种使李嘉图理论失去意义的表面的彻底性（即彻底的浅薄无知）采用李嘉图的说法，然后又采用这个对立面。因此，李嘉图学说的最内部的核心——在商品按其价值进行交换的基础上利润如何实现……对他来说这个核心是不存在的。既然交换价值……“事实上”总是大于实际价值，因为利润就建立在这个余额上（借“事实上”一词作了一个出色的对比和出色的分析）……所以，适用于“劳动”的，也适用于“其它任何商品”。换句话说，商品不仅同比它包含的劳动量大的直接劳动量相交换，而且同比它包含的劳动量大的其它商品中的物化劳动量相交换；这就是说，利润是“让渡利润”，这样，我们就又回到重商主义者那里去了。马尔萨斯直截了当地做出了这个结论。在库洛赫那里，这个结论则是不言自明的，不过他却把这妄称为李嘉图体系的发展。【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第183-186页】
《导言·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那一节内容，以史的笔调整体展示了资产阶级物象法工作思路。这其实是资产阶级工作者以他们的眼界本能地从历史现象中汲取的思想看法。这种“方法论科学”的移植——从思想史到经济体系构筑——的是否成功以及方法本身的完善程度，就同时表明了麦克库洛赫之流的事业在多大的程度上能最终为现代的庸俗经济学家所继承。
事实上，通过满足在思想史领域，资产阶级已经成功地持续不断进行着这种移植，建立了娴熟的移植技术，——由此所谓经济学方法论，就是科学哲学对于经济学的应用。移植过程是一项文献思想的教导过程，是彻底的解释学化，一步步地把黑格尔的主观逻辑庸俗化，并重新把康德引入进来，好像是，人们对于他们已经从事过的研究问题和采用的现在已明显过时了的方法（技术）完全地一无所知。一切都要重新来过一遍！把“平凡、陈旧和错误的东西”重新捡拾起来。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往往就在这方面与之媲美，进行“科学竞赛”，就有了抽象到具体的彻底解释学化的分析技术。出现了解释学对抗的现代经济分析中的特有景观：一方是直截了当的资产阶级的解释学方法——科学物象法，一方是以马克思主义方式工作模拟出来的解释学方法——科学抽象法，彼此分立，互不认同对方，成为“争战的”两个阵营和学派，却又神奇般地实际共享同一种技术——解释学。这就造成了教科书的固有的特点：知识论构筑和认识论宣扬，各为其主，各自捉对厮杀。然而，这是表面上的空前繁荣——仅仅以数以亿万计的论文传播非批判性的文献综述类型的经济思想史的繁荣，并且，这些繁荣景象仅仅以科学美容自己，如科学物象法的“实证科学＋数学模型”，以及科学抽象法的“哲学科学＋逻辑模型”，有价值的方法论科学的元素全部为哲学主义和科学主义所统辖。因此尽管马克思主义者试图用抽象技术把自身打扮得庄重靓丽，但由于仍然恪守科学是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样的工作信条，就无法绕开知识论的运轴，到底不过是公式化的抽象方法的构筑体系。
【注：国内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一句顺口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的实质内容就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切入，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通过运用科学抽象法，最终达到了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说明目的。】
其信奉范畴体系的构筑方法，但就为体系而体系这一点而言，到底也不会比科学物象法要好上多少。而说穿了，某种程度上，它们愿望相同，都为知识论而工作，内心怀有的科学想望均围绕知识而运转，但是这样一来，非批判的知识论和批判的知识论就必须被同等地位地称作“知识论”。在后一种场合，我们的社会主义者考茨基就不可避免地有了工作幻觉，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问题上，同样会跌入“资产阶级文献综述”的窠臼。
（八）
考茨基持有工作幻觉的依据是，从实际的认识生产的进程看，资产阶级的思想真值和思想假值毕竟是共存着的。这样，历史部分的逻辑就一直备受争议。可归纳出这么几个主要问题：（1）马克思为什么要单独和先行写作“历史批判部分”？（2）由第一个问题必然引出的思考是，历史部分的性质究竟是什么？换言之，意在追问《资本论》第四卷到底有无独立逻辑？（3）由之必然归结的一个问题是，历史部分和理论部分的关系究竟为何？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在这些争议中，考茨基很明显地站在了持否定性意见的一方。但是，为什么考茨基是错的呢？
第一个争议逻辑：考茨基事实上认为（许多批评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如此认为），“之所以必须把历史地批判性的研究工作当作马克思创立经济学说的起点，这也许是因为理论及其所根据的前提需要通过理论的历史再现来加以验证。”而针对“考茨基认为《剩余价值学说史》的使命在于提高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实际上是抹杀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完成的、而且正好是在《剩余价值学说史》里鲜明地表现出来的革命变革”，卢森堡反驳说，不能“同意考茨基的乐观主义的意见”，“他现在期待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转向更深刻地和更有效地研究各个古典学派”，而“马克思的新著作，以其全部伟大意义和革命精神，只能从战斗中的无产阶级身上取得生命力。”【注：维哥德斯基：《〈剩余价值学说史〉在马克思经济学遗产中的地位》，何易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第55-72页】
依据第二个争议逻辑：考茨基顺理成章地推论出，“这样做，全书的重要部分，必须重新改作。”【注：《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卷，郭大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编者序】
以致可以说，“在形式上，它们是一个完整的全体。”【注：《剩余价值学说史》第3卷，郭大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编者序】
考茨基工作的自然结果是从现成性上利用马克思的材料，将其编成一部“独立性著作”。但是，“《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结构同《资本论》前三卷的结构只在基本上是相同的。实际上，《资本论》第一卷所研究的问题不仅在《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一卷，而且在第二卷、第三卷里都得到了反映……最后，不论在《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第二卷或第三卷里，都可以看到与分析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再生产有关的一些材料。”因此，“如果马克思著作的历史部分的内在结构方面不是基本上再现他的理论部分的结构，那上述情况就不可能达到。”【注：维哥德斯基：《〈剩余价值学说史〉在马克思经济学遗产中的地位》，何易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第73-74页】
对于第三个争议逻辑，考茨基的意见无疑是终局性的。即根据马克思所写出并遗留下来的《剩余价值理论》历史材料，无论如何，不能作为“《资本论》第四卷”来安排：它们是作为与理论部分平行的写作——理论史，从而只能当作“剩余价值学说史”来安排。考茨基诚恳地认识到：“在这个著作的整理工作上，我越是向前进，我越是明白，要照恩格斯的预期，把它编成《资本论》第四卷，是我的能力办不成的。”因此，考茨基的总的看法是：“理论的历史发展的叙述，在这里，是全然放在一个特殊理论及其展开的批判后面了。”【注：《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卷，郭大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编者序】
考茨基的错误在于：第一，不了解第四卷实践的逻辑是范畴发生的认识机理，在这种意义上，它使认识范畴的生产实践化，在思想领域贯彻认识由历史生产的原则。考茨基混同了理论部分、历史部分的不同的写作性质和与之契合的不同的工作批判性质；据此错误认为，历史部分绝对被动地契合于理论部分，将历史部分在工作简化的意义上降低为理论部分的附录，在写作目的上则矮化成简单为理论“思想寻根”。考茨基认为，编出剩余价值学说史纯粹为了寻求理论史上的连续结构，是马克思向古典学派的“致敬”，而否认马克思之于他们的思想上的革命性断裂。
【注：出于谦逊的工作态度和对思想事实的尊重，马克思本人时常这么说话，例如自称是李嘉图的学生，说自己的价值论思想来源于斯密和李嘉图，甚至说他们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认识，等等。其实，这也是将先驱者们视作历史路标人物，从而直接作为“历史代言人”的需要。关于这些认识，我们可以在这里多说两句。古典学派一直不能摆正分工和交换的关系，例如，斯密重视的是交换，而李嘉图重视的是客观的分工即劳动和生产。在这一点上，他俩是对立的，“亚当·斯密宣布劳动一般……在谈到细节时总是摇摆不定，把社会过程在不等劳动间强制实行的客观的均等化，误认为是个人劳动的主观的权利平等。他力图用分工来说明实在劳动之转化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即转化为资产阶级劳动的基本形式。认为私人交换以分工为前提固然是对的，但是认为分工以私人交换为前提就错了。例如在秘鲁人中曾有过非常发达的分工，但是并没有私人交换，产品并没有作为商品交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998，第453-454页）另外，李嘉图不懂得正是私人交换导致分工成为特定的社会分工形式，所谓：“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按比例分配劳动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009，第289页）如此才有马克思的以下说法：“各种使用价值如果不包含不同质的有用劳动，就不能作为商品互相对立。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的社会里，也就是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作为独立生产者的私事而各自独立进行的各种有用劳动的这种质的区别，发展成一个多支的体系，发展成社会分工。”（《资本论》第1卷，2004，第55-56页）】
进一步为了表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不是在空地上生长出来的，它克服了那些使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困惑不解的矛盾，它解答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进程所提出的那些问题。”【注：维哥德斯基：《〈剩余价值学说史〉在马克思经济学遗产中的地位》，何易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第72页】
因此，尽管考茨基懂得发生学，可那毕竟是历史进化论工作意蕴的，而且深受达尔文主义束缚。他最终不懂得《资本论》逻辑在怎样的意义上是属于“发生学的”。尽管写有《唯物主义历史观》皇皇巨著，但最终没有能懂得如何以认识发生学把脉历史；由于不懂得一切存在究竟如何从它们自身的规定中生长起来，乃至不懂得社会究竟如何从历史中生长起来，使这位马克思的学生真正面对马克思的手稿时很是犯难，缺乏对《资本论》进行审读的能力，也就不能够领略到历史部分深层的逻辑意蕴。
第二，错误认为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之根”在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如此，马克思经济学被强迫地和它之前的经济学一致起来了，并在历史方面（直至在认识方面）获得统一性。这是在寻找物质（生产力）拜物教的根据吗？“请把这种‘理想主义’同李嘉图的理论在‘这个不可相信的修鞋匠’麦克库洛赫的著作中变成的粗野的物质拜物教比较一下，在他的著作中，不仅人和动物的区别不见了，甚至连生物和物之间的区别也不见了。让人们还去说什么在崇高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唯灵论面前，无产阶级反对派所鼓吹的只是以满足鄙俗的需要为目的的粗野的唯物主义吧！”【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第294页】
这其实是考茨基字典里的认识机理——理论发生的认识机理：抹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完成了的、而且正好是在《剩余价值理论》里表现出来的鲜明性思想认识变革。通过将历史部分处理成历史上的一脉相承的文献，从而也就可以从古典学派有价值的思想发展中再现出马克思的思想。这是“古典再现”意义的经济思想再造工程，是古典思想自身的发展，所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应该感谢马克思，是他帮助了资产阶级进行的理论改造，发展出对于他们而言原本是需要的正确性认识。这只是考茨基的一厢情愿的工作想法。对于资产阶级而言，这当然意味着“真正的认识革命”完成。
对单纯的社会主义者或作为李嘉图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来说，他们则整体表现出对于李嘉图的误解、对于李嘉图理论的反对以及对于理论本身的误解。比如莱文斯顿，把资本主义发展的对抗形式同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容本身混淆起来，由此产生对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发展成果的否定态度。甚至霍吉斯金也是如此。“莱文斯顿和小册子《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的作者一样，表现为一个禁欲主义者。在这里，他本身又是为政治经济学家的概念所束缚。没有资本，没有财产，工人消费的必需品便会生产得极其丰富，但不会有奢侈品的生产。”但是，只有把资本看作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表现，才能谈资本的生产性。可见，“霍吉斯金的错误在于：在研究资本的生产性时，他没有区别在什么程度上涉及到使用价值的生产，在什么程度上涉及到交换价值的生产。”【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第286-294页】
应该说，“李嘉图的理论在它自己的前提基础上产生的对立面具有如下特点：政治经济学，随着它的不断发展，——这种发展，就基本原则来说……越来越明确地把劳动说成是价值的唯一要素和使用价值的唯一[积极的]创造者，把生产力的发展说成是实际增加财富的唯一手段，而把劳动生产力的尽可能快的发展说成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实际上，这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在它证明价值规律既不受土地所有权也不受资本积累等等的破坏的时候，其实只是企图把一切和这种见解矛盾或似乎矛盾的现象从理论中排除出去。”进一步，“这些政治经济学家把社会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表现出来的这种一定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说成是一般的、永恒的形式，说成是自然的真理，而把这种生产关系说成是社会劳动的绝对（而不是历史地）必然的、自然的、合理的关系。由于受到资本主义生产视野的局限，他们把社会劳动在这里借以表现的对立形式说成和摆脱了上述对立的这一劳动本身一样是必然的。这样，他们一方面把绝对意义上的劳动（因为在他们看来，雇佣劳动和劳动是等同的），另一方面又把同样绝对意义上的资本，把工人的贫困和不劳动者的财富同时说成是财富的唯一源泉，他们不断地在绝对的矛盾中运动而毫不觉察。”于是，“‘劳动，或者说，资本’——在李嘉图的这种说法中，矛盾本身以及把这种矛盾当作等同的东西说出来的那种天真，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因此，“这实际上是从李嘉图的观点，从李嘉图自己的前提出发来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一切著作的最后的话。”【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第284-286页】
犹如李嘉图不懂得他的体系中的资本和劳动等同，同样，考茨基也不会懂得马克思所论述的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说到底，“古典再现”不外乎是那些试图无条件地追随李嘉图的社会主义学派的一些幼稚想法。他们不懂得李嘉图的理论事实上已经毫不留情地描述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导致的现实矛盾。“既然这些矛盾在李嘉图以及其他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中得到了理论上中肯的、尽管是无意识的表现，那么，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思想家抓住了在理论上已经给他们准备好了的矛盾，是十分自然的。”【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第285页】
因此进一步，尽管他们决没有把资本主义看作永恒的关系，并且也“把资本作为特殊的生产关系来描述”，不过按其内心的善良的愿望，仍需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观同关于资本只是“积累的储备”的资产阶级拜物教观点结合起来，——“在这里我们看到，政治经济学这门实际科学是怎样结束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被看作仅仅是历史的关系，它们将导致更高级的关系，在那里，那种成为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基础的对抗就会消失。”【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第472-474页】
在这里，考茨基和其他社会主义者像琼斯和蒲鲁东一样，“一般说来，他的批判是幼稚的”，实际上，“他甚至根本没有掌握他要批判的那门科学的基本要素。”因此，考茨基在面对真正的庸俗经济学家时不仅显得异常地肤浅，甚至连资产阶级理论家也不如（像路德，就比蒲鲁东站得高、看得远）。以至于仅能做到这一步：“既能说明庸俗经济学家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维护政治经济学的各种范畴的，也能说明肤浅的社会主义……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攻击这些范畴的。”【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第581页】
因此，考茨基实际上只晓得一点：马克思“提示了剩余价值学说的全部发展，一直到那和他自己结合着的点”，即“在那里，琼斯完了，马克思进来了。”【注：《剩余价值学说史》第3卷，郭大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编者序】
第三，不能认识到历史部分与理论部分乃是在深层逻辑的结构层面上进行“互现”，而以理论部分的整体逻辑性为要求拒绝承认历史部分的“独立逻辑”地位，复又以所谓文献逻辑的独立性的借口，实质取消了历史部分工作逻辑之特殊性。通过这些手法，历史文献部分似乎“名”符其“实”了，成为关于历史文献的既受约束，又不受约束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工作体系。总之，考茨基就是希望将“剩余价值理论”的历史材料，建立为类似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历史方面的“教科书”那样纯粹的理论认识体系。考茨基决不能明白：“《资本论》的历史部分是从逻辑方面完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同时也是整个研究的起点……所以说，《剩余价值学说史》结构的特点是：马克思的历史批判性的分析同理论研究在这里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弄清楚这一点，使我们有理由说：“《剩余价值学说史》绝不是经济学历史方面的教科书。”【注：维哥德斯基：《〈剩余价值学说史〉在马克思经济学遗产中的地位》，何易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第77页】
（九）
《资本论》第四卷作为独立逻辑安排，它与理论部分一起形成结构上的辉煌。作为全书总括，与理论部分并列形成篇章上的独立性，乃是为着一个总的工作目标：范畴生产。这个目标是执行特殊批判的需要。它由认识批判始发，由历史所生发，尔后千年长城、万里河堤，完结总的范畴生产规划，贯彻于总体认识中，最后完竣了总体理论构建。贯穿线索是语言生产和范畴批判。
在谈到《剩余价值理论》的写作动机时，马克思本人确实说过：要创立历史法庭，对每个人论功行赏。《资本论》中所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社会利益关系的承担者。由此，《剩余价值理论》是整体生产资本范畴的认识批判体系，反过来，这种认识规定必然涵容在剩余价值（生产）的发展中。这构成历史部分和理论部分通力写作的需要。而通过对于资本对象的长期理论与现实观察，马克思才得以最终认识范畴生产的这个奥妙，发现它的历史生理结构。
固然，在政治经济学家的头脑里，也和在资本家的头脑里一样，这些物在同劳动的关系上所采取的一定的社会形式，是和它们作为劳动过程的因素的实际特性交织在一起，并且彼此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但是，政治经济学家们一到着手分析劳动过程的时候，他们便不得不把“资本”这个用语完全抛开，而去谈论……物的条件同劳动的关系；劳动本身在这里表现为支配它们的活动。在这方面绝对没有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而只有人类合乎目的的活动在再生产过程中同它自己的产品的关系。它们仍然是劳动产品，仍然不过是劳动自由支配的对象。它们只是表示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的范围内，劳动把它本身所创造的，至少是在这种形式上所创造的物的世界占为己有；但是，除了表示活动必须和它的材料相适应外，它们决不表示这些物对劳动的任何其它支配权，否则它就不是合乎目的的活动，就不是劳动了。只有把资本看作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表现，才能谈资本的生产性。但是如果这样来看资本，那么这种关系的历史暂时性质就会立刻显露出来，对这种关系的一般认识，是同它的继续不断的存在不兼容的，这种关系本身为自己的灭亡创造了手段。但是政治经济学家们没有把资本看成是这样一种关系，因为他们不敢承认它的相对性质，也不理解这种性质；相反，他们只是从理论上反映了为资本主义生产所束缚的、受资本主义生产支配的、同资本主义生产有利害关系的实业家们的观念……既然这些政治经济学家把资本描述成永恒的生产关系，他们就把资本归结为劳动对它的物质条件的一般关系，这种一般关系是一切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并不包含资本的特殊性质……政治经济学家们经常把这些物借以表现为资本的一定的特殊形式同它们作为物以及作为一切劳动过程的简单因素的属性混为一谈。作为“劳动的使用者”的资本所含的奥妙，他们却没有说明，他们只是不断无意识地把这种奥妙说成是某种同资本的物的性质不可分离的东西。【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第291-292页】
《资本论》研究线路无疑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构造整体树立了工作典范——方法论科学和认识论科学的统一，因为这样能确保彻底看清资产阶级的认识拜物教，不管其是三位一体，或是四位一体（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虚拟－预期收入），亦不管其是物象的生产关系的构造，或是物象的交换关系的构造的公式。这样，迫使理论家们来到一个决战场所——阶级。《资本家》全书都是关于阶级实践科学的。这难道还需要作过多的说明吗？第一，阶级是与供求分析无关的，——这里没有通常那种纯粹现象学上的工作要求；第二，难道阶级关系的本身可以同样被物象（化）吗？第三，阶级不过是坚持把生产关系看作历史的规定，它本身一定会被抛弃。
关于阶级理论科学，马克思恰当地留下工作沉默。对于第一项实践内容，后来的整个新古典经济学所执行的路线不过就是使阶级与供求分析“有关”。
【注：《资本论》是对人类社会阶级关系的最后结果的分析，因此以《阶级》为理论大结局。要之，它又是对经济形态运动的多重系统分析，是对构造本身成因的分析。】
对于第二项实践内容，我们必须谨防马克思主义新古典主义化的工作努力，约翰·E·罗默是尤其值得重视和予以批判的代表人物，尽管他的工作从整体上看完全无效，并且是彻底失败了的，但他所造成的影响是久远的；对于第三项实践内容，人们则注定要追问：在生产的物质发展和它的社会形式之间所发生的冲突究竟与各种阶级结构的历史形式有怎样的关联，又怎样与阶级的消灭发生联系？别无选择，马克思最后留下《阶级》未完稿：
我们知道《资本论》第三卷是怎样结束的：一个标题《社会各阶级》，只有二十行，然后就是沉默。【注：阿尔都塞等：《读<资本论>》，李其庆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第226页】
毕竟，《资本论》并非说明了全部的阶级实践，马克思不断努力，打破现有资产阶级理论的总界限，目的是等到客观材料的备齐，而总能使主观逻辑和客观逻辑保持一致。因为，就批判的本性而言，其本身就要求这么做。
（1）在英国目前的工业危机还没有达到顶峰之前，我决不出版第二卷（第二册和第三册）。这一次的现象十分特殊，在很多方面都和以往不同，完全撇开其它各种正在变化着的情况不谈，这很容易用下列事实来解释：在英国的危机发生以前，在美国、南美洲、德国和奥地利等地就出现这样严重的、至今几乎已经持续5年之久的危机，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因此，必须注视目前的进展，直到情况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们“消费到生产上”，我的意思是“理论上”。
（2）我不仅从俄国而且也从美国等地得到了大批资料，这些资料使我幸运地得到一个能够继续进行我的研究的“借口”，“而不是最后结束这项研究以便发表”……再指出一点：要找出在美国和俄国之间的真正的共同之处是不可能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第633-637页】
【附识】资本认识史指向的是“批判行动”，即全面地认识批判。行动理论在意蕴与模式上和标准的社会学理论相比，特质规定是丰富的总体与阶级实践工作内涵。此种研究具象出“实践态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之工作路径类似但内涵逻辑殊异的是哈贝马斯努力建构的“交往行动的理论”。后者与经济学上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废墟相类似，其带来了哲学上的“科斯问题”：践行“非批判实证主义”，试图从行动图型上抹掉“生产关系－交往关系”的构造。但这样的话，客体批判与主体批判的界限即被模糊了，且是对行动与理论统一关系的严重背离。与之不同，《资本论》中的行动是“总财产关系”下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行动与自我认识（规定）。这种认识能动性和所有制的自我批判功能是内在一致的，由此让我们体会到认识生产对于历史本身的依归性。
【判语·四维词】“流水春去，天上人间，可怜无悔！会通旨意，志标隽史，客体批判终归识。说什么心智地图，原是虚泛物质。讲什么三维构造，纵然人物价值，枉自虚置。昭示依谁人？宝玉循于精神，宫闱慵缺侍卫，花间遁走云泥。约重来，因亡果散，可怜无意！各奔腾。景象尽显，个性淋漓，劫数千重！阅尽空灵去，端倪相思罢，早寻归期。”
【作者：许光伟，江西财经大学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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