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伟|劳动二重性实践逻辑（上）
摘 要：马克思主义域内的二重性分析是建构社会生产关系发生学的学说原理，因而就内涵逻辑和实践体式来说，劳动二重性与研究对象具有结构上的内在契合性，它决不谋求认识属性的简单的相互隔开。劳动二重性实践之路是否决物象自足性，还原对象的历史规定；否决社会物象关系的资产阶级拟制，进一步还原研究对象的理论规定。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的实践图景即在于：以历史主义和实践主义为双重的建构逻辑取向，规定大写的历史理论，全面落实政治经济学批判。该研究进路旨在阐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整体性批判所得到的认识结果，是对历史进行总体分析、系统性考察而得出的建构性理论，是批判与建构的统一性理论。
关键词：劳动二重性；政治经济学批判；劳动价值论；生产关系
【作者按语】这是一篇旧作，重新贴出来，为了强调劳动二重性的“唯物主义工作规定”。劳动二重性的两方面规定，阴阳也，物质和行动也，实践结构也，从而必须基于唯物主义和实践过程的工作路线解读之。说到底，劳动二重性必须被看作实践逻辑，它作为“理论”，乃是讲述社会历史发生学工作逻辑的基本理论。然则本文由二重性实践规定相应实践结构（形式）说起。这样的理解就促成了辩证法向“唯物辩证法”的转变。——这是旧作中探究劳动二重性实践逻辑的第一篇论文，以后还将陆续贴出续文。欢迎您持续关注并提出学术性的批评。
就“原生地”实践属性而言，劳动价值论逻辑归于历史发展进程，是对历史的逻辑性质的不断深入地理论反映。这种实践逻辑旨在突破文本学研究框框，进到真正意蕴的理论实践活动规定，引领理论建构的开放结构，指示经济学拓展方向。这一依托历史和实践的“知识构图”本质上在于否决任何的以预设论为目的的知识学构造企图，旨在通过将逻辑和认识本身归入实践域、历史域，彻底否决和破除僵化形式主义的见解。
一、二重性实践规定
什么是二重性呢？马克思没有正面作答。马克思说劳动二重性是这样的：“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就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①前者指物质生产的历史存在规定和形式，后者指物质生产的社会存在规定和形式。二者显然不能两分，毋宁说是一个规定整体。马克思强调：“即使严格地说在商品中不存在两种劳动，但是，随着把商品的使用价值看作它的产品，或者把这个商品的价值看作它的纯客观表现，同一种劳动在商品中就同自身相对立着。”可见，马克思的意图是指明：所谓“劳动二重性”，即“物质生产和它所包含的关系”。所以他说：“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明确指出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②
这种用语性质决不旨在单纯下定义。仿佛蒲鲁东那样，“企图拿科学权威当靠山。而科学在他看来已成为某种微不足道的科学公式了；他无休止地追逐公式。”③恩格斯在为《反杜林论》所准备的材料中提及：“定义对于科学来说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它们总是不充分的。唯一真实的定义是事物本身的发展，而这已不再是定义了。”④因此，二重性——物质生产和它所包含的关系——本质上是历史主义和实践主义用语，用旨在于指示大写的生产规定，亦即生产的一般规定对生产的特殊规定的关系，探明生产一般历史演进的内在结构。生产一般乃是特指生产的母体发生关系结构。所谓“如果没有生产一般，也就没有一般的生产。”生产特殊是生产一般的历史羽化（过程），是社会要素的各种特殊结合过程和结合体式。这种母子发生、发展关系决定：“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二者统合的实践结构即：“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阶段上对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⑤
马克思的根本目的在于寻求与探明生产规定的历史发展机理及其内部运动机制，即揭明物质生产的历史规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物质生产的社会规定。⑥二重性建立为剖解发生过程的内在装置：既是认识装置，也是实践装置；既是理论装置，也是方法论装置。实践结构同时是历史生产的实践路径形式，直接抵减资产阶级科学主义的用语效果。马克思多次表明运用该规定的语境和具体语义是“辩证法”。但其实是指：“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⑦马克思表白：“一旦我卸下经济负担，我就要写《辩证法》。辩证法的真正规律在黑格尔那里……自然是具有神秘的形式。必须把它们从这种形式中解放出来……”⑧因此使用历史（主义）用语的用意在于“采取批判态度”，亦即，显然是：“解除它在黑格尔那里所具有的神秘外壳就是极端重要的。”⑨
总的来说，二重性理论与规定底蕴在于揭明大写规定的社会存在，从而生产关系的发生机理。在这种意蕴上，能够接纳谢尔盖耶维奇的概括：“马克思对劳动二重性的发现，属于人类天才的最伟大成就，或许只有它可以和有可能接近弄清物质结构本质的原子核结构的秘密相媲美。马克思对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的研究，为阐明商品生产，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经济过程和现象的二重性，提供了一把钥匙。”⑩但这毕竟不是什么“科学发现”，而是对历史发展进程的严格地实证和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整体性批判的结果。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体系由此可以确定为：第一是历史对象。马克思名曰生产。第二是认识对象。即由列宁理论概括的生产关系。第三是理论对象。这是理论询问一定社会历史的生产关系的发生学，即社会生产关系如何发生。导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能够简洁性地说明：“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在于讲述“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⑾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写完“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阶段上对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这一句断论后，则立刻表明：它将“留待别处（后面）再说。”之后，导言留下的总标题赫然是：“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国家形式和意识形式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法的关系。家庭关系。”⑿
将研究对象确定为二重性的内部发展与运动结构，使生产本身具体为“一定生产”（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物质生产），即特殊生产——生产方式。在此基础上，“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或者说，这种生产方式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而且这种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⒀所说是抽象劳动乃是存在、认识、逻辑的统一。即在历史对象环节或发展阶段，抽象劳动定格为一定的社会存在。继之，在认识对象环节或发展阶段，抽象劳动定格为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而又于理论对象环节或发展阶段定格为一定的逻辑发展关系，亦即一定发展形态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前者是历史直接生产认识本身，后者则是借助对历史的总体考察，而又以逻辑为中介间接生产理论认识体系。
二、批判：资产阶级物象拟制
资产阶级解释学的旨意在于解释世界，因为“理解活动本质上就等于解决问题的全部活动。”⒁真实用意只在于说明：“人转化为物一般的存在，不以人的方式而按照物的世界的规律行动。”⒂因应了自足世界的变化，成就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奠基“资产阶级科学性”。就本质而言，这是一种非批判和辩护性理论体系。因此，将研究对象归结为实践性的理解结构否决了资产阶级解释学理论。
马克思在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第一个文件”中宣称：“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马克思称此时的研究为“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并且“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但马克思很快发现，资产阶级经济学具有一种特别的理论与认识拟制：“不理解运动的联系”：“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⒃也就是说，资产阶级仅仅在物象视野以内完成了对资本的分析，——在这里，“劳动的物的条件，都天生是资本。”⒄马克思进一步批评说：“这些抽象概念在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尝试中还有一些历史价值，那时人们还在极艰难地把各种形式从材料上剥离下来并竭力把它们作为特有的考察对象固定下来。后来，这些抽象概念成了索然无味的老生常谈，它们越把自己打扮成科学，就越使人讨厌。”⒅资产阶级经济学把物化当成“历史”，把物象当作“逻辑”，搞虚假二重性分析，这样，对资产阶级理论所进行的批判构成马克思理论创建行程的实际发生起点。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以近乎浪漫的笔调描绘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极其浓缩的全史，提炼出社会生产发展的支架形态。《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加以对比分析：所谓“古代的生产”，所谓“现代的生产”（即资产主义生产），所谓“共产主义的生产”，从而揭明截然不同的社会历史规定和与之契合的理论外观形式。该分析确立于历史本体范畴——物质资料生产——之上。《共产党宣言》称：“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造成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⒆马克思和恩格斯据此有理由欢呼和热情期待“生产力革命”不断深入地历史进行。不仅因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⒇更主要在于：“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21这样说也是因为只有这种发展才展示出人格化资本的历史的价值。亦即：“只有当劳动条件和实际生活条件，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明白而合理的关系时，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并且，如果说“物质生产和它所包含的关系是社会生活的基础，这种社会生活只有当它一旦表现为自由结合、自觉活动并且控制自己的社会运动的人们的产物时，它才会把神秘的纱幕揭掉”，那么，“这需要在社会上有一系列的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只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的产物。”22
资产主义历史生产特点是：物的依赖关系和抽象统治。但是，资产阶级理论家决不会这样认识。而是相反，极力抹杀物生产的历史生成性特征，赋以自然性质、绝对形式的内涵。物质生产只是在这个规定性上展示——成为“技术工艺学”；物化的出发点替换历史生产出发点。于是，“时髦的做法，是在经济学的开头摆上一个总论部分……用来论述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而如此，“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23“经济学家的这种幻想——把资本对劳动过程的占有这件事同劳动过程本身混淆起来，从而把单纯劳动过程的物的要素转化为资本，因为资本在其中也转化为物的要素——是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性质本身中产生出来的。”促成其倾向于：“把表现在物中的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当作这些物本身的物质自然属性”，以此证明：“资本的存在是人类生产的永恒自然规律。”24马克思抱怨说：“资本存在于一切社会形式中，成了某种完全非历史的东西……臂，尤其是手，都是资本。这样，资本就只是一个同人类一样古老的事物的新名称了，因为任何一种劳动，甚至最原始的劳动，如狩猎、捕鱼等等，都要有一个前提，就是把过去劳动的产品用作直接的活劳动的手段……如果这样抽掉资本的特定形式，只强调资本作为这种内容是一切劳动的一种必要要素，那么，要证明资本是一切人类生产的必要条件，自然就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抽掉了使资本成为人类生产某一特殊发展的历史阶段的要素的那些特殊规定，恰好就得出这一证明。要害在于：如果说一切资本都是作为手段被用于新生产的物化劳动，那么，并非所有作为手段被用于新生产的物化劳动都是资本。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25这样，在平面中，劳动被看作是纯粹主体，资本被看作是纯粹客体，完全抵消了《资本论》建立起来的科学说明：“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26
历史存在是二重性的一面，社会存在是二重性的另一面。资产阶级理论家将逻辑虚假为社会存在，社会存在即虚假为单纯的逻辑性认识。这就是“物象一般”，亦即物象化。这种颠倒恰恰是方法论与认识论在规定性上的颠倒。因此，“宗教世界只是现实世界的反映。对于劳动产品普遍采用商品形式、因而生产者之间的最普遍的关系在于比较他们的产品的价值并在这种物的外壳下把他们的私人劳动作为等同的人类劳动加以比较的社会来说，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它的资产阶级类型，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适当的宗教补充。”27
资产阶级理论家进一步将“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下社会关系的物化”颠倒为科学研究的本题。认为：“新时代的特征就是新时代受观念统治，从而把推翻这种观念统治同创造自由个性看成一回事。”于是“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更容易犯这种错误，因为上述关系的统治（上述物的依赖关系，不用说，又会转变为摆脱一切幻想的、一定的、人的依赖关系）在个人本身的意识中表现为观念的统治，而关于这种观念的永恒性即上述物的依赖关系的永恒性的信念，统治阶级自然会千方百计地来加强、扶植和灌输。”出现以上讨论的情形：“这些外部关系决不是‘依赖关系’的消除，它们只是使这种关系变成普遍的形式；不如说它们为人的依赖关系造成普遍的基础。个人在这里也只是作为一定的个人互相发生关系。这种与人的依赖关系相对立的物的依赖关系也表现出这样的情形（物的依赖关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立的独立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本身相对立而独立化的、他们互相间的生产关系）：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28
但是，促成拜物教（或者说“物化”）的意识的再生产的只是物象化本身。因此，所谓物象化，不外乎指物化现象的普遍化，是物象普遍性规定的“社会获得”。资产阶级经济学宣称自己具有“社会工艺学”，具有水晶球般的自足形式体系逻辑。但是，其由以支撑起来的结构不过是上述的“认识实践”工作路线：物化→物象化。在资产阶级虚假存在论上，它们形成一种逻辑构造上的实质性存在：物象二重性。其本性却不过是由资产阶级认识规制的“虚假二重性”。为了保住关于“纯粹人的关系”的理论幻想，资产阶级所依赖的仅仅就是这些“一般概念”和“一般规律”。于是，经济学研究对象定格为“社会物象关系”。经济学理论由关于生产关系的发生的历史询问演变和颠倒为关于物象（化）关系的发生的逻辑询问：所谓“物化生产（方式）——物象关系——交易关系”认识结构。这种虚假的社会存在体在逻辑认识上的“理论反映”，即所谓资源配置问题。但马克思揶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并不会诉说“商品内心的话”，却只会说：“物的使用价值同它们的物质属性无关，而它们的价值倒是它们作为物所具有的……物的使用价值对于人来说没有交换就能实现，就是说，在物和人的直接关系中就能实现；相反，物的价值则只能在交换中实现，就是说，只能在一种社会的过程中实现。”29
三、蕴涵批判的建构：科学价值论体系的创建
当霍奇逊指责马克思依靠“超历史的描述”进行逻辑推理时，忽略掉马克思实践批判理论的实质是二重性理论。因此，在其基础上确立起来的价值理论体系所形成的乃是对于资产阶级物象二重性及其价值学说的系统性的历史实践批判，而决非单纯的逻辑认识批判。
所谓马克思依赖超历史分析的观点是这样形成的：（1）“对生产过程的分析……一方面，是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劳动作为一种人类活动渗透到了所有种类的社会－经济系统之中；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组织和过程的劳动，同样，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分在概念上是相当一般性的……”（2）“的确，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劳动概念的一般性和普遍性，帮助他为一切社会经济系统的生命血液——劳动进行了超历史的描述……虽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价值’进行分析时强调历史特性，但是价值却在本质上依靠劳动这个非历史的和‘自然主义’的概念。”（3）甚至，“马克思的超历史的社会劳动概念，意味着个体的行为能够按照普遍的理性来事先计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假设在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同样占据显赫地位。”以至无端指责：（1）“问题不在于马克思使用了超历史和非历史的范畴，而在于他没有给出有关它们重要性或者选择、建立它们的方式的方法论上的指导。”（2）“问题是，在他的方法论中，并没有给这些概念以明确的定位。”（3）所以，“虽然马克思批评了这些所谓的一般性范畴，但是却依靠其他有待商榷的、非历史性的范畴，而对于为何采用它们却没有给出恰当的理由。”但是，“没有这样的指导，我们可能会在稀缺和效用这些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抽象概念中迷失方向。”30
霍奇逊的迷津在于：一方面确认了物质规定的“历史不变性”，另一方面，却使之在认识功能上等同于“劳动概念的一般性和普遍性”。关于前者，例如马克思讲到：“不论财富的社会的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31以及“使一般商品流通的这个行为同时成为单个资本的独立循环中一个职能上确定的阶段的，首先不是行为的形式，而是它的物质内容，是那些和货币换位的商品的特殊使用性质。这一方面是生产资料，另一方面是劳动力，即商品生产的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它们的特性，自然要与所生产物品的种类相适应。”32关于前者向后者的“转化”，马克思则是这样说的：“商品的交换过程……从物质内容来说……是社会劳动的物质变换”。33马克思进一步说明：“劳动过程分解为下列简单要素：1.人本身的活动或劳动本身；2.劳动对象；3.劳动资料。”“劳动过程，就我们在上面把它分析为它的简单的抽象的要素来说，是以生产使用价值、使外在物适合于需要为目的的活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自然必然性，因此与它的任何社会形式无关，倒不如说是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因此，我们不必来考察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这就够了。”34
表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按其规定性只能够是不变的物质规定与不断历史发展变化的经济社会形态的那些“社会规定”的统一，即生产一般不断发生对生产特殊的社会外化作用和进行“历史升华”。劳动从整体上而言即生产方式。35社会劳动从整体上看，则只能是一定的存在，是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生产方式。所以，劳动过程引起变化的是它的物质外壳形式及以之为基础进一步发展起来的社会外壳形式；前者是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和生产形式，——不管物质内容和物质形式如何变化，这种物质规定性总是存在和历史一样的，后者是劳动过程的社会条件和生产形式。生产方式是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生产方式的统一，是劳动方式与外壳形式的实践统一。所以一方面，“即使劳动方式不变，同时使用较多的工人，也会在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上引起革命。”36另一方面，劳动方式一旦发生深刻的社会变革，“物质革命”终究会推动和引发全面的“社会革命”。这些“革命过程”整体决定了包含在它里面的那些关系的社会实践性质。例如马克思提到的，“资本起初是在历史上既有的技术条件下使劳动服从自己的。因此，它并没有直接改变生产方式。所以……单靠延长工作日这种形式的剩余价值的生产，看来是与生产方式本身的任何变化无关的。”37即在这里，“起初，资本家在市场上找到什么样的劳动力就得使用什么样的劳动力，因而劳动在还没有资本家的时期是怎样的，资本家就得采用怎样的劳动。”38但是，“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创造了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的新的强大动机，并且使劳动方式本身和社会劳动体的性质发生这样的变革，以致打破对这种趋势的抵抗”，使得工人“不得不听命于资本强加给他们的规律。”39
正是生产方式的科学概念建立了对于“劳动”的历史地、动态地抽象考察，形成了基于“劳动一般”基础上的社会历史考察的具体化。促成马克思强调：（1）“我们对劳动过程感兴趣的只不过是它分解成的，它作为劳动过程所固有的最一般的要素。这些一般的要素必然产生于劳动本身的性质。”40（2）“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41（3）“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方法表明必然包含着历史考察之点，也就是说，表明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包含着超越自己的、对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加以说明之点。因此，要揭示资产阶级经济的规律，无须描述生产关系的真实历史。但是，把这些生产关系作为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关系来正确地加以考察和推断，总是会得出这样一些原始的方程式，——就像例如自然科学的经验数据一样，——这些方程式会说明在这个制度以前存在的过去。这样，这些启示连同对现代的正确理解，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过去的钥匙——这也是我们希望做的一项独立的工作。另一方面，这种正确的考察同样会得出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易的运动。一方面，如果说资产阶级前的阶段表现为仅仅是历史的，即已经被扬弃的前提，那么，现代的生产条件就表现为正在扬弃自身，从而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42
表明：马克思研究生产没有依靠什么教义和使用刻板的方法。马克思没有使生产研究沦丧为有关于一般生产的诠释学。马克思说明：“出发点当然是自然规定性；主观地和客观地。部落、种族等。”同时，“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但是，这不过是“物质生产的发展”；因而，“这种见解表现为必然的发展。但承认偶然。”43这不过意味着永恒变易的运动，在这里，生产只是作为“历史生产”存在，总体体现为具体性生产规定的社会历史的成长运动。才是马克思所理解的真正意义的“社会工艺学”：物质革命→劳动方式变革→社会革命。目标是确立“真正的经济——节约……劳动时间的节约”。44同样，“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正是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岂不正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岂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45
相反，资产阶级学者在建立这种抽象的研究过程中，从物性科学中寻求主体与客体的联系，将劳动一般、生产一般歪曲为“物象一般”，以逻辑结构认识奸淫存在。物化环节：建立了资产阶级存在论I。“存在”作为被规定者。所谓对象，乃是物象意义的物化生产，亦即是人的劳动投注于物，而人本身又为这个不断独立于个人之外的社会运转的物的体系所控制，因此不过是认识建立起来的主体与客体的“虚假社会联系”。物象化环节：继而建立资产阶级存在论II。“物象”作为规定者：认识的具体生产者。资产阶级经济学正是从虚假本体（所谓“一般生产”）的考察出发，通过将认识对象拟制为“纯粹现象”（物象），得以在理论研究对象层面获取虚假的社会存在规定性。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新制度主义是这一系列虚假之路的理论外观形式，是物性科学的诸种发展形态。这是资产阶级“物象拟制”的问题由来与实质所在。
马克思的批判从否决物象自足性开始，也即从实践开始。马克思说明：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差别”。因为资产阶级极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随着作为单纯单个劳动或者单纯内部的或单纯外部的一般劳动的活劳动的直接性质被扬弃，随着个人的活动被确立为直接的一般活动或社会活动，生产的物的要素也就摆脱这种异化形式；这样一来，这些物的要素就变成作为单个人的个人，不过是作为社会的单个人的个人借以再生产自身的财产，即有机的社会躯体。使个人在他们的生命的再生产过程中，在他们的生产性的生命过程中处于上述状况的那些条件，只有通过历史的经济过程本身才能创造出来；这些条件既有客观的条件，也有主观的条件，它们只不过是同一些条件的两种不同的形式。”所以实践批判的要旨是确证这一点：“关键不在于物化，而在于异化，外化，外在化，在于巨大的物的权力不归工人所有，而归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资本所有，这种物的权力把社会劳动本身当作自身的一个要素而置于同自己相对立的地位。”46
批判的结局是对经济拜物教意识进行“认识瓦解”，由社会物象关系转向社会生产关系，建立资产阶级生产的“病理学解剖”研究。这就决定实践路线必然是由内而外、由本质至现象。即确认以下事实：（1）“资产阶级以前的历史以及它的每一阶段也有自己的经济和运动的经济基础这一事实，归根到底不过是这样一个同义反复，即人们的生活自古以来就建立在生产上面，建立在这种或那种社会生产上面，这种社会生产的关系，我们恰恰就称之为经济关系。”47（2）“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不管这种契约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来的）法的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种法的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48（3）“同样，卢梭的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的‘社会契约’，也不是以这种自然主义为基础的。这是假象，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其实，这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而在过去的历史时代，自然联系等等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49（4）因此，如果从“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法权关系”中提取“永恒公平的理想”，然后，反过来“按照这种理想来改造现实的商品生产和与之相适应的现实的法”，那么，就像“一个化学家不去研究物质变换的现实规律，并根据这些规律解决一定的问题，却要按照‘自然性’和‘亲和性’这些‘永恒观念’来改造物质变换”，这“对于这样的化学家人们该怎样想呢？”又究竟“高明多少呢？”50
对于马克思的方法论来说，批判不过是反面的建构。从而引致马克思的进一步的总体历史实践批判：“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角度来看，活动的这种物的躯体的创造是在同直接的劳动能力的对立中实现的，这个物化过程实际上从工人方面来说表现为劳动的异化过程，从资本方面来说，则表现为对他人劳动的占有，——就这一点来说，这种错乱和颠倒是真实的，而不单是想象的，不单是存在于工人和资本家的观念的。但是很明显，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但决不是生产的某种绝对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和目的（内在的）是扬弃这个基础本身以及过程的这种形式。”但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受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观念的严重束缚，在他们看来，劳动的社会权力物化的必然性是跟这些权力同活劳动相异化的必然性分不开的。”46
四、理论总结
由于劳动二重性和社会存在的实践结构“理论共构”，资本主义对象在理论认识上只能够建构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种认识结构的“秘密”从劳动和资本方面表明两点：（1）“如果我们单独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对已经实现的、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是异常节约的。相反地，它对人，对活劳动的浪费，却大大超过任何别的生产方式，它不仅浪费血和肉，而且也浪费神经和大脑。在这个直接处于人类社会实行自觉改造以前的历史时期，人类本身的发展实际上只是通过极大地浪费个人发展的办法来保证和实现的。因为这里所说的全部节约都来源于劳动的社会性质，所以，实际上正是劳动的这种直接社会性质造成工人的生命和健康的浪费。”51（2）资本，就基本发展逻辑而言，形成了“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内置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的规定性，“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52
马克思的“第一个文件”中有一种尝试性的诘问：“现在让我们超出国民经济学的水平……来回答以下两个问题：（1）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2）主张细小改革的人不是希望提高工资并以此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就是（像蒲鲁东那样）把工资的平等看作社会革命的目标，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62这实际就是对“理论询问”劳动二重性，但不是直接回答“劳动是什么”的问题，而是指向它的两个先决性议题：“劳动如何来”（生产方式理论）以及“劳动为什么”（生产关系理论）。它根本否决了资产阶级自足性科学，将工作指针笔直指向开放的实践发展结构。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最初诞生的深层理论意蕴。
【作者跋】既有二重性的种种“误解”、“误读”、“误用”源自对其实践性质的漠视，根本忽略掉：马克思主义域内的二重性分析是建构社会生产关系发生学的学说原理。以至于劳动二重性的既有考察总是不能够跳开资产阶级认识形式科学的狭隘范围：一方面将之当成单纯的批判理论，囿于这种固有的研究窠臼，另一方面，而又于“原生地”探求上简单求助单一性的经济思想史的分析视野。这种满足认识批判的分析进路，对深一步的方法论建构命题鲜有涉及。比如，不了解这一命题的根本性规定乃是确立历史发展过程的实践结构，阐明的是“生长”的内在特性。因此，普遍忽略和缺乏对“理论发生”性质的深入探究，拘泥于“伟大发现”事件本身论事，没有可能真正做到“以史见论”。劳动二重性是研究商品生产的社会历史规定。因此，即使退回到学说史的立场，也应当将劳动二重性与劳动价值论的生成史看成是同一行程，乃至看成是开放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建构进程。换言之，它不能够看成是马克思的某个研究片段或理论段落（例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抑或《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等），看作它们的直接性产物，甚至也不能直接看成某个理论群落的产物，而应是马克思全体研究的产物，是马克思的不断增进的全体理论研究和不断发展着的逻辑结构。实际上，这种结构的不断生成的实践性质恰好说明了理论的相对性特征，某种意义上，它是地地道道的历史认识结构。由于将劳动（“生产方式”）和价值（“社会生产关系”）一同理论生产，马克思得到一个实践的“价值定义”。就是说，价值这个社会的象形文字只能够从人的生理学的真理上进行规定和认识追索，即追索为“劳动产品剩下来的东西”，“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53由于拒绝了物象，“价值概念泄露了资本的秘密。”54“价值本身除了劳动本身没有别的任何‘物质’……这种价值规定是资产阶级财富的最抽象的形式。这种规定本身就已经假定：（1）原始共产主义的解体……（2）一切不发达的、资产阶级前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交换还没有完全占支配地位）的解体。虽然这是一种抽象，但它是历史的抽象，它只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55某种意义上的确不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取得了许多成就，其中一个成就就是在社会上将仅仅完全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超历史的范畴分析建立在人类社会的一切形式上。”从批判性蕴涵看：“他是通过将这些分析建立在范畴的各种拜物教形式上而这么做的，而范畴的这些形式是由资本主义社会中所特有的社会调节形式的特殊的抽象方面和具体方面的相互影响所产生的。”因而，“价值——看来是由劳动一般所决定的，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表现为一种本体论的实质，而不是一种历史的、特定的形式。”56其实如前所论，这种定义是对物象自足性的历史否决、对物象拟制的历史认识还原，是属物的属性扭转为属人的属性。它将商品生产关系界划为这样的规定性：“它们中的每一个和另一个都完全相同。它们都具有同一的幽灵般的现实性。它们变成了同一的升华物……”57这恰恰是在科学之前把科学提供出来的那种规定。因此，从范畴发生（即作为存在形式、存在规定）意蕴上看：探讨劳动能否是“永恒范畴”，是无稽的争论。作为“社会历史规定”，抽象劳动包含生理学、经济学两方面涵义；但不是“两种抽象”，是同一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不同方面的互相补充着的规定。这种特殊抽象（结构）恰恰意味着范畴生产上的历史支架与认识支架的高度统一。然则只有把二重性的两个方面——物质生产及其包含关系——分别理解为母子成长关系，才能避免知识、概念的硬性的一一对应。这种建基于母子发生、发展关系的开放定义结构使生产关系规定提升到实践的高度：“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58从而也就进一步夯实了“阶级科学”的分析基础，是贯彻落实真正涵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即认识回落到这一点：“只有把存在的基本属性始终理解为是一个从本质上说是历史的发展过程的诸多方面，并且——根据处于一定存在形式之中的特定的历史特征——把这些属性置于批判的考察的核心地位，才能真正做到回归存在本身。”59这里不是科学统驭历史，相反是历史统驭科学。60恰如马克思说的，“这种种形式恰好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并且，“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61
注释：
①⑦⑾、29、31、33、36、37、39、48、50、53、61《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0，22，8-10，102，49，127，376-377，359，216、469，103，103-104，51，93页。
②、22、27、34、57《资本论》（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23、59，59-60，59，166-172，14-15页。
③⒆⒇58《马恩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5，274-277，79，345页。
④《马恩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667页。
⑤⑿、23、26、41、43、49、52《马恩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27，4-5，589，3，27-28，1-2，24-25页。
⑥说通俗些，就是研究“社会生产”如何具体地生长起来的，是关于“如何来”、“为什么”以及“是什么”的理论询问。
⑧《马恩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35页。
⑨《马恩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0页。
⑩谢尔盖耶维奇：《卡尔·马克思的伟大发现——劳动二重性学说的方法论作用》，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页。
⒀、40《马恩全集》（中文2版）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154，61页。
⒁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页。
⒂博托莫尔：《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99页。
⒃、62《马恩全集》（中文2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9-220、266-267，232页。
⒄、24《马恩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5，56-57页。
⒅、46、54《马恩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3，360-361，299页。
21、25、28、42、44、45、47《马恩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211-212，111，458，225，486，487-488页。
30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9-60页。
32《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
35劳动是一个实践概念，不是纯粹的“主体不变概念”。
38马克思这里同时重点提到：“由劳动从属于资本而引起的生产方式本身的变化，以后才能发生，因而要以后才来考察。”
51《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104页。
55《马恩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0页。
56默斯托：《马克思的<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5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7、183页。
54即不是“历史”科学化，而是“科学”落实为历史构件。种下的是历史，收获的是认识。所谓历史科学，决非历史“是科学”，而是说以“历史”来生产逻辑和认识，生产认识形式科学。科学乃是作为一定的逻辑和认识程式，作为历史实践的内在工作组件，充当历史的基层工作者——“科学逻辑”和“科学认识”。
59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
【许光伟，江西财经大学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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