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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与天人合一:关于劳动过程通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许光伟 · 2020-01-09 · 来源: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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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天地之间,物也。物,亦物也。”“人之行,求有为也;人道有为,故行求。”所谓“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亦即是说劳动过程乃“行动的物质过程”规定也。“然虽自然,亦须有为辅助。耒耜耕耘,因春播种者,人为之也;及谷入地,日夜长大,人不能为也。或为之者,败之道也。”中国经济学应当由这一工作地基实现“再出发”,重构劳动过程的文明规划,实践化和中国化的理解通透了中国和《资本论》的关系。

 《资本论》与天人合一

——关于劳动过程通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校对版)

 

 

 

  要:《资本论》是一部反映“天人合一”思想的通史涵义的经济作品,断代史规定蕴含其内,然则以“劳动过程”为分析内容,以“经济形式”为分析形式。《资本论》这一辩证法的深意在于:(1)以劳动过程的辩证法发展为经线,构建“天人合一”结构体式,寻求矛盾规定性的“通变”;(2)复以劳动过程和经济形式的结合为纬线,形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全域展开;(3)这样形成的“个别上升到一般”按性质而言,既是“范畴的创造”,也是对资产阶级知识理论所形成的一种“内部批判”工作关系;(4)实践的发生学关切具体怎样产生,执行“抽象和具体”行动辩证法,批判的诠释学的规定蕴含于内。这种工作逻辑本质上反映的是理论和实践的“知行合一”,中国经济学应当由这一工作地基实现“再出发”,如重构劳动过程的文明规划。这种实践化和中国化的理解通透了“中国”和“《资本论》”的关系,表明新时代际遇中适时提出中国经济学自己的原创学术,丰富发展“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关键在于坚持《资本论》的辩证法规定,并从顶层设计的层面建立和中国的对话,最终实现将经济学还原在历史和实践域进行把握。

 

 

关键词:《资本论》;天人合一;中国化;劳动过程;价值形式;辩证法

 

    【特别提示】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总第103期) 文字校核版 http://qks.hbue.edu.cn/2f/93/c1398a208787/page.htm;本文作为支持“七张图看懂《资本论》——《资本论》思维导图”的资料附件。为您提供可靠的文本依据。

 

 

“人在天地之间,物也。物,亦物也。”“人之行,求有为也;人道有为,故行求。”“然虽自然,亦须有为辅助。耒耜耕耘,因春播种者,人为之也;及谷入地,日夜长大,人不能为也。或为之者,败之道也。”①

【注语出王充《论衡》。王充的话表明劳动过程研究天然和唯物主义领域内恰,所谓“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亦即是说劳动过程乃“行动的物质过程”规定也。

中国人对劳动过程并不会陌生,但一直未能建立有效之理论框架,盖因经济学未独立性质使然。作为通史规定之劳动过程是借助了《资本论》进行理论化、概念化和知识化,然则大写字母规定之历史理论尤其思想史线索将借助《资本论》研究,钩起天人合一的中国思想之沉。述往事,思来者,本文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继续执行交叉研究性质的“学科对话”,作为拙作《论生产一般的思维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启示》[1]和《中华思维学再研究——阴阳五行经济系统论兼谈新中国70年的方法论》[2]的方法论创作意义的续文,研究宗旨继续锁定于中西学术对话路径之中华经典与《资本论》的系列思想论衡,并具体化之。

【注:[1] 许光伟.论生产一般的思维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启示[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9,(1):5-18.

【注:[2] 许光伟.中华思维学再研究——阴阳五行经济系统论兼谈新中国70年的方法论[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9,(5):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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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论:《资本论》“天人合一”结构体式及其辩证法深意

 

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发现”辩证法以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亦遭遇“解释学化”之尴尬,在使叙述和研究分离的道路上方法论研究越来越纯粹化,走入和世界观越来越相分裂之窘境。因此,有必要重建“个别上升到一般”(实践的发生学工作逻辑)与“抽象上升到具体”(批判的诠释学工作逻辑)的内部结合(工作)关系,以端正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之认识。所谓辩证法,乃是建立“规律之方法”及探究线索,显然矛盾(规定)乃是辩证法的最高形式。但我们这样说时,决不意味着直接从矛盾出发,进行“矛盾解释学”建构,而在于深入说明矛盾的道路——它的发生、形成和发展的机理。简言之,辩证法以“阴阳互系”(二重性规定)为第一形式,以质量互变(内容层面的发展规定)为第二形式,以否定之否定(形式层面的发展规定)为第三形式,以对立统一的矛盾规定(事物的总发展规定)为最高形式、转化形式(第四形式);第一形式界定生的根据,第二形式说明生的继续和成长,第三形式说明了事物的一般发展趋势,第四形式进一步界定事物发展转化的内在根据。总起来说,“四个形式”本身是由联系的观点起步向发展的观点进行规定的转化。然则《资本论》在总体上必须同样被界定为“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作为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不凡思想”的回应。即《资本的生产过程》作为资本主义协作(形式)的“个别到一般”、《资本的流通过程》作为资本运动结构(形式)的“个别到一般”、《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作为生产价格(形式)的“个别到一般”,以及《剩余价值理论》作为资本认识(形式)的“个别到一般”,而总领它们的是“价值形式(劳动过程)”。这意味着,《资本论》是两条线索齐头并进的(以彼此联合的方式),即劳动过程和经济形式分别按照辩证法的发展以及它们的相互结合。由此有了《资本论》究竟是劳动的本体论,还是资本的本体论的命题之争。“劳动本体论”抑或“资本本体论”的理论实质其实相同,都是执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工具。所谓“资本本体论”,强调资本是理解《资本论》的核心范畴,意味着对经济形式运动的理解水平将决定着我们对《资本论》的理解水准和高度。所谓的“劳动本体论”,是强调资本背后始终立有一鲜活的劳动过程,这是《资本论》执行批判的力量之源。在这当中,资本形式运动及其结构化的行动是因应劳动过程的物质和社会行动进行的,换言之,劳动过程始终是线索的总发动者——作为运动的“经线”和“纬线”,它不排斥资本的“以太范畴”作用。据此,可以将马克思的总构思绘制如下(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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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的线索思路:劳动过程通史研究视角

吾道一以贯之,中国经济学的道,即天人合一,它决定中国经济学的对象是“共同体”规定的生产一般。天人合一本质上是“求行动客观”,是客观对主观的工作关系,但没有抽象的天人合一定义,只有一个个具体的经典作品的天人合一观。《资本论》的“吾道一以贯之”及天人合一观,就是劳动过程通史线索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主张。很显然,“《资本论》工作原理集中体现于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大道至简,以中国人资格读、用《资本论》,“对于中国而言,规律即是道的寻求”,然则“黑格尔把思维看作是绝对的自我运动的规定,否认了对象与思维的工作合一。揭开黑格尔的思维神秘性,就凸显了‘天人合一’的工作领导性。”“然则所谓天人合一,即对象与思维的工作合一、客观与主观的有机统一;在《资本论》框架中,和中国的天人合一相对应的工作规定其实是‘劳动过程’。而劳动过程不过就是不断历史变迁的生产一般规定。这恰恰内在诠释了天人合一架构下知识生产和创造的进程:劳动过程乃是天人合一路径知识的接续,是合、统下‘主客互看’的知识,体现了分向统和合的再回归。”[3] 【注:[3] 许光伟.唐诗宋词与《资本论》:引论——行动主义、主体工作结构及时代内涵[J].社会科学动态,2019,(12):38-45.

总之,新时代社会主义学术的宗旨是原创性与创新性并举,藉以支持和推广《资本论》原理的时代化研究。以“劳动过程通史研究”为切入可以发现,劳动过程构成形式统领了经济运动形式的研究和叙述,在《资本论》中形成以发生学为“内容”、以科学抽象法为“形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系统。然则《资本论》基本发展逻辑必须视为是“发生学”。②

【注何谓“发生学”?曰元亨利贞;曰从个别上升到一般;曰单纯(规定)、曰具体(规定)、曰普遍(规定)、曰现实(规定);曰初形和藏形、曰造形、曰赋形、曰脱形和遁形;曰冬的形式、春的形式、夏的形式、秋的形式;曰事的发生学也。

诸种经济形式的发生学工作逻辑合力完成有关于商品生产,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合·统·分”巨型模型。合——劳动过程(总体思考形式),即以“天人合一”为文明基因和工作编码统筹劳动过程发展规划;统——以劳动过程构成为尺度掌握经济形式构成,形成对象思维学(规定)对于逻辑学的统一工作领导;分——货币和资本形态的独立化运动及各自行动诉求,亦即知识论领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原则贯彻和执行。如此,中华思想“顶层设计”天人合一创造性地进入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视野,劳动过程则作为了理解《资本论》通史线索的一把钥匙,“天人合一”研究叙述体式相应成为了理解社会主义工作性质劳动过程通史研究之总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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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劳动过程与所有制

 

谈起马克思的“抽象”,人们至今仍如猜灯谜般不得要领,盖因谜底“马克思的抽象”乃是以“发生学”为内容的科学抽象法,诸如马克思如何提取“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对象思维形式,以及如何得到与运用“劳动一般”和“生产一般”,如果不理解这些,那么无论如何不能够将伟大的《资本论》归结于资本一般规定的。正是澄清了发生学和科学抽象法的“内容”(研究方法)与“形式”(叙述方法)的方法论工作关系之后③,马克思开始转入正面对商品生产方式内部构造的阐述: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统一的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单纯商品生产过程),而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之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马克思强调后者“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很显然,它包含了单纯商品生产过程的规定性。[4]229-230【注:[4] 马克思.资本论》第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注从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看,发生学是以“无”为规定,耙梳“无生有”;相较而言,科学抽象法的抽象和具体范畴更为侧重“有”,这导致科学抽象法基本由有的角度考虑问题。

在这当中,马克思探究的劳动过程绝非没有任何语境限制的,它是置身于“商品生产方式”的一个界定。例如,所谓劳动过程与“价值形成过程”统一,讲的就是“个体占有制的劳动过程”,而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统一,相应是“资本家占有制的劳动过程”。这里,所谓的劳动一般(生产一般的思维形式),不过就是商品生产方式(从思考形式上看,生产方式核心内容是劳动过程与所有制统一)的一般构造形式。所以,马克思这样规划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以及劳动资料。[4]208【注:[4] 马克思.资本论》第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然则,劳动力、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是劳动过程构成的一般形式。所谓一般形式,乃是物质联系和行动联系及其结合的一般表现。同时这里,马克思没有狭义地使用“劳动力”的劳动过程概念,而广义地用了“劳动力的目的性活动”或“劳动力的使用”(处于用状态的劳动者概念)。这样很容易将简单商品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方式区分开,即一者是劳动力要素的自身使用,一者是劳动力要素作为“劳动力商品要素”的特殊使用。尽管如此,但马克思还是在共同意义上,即从商品生产这个对象思维学意义上界定了劳动过程的简单构成,同时赋予了“劳动目的设定论”的通史研究规定。即劳动过程,就将其描述为它的简单和抽象的要素而言,是制造使用价值之有目的性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马克思强调:劳动过程在物质内容上“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同时,“劳动过程,就它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来说,显示出两个特殊现象。”[4]215-216【注:[4] 马克思.资本论》第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从马克思的分析可看出,一定的纯粹规定的劳动过程决定着所有制的产生和发展,同时一定形态所有制也领导着劳动过程。

从中可以发现,所谓劳动过程简单要素的规定,乃是从劳动过程出发通过机理解剖得到的结果,而不是相反,因为离开整体规定的劳动过程,孤立的劳动力、劳动资料或劳动对象没有任何意义。这是第一点结论。④

【注两个思维行程的说法的始作俑者并不是马克思本人,是后来者的解释学版本的创造。对劳动过程的历史研究是实证的,也是批判的,是基础的,也是整体的。从表面上看,“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中抽象出‘劳动一般’,虽然这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但是,它在现实中不能独立存在,只能依附于各种特殊的生产形式中。”于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方面只能对劳动过程进行片面的抽象,另一方面又把抽象出来的一般加以绝对化,从而把资本主义生产看成永恒不变的生产形式。”([5] 李建平.《资本论》第一卷辩证法探索[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P153

【注与资产阶级依据解释学原则制订的“逻辑一致”和努力创造“理论废墟”相反,马克思是把劳动一般作为对象活动和实践化的思维学规定,作为生产一般的范畴形式(即对象知识)予以对待的,这样就避免把“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逻辑化,坚持用历史研究方法即“个别上升到一般”,把握具体规定的发生学和抽象规定的发生学,并将二者视为同一过程。简洁地说,这是把握劳动过程本体的不二法门,是用历史研究去培育“第二条道路”和“科学上正确的方法”。

第二点结论由这一问题开始:对劳动过程研究能否脱开所有制进行?正如对所有制研究而言,撇掉劳动过程是不适当的,反之亦然,恐怕不会存在一个纯粹形态的劳动过程通史研究的(并且即便工艺学亦不会局限于永恒形式联系),毕竟离开了所有制,劳动过程中就没有完全意义的主体概念了。马克思的研究重在考察商品社会的转化,是客体批判路径导向的,因而在劳动过程和所有制统一路径上,依然缺少完整的分析。⑤

【注:例如,“马克思在分析抽象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时,不是把几个社会形态拿来比较,然后再抽出它们的共同点,或者随便以历史上的某个社会形态作为抽象的对象,而是以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作为抽象的对象,从这个特殊中抽象出一般。马克思说,‘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5] 李建平.《资本论》第一卷辩证法探索[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P149

马克思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是关于所有制行动(阶级行动)的一个抽象分析,所基于的物质上的联系和发展是笼统的“社会物质生产力”指标。所以接续的结论就是,即便从《资本论》的研究中也可推出“劳动过程+所有制”乃是马克思完整的通史研究概念,因为单单研究劳动过程本体,那是纯粹工艺学的事件,而如果要研究生产一般的思考形式,即深入探究劳动过程的构成学,则一定涉及这样或那样的所有制规定。⑥[5]173-[6]

【注:形式辩证法背后立着“内容辩证法”。马克思解析为“质量二重性的特殊表现”。“既然质和量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可分离的方面,那么,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两个不可分离的方面了。”([5] 李建平.《资本论》第一卷辩证法探索[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P 173

【注:进一步,“物(商品)从质到量的转变,体现了物本身存在方式的转变。按照哲学的思考,事物的质本该是事物存在的根据,但在商品普遍化的社会,事物的质让位于事物的量,这恰恰是物(商品)本身存在方式的倒置。原来是本质的东西,现在变成了现象。这种倒置并不源于物本身的规定,而是根源于社会存在的历史性变迁,正是在这种变迁中,劳动被抽象化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这种抽象的人类劳动体现了人类劳动的一般形式,它使商品从质到量的转变成为可能。商品的普遍化与抽象劳动的普遍化是同一过程。可以说,抽象的人类劳动构成了商品世界的基础。”([6]仰海峰.《资本论》的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40.

通过将财产占有关系确定为“客体所有制”,帮助马克思很容易地找到生产资料以及劳动力被占用状态的“对象知识”。它面对的是整体状态的主体关系考量,即主体的依赖性关系、主体的独立性关系以及主体的自由个性发展的联合关系。这种“主体所有制”状况本身在《资本论》的讲述架构中是“隐身的”。现在把它还原出来,完整的通史研究概念架构是“共同体+劳动过程+所有制(马克思的所有制概念)”。然则共同体本身必须视为“特殊的所有制概念”(主体所有制的规定),它和“马克思的所有制概念”一起构成所有制整全的意义,而这就是以“天人合一”为取向的劳动过程通史研究架构(或简单表示为“天人合一+劳动过程”)。主体和客体的联系(统一关系)在易经体系内以“天人合一”的抽象形式出现,在《资本论》中的对应物则是“劳动过程”。如果离开这一维度,那么,马克思的劳动过程概念将降格为“劳动资料主导的劳动过程”(相当于“物质生产力”概念)。当然,这不会是马克思的本意,尽管马克思本人也没有排斥这个做法。然则为进一步还原抽象规定背后通史意义的史实,我们必须将马克思的作为“共产主义历史的开始”(人类发展的真正历史时期)的劳动过程构成形式和作为“共产主义前史”(人类发展的史前时期)的劳动过程构成形式加以联系,从比较中寻找思路。显然,一者是“自由个性的联合劳动者+智慧学的有机对象”,一者是“原始联合体+原始自然对象”。无论两者的历史内涵如何殊异,却有一点彼此共通或相同,就是“劳动者的规定”已然包含了他们自己占有的劳动条件这个概念;或换一角度,为什么劳动资料未被独立出来考虑呢,是因为这里没有“独立主体”和“独立资料”之间的结合,从而劳动资料必须同样被看作“非独立状态”。连通两部历史的是经济学意义的“劳动过程构成形式”的演化(如下所示),这是真正意义的历史发生学规定。⑦

【注这里运用的是对象思维学的工作逻辑和方法(我们称之为辩证法的“四段论法”),即历史和实践的批判逻辑学(研究方法规定的发生学)。因此,它决非任何意义的“三段论法”,无论“康德三段式推论”抑或“黑格尔三段式推论”,无论作为一般→特殊→个别、一般→个别→特殊、特殊→一般→个别,还是作为个别→特殊→一般。

劳动过程构成I:原始联合体+原始自然对象

劳动过程构成II:联合者+独立者+独立资料(独立劳动资料)+联合劳动对象

劳动过程构成III:劳动力(局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

劳动过程构成IV:社会联合者+局部劳动者+专用性劳动资料+互系型劳动对象

劳动过程构成I是人类开始时期的文明规划,以狩猎和采集生产方式为主,直到今天它仍然在一些原住民的居住区域可以发现,每个成员天然是能力全面的鲁滨逊以及关系友善的合群者。从易经(强调“天人合一”)到周易(强调“联合者主导的劳动过程”),从劳动的自然过程(劳动过程本身则必须作为“总体概念”予以对待)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基础”的自然社会过程,在社会主义文明规划之前,人类一直孜孜以求劳动过程的构成形式。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将首次实现对劳动过程的智慧占有,在那一阶段,所有制概念将会和劳动过程合而为一,人类以“智慧学”为中介和自己的对象直接打照面,在社会关系和解的状态下进一步逐步解决和自然关系的和解。而在这之前,劳动过程的发展首先面临了劳动者联合体的瓦解、分化,形成了“联合者+独立者”结构,这解释了历史上的简单商品生产者(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体小私有制)和“共同体社会”的长期并存状况。其次,社会主义的劳动过程有别于“劳动过程构成III”,即劳动过程构成的一般形式。其一方面承认“个体私有制”的大量存在,另一方面,也在社会范围内拒绝劳动力商品的普遍性,从而以“公有制的形态”保留或者说延续了“联合者”的劳动过程规定,形成“社会联合者+局部劳动者”的独特结构。这样来看,按照劳动过程和主体所有制、客体所有制的结合的不同,在构成类型上劳动过程有“联合者主导”和“劳动资料主导”的分别,但这是相对的区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则凸显了“劳动资料主导的劳动过程”性质,使劳动过程构成要素的物质上的联系和行动上的联系同时达到“一般表现”之程度。⑧

【注:再看另外一种讲法:“显然,这是一个有关劳动者集结形式的发展图式。首先需要强调的是,作为开端的‘共同体’自在的形式规定虽然表现为本源共同体,但是,促使共同体发生变化的是共同体内部的分工和交往关系,它们却在‘市民社会’中披上了私人所有的外衣,转变成普遍的社会关系,在资本家社会(市民社会的转变形态)又以‘广泛的分工’即‘大工业’的形式开花结果。社会主义只有在继承了这些成果的基础上,才能成为‘更高层次的共同体’。”([7] 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P500)

然则作为通史研究的历史观、平等和谐主义的自然观以及共同体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天人合一”必须同样视为劳动过程构成的“客观知识”;在抽象性上,其又必须和劳动过程合而为一,共同成为说明劳动过程构成形式“演化总体”(即和抽象相对的“具体”)的规定——对象存在、对象思维和对象逻辑。天人合一的主体性(即行动规定)在《资本论》中基本体现在“阶级范畴”之上,这应当是理解《资本论》又一条重要线索。正是这条线索的客观存在,使得劳动过程成为《资本论》从一而终的理解设施,并构成了内在其中的持久的历史批判力。一般而言,物质联系基本上和具体劳动的条件有关,而行动联系则和抽象劳动有关,所以在马克思看来,体现在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无论简单商品生产方式或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实际上均和劳动“二重性”的实现有关,从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整体受制于劳动二重性的。中华天人合一的对应理解框架是“阴阳学说”。不过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兼容“母子关系”和“父子关系”的规定,并且都同时遵循思维学架构下的行动主义和唯物主义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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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劳动过程与价值形式

 

《资本论》中有关于交换价值的发生学被马克思同时称为“价值形式的发展”。“在这种学说中,范畴真正是‘存在形式、实存规定’。”[8]173【注: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刚才提到的那些最重要的、关于存在的一般规定性的简单并列。相反,它只想说明,所有这些规定在其动态的相互作用中,产生了一个最终(也只能是最终)统一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不断地为人类克服自己史前史的障碍,为人类真正历史的开始创造条件。”鉴于此,“各种得到不同发展的存在形式,决不是从一种一般的、抽象的范畴体系中推导出来的”,亦即是说,“现实过程,即历史,在马克思的世界图景中居于主导地位。”然则它们也不应当“被理解为这种范畴体系在‘特殊领域’的应用,相反,它们是依照自身规律演变的存在过程,在特定的发展阶段,这种存在过程能够使更为复杂的存在形式的产生成为可能。”“从这种观点出发,自然过程(它比社会存在要早,正是它的真正形成,才创造了社会存在的前提)才必然被看作存在过程,它的历史进程包括所有发生作用的偶然因素,才使社会存在的产生成为可能。因此,根本没有一种把我们的历史看作简单应用的普遍的辩证法学说。”[8]361-362【注: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也因此,“马克思不是从一个一成不变的抽象原则中推导出范畴问题的本质和联系的。相反,他的方法论的出发点和实施,则只有通过自在存在的对象和过程的那些各种不同且又相互具有存在性联系的、并非逻辑式前后相继的现实特征,通过当时的社会历史需要,才能被看到和被理解;这些社会历史需要针对着具体表现方式和形式等,以便给人的实践提供现实基础。”[8]313-314【注: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总之,用黑格尔的方式加以表达:“天才之处在于,他试图把对象性世界理解为过程,在它里面——由于它的不可逆转性——较高级的对象性形式是由较低级的对象性形式必然地发展而来的,而不是预先给定的。”[8]146【注: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在马克思看来,理解了价值形式——它的历史过程的运动机理和形成原理,必然也就彻底理解了货币和资本,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价值形式规定,是价值形式的工作地基或进一步发展形态。马克思重点提及,“商品其实是一种过程性的社会对象性”[8]106,因此,从劳动直接过渡到资本也是不可能的”,“正像不可能从不同的人种直接过渡到银行家,或者从自然过渡到蒸汽机”,然则阐明资本的概念,必须从价值出发,并且是从已经在流通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形式)出发,“而不是从劳动出发”。[9]213

【注: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马克思在这里显然以直截了当的方式区分了劳动过程本身和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基础的劳动过程的区别。要知道,商品和资本都是社会装置,它要求劳动过程有历史上的特殊构成形式。⑨[9]

【注“这样,资本作为地租的创造者,重新回到作为资本总创造基础的雇佣劳动的生产。资本从流通中出来,并且使劳动成为雇佣劳动;资本就是这样形成的,并且,在发展成一个整体时,把土地所有权既当作自己的条件又当作自己的对立面。不过这里表明,资本由此只是把雇佣劳动作为自己的总前提创造出来。因此,现在应当就雇佣劳动本身来考察。”([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P236)

然则,以发生学为工作内容的科学抽象法的程序应当是“发生学→抽象规定→经济形式具体(价值形式范畴全体)”。⑩

【注如前指出,在方法论规定上,发生学属于研究(方法)范畴,科学抽象法属于叙述(方法)范畴;研究及其方法规定不能归结为思维行程,但它包括了思维行程的实现运动。

这决不是认识循环的工作方法,说白了,预前设置好规定——视为自为的发展规定,然后予以“解释学”的技术演绎。但是,为挖空心思地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表述成该种图式,日本学者内田弘对进行了特别的引述:马克思在“资本章”开头这样写道——“作为资本的货币是超出了作为货币的货币的简单规定的一种货币规定”,“这可以看作是更高的实现”,“但是,这里较低级的形式是作为包容较高级的形式的主体出现的。无论如何,作为资本的货币不同于作为货币的货币。这个新的规定必须加以说明。”然则“货币(作为从流通中复归于自身的东西)作为资本失掉了自己的僵硬性,从一个可以捉摸的东西变成了一个过程。”[10]【注:[10] 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P126

“要阐明资本的概念,就必须不是从劳动出发……从劳动直接过渡到资本是不可能的……”[10]【注:[10] 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P131

尔后内田借机发挥说:第一,“资本的形态规定如果是这样从货币流通中产生的话,那么不断流动循环的资本被展开的形态就是货币,不是一般的生产。甚至最初被作为前提的生产实际上也是资本承担和展开的,是以资本为中介被资本设定,正是资本由货币形态改变为生产各条件并进行生产来证明的……为了纯粹地展开交换价值这个概念,以基于资本的生产方式为前提……使充分发展的社会分工现实地抽象了生产一般。因此,最适合体现这一特征的生产规定——以生产一般为前提而展开的纯粹的交换价值且“作为货币的货币”代替了生产自身的生产规定,并且不是简单的生产一般,而是资本组织的生产一般。以资本为中介的生产一般是纯粹发展的交换价值的概念,即寻求无限的量的增长的冲动的内在化,因此,很广很深地开发了与自然的物质代谢过程,使消费欲望膨胀,将交换和分配普及下去。因此,资本必须首先从货币形态改变为用生产使交换价值增长的要素。”[10]【注:[10] 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P131-132

第二,“(而在)货币资本循环论的中《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论(里面)……望月清先生在确认了平田清明先生所谓三共同体论把《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包含在《大纲》特别是资本循环=积累论中的划时代的意义之后,进一步分析了那个包含构造,并指出其逻辑展开基本上遵循了①异化→②所有→③积累=循环→④原始积累→⑤共同体→④′原始积累→③′积累=循环→②′所有→①′异化的结构,所谓《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相当于上边序列的⑤→④′。”[10]【注:[10] 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P206-208

于是循环还是为了循环,形式则是为了把握形式。这是“市民社会”主义理性狡计的全面上演。好像是说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想去描述“历史学本身所固有的、唯美的世界史体系的基本图式”,马克思兴趣好像主要集中在:是要将“只有劳动者才是真正的所有者”这一未来图景看成是“现代”的内在契机必然发展的结果。“因此,‘过去’是作为旁证而被动员起来的,它未必一定是从世界史开端到‘现代’为止的全部历史。”“因此,我们可以说,共同体-市民社会-社会主义是人的共同体经过重叠进化而积累起来的历史。”[7]【注:[7] 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P500-501

然而,“根据这种说法,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定(好像)原始地包括在市民社会当中了。这是‘没有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市民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理论妄想,‘庶民的胜利’变成了‘市民的胜利’。[11]【注:[11] 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P346

亦即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来,“社会是市民社会,在这里任何个人都是各种需要的整体,并且就人人互为手段而言,个人只为别人而存在,别人也只为他而存在……(他们)把一切都归结为人,即归结为个人,从个人那里他抽去一切规定性,把个人确定为资本家或工人。”[12]【注:[12] 马克思.184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P134

历史到把历史隐去,通史、断代史到完全没有历史,故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继承者是没有劳动过程的唯物史观概念的。同样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内,《资本论》通史研究性质也往往容易被忽略,如以澄清“马恩差异”和反思“逻辑与历史一致性关系”为由,强调“价值规律是抽掉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性质之后表现出来的抽象关系,是抽象化后普遍化的简单商品生产的规律,它很容易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也容易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出发点”,于是错误推出“《资本论》开篇对商品、货币、价值等一般范畴的把握,不可能从历史上的简单商品生产出发”观点;进而武断地认为叙述是可排掉历史研究规定的方法和逻辑上的“独立王国”,并断言“从唯物史观派生出来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不能用来直接说明《资本论》的逻辑发展”,理由竟然是:“正因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生理结构分析与历史过程无关,所以从叙述方面看,体现为一种先验的结构。”[13]【注:[13] 罗雄飞.反思《资本论》中逻辑与历史的关系——基于1858《马克思致恩格斯》的思考[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5):56-63.

鉴于上述,有必要在新中国七十华诞的特殊岁月之后,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工作性质予以再次申明和强调。简言之,是要了解到马克思限定起点规定是“生产批判”,而后有“价值的起点”,必须在“批判=发展”规定上来理解马克思依据历史的理论认识的生产,掌握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以及《资本论》蕴含的人类发展理论;只有理解与掌握二者统一,才能从历史内在进程方面实现“两部历史”的无缝对接,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使通史研究规定得以整体凸现。

【注11马克思《资本论》说明“两部历史”分别是“以个人的劳动为基础的小私有制商品生产”和“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商品生产”。

故此严格意义看,《资本论》是“12部史”:转化史I、转化史II、资本生产史;运动史I、运动史II、资本流通史;生活史I、生活史II、资本积累史;范畴史I、范畴史II、资本批判史(资本认识史)。[14] 【注:许光伟.《资本论》的逻辑究竟怎样练成——兼谈如何写《保卫<资本论>[J].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2015,(8):16-36.

从摘录的这些论述中已充分显露马克思的航程乃是“历史”到“逻辑”,再到“历史”。对价值形式而言,它的历史就是劳动过程的内部联系和发展,它的逻辑就是充作价值的表现方式和发展形式。用马克思的话说:交换价值,作为最简单的一种经济范畴,“以人口即在一定关系中进行生产的人口为前提”,也“以某种家庭、公社或国家等为前提”,然则“交换价值只能作为一个具体的、生动的既定整体的抽象的单方面的关系而存在”;可另外一方面,“作为范畴,交换价值却有一种洪水期前的存在。”因此,科学抽象以具体的发生学为内容规定,即是说必须认识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马克思同时强调:思维行程和具体怎样发生的活动无关——这“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15] 注:[1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

言及于此,讲《资本论》开篇没有论述劳动过程规定,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然而马克思囿于资本主义主题,对劳动过程通史的论述这时仅仅局限于“对象性劳动”规定。即在马克思看来,亿万年来的人类生产发展了对象性劳动规定,而这就是劳动过程本身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基础的劳动过程规定的文明基础。于是人们一向对《资本论》首篇的结构的重要性予以漠视,或者敷衍了事,进行字面语义的简单连缀,是因为完全缺乏“一部整史”的工作概念。例如人们普遍不能明白“发展规律”的内在结构乃是“质-量-形式”规定性,或者说,规律本身由它们演历而来。但是,这种结构(质-量-形式-规律)正是马克思制订《资本论》开篇逻辑安排形式的一个基础。然则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样,《资本论》首章执行的是“预先要说出的那些结论”,——相当于“总论”。《资本论》首篇的工作主旨在于产生出“价值规律”的整全概念,以此为逻辑的跳板,达成客观批判过程与主观批判过程统一。首章结构形式是在这个意义上和从这个问题上来说的对于《资本论》逻辑的一个预演和鸟瞰。

【注12以上文义和论证思路,请参阅拙作“《资本论》的逻辑究竟怎样练成——兼谈如何写《保卫<资本论>》”。(许光伟.《资本论》的逻辑究竟怎样练成——兼谈如何写《保卫<资本论>[J].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2015,(8):16-36.)

于是,《资本论》整本著作便有了极为坚实的基础。

【注:结论是,《资本论》首篇是关于“价值之道和价值之德或价值规律的内容与形式”的论证,是基于发生学逻辑的一个深剖,“第三节内容说明‘价值形式’,这其实是全部形式规定的理解基础。既然头两节内容创造性地提出了价值规律的‘道的内容’和‘德的内容’,那么,它们的形式方面的规定就必须得到系统地交代和说明。马克思选择的阐释结构是‘抽象劳动(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量)’,即着眼于从价值形式中解析它的生活形式,获取价值规定的历史的实在内容。在价值形式发展的最初阶段,抽象劳动,即价值的质的规定,获得简单的社会形式,然而这是偶然的,马克思称之为‘等价形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价值的量的规定,获得直接的自然形式,马克思相应称之为‘相对价值形式’。”“总和价值形式通过抽象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真正意义的对接,使商品成为‘世界的一个公民’了,这就为后续的一般价值形式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所谓一般价值形式,实际是‘相对价值形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形成’以及‘等价形式=抽象劳动’的发展规定。在这个发展阶段上,抽象劳动直接是社会化了的规定,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形成则遵循马克思所说的,乃是由‘平均的社会生产条件’与‘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等等因素所决定的社会量的规定,显然,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社会标准’。至于‘货币形式’对于‘一般价值形式’进一步地历史改写,那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生产力的历史发展,使商品生产选择了有金属冶炼和铸造工艺作为基础的物质技术体系,用来支撑自身的广阔发展。这种发展最终使得抽象劳动具有了货币的社会抽象表现,即货币的社会形式;货币成为了一切商品的抽象代表,即一般商品。在最后这个阶段,抽象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规定上可谓是‘完全对接’了,以至于是二位一体的规定性。这其实是抽象劳动的历史发展,是质和量两方面规定的历史发展,是这个‘存在者(规定)’形成和不断社会外化的发展过程,从而,也是‘质’不断化为‘量’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实现了‘价值之道’‘价值之德’的历史同一。(许光伟.《资本论》的逻辑究竟怎样练成——兼谈如何写《保卫<资本论>[J].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2015,(8):16-36.)

因而说到底,劳动二重性是产出研究对象的规定,——并且恰如阴阳对于“五行”和“八卦”那种工作关系。

【注14主体社会的“象”的原理是阴阳,显象的方式乃是五行和八卦及其建立的有机系统的工作模式,它们都是内含“阴阳运动”于其体系的。

但就本性而言,它既是真正意义的批判,也是真正意义的建构,是对单一片面主观批判类型的彻底的工作扬弃。[11]【注:[11] 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P99

如果是历史的探究,那么,对应采取必须的是文化的表达方式。“比如,具体劳动可说是关于人的工艺器官(不是动植物器官,而是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范畴——揭示劳动的工艺存在,而抽象劳动可说是关于人的社会器官(生产器官、文化器官)的范畴——揭示劳动的社会存在。进一步才有可能说抽象劳动是认识范畴,讲明人类史是人类自己劳动创造的这一经济特性。盖言‘抽象’,并不是什么思维,在于将人类的规定提升为社会的规定,复次提升为社会系统的性质的规定。质言之,抽象劳动揭明社会形成的必然性过程。”[11] 【注:[11] 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P90

这样看来,《资本论》开篇提供的劳动过程概念就既是一个总体规定(人类学概念),同时,亦是使劳动过程概念本体实现向“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基础的劳动过程”规定转化的过程。首先,价值形式构成I(形态I)说的是劳动过程构成I(形态I)向劳动过程构成II的历史转化行动。

【注15或者说,是这个转化行动的过程和产物形式。在这里,物质联系和行动联系是简单同一的,“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是同一价值表现的互相依赖、互为条件、不可分离的两个要素,同时又是同一价值表现的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两端即两极。”([4] 马克思.资本论》第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P62-63)

价值形式构成II(形态II)、价值形式构成III(形态III)乃是劳动过程构成II的发展过程和内部联系,——这就是共同体内部“独立性”的发展。并且在这里,马克思很明显地注意到了“物质联系”的基础性作用。

【注16一方面,“第二种形式比第一种形式更完全地把一种商品的价值同它自身的使用价值区别开来,因为例如上衣的价值现在是在一切可能的形式上与它的自然形式相对立,上衣的价值现在与麻布等同,与铁等同,与茶叶等同,与其他一切东西等同,只是不与上衣等同。”另一方面,“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则不能具有商品世界的统一的、从而是一般的相对价值形式……要表现一般等价物的相对价值,我们就必须把第三种形式倒过来。一般等价物没有与其他商品共同的相对价值形式,它的价值相对地表现在其他一切商品体的无限的系列上。因此,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即第二种形式,现在表现为等价物商品特有的相对价值形式。”([4] 马克思.资本论》第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P82-85)

其次,价值形式构成IV(形态IV)必须构成劳动过程构成II向劳动过程构成III的“行动转化”。只是在这个阶段上,物质联系和行动联系首次“公开结盟”。即是说,货币形式本身产生了一种新的力量,即一种试图介入和领导一切联系的社会力量。

【注17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在第二种形式中充当麻布的特殊等价物,而在第三种形式中把自己的相对价值共同用麻布来表现的各种商品中间,有一种商品在历史过程中夺得了这个特权地位,这就是金。”于是可以讲,“金能够作为货币与其他商品相对立,只是因为它早就作为商品与它们相对立。与其他一切商品一样,它过去就起等价物的作用:或者是在个别的交换行为中起个别等价物的作用,或者是与其他商品等价物并列起特殊等价物的作用。渐渐地,它就在或大或小的范围内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一旦它在商品世界的价值表现中独占了这个地位,它就成为货币商品。”换言之,“只是从它已经成为货币商品的时候起,第四种形式才同第三种形式区别开来,或者说,一般价值形式才转化为货币形式。”([4] 马克思.资本论》第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P86-87)

所以,必须记住一点:天人合一是批判规定的主体联系和客体联系,在行程上发生学以“理论前提批判的理解高点”(发展形式的最高阶段)为过程的运动收结,整体再现客观(批判)与主观统一意义的有机联系。

【注18然则,马克思最后要这么总结:“理解货币形式的困难,无非是理解一般等价形式,从而理解一般价值形式即第三种形式的困难。第三种形式倒转过来,就化为第二种形式,即扩大的价值形式,而第二种形式的构成要素是第一种形式:20麻布=1件上衣,或者x量商品Ay量商品B。因此,简单的商品形式是货币形式的胚胎。”([4] 马克思.资本论》第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P87)

“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中,马克思曾经把‘价值形式’作为第一章的附录,载在书末。在附录里,马克思分析等价形式的四个特点……第四个特点,即‘商品形态的拜物教,在等价形态中比在相对价值形态中更显著’。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中,马克思把这个附录移入正文,即现在的第一章第三节;而把等价形态的第四个特点单独作为一节(即现在的第一章第四节)加以论述,增加了许多内容,标题也改为‘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马克思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改动呢……因为通过对商品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的分析,可以集中反映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深刻‘揭示了全部资产阶级的垃圾本身’,彻底暴露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阶级局限、他们的经济学说的根本缺陷和思维方法的形而上学。”[5]【注:[5] 李建平.《资本论》第一卷辩证法探索[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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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劳动过程与资本主义协作

 

抽象劳动是和对象性活动(具体劳动过程)联系的人类劳动,即劳动的一种对象化。以此观之,无论劳动抑或剩余劳动均必须作为“关系的存在”,作为关系逻辑的规定。从而,这涉及到行动逻辑如何转换为“对象关系的逻辑”。在马克思看来,“货币转化为资本”同劳动过程本身的实现向“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基础的劳动过程规定”的转化是相互同步的过程。即是说,“《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的标题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虽然和第四章的标题不同,但实际上和第四章一样,都是回答货币如何转化为资本这一中心问题的,只不过论述的角度不同罢了。第四章侧重于流通领域,第五章则转入了生产领域。”[5]【注:[5] 李建平.《资本论》第一卷辩证法探索[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P143

在价值形式框架内,在于言明劳动过程构成的转化史和运动史,即要在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长地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乃是出生于劳动过程构成II。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要重点申明劳动过程构成II与劳动过程构成III的内在联系,那就是商品生产沿着“劳动资料主导的劳动过程(规定)”的前进性。为了说明这个机理性关系,马克思设置了两重论述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对劳动过程构成III的绝对肯定(以“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名义)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对劳动过程构成III的历史追溯(以“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名义)。“绝对剩余价值是剩余价值存在的抽象性说明,相对剩余价值是对这种存在性的具体说明;前者肯定的是剩余劳动特殊形式本身,后者肯定的是劳动的特殊协作形式。一者是裸体的生产剥削方法,一者是穿上铠甲的生产剥削方法;尽管‘裸体’,然而资本发展成为强制的社会关系,纵然穿有‘铠甲’,然而在目的上,它服从于替换直接强制关系的经济或社会方式的强制关系。”然则“就社会实现运动这一层面来看,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乃是单纯剩余价值生产的发展形式和实现方式,或者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整体的空间规划形式。”“在这个意义上,相对剩余价值对绝对剩余价值这个概念起直接的维护作用”,即是说,“单纯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商品价值内的绝对实存,这是剩余价值生产本身的规定,其锁定资本主义交换价值运动轨迹。”[11]【注:[11] 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P87-88

人们常言中国是家国社会,这是就主体社会的形态建构和发展机理而言的。资本社会固然是对“家国”而言的瓦解形态,但不失“家国生产关系”原理,起码在社会生产关系建设上是如此。简言之,《资本的生产过程》整体反映资本家从工人手中夺取剩余价值的“绝对化行动”和“相对化行动”的规定相合的过程,亦即,这是一个以国为边界的剩余价值生产的“家单位生成”(资本主义工厂)的一个客观化的历史建设进程。正是凭借这股力量,劳动过程构成II 中的“独立成分”逐渐被游离出来,发展成为独立完整的社会形态。

【注19故此,列宁这么进行总结:马克思在1840年代提出唯物史观理论假说后“就着手实际地(请注意这点)研究材料”,马克思“从各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取出一个形态(即商品经济体系)加以研究,并根据大量材料(他花了不下25年的工夫来研究这些材料)对这个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作了极其详尽的分析。”列宁强调:“这个分析仅限于……生产关系。马克思一次也没有利用这些生产关系以外的任何因素来说明问题,同时却使人们有可能看到商品社会经济组织怎样发展……怎样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从而带进一个与这一资本主义组织本身的基础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地位的因素。”最后的总结是,“《资本论》的骨骼就是如此。可是全部问题在于马克思并不以这个骨骼为满足,并不仅以通常意义的‘经济理论’为限;虽然他完全用生产关系来说明该社会形态的构成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16] 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单纯商品生产形态经过资本主义的简单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而成就这样一种状态:联合体规定似乎是和劳动者全体(所有个人)均完全无关的外在的东西了,尽管主体自身必须要完成这件事情,看起来很矛盾,其实是日常的一种真实,——这显然是资本家占有制的新商品生产历史形态。

【注20所谓“作为协作的人,作为一个工作机体的肢体,他们本身只不过是资本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因此,工人作为社会工人所发挥的生产力,是资本的生产力。”从而,“只要把工人置于一定的条件下,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就无须支付报酬而发挥出来,而资本正是把工人置于这样的条件之下的。因为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另一方面,又因为工人在他的劳动本身属于资本以前不能发挥这种生产力,所以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好像是资本天然具有的生产力,是资本内在的生产力。”([4] 马克思.资本论》第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P387)

而要知道,在劳动过程构成II中,独立者就单方面而言是不带来剩余产品的,联合者才是剩余产品的真正提供者。21

【注21“简单劳动价值论”是资本主义价值论上的一个规定特殊,绝非普适的原理,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协同创造价值才更加具有价值论的一般原理性。显然,这个原理首先诞生于劳动过程构成II阶段,其次变形于劳动过程构成III阶段,最终成熟发展于劳动过程构成IV阶段。相关以上两个原理的工作关系的探讨,可参考拙文《论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协同创造价值》[17]及其续文《再论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协同》[18]

【注:[17] 许光伟.论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协同创造价值——关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现代化的一般思考[J].当代经济科学,2003,(2):46-52.

【注:[18] 许光伟.再论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协同——从马克思的协作理论说起[J].制度经济学研究,2004,(3):179-197.

在劳动过程构成III中,“联合者规定”开始并入机器体系,导致作为大多数规定的“独立者”(局部劳动者即劳动力商品)成为剩余产品的绝对意义和相对意义的提供者。22

【注22资本主义文明规划的一个历史进步之处即在于,使得一般劳动者(游离于共同体之外的个体劳动力)均可提供“剩余”,这就使得个体生产力第一次具有了社会意义。这就是资产阶级分工概念的始作俑者。“分工是关于异化范围内的劳动社会性的国民经济学用语。换言之,因为劳动只是人的活动在外化范围内的表现,只是生命外化的生命表现,所以分工也无非是人的活动作为真正类活动或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活动的异化的、外化的设定。”然则“关于分工的本质——劳动一旦被承认为私有财产的本质,分工就自然不得不被理解为财富生产的一个主要动力,——就是说,关于作为类活动的人的活动这种异化的和外化的形式……(于是)分工和交换是私有财产的形式,这一情况恰恰包含着双重证明:一方面人的生命为了本身的实现曾经需要私有财产;另一方面人的生命现在需要消灭私有财产。”(马克思.184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P134-138)

这样在资本主义协作框架内,要在言明劳动过程的自我构成史,即说明劳动过程构成III何以成为“一般形式”——它的根据和进一步自我巩固的形态。于是,“实际上,‘第二次的剥削’始终离不开第一次(生产)剥削的形式,它从它的前提出发,改变它的具体剥削方式,转而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社会强制形式和经济控制方式。与之契合的‘第二种剥削方式’就其实质规定而言,是特殊的相对剩余价值形式的社会获得,因为它在4 + 4 = 8即在工厂主剥削之外,新增了1小时的社会剥削,似乎使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其实是形成一种公式:‘(41+4 + 1= 8’,即‘3 + 5 = 8’。严格地说,这是通过社会化的剩余价值生产,促成绝对剩余‘二次结晶’。”[11]【注:[11] 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P539

这阻止了“联合者”从机器控制体系的游离行动,用金融的手段瓦解联合劳动者的自生力。“从而,劳动协作的金融的社会特殊态是对‘金融的客观发展’予以观察的认识产物。它接续了‘机器的客观发展’,是资本主义协作一般形态的特殊工作延伸,是特别衍生的然而又是必然的现代生活形态。”[11]【注:[11] 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P543

就总体而言,“资本生产规律或第一卷”是有关于“‘道’(即发展过程)的内容与形式统一”的分析。[14] 【注:[14]许光伟.《资本论》的逻辑究竟怎样练成——兼谈如何写《保卫<资本论>[J].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2015,(8):16-36.

然则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同样是相较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而言的“量”的规定性,“马克思在第九章描述手工业师傅变成资本家时,曾经引证了黑格尔的‘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转变为质的区别’的规律。在第二十二、二十三章,马克思研究了资本积累过程中量的增长和质的变化的关系问题,在这里,他又一次应用了量转化为质的辩证法。”[5]【注:[5] 李建平.《资本论》第一卷辩证法探索[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P256

进一步,《资本论》第一、二卷都讨论再生产,但涵义和着重点是不一样的:一者在资本积累理论总框架下讨论问题,关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性质分析(即发生学意义的“总论”),一者则深入运动条件的内部性研究,关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社会实现形式机制和动力的全部分析(发生学和科学抽象法结合领域的“分论”)。然而,“两者是关联的,马克思由此说:‘因此,对积累过程的纯粹的分析,就要求我们暂时抛开掩盖它的机制的内部作用的一切现象。’”[14] 【注:[14]许光伟.《资本论》的逻辑究竟怎样练成——兼谈如何写《保卫<资本论>[J].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2015,(8):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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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劳动过程基本构成与资本运动结构

 

资本主义协作的根本目的是确保剩余的创造不会从“资本主义体系”(无论机器体系或金融体系)中游离出去,它创造了“资本的内在的生产力”。第一卷资本主义协作的发生学系统分析,为第二卷的科学抽象法形成和具体运用奠定了基础。用李建平教授的话说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明确指出,第四篇所论述的经济问题虽然错综复杂,但是,各部分都处于有机的联系之中。现在要问:马克思‘费了很大力气才找到’的这种内在的‘联系’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整体和部分的辩证法,用现在的术语来说,就是系统方法。”[5]【注:[5] 李建平.《资本论》第一卷辩证法探索[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P195

就第一卷的结论——资本积累——而言,第一卷和第二卷的研究对象是相同的,所用的基本方法也类似。第二卷是有关于资本积累运动“抽象规定的阐明”以及在直接生产和再生产统一的条件下对资本运动结构的具体形式(总体构成的机理形成方面)进行详细阐述的;因此,两者所不同的地方就是:一者更加侧重于发生学的“内容”,另一者更加侧重于科学抽象法的“形式”。在第一卷中,马克思已经明确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质的区别,表现在资本运动的形态上,那就是圆形运动和螺旋形运动的区别。”“既然圆形运动和螺旋形运动是低级运动形式和高级运动形式的关系,因此,它们就有不同的质的特性和运动规律。”[5]【注:[5] 李建平.《资本论》第一卷辩证法探索[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P257-258

因此,为了说明“简单再生产”不是一种纯粹的思维构想23,就必须同时说明它的发生机理和微观形成基础。

【注23“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谓简单再生产只不过是理论思维上的一种抽象。只有扩大的再生产才是实际的资本主义生产。”([19] 刘炯忠.马克思的方法论与系统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399.)

这样看来,即便第二卷是关于“资本流通规律”阐述的,也同时是有关于“‘德’(即运动过程)的内容与形式统一”的论证和说明。

首先,资本循环归根结底是说劳动过程构成要素的资本主义再生产意义的货币实现。作为社会资本循环流通的最小单位,它是必然的发生学起点。盖因这一过程对应了“社会标准”的生成——包括物质技术标准和社会关系标准,它们作为运动规则指导资本的社会再生产。从而这里“质”“量”合一的,所谓“循环”,即质对量有机关系的工作合一。所以,马克思特别强调坚持“从个别上升到一般”,这里显然就是它的结构意义态。24

【注24“企业资本把握资本运动的‘完整的内容’,即质和量。马克思在具体表述上,其实采用的是质→量,即质推动量的方式。《资本论》的‘企业’应理解为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的概念,它不仅仅作为组织载体和机构,而且作为社会运动的实施者以及组织和实施的机制。所以,资本循环是‘形成的质’,与之对应,资本周转是‘形成的量’。对质的研究而言,生产关系的质性分析要求全面把握资本运动形态,即各种运动资本(职能)的性质;对量的研究而言,运动的资本的‘性态’的不同则进一步要求全面把握履行职能的资本的运动方式,从而可能达到对‘运动全体’的性质的了解。”([14] 许光伟.《资本论》的逻辑究竟怎样练成——兼谈如何写《保卫<资本论>[J].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2015,(8):16-36.)

其次,个人目的和社会目的复合性的特征指明资本再生的这一特性:劳动过程要素循环在功能上具有多次性、无限性,在因果关系上具有无穷的复杂性,又不过在于言明这种生产方式的运动机制上的超个体性(构成所谓“看不见的手”的始源意义)。然则,它们不是同步的,并且有着内部矛盾。这些基本构成被以矛盾的状态聚合为“两大部门”,并以统一部门的名义进行系统再循环和周转运动,于是抽象规定——资本运动结构以及具体形式——资本运动的若干结构形式(企业联系链、产业联系链、一般形式的部门联系链条、转化形式的部门联系链条),它们作为整体能够浮现出来。劳动过程的部门结构两分法——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以阶级结构形式和以颠倒的形式被合成起来,貌似这就是“家单位的合”。25

【注2525 因而从整体上看,“‘企业资本-社会资本’表述方式即是‘资本-资本积累’的再说一遍”,“然而,正如企业资本的概念相对资本本身来说,是生产的质转化为同时兼有‘流通的质’的社会生产规定,社会资本概念是实现了的‘资本积累’,即社会总产品实现条件下的社会再生产。道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转化为德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转化分析本身构成了对于‘本质’的生长过程的一个内在的探索。这些分析聚集起来形成了揭示‘规律’的一系列的有机的步骤。也再一次地申明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的这一研究规定:规律本身需要一种内在结构与之相契合,所谓:‘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14] 许光伟.《资本论》的逻辑究竟怎样练成——兼谈如何写《保卫<资本论>[J].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2015,(8):16-36.)

但是,人和物组合并非西方经济学美化的“无差异曲线选择”,而是部门对立和价值构成的工作性质对立。可以说,正如价值的转化形式从货币方面突出了商品拜物教,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资本主义金融)则从资本方面突出了商品拜物教,资本运动结构形式全体提供了对它们机理形成的条件说明;盖因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是以货币为中介的,货币和劳动过程的每一项要素之间必须能够自由转换,这就要求劳动过程的所有要素都是商品。26

【注26同样因为“从劳动过程看,‘生产的条件同时也就是再生产的条件。任何一个社会,如果不是不断地把它的一部分产品再转化为生产资料或新生产的要素,就不能不断地生产,即再生产。’”([5] 李建平.《资本论》第一卷辩证法探索[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P252)

然则资本循环和资本周转格外突出货币媒介的极端重要性,亦突出了货币拜物教的性质;尽管如此,资本主义个别资本家的主观愿望并不能阻止资本家俱乐部体制的整体运转,货币拜物教必然向资本拜物教转化,即是说,货币的个别阶级意识完全不能抵挡整体资本意识的力量洪流。在资本意识的感召下,很快个别资本运动不自觉地加入“看不见的手”的集体行动,致使它的货币自觉完全成了社会资本的无意识的驱使行动。27

【注27因为“只要我们不是考察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而是考察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货币形式所造成的错觉就会立即消失。资本家阶级不断地以货币形式发给工人阶级票据,让工人阶级用来领取由它生产而为资本家阶级所占有的产品中的一部分。工人也不断地把这些票据还给资本家阶级,以便从资本家阶级那里取得他自己的产品中属于他自己的那一部分。产品的商品形式和商品的货币形式掩饰了这种交易。因此,可变资本不过是劳动者为维持和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基金或劳动基金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的表现形式;这种基金在一切社会生产制度下都始终必须由劳动者本身来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基金所以不断以工人劳动的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里,只是因为工人自己的产品不断以资本的形式离开工人。”([4] 马克思.资本论》第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P655)

作为提供“一般利润率标准”形成的社会运动条件(具有一般物质联系基础的社会关系联系),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进一步内含货币再生产的无限性,——因为这是全体资本共同做周转运动的条件。此外,它的总体联系规定是个别资本家所不能意识到的,乃是资本主义生产真正意义的“看不见的手”。“第一,资本的再生产没有终点,因此,它消除了资本家预付可变资本的假象。”“第二,资本再生产的连续进行,消除了资本家的原始积累与工人的无酬劳动无关的假象。”“第三,资本再生产中原因和结果的相互转化,消除了雇佣工人自由独立的假象。”[5]【注:[5] 李建平.《资本论》第一卷辩证法探索[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P253-254

所以,《资本的流通过程》真正的出发点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是由“劳动力+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结构所构筑而成的资本主义总体劳动过程。就实际的出发点而言,资本运动由循环和周转的结构形成开始,但是,如果就全社会的运动约束机制而言,“第一阶段是简单再生产,这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开始阶段。”[5]【注:[5] 李建平.《资本论》第一卷辩证法探索[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P267

这种条件确保资本积累一旦启动起来,就无法停止。28

【注28并且,“不论资本主义占有方式好像同最初的商品生产规律如何矛盾,但这种占有方式的产生决不是由于这些规律遭到违反,相反地,是由于这些规律得到应用。只要略微回顾一下以资本主义积累为终点的各个依次发生的运动阶段,就可以再次弄清楚这一点。”因而我们必须要说,“现在,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别人无酬劳动或产品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成了似乎是一个以它们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律的必然结果。”([4] 马克思.资本论》第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P674)

劳动力、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物质生产条件)及其分别作为社会生产条件的循环周转运动产生了“价值三大构成,生产部门两大部类”的假定,于是从系统形成的角度进一步说明了m必须由劳动力带来,而雇佣工人集团则必须沦为社会的消费资料部门。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流通运动的全部基础,以后才有追逐更大的剩余价值和体现资本拜物教的“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进一步产生。由于资本积累,导致雇佣这种现象并非个别意义的真实,而委实是全社会和全生产领域的一个真实规定了。29

【注29“可见,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表现为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条件,而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又反过来引起资本的加速积累。” ([4] 马克思.资本论》第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P720)

然则,尽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协作形式的发生学的分析仅限于三种形式,我们依照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逻辑仍然可梳理出它的完整路径:资本主义简单协作→资本主义分工协作(手工工场)→资本主义机器协作(工厂)→资本主义金融协作(金融或金融工厂30),同样,资本运动结构形式的发生路径亦必须刻画为:资本循环→资本周转→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

【注30“金融工厂”这个概念决不是譬喻,而是当下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的一个真实。它意味着,“机器排斥工人”不仅仅在直接生产领域发生,在生活世界中将同时发生,这就把生活领域也“再生产”行动化了。

第一卷说明了这个事实的发生学。资本家把联合体的生产力牢牢根植于机器体系,即便在联合体依靠自身力量能够带来剩余并有可能游离的情形下,资本家借助金融协作的形式,通过金融体系的力量仍可将剩余分配牢牢控制于资本体系之下。这样,劳动者部门铁定就是消费资料部门了。由于第二卷专注说明劳动过程基本构成的资本主义运动机理,使得它相当学理化。上面指出,如果是物理的探究需要采用数学的表达方式,而历史的探究则通常寻求文化的表达方式,——它使得这一卷在研究上非常类似价值形式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至少马克思的研究工作是这么做的,而最终呈现出来的文本结果更多是“马克思的叙述”。难免不对后来的学习研究者产生很大的障碍,因为《资本的流通过程》在风格上似乎和它的前后内容迥异,看上去没有任何的特殊的阶级观念。31

【注31这就是恩格斯说的,“第二册会使庸俗的社会主义者大失所望。这一册的内容,几乎只是对资本家阶级内部发生的过程作了极其科学、非常精确的研究,没有任何东西可供编造空泛的字眼和响亮的词句。([2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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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生产资料资本主义占有的生产价格形式

 

道者,一以贯之也。资本主义的道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容规定,在其中发挥根本决定力量和起始基作用的规定仍然是劳动过程。它在经济形式上的表现首先是价值形式,就起作用的规律性力量方面的规定而言,就首先是价值规律,因而需要从劳动过程出发看待它的构成要素,而不是相反。不过,这个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在第三卷当中,是被简化为完全排斥劳动者的“生产资料资本主义占有关系”而发挥作用的。在这里,全社会生产和流通领域内起作用的资本原则进一步也在生活领域内得到全面地贯彻体现了,即经由流通过程的中介(这个过程是无限扩展的),资本主义占有的绝对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最终体现于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规律之上。资本积累的生产过程启动资本积累的流通过程,再启动分配过程的资本积累,资本最终将自身变成一架永不知疲倦的积累机器。“建家”“合家”“分家”,分分合合、合合分分,最终导致商品拜物教的借助和经由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中介,一步步走向自己教义行动的顶峰:拜财产权教。32

【注:然则资本生活规律或第三卷可界定为“‘道和德的生活形式’(即生活过程)的内容与形式统一”,“各种分配范畴在这之中获得定格,剩余价值演变成‘各种收入’。”“由此展开本质,得到本质的全部运动现象——实体资本的生活现象和直接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虚拟资本的现象生活。集结起来看,‘实体资本-虚拟资本’既是资本的生活过程的运动,同时又必然是对‘资本的本质规定’从生活方面的再说一遍。”“以至于,资产阶级的理论发言人要不遗余力地鼓吹一个公式——‘三位一体的公式’,遮盖和粉饰经济学批判以及现象发生学,并用技术和物象的拜物教尽力捂住现象发展的逻辑,制造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关系上的种种理论无知。”([14] 许光伟.《资本论》的逻辑究竟怎样练成——兼谈如何写《保卫<资本论>[J].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2015,(8):16-36.)

发生学是伟大的辩证法工具。辩证法的结构是体用,如以发生学为体,以科学抽象法为用。然则言“本质-现象”工作关系,是就其执行批判功能而论,所以,发生学可以说是关于客观逻辑对主观逻辑之批判关系的工作贯彻到底;相比之下,科学抽象法则更多执行认识论批判功能,即形成抽象对具体的工作批判关系。同样,“内容-形式”的语义链条也是就其中的机理形成关系形成而论的。体亦有体,发生学的体是行动主义和唯物主义之规定性合成,即发生学过程是“物质的”,亦是“行动的”,用中国人的话说,即“阴阳之道”。既是物质的联系,也是行动的联系,既是物质的发展,也是行动的发展;这体现于由劳动过程文明规划所启动的各个经济运动形式中。然则价值形式和资本主义协作(形式)的内容皆是以物质联系为基础的社会联系规定,分别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但深层次规定是“劳动二重性”,即以“阴阳”为内容本体。《资本的流通过程》的运动实体是“资本总公式”,即以“五行”为直接的内容本体,但如前所述,“阴阳”仍然是制约资本运动结构的深层次的规定性。第二卷可以说是关于“阴阳”“五行”本体(规定)合璧的一个内容演绎。这些内容在第三卷,进一步组合成“八卦”的总规定。33

【注33从易经到周易,虽然演绎出六十四卦的运动体式,但基本结构是八卦,这是运行规律中本质不变的内容。然则援引“本质-现象”术语,八卦本身即相当于六十四卦的“本质规定”。

因而可以创造性运用这样的相互包含关系的递进结构:阴阳辩证法逻辑(《资本论》第一卷)→五行辩证法逻辑(《资本论》第二卷)→八卦辩证法逻辑(《资本论》第三卷)的复合工作体式,完成对“行动主义辩证法”的一个主体方面的形态刻画;其说明价值-生产价格同体异相,盖因公式IWcvm)与公式IIWkp)是执行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不同数理逻辑,它们在劳动过程构成的对象思维学上是一致的,但在工作逻辑上是母子关系的接续,又以“父关系”(范畴)为统一领导。具体而言,实体资本(生产)领域内“绝对剩余价值”是出发点和领导范畴,但在虚拟资本(分配)领域内,“绝对剩余价值虚拟收入”则是逆向关系的再出发点和领导范畴。34

【注34以此观之,《资本论》和八卦原理是契合的。深言之,“《资本论》和中国古老易经学说体系相通,道理相合。《保卫<资本论>》继而这样论述:‘兹以剩余价值理论和八卦图的相通为例,剩余价值以两种基本方式存在: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由两种基本方式演化出六种存在的运动形式:一般利润、特殊利润、级差地租、绝对地租、利息、虚拟收入。26模式相生排列,象在其中,依次是:乾一(绝对剩余价值)、兑二(一般利润)、离三(级差地租)、震四(相对剩余价值)、巽五(特殊利润)、坎六(绝对地租)、艮七(利息)、坤八(虚拟收入)。’”(21] 许光伟.道德经》与《资本论》关系简说——论中国经济学的思维和语言[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6,(5):5-13.)

资本主义生产的运动条件说明资本分赃的性质和内在不稳定性。“作为一种过程,资本生产既是间断的,又是连续的,是间断性和连续性的辩证统一。”“这就是说,连续性和处于孤立状态的一个一个的一或单位的凑合体又有本质的区别。”然则马克思本人分析资本的再生产时,亦明确指出:“即使只是生产过程在原来规模上重复的再生产,由于它所具有的重复性或连续性,也就‘赋予这个过程以某些新的特征,或者不如说,消除它仅仅作为孤立过程所具有的虚假特征’。”[5]【注:[5] 李建平.《资本论》第一卷辩证法探索[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P251-253

这样,以“规律方法”和“范畴方法”的合璧解决“资本分赃”的剩余价值分配理论问题:一方面,需要以上面列示的“8个范畴”在运动规律的基础上,继续展开对生活形式的机理解剖;另一方面,则要展开对资产阶级“主客二分”“天人大战”生活世界的景观批判。35[22]

【注35“今天,人们已经感受到外观形象在欲望结构的引导下不断地更新换代,从而构建了一个‘抽象的世界’。外观的形象变成了‘商品物化的最高形式’。”于是,“日常生活完全陷入到伪世界体系的‘洞穴’之中,‘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时刻都被强迫地去服从于景象,这一服从整个地毁灭了冲突的能力并且以社会的幻想来置换它’。”“于是,‘意识当家作主,分离建立了它自己的世界’。景象自身不断地延展去建构自己的独白世界,成为一个‘虚构的演说者’,大众面对独白消极地静观,‘景象通过碾碎被世界的在场和不在场所困扰的自我,抹杀了自我和世界的界限;通过抑制由外观组织所坚持的真实出场笼罩之下的所有直接的经验事实,抹杀了真与假的界限。’”([22] 孙亮.资本论》与“景象社会”——基于“表现”到“景象”逻辑生成的批判性考察[J].天津社会科学,2015,(6):23-28.)

从易经体系中走出的“周易世界”的劳动过程文明规划观是“主体领导客体”,与之相反,资本主义世界的劳动过程文明规划则完全走向它的反面,即逐渐走向“客体领导主体”。结局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直接引发了“天人大战”,甚至于用主观阴谋对抗“天人合一”,因为它完全撇开了主体关系,走向了客体关系独占生活世界的极端。但是,也从反面预示了它的结局。36

【注36列宁说得好,“马克思的整部《资本论》是专门阐明如下这个真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力量就是而且只能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建设者、领导者、推动者;无产阶级是这个社会的掘墓人,是唯一能够代替它的力量。”([23] 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4.)

尽管如此,周易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共有相同的生活原理。众所周知,周易六十四卦以乾、坤两卦为开局,以既济、未济两卦为收结。无独有偶,《资本论》理论部分的完整结构是“商品→货币→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阶级”,对资本家而言,资本主义总体生产关系是“既济”的(分配关系仅仅是生产关系的“反面”),而阶级斗争则是“未济”的。如《21世纪资本论》所倡言,资本主义世界中分配关系将演绎为活生生的现实版的政治斗争。37

【注37“由此显现分配的发生学图景:分配I深埋生产过程中,其生产关系上的历史规定性生成‘阶级斗争I’;分配II 表现为具有脱离社会生产过程的自组织性,相应生成‘阶级斗争II’;分配I 和分配II 的联动,是实践逻辑的生成空间,解明生产向分配转化的内在机理,揭秘阶级斗争的整体概念。生产和分配过程(分配I 和分配II)交互性的发展,深刻揭示出资本主义分配的特定社会生成性——寓于深层次的阶级结构之中,其阶级特征性体现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和阶级斗争实践统一的复杂现实性。”([24] 许光伟.资本论》第三卷的逻辑:现象发生学[J].经济评论,2012,(1):5-15.)

这样看来,循着马克思创造的“生产价格”和“价值形式”术语的合成思路,我们依旧可以创造性表述生产价格形式构成的“知识四象”,即围绕对资本的生产条件的占有而形成各种竞争形式;根据马克思在第三卷写成的文字材料,可总结为如下依次推进的发展运动序列:产业部门内生产条件占有状况不同下的竞争形式→产业部门间的资本的不同构成状况下的竞争形式→围绕“资本主义级差地租现象”(社会生产条件的经营权垄断)产生的竞争形式→围绕“资本主义绝对地租现象”(社会生产条件的所有权垄断)产生的竞争形式。

这里需要再提请注意:马克思始终强调,“在这种研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资本的构成和它在积累过程进行中所起的变化。”[4]【注:[4] 马克思.资本论》第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P707

然则《资本论》前两卷围绕资本积累,侧重介绍资本构成(技术构成和价值构成)的发生学——发生学意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用第三卷在这个工作的地基上进一步开展科学抽象法意义的知识生产与认识批判,执行认识论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样就有了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趋势性规律的总发现。38

【注38“平均利润及一般利润率趋于衰减的规律被马克思称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所以,“这个规律首先是从总体来看的,是从生活过程的全体规定来观察到的发展现象”,“这其实是查明资本主义交换关系的‘是什么’的规定,即从生活末梢的一端上观看它的‘如何发生’。”([14] 许光伟.《资本论》的逻辑究竟怎样练成——兼谈如何写《保卫<资本论>[J].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2015,(8):16-36.)

最终结局是,资本家的个体越发团结起来,其不满足工厂制的生产局部治理,更多要借助国家机器付诸直接性金融控制;总体资本家规定“联合行动”被整体需求(包括各种金融设施),也同样被用作统治直接生产工人的手段,它们陆续被出台完全是为了满足虚拟资本越来越大范围的社会征服事业之需要。从而,这将是正在发生和不断深化的资产阶级生活的最后惊人一幕。一句话,“金融工厂”将代表着资本围墙的日益社会化、普及化和无形化。按照这个发展趋势,资本家和工人也就像“相互诅咒的符码”:工人的生活领域如果一天不被全部地商品化,资本家的事业就将得不到最大和最充分地发展。39

【注39尽管如此,“但是,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构型绝不是纯粹符码化过程。它的批判性依据即在于平均利润率实现机制的现实性,从中产生虚拟的必要性。虚拟形态或虚拟生产价格是市场生产价格的转化形式,很显然,是以完全分配意义的财产关系实体的生成为前提基础。”([11] 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P554-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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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资本论》“中国化”意蕴及一般结论

 

有一种肤浅和荒唐的认识:以为《资本论》是外国人用外文写成的,把《资本论》中国化,只须把它翻译成汉语,不就成了,用得着去作为一个专题来讨论吗?!又则,如果是要把《资本论》中包含的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用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那应该叫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为用马克思理论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在这方面,毛泽东等人早就这样提倡,而且早这么做了,毛泽东思想不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吗?因此,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这样更恰当吧,怎么能说“《资本论》中国化”呢?显然,“《资本论》中国化”提法是针对中国经济学构建行动和理论主张而言的,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续。“《资本论》到中国来映入人们眼帘的恐怕首先是‘学’与‘用’二字。”然而,这对《资本论》研究而言是不足的,其同时担负钩沉中国经济思想史线索的任务,“这意味着,学说之体的研究必须深入到历史之体中,乃至实现二者的合二为一,达到‘体用结合’意蕴的中国运用。”然则“这里面需要强调一点:体是用的前提,《资本论》之‘体’是学说之体和历史之体的合一”,之所以这样强调,亦是因为传统上,“《资本论》的‘学’与‘用’大体上说的是‘理论’和‘方法’(方法论和逻辑)及‘应用’三者的关系,而又把重点放在了‘用’的层面,以‘运用’总揽。”[25] 【注:[25] 许光伟.《资本论》中国化与中国化《资本论》研究述评——基于相关文献的理论演进路线及比较视角[J].社会科学动态,2017,(3):5-17.

可以讲,《资本论》自从来到中国的那一天起,就存在《资本论》“中国化”的理论情结,就一直面临中国化运用,面临和中国历史、思维与原创思想的再结合问题。“《资本论》中国化”议题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守正创新意义的发展,休戚与共,是正确看待《资本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乃至《资本论》和中国经济思想)相互关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不可忽略。因此,《资本论》研究不仅仅“理论务虚”,更要“理论务实”,以天人合一思想把握《资本论》理论,实现中国领域乃至世界领域内的“资本论+”的广泛性应用研究,这正是“中国化”的学理性探究思路。这是一次“伟大相遇”,是伟大的应用,亦是伟大的再创造。而对《资本论》“中国化”之不理解,委实是因为忽略了方法论原理和世界观讨论的结合,没有认识到“中国为体,《资本论》为用”和“《资本论》为体,中国为用”根本是一个双向的结合过程。40

【注40“中国化”深层次的规定是本土辩证法和世界辩证法的结合。从其产生的语境看,“毛泽东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当包括它的哲学……而后艾思奇在19384月也提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的号召。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什么意思呢?按照艾思奇的解释,‘原则上不外两点:第一要能控制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熟悉其表现方式;第二要消化今天的抗战实践的经验与教训。’”([26] 田辰山.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21.)

而就学理而论,可以讲,中国《资本论》研究从自身意义出发的“理论期望”乃是中国经济学建构。然则必须“以中解西”,坚持以中国本位和立足中国历史实际解决《资本论》提出的问题,并寻找《资本论》的“中国根”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中国根据和实质内容。简单移植范畴,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论述,并且是按照字面的意义,肯定是不适当的;《资本论》中国化目标指向是“中国化的《资本论》”,是世界“化”《资本论》和中国“化”《资本论》的意义合流。确实,方法论之争论往往就是理论构建主张之不同的工作缩影。然则这个阐述显然和国内有些学者把《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中国化的观点——试图直接移植《资本论》中的资本和剩余价值范畴——形成鲜明的对照,同时,也与那些主张把西方经济学中国化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照。我们也同样认为,本着对于《资本论》中国化方法论原则及其当代价值之高度强调,所谓“中国化”就是立足中华历史和文化原理的“时代化”的语义,就是朝着这个方向的学术努力,是中国学术研究走向成熟的一个标识物。等等。“归根结底,中国知识分子要走出尴尬境地,正确书写自己的近现代历史,重在把书写人类整史的任务摆放在首位,后者的工作条件又以书写中华民族整史的任务居先。”[27] 【注:[27] 许光伟.论中华所有制问题——《资本论》中国化与中国化《资本论》关系域内的讨论[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7,(1):5-18.

天人合一是理解劳动过程通史的密钥。为什么《资本论》理论部分要有这“四种形式”:沿着价值路线的简单价值形式→总和、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货币(交换价值形式);沿着剩余价值(生产与攫取)路线的资本主义简单协作→资本主义手工工场→资本主义机器工厂→金融(资本主义协作,或相对剩余价值形式);沿着资本积累路线的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资本运动条件,或资本运动结构形式);沿着生产价格路线的产业部门内竞争→产业部门间竞争→级差地租→绝对地租(生产价格形式)。盖因揭示经济运动形式全体(或曰发生学探究)既作为对自身进行的一个全程耙梳,也是产生出“内容”和“抽象规定”的地方,显然按性质讲,这是质和量、内容和形式、本质和现象、规律和范畴具体结合与统一的一个全程运动过程。所以,一切的运动必须要有一个历史发生学的总过程(所谓以“无生有”为总发生学过程),这就是劳动过程文明规划。从这个意义来说,《资本论》以“天人合一”为方法论,同时必然以之为世界观范畴:如第一卷以价值规律、剩余价值运动规律为内容,导致必然以历史发生学范畴为认识形式;第二卷以资本积累规律(资本流通规律)、社会再生产运动规律为内容,导致必然以特殊的系统发生学系列范畴为认识形式;第三卷以资本积累规律(利润率衰减规律)、生产价格运动规律为内容,导致必然以批判性的现象发生学范畴为认识形式。这样才有第四卷总体的资本认识形式之诞生,即促成马克思的总构思:从商品生产和交换到价值一般(它相当于从生产一般到劳动一般)→从生产一般到资本一般(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到资本主义交换关系,作为了“价值一般→资本一般”的一种认识推演(以认识发生学范畴为认识形式)。分(第一卷)→合(第二卷)→分(第三卷)→合(第四卷),合是始终不变的线索,这决定必须以“天人合一”为把握规律的文明基因和判明范畴经济性质的工作密码。

“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尤其是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与我国文化精髓的深度融合及其在我国社会发展现阶段的一种生动体现。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从根本上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导。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资本论》中国化的丰硕成果。”[28] 【注:[28] 屈炳祥.论《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缘[J]. 当代经济研究,2016,(4):16-24.

要之,“天人合一”可以说是劳动过程“顶层设计意义”的思想配方,是其运行之道、内在根据和行动的坚守。这样,天人合一必须作为其中的辩证法代码。劳动过程是辩证法的总载体。所谓政治经济学批判意义的行动主义辩证法,即劳动过程的主体辩证法;所谓政治经济学批判意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即劳动过程的客体辩证法。天人合一编码了劳动过程辩证法的主要规定,一言以蔽之,劳动过程通史研究就是以切入“天人合一”思维方式的完成,在中华语境中具体说明这些辩证法规律的。价值形式、资本主义协作(形式)、资本运动结构(形式)、生产价格形式以及资本认识形式则应当视为劳动过程作为“辩证法规律”(范畴)的不同运用,它们从主体行动和物质关系两方面统一了阴阳和矛盾、五行和质量互变、八卦和否定之否定等系列规律的规定,从而实现了主体辩证法和客体辩证法之间“积极的对话”。然则唯物辩证法必须广义化。用广义的唯物辩证法指导社会主义工作性质的劳动过程通史研究,即能够有效利用行动主义化的中华思维学和发生学的工作逻辑成果,完成唯物史观和中华学科系统的内在结合,通过学科孵化,使天人合一同样成为社会主义新时代学科建设有力的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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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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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光伟,江西财经大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专业方向和学术主攻领域: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资本论》与中国经济学。本文刊于《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第5-22

 

 2020(1) PDF可参阅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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