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日益严峻的全球环境危机呼唤全球视野下的去西方中心主义跨学科理论创新。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与生态马克思主义环境正义观提供了切中环境问题根源和解决路径的理论视野,也打开了从全球高度和中国本土立场认识中国“生态文明”理论和实践的新窗口。从这两个理论视野审视,被视为环境治理成功经验的西方公众参与机制,存在明显的时空层面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在资本主义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变相推动了其他国家的环境非正义。反观中国,历史上农耕文明在生态方面留下了丰富遗产,现实中农民和少数民族群众表现出超越监督和谏言的带有朴素生态主义认知的自发性、原创性的参与和实践。中国提出的生态文明、“人与自然生命的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论创新更是中国对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理论贡献,表现出中国对人类未来发展正确路径的远见卓识。
关键词:环境正义;公众参与;生态文明;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生态马克思主义
如何认识和表述环境是环境传播的核心问题。美国环境传播学学者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曾指出,“我们就环境与另一个人的交流方式极大地影响着我们如何认识环境和我们自己,因此也影响着我们如何界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人类对环境的认识源远流长。民间层面,无论是在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日常智慧和实践,还是美洲原住民的神话、仪式和日常实践,都包含着丰富的人和自然共生关系的认知。现代学术和大众话语层面,从19世纪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威廉·斯坦利·文杰斯的《煤炭问题:有关国家进步和煤矿枯竭的调查》到当下各类媒体中的环保话语和城市中产阶级的乡愁情绪,都传播着特定的人和环境的关系理念。针对当前全球性的环境退化和生态坍塌威胁,媒体中不同话语间的碰撞日趋激烈,而实证传播研究“就环境论环境”的工具理性导向的局限性也日益明显。
在这种背景下,人们急需一种切中环境问题根源并提供解决路径的理论视野。作为对资本主义体系进行最彻底批判的社会理论,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最重要的理论视角,而新近发展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是国外理论界在这方面的最新思想。在北美生态马克思主义旗手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看来,当今全球性的环境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而且鉴于它是一个其功能的各个方面都会引起环境和社会损伤的政治经济体制,资本主义本身不具有彻底解决环境危机的能力。因此,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物质环境已经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不同文化体系下的生态智慧和环保经验都应该被开发并应用于环境问题的治理上来。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历史使命则是,挑战乃至转化形成当前环境危机的政治经济结构,开发拓展出超越西方自由民主语境下的公众参与方式,将维护环境正义与追求社会正义的主张相联系,从而实现马克思意义上的人与自然环境之间良性、和谐的新陈代谢关系。
出于对上述历史使命的学术自觉,本文首先引入马克思主义框架中的两个全球性理论视野——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环境正义观;继而在全球范围内审视并讨论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基于自由民主语境下的环保公众参与机制与实践;在揭示并批判这种公众参与机制在时空两个层面上的内部局限和其“外部性”如何间接转化成全球范围内的环境非正义——即所在国环境质量恢复或提升是以牺牲他国环境质量为代价——之后,本文将视线转回中国国内,梳理以农民和少数民族群众为代表的具有本土生态智慧的环保实践以及媒体报道对当下创新环境传播研究的引领性意义。通过这种全球视角下理论与实践的视域转换和交相映照,中国公众参与环境传播实践和生态文明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方略的意义,以及“人与自然生命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全球环境治理事业上的理念价值都会得到更充分的体认。
一、理论视野: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环境正义观
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trans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从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后殖民政治学以及人类学等研究领域汲取理论资源,讨论源于西方的强势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在与非资本主义社会体系的不平等“碰撞”中,人类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能性问题和文化与传播在这一过程中的角色问题。作为一个从彻底的反帝和反资视野关注全球传播的整体性和解放性理论框架,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强调历史的开放性、现实的多种可能性,尤其是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式在不平等世界体系中产生碰撞后,形成新的社会文化形式的能动性。在批判“文化帝国主义”的同时,这一理论框架不仅强调被压迫民众的抗争主体性,而且关注这些抗争对帝国主义中心国家的文化转型意义。因此,这是一个主客互构的辩证研究框架。在具体的研究中,这一框架强调传播权力和阶级、种族、性别、国家关系的动态和具体历史情境下的交叉分析;在价值理性层面,对于一个正在经历复杂多变的权力转移过程的世界,它为超越“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终结论”,构建基于后资本主义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传播学的理论基础。需要指出的是,在以往的讨论中,我们强调的是不同社会体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的“碰撞”,但环境问题一直是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关注的重要内容。因此,“碰撞”这个关键词就必然包含人和自然的“碰撞”——毕竟,人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人类的任何政治经济体系只能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生存。虽然人类一直在改造自然,甚至企图“征服自然”,但是,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早就警告过的那样,人类“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中共十九大报告重申了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的真知灼见:“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是一种始终关注资本主义体系产生、发展、危机以及如何克服危机的整体性、系统性的研究思路。因此,在资本主义危机表现重要领域之一的环境问题上,它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环境正义观具有相似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归宿。福斯特以知识考古学方式重返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他们生活时代的生态和自然问题的著作,如《政治经济学手稿》《资本论》《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并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中重新激活了马克思的生态学观点。新陈代谢断裂、可持续发展、共同进化等都是马克思的生态学观点,其中以新陈代谢断裂观点最具代表性。福斯特论证,新陈代谢处于马克思理论的中心,意指“通过劳动建立人类和自然相互连接的复杂的、相互依赖的过程”。这一概念的狭义方面被马克思用来批判资本主义条件下大规模农业和大规模工业对人类的自然力(劳动力)和土地的自然力(肥力)——马克思将二者视为一切财富的源泉——的破坏。广义层面上的新陈代谢是指,在普遍的商品生产条件下,“首次建立起来的一种整体的社会物质变换、普遍的关系、多种需求以及全面能力的体系。”它描述的是复杂的、动态的、相互依赖的一系列需求和关系(它们虽然已经形成但在资本主义体系下总是被异化地再生产)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类自由的问题。所有这些都与经由人类具体的劳动组织机构表现出来的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关系相关。因此,新陈代谢概念就既有特定的生态学意义,还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学意义。正如福斯特援引蒂姆·海沃德(Tim Hayward)的观点所说:“……这种新陈代谢在自然方面由掌管各种涉入其中的物理过程的自然法则调节,在社会方面则由掌管劳动分工和财富分配的制度化规范调节。”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下,不仅自然法则被破坏形成自然的异化,还出现劳动和社会关系的异化。简言之,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概念本质上构成了生命得以维系、增长和再生产成为可能的基础,而“新陈代谢断裂”则表达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与其生存必需的自然条件间的物质疏离。
福斯特并没有专门论述环境正义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生态学中没有环境正义观。相反,它的环境正义观体现在马克思的生态学为解决当代全球环境危机而提出的理性方案中,即通过生态革命构建公正且可持续的社会。对此,福斯特提出:需要坚定地确立这样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正义原则,即由于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任何阶段,富裕国家都利用帝国主义手段掠夺边缘国家以及全球的共有财富,富裕国家拖欠贫穷国家巨额生态债务。同时,结合近些年在第三世界国家出现的与环境有关的社会运动以及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以青年人为主的环境运动,福斯特认为具有动员和实践能力的生态革命的力量正在形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福斯特提出的跨越城乡的各种“生态无产阶级”革命主体中,农民是非常重要的力量。这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主体理论是重要贡献,也与以农民作为革命主体发展起来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有某种认知上的关联。
福斯特强调,生态革命在全球范围内的长远目标是建立实质正义(substantive justice),这与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一致的。他认为,生态革命与社会主义不仅是不可分割的,而且二者还可以为彼此提供必要的内容,不存在非社会主义的生态革命,也不存在非生态的社会主义革命。福斯特借助马克思理论以及乌戈·查韦斯(Hugo Chavez)的“社会主义基本三角形”(elementary triangle of socialism)提出了“生态学的基本三角形”(elementary triangle of ecology)。具体包括:第一,社会化地利用自然而非占有;第二,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理性管理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关系;第三,既要满足当代也要满足后代的共同需要(communal needs)。可见,马克思生态学的环境正义观是将社会正义与生态正义结合起来的一种正义观,倡导构建自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理性管理他们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关系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二、从欧盟到北美:公众参与、单一国家内不完整的环境正义与全球范围的环境非正义
实现这样的环境正义无疑需要强大的社会力量。纵观世界环保事业的发展,公众参与一直被视为是社会力量参与环境治理的有效方式。但在不同的政治经济体系中,公众参与会表现出迥异的方式与程度,甚至对参与的基本理解也有显著的区别。被视为现代环保思想开山之作的《寂静的春天》是身患乳腺癌的女性科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于1962年为揭露和反击化学工业环境危害在美国打响的第一枪——这是知识精英诉诸知识的力量。北卡罗来纳州的“沃伦抗议”(Warren County Protest)点燃了美国80年代全国范围内的少数民族社区争取权益的环境正义运动之火;70年代印度出现了由当地妇女组织并领导的反抗伐木商的“拥抱树木运动”,要求减少种植经济作物并恢复森林的传统生态作用;为了挽救巴西亚马逊流域的热带雨林,割胶工人奇科·蒙德斯(Chico Mendes)与其他工人和当地居民一起抵制破坏雨林的大地主的利益——这是弱势群体的身体抗争。1970年美国2000万公众参与了环保游行,现在每年4月22日的“地球日”就是对此的永久纪念;为应对气候变化,一项为地球熄灯一小时的活动在年轻人中越发受到欢迎——这是普通民众的身体力行。
在各种形式的公众参与中,西方自由民主语境下的公众参与最受瞩目。《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1992年)甚至将其视为一项国际共识。这一方面是因为其相对完整的机制、在各国环保事业中发挥的重要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得益于西方发达国家较好环境质量的印证。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历来被视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和传播实践的经验高地。但是,这背后的前提条件——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西方发达国家数百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霸权地位——往往被忽视了。
本文作者之一赵月枝曾参与“中国国际环境发展与合作委员会”组织的“促进中国绿色发展的媒体与公众参与政策”国际合作项目,获取了大量西方国家在环境议题中的媒体传播和公众参与的一手资料。在此,本文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和传播实践的机制做概览式介绍,目的并不是为了总结可以为国人学习复制的“经验罐头”,而是在上述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环境正义观的理论视野下,揭示出在不平等的全球政治经济结构和全球一体的生态系统中,西方自由民主语境下的公众参与机制的局限性及其与全球环境非正义的关联性。
(一)单一国家内的不完整环境正义是公众参与机制的逻辑起点和归宿
首先,不妨梳理一下从欧盟到北美多个发达国家的公众参与机制。
在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方面,欧盟作为一个欧洲民族国家的政治联合体提供了最前沿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它强调预警式的思考方式并且重视公众与政府间的直接交流。预警原则强调采取预防性措施保护环境。这种思考方式得益于欧洲社会悠久的民主传统和参与式民主实践。这也将欧盟置于参与式环境决策制定方面的前沿位置。
英国环境污染皇家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1970—2011)和英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建立的三个用于广泛咨询的机构,以及数以千计的环保NGO组织都是推动公众参与的有效机制。对于最需要政府政策支持的最贫穷、受教育程度最低、最边缘化的成员,社区赋权白皮书(The Community Empowerment White Paper)专门划出资源来帮助增强他们的参与能力。
德国通过立法和严谨的程序来保障公众参与和维护环境正义。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例,德国早在1970年代就通过环境法律,不仅保障公民对诸如空气质量、水质量等一般环境信息的知情权,还建立相应的程序,方便公众了解基础设施发展项目的信息。相关机构鼓励开发者在递交开发申请之前就咨询公众意见;在相关机构举办的公众范围会议(public scoping conference)上,替代性发展意见可以被提出、讨论并被有关部门评估。德国借助机构设置的方法保障位于权力阶梯上不同等级的社会群体的正义诉求。
瑞典建构了环境保护方面复杂且广泛的公共参与制度。就单向的环境信息提供而言,早已建立且运行良好的环境知情权立法、精心设计的数据采集和存储程序、便捷访问的数据库以及污染物释放与转移的自愿登记系统,都是瑞典的环境信息提供机制。就公共参与的双向交流方面,瑞典承认在不同的利益群体间存在资源和能力上的不均衡,并采取积极措施确保尽可能广泛的公众参与。瑞典的教育系统高度重视生态素养。孩子们在学前阶段就开始学习自然知识,而可持续发展则是高中和大学教育的课程。
上个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是北美地区环境运动和公共参与的关键性历史时期。被动员起来的城市中产阶级、相对开放和其社会责任意识尚未进一步被19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牟利动机所侵蚀的媒介体系,二战后凯恩斯主义影响下认识到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和积极性的一代政治领袖(如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和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凝成北美环保方面的公众参与的强大动力,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推动了美国最重要的环境法律以及加拿大最有影响的问询委员会的诞生。
到1970年,美国已通过了三项关键的环境法律:《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案》和《国家环境政策法案》。其中,最后一项法案创建了美国公众参与的核心要素:知情权(the Right to Know)、评论权(The Right to Comment)和诉诸法律权(The Right of Standing in Courts)。作为该法案的一部分,环境质量委员会(Council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诞生了。它致力于协调联邦的环保努力并与其他机构和白宫办公室密切合作以发展环境和和能源政策与规划。另一个行政和立法机制是“1980年综合环境反应、补偿和责任法案”(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al Response, Compensation, and Liability Act of 1980),即通常所说的“超级基金法案”(Superfund Law)。它的目的在于辨别有毒污染物的责任方并责令他们清除有害物质。
加拿大同期堪称公众参与和民主决策的一个亮点是著名的“麦肯齐河谷管道调查委员会”(Mackenzie Valley Pipeline Inquiry)。皮埃尓·特鲁多政府在1974年3月委派该委员会调查一个被提议的输油管道在社会、环境和经济等方面的影响。这次调查为公众参与环境决策制定奠定了高标准,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示范效应。
上述多国环境议题中公众参与机制不可谓不细致、丰富、健全。以环境正义观加以审视,尽管程度不一,这些过程中也多少包含了对社会底层或边缘人群、弱势群体的重视与关怀。不难料想,这种机制在鼓励民众参与各国的环境治理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但对此,本文认为必须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对自然的剥削与资本主义如影相随,而资本主义又是一个全球性的体系。今天谈论环境问题不能忽视如下悖论:一方面,我们面对的是全球一体的生态现实;另一方面,不平等的全球体系中的民族国家依然是民众参与政治的“容器”。这就令人不得不怀疑民主国家内部的公众参与机制在当下是否还有效。这是因为,公众参与机制是上个世纪中叶少数发达国家内部的民众对健康环境的需要与资本主义工业化带来环境危机的矛盾的局部解决途径。它是西方民众作为“生态无产阶级”与工业资本主义斗争的途径,体现了西方民主政治的成就。然而,它不仅不是针对全球环境治理问题,甚至还如下文所说,间接导致了全球环境问题与欠发达国家的环境非正义。此外,在西方国家内部,随着资本积累危机的深化,资本利益对民主政治的绑架程度和媒体商业化逻辑对媒体社会责任的侵蚀程度都在加深,在环境传播领域也出现了资本利益集团主导和右翼民粹主义化的倾向;在全球层面,西方各国公众参与机制背后共同的逻辑起点与归宿是提升本国的环境质量,最多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一国内部的环境正义。
第二,即使一国内部的环境正义也是残缺的。因为各国都存在内部的种族、阶级分化,原住民、有色人种社区和低收入群体往往担负着不成比例的生态危机和环境污染影响。他们的正义诉求往往只有通过常规的议会政治渠道之外的激进抗争才能被看到。上文提及的“沃伦抗议”以及美国1980、1990年代声势浩大的环境正义运动正是如此。加拿大、英国等也存在相似的国家内部的环境非正义。这从侧面证明西方发达国家的公众参与机制在维护环境正义方面的局限性。
第三,历史地看,西方发达国家引以为荣的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机制,其形成与发挥实效大约处在上个世纪60到80年代。随着资本积累模式的变化以及社会权力关系的重构,这种机制的有效性不再不言自明。实际上,随着二战以后福利资本主义时代的“嵌入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被19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政治所替代,西方许多国家在民主政治和民主传播层面出现了“双重危机”,媒体作为公众有效参与环境保护的渠道地位和作用不断受到质疑,公众参与的稳定性与有效性都有所下滑。
比如,在北美,虽然福利社会时代的媒体在方便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方面有很多积极作用,但随着媒体系统在1980年代向以过度商业化和强烈的利益驱动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转型,越来越多的前沿环境传播学者已经提出批评,认为媒体正在成为环境危机的新来源。例如,加拿大环境传播学者沙恩·冈斯特(Shane Gunster)就指出,虽然媒体确实能够便捷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交流,但它也可以关闭二者交流的大门,甚至成为信息传送与公众参与的壁垒。这是因为,经济增长与消费文化的双重叙事早已经无孔不入地遍布在大众媒体中。它们与政治经济制度深入交织,与日常生活紧密融合,甚至成为个人和集体身份认同的组成部分,凡此种种使得谈论或想象另一种选择的可能微乎其微。冈斯特进一步归纳了北美以媒体为基础的消费文化在阻碍公众参与以及环保动员方面的三种机制:第一,全球化市场阻止消费者思考满足他们的消费需求会对环境产生何种影响,因为消费文化依赖并强化生产与消费世界的分离;第二,消费文化创造性地促进“绿色消费主义”来适应和整合外部批评。消费者和企业之间沟通渠道的结构性不平衡也意味着许多企业发现相较于改变他们实际运作,通过“洗绿”机制改变企业形象更简单、更便宜;第三,消费文化高度促进消费者主权和机构的个性化观念,从而侵蚀了集体形式的政治行动的可能性与吸引力。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随着全球资本主义新一轮积累危机的爆发,“民主赤字”的扩大,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和主流新闻业的危机,北美在环境保护与公众参与方面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倒退现象。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公众和原住民社区在输油气管道建设中的艰难抗争到美国特朗普政权强势退出巴黎气候协议,都可以看到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下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局限性。
在一定程度上,当选美国《时代》周刊2019年“年度人物”的16岁瑞典“环保少女”格蕾塔·通贝里正是当下验证西方环境治理中公众参与机制失效甚至无能的标本。针对气候变化这一涉及人类整体利益并理应由各国政府协作治理的环境议题,在各国政府的扯皮和算计的喧嚣中,一个中学生顶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嘲讽、俄国总统普京的指责、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批评、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的奚落咆哮疾呼,俨然成为一种媒介景观。在“环保少女”四处求助以横跨大西洋为其环保理念奔走时,就已经暗示了西方国家内部那条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道路走不通,又或者,这些国家内部的公众参与机制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的环保议题兴趣索然。同时,瑞典“环保少女”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以及她在社交媒体和青年、环保群体中的影响力也表明,具有抗争性的公众始终是推动全球环保事业和生态正义的活跃社会力量,而全球化的网络传播和社交媒体也为全球层面更广泛的公众参与提供了技术可能。从跨文化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角来看,这种源于西方国家内部但有全球意识的抗争对帝国主义中心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转型的意义值得挖掘;从福斯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视角来看,他们能否成长为具有动员和实践能力的生态革命的力量还有待观察。
(二)西方国家的公众参与和全球环境非正义
将上述西方多国的公众参与环境传播实践置于全球视角下,尤其是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环境正义观下,这种公众参与的“外部性”和欠发达国家的环境非正义之间的联系变得清晰可见了。
资本主义的“资本绝不会让民族国家的边界来限定自己的扩张欲望”的特性意味着,当处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核心地区的欧美发达国家面对各自的环境危机和国内风起云涌的公众参与时,“不断被垄断和跨国集团利益抽空和钳制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为了政治上的稳定与合法性,不得不在内部建立比较严格的环境质量监管体系。与此同时,资本扩张的本性、西方国家在全球权力关系中的强势地位,加上后发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动机,共同促成了具有高环境代价的制造产业向后发国家转移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但必须要指出的是,与其说公众参与在客观上配合了资本扩张的本性,毋宁说公众是这些国家用转移高环境代价产业加以安抚的对象,同时也是国际垄断资本及其政治代理推进国际层面的“邻避”行动的最佳借口。然而,西方国家的这种“转移大法”并未真正解决环境问题,甚至加速了全球环境危机。所以,当前西方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面临失效的危机,而不断觉醒的公众,也演绎出介入环境理念传播与实践的各种新的、甚至更加激进的形式。
就中国而言,从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环境正义视角来看,由于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选择加入全球产业链并在开始只能处于全球资本主义产业链的低端,中国一方面在经济上是全球化的得益者,另一方面是国际层面的环境“邻避运动”的受害者。也就是说,在环境与公众参与问题上,正是西方国家从1960年代开始的强大公众参与使得他们国家内部的环境管制与法律越发严苛,迫使高环境代价的产业向中国或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转移。中国与处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心的西方工业化国家和作为这个体系半边缘的东亚“四小龙”在同一个国际体系中的不平等“碰撞”意味着,中国承担了“世界工厂”地位所带来的沉重环境代价。2013年,中国碳排放量跃居全球第一。这一局面的根源在于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承接了转移自西方并满足西方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产能的同时,却将碳排放记在本国账上。这是中国在现有资本主义体系内,所面对的国际环境非正义。
认识到这一点也意味着,当前需要超越线性发展观和“方法论民族主义”框架来评估发达国家成功的环保政策和公众参与机制:西方国内公众参与环保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成功”,在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在中国经济上接纳西方和东南亚产业资本转移和文化上拥抱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条件下,是中国得以成为“世界工厂”的前提,而“世界工厂”的地位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既是中国国内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的根源,也促使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上因环境问题处于“挨骂”状态。当下,在有关全球气候正义的国际舆论中,中国作为碳排放量第一和中产阶级消费能力不断膨胀的国家,一方面成为西方国家媒体抨击的对象,另一方面又成为受气候变化威胁的海边国家(如孟加拉国等)公众指责的对象。这显示了在国际环境正义问题上中国的尴尬处境。
综上,可以看出,西方发达国家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机制在时空两个层面上都存在显著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就空间而言,西方自由民主语境下的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机制,在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上都以本国的环境质量提升为要旨,仅限于维护一国的内部环境正义;但这种正义囿于其自身的种族与阶级的分化,又是不完整的。就时间而言,上个世纪60到80年代是西方公众参与机制建立并发挥重要作用的历史时期。这个阶段恰逢资本主义核心区域向外转移资本,包括各类高环境代价产业。换言之,西方发达国家的公众参与机制发挥了“双重”效用:“在国内建立严格的监管体系;在国际上凭借西方殖民主义和战后西方建立的不民主的国际秩序,将生产和环境成本转移至第三世界。但是,从全球环境正义的角度看,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非但没有解决环境问题,甚至还是全球环境非正义的根源。”发达国家在空间上向外转移环境成本在经济上是一种“外部性”输出,但却有意无意地造成了一种国际层面上的“邻避效应”。然而,斗转星移,伴随着资本主义体系日渐严重的积累危机,被视作标杆的公众参与机制开始“掉链子”。而下文论及的中国的文化遗产、公众生态实践以及全新的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却在新的历史时期释放出替代性的曙光。
三、历史与全球语境中的中国环保公众参与和生态文明理念
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叙事和以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为基础的国家与社会对立分析框架中,一种并非毋容置疑却被普通接受的观念预设是中国的公众参与是随着改革开放后市民社会的崛起才逐渐出现并壮大的。然而,观念上的窠臼和知识论上的西方中心主义会限制环境传播中有关公众参与的理解。在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的《促进中国绿色发展的媒体与公众参与政策》(2013)专题报告中,公众参与被界定为“指各利益相关者,对其感兴趣的环境决策或因为自身(将)受到该决策的潜在影响,而在其权利义务范围内进行的有目的的社会行动。”上文论及的西方多国的公众参与机制与经验也是基于这种理解。但是,如果将对公众参与的理解超越其在环境政策制定中的监督与谏言的角色,拓展到在人与环境和谐关系得以形成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公众自发的、原创的、身体力行的传播行动的话,就不难发现,在中国不同的历史阶段,在环保事业或改善人与环境关系的领域中,从来不缺公众这一活跃主体。
被誉为美国有机农业运动教科书的《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是20世纪初美国农学家富兰克林·H·金不远万里考察了中国、日本、朝鲜后,对维系数千年却依然保持土地肥力的环境友好型的东亚传统小农经济的由衷肯定。中国农民是这种生态智慧的创造者、坚守者和传承者。从1950年代开始,在中国追求社会主义另类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个体现中国农民不因政治气候变化而始终坚守本土生态智慧的例证当属陕西高西沟村与它的“三三制”用地模式。“村民以不违背自然规律的科学态度,在‘要粮要田’的激情年代,主动退耕还林还草,而且一坚持就是40年”,最终使高西沟成为今天“镶嵌在陕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中的一颗绿色明珠” 。1960年代后,为了农业现代化,国家和媒体联手掀起教育和鼓励农民使用化肥的活动。“1966年(某县)政府推广使用化肥,村民不肯使用,政府就购买后无偿发放。然而,许多哈尼群众把肥料倒在路边,把化肥袋子拿回了家。”云南地区长期存在被视为破坏生态平衡的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在现今的研究中被证实,正是适应当地独特生态环境的刀耕火种保障了当地农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发展主义对此的“落后”解释在后来化学农业、石油农业带来的环境破坏面前不攻自破。这些也许曾经被诠释为农民,少数民族落后和拒绝现代化的故事,今天看来也让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当然,面对历史曲折的发展,任何“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感叹都是徒劳的。然而,针对今天发展有机农业的迫切需要,却有充分理由重新认识中国传统农业文明中包含的生态理念以及新中国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自主生态意识,重新认识农民作为福斯特意义上的“生态无产阶级”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体地位。
实际上,环保不是城市中产阶级的特权,与土地有着日复一日的密切联系的农民一直是今天的环保事业的有力参与者。在他们身上凝结的生态智慧和本土经验理应成为中国在急于寻求“他山之石”时耐心琢磨的“自家宝玉”。反观当前环保领域公众参与的现状与机制,有意无意地偏重城市新兴中产阶级而忽视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上处于弱势的农民和少数民族群体,本身就形成了一种亟待扭转的环境非正义。中国的媒体和传播机构究竟是囿于自己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偏颇而为这种环境非正义推波助澜,还是积极有效地克服这种偏颇,无论对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还是更高的层面上的确立中国这个有深厚农耕文明底蕴的国家在全球生态问题上的话语主导权,都是至关重要的。
改革开放以后的20世纪80年代,大众媒体成为公众参与环保事业并表达环境正义诉求的重要平台。以《人民日报》为例,这期间出现了典型的自下而上的权利框架。“读者来信”是这类媒介框架的主要形式,而信息源则既有群体,也有个体,既有普通村/市民、企业员工,也有媒体从业者和专业人士,甚至还有政府官员、政协委员。尽管反映的具体问题有差异,但共同表达了要求生活空间免受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的环境正义要求。值得强调的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重新进入全球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体系,在接纳西方国家有意转移的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同时也曾成为跨国垃圾的转移地。比如,早在90年代初,《人民日报》上一则题为《“洋破烂”何以屡禁不止?》(1990.07.28第5版)的报道就表达了公众对这种典型的国际环境非正义行为的声讨。可见,在一个有着半殖民地历史的后起国家中,公众参与和实现环境正义都不能局限于单一的国内维度。因此,中国从2018年1月1日起禁止从发达国家进口多种“洋垃圾”,有着非常重要的全球环境正义价值。
无论如何,国家的发展方向和意志至关重要。上文论及的公众参与经验中的共同点是国家的大力支持。但历史地看,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是在公众发起的环保运动中被动地进入环保事业,着手环境立法或公众参与机制建设。但是,这些国家及其所代表的跨国垄断资本集团在国际体系内的主导地位,又往往意味着西方利用这种主导性把全球资本主义生产的环境“外部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鉴于这种非正义的环境治理举措,中国这个迅速崛起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道路选择不仅事关中国的未来,也事关世界的未来。在中国,国家一边不得不在一个不平等的全球结构中探索一个后发人口大国的“赶超”发展战略,一边也积极主动地介入环保事业。即使“在理论上将环境问题视为资本主义制度产物”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周恩来总理坚持派代表团参加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1983年底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正式确立“环境保护”为基本国策;被视为公众参与最重要力量的环保NGO组织也是在国家主动培养社会力量并提供资金资助的条件下运作的,前文提及的中国国际环境发展与合作委员会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主要合作平台。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中国通过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环境保护方面有重大进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十八大正式提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要求“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这意味改善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已经成为执政党的政治意志。与之相应地,在与环保领域公众参与相关的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方面,十八大提出“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构成了广泛公众参与以实现“生态文明”的有力保障。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把“坚持人和自然和谐共生”当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并把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高度”。从倡导“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到呼唤“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从对内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具体布局到提出中国要在维护全球生态安全方面发挥引领作用,中国这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已经在文明层面重新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理念有了新的认识,并确立了克服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如影相随的生态危机的理论和国策框架。
相对于资本主义国家主要由公民社会推动的环境保护理念和流于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修修补补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尤其相对于当下美国特朗普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倒退,中国所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和国策有着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内涵。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为核心的生态文明理念“体现了人类和宇宙辩证统一的世界观,是具有强烈民胞物与情怀的‘天人合一’观念在全球环境危机时代的全新表述:它既是对西方现代性中的唯理性主义和只问‘进步’不计代价的发展理念的一种‘东方反思’,又是对我国多年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扪心自问’,更是中华文明对国际流行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从文明再造层面进行的深化和拓展。”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生态文明理念引起了包括福斯特在内的国外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关注、赞赏和期待。例如,福斯特就在2015年6月11日的《人民日报》文章中指出,中国对生态文明的重视基于一种“广义的社会主义视角”,同时又受马克思理论和中国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现实语境的多重影响。他期冀,中国的生态文明会朝“一个不同以往的方向发展,进一步摈弃西方国家那种以资本为中心的政权模式——而这种模式恰恰要为今天的生态困境负责。”实际上,只要我们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线性历史发展观和克服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虚无主义偏颇,就可以发现,在20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进程中,不但有前面论及的农民和少数民族群众自主的生态化生产实践,也在思想和技术发展道路方面蕴藏着一种“中国社会主义生态城乡观”,而这种基于合作化和农村技术革命的城乡协调发展观,为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建设生态文明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财富。
在全球层面,相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环境治理中“邻避运动”的狭隘与冷漠,中国提出的“人与自然生命的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了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责任意识与大国担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所说,“建设美丽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唯有携手合作,我们才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海洋污染、生物保护等全球性环境问题,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只有并肩同行,才能让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全球生态文明之路行稳致远。”
当然,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不仅需要理论和国策的引领,还需要通过亿万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和生态实践,通过切实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和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通过现代科学和传统知识的有机结合。而这必然比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框架下的市民社会动员和公众参与具有更加丰富、持久、深入与广泛的内涵。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持续了几千年的中国农耕文明遗产继承者的中国农民阶层,在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主力军的角色成为人民共和国的主人后,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孕育出了一个至今还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巨大新工人群体之后,也必将在生态文明理念的引导下,在通过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完成自身现代化的过程中,成为福斯特意义上的“生态无产阶级”社会主体。
作为新时代重铸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政权基础的“工农联盟”的重要力量,农民将在克服城乡断裂,守护中国的绿水青山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促进社会正义和环境正义的有机结合,并在此过程中真正克服资本主义发展中城市必然消灭乡村的宿命,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结语:环境正义、公众参与和生态文明理念的再认识
本文首先在理论层面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生态学和传播学方面的最新发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从环境正义与公众参与的角度构建环境传播的理论视野。接下来,以赵月枝2013年参与中国国际环境发展与合作委员会《促进中国绿色发展的媒体与公众参与政策》特别政策研究课题组在国外所做的环境传播和公众参与的调研以及在此过程中的跨国和跨文化理论思考为基础,本文概述了欧美多国在环境传播和公众参与方面的机制和经验。但这种梳理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采集“他山之石”。相反,它是在全球视野中,借助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环境正义观,揭示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机制存在巨大的内部局限性,它的“外部性”还导致了全球环境非正义。西方国家的公众参与机制仅限于保护本国的环境质量,维护国内的环境正义,但因其自身的种族与阶级分化,他们的公众参与机制也无法实现完整的国内环境正义。在资本向外转移的过程中,这种公众参与机制还在客观上形成了第三世界国家不断遭受的环境不公。近年来伴随着资本主义新一轮积累危机的到来,公众参与的成功经验已经显示出明显的反弹迹象,其标杆或样本的意义正遭受质疑。
总之,西方1960年代以来基于公众参与的环境保护“成功经验”是一种典型的“自扫门前雪”的狭隘举措。它割裂了环境问题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引发的风险所具有的广泛联系,忽视了资本为缓解积累危机而进行的空间修复的能力,更默认了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所占据的霸权地位。
由于西方国家扫出的不是会化成冰水的无害之雪,而是高环境代价的产业与有害垃圾,在西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戏码上演的同时,另一个故事也在全球舞台上演出,即西方资本主义体系面临积累危机和中国改革开放背景下,西方和亚洲四小龙国家和地区把全球工业化生产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环境代价转移到中国的故事。因此,本文在第三部分重新从资本主义的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全球性以及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全球视角出发,讨论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环境正义问题和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选择之于中国和世界未来生态安全的意义。在西方公众参与机制显现出失效迹象的同时,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别样的以民众为主体的生产生活生态实践以及全新的理论创新具有值得重视的替代性价值和全球意义。
本文讨论了中国农耕文明在生态方面所留下的“自家宝玉”,以及中国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过程初期农民和少数民族群众表现出来的朴素生态主义认知。在这个过程中,福斯特所提出的“生态无产阶级”主体中对农民的地位的肯定和中国农民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之间的关联性被建立起来。本文认为,经过现代化和城镇化洗礼的现代中国农民,将在克服城乡断裂,守护中国的绿水青山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重要时代作为。这一认识不仅挑战主流环境保护和公众参与媒体叙事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城市中心主义、中产阶级中心主义偏颇,还在极大地开拓环境传播的研究领域的同时,赋予作为宪法权力基础的“工农联盟”以新的生态文明建设内涵。
作为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在环境传播领域的演绎和一种融通中西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和传播研究学术实践,本文认同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关于资本主义无法解决它自己制造的生态危机以及生态革命和社会革命彼此互为条件,不可分割的观点。本文最后将讨论的重点归结在生态文明建设已经被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略,它是中华文明从文明再造层面对西方语境下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深化与拓展。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紧张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转型刻不容缓的态势下,人民群众享受健康生活的最基本需要和追求精神自我实现的需要将迫使人们反思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胁迫下产生的发展主义道路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偏颇,更自觉地承担保护自然的担当,并以审美的和伦理的态度履行协同自然的能动创造者的义务。这种顺应自然的生活实践能力和反思性思想理论创新能力是中华文明得以生生不息的重要文化基因。生态文明转型以及“人与自然生命的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论与观念是中国对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理论贡献,表现出中国对人类未来发展正确路径的远见卓识。这也是今天我们超越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就环境论环境”的工具理性导向的局限性,并在吸收西方批判性的环境传播前沿研究基础上,开拓有全球视野和中国本土立场的环境传播理论和实践新境界的起点和归宿。
本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经作者同意，批判传播学公号特此转发，以飨读者。参考文献见原文。
作者简介:赵月枝:女,浙江缙云人,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卓越访问教授;范松楠:女,北京人,北京城市学院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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