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近年来，恐怖主义、移民问题、极右主义等种种危机征兆在欧美地区以井喷的态势不断涌现。这些现象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深层危机的外在表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壮大的新自由主义正在丧失其曾经所具有的凝聚共识和鼓舞人心的力量，面临来自全社会方方面面的挑战和不满。具体而言，多元文化主义所主张的“宽容”暴露出难以解决的悖论。普世主义对国家和国家认同的压制，正引发越来越多的反对之声。不断蔓延的恐怖袭击背后，则透露出青年一代对新自由主义主流文化的抵触和对抗。深刻认识当代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困境，对于我们合理看待自身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优势与不足，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2016年以来，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令西方精英集团大跌眼镜，一场有关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将何去何从的讨论，吸引了全球舆论的关注。[1]在国族主义(nationalism)[2]回潮、民粹主义兴起、极右翼抬头等种种“反动”潮流的共同作用下，有关欧美自由民主社会将难以为继的担忧亦不绝于耳。
古典自由主义作为西方现代性谋划的思想旗帜，在现代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建设等方面，发挥了显而易见的积极作用。而当西方现代性的社会结构日益成熟并趋于僵化之时，内含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内部的种种逻辑矛盾和思想陷阱，也不断以社会危机的形式暴露出来。20世纪的政治极端主义，已经被证明与19世纪自由主义在实践层面上的狂飙突进关系密切。[3]由是观之，近年来西方社会频频暴出各种危机征兆也并非偶然，而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隐含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自由主义逻辑，借“新自由主义”之名在全球范围内再次大肆扩张的必然结果。
一、多元文化主义与“宽容”的悖论
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进程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过程，也伴随着深刻而广泛的社会变迁。数量庞大的人口频繁跨国流动，就是这种社会变迁中的一个重要侧面。本土居民和外来人口的融合，在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当中，成了西方国家面临的最尖锐的社会问题之一。近年来发生在欧洲的难民危机，只是这一问题的最新体现和集中爆发。自由主义阵营所推崇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一直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处理移民问题的主要理论依据。但发达国家的中下层民众，不仅没有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进程中获益，反而因为制造业外迁等诸因素而日益窘迫。当此之时，不断涌入的外来人口又在国内成为国家公共福利和工作职位的有力竞争者，无疑令他们的处境更为不利，进而加重了他们内心郁积多时的不满和早已蠢蠢欲动的排外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多元文化主义的理念在西方世界越来越不得人心，其固有的理论上的困境也不断地暴露出来。
2017年伊始，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出了针对西亚北非七个穆斯林国家公民的入境限令，提高对移民准入的限制。此举可谓对美国一直以来所奉行的多元文化主义信条的公然践踏。毫不奇怪，“禁穆令”一出台，即遭到学界、新闻界、娱乐界等各路精英的口诛笔伐。与此同时，欧洲右翼势力对于移民和外来人口的敌视态度也越来越多地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和警惕。
当前，多元文化主义在西方社会遭遇到了诸多非议。多元文化主义的初衷是包容他者，尤其是包容非主流的弱势群体，在知识界影响尤其巨大。无论美国还是欧洲，都有相当一部分知识精英，痴迷于多元主义鼓动下的身份政治，建构出诸如女性研究、黑人研究、同性恋研究、移民研究等专门关注“弱势群体”的学科，为各种类型的“受害者”争取权利。毋庸赘言，此类学术话语对于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团结，起到了不容抹杀的积极作用。但同样不可忽略的是，一味地鼓吹多元和差异，对文化整合和社会团结的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为了容纳不断增长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主流价值体系的边界不得不一再退让，主流文化的内容也一再被稀释。整个社会逐渐丧失了对于一种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共同文化的坚守和信仰，越来越失去了融合和同化他者的能力，越来越碎片化。正如英国当代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John Gray)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所批评的，“(在自由主义看来)人人有权以任何自认为是必要的手段来宣称他们所认为的身份，尤其当它可以被表达为被压迫的少数时。如果言论自由妨碍身份政治，那么必须抛弃言论自由。如果恐怖主义对身份政治是必需的，那么就接受它。”[4]可见，自由派无底线地推动多元，已经到了是非不分的地步，这当然是本土文化及其生活方式的支持者所不能接受的，因为在本土文化不断退却的边界面前，他们是受害者，其“自由”受到了威胁。
于是问题便在于，多元有没有一个内在的限度，是否所有的差异都应该被无限制地宽容。自由派通常主张，他们所坚持的底线是清晰且牢固的。而事实上，其原则无非是自由、平等、人权之类的抽象概念，对于某种行为模式或某种生活本身是高尚还是堕落，新自由主义往往无话可说。因为在这方面说太多，就意味着对于不同的生活方式在道德上作出区分，就意味着不宽容了。当为了宽容而牺牲道德评价之后，新自由主义便走上了一条一味鼓吹多元的不归路，造成了社会整体上的道德迟钝和价值混乱，对真正高尚的东西缺乏坚守，对根本邪恶的东西也不以为然。在缺乏一种充满正能量的、有关何为美好生活的理想信念作为指导的前提下，整个社会的精神气质变得越来越平庸乏味，既没有追求善的勇气和激情，也不再有辨别恶的敏锐眼光和抗击恶的坚定信念。西方社会对于多元文化主义的批评和不满越来越多，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了。
此外，多元文化主义还忽略了人们对于“熟人共同体”的某种内在需求。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撒切尔夫人和里根上台执政为标志，新自由主义正式获得官方身份。自那时起，伴随着人口、信息和商品跨国流动的日益增长，各国的传统价值、生活方式以及文化认同都遭受到全球资本主义的强烈冲击。这种冲击带给人的伤害，不是简单的一句“宽容”就可以弥补和克服的。当代著名左翼学者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曾在一篇访谈中描绘过这种冲击可能引起的伤害与不满，“当陌生人来到跟前的时候，总是令人产生某种不安。你不知道一个陌生人下一步会怎么做，有着怎样的意图，对他的开场白该如何反应。跟畅游网络上的虚拟世界不同，你不可能直接忽略真实存在的差异，那种异样的令人反感的东西。它们给人带来的负面的感受已经表明，他们和人习以为常的、舒适安全的安坐家中的存在方式是不相容的。”[5]
事实上，多元文化主义对于推动宽容的积极意义是十分有限的，甚至还有可能成为制造不宽容的温床。美国学者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曾区分过两种多元文化主义，一种轻浮的多元文化主义(boutique multiculturalism)，一种严肃的多元文化主义(strong multiculturalism)。[6]生活中大部分多元文化主义的支持者属于第一种，他们对于来自陌生国家的异域风情有一种肤浅的迷恋，并不厌其烦地展示和炫耀这种迷恋。他们对不同文化都怀有赞赏和同情，承认其正当性。但费什指出，其中缺乏必要的严肃性，“一个肤浅的多元文化主义者，不会也无法认真对待他所宽容的那一文化的核心价值”。他人视做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和信念，在肤浅的多元文化主义者眼中和商店里充满异域风情的纪念品没什么区别。正因如此，他们的宽容不仅不会带来善意与融合，反而招致不满与仇恨。因为他们在异域文化面前所展现出来的轻浮和随意，对于他者不仅是一种伤害，还是一种侮辱。而对于严肃的多元文化主义，费什直接指出，
“把宽容宣扬为第一原则，麻烦在于你不可能真诚地忠实于它。因为迟早你会发现，为你所宽容的那种文化，在其核心价值方面是不宽容的。那种与众不同之处，代表了它独一无二的地位和自尊，它拒绝被稀释或被纳入到一个更大的范畴中去。如果被要求放弃自身的视角或者把它扩大，将敌人（不同宗教、种族、性别、阶级）的那些做法也涵盖进来，处于被围攻状态的文化就会不遗余力地反击。”[7]
可见，一味鼓吹“宽容”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反而会导致对自身传统文化或信仰怀有坚定信念的人以激烈的、不宽容的方式予以回应。
我们不禁要问，意图良好的多元文化主义何以会陷入如此困境?如果放弃“宽容”，情况岂不是会更糟?多元文化主义的困境在于，它放弃了对一种具有实质性内容的主流文化传统的维护和弘扬，片面强调“差异”，试图只诉诸“宽容”这种修辞性手段来解决问题。参照中国传统的经验，“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我们可以说，唤醒本土文化的内在生命力，积极倡导和弘扬本国传统中的正面价值，不断展现本土生活方式的丰富内涵和持久魅力，才是推动民族融合、安抚外来者的恰切方式。只有在他者面前有着高度自信的、以强大国家和伟大文明作为精神依托的大国公民，才能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海纳百川的宽容与大度。一个缺乏国家认同和本土文化认同、精神上贫乏无助的个人，面对外来者，只会感到威胁和敌意，并下意识地借助排挤和歧视发泄自己的负面情绪。
二、普世主义与国族主义之争
正如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指出的，
“经济自由主义的真实意图如今已经一目了然了。唯有一种世界规模的自行调节的市场才能确保这种庞大系统的运转。”[8]
新自由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就是这种以“市场原教旨主义”为核心的经济自由主义理想的隐秘追求和必然结果。唯有经过一个所谓“全球化”的阶段，经济自由主义才能真正实现。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跨国资本集团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致力于打造一种“非本土的自由主义”[9]，新自由主义应运而生。因此，新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把全球化看做削弱主权国家的政府所施加的武断干预，通过全球性的资源配置来确保跨越国界的财富创造与利润分配的历史性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国家必将衰落，超国家和非国家的行为体(如跨国公司)则趁势崛起。新自由主义的支持者满心以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自然导向政治和文化上的一体化，亦即不同国家在制度、标准和价值上的同质化，主权国家之间的差异和壁垒将不再重要，世界将在一个全球性的“市场社会”[10]中进入后国家时代。跨国资本集团将在这一后国家时代中，在“普世主义”的包装下，对世界人民行使不受国家限制的超级权力。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世界形势的发展彻底打破了新自由主义者的迷梦，沉寂已久的国族主义重新回到世界政治的舞台。
“我们要夺回我们的国家”(We want our country back)，这是来自英国脱欧派、美国特朗普支持者和欧洲众多右翼团体的怒吼。2016年底，英国新任首相、出身保守党的特蕾莎·梅在保守党大会上，公开对新自由主义的普世主义提出批评：
“今天，还有众多权力当局，其所作所为表现得好像他们和国际精英而不是自己的同胞拥有更多共同利益……但是如果你还相信你是个世界公民，那你就是个乌有之地的公民（citizen of nowhere）。你根本不懂‘公民身份’这个词本身的意思。”[11]
此言一出，立刻引发了来自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尖锐批评。英国国王学院的学者杰瑞米·阿德勒(Jeremy Adler)毫不掩饰地批评说，新首相的上述言论等于向启蒙的全部价值宣战，“因为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乃是启蒙的最强音，也是其荣耀所在”[12]。美国学者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在一篇文章中指出，2016年将会作为一个全球性的转折点而被铭记，其重要性不亚于1989年的柏林墙倒塌，因为“在这一年，世界主义者和国族主义者的斗争在众多国家成为冲突的中心，尤其是在欧洲和美国”[13]。
当前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日益频繁的跨国交往已经成为现代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绝于全球化几乎意味着自绝于现代化，这是任何一个体面的国家都难以承受的代价。但是，全球化的突飞猛进，是否意味着一个无国界的“开放社会”的来临呢?换句话说，在全球化的历史大势面前，如何看待和理解国家的地位与尊严呢?当前在欧美国家愈演愈烈的国族主义回潮，亦即所谓的逆全球化潮流，迫使我们不得不认真对待这些问题。
关于国家以及国家认同的重要性，当代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在《筑就我们的国家》中写道，
“就国家而言，民族自豪感有如个人的自尊，是国家自我完善的必要条件”。“如果一个国家想在政治筹划方面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那么，每个公民都应该在感情上同自己的国家休戚与共”，而且“只有在民族自豪感压倒民族耻辱感的时候，这个国家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同时，“任何国家都必须忠于自己的过去和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领导权的竞争就是民族自我认同的不同故事之间的竞争，或者说是代表民族伟大精神的不同形象之间的竞争”。[14]
美国之所以能够取代英国成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与美国社会曾经拥有的牢固的国家纽带和强大的爱国精神密不可分。恰如20世纪初，赫伯特·克罗利(Herbert Croly)在《美国生活的承诺》(The Promise of American Life)中所说，
“美国人对他们国家的信任是宗教性的。这种信任如果说不是非常强烈的话，那么至少具有几乎绝对和普遍的权威……孩提时，我们就听到长者在谈话中断言或者暗含这种信任。在我们教育过程的每个新阶段，这一观念都不断被强化……我们可以不信任或者不喜欢我们的同胞以国家的名义所做的许多事，但是我们的国家本身、其民主的制度和光辉的前途是不容置疑的。”[15]
一段时间以来，在新自由主义的普世主义宣传影响下，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感到骄傲与自豪，已经成了一件在道德上十分可疑的事情，[16]爱国主义时常被等同于“民族主义”，并遭到激烈的批判。公开强调民族自豪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被认为是狭隘的地方主义的做法，与世界主义的当代潮流不合，还带有“洗脑”的嫌疑。新自由主义话语泛滥之处，仿佛只有对国家与民族的自我嘲讽、自我批判和自我解构，才是文明开化的象征。对民族英雄和国家形象发自内心地认同和拥护，则是偏狭固陋的证明。自由派心目中的未来世界，乃是建立在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基础上的世界大同。在他们看来，人们不需要也不应该再像传统社会那样忠于某一特定的国家或民族，而应该忠于普世的“人道”本身。
然而，民族国家真的只是挡在普遍人道面前的障碍吗?“人权高于主权”果真是一条可以无条件推广的真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学界越来越注意到国家对于人权的重要性。约翰·格雷就指出，激进的人权意识形态在英国最近几次最严重的外交政策灾难中都发挥了作用，“布莱尔—卡梅伦时代的毁灭性军事冒险的失败……首先是因为在推翻了萨达姆·侯赛因和穆罕默德·卡扎菲的专制的同时，也摧毁了伊拉克和利比亚的国家，留下了无政府状态的区域，让圣战主义势力可以自由运作。”“在没有国家权力支持的情况下，人权没有意义：事实上，当保护他们的权力不存在……人权根本就是一句空话。”[17]如果不是被某些思想教条所束缚，人们不难发现，民族国家其实是人权的最大保护者。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对于失去国家保护的人来说，等待他们的不是有关“世界公民”的美好想象，而是流离失所的难民生涯。[18]
而且，国家不仅在捍卫个人的经济和社会权益方面是不可替代的，还关乎道德，关乎人性。这即是说，国家不仅具有保卫社会成员合法利益的工具性价值，还有基于人性本身的内在价值。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鉴于在古希腊语中，“政治”乃是“城邦”一词的派生词，所以上述名言亦可理解为，人天生是需要城邦或国家的动物，“城邦以外的人非神即兽”[19]。这意味着，人性的养成离不开国家，离不开一个具有特殊文化和特定边界的封闭共同体。西方现代文明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完美的开放社会，而按照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理解，这一目标和道德生活的基本要求之间是不相容的。当代美国政治哲人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在对自由主义和现代政治的剖析中，曾专门讨论过这一问题。在他看来，德国纳粹运动背后，是部分德国人尤其是青年人对以“无限开放”为最终理想的现代社会之道德状况的反叛。道德生活的根基是封闭社会。道德生活内在地要求一种庄重性和严肃性，要求一种庄严的仪式感，诸如升国旗、奏国歌、在国旗面前宣誓等。而这些只有在一个具有严格边界的封闭社会中才有可能。在现代社会的全球化进程面前，封闭社会正在解体。同时，与国家在个体生活中的地位和角色日益式微相伴随的是社会整体道德生活的败坏，而现代社会之所以在道德层面上看起来尚可接受，恰恰在于开放社会的理想还没有完全实现，世界仍然是由诸多封闭社会构成的世界。[20]
封闭社会与开放社会之争在今天体现为国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争。在施特劳斯看来，尽管国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产生较晚，但他们早期的对等物———爱国主义和城邦———在历史上的影响力远比世界主义更强大。政治上的世界主义的兴起，是启蒙时代的产物，与地理大发现以来商业和资源沟通的全球化关系密切。但全球化作为一桩历史事实，是否能够证明国族主义将被世界主义所取代，还是一个问题。毕竟，增进了解并不见得能减少敌意，不断提高的熟悉程度也不一定会带来好感，因此，全球化交往的日益频繁不一定意味着一个无限开放的社会的来临。施特劳斯指出，政治上的世界主义源自那种特殊的现代理想，这一理想包含了三个要素。第一，信奉人类生活本身就是绝对的善，不管人过得是哪一种生活;第二，由这种信仰所产生的普遍的、无限制的同情或人道主义;第三，对快乐的压倒性的关注和无意愿或无能力为比生命更高的东西而献身。包含了此三种要素的现代理想没有为“敬畏”留下空间，而“敬畏”是“人之高贵品质的基础和母体”。敬畏首先是敬畏先贤的精神遗产、敬畏传统，而传统在本质上是特殊的，与国族主义而不是世界主义更有亲缘。[21]
总而言之，按照西方古典哲人对政治的理解，新自由主义理想中的世界主义图景，不光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在道德上也是不可欲的。因此，当代西方社会对全球化中的世界主义的抵制和向着国族主义的回归，从西方文明自身来看，有其哲学上的根据和道德上的理由，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毫无意义的，并不能简单地斥之为“民粹主义”。需要指出的是，无论世界主义还是国族主义，严格来说，都是西方文明内部的产物。两者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也是西方文明内部紧张的一个部分。
三、恐怖主义、精神虚无
与青年人的激进化
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的作用，崇尚个人主义和自由选择的理念。在新自由主义者眼中，以这一理念为基础的自由，是人之尊严和社会活力的源头。然而，众所周知，它所奉行的“自由”是从消极的一面所定义的自由，即“自由是做任何不损害他人权利的事情的权利”，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积极的规定性。这种自由观首先从人与人相对立的角度来理解人的存在，把自由看做是在与他人无关并不受他人干涉的私人空间中任意行动的权利。正如马克思所言，这里所说的自由，“是人作为孤立的、自我封闭的单子的自由”，“自由这一人权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相结合的基础上，而是相反，建立在人与人相分隔的基础上，这一权利就是这种分隔的权利，是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的个人的权利”。[22]然而，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失去了以人与人之间的有机联合为基础的社会性力量的依托，人就成了漂泊无根的原子化存在，在广袤无垠的宇宙之间找不到任何归宿。精神上的孤立无助和难以忍受的虚无，成了这种丧失根基的个人的必然结局。如今恐怖主义在西方世界的不断扩张，事实上与此有着不可忽略的关联。
自“9·11”恐怖袭击以来，恐怖主义成了文明世界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出现让全世界倍感震惊。2016年欧美国家接连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更是让人担心，恐怖主义会不会成为现代生活的常态。目前，围绕恐怖主义的讨论大多集中在全球化造成的阶层对立、宗教极端主义、文化融合的限度等问题上，对恐怖主义所折射出的西方社会的精神危机缺乏关注。有研究认为，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条件和思想观念所导致的青年人的虚无主义处境，才是导致西方世界的恐怖主义呈现不可遏制态势的根本原因。法国政治学者、当代著名伊斯兰研究专家奥利维尔·罗伊(OlivierRoy)的研究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罗伊发现，穆斯林恐怖分子的动机与其说是宗教性的，不如说是道德性的。生活在西方的穆斯林恐怖分子和当地的穆斯林宗教团体并没有稳固的联系，甚至很少参加清真寺的活动，他们通常是孤身一人。与其父母一代不同的是，他们在欧洲出生并接受教育，伊斯兰宗教传统对其影响微乎其微，他们更愿意去的地方是夜店而不是清真寺。因此，将恐怖主义问题直接归咎于某一宗教的特定教义或冠之以“文明的冲突”是片面的，很可能掩盖了更为关键也更具根本性的事实。罗伊指出，欧洲恐怖主义背后的真相，可能并非一般所认为的“伊斯兰的激进化”(radicalization of Islam)，而是“激进主义的伊斯兰化”(Islamization of radicalism)。换句话说，激进主义的产生或许和伊斯兰教本身没有多少直接关系，只不过众多激进分子在考虑如何将其激进的立场表达出来的时候，选择了伊斯兰教作为反抗西方的便利载体和手段。所以罗伊认为，并不能简单把恐怖主义看做是文化融合失败的结果，宗教也不是其中的关键因素。[23]因为这无法解释何以有相当一部分欧洲白人改宗伊斯兰教并加入了伊斯兰国这样的恐怖组织，“如果这些改宗者的成长历程和伊斯兰教毫无关系，那我们怎么能把他们的激进化算在‘伊斯兰文化’头上呢”[24]?在法国和比利时发动恐袭的，并不是“伊斯兰国”从叙利亚派来的恐怖分子，而是恐怖组织从欧洲当地招募的激进青年。即便没有“伊斯兰国”和伊斯兰教，这些青年人也早已激进化了，唯一缺少的只是一种将自身行为正当化的理由，以为他们个人化的反叛找到根据。[25]2015年11月巴黎大屠杀之后，罗伊在法国《世界报》上发表了《圣战是一代人虚无主义的反叛》的文章，其中写道：
“法兰西已进入战争状态!也许吧。但和谁打？反什么？‘伊斯兰国’并没有派叙利亚人到法国发动攻击以阻止法国政府对它的恐袭，它只是从早已存在的激进法国青年群体中招募了几个人而已。不管中东发生什么，他们早已是异端，他们早就在寻求一个理由，一个标签，一种宏大叙事，以便在上面加上他们的签名。‘伊斯兰国’的覆灭也不会改变这种反叛。”
因此，真正需要反思的问题是青年人的反叛，当代欧洲需要反思的是，那些偏离正轨的年轻人到底意味着什么。[26]罗伊的研究事实上表明，发生在巴黎的恐怖袭击和时常发生在美国的校园枪击案或许有着同样的源头，是西方主流社会也就是自由主义文化造就了一批“愤怒的年轻人”。
鲍曼也看到，恐怖分子并非来自外部，而是来自“我们”中间。因此，当前的恐怖主义问题不可能诉诸战争来解决，“反恐战争”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词汇。鲍曼认为，对欧洲人来说，周围的世界已经变成一个雷区，爆炸随时可能发生。试图通过一场扫雷运动彻底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因为地雷就是身边的人，是自己的同胞，真正值得努力的方向是根除为恐怖集团源源不断地输送激进青年的土壤。只有将潜在的、有可能被恐怖主义吸引的年轻人从恐怖分子的说教中争取过来，针对恐怖主义的斗争才有希望。[27]但是，这种路径远没有成为西方社会的共识，也没有引起政治家们的注意。
欧美社会的年轻人之所以被推向恐怖主义一边，正是由新自由主义所导致的精神虚无和内心焦虑所致。在欧美世界，本·拉丹形容青年圣战者的一句话流传甚广，“你们热爱生活，但这些年轻人热爱牺牲”。青年圣战者之所以热爱牺牲，是因为仿佛只有“牺牲”才能让他们找到生命的意义。人们在一位参与“9·11”恐怖袭击的年轻圣战分子的手提箱里，发现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高兴一点，放松下来，体会安顿的感觉”。由此可见，这些年轻圣战者生前所遭遇的精神虚无多么强烈。在许多情况下，恐怖袭击只是一位此前一直正常的普通人杀死了另一个普通人，“每一次这样的屠杀都在证明，现代世界既造就了科学、技术和工业，也造就了一种全然不同的人。他们之所以成为圣战分子，因为他们渴望殉道，而他们之所以激进，因为他们渴望回到万物之‘根’”[28]。
对于从自由主义到虚无主义的内在逻辑，施特劳斯曾经给出过更为详细的分析。他指出，自由主义“对自然正当的拒绝导致了虚无主义”。就个体生活来说，自由派主张的行为原则是所谓的消极自由，即免于被干涉的自由。在前现代社会，根本性的行为规范来自于垂直方向上的、超越于人世之上的权威，在西方是自然正当、自然法或者神法，在中国是天道。而在以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现代社会中，超越性的规范来源被否定了，对人的自由的限制来自于水平方向上的他人之自由的条件。这意味着，人在决定其行为的时候，其偏好或选择本身无所谓是非好坏，关键看是否损害他人的利益。也就是说，所有的偏好或可能的选择，不管其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比如，一人苟活还是为民请命)，就其内在的道德属性来说，没有高低之分，都是平等的，这就是所谓的道德“相对主义”。然而，施特劳斯指出，
“平等看待所有的偏好或者选择，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
因为人总要给自己的选择找个理由，哪怕只是为了说服自己。“倘若选择的高低之别不能追溯到目标的高低之别，那就必然会追溯到选择行为本身的高低之别。这意味着最终，与虚伪或卑鄙的选择相区别的诚挚(genuine)的选择，将是那种勇敢果决、视死如归的严肃决断。”年轻圣战者所体现出来的自我牺牲精神，或许正是精神上追求“视死如归的严肃决断”的结果。自由主义的相对主义在现代性的早期阶段，确乎有着鼓励宽容的积极作用。但就其理论逻辑来说，却是滋生不宽容的激进分子的温床。在自由主义的相对主义氛围中，“一旦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行为原则除了我们盲目的选择之外别无支撑(如自然正当或天道)，我们就很难再相信它们了……我们将难以作为负责人的存在者生活下去。为了生存，我们将不得不压制原本就不难压制的理性的呼声。正是理性告诉我们，我们的原则既不更好也不更坏。我们越多地培植起理性，就越多地培植起虚无主义：我们就越不能成为社会的忠实的一员。虚无主义不可避免的实践后果，就是狂热的蒙昧主义”[29]。
施特劳斯对自由主义的上述批评发表于20世纪50年代初。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借资本之力席卷全球，那种“狂热的蒙昧主义”竟已成为笼罩在西方世界头顶上的噩梦。
四、几点启示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看到，欧美社会所面临的难题如恐怖主义、难民危机、极右翼抬头等，其背后的价值论争，都与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固有的内在矛盾有关。不经历一种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深刻变革，当代西方恐难从眼前的困境中走出来。因为作为当代西方之“道统”的新自由主义，既是制度层面上的自由主义(如代议制民主和市场经济)的自然反映，也是这些制度正常运作的思想基础。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新自由主义的失灵，或许意味着西方社会将不得不进入一个动荡与整合并存的新的历史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一直面临西方意识形态宣传的强大压力。当前西方社会所遭遇的意识形态困境，对于我们重新认识西方主流思潮的内在缺陷，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具有重要意义。在笔者看来，我们能够从中获得的启示，主要涉及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在维系社会团结和推动文化融合方面是失败的。这一失败告诉我们，作为维持全社会基本政治秩序和道德共识的主流意识形态，不能仅仅是一个没有特定文化传统为依托的空架子。多元文化主义不能以牺牲对主流文化的建构和维护为代价。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
“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30]
文化多元的真正落实，是以一种健康强大的本土文化为前提的。只有一个保持开放、不断学习的传统才能够与时俱进、生生不息，也只有一个对自身传统拥有高度自信心和自豪感的国家，才是培育宽容的沃土。传统道德可以因革损益、与时俱进，但不可以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
“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31]
因此，在新形势下，创造性地弘扬包括传统的道德理念和教养体系在内的传统文化，是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要条件。
第二，正在西方上演的世界主义与国族主义之争表明，如何在全球化时代不为普世主义的虚假宣传所蛊惑，坚决捍卫国家的主权独立，切实维护内部的精神团结，是每个国家都必须正视的问题。一个主权独立的强大国家是一切建设的前提。正如约翰·格雷所言，
“后自由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在强大国家的庇护下，自由与宽容得到保护的社会……未来政府的成功或失败，取决于他们如何能在实现繁荣的同时，管理全球化产生的社会混乱”，
而不是任凭全球化的世界主义不断压制和侵蚀国族主义，西方过去几十年来所形成的忽略国家建构的全球化模式正在迎来政治上的强烈反弹。[32]
同时我们还须注意，新自由主义的普世主义或世界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天下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传统的天下理想，依托的是文明自身的感召力，是生活方式本身所培育和彰显出来的人性之美。新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则自始至终充斥着强权与暴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我们的先人早就认识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道理。”[33]
因此，中国传统的天下主义本着修己以安人的原则，没有进行文化输出或民主输出的狂热。相应地，中国的天下观并不以压制、推翻和消除现有的国族差异为前提，而是主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和而不同。
第三，应该高度重视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所产生的虚无主义后果，切实加强对当代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34]
在当前新自由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下，青年学生群体中出现了一些价值错乱、信仰缺失的情况，因此应加强对青年学生的价值引导，尤其需要针对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内在问题，引导学生认识欧美流行观念中的误区和陷阱，用积极生动、健康向上的中华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注释：
[1]参见刘擎《2016西方思想年度述评》，载于《学海》2017年第2期。
[2]“nationalism”通常译为“民族主义”，且一般带有贬义。但学界已逐渐认识到，民族主义并非一无是处，其中也包含了一种正当的家国情怀，而且此种情怀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国家，都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因此，本文主要将“nationalism”译为“国族主义”。
[3]从市场经济角度对该问题的分析，参见[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从思想状况方面对该问题的分析，参见[美]列奥·施特劳斯《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88—118页。
[4]John Gray，“The Closing of the Liberal Mind：The Folly of the Masses Has Replaced the Wisdom of Crowds as the Dominant Theme of Our Politics”，see from
http：//www.newstatesman.com/politics/uk/2016/11/closing-liberal-mind，注：括号内文字系笔者所加。
[5]Zygmunt Bauman，“The Charlie Hebdo Attack and What It Reveals about Society”，see from
https：//www.socialeurope.eu/2015/01/charlie-hebdo/.
[6]Stanley Fish，“Boutique Multiculturalism，or Why Liberals Are Incapable of Thinking about Hate Speech”，in Critica lInquiry，Vol.23，No.2，1997，pp.378-395.
[7]Stanley Fish，“Boutique Multiculturalism，or Why Liberals Are Incapable of Thinking about Hate Speech”，in CriticalInquiry，Vol.23，No.2，1997，pp.382-383.
[8]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Boston：Beacon Press，2001，p.145.
[9][英]阿尔弗雷多·萨德-费洛、黛博拉·约翰斯顿编《新自由主义批判读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10]关于“市场社会”的概念参见[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2页。
[11]“Theresa May's Keynote Speech at Tory Conference in Full”，see from
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uk/politics/theresa-may-speech-tory-conference-2016-in-full-tr9anscript-a7346171.html.
[12]Jeremy Adler，“Theresa May's Rejection of Enlightenment Values”，see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6/oct/09/theresa-may-rejection-of-enlightenment-values.
[13]Jonathan Haidt，“The Ethics of Globalism，Nationalism，and Patriotism”，see from
http：//www.humansandnature.org/the-ethics-of-globalism-nationalism-and-patriotism.
[14]Richard Rorty，Achieving Our Country：Leftist Thought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Cambridge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3-4.
[15]Richard Rorty，Achieving Our Country：Leftist Thought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Cambridge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p.10.
[16]See Alasdair MacIntyre，Is Patriotism a Virtue?，Lawrence：University of Kansas，1984.
[17]John Gray，“The Closing of the Liberal Mind：The Folly of the Masses Has Replaced the Wisdom of Crowds as the Dominant Theme of Our Politics”，see from
http：//www.newstatesman.com/politics/uk/2016/11/closing-liberal-mind.
[18]Stephen Holmes and CassR.Sunstein，The Costof Rights：Why Liberty Depends on Taxation，New York：Norton，1999.
[19]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页。
[20]参见[美]列奥·施特劳斯《德国虚无主义》，载于刘小枫编《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88—92页。
[21][美]列奥·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230页。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009年版第40—41页。
[23]Olivier Roy，“Who Becomes a Terrorist，and Why?”，see from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monkey-cage/wp/2016/05/10/who-becomes-a-terrorist-and-why/?utm_term=.3335a5618c6c.
[24]Olivier Roy，“Who Becomes a Terrorist，and Why?”，see from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monkey-cage/wp/2016/05/10/who-becomes-a-terrorist-and-why/?utm_term=.3335a5618c6c.
[25]Olivier Roy，“Jihadism as Nihilism”，see from
http：//www.realclearworld.com/2015/12/03/jihadism_as_nihilism_171724.html.
[26]Olivier Roy，“Jihadism：A Generational and Nihilist Revolt”，see from
http：//logosjournal.com/2016/roy/.
[27]Zygmunt Bauman，“A Few Comments on the Misimagined War on Terrorism”，see from
https：//www.socialeurope.eu/2016/03/comments-mis-imagined-war-terrorism/.
[28]Omer Aziz，“The Soul of aJihadist：The Radical Evil Behind the Terrorist Attacks on Paris”，November18，2015，see from
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24050/soul-jihadist.
[29][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6页。
[3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8页。
[3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4页。
[32]John Gray，“The Closing of the Liberal Mind：The Folly of the Masses Has Replaced the Wisdom of Crowds as the Dominant Theme of Our Politics”，see from
http：//www.newstatesman.com/politics/uk/2016/11/closing-liberal-mind.
[3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19页。
[3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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