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政治经济学探索：《资本论》给予的启示 

【按语】这是一篇旧作，系全国综合大学《资本论》研究会第十一次会议论文。原题名：“论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从《资本论》的研究性质及方法论说起”。“中国风和中国经济学行动议程”是这个主题似乎显得陈旧。其实不然，中华思维学的实质研究内容其实就是广义政治经济学探索。从思维学到逻辑学的下降是历史的过程，也是对西学体系不断反思的现代过程。然则重新贴出这篇文章是为了说明辩证法的“高阶”——政治经济学的时代性命题。诚如有学者指出，“社会历史领域则是人类所面临的最为复杂的领域,求解社会发展的内涵逻辑属于辩证法的高阶问题。”以无为法，实相在历史。无论抽象或具象，均必须着眼于过去、现在、未来之统一。一言以蔽之，中国政治经济学本土构建在于弘扬其中国特色的历史特性，即以发生学为“无”（历史内容规定）、以科学抽象法为“有”（逻辑形式规定），贯彻中华辩证法创造性转化域内的“无”“有”统一，既以“天人合一”为方法论，又以“天人合一”为世界观，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中国经济学科基础在实践中得以夯实加固，直至崛起社会主义经济学巍峨大厦。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之路任重道远，然其于现代语境已悄然开启了文理学科融合的新境界。

【提要】从《资本论》的总体研究性质及范式研究方法可以引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规定——方法论，得出广义政治经济学本质上乃是基于广义范畴和广义逻辑的方法体系的基本结论。利用这一研究成果，可以进而逻辑地推定：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指导理论构成的马克思主义现代政治经济学范式构建，乃是依托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最新发展和现代重建，它广泛涉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于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逻辑融合。《资本论》及以广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范式研究的科学方法论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永恒生命力不仅在于它是可发展的，而且在于它首先是完全通过内部结构调整，即作为科学范式研究方法和手段来实现向实践、历史开放的发展体系。 

    本文力图阐明和回答什么是广义政治经济学？它的研究性质，它的基本涵义，以及它在逻辑上的一般运行形态和规律，等等。并且，最大地说明这一论说和研究对于指导当前政治经济学研究及马克思主义现代政治经济学范式构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指导理论构成——的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一论说的根据是唯物史观，但迄今为止的对其进行最为充分、深入乃至集中的研究仍然是《资本论》。本文因而仍由此开始研究。 

一、《资本论》的总体研究性质及范式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从政治经济学层面，如何来具体表述这一理论和逻辑特征？让我们从深入剖析政治经济学的一般二重性原理着手。

利用图1，可以引出关于一般二重性原理的总体经济分析。作为总体劳动和生产的三种基本逻辑形式——或可分别称为“单纯使用价值生产”、“围绕使用价值的价值生产”、“围绕剩余（价值）的价值生产”，一般使用价值生产、一般价值生产以及特殊价值生产分别规定和描述了二重性原理的不同侧面。以一般使用价值生产为基础或逻辑母体，一般价值生产和特殊价值生产对应生成了价值生产的两种形态：广义形态和狭义形态，相应也就可以规定为：价值生产I和价值生产II。进一步，如果一般舍象价值生产I，那么，就会直接得到狭义劳动二重性及其基础上的狭义生产二重性[1]。因此，现在所要追问的是，《资本论》是否真正完成了价值生产I的舍象？它是如何具体处置价值生产I与价值生产II的内在论述关系的？以下分为三个层次加以剖析。

图1 总体劳动和生产的二重性

其一，《资本论》方法是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统一。《资本论》整体采用科学抽象法，马克思称为“研究和叙述相结合的方法”，因为在他看来，这一方法是实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完整地在逻辑上再现出来的根本保证。马克思强调：“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2]马克思正是充分运用这一科学方法全面剖解了“商品－资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逻辑典型。有人凭据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的说法，即“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英国是这种生产的典型地点。因此，我从这个国家借用了主要的事实和实例作为我的理论的例证”[3]，认为《资本论》文本所论仅仅关涉英法古典资本主义，断言这一分析（尤其以劳动价值论为甚）不仅根本是一个狭义逻辑，而且也是对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逻辑的一个“简单扬弃”。这显然是完全错误和站不住脚的。因为不仅马克思在此处已经声明“物理学家为了认识自然过程，或者是在现象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时考察这些现象，或者是在尽可能保证现象按自身规律性展开的条件下从事实验”[4]，而且如同恩格斯后来所指出的——《资本论》是一项“范围如此之广和材料如此之多的科学研究”[5]。马克思为了完成《资本论》的系统写作，真正推翻全部旧的经济学，可以说是作了毕生的准备，所做的大量笔记或读书札记中不仅包括哲学、经济学，还包括数学、自然科学，直至包括经济人类学和历史学。马克思恪守研究方法本身作为叙述方法约束的研究原则，因而在他看来，全部资本主义历史不过是一部资本主义不断生成、发展史，包括商品关系和资本关系。这样就必须认识到，由《资本论》所建构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逻辑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特殊逻辑，也是一个包含一般的历史总体分析逻辑。

其二，《资本论》逻辑是批判逻辑与建设逻辑的统一。《资本论》作为一般分析和特殊分析的逻辑结合，具体化为批判逻辑与建设逻辑的统一。即如果说马克思创立《资本论》的本意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揭示资本主义为共产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并且从这一意义上讲，《资本论》直接提供了阶级斗争的思想武器，那么，作为“科学批判”，资本批判逻辑同时离不开建设逻辑，而与建设逻辑相历史契合。因此，马克思一再强调了关于资本科学批判分析的二重性质：“一方面，它表现为社会的经济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进步和必要的发展因素，另一方面，它表现为文明的和精巧的剥削手段。”[6]以及根据资本的自然历史过程，一方面是“资本发展成为一种强制关系……作为剩余劳动的榨取者和劳动力的剥削者，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另一方面则是“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一方面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另一方面则是“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才有历史的价值……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7]，等等。

其三，《资本论》研究是广义研究与狭义研究的统一。整体的看，《资本论》是有机统一了广义研究与狭义研究的理论逻辑体系。以价值分析为例，一方面，马克思强调商品价值是整个分析的起点，但并非作为简单、直接的逻辑起点，另一方面，同时以丰富而翔实的价值形式历史演化过程分析，“科学而严密地从表现每个交换价值的等式的分析中引出了价值”，进一步的分析则表明商品价值形式完全是一种历史范畴——“因此，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8]；以及一方面，关于价值概念的科学认识，马克思明确认识到他同恩格斯分别依据不同特殊领域的研究而得出的价值规定具有差别性，而规定价值为社会抽象劳动关系，另一方面，则以《资本论》的严密而完整的逻辑科学论证了“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内在辩证关系，促使恩格斯由衷地承认：“在决定生产问题时，上述的对效用和劳动支出的衡量，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所能余留的全部东西，这一点我在1844年已经说过了（《德法年鉴》第95页）。但是，可以看到，这一见解的科学论证，只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成为可能。”[9]因此，凡是人们看到《资本论》中广义研究与狭义研究的直接差别的地方，恩格斯相反却始终坚持用辩证的方法来认识和规定它，就价值而论，恩格斯格外地强调：“法尔曼……的误解，即认为马克思进行阐述的地方，就是马克思要下的定义，并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但是，不言而喻，在事物及其互相关系不是被看作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作可变的东西的时候，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以及相应所形成的概念，会同样发生变化和变形；它们不能被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10]这一统一整体凸显了总体价值规定性，即“劳动对效用的关系”（许光伟，2006a）。它表明完整的历史价值形态共包括有四种：简单价值形态、自然价值形态、商品价值形态以及企业价值形态，并分别对应于：直接劳动对直接效用的关系、直接个体劳动对直接效用的关系、直接私人劳动对社会效用的关系以及直接社会劳动对社会效用的关系。既然《资本论》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剥削制度的本质、阶级对立和矛盾对抗，以及它的历史暂时性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制度论”，而且阐明它作为一种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实现方式和运行机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的“运行机制论”（洪银兴等，2005，第25页），那么，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定和意义上，总体价值即进而规定了商品价值（作为狭义价值规定）与企业价值（作为广义价值规定）的逻辑互动，实现了市场经济价值一般与市场经济价值特殊的有机统一（许光伟、洪渊，2007）。至此，可以完全肯定地说，《资本论》非但没有舍象价值生产I，相反而是把价值生产I作为广义研究方法和逻辑有机嵌入价值生产II分析中，使得《资本论》的价值分析具有总体性质。

简单小结：（1）从《资本论》具有百科全书研究性质特点所传递的信息看，马克思原初的想法是希图通过《资本论》文本建立政治经济学的总体研究体系，即广泛涉及广义政治经济学与狭义政治经济学逻辑统一的总体政治经济学体系；（2）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论》仍然是“整体六册计划”的一个浓缩本，因而不仅它的研究方法是总体性质的，而且在内容上广泛涉及前资本主义（包括中世纪的、古代的直至原始时代）发展历史，乃至关于未来社会的重要论述和设想，《资本论》因此可以说是一部关于社会本质经济关系分析与具体经济运行分析相逻辑统合的系统科学著作，是真正意义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百科全书的总体研究范式；（3）从《资本论》为政治经济学研究所确立了逻辑分析典范看，《资本论》的总体研究性质归根结底是方法论的，它的全部意义在于促进唯物史观的发展、不断成熟乃至完善，使政治经济学能够作为唯物史观的最为精确的经济表达。 

二、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性质、涵义和框架 

《资本论》是百科全书，是方法和内容的统一。但从狭义看，《资本论》是特殊体系，人们更多关注它的意识形态功能；从广义看，《资本论》也是一般体系，应该更多关注它的方法工具功能。前一认识得到人们的共识，后一认识人们普遍怀疑。所以这里的问题是应该将《资本论》的特殊方面尽量地一般化，通过这样的科学理解与建构，《资本论》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关于总体经济体系论说的范本，当然，方法层面要很好地进行再补充，所谓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实质上就是起这样的作用。

对《资本论》的这种“重构”，即把它首先作为总体科学范式来理解和对待，必然涉及对于政治经济学内部系统结构的重新认识。这既是认识论上的，也是本体论上的，因而乃是作为科学认识论存在。（1）从较为完备的内容形态上看，狭义政治经济学仍然是最初形态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这不仅因为政治经济学最初滥觞于古典资产阶级理性经济人的利益诉求和自觉经济意识需要，政治经济学直接被作为“致富之学”和“应用之学”——“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它只是从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观点把社会分工一般看成是用同量劳动生产更多商品，从而使商品便宜和加速资本积累的手段”[11]，而且广义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就其本义来说是不确定的，即“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所以促使恩格斯进一步强调指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12]。（2）说明广义政治经济学范式研究相对异于狭义政治经济学范式研究的一个重要之处在于，它首先侧重的并非内容层面，而是方法层面，准确的说，是侧重在内容层面基础上的方法运用。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具体完成以上的论述之后，以马克思完成资本主义科学批判为例，他紧接着系统论证道：“要使这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做到全面，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到目前为止，总的来说，只有马克思进行过这种研究和比较，所以，到现在为止资产阶级以前的理论经济学方面所确立的一切，我们也差不多完全应当归功于他的研究。”[13]（3）归根结底，《资本论》的总体研究性质及范式决定对它所涉及的全部历史或社会经济系统必须作重新的深入研究。换言之，应该科学认识到马克思所依据建立的政治经济学，既是抽象的，也是实证和具体的，既是逻辑的，也是历史和方法的，政治经济学本身并不代表某种一成不变的经济学说，它只能代表不断与时俱进的唯物史观学说基础上的一种科学开放体系。

根据以上论证，可以明确地将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规定确定为“方法论”，它旨在为总体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确立奠定方法基础，并进一步为不同的政治经济学的狭义研究范式的逻辑融合提供支持。正是客观基于对这一方法论规定的认同，才促使恩格斯为政治经济学研究总体做出如下规定：“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同时，不言而喻，适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规律，对于具有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一切历史时期也是适用的。”[14]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恰当地理解恩格斯这里所说的“规律”的涵义及意义呢？可以说“特殊规律”显然是内容研究和方法研究的有机统一体，而“普遍规律”显然仅仅侧重于方法研究，它本身是对内容研究体的方法论提炼和概括。就特殊规律本身而言，如果它用以解释历史总体过程中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那么，其方法层面规定仍可以一般地由它的研究统一体中相对剥离开来。这一理解完全符合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中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提示：“只要一说到生产，我们或者就要把历史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开始就要声明，我们指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例如，是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可是，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15]说明只有从本质上把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性质规定为方法论，才能根本解释“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即作为唯物史观的总的经济学证明、表达，它既是统一的——立足于广义政治经济学与狭义政治经济学的统一，又是完整的——立足于由“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这个狭义体系出发阐明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16]。

基于这一意义上而言，政治经济学只有一门，就是总体表达唯物史观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广义、狭义都是它的逻辑侧面，或者说本身只会是构成这一复杂体的不同理论逻辑侧面。广义研究侧重于方法体系，即作为“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只是从体系构建这个意义上才成立，所以不否定既有的狭义研究体系具有特有的方法，而后者相应作为“生产也不只是特殊的生产，而始终是一定的社会体即社会的主体在或广或窄的由各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活动着”[17]，已经拥有经济体系构建的基本范畴，因而侧重于内容体系。两者单独都不能成为与整体唯物史观加以对等的逻辑体系，具体经济理论的研究则是广义政治经济学与狭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逻辑接口。因此，这样的两分实际上是一种研究方法，即“范式研究”方法。

进一步，这一性质只有明确为“范畴－逻辑－方法”的方法论构造，才能准确诠释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涵义。

其一，从方法论的范畴性质及其构造看，马克思认为范畴不过是存在形式和存在规定，对应地，“经济范畴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18]。从狭义视阈看，由于“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因此，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而从广义视阈看，由于资本不再是中心范畴，相反，“劳动到处都处于中心范畴”[19]，因此，需要更加强调“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的认识原则[20]。

其二，根源于唯物史观方法论对政治经济学总体理论体系的设定，特定的历史逻辑必然会作为特定的范畴体系的中介形式而存在。在狭义视阈及其体系下，在马克思看来，狭义逻辑能够将范畴的方法逐渐上升为体系（构建）的方法，因为资产阶级狭义政治经济学乃是经由商品的逻辑起点——“要阐明资本的概念，必须从价值出发，并且从已经在流通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出发，而不是从劳动出发”[21]，并可以通过价值和货币的分析中介到达资本，进而完成对于资本作为主导社会生产关系的中心范畴的设定，剖析资本本质及其运行。而在广义视阈及其体系下，通过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进行理论批判，则促使马克思认识到在根本缺乏广义逻辑的条件和形式下，无论如何，范畴的方法难以直接转化或上升为体系的方法，因为“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依次出现的单个社会”[22]。

其三，从广义政治经济学规定的角度看，它所要最后形成的体系必然是某种形态的方法体系。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规定有二：一是关于政治经济学方法层次的规定，二是关于特定方法与特定内容的研究耦合问题。同样以价值分析为例，借助于前面的分析，价值生产I从政治经济学方法层次规定的角度，因此可以被具体化为基于广义劳动价值论的一套完整的经济分析方法，如基于劳动的平均－边际分析方法、基于劳动的成本－收益分析以及基于劳动的演化－博弈分析，等等。这些广义方法由于直接实现了狭义价值分析逻辑向广义价值分析逻辑的转换，所以构成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基本方法层次。相应，价值生产I与价值生产II的辩证关系从特定方法与特定内容进行研究耦合的角度，可以进一步被刻画为方法与内容的结合关系。由此，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价值规定不仅形成的是对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价值规定的历史和社会的制约，也同时是逻辑决定条件。归根结底，价值生产I的分析逻辑和条件的加入，直接扩展了劳动二重性原理，使之可以逻辑上升为广义的劳动二重性，从而处于狭义过程的广义范畴据此可以相对独立出来。

简单小结：（1）从方法论的方法构造性质看，广义政治经济学显然是关于政治经济学总体体系的特别规定，是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演化逻辑规定或方法规定；（2）从方法论的角度，通过将狭义总体过程的狭义范畴直接扩展为广义范畴，以及将狭义逻辑直接扩展为广义逻辑的方法，将会直接构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框架：既作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框架本身，又作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的不同结合的逻辑方法；（3）广义政治经济学深化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本身的深层唯物史观内涵，再次证明这一正确的研究原则：任何时候不会存在一门纯粹意义和视角的广义经济理论研究，广义政治经济学与狭义政治经济学在辩证关系上完全是一种方法论的相互打通的关系，应当更多而不是更少地利用既有的狭义研究来直接为广义研究服务，并且，这也是构建更为完整和科学的总体政治经济学的根基及出发点。 

三、基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范式研究方法的科学运用 

广义政治经济学与狭义政治经济学的这种方法论相互打通关系，在理论上可以归结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研究问题。基本表现为两个方面内容：一方面，广义政治经济学范式必须依托于狭义政治经济学加以建构，根据历史总体过程的累积演化发展原则，狭义政治经济学——本身作为据历史总体过程的横截面以及社会生理系统——提供了全部的范畴内容；另一方面，狭义政治经济学范式同样必须依托于一定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加以建构，根据历史总体过程的累积演化发展原则，广义政治经济学——本身作为据历史总体过程的纵截面以及历史生活系统——提供了全部的方法原则。因此，完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首先必须依据和依托于一定形态的广义政治经济学与狭义政治经济学的结合作为基础，确保能够实现内容与方法的统一[23]。相应从发展的观点看，广义政治经济学乃是侧重于总体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层面，狭义政治经济学乃是侧重于总体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层面，两者的基于现实过程的再次结合因而能够有效解决当前政治经济学研究所面临的现实理论难题。

如果不加任何偏见，那么应该承认，当前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难以回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指导理论构成问题？这是一个内核性的理论难题。它的根本解决当然取决于实践的进一步发展，但从政治经济学的范式研究的角度，仍然可以首先确立它的指导原则。利用以上研究成果，可以逻辑地推定：马克思主义现代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最新发展和现代重建，通过进一步明确和具体化其范式构成，因而完全能够历史胜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体理论指导的角色。即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立足和依托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过程，马克思主义现代政治经济学应该具有三方面的理论批判来源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理论建构：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政治经济学进行继承和合理发展。如前所述，由于马克思的毕生努力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科学研究分工，以总体历史观为指导，经典作家在他们所面临的时代条件下出色完成了政治经济学范式的整体构建理论工作，初步实现了广义政治经济学与狭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合，因而马克思主义经典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科学批判范式”而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核。在当前条件下，则要进一步依据广义政治经济学，对其建设逻辑部分进行合理发展，使之成为批判基础上的建设范式。比如，从方法论的范畴方面，通过将狭义价值发展为广义价值，由此引发劳动理论与效用理论的逻辑融合，以及通过将狭义劳动（作为雇佣劳动）发展为广义劳动（作为劳动过程），由此进一步引发狭义资本（作为私人资本）理论与广义资本（作为公有资本）理论的逻辑融合，等等。这一切均是马克思科学方法论（比如科学抽象法）的创造性发展，同样也是唯物史观方法论面向现实过程的创造性转化和运用。

第二，对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理论批判和改造。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在传统范式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学被两分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且通过在批判逻辑和建设逻辑的相对两分的不同方向进行各自独立发展，使这一范式越来越远离科学意识形态与科学方法工具的结合；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没有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那里学习或继承什么，相反，它所展现的完全是另外一种逻辑范式，即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完全对立的一个“逻辑之镜的反面”。因此，需要对中国经济的历史特性乃至现实特性重新进行认真整理和科学辨识，并且需要体认到，“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积极性经济因素在中国历史上虽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但一直贯穿于中国经济总过程：它使得中国经济从来都是以某种总体经济性质进行发展的，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在中国总体经济过程中具有相互嵌入发展的性质，中国现代经济性质则不过是农业社会面临现代条件——工业社会及其基础上的知识经济社会作为主导社会生产模式的条件——的现代崛起和发展转型，所以，它的目标不是单纯的工业化或农业知识、产业化，而是农业社会经济形态的现代化。基于这样的完整总体经济体系和过程，相应从方法论的逻辑方面，即可以将狭义逻辑与广义逻辑融为一体，比如可以设立总体逻辑过程：劳动－商品－资本（包括私人资本和公有资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此建立的理论经济学体系必然最终具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性质。

第三，对现代经济理论进行具体理论逻辑批判和吸收。经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及其应用的中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逻辑对接的难题也终将会被充分现代消解：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研究不仅不必然导致“二分法”——如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方法论整体主义、历史主义与形式主义等，而且通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差异性设置[24]，现实地凸显了马克思方法论的可发展性，而现代经济理论本质上则不过是马克思方法论的一种可能发展方向和范围；另一方面，从范式研究方法论的角度，利用政治经济学解释乃至解决现实问题，深层次的看，也就成了不同层次经济方法的科学运用问题，相应，发展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乃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于西方现代经济理论逻辑的融合问题，也就作为不同层次经济方法在同一方法论体系内的地位和作用上的不同设定或排列的具体问题，直接充当了整体体系构建中内容与形式间进行重新相互协调和结合的一种有益的手段。归根结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既然是理论经济学，其在现代的发展就不能仅限于国别性质，而要以此为手段面向世界性质发展，决定以中国问题为导向的“中国经济学”，既不会是纯粹的国别经济学，更不会是简单依托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的应用经济学，而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乃至现代化为具体的理论载体工具和具体化的理论实现形式，并且通过对于现代有益经济理论的逻辑结合，实现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最为外围的现实发展。

以上所阐述的由广义政治经济学所直接引发的政治经济学范式研究，仍然侧重于“方法”性质，它从方法论角度内在地给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范式构建的具体逻辑。并且可以理论暗示：这一逻辑能够深层次地引向于《资本论》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杨继国，2005）。确实，我们通过对《资本论》的现代解析，不仅从中可以挖掘到《资本论》逻辑与现代经济理论及问题的多层次的理论接口，而且进而可以寻求到直接支持社会生产力发展乃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众多建设逻辑（洪银兴等，2005）。表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指导理论构成的马克思主义现代政治经济学范式构建，不仅乃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直接产物，而且直接是基于《资本论》方法进行范式转换和现代重建的产物。更进一步，这一方法命题与卢卡奇（1922）关于马克思方法论的权威表述，同样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卢卡奇在说到“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时[25]，他不仅在指一种科学认识论，而且同样在指一种科学实践观。也充分表明：正是经由这一方法论深掘和改造，唯物史观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而言，才不再只是作为“纯粹哲学”，而是作为“实践的哲学”，即作为经济哲学层面以及经由经济哲学层面实现向经济学层面进行源源不断转化的一种方法论存在（许光伟，2006b）。

简单小结：（1）广义政治经济学真正的含义乃是在于说明它是唯物史观的最为直接的政治经济学表达；（2）从这一角度，《资本论》不仅不是纯粹的狭义理论逻辑体系，而且实质上，它作为一个总体经济体系的功能正是推进方法和内容的不断有机融合；（3）马克思主义现代政治经济学的三方面的理论来源则进一步表明：以广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范式研究不仅可以提供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真实说明，也同时可以具体指导关于社会主义现实发展的理论构建。 

四、理论总结和展望 

《资本论》的科学方法论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永恒生命力不仅在于它是可发展的，而且在于它首先是完全通过内部结构调整——作为科学范式研究方法和手段来实现向实践、历史开放的发展体系。马克思主义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构建，也就由于它实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最新发展，而应该被科学规定为：广义政治经济学与狭义政治经济学的有机统一，并且，它必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实践的深入发展，获得更加丰富的理论具体实现形式。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范式研究方法同样启示我们：运用这一科学方法论具体剖析“两大范式体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则两者具有“异同性质”：从经济哲学层面而言，“两大范式体系”是完全对立的；从经济学层面而言，“两大范式体系”是可交流和融合的。更进一步说明，研究对象仅仅是研究范式的具体化，经济学研究对象同样具有清晰可辨的异同性质：从经济哲学层面而言，“两大经济理论体系”是对立的，并且直接体现为研究对象性质的根本差异；从经济学层面而言，“两大经济理论体系”是完全可以具体融合的，在研究对象上则体现为一种趋同性质。

总之，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当前不可避免地面临乃至承担促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的历史任务，所以不仅需要正确理解和把握其科学内涵，更为重要的是，需要明确其具体的发展道路选择和实现方法手段。历史既然已经将其过程“总体地”呈现了出来，那么，我们则应当更多地使用历史性质的方法来剖析历史过程本身。 

参考文献： 

马克思，1867：《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2004），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1885：《资本论》，第2卷（中译本，2004），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1894：《资本论》，第3卷（中译本，2004），人民出版社。

洪银兴等，2005：《<资本论>的现代解析》，经济科学出版社。

卢卡奇，1922：《历史和阶级意识》（中译本，1996），商务印书馆。

卢卡奇，1971：《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译本，1993），重庆出版社。

许光伟，2006a：《再论劳动对效用的关系——企业的生产力累积论》，《经济评论》，第3期。

许光伟，2006b：《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两个层面——兼谈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指导》，《理论学刊》，第7期。

许光伟、洪渊，2007：《企业价值构成问题研究——兼论“广义价值转型”》，《经济评论》，第2期。

杨继国，2005：《<资本论>功能的“二重性”与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重构》，《经济学家》，第6期。

张小金，2005：《资本论与科学研究方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关于广义的《资本论》逻辑，请继续参考：

七张图看懂《资本论》——《资本论》思维导图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5166870211678606&wfr=spider&for=pc

【许光伟，江西财经大学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和博士后、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资本论》与中国经济学方法论。引用请注明：许光伟. 《论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从<资本论>的研究性质及方法论说起》. 载于《<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117-118 .】

×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