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王逢振译
作者简介：弗雷德里克·詹姆逊,1934年4月出生于美国的克里夫兰，在耶鲁大学获得硕博士学位，耶鲁毕业后，在哈佛大学任教。他的文学理论专著《马克思主义与形式》 (1971)、《语言的牢笼》(1972)、《政治无意识》(1981)获得了极高的声誉，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三部曲”。
内容提要：本文将回顾黑格尔传统的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辩证法以及相关的理论——包括主观辩证法(如自反性之类)和客观辩证法(对抗和矛盾);并将从叙事学方面对利科尔(Paul Ricoeur)和亚里士多德进行辩证的理解，论述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情节或叙事范畴，以及利科尔将其应用于历史领域的尝试。
关键词：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叙事，亚里士多德，利科尔。
不用说，这个有些自负的标题指的是一种设想，而不是一个充分展开的理论;它必然是一个范围广阔的设想，但实际上又是一些非常朴实的建议。你们会问，人们已经厌倦了恩格斯作品中那些非常熟悉的章节，厌倦了在他之后对马克思主义介绍中的那些相关的论述，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对辩证法再作说明?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想以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回答。首先，我自己的立场观点(或感觉或意识形态)是，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是不可分割的，就像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不可分开一样。因此，如果我们仍然需要(这种或那种)社会主义，我们最终必须使辩证法摆脱被遗忘的状态;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对辩证法的攻击最终也是对社会主义的攻击，因此必须对这些攻击进行回答和反驳。但我也会谈到其他的东西，即这个时代冷嘲热讽的理由，它的悲观主义，它的失败的经验，它相信未来太不吉祥而不能细想，我们最好生活在现在而不去对它考虑——这种一般化的时代精神需要辩证法，在我们当前的境遇里，辩证法是希望和修复的信息，就像其他人认为它已经成为失败的信息一样。因为辩证法总是指责时代精神：它是一种对抗和矛盾的原动力量，它总是具有对抗和颠覆时代精神的倾向。就此而言，对我们来说它是乌托邦的，可以说它是以世俗的、唯物主义的方式，它重新肯定保罗•克劳代尔(Paul Claudel)一个剧本所附的绝妙箴言，即“最坏的事情并非总是不可避免的”，最低点或最消沉的时刻也是伟大辩证的扭转的时刻，在这种转折时刻，失败再次变成希望，丧失权力变成新的可能的源泉。很少其他哲学能够提供这种重新肯定，而这种重新肯定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策略。
但是，辩证法究竟是不是一种哲学呢?在当前这个时期，从神学到硬科学，系统哲学本身已经被彻底清除，因此这是一个一开始我们就必须谈的问题。实际上，从尼采到韦特根斯坦白，从实证主义到实用主义，从结构主义到现象学，从精神分析到分析哲学，所有伟大的现代或当代哲学都是这种情况，不论它们有多么明显和巨大的差异;就是说，它们都是反哲学的：它们以多种不同的策略，反驳任何以某种方式自足或自治的概念，否认生活或世界的意义可以构成(或发现)某种连贯的看法。如果以这种方式限定形而上学——相信世界和自然的意义以及人性的意义等问题可以肯定地或者从实质上加以回答——那么所有现代哲学都是反哲学的，唯一可能的例外是柏格森，而围绕着黑格尔本人实际上是一个大问号，他可以说是最后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也可以说他最先对哲学本身进行了理论批判。
不过，这正是我们的问题最初出现的地方：因为它坚持追问辩证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不是一种哲学;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就把它抛进那种庄严的、此后成为哲学本身历史的垃圾堆。实际上，在共产主义传统里，已经出现了一种非常有说服力的答案，我们也需要从一开始就注意这种答案。这种答案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的区分紧密联系，其情况是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种哲学，而是一种方法(对卢卡奇而言)或一种历史主义(对卡尔•考什)——它是根据历史境遇对某些观念的唯物主义的批判，而不是本身就是一些新的观念。但是，辩证唯物主义本身是(或曾经是)一种哲学，至少想成为一种哲学。它是恩格斯而不是马克思的发明：因此恩格斯可以说是作为一种系统哲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而正是这种系统哲学被斯大林接受并加以阐述，作为他的新国家的一种基本的世界观或官方哲学。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系统哲学的特点通过几种著名的信念表现出来：首先，自然本身是辩证的，因此辩证法用于对科学的指导;其次，知识和美学要以现实主义的方式理解为是对世界的反映。这第二种观点隐含着一种整体心理和整体人性的概念，其后果是相应地拒绝和排除心理分析，同时也排斥黑格尔本人更辩证的特征。因此人们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对所有这些称之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哲学立场进行无情的批判，而其使命是消除并取代它们。
但是，对此我们必须采取辩证的态度：如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使命是批判和否定辩证唯物主义，那么一旦辩证唯物主义消失，那种使命还有什么可言?还需要西方马克思主义所体现的这种批判吗?是否在其自身内部掩盖着另一种更积极的系统的特征——我们可以以适合这个时代(全球化和第三或后期阶段资本主义时代)的某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式脱离这个系统?或者，这种新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并不会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和批判理论断裂?如果辩证唯物主义是现实主义的，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现代主义的，那么是否可以有一种后现代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或者如法国哲学家勒费弗尔所说，是空间的而不是时间的马克思主义?这些并不是我真正想在这里回答的问题，因为它们由于辩证法本身的问题而变得非常复杂，但至少可以想象的是，要达成某种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只能以放弃辩证法为代价，并以某种有待于认真思考的方式变成非辩证的。或许辩证法因其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联系而必须做出妥协(因此，甚至历史唯物主义以其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形式，也带有许多反辩证的成分，它本身就包含着根深蒂固的反辩证法的偏见)。
如果我们论述当前辩证法的批判，我们只能认真对待这些复杂的情况，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哲学的，而且并不一定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吉尔•德勒兹是最能说明辩证法问题的批评家之一，他也是反辩证的、斯宾诺莎式的一元论的支持者之一(但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各种对立和二元论)，因此这里我们从一开始就要涉及这个伟大的人物。他的著作无疑是对黑格尔的批判，但不是对马克思的批判，不过，因为他每一步都把黑格尔与他以斯宾诺莎反对的那种辩证法相联系，我们也必须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阐述我们的问题，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否不可与黑格尔分开，是否辩证法一定总是以某种方式是黑格尔的(也许伴随着相关的问题，如辩证法和各种二元论之间的关系问题)?
遗憾的是，今天在这里我不可能进一步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问题，但我想提出另一个相关的问题，并对它做些深入的思考。这个问题是，辩证法是不是一种叙事——且不说是“宏大的叙事”?按照保罗•利科尔在他的《时间和叙述》里的思路，我会假定对叙事性的最充分的分析仍然是亚里士多德《诗学》里的那种分析，因此我在这里提出的思想实验，将力图把亚里士多德的叙事范畴用于辩证法。这里有三个这样的范畴：颠倒，认知，痛苦。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颠倒表示一种命运的变化，它可以通过从幸福到不幸的转变重新加以表达：颠倒的这种运动(有些颠倒是从不幸到幸福)——关于这种观念设想的一种逻辑上的可能性——在残存的、主要论述悲剧的《诗学》片断中并没有特别的论述，但在生殖崇拜的喜剧中(年轻的一代胜过老的一代)，在畅销书当中(包括它被贬低的成功和财富的幻想)，或者在我于别的地方称之为有远见的叙事中，都可以找到很好的例证。然而，这种描述必须结合封闭性和重要性(“值得认真注意”)的需要来考虑，而最后这点基本上通过阶级来限定，以此区分高贵的悲剧行动者和在我们之下的那些人(把亚里士多德和诺斯罗普•弗莱发明的再限定结合起来)——他们拥有可以失去的财富和高位。因此，幸福在这里与阶级地位的巨大财富相结合，而封闭性表示悲剧性的衰落，从最初不重要的颠倒的标志转到它明显变成确定的、不可逆转的时刻。死亡只是这种不可逆转性的赤裸裸的外在标志，就像战争和战斗在集体叙事中那样。
不过，后者提出了它们构成的行动者的问题，也就是要加以叙述的那些完成行动的主体，利科尔把他们称之为“准人物”——事先排除了最有意义的理论问题的一种描述。如果历史已经被写出来，那么通过符号学的方式可以对它进行质疑，而其叙事构成所围绕的行动者便可以被分辩出来并被分离开来：于是，诸如透视之类的技巧很可能具有绘画史里的行动者的功能，而像福柯那种戒律的现象则可能是某种准教育小说的主人公，包括其前辈和在世界舞台上的成熟时刻。如果文本只是一项计划，那么只有历史学家的世界观及其意识形态才会支配选择的可能性，才会决定叙事构成的水平：但是，关于布劳代尔的讨论使我们想到，这种叙事结构可能是含混的，它呈现出多种不同阅读的可能，就是说，多种不同的叙事，它们有不同的主人公和变化的侧重点，从一种命运(地中海人的命运)到另一种命运(菲立普第二以及他的个人计划和命运)侧重点会发生变化。我们甚至可以违拗地提供这种叙事，迭加一种压倒官方胜利者成功故事的悲剧叙事。然而，在所有这些情况里，我们似乎需要对历史叙事中的基本主体表现出某种同情(正是这一点使旧的亚里士多德的怜悯和担心保留下来)：即使以最不偏不倚的方式，我们也必须接受这种设想，惟有如此，才能使我们的理解和期待对它的成功或失败、幸福或不幸的后果产生影响。这也许是亚里士多德坚持行动或情节比人物更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我们可以更容易地欣赏这种设想，观察它成功的完成过程或它出人意料地消除兴趣和注意，而对一个胜利的主人公的同情就不那么容易，因为一切事物都会使我们对他蔑视或厌恶。
在应该是客观编年史的工作里，对于这种残存的拟人的偏见有什么可以证实呢?是否我们要从心理方面来考虑同情的需要?在那种情况下，它很可能是一种幼儿的冲动升华为尼采所谴责的那些伦理哲学;弗洛伊德本人认为，对于他所称的自我中心的幻想，“其他人物明显分为好的和坏的，无视在实际生活中观察到的人物的多样性。‘好的’人物是帮助者，‘坏的’人物是敌人和对手，而自我则成为故事中的英雄。”不论在哪种情况里，启蒙的目标都是消除这种幼儿自我中心主义的痕迹，达到一个客观的和禁欲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不再有坏人和英雄，我们对展开的叙事的注意是中立的，并会客观地评估它的力量和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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