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马克思如何帮助解释资本主义冠状病毒大流行
（华中师范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研究中心 师伟 编译）
【编者按】2020年4月17日左翼网站《每月评论在线》刊发了左翼评论家迪米特里斯·法斯菲利斯(Dimitris Fasfalis)的文章。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利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分析了当前资本主义的弊端，为解释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之下资本主义的危机状态提出了新的视角。文章内容如下：
卡尔·马克思(1818–1883)如何帮助我们解释当前的危机?毫无疑问，他的唯物史观对解释这场前所未有的震撼世界的危机至关重要。同时也表明，当下被如此多地提及的“未来世界”，只能是反对资本主义的。
在解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新冠病毒大流行之间的关系之前，让我们先回到马克思和他提出的理论框架中来把握这场大型的历史危机。1845-1846年，马克思于布鲁塞尔流亡期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下了这些话，并在马克思逝世后被恩格斯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摘要：
“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机器和货币)。”
1859年，马克思在其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更加缜密地论证了这个观点。书中写到：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节选在表述范围上较为宽泛和笼统，而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则更注重以经济为导向。首先，必须强调的是，马克思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就试图解释“灾难”。在1840-1844年间进行的历史和经济研究中，他从历史的长河中找到了突破口，认为世界体系随着历史的发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变化带来了重大的变革，将生产力(技术、通讯手段、资本、工人、工作场所、科学等)从发展或进步的力量转化为“毁灭的力量”：它们“只会造成灾难”。
新冠病毒大流行与现代资本主义
新冠病毒大流行有几个方面与资本主义密不可分。从旨在维护生产和贸易的国家政策，到缺乏预防计划、区域性健康政策不平等，再到世界大萧条不可预测的后果，所有这些都可能成为揭示新冠病毒大流行与资本主义联系的主题。
但是，上面引用的文章的目的是要以一种关系或结构的方式提供对历史危机可能产生的深层原因或起源的理解。这与本次突发性危机无关，有许多随机因素可能导致触发或放大疫情。为了让我们信服，2020年3月22日法国一家调查报道网站刊登了杰德·林德加德(Jade Lindgaard)和阿米莉·波因索特(Amélie Poinssot)撰写的一篇出色文章《冠状病毒，我们自食其果》。文章描述了几个与造成当前大流行后果相关的系统过程。
简言之，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森林的过度砍伐和种植园(橡胶、油棕、咖啡或可可)中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生物多样性，从而导致了病毒向社区的传播。农业用地的过度占用导致了森林砍伐过度，城市化和无休止的城市扩张同样也加快了森林砍伐的速度，破坏了动植物的生存环境。最后，通过全球化的人口流动，跨国公司之间的经济往来，大都市的吸虹效应，迅速将个别区域性流行病推向全球性流行病。
美国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迈克·戴维斯先前已经论述了全球化资本主义和猪流感之间的系统性联系。今天，显而易见的是，新冠病毒大流行表明，在世界范围内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已经成为毁灭的力量，使我们陷入后现代的野蛮状态。为了摆脱这种状态，我们必须像许多社会主义运动一样，重新探索国家和资本以外的其他道路，创造出超越灾难资本主义的未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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