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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斌:萨米尔·阿明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观点的比较

余斌 · 2020-05-21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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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著名人士萨米尔·阿明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也的确比大多数同样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士要高一些,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有所不足,他提出的一些新观点并不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更正确、更先进。

  埃及著名人士萨米尔·阿明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也的确比大多数同样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士要高一些,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有所不足,他提出的一些新观点并不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更正确、更先进。而且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也存在一些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问题。

一、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

  阿明提出,他与列宁稍有不同,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历来就是帝国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与垄断联系的新阶段。他认为,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征服世界,并将其划分为主导的中心与被主导的边缘。而且以中国为例。中国在1840年由于鸦片战争被迫对世界打开国门,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签署不平等条约,这是在列宁的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之前就开始了。他由此得出结论,以革命方式超越资本主义的努力不是从帝国主义中心——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以及日本开始的,而是从俄国、中国、越南这样的边缘或半边缘国家开始的。[1]

  阿明还认为,帝国主义对世界的征服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西欧征服美洲,其结果是印第安文明的毁灭、印第安人的西班牙化—基督教化或者干脆是种族灭绝。帝国主义扩张的第二个阶段以产业革命为基础,并表现为对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征服,目的是攫取全球自然资源。今天,帝国主义扩张开始了它毁坏世界的第三次浪潮,这次浪潮受到苏联解体和第三世界新自由主义政权执政的鼓舞。资本的目的仍然与以前一样:控制市场,掠夺资源,超额剥削边缘国家劳动力大军——尽管在某些特征上与此前的帝国主义时代有所不同。[2]

  阿明进一步提出,今天我们面临的是由美国、欧洲和日本三方组成的“集体帝国主义”,他们有集体的政治组织和集体的军事组织北约。其中,美国是领导,日欧是从属的联盟。它们不是依附的、边缘的,而是属于中心地带。它们同美国之间存在竞争,与此同时又在政治上甚至文化、军事上从属于美国。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退居次要地位。[3]

  阿明认为,帝国主义就是对世界的征服,资本主义同样意味着对世界的征服。[4]但是,征服其他民族的战争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就发生过,西方的宗教战争就是如此,但没有人因此说宗教历来就是帝国主义。而且古罗马帝国时期盛行的也不是资本主义。事实上,只要是剥削社会,那么剥削阶级就不会只满足于剥削其本国人民,一定会或试图向外延伸其剥削,从而就会出现中心—外围模式,正如一国内部有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一样。

  而资本主义在其诞生之初还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这一点在《共产党宣言》中讲得很清楚,这种进步意义也与帝国主义无关。至于资本主义进行的全球扩张,《共产党宣言》也做了这样的说明:“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5]

  这时的资本主义还谈不上帝国主义。毕竟,“现代工业存在的条件——蒸汽力和机器,凡是有燃料、特别是有煤的地方都能制造出来,而煤不仅英国有,其他国家,如法国、比利时、德国、美国、甚至俄国也都有。这些国家的人并不认为,仅仅为了让英国资本家获得更多的财富和光荣而使自己沦为饥饿的爱尔兰佃农有什么好处。于是他们就动手来进行制造,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也是为了世界的其他部分;结果,英国保持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工业垄断,现在无可挽回地被打破了。”[6]

  阿明以为,寻求外部市场是出于对利润的争夺,这种争夺提高了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率,并使资本在离开积累的发源地越来越远的地方寻求原材料和市场。[7]虽然不断扩大产品销路与追求利润有直接的关系,但其主要原因不是出于对利润的争夺也不出于克服以后才出现的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导致的利润率下降,而是为了销售从工人那里剥削来的剩余产品,这也是其商品价格低廉(倾销价)的主要原因。显然,帝国主义的出现只能是这之后的事情,因此,帝国主义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后期的一个阶段。

  而且就帝国主义的殖民行为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要求辩证地看待事物的发展变化。马克思在谈到英国对印度的殖民时曾经指出:“问题并不在于英国人是否有权征服印度,而在于我们是否宁愿让印度被土耳其人、波斯人或俄国人征服而不愿让它被不列颠人征服。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相继侵入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不久就被印度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不列颠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响的征服者。他们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崇高的一切,从而毁灭了印度的文明。他们在印度进行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很难说还有别的什么内容。他们的重建工作在这大堆大堆的废墟里使人很难看得出来。尽管如此,这种工作还是开始了。”[8]

  当然,这并不是在吹捧殖民制度,毕竟马克思还指出,俄国由于不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因而“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9]

  实际上,阿明显然把资本主义等同于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而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视而不见,否则他要分析实行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家是如何对外搞帝国主义的。但他既然主要对中心国家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谈帝国主义,那就说明资本主义并不能与帝国主义划等号。

  在这里,我们还要指出的是,以革命方式超越资本主义的努力正是从所谓帝国主义中心开始的,阿明忘记了巴黎公社的革命是不应该的。而边缘国家印度对英国殖民的反抗并不是以革命方式进行的。事实上,离开了西欧创建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影响也根本谈不上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以革命方式超越资本主义的努力。

二、中心—外围世界体系与经济全球化

  阿明和沃勒斯坦等主张的中心—外围世界体系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谈不上新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早就指出过,“当时英国工厂主及其代言人即政治经济学家的下一个任务是,使所有其他国家都改奉自由贸易的教义,从而建立一个以英国为大工业中心的世界,所有其他国家都成为依附于它的农业区。”[10]

  这种经济全球化当然对外围国家也是不利于其长远发展的。但是,经济全球化并不只是出现过这一种。“随着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与资本主义尤其是帝国主义性质不同的世界经济交往活动也出现了。前苏联在新中国建国之初援建中国的156个大项目,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华援建的一些小项目就体现了这种不一样的经济全球化,而新中国后来对亚非拉的第三世界国家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经济援助,同样是与西方国家殖民主义不同的经济全球化。”[11]

  阿明认为,欧洲、美国、日本能成为发达帝国主义国家,是因为它们有两个优势:一是,欧洲资本主义在农村摧毁了农村社会和农民农业,但是工业化的城市可以吸收这些人。欧洲等国家的第二个优势是向外大量移民。[12]但这只不过说明这些国家为什么能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不能说明它们为什么能成为发达帝国主义国家。要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人口必须得到一定的限制,过剩人口不能太多,否则工资过低会妨碍机器的使用,影响产业升级。但是,要成为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还必须在生产环节起支配性作用。马克思指出,“正如一切都已成为垄断的,在现时,也有一些工业部门支配所有其他部门,并且保证那些主要从事这些行业的民族统治世界市场。”[13]

  如今中国要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也必须掌握那些支配所有其他部门的工业部门,如芯片、发动机等等,像法国、比利时、德国、美国当年打破英国的垄断一样,打破今天的帝国主义的垄断,而不是像阿明所认为的那样,需要优先发展以普通大众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国内市场并以群众消费部门的繁荣为基础来促进设备生产部门的发展。[14]

  阿明把资本主义再生产分为四个部门:(1)出口部门;(2)群众消费部门;(3)奢侈消费部门;(4)设备部门。他认为,群众消费部门、设备部门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自身动力,处于再生产的中心。欧洲、北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群众消费部门和设备部门。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出口部门和奢侈消费部门。因此,前者处于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后者处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15]

  在这里,设备部门的确可以在生产环节起支配作用。但是,其它三个部门并没有特别的意义。阿明以为,“外围”国家的国内市场相对地不偏好“群众”消费品的需求,而侧重于“奢侈”品的需求。这些“奢侈”品主要是为与垄断资本有密切关系的大庄园主、富农、商业买办资产阶级、国家官僚等服务的。广大农民、工人等社会阶层由于工资低,“群众消费”需求很小。这就决定了“外围”国家的资本主义再生产没有自身的推动力,只能依附于“中心”国家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发展。“外围”国家只有通过“群众性消费部门”的发展,才能导致“民族和自力更生”的经济。[16]但是,工资低,群众消费需求小,不等于相应的生产也少,毕竟群众消费部门的生产可以出口到中心国家,供中心国家的群众消费。“群众性消费部门”的发展并不能导致“民族和自力更生”的经济,更可能回到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小生产中。“现代殖民地是通过世界市场现成地得到衣服、工具等等产品的,而在以前的情况下这些产品必须由这些国家自己生产。美国南部各州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把棉花作为主要产品来生产。允许它们这样做的,是世界市场的分工。”[17]

  美国当年的发展也利用了世界市场的分工,今天的外围国家同样可以利用。而除了传统手工业的奢侈品外,外围国家富豪们的奢侈消费品如高档汽车和电器等还是中心国家生产的。外围国家本身生产奢侈消费品和耐用消费品也不是问题的关键,只要这些消费品能够出口到中心国家换取发展生产的生产资料。至多只能说,外围国家的生产剩余被本国富豪们奢侈消费掉而没有用于生产积累是外围国家发展不够快的一个原因。

  阿明还认为,发展耐用消费品需要资本密集的投资。“外围”增加了对“中心”的资金和技术依赖,并没有形成自力更生的经济体系。[18]但是,外围国家的传统经济只能是小农生产的自给自足,很难直接形成自力更生的经济体系。要形成自力更生的经济体系,就要走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办大事才行。因此,是否形成自力更生的经济体系,与对外筹集资金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也与是否发展耐用消费品没有必然的联系。事实上,阿明也承认美国是个债务国,“那些所谓的‘贫穷的债务国’被迫偿还债务,可是那个强大的债务国(美国)却从不还债”。[19]可见,美国没有对其债权国形成什么资金依赖,成为其外围国,从而成为外围国也与对外融资没有必然的联系。

  阿明认为,由于工资低,“外围”国家可以在整个世界体系内提高利润率。但是,世界范围的利润平均化会降低相对价格,从而掩盖“外围”向“中心”的这种特殊的转移。[20]然而,按照一般利润率规律,在资本得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资本有机构成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会向资本有机构成高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剩余价值,这种转移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资高低无关。而外围国家恰恰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较多的国家,中心国家则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国家。阿明非要假定这些国家之间的资本有机构成相似[21]是不合适的。除此之外,外围国家向中心国家的剩余价值更主要地在于中心国家的垄断,特别是限制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进入利润率较高的销售环节。例如,香港乐施会关于2004年一件零售价100元的T恤的价值分配表明,中国工厂营运成本和原料成本,只有15元,其中包含工人1.75元工资,而品牌公司及零售商所得为75元;也就是说,大量剩余价值被垄断的品牌公司和销售渠道拿走了。[22]对外围国家来说,不仅工资低,转移后剩下的利润也低,从而资本很难积累起来用于发展。这也表明,阿明将“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总是处于不平等交换的地位的原因归结为生产率的差异[23],是不准确的。

  阿明声称,资本主义经历了改变其基础的变化。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这种资本积累的“古典模式”不再出现。代之而来的是“劳动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通过这种方式,高度熟练的劳动较之不熟练劳动得到越来越多的使用。[24]但是,除非高度熟练的劳动不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不带来产品的增加和原材料等生产资料消耗的增加,否则资本的有机构成就仍然处于不断提高的状态之中。另外,虽然信息化和自动化对工人的文化水平有一定的要求,但这种劳动素质的提高与信息化和自动化取代熟练劳动的程度相比还是要相对差一些的。大量的复杂劳动如生产计算机被信息技术和自动技术固化在了生产线之中,对工人的素质的实际要求并不高。

  阿明以为,劳动的社会化把价值规律的消亡提上了议事日程,而这种社会化与1848年时的劳动社会化是无法相提并论的。[25]但是,恰恰是劳动的社会化使价值规律进而使一般利润率等规律充分发挥作用。不理解价值规律,就很难看清国际经济形势和问题,就只能空谈剥削和不平等交换。例如,阿明认为,由于实际工资上升,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率,资本受到驱使而越出其积累的发源中心。[26]这里的“实际工资”其实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它指的是工人消费的使用价值数量,这个量与按价值量计算的利润(率)无关。事实上,普遍的技术进步,必然导致相对剩余价值增加,其含义就是工资的实际价值量必然下降。“在劳动生产力提高时,劳动力的价格能够不断下降,而工人的生活资料量同时不断增加。但是相对地说,即同剩余价值比较起来,劳动力的价值还是不断下降,从而工人和资本家的生活状况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27]

三、当今时代的主要矛盾

  阿明认为,当今时代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发达中心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垄断资本与外围地区人民(包括无产阶级、被剥削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但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各个发展阶段的表现是不同的)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在世界范围内的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所以,被统治的资本主义“外围”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成为当代世界历史的主要推动力量。在“外围”,尽管无产阶级数量少,但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农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阿明根据“文明不平衡发展规律”断言,“各种社会制度不是发生在其核心部分而是先从其‘外围’开始的”。换言之,社会主义革命是从资本主义体系“外围”开始的,所以,阿明认为,在“外围”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被提到日程上来了。[28]

  然而,民族解放运动与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一回事。发生民族解放运动的国家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落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极少,又没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多数都没有像俄国和中国那样先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如俄国的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这些国家多数只进行了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处于既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的境地。如果说,各种社会制度不是发生在其核心部门而是先从其外围开始,那么也不是随便什么外围就可以开始的。例如,如果说,俄国和中国曾经是这样的外围的话,那么印度就没有同样成为这样的外围。而且,如果外围国家无论是在民族解放运动之后或者民族解放运动之中进一步发生社会主义革命,那都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矛盾的体现,而不是垄断资本与外围地区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体现,前者就像中国的解放战争,后者则像中国的抗日战争。阿明认为,中国取得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这是人民民主的——工人和农民的胜利,而不是资产阶级民主的胜利。[29]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否则,陈嘉庚这样的资本家是不会支持国内抗战的。

  二战以后,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各国国内的矛盾则有所不同。世界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是这个矛盾发展的结果,东西方对抗削除了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压制力量,使得一些殖民地得以取得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也使得帝国主义改变了对殖民地的统治方式,帝国主义隐藏于幕后。这个矛盾也使得帝国主义全力瓦解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正是这个矛盾发展的结果。中国的和平崛起和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同样是这个矛盾发展的结果。这个矛盾甚至压制住了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导致阿明所谓集体帝国主义的出现。

  如今,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进入了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新帝国主义阶段,《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两个必然”即“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30]正当其时。但也正如阿明所认为的,资本主义并不会像人一样自然走向死亡,而是会在衰老的过程中变得更加凶猛,甚至为求生存不惜一切代价。[31]既然如此,不惜代价以求生存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就是当今时代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不仅表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更主要地表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因为那里的生产力更加发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冲突更加尖锐,整个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要求更加突出。法国巴黎抗议燃油税的骚乱正是这种冲突的外在表现。

  阿明认为,金融化意味着非生产性的经济活动和资本的集中控制,这就将一个新的内在矛盾引入了资本主义——金融化资本主义的再生产状况和资本积累过程的再生产状况之间的矛盾。一方面,金融化的程度增长非常之快,像癌症一样,是指数级的;另一方面,资本积累的速度却非常慢,尤其是处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心的三大寡头,美国、日本和欧洲,面临着高度金融化和缺乏增长的突出矛盾。这个新的内在矛盾使得资本主义体系在政治上、社会上和生态上都无法长久维持。[32]

  但是,这个所谓的矛盾其实是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或者说虚拟经济的资本与实体经济的资本之间的矛盾,是《资本论》中分析过的货币资本与职能资本之间的矛盾的深化。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占领华尔街运动正是产业资本反对金融资本的一次行动。

  阿明以为,在过去的资本主义结构中,好的资本力量是投入到生产环节的资本,而投机的资本力量则仅仅关注金融业务。[33]其实,《资本论》中早就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对于生产什么并不关心。“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34]

  科技的发展和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使得相对剩余价值大大增加,剩余价值率高达百分之数千,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的程度大大提高,由发达国家工人的透支消费支撑的传统经济模式也日益维持不下去了。生产领域创造的大量剩余价值被金融资本通过金融手段从产业资本的手中瓜分出去,甚至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并支撑了服务于富人各类消费的服务业的发展。同时,信息化和自动化使得相对过剩人口问题日益严重,《资本论》所提到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已经通过这次美国金融危机敲响了。

  阿明还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会容忍任何独立的国家,即使是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更不用说社会主义国家了。这就是为何自1991年以来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俄罗斯——它也无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处于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冷战之中。[35]但是,金砖五国和上海合作组织中的国家也都是独立国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这些国家也并没有都处于冷战之中。俄罗斯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不是俄罗斯的独立,而是俄罗斯要维系自己过去遗留下来的势力范围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存在一些冲突,同时美国害怕欧洲与俄国走得太近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失去存在的意义,造成欧美之间力量失衡,欧洲脱离美国。因此,与俄罗斯的冲突是美国控制欧洲的一种手段,跟俄罗斯的独立关系不大。

四、资本主义民主

  阿明虽然驳斥了当前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把资本主义市场制度与民主视为天然一致的观点,揭露了西方资产阶级以推行市场经济为名,在全球范围内践踏民主、实施专制的行径,但是他却认为,资本主义民主从原来只有私有财产的所有者才拥有的权利向其他公民扩展了。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受害者的大多数人的意志与市场为他们准备的命运之间的矛盾通过民主投票表现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或者是改变市场的获取利润最大化的准则以适应由民主显示出来的社会意志,或者把民主形式化和虚无化。他认为,在二战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西方国家的统治者可能主要偏向于前者,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在全世界范围内实施市场经济,西方国家的统治者实际上已转向后者,即通过强化市场来掏空民主。他指出,现在的实际情形是,“民主正被掏空了一切实质内容,而落入市场的股掌之中”。“美国就这样形成了由资本控制的在社会政治层面上的一党制。”[36]

  阿明还认为,20世纪40年代,在一些国家还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民主党,当时他们引入了很多针对工人阶级的社会福利,但今天的社会民主党名存实亡,演变成了所谓的“社会自由主义党”。当政党开始遵循自由主义的原则时,便很难再照顾到社会的利益,因为这两者本身是矛盾的。这也使得资产阶级民主失去了其合法性基础。[37]他甚至认为,西欧在社会民主主义之下取得了历史上最辉煌的发展。[38]

  这些观点表明,虽然阿明对帝国主义严格说是新帝国主义的“民主”感到失望,但还是对资本主义民主抱有幻想。其实,资本主义民主向私有财产所有者之外的公民扩展,“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来选举议会制下的阶级统治的工具”[39]。换句话说,“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不仅在议会制的立宪君主国内是这样,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也是这样。”[40]

  西欧的社会民主党之所以曾经能够引入针对工人阶级的社会福利,不是由于他们那时的主张或原则,而是由于工人阶级的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迫使资产阶级不得不有所让步。苏联解体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欧美国家资产阶级得以享受削减工人福利的“和平红利”。

  阿明认为,民主必然是一个普世主义的概念,在这一本质点上民主不容有任何折扣。只是占支配地位的话语在解释民主时割裂了民主,他们的解释有利于某“种族”、“社群”或“文化群体”,却最终否定了人类的统一。[41]然而,马克思早就指出,“选举是一种政治形式,在最小的俄国公社和劳动组合中都有。选举的性质并不取决于这个名称,而是取决于经济基础,取决于选民之间的经济联系”。[42]

  同样地,民主的性质取决于经济基础,对于不同的经济基础,民主的性质不同,从而民主并不是普世的。《共产党宣言》也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43]

  这也就是说,在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之前,是谈不上民主的。既然阿明认为,“你可以以你所喜欢的方式自由投票。但无论你做什么,都没有效果,因为你的命运决定于他处,决定于议会之外,决定于市场当中。”[44]

  那么,他就更应当坚持恩格斯的观点,即“如果不立即利用民主作为手段实行进一步的、直接向私有制发起进攻和保障无产阶级生存的各种措施,那么,这种民主对于无产阶级就毫无用处。”[45]马克思甚至指出:“在适当的指导下,人民的投票是世界上可以把专制制度建立在巩固的、名正言顺的基础上的最好的一种手段。”[46]

  阿明的美国“一党制”论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恩格斯早就指出:“正是在美国,同在任何其他国家中相比,‘政治家们’都构成国民中一个更为特殊的更加富有权势的部分。在这个国家里,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又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拿联邦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在本党胜利后取得职位作为报酬。大家知道,美国人在最近30年来千方百计地想要摆脱这种已难忍受的桎梏,可是却在这个腐败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正是在美国,我们可以最清楚地看到,本来只应为社会充当工具的国家政权怎样脱离社会而独立化。那里没有王朝,没有贵族,除了监视印第安人的少数士兵之外没有常备军,不存在拥有固定职位或享有年金的官僚。然而我们在那里却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来达到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47]

  阿明认为,马克思没有看到全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潜在反动性。因为马克思认为美国没有封建社会的残余,这是美国较之欧洲的优势。而阿明的意见正相反,他认为欧洲封建社会的历史相对而言具有积极意义——支配美国日常生活的那些比欧洲多得多的暴力的存在,不正说明美国缺乏前现代的传统导致的恶果吗?就这些前现代传统强调宽容和团结而言,它们对于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出现是具有积极意义的。[48]这说明阿明对于西欧的旧资本主义缺乏充分的认识的。难道到美洲去屠杀印第安人的不正是那些具有所谓强调宽容和团结的前现代传统的西欧人吗?《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的论述揭露了,“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49]这不正是对西欧的“宽容”和“团结”的充分说明吗?如果说,欧洲没有美国那么多的暴力,那么也跟欧洲的封建社会历史无关,而与欧洲工人阶级具有较长时期的斗争历史和斗争传统有关,从而迫使欧洲的资产阶级不敢像美国资产阶级那样肆无忌惮。只不过由于第二国际和社会民主党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西欧工人阶级的斗争才始终没能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硕果。

五、对中国的认识和建议

  阿明指出,中国共产党动员起了贫农,中立了中农——他们占人口的大多数。毛泽东对这一问题认识得很透彻,并且找到了很好的解决之道,即取得革命胜利之后,不是将土地作为私有财产平均分给农民,而是将土地作为国家的财产,但是农民有土地使用权。[50]他的这个理解是不正确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土地恰恰是在胜利后作为私有财产平均分给农民。当年中国共产党动员贫农的口号就是“打土豪分田地”。但是,这种小块土地所有制是不能支撑现代经济和现代国家的发展的。所以,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中国共产党不仅动员了农民,而且教育了农民走集体经济的道路。但是,中国的做法与苏联不同,农村的土地最后没有国有化,而是作为了集体所有的土地。

  阿明认为,中国不能完全按照世界银行的建议行事。世界银行认为它的建议对中国是有利的,但实际上这些建议对国际资本有利,符合国际资本的利益。中国应当与国际组织建立平等对话的基础,另外,中国应当更好地利用国内的市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比较独立自主的、同时又是比较强大的国家,以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51]他还指出,集体帝国主义不会放任中国崛起,这使得中国将会遭受更为严峻的外部挑战,甚至很可能会面临战争。[52]

  这些看法应当说是正确的。但是,他的关于“资本主义是不会接受和平共存”[53]的看法并不全面。资本主义不会主动接受和平共存,但可以被迫接受和平共存。英美在二战前和二战后都不得不与苏联和平共存就是如此。不过,资本主义决不甘心和平共存,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也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九报告才提出,“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54]

  因此,丢掉幻想,坚决斗争,我们就一定能够迎接社会主义更高阶段的到来,彻底实现《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两个必然”。

  注释:

  [1]丁晔:《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摆脱依附与危机——访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3期。

  [2]徐洋摘译:《萨米尔·阿明谈帝国主义全球化条件下的民主与发展问题》,载《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12期。

  [3]丁晔:《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摆脱依附与危机——访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3期。

  [4]陈学明、雷曙光:《评依附理论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批判》,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年第11期。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36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6页。

  [7][美]C.巴洛内著,文贯中译:《萨米尔·阿明与帝国主义论——一个分析批判》,载《国外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5-686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1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5页。

  [11]余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年,第255-256页。

  [12]丁晔:《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摆脱依附与危机——访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3期。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58页。

  [14]丁晔:《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摆脱依附与危机——访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3期。

  [15]陈谷谈:《萨米尔·阿明和他的“依附论”》,载《世界经济》1980年第7期。

  [16]陈谷谈:《萨米尔·阿明和他的“依附论”》,载《世界经济》1980年第7期。

  [17]《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55-756页

  [18]陈谷谈:《萨米尔·阿明和他的“依附论”》,载《世界经济》1980年第7期。

  [19]陈学明、雷曙光:《评依附理论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批判》,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年第11期。

  [20]陈谷谈:《萨米尔·阿明和他的“依附论”》,载《世界经济》1980年第7期。

  [21][美]C.巴洛内著,文贯中译:《萨米尔·阿明与帝国主义论——一个分析批判》,载《国外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

  [22]余斌:《〈资本论〉正义——怎样理解资本主义》,广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40-141页。

  [23]陈谷谈:《萨米尔·阿明和他的“依附论”》,载《世界经济》1980年第7期。

  [24][美]C.巴洛内著,文贯中译:《萨米尔·阿明与帝国主义论——一个分析批判》,载《国外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

  [25]陈学明、雷曙光:《评依附理论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批判》,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年第11期。

  [26][美]C.巴洛内著,文贯中译:《萨米尔·阿明与帝国主义论——一个分析批判》,载《国外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

  [27]《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97-598页。

  [28]陈谷谈:《萨米尔·阿明和他的“依附论”》,载《世界经济》1980年第7期。

  [29]丁晔:《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摆脱依附与危机——访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3期。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31]李江静:《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与中国的应对——访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教授》,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9期。

  [32]李江静:《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与中国的应对——访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教授》,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9期。

  [33]李江静:《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与中国的应对——访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教授》,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9期。

  [34]《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7-68页。

  [35]丁晔:《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摆脱依附与危机——访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3期。

  [36]陈学明、雷曙光:《评依附理论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批判》,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年第11期。

  [37]李江静:《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与中国的应对——访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教授》,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9期。

  [38]徐洋摘译:《萨米尔·阿明谈帝国主义全球化条件下的民主与发展问题》,载《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12期。

  [3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页。

  [40]《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页。

  [41]徐洋摘译:《萨米尔·阿明谈帝国主义全球化条件下的民主与发展问题》,载《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12期。

  [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6页。

  [4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44]徐洋摘译:《萨米尔·阿明谈帝国主义全球化条件下的民主与发展问题》,载《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12期。

  [4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5页。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44页。

  [4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页。

  [48]徐洋摘译:《萨米尔·阿明谈帝国主义全球化条件下的民主与发展问题》,载《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12期。

  [49]《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1页。

  [50]丁晔:《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摆脱依附与危机——访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3期。

  [51]陈学明、雷曙光:《评依附理论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批判》,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年第11期。

  [52]李江静:《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与中国的应对——访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教授》,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9期。

  [53]丁晔:《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摆脱依附与危机——访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3期。

  [5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光明日报》2017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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