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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 “闷声发大财”已不可能, 中国还凭什么让人心服口服?

韩少功 · 2020-06-23 · 来源: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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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方面要具备旺盛的制度创新能力,实现人民民主与贤能政治的并举,另一方面也应具有旺盛的文化创新能力,实现人民自由与底线教化的并举,实现有教化的自由、有方向的开放。

  ✪ 韩少功 | 海南省文联名誉主席

  【导读】1874年,李鸿章给同治皇帝上奏,说当时的时局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近十多年,世界又迎来“百年未有之变局”。这两次“大变局”,一次是西方近代国力日盛,敲醒了中国数千年的天朝大梦,一次是随着中国重回世界舞台中心,敲响了数百年的西方模式的警钟。然而,中国的重新崛起,如果只是世界政治版图再一次区域化与地缘利益的重新分配,就难说是一次“进步”。韩少功先生认为,“强国归来”只是中国崛起的最低纲领,而义利并举、内圣外王的“文明创新”才是最高纲领。中国不对外输出模式是对的,务实、谦虚和多元视角也是对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话语层面应安于沉默、毫无建树。着眼未来变局,他认为,中国一方面要具备旺盛的制度创新能力,实现人民民主与贤能政治的并举,另一方面也应具有旺盛的文化创新能力,实现人民自由与底线教化的并举,实现有教化的自由、有方向的开放。

  2020年6月12日至13日,修远基金会、《文化纵横》杂志社共同举办 “疫情危机与未来形势演变及中国思想理论界面临的任务”研讨会,邀请了基金会理事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界的代表性学者,围绕疫情危机的演变趋势,未来几年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走势,以及中国思想界的理论创新任务等议题,展开充分研讨。本文是韩少功先生在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稿,经作者本人审定,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疫情危机与未来形势演变

  及中国思想理论界面临的任务

  修远基金会研讨会特稿

  

  强国归来还是文明创新?

 

 

  最近常听说“百年未有之变局”。在我们的经验视野中间,变局有两种,一种是改朝换代,赢家换人,但总的特点是社会结构和基本规则大体不变;另外一种变局,是带来全新气象,革故鼎新,化育天下。在历史上我们可能能够找到借鉴的大概有轴心时代、启蒙时代以为参照。这样一个变局的主要特点是整个社会结构和基本规则全面升级。

  我们将面临的是哪一种变局?

  第一种可能就是“强国归来”。这已经非常不容易。经过百年的努力追赶,我们的民族复兴基本实现,世界上增加一个新的超级大国。哪怕只是接近这个目标,那也是一个伟大成就,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但强国并不容易,领头大哥并不好当。比方说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我能拿到的最近的一个官方数据是2017年的46.7%,这比美国的45%要高,比欧洲、日本更高。如果止步在这里,那么彼此就有同质化的局限,类似当年美国对拼苏联,或更早以前英国对拼德国。这样的“脱钩”,这样的“新冷战”,很可能是区域化或者集团化的历史重现,无非是各方争利,大国对撞、小国揩油,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困难重重。可以算一算,西藏300万人口,撇开中央财政投入不算,从1980年开始,全国17个省市大规模对口支援,40年来大量人力、财力、物力投入,才达到现在的西藏的发展水平。

  但仅一个非洲就13亿人口,相当于400个西藏,而且缺乏西藏稳定的政治条件,光靠“输血式”帮扶,怎么可能进入“命运共同体”?这就是说,当大哥不但要给大家好处,还得有范儿,有气场,有表率的吸引力、感召力、影响力,引领和重塑全球现代化——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种变局,第二种可能,即“文明创新”。如果说“强国归来”是一个最低纲领,重点是争利,目标是富强;那么“文明创新”就是一个最高纲领,是争于义,胜在道,准确地说是义利并举和内圣外王。

  实现文明创新,需要人们破解“冷战”的两元模式,不满足于闷声发大财,还需要设立政治、社会、文化的广泛议程,以“新社会主义”为旗帜,推动人类进入现代化和全球化的2.0版。在这里,“不对外输出模式”是对的,务实、谦虚、多元视角是对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挂帅就够了,不意味着“重商主义”——这是眼下国际社会不少人对新兴大国的疑虑,还算是一个比较客气的用语。这就像一个暴发户,一个财神爷,确实不足以代表文明的全部。设身处地想一想,人家凭什么要为你的发财而高兴?要为竞争中自己的相对利益减少而欢欣鼓舞?即便你是财神爷,如果你照顾李四更多,我张三为什么就不能抱怨?为什么一定要心服口服?

  “新社会主义”这一个概念还可讨论,但我以为它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具有旺盛的制度创新能力,实现人民民主与贤能政治的并举。这里说一说华为。华为的科技研发成果引人注目,但它的制度意义似乎被人们认识得不够。首先,华为未上市,看来也不打算上市,避免了股东和资本的短期行为。它也不是一个国企,避免了某些官僚的瞎折腾、乱干预、包括“摘桃子”,避免了任期制可能造成的另一种官员短期行为。相反,它让数万名员工持股约99%。这是延续和放大中国晋商在“银股”之外补充的“身股”,也是人民公社社员“记工分”的资本化,有点像国外某些理论家说到的“劳动股份期权”或“人民资本主义”。因此,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在“深水区”“无人区”的广泛探索之一,华为能够在制度上凝聚全体劳动者的利益和力量,目标长远、上下同欲,标本兼治,持久保持活力与生机。这有利于克服当年“冷战”双方资本化或官僚化的不同体制沉疴,汲收了西方的管理经验,也充盈着中国儒家传统、革命传统的制度元素,是一项伟大的创造。当然,华为作为一个智力密集型企业,其具体模式不一定能照搬于其它资本密集型、劳力密集型的企业,但它的核心精神和原则导向,给人们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

  世界上不会有完美的制度。任正非也时常警示华为内部的危机,表现出深刻的东方式辨证思维。但病毒变,抗体亦变,是再正常不过的生命过程。制度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地因地制宜,因时俱进,及时的密织与深耕,总是创造性地调动上下两个积极性,把两头都夯实和做足,推进人民民主但防止民粹主义,确保贤能政治但防止寡头专权——这是一种持久确保人民主权的阴阳互补之道。

  第二,具有旺盛的文化创新能力,实现人民自由与底线教化的并举。文化是制度生长的土壤,是更加深远和绵密的历史动能。诸多海湾石油国家曾进入全球富国排行榜,但文化影响力有限。根据国际金融机构的数据,2020年的亚洲经济规模已超过其它地区的总和,但文化上“西强东弱”的差距显然还十分悬殊。中国的先秦哲学,据说还有网络小说,似乎“走出去”了,但总的来说,中国在自然科学以及哲学、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文艺、宗教等方面还缺乏引领世界潮流的能力,其中有些领域还处于补课状态。光靠砸钱,是砸不出文化的。先有李约瑟之问,后有钱学森之问,都是指向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比如独立思考和自由空间,比如“独尊儒术”和“官学”体制的束缚。在这个意义上,在国势增强、民生改善、“维稳”压力缓解的情况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本方略应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以利于辽阔大地上各种心智创新活力得以充分喷涌,以利于融会和凝聚全人类文明的成果,也有利于“维稳”治本——极左禁锢曾造成后来普遍的思想抗体缺乏,造就所谓“河殇”一代,比西方民众更迷信华尔街寡头,就是触目的一大反证。

  “自由”是一个好词,只是已被西方资本主义做坏了,说歪了。新冠疫情以来,美国和欧洲闹成这样,我觉得“白左”的自由主义文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是另一种假大空,一遇到危机,就成了极(端)、碎(片)、邪(恶),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连西方的蓝领、黑领、“红脖子”们都不信。到眼下,自媒体靠造谣,大媒体靠歪曲,才能抢得流量和利润。所谓媒体自由实际上是资本的狂欢,是启蒙主义传统的严重出轨。这个世界表面上是红尘万丈的物质主义、技术主义、消费主义,本质上却是虚无主义,包括美国电影《小丑》那里底层民众的虚无主义——普遍的“双标化”就是社会伦理已深度溃烂的证明之一。因此,自由并不是没有边界,资本的自由更不是。中国古人讲“天地君亲师”,就是眼下老百姓讲的“天地国亲师”,始终强调“师”的文化引领作用。“新社会主义”同样应该拒绝人性的神话,形成一种有教化的自由,有方向的开放,重建“为人民服务”的主流价值观,至少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底线价值观,时时挤压落后文化产能,重新找回人类生龙活虎、温暖阳光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有百年来“师俄”和“崇美”的多种经验,有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双重资源,应有更多文明创新的勇气、智慧、信心以及使命感。这是中国的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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