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不独为科学之构境，更为艺术之作品，乃由作品的艺术构境转入科学构境。本文的研究旨在克服以下不足：如认为二者关系仅限于展开理论方法“对话”，是把创作诗词的方法和唐诗宋词理论与经济学理论进行富有意义的尝试性嫁接；再就是语言艺术层面“对接”，通常是把唐诗宋词特有的语言和表达艺术同经济范畴的方法予以结合，找到经济学凝炼思想的方式、表达语言的方式，并赋予表现方式的多样化。这些方面的思考无疑是必要的，但不是二者之间关系的最重要关切，从源流并举的工作结合性看，寻找思维学统一规定，乃是真正目的所在。然则能够实现对大文科意义的经济学对象的完整书写，极大丰满对象规定的现实刻画和历史刻画，达到科学性、艺术性之最高境界。因此，这是一学理性探究。科学本来是一世界观和方法论用语，马克思主义昌明它的意义域其实是以“历史”为科学、以“批判”(核心内容是求客观)为科学、以“实践”为科学、以“阶级”为科学和以“文化”为科学，最后才可能落实到“以逻辑为科学”(如哲学、数学)和“以知识为科学”(如自然科学的各门学科)等具体概念，慢慢地，上述意义却在不知不觉地褪去原色，要不约而同地变身为以“逻辑”为科学。科学抽象法和科学物象法在这个运动中，分别从正反两个方向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发挥了各自的作用。该是清算“逻辑至上主义”时候了，因其除了带来抽象的科学呓语之外，在理论的战斗性和艺术性方面是了无所长，甚至是极有危害性的。

然则必须看到，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意义观察，《资本论》是继承发展之作，是对历史的继承，对文化的发展；这项工作因而不能用某个狭隘学派的观点去解读，它始终沿着自己的道路尽情采撷人类文明的精华。作为“历史文件”，《共产党宣言》以系统完备的阶级斗争理论及实践总结直接奠基了《资本论》的创作，但后者涵盖的内容显然不尽如此。我们需要从《红楼梦》发掘“主体社会批判”，从《资本论》发掘“客体社会批判”，以辩证法的名义统一两种分别不同的领导性工作规定。这意味着对《资本论》的学术保卫，必须做到守正而创新！本文继续完成中华思维学路径的“由虚转实”写作任务，乃是“唐诗宋词与《资本论》引论”(《社会科学动态》2019年第12期)的续文。唐诗宋词与《资本论》“从建构到批判”路径彰显“历史版-科学版”“文化版-批判版”《资本论》研究规定的两位一体。同时，亦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辩证法道路体现的是有历史高度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时代结合”。

《资本论》二版跋中，马克思严格区分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这通常引起持有解释学路线的认识者对它的一种误解。即认为《资本论》方法“从全体来看，是一步步从抽象上升为具体，是综合，是按照现实社会的结构层次重新复制出现实社会机体”；“总的来说，是从商品出发推出了一个更为具体的概念———资本，运用的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第二卷则继续以资本这个范畴为出发点和基础……得出‘社会总资本’这样一个活生生的运动着的范畴，它比单个的纯粹的资本更具体。这仍然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第三卷则考虑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围绕社会总资本而产生的各种各样具体复杂的日常所见的现象，展现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的总过程。”“由此可见，《起源》的方法和《资本论》的方法‘在形式上’确实有所不同。《资本论》的方法从全体上(从形式上)说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综合的方法，是‘说明的方法’，反之，《起源》的方法从全体上(‘形式上’)说是‘由具体到抽象’的分析的方法；是‘研究的方法’。”1责任自然不在马克思本人。在没有全部展示自己的草稿以及写作根据和蓝图思路的情势下，马克思没有理由让自己的每一个用语成为一种通俗的知识读物，而不带有“幽远的深意”。2

吾道一以贯之。《资本论》以劳动过程一以贯之，这就是马克思说的，“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不是更容易写出来吗……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而)宗教史，都是非批判的。事实上，通过分析来寻找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3按照中国人的用语习惯，马克思这里讲的劳动过程概念正是体现“体用不二意义”的天人合一概念，即人类社会组织的“天人合一的物质器官”。中国人文学科在传统上，事实上并不像张世英教授讲的那样，西方重“求知、爱智”，而中国“重道德修养”，所以将柏拉图、朱熹、黑格尔进行哲学类比，诸如言“柏拉图的‘理念’和黑格尔逻辑学的‘纯概念’就是这样一种被绝对化、神秘化了的客观理性或客观思维，朱子的‘理’也同样是这种被绝对化、神秘化了的客观理性或客观思维”，是完全不适当的。4亦因此，进行中西“本体论比较”在某种意义上，就完全是语义的一个游戏，例如说中华本体论“是贵无论”，“与西方‘本体论’直接就是崇有论(存在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至于“中国贵无论通向了一种无知、无欲、无为、无我的自然主义和虚无主义，西方的存在论却包含着一种人为的能动创造的自由主义和人本主义(以及作为其异化形式的神本主义)”；富有启发性的一点是，“中西本体论的差异从根本上看主要有两点：一是在对语言的态度上，一方忽视语言而诉诸内心体验(中国)，另一方以语言作为建立和探讨本体论的主要线索(西方)；二是在对人的理解上，一方将人理解为凭自身内心的‘诚’即可放大为宇宙本体的天人合一体(中国)，另一方则将人理解为须靠自己的能动作用与外物和他人达成一致才能实现自我的自由意志主体(西方)。”5

须知在“知易行难”框架下，委实不需要什么“绝对的理念(或观念)”统帅一切，委实不需要“概念先行”，在语言学上，它至少是这种情形：“存在论现象学认为，现象中没有主客对立而是物我合一。这是由于存在的同一性规定的：我与世界的共在，不是客体性的，也不是主体性的而是主体间性的。”6然则《资本论》的形态体制至少从外观上看起来是“亦研究亦说明”的，而决不会呈现形式上的“单体特征”，体现为“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综合的方法”。这里面就有必要提出“天人合一意义的思维器官”问题。在文化学上，从对周易义理的弘扬特性来看，唐诗宋词的出现决非偶然，这一“周易化的诗经”委实是对它的义理价值的最大历史传承，而作为了“天人合一的思维形式”之文化器官规定。7这也恐怕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背后的方法论意义。《毛诗正义序》中言：“诗理之先，同夫开辟，诗迹所用，随运而移。”这种行动主义路线是“天人合一”植入劳动过程文明规划的重要载体，使得劳动过程“合人道”和“合天道”。劳动过程不独是物质联系，同时也反映“行动上的联系”，即主体的价值诉求。复以朱熹理学为例。朱熹是“道问学”(格物致知)和“尊德性”(格理致知)的统一论者；他讲求实理实学，反对虚理虚学。“朱熹非常重视对自然社会所当然的规律的探讨……特别对于自然界怪异现象的解释，他都从事物本身或阴阳二气的运动变化来解决，决不采取儒家传统的‘天人感应’目的论。”然则“‘如麻麦稻粱，甚时种甚时收，地之肥，地之硗，厚薄不同，此宜植某物，亦皆有理。’‘目前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一禽一兽皆有理……’这种自然的道理，便是指自然界事物必然的、相对稳定的联系，即规律，这里并没有存在什么神秘主义。”8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如果说道学家在文与道关系上主张‘文以载道’，那么，在诗与理的关系上，便主张以理为诗。”8朱熹主张文道合一、不离不杂，他的名言即是“文皆是从道中流出”。进而强调：诗理合一、诗教为要，所谓“诗道合一，其宗旨是‘诗教’。”8朱子的学说归根结底求的真境界是“天人合一”。换言之，朱熹理学是在天人关系的感召下来进行知识论探索的，它的线索是“天人合一→理(道和太极)→智慧和知识(道、德和伦理意义的知识)”。其中的“理”，不应被狭隘化为仅仅是一伦理道德范畴。可以说，“朱熹认识和把握了美的法则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那就是一切相互冲突因素、要素的和谐融合，都是一个凝聚和离散结构，即和谐融合的形成是冲突因素的凝聚，和谐融合的破坏是冲突因素的离散。”“朱熹美学逻辑结构是：从‘理’(‘道’‘善’)出发，通过‘美’(‘文’‘诗’)，把伦理道德原则、规范或自然界合乎法则的现象和能给个体以精神愉快的感性形式、艺术表现融合起来，达到美与善、文与道、诗与理的冲突融合，这便是‘和合’的境界。简言之，‘理’(‘道’‘善’)———‘美’(‘文’‘诗’)———‘和’。”8这种统一思维学在结构上所追求的正是学科基础的统一，因而亦必然是统一科学建构任务所内在需要的文明行动(规定)。

一句话，在文化原理上，唐诗宋词是审美主义的纯文学创作活动。在意指上，这个“纯文学”概念直接沟通了和思维学的联系。“纯文学的特点是超越现实，揭示生存意义，具有形而上的倾向。”“审美层面主要体现在纯文学上，其消遣娱乐性并不强，现实意义也没有严肃文学强，但是体现了对生存意义的思考，具有较强的审美意义和价值。”然则“中国传统美学不同于西方古代的摹仿说和近代的主体性美学，是具有主体间性的。中国文学理论强调情景交融、物我同一，提出了意境、意象等概念，形成了感兴论。”9其实不仅主体之间，在主客体之间以及客体与客体之间，唐诗宋词均咏唱一种“双方互看的关系”，从而形成对“天人合一”直接呼应的对象性规定。10这或许是立在“赋比兴”背后的唐诗宋词传承价值。相比西方，中国主体社会形成的更早，它揭开中华思维学这样的过程：天人合一→劳动过程→对象思维学；以及反行程的思维学→诗学→美学。盖因对象思维学乃“写实”“写意”艺术类型之统一：于是一方面是“劳动过程的天人合一(本质)化”，一方面是“美学的诗学本质化”，即统一了劳动过程的自然本质和生活本质，最终形成“道象识”意义的由上游出发而中游、而至达下游的知识定制与讲述体式。

小结：所谓思维学与它的逻辑学和知识论的相统一，不外指历史为体、发生学为用，而又以发生学为体，以科学抽象的逻辑方法为用，以科学的工作逻辑和方法为体，复以经济数据和实例故事为其贯串，终至以一系列的社会经济指标为用。以上提供了社会主义经济形态通史研究路径上的设想，这是中华思维学科的内在规定。所谓三者统一，指的是“写实”(发生—结构)和“写意”(结构—发生)在有机嵌入基础上的工作统一。此乃艺术构境也，此乃科学构境也，此乃“用状态的唯物史观”也，内容和形式、体和用的内在接济与规定上的传递终成政治经济学历史批判学说。

唐诗宋词探究文化原理，对象是“诗意的劳动过程”。相较而言，经济学的对象则属于“劳动过程的现实化”或“现实化的劳动过程”。11《资本论》从批判角度对待“现实的劳动过程”，超越了理想和现实的对立，将它们统一起来；然则必须将“唐诗宋词学”同时视为劳动过程的文化原理意义的“编码过程”。而两者的统一(历史规定和它的文化规定)，本身又是由天人合一来做总安排的。换言之，唐诗宋词规定不过是“方法论的劳动过程”，而劳动过程则是“思维学的世界观”，——物质器官和思维器官是借助它们彼此的合作来引导出理论，化生逻辑学和孵化知识论。然则必须将唐诗宋词视作“天人合一思维形式”的在场，是《资本论》求“行动上的客观”(工作规定)内在其中的思维工具。这里，我们遵循思维学顶层设计，用一首《浣溪沙》来具体诠释唐诗宋词与《资本论》在心路旅程上的内在契合性，其正好对应《资本论》创作的六个工作阶段。12《资本论》思维学研究不在于诗词歌赋装裱门面，乃是艺术造型。《资本论》之艺术化结构雄辩地表明：辩证法不是由抽象命题组成，而是由一系列的体用工作关系所连缀而成，并且，始终处于实际用的状态。绝句是写意的———取“结构—发生”体式，律诗是写实的———取“发生—结构”体式；于是由对象思维学出发，“写意”又可看成为有机嵌入写实进程的“内在结构”。从劳动过程和天人合一分则合之的工作机制看，天人合一是思维学的基因代码，从而它的思维形式规定必然跟随了劳动过程演历的全过程。展开思路和思维学特性见图1。

第一阶段曰绣幕芙蓉一笑开，是马克思首次从正面探索“劳动过程与所有制”阶段，从马克思任《莱茵报》主编到写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止。在这思想形成的第一阶段(1842—1845年)，马克思对劳动过程的研究是思维学意义的“写实-写意”体式，这个阶段可谓“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它的主体内容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写作，得出结论：要将工作出发点植根“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就必须认识到“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就必须杜绝“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13“虽然马克思这个时候还不能被看成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但是他意识到对象在人类精神活动中的决定性作用，这已经显示了他的思想的唯物主义倾向了。”可以说，“马克思的对象性理论既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思维模式，是一种对待世界的实践观，也是一种生存观。”14从而也正是在这一阶段，马克思确立“存在的秘密”就是对象规定，实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意义的思维与对象的合一。对象化理论的初步成型，并且使马克思具备“考察历史活动中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的强大理论工具和思想方法，“真正把握二者之间真实的具体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双向对象化关系，从而与在这一问题上的纯客体主义和纯主体主义区别开来。”15其使得马克思敢于进一步走出旧的唯物主义束缚，宣称自己是“新唯物主义者”，因为新唯物主义的任务不局限于更好解释世界，而是着眼改变现实的世界状况。总体而言，这是写实启动写意阶段的完成，表明马克思的经济研究开始走向“初步理论化”。

第二阶段曰斜偎宝鸭衬香腮，是马克思探索“劳动过程与价值形式”阶段，从和恩格斯共同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写成《〈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之前为止。第一个阶段，从马克思写作的文本看，时间很是短促，因为它汇集了少年马克思和青年马克思的思想精华，是对“劳动过程与所有制”关系进行第一次的系统地大胆萃取，表明《资本论》创作动机的成行，根本源自他对劳动过程“整全概念”的把握。第二个阶段是马克思思想的长期潜伏期，时间的跨度大约是15个年头数，从1845年开始可以算起，到1859年结束，“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为《资本论》写的第一个序言，马克思指出，“以货币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对这种形式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而对更有内容和更复杂的形式的分析，却至少已接近于成功。”3马克思的《1858年11月22日致拉萨尔》写明了《资本论》的思想来源：“1.它是15年的即我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2.这部著作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关于社会关系的重要观点。”16据之，“马克思冒着风险提出了关于社会形态取决于它的经济基础———也就是说，取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统一性的观念。阶级斗争就植根在这样的基础中，它造成了生产资料所有者和直接受剥削的工人的对立。”17在这个阶段，劳动过程和所有制被马克思作为“一而二、二而一”工作范畴规定予以对待。名，可名，非恒名，马克思本人对他的方法论表达一直保持非常诗意的状况，核心的内容是确保思维为真。思维学的地基开始和“生产一般”结合，以《导言》写作为标志，马克思这一时期创造了大量手稿，史称“1857—1858年手稿群”。然则马克思终于认定“认识的秘密”是研究对象(规定)，客体社会批判(“客体批判”激发“主体批判”)的研究对象乃是“商品+劳动过程”批判路向中的资本一般建构。总之，这是“写实→写意”自我构型，是写意结构的内部意义的成长阶段。

第三阶段曰眼波才动被人猜，是马克思探索“劳动过程与资本主义协作”阶段，时间跨度在1859-1867年：成果形式是《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是马克思的结构思索意义的《资本论》创作的终止年，尽管文本写作从来没有停止过。从第三阶段开始起，“写实”重新开始转向“写意”，是一次再出发意义的艺术构型化。什么意思呢？这是就领导力量而言的。盖因综合和分析相较，分析是内容(规定)；而叙述和研究本身相较，研究是内容(规定)。这促成《资本论》的史书工作规定。生产一般，即母子路径中以“体”为主导的劳动过程文明规划；相较而言，资本一般则是“用”规定主导的发展形态。18马克思习惯称为“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阶段上对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则有“剩余价值生产(简单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资本积累”这样的安排体式。从诗性与剥削的历史并存到异化与剥削的社会并存，最后归结为对消灭剥削的“新诗性”的历史渴望；个人本位于是被排除，行动主义和单纯的唯物主义的生长规定相结合，资本本位的研究和叙述就能够全面置身于劳动过程对生产方式的“历史生成运动”。

第四阶段曰一面风情深有韵，是马克思探索“劳动过程与资本运动结构”阶段，成果形式是《资本论》第二卷。第一至第三阶段，是就马克思《资本论》成型的思想发展线索而论的，其成果是写意领导结构体式的形成，如商品章工作逻辑。第四至第六阶段是写意→写实，毋宁说是对“写意领导结构”思路的再强调，是“写意的结构”于历史写实进程的全面贯彻。即“资本循环运动→资本周转运动→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结构→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结构”是复述第一卷一般意义的劳动过程转化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规定，是从运动条件和形式角度对上述思路进行“补述”“重述”。并且整体上，这是“写意→写实”自我构型意义的全面发展的阶段。据考证，这些阶段的文稿由马克思集中写于1863年8月至1865年12月，但著名的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亦有重要的贡献。对第二卷而言，1877—1878年和1880-1881年间，马克思分别写下了被恩格斯称为《资本论》第二卷“第六稿”“第七稿”“第八稿”的内容。第二卷对于马克思的写作而言，一直难度较高，它属于“一面风情深有韵”，盖因“这一册的内容，几乎只是对资本家阶级内部发生的过程作了极其科学、非常精确的研究，没有任何东西可供编造空泛的字眼和响亮的词句。”19马克思一度想将其并入第一卷写作，以使得关于“再生产”的阐述有血有肉。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这些运动条件一次次升级，提供验证财产所有制历史覆灭逻辑的绝好机会，从中揭示了阶级斗争以及经济斗争的资本主义步骤和进程。

第五阶段曰半笺娇恨寄幽怀，是马克思探索“劳动过程与生产价格形式”阶段，成果形式是《资本论》第三卷。资本主义竞争之兴起→部门之间围绕平均利润率形成(一般利润向平均利润范畴转化)的社会竞争→级差地租之竞争形式→绝对地租之竞争形式资本主义竞争之兴起→部门之间围绕平均利润率形成的社会竞争→级差地租之竞争形式→绝对地租之竞争形式，并非说明劳动过程的不在场，恰恰凸现了它的“太极”规定。唐诗宋词内在规定是“劳动”与“审美”。“美学不是感性学，而是使存在显现的充实的现象学和本源的存在论。这就是说，美学是哲学的基本方法论，只有美学才能发现存在、确立存在的意义。美学是存在论的基础，审美作为自由的生存方式，回归存在，从而成为哲学论证的出发点。”20于是到了第三卷，必须询问劳动过程何处去了，“庭院深深深几许”“乱红飞过秋千去”，更有所谓“我心深深处，中有千千结”。它的等价命题是，《资本论》究竟是劳动的本体论，还是资本的本体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孕育了劳动本体论思想……然而，在《资本论》的创作中，他开始了对劳动本体论的动摇……马克思决不是在本体意义上探讨的劳动……本体只能是资本，只有把握这一点，才能透彻理解《资本论》，才能真正探明资本主义的本质与逻辑。”21这个论断用在第三卷的立论上是再合适不过了。可见，第三卷资本形式(诸种独立资本社会形态)同劳动过程的关系，是对第二卷类似关系的一种复述与加强。但也有反对和补充意见：其一，“在考察‘资本的积累’这一部分，从资本流通到资本积累，再到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中的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马克思以劳动为本体的研究与创作思路是一以贯之的。”其二，“认为资本是主体这一观点没有错，但是主体不能够简单地等同于本体。因为在资本背后有一个鲜活的劳动过程，同时闪耀着马克思劳动本体论思想的科学真理的光芒。”22总之，在此阶段正是通过运用思维学、逻辑学、知识论的统一思想，全面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得以贯彻到底，从而批判是提炼知识的必由之途。鉴于此，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可确定为以“批判”为工作领衔的学科方法运用体系，作为历史化的方法规定，发生学是其工作形式展开，科学抽象法则是其构建所有制知识体系的逻辑支撑。

第六阶段曰月移花影约重来，是马克思探索“劳动过程与资本认识形式”阶段，成果形式是“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须知从生产一般到劳动一般(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到价值一般)，尔后从生产一般到资本一般(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到资本主义交换关系，本质上是全程化阶段认识的逐步推进。这说明马克思对资本是边研究边认识的，其中一以贯之的通史批判线索就是劳动过程。23然则《保卫资本论》以历史归纳笔法，演绎以资本形态及认识史的“判词形式”；从第十一至十六章曰：“奇偶未奇，怪讶勿怪！对象作史……史海林路深冥幽玄，认识意何为……千年道论……一路经行……建兮太一，主兮忽无，妙处观恒。来吾道夫先路……无为无不为，万物得一以生……弄乎物，发乎志……经济至要，返归太圣；决胜暴殄，社会横一……以资本心为心……行路难，归去来，恶者以物对……天沃中山狼……会通旨意，志标隽史，客体批判终归识……景象尽显，个性淋漓，劫数千重……早寻归期。”政治经济学批判涵容“主体侧”和“客体侧”。由主体性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体侧，由客体性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客体侧；实践规定性由“主体侧”观看“客体侧”谓之曰“行动主义”，由“客体侧”观看“主体侧”谓之曰“唯物主义”。“以古解古，以今解今，古今贯通，中外会通”意味着马克思与中国的内在会通。它全面展示了行动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历史对话”。

小结：“诗之《三百篇》、《十九首》，词之五代、北宋，皆无题也。非无题也，诗词中之意，不能以题尽之也。自《花庵》、《草堂》每调立题，并古人无题之词亦为之作题。如观一幅佳山水，而即曰此某山某河，可乎？诗有题而诗亡，词有题而词亡。然中材之士，鲜能知此而自振拔者矣。”24又之，“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24要之，“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寥寥数语绝，各有能不能；“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24故此，我们用李清照《浣溪沙》“格律意境”(词牌与内容两不相涉但彼此推动，意境则完全是易安居士的一个创造)，演绎出《资本论》创作史上的“无韵的诗文”，终成叙事之境界也。然则“《楚辞》之体，非屈子之所创也。《沧浪》、《凤兮》之歌已与三百篇异，然至屈子而最工。五、七之律始于齐梁而盛于唐，词源于唐而大成于北宋。故最工之文学，非徒善创，亦且善因。”24

《资本论》执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路线，立足劳动过程文明规划的社会发展理论建构，因而一旦劳动过程构成发生移转，资本的全部运作将被改写，资本文明逐渐会被新的文明形态所取代。此外，劳动本体论和资本本体论命题之争亦挑明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本体论承诺”的特殊性，即执行“本体批判”。相对劳动的本体批判而言，资本的本体批判在性质上属于“生产关系批判”和“客体批判”。而广义的劳动的本体批判则要同时涉及到“生产力批判”和“主体批判”，因而对“劳动本体论”是亦批判亦建构的。“劳动本体论”或者说是在劳动哲学的层面上执行“本体论批判”，使本体价值从一种本体论承诺转向另一种本体论承诺。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需要着眼于劳动美学的高度看待这一问题，即寻求对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劳动过程非法性”进行更广泛的社会价值批判。从而，《资本论》引发的本体规定意义的批判是双重的：一重是针对资本及其本体论逻辑的批判，即包括社会客观批判和社会主观批判；一重是针对哲学本体论本身引发的批判，即由资本本体转向劳动本体的广义社会主义批判。显然，这是重建科学抽象法工作意蕴的历史发生学的再研究和工作发掘。

马克思以“批判”为武器介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历史”的方式洞察资本主义世界，力图完成“实践变革”。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要旨归是“发现新世界”；“《资本论》的最终旨归还是在于确证自由王国出场的必然性及其通达之路。”25早在青年之际，马克思即指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26从异化劳动到剩余价值和资本积累，到劳动过程全领域和全要素的异化发生，“劳动不再是目的，而变成了手段。劳动过程不是人的本质的显露，而是资本增殖的过程。”21进一步，“数字资本”正成为继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之后的第三种资本的社会样态和控制形态：“这就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和一般数据下主体的命运，这不是主体对固定资本的重新占据，而是主体在更深层次上被异化，或许，我们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前提下改写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在数字化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表现为数据的巨大积聚。有生命的物质性的一切都离我们远去，变成了一种数字化。’”27“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资本宰制是通过资本的人格化、资本的权力化、关系的异化和社会的同质化体现出来的。”然则“资本势力已得到了充分渗透”，在现代条件下可以这么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逻辑得以成铺开来的社会，这样的世界就是资本全面宰制的世界。”25

尽管如此，劳动过程的“体”没变。劳动过程仍然是有关于天人合一的人类文明规划，仍然统一协调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两个因素，从背后制约着它们的“物质上的联系”的发展和“行动上的联系”的发展。并且，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整体发展始终是“体”“用”结合。它的物质器官一步步堕落，它的社会器官的发展受到了阻滞，但是，它的文化器官、思维器官永恒健康，充满勃勃生机，富有挑战力。即立在劳动过程背后的始终是天人合一的劳动过程文明规划28，在它前方，“自然的人化”(自然实践或物质生产力29)和“人的自然化”(人的文化生产)的无限发展的过程则向它招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对自然的复归的意义在于用审美的视角解读现代性。这些都是“诗意的劳动过程”在进行文明编码(体现“唐诗宋词”在场性)，有效防止“实践乌托邦”。而对价值增殖过程而言，立于身后的规定也始终是天人合一规划(人类生产永恒的目标应当是追求使用价值的生产目的)，它的前方规定则是社会劳动从作为“局部劳动关系”发展向作为“自由联合关系”发展进行转化，最终实现向社会学和人类学并重意义的“人的全面发展”方向迈进。亦即在这里，必须强调“主体间性的真正实现不是在现实中，而只能是在精神的超越中、在审美的创造中。”30从道、象、识三合一的角度看，唐诗宋词是写万有相通的，从而可以认定：马克思的对象思维学是用“唐诗宋词的内在结构”进行知识编码的，所采用的基本模型表达技术(特别是语言文化上的表达模式)乃是“合·统·分”。

劳动过程的“诗意化”是对劳动过程“现实化”的一种高度上的制约、规划与文明力量的感召、引导。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释放的强烈文化信号是“中国之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它同“五位一体”“四个自信”一样，充分显露了唐诗宋词与《资本论》的内在融合性。这是批判的力量，亦是建设之目标，然则建设的力量正来自批判规定。故此《资本论》不是用科学抽象法直接构筑起来的知识体系，而是立足发生学的“内容转化”，进行知识变革和转化意义的概念生产，目标是求文明力量的革命崛起。所以无论在第二卷还是在第三卷，“劳动过程”均是没有消失掉的，是作为背后规划和引导性力量发挥作用的。31然则“两大部类”的设定依据正是循环和周转的劳动过程的自然史，是对照了劳动过程构成形式和资本运动结构形式而进行“诗意般的体系设计”。同样，由级差地租迈向绝对地租的生产价格形式的运动轨迹也从另外一个方向预示着变革的必然性。劳动过程是发生学的始基规定，也是批判和建设力量之源，经济运动形式的全程发生学考量，本身即在表明任何一种特定形式的暂时规定，而必然成为劳动过程文明规划的一个内在的推动力。从而，“诗意化”的劳动过程必然成为理想目标，引领现实劳动过程走出藩篱，寻求自由性发展之路。32总体看，这就是“诗意的劳动过程”在知识应用上的意义、道路和行动内涵，是“唐诗宋词”(作为中华思维学之进展规定)仍具有新时代价值和强烈时代感召力的根据所在，是中华文化魂之所系、魄之所用。

小结：确实在方法论上，发生学是内容和体的规定，科学抽象法则属于形式和用的规定。如以事物或概念的谱系而论，发生学是“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科学抽象法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一者是“历史的谱系”，一者是“逻辑的谱系”。沿着取象比类-分析综合-抽象具体—归纳演绎之思维形式运动路径，“历史的谱系”必然向“逻辑的谱系”转化，从而形成历史对逻辑的内在制约性。然则科学抽象是隐身事物发生和生成运动的规定。所谓“转化”，就不过是说发生学的每一步骤、阶段和环节都可视作抽象规定与它的具体形式的结合和统一，形成总体思维形式和各个具体思维过程的内部映射与联动的关系，———这一点使其和资产阶级的解释学、物象法根本不同。其转化的结果按照概念内涵的本性而言，既建立现实具体对抽象的关系(按起源方向看)，同时也建立历史抽象对具体事物(表现形式)的关系(按发展方向看)，所以最终获得了“具体总体性(规定)”。

《资本论》诗性话语永远激发后人前行，这铸就学术宗旨：浴天地之雷，醒世人之目；九张诗重拾，勒古理论今。唐诗宋词作为“诗意化劳动过程”规定，深度结构化了批判的方法论，使之实现“写实”“写意”以及“发生-结构”“结构—发生”在有机嵌入基础上的工作统一。劳者劳格，乃是阶级之格，阶级本位就来自于历史行进过程中的所有制。这是学习领会《资本论》时刻不能忘记的!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蓄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然则需要依据思维学、逻辑学、知识论统一机理，在和《资本论》深度对话中，寻找中华本土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制订辩证法建构与批判的策略。

可见方法论上的唯心主义，其突出表现即在于学科体系分裂及其基础的缺失。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地方正是：缺乏的不是唯物主义的内容，乃是对待唯物主义工作内容的方式———如行动主义的方式，于是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必须深入辩证法的历史场域。马克思主义研究最大的优势就是不拘一格地占有材料，以一流的世界观方法论整理好它们，既调查现实，又调查历史，结合二者，找出规律。古代各民族典籍都有口口相传的历史和专业者各掌典籍代代传承的历史。在回家、回历史、回中国的新时代语境中，“中国人的资格”应当作为学术研究所遵守的规范，我们需要由此出发并以此为尺度。历史生产方式是内在贯通的，通过中华典籍和《资本论》的对话，在寻求劳动过程文明规划的进程中，可杜绝任何离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义解释学。中华主体革命是一种人复为人的过程，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新型劳动过程文明规划”；由此经史子集势必是中介，天人合一全面拒绝的是宗教问题，又和迷信主义作内部的斗争。中西学术对话意义的学科体系建设即在于古今贯通、中外融汇和会通以及努力推动文理学科的新融合。

从天人合一的中华固有学科出发，这是一历史漂流的船舶。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经济学饱受解释学之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时代内涵的唯物辩证法的再出发，“中国特色”所彰显者中国工作内容也。“回家”即是踏河流，深度会通民族历史也！盖因唐诗宋词与《资本论》是立基行动主义和唯物主义辩证法结合的历史路线考量，所以，它的文化表达即是一句话主题“回中国”，即是思维语言的合流入海、相而然也！亦表明在知识理解和应用上，中华需要走艺术性和科学性相结合的道路。然则，本位性的中华思想是“行动主义的早熟型”。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前进的道路使人愉悦，自会对“道是不会干涸的”理想感同身受，身体力行，从而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此思维学的深层意蕴。33

中华共同体工作指向正是美学意义的劳动解放，并率先提出并实践了这一工作规定：劳动的自然形式的解放通过不断变革它的社会形式来达到！因此，当哲学家痴迷于用个别、特殊、一般的逻辑学概念进行纯粹的智力游戏时，马克思毅然揭起“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行动旗帜；同样，当人们还迷惑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原理、沉醉于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合乎“资产阶级原理一般”的规范并如何削足适履时，新时代社会主义学术号角已然吹响！亦因此，这绝对不是什么理念概念的先行，新时代的中华学术需要“文化自信的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作品序列的横空出世。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不断从经典著作中汲取智慧学，将有助社会主义研究取向的批判性思维和语言形成。该探索路径有助于“劳动过程通史研究”(真正意义的体用辩证法的历史作品)的最终成行；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我们期待“《资本论》与天人合一”的学术早日蔚成风气！34王国维言学术“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曰第一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为中国经济学的“道”：路漫漫其修远兮)曰第二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为中国经济学的“德”：吾将上下而求索)曰第三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为中国经济学的“道和德”：雄关漫道真如铁)中华思维学的进展及创造性转化系列研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科书体系建设裨益良多，增益甚大，因其从语言和思维上彻底打破了资产阶级对历史研究的刻意沉默。

只有咏读经典，方可勇立潮头。以历史写文化、以文化写历史，乃是对“方法论唯物主义”大写化意义的工作锚定，因而文化其实“书写当下的历史”。要之，经典的对话“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钜”。然则需要认识到，《资本论》具有文化谱系学，追踪它的踪迹，有助于“新生代中国青年”文化的良好养成。34在这当中，中华生产方式首先不宜以“小生产的小农视角”看待，姑且不论“中华小农”不小，中国城市史即涉及通代的、比较的、内外的、具体性的综合研究，其内容显然不是“西学范式”所能涵容的。其次，过于拘泥“文字记载的历史”和“话语霸权下的历史”，是容易犯“下定义的历史研究”错误的。再次，经济史在财产所有制的意义上可能是独立的，在“劳动过程占有”的意义上则是非独立状况。这些是单靠哲思所无法解决的。青年们，我们传民族精神，冲锋在前！主体对抗逻辑建基于历史客观逻辑，又岂不闻“闻多素心人，诗奇可大观”；《资本论》“九张机”，玉宇澄清万里埃，圣手捧将如意来！唐诗宋词中华道路的再崛起实际上正是“客体批判”的领导体制向“以主体批判为中心”的重归，使经济学教科书在“人间词话”的意义上走入日常生活。归根结底，我们期盼能够尽快建立将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归结于主体自身的“现代中华学”，并依靠中国人自己的理解力，借助和通过对“中华道”的深度解读，创造性地将“唯物辩证法规律”予以艺术形式的知识化，赋予艺术化的知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