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应正确解读为书写历史条目资本的工作方法、工作逻辑和工作线索。马克思说明他的理论著作是对资产阶级范畴的工作批判，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整个理论体系的批判，同时，“也是对上述体系的叙述和在叙述过程中对它进行的批判”。1这个批判是从本体起步的。盖因“西洋哲学家谈本体者，只是驰逞知见，弄成一套理论，甚至妄以其理论即是真理，而真理直被他毁弃。”2例如，“在黑格尔看来，传统形而上学的弊端在于，它是一种凝固的、僵化的‘实体本体论’，他试图通过对概念辩证本性的揭示，使‘本体’成为一个自我矛盾、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的‘精神活动性’，并呈现为一个历史性的自我生成和自我创造过程，以此克服传统形而上学实体化本体的凝固性和绝对性，从而改造被传统形而上学凝固、僵化地理解了的‘本体论’。”3这导致马克思直接声言自己是唯物主义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4其次，“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5

但开篇的声明并非指示商品是逻辑起点，而在于指明它的“体用不二”性质，即亦体亦用，同时是体和用的载体。并且，商品这种工作性质使其必须作为知识论的载体，而首先成为“批判的知识工具”。“庸俗经济学丝毫没有想到，被它当作出发点的这个三位一体:土地-地租，资本-利息，劳动-工资或劳动价格，是三个显然不可能组合在一起的部分。”“对庸俗经济学家来说，只要他达到了这种不能通约的关系，一切就都清楚了，他就不感到还有进一步深思的必要了。因为，他正好达到了资产阶级观念上的‘合理’了。”“‘劳动的价格’是和‘黄色的对数’一样不合理的。但在这里，庸俗经济学家才感到真正的满足，因为他现在终于达到了资产者认为他为劳动支付了货币的深刻见解，并且因为恰好这个公式和价值概念的矛盾使他免除了理解价值的义务。”6

破除了商品是单纯的观念论的现象概念认识，商品的本质规定慢慢会浮出水面:首先是“对象之体”———商品的两因素，其次是“太极之体”———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它们的结合当然克服了机械主义和心理主义，而能够从生产方式的层面将体和用结合起来，视整体的现象为“体之用”。于是接下来有了“价值形式”的讨论，以起、缘、生、灭的历程引出“货币(金属货币本位制)的规定”，形成商品-货币的“体用关系”。这样看来，货币流通规律不过是价值规律的用的规定。以同样的方式，“金融(纸币或信用货币本位制)的规定”能够从剩余价值生产形式的生命历程中被引出，它一方面使得资本积累规律作为了剩余价值规律的“用的规定”，另一方面迫使资本积累规律具有两个展开环节。简要而言，在再生产的流通环节，资本积累规律具象为个别资本循环规律、个别资本周转规律、总商品资本的社会再生产规律，这定格为“流通之用”(总商品与金属货币的统一);显然，这是资本之用意义的“商品和货币”。进一步在社会分配环节，资本积累规律相应具象为生产价格规律、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虚拟(平均)利润率趋于上升的规律，定格为“分配关系之用”(全体意义的货币与商品的统一);即这里仍然是资本之用意义的“商品和货币”，但“货币领导价值”。“这样，在实体构成形态上，资本主义货币被分割为三方面的工作规定，即货币的生产实体、货币的流通实体和货币的分配实体，完成了‘为生产而生产’和‘为分配而生产’的体制的统一，并实现前者在权力结构上向后者转移、扩散。”7然则，《资本论》理论部分的构造体式可整体视为“由体而用”;从体用关系的展开看，《资本的流通过程》属于“翕”(合的规定)，《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属于“辟”(分的规定)，并且这两者都属于“体用不二”。8

如图1示意，《资本论》第一卷担负了由“体”起笔，整体阐明“体用关系”(原理)的任务。主要就是阐明“道”(依据商品以及“货币转化为资本”寻找规律)，以之为大前提，分别阐明“货币取象”(交换价值形式的历史发展)和“资本取象”(相对剩余价值形式的历史发展);最后以之为基础，阐明研究对象三个工作要素“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的辩证界限关系，通过揭示它们内部的整体联系，制定范畴和安排叙述顺序。这决定由《资本论》研究对象所统率的知识都不纯粹是体或用的规定，而是它们的合一:如第一卷对价值形式、相对剩余价值的处理，如第二卷对再生产运动和构造的处理，以及第三卷对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相关范畴和关系的处理。这使得由体而用成了探寻规律的线索，体用不二成了范畴的内在结构，以至于“体用”可以说成是辩证法的机理构成方面的规定。这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坚持唯物主义的同时，进一步认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无法充分说明社会历史区别于自然的独特发展规律，因而有必要将辩证唯物主义‘上升’为实践(和历史)唯物主义”，“因而有必要让拜物教批判理论出场”。10因为“黑格尔的不彻底性在于，他与传统形而上学一样，仍然把‘本体’理解为一个抽象的概念王国和共相世界。”针对于此，马克思彰显了“资本辩证法”的批判本质，“真正以‘资本辩证法’实现了对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扬弃”，“这里，辩证法的核心对象变成了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支配和统治基点的‘资本’，因而辩证法就演化成了‘资本的自我否定’”。11

据以上论证，可以说马克思对资本展开了并进的两条路线考察:(1)继之“商品(生产方式)的两个因素”，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个因素”;(2)继之“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考察商品二重性和资本二重性及其“体用不二”机理。两条线索的合成可以说是这样的总体思路:“随着‘商品的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转化为‘资本的二重性’(商品和货币)，与上述生产运动所对应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两个最为重要的历史规定就可以说成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引出的生产关系(规定)是‘剩余价值生产’，引出的交换关系(规定)是‘资本积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表面是资本同资本交换、流通过程和直接生产过程的实现再统一，实际是不断扩展的‘资本同劳动的交换’的一个运动规定。于是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这个序列便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运动’，而每一新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构造都是生产方式的一步步前进的结果;于是生产总体开始形成，并产生‘科学的叙述对现实运动的关系’。”12一言以蔽之，从知识论生产角度看，资本辩证法揭示的正是“资本之用”对“资本之体”严格意义的批判性回归，因为它所针对的是越来越物象化的世界:“庸俗经济学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不过是对于局限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当作教义来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因此，我们并不感到奇怪的是，庸俗经济学恰好对于各种经济关系的异化的表现形式———在这种形式下，各种经济关系显然是荒谬的，完全矛盾的;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感到很自在，而且各种经济关系的内部联系越是隐蔽，这些关系对普通人的观念来说越是习以为常，它们对庸俗经济学来说就越显得是不言自明的。”13

从中可看出，体、用正是辩证法的实质内容规定。以此观之，资本所执行的本体论批判范畴正是“事的二重性”规定(在资本批判义项下成立的“商品批判和货币批判”14);它立基于资本之体，立基于“劳动二重性”(阴阳)，立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对象的“两仪”线索，全面展开对资本五行意义范畴(由社会商品构造启发的“合生”运动)的考察以及相应对资本八卦意义范畴(由社会货币构造启发的“化生”运动)的考察，最终构筑起特别的“体用不二”知识系统。我们可进而从中发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品性”。“以此观之，《资本论》的辩证法是‘实践态的’，具有内在的三个认识维度:发生学工作逻辑、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劳动二重性的学说原理。”15前两者合成为方法论意义的“知行合一”规定，后两者的意义合成即知识生产与传播之“体用不二”规定。从而，“《资本论》的方法要求彻底扭转这种局面，其意义不仅在于通过‘科学抽象’揭示出现代世界由以建立起来的基本关系结构，而且尤其强调在这种关系结构中把握诸实在主体展开自身的具体化路径和方式”。16于是基于中国工作之话语体系，《资本论》开篇可以说委实从对象进发到研究对象，以无对展开有对、由体而用，从“对象之体”的历史阐述转到“太极之体”意义的方法论揭露，最终从对研究对象的科学解剖深入到知识理论体系形成的内部过程。

熊十力一生学术精要在于弘扬“体用不二”学说，即寓体于用、即用显体。无独有偶，《资本论》中对劳动和资本的体用关系处理，亦是如此，创造性呈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商品-货币-资本辩证法”，其立足者正是哲学意蕴的本体论批判。因此，如果说王阳明学说的理解制高点是“知行合一”，那么，对熊十力体系的把握要从“体用不二”切入。“熊十力的宇宙论的两个基本概念是‘翕、辟’。”17然则，“熊十力认识到，宇宙及其间事物的发展是因为其本身内部含有矛盾。这是内因论……他把翕辟的对立和‘心’‘物’联系起来，他说，翕假说为物，辟假说为心……反对唯物论者把‘心’消纳于‘物’，也反对唯心论者把‘物’消纳于‘心’，但他的哲学体系并不是心物二元论，因为心、物并不是他的体系中的最高范畴。”18但“体用不二”必然以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为基础，如熊十力自己就说，“余平生之学，主张体用不二，实融天人而一之，与宗教固截然殊途。”19“吾儒体用不二、天人合一，此为探究宇宙人生诸大问题者不可违背之最高原理也。”20此又是为何?盖因熊十力的工作究其实质是求“中国知识论”，他以体用不二为“性相一如”的思维学策略，说明他的学说不独是“哲学”(宇宙论、本体论、心性论、认识论)，而同时也是“方法论”。并且就其骨子里面的中国工作本位而言，熊十力的首要贡献委实是“方法论”，换一角度说话，熊十力是以“本体论批判”作为他的哲学方法论探究的。

回顾思想史，这种工作是对于王阳明衣钵的内在传承。盖因王阳明不独是“唯心者”，按照现代标准看，他更多是行动主义者———追求的是“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在中国工作语境中，人和心有时是同一性范畴。同时应当注意到，王阳明的学说恰好较为完美地体现了行动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思维上的内部掌控性，因而与黑格尔不同，王阳明没有陷入那种思维性神秘当中。21可以说，这是于主体社会的构境中完成了对“心象化世界”的神秘主义的破除。无独有偶，王阳明-熊十力的工作关系恰好可用“马克思-卢卡奇”路线上的学术进展情况加以比对。即如果说劳动二重性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意义的思维学策略，这个对应的规定在王阳明那里就是“身份二重性”———物质身份和社会身份，由于二者连体，所以王阳明强调“心物合一”。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经济学，目的是要理论破除“资产阶级物象二重性”，因为它造就了“物的解释学”，“实践之路是物化→物象化”，“产生一种工作效果:物化对物的生产予以肯定，物象化为之拟象，促成拜物教认识”。22在主体社会里，“物象化世界”为“心象化世界”替代。马克思和王阳明囿于自己的任务，均未能从哲学建构层面说明“如何破除”的问题。如同王阳明将问题最终交到熊十力的手中，马克思则将这个问题“转移”给他的哲学批判方面的工作后继者卢卡奇。

为了解决“资产阶级虚假本体”问题，卢卡奇将本体论作为一个根本问题提出来，他通过将“社会存在”视为独立于精神的存在类型，进一步提出“社会存在本体论”，以之为认识批判武器，完成对“资产阶级物象化世界”的理论瓦解工作。因此他讲道:“在哲学的发展中，实证主义，首先是新实证主义，只有当它们要求在所有的世界观问题上采取一种完全中立的立场，让所有本体论的问题都悬置起来，成为一种把自在存在的全部问题作为原则上不可回答的存在问题从它们的领域中清除出去的哲学时，才具有这种特殊位置。实证主义和新实证主义在这方面继承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遗产。”23盖因“现代世界仍是资本统治的时代，因而唯物主义是主导性哲学观念，实用主义、实证主义、科学主义、技术主义等不过都是唯物主义的分支，是对‘物道’从法的层次上的展开与论证”。24关于虚假本体，卢卡奇还指出:“对于被我们认作事实或联系，认作过程或规律性的东西，只有不断地清醒的本体论批判，才能在思想上重建对现象的真正洞察。资产阶级经济学由于这里产生的僵硬的分离性的二元性而不断受到损害。在一个极端产生了一种纯粹经验主义的经济学史。在这种经济学史中总的过程的真正历史的联系消失了;在另一个极端，从边际效用理论到今天的操作性的个别研究产生了一种科学，它以一种伪理论的方式，使真正的和决定性联系消失了，即便在具体情况下偶尔存在着有现实的关系或它们的踪迹。”25然则，“这就清楚表明，科学发展本身如何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既要从思维上跨越某些范畴关联，同时又不因此而必然陷入放弃科学所研究的那种存在的客观性的境地”。26并促使卢卡奇声明这一点:“对于社会存在本体论来说，马克思的‘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的论断是格外重要的。这句话是在一般本体论意义上讲的，因而它既适用于自然，也适用于社会。”27然则，为使对“虚假本体”的批判形成条理性的认识，特制作以下图例(图2)，作为存史之备。

如果说卢卡奇在马克思之后所执行的本体论批判有利于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引向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批评，那么，熊十力的研究事体必定有利于“新儒学”展开对“佛教学理”的世纪清理，即用“事的二重性”扫除心象化世界的二重性规定即心象二重性之思想与方法残余。28然则，熊十力和卢卡奇可以说不约而同地把王阳明和马克思的二重性(阴阳规定)“事的科学”化了，以此彻底与“物的科学”告别，就像十力先生说的，“科学本是向外逐物之学，其研究对象即是物理世界，其方法博而精、严而密，毕竟以实测为基、分析为要”。29乃至于“科学肯定物质为实在，物质有无本原，科学所决不过问，唯肯定物质宇宙是实在的而已。其研究的对象是大自然，唯用纯客观的方法，即以主观从属于客观。此与日损之学信任内心炯然大明、感物斯通者，乃极相反。由科学言之，可说知从物发，不是因心成知。”“科学的知识是以主观从属于客观、循物无违而得成，循物无违四字吃紧。”“故其知识精严、细密、正确、分明，得物理之实然。夫唯得物理之实然，乃足以操纵、改造、变化、裁成、征服、利用乎万物。大自然本是无尽藏，不会有匮竭。科学进攻自然，亦随之无停止，此科学所以为日益之学也。”30略说劳动二重性之提升为“事的二重性”，即卢卡奇所说的“劳动作为实践模式”，然则，“人类特有的生活的表现形式，这些表现形式———无论通过多少广泛的中介作用———都是从劳动中产生出来的，因而在本体论和发生学上也只有从劳动出发才能把握它们。”31简要来说，王阳明以人的主体(社会身份关系)和物来认定“身之二重性”，以区别于“劳之二重性”，如上指出，熊十力进一步是以“心和物”来命名身及其行动的。32所谓:“心、物乃是本体变动而成功用。”33即“心与物皆功用也”，“功用的心、物良方，一名为辟，辟有刚健、开发、升进、炤明等德性，《易》之所谓乾也。一名为翕。翕有固闭和下坠等性，《易》之所谓坤也。”34熊十力指出，佛教大乘空宗和大乘有宗所犯错误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原因，那就是把法性(本质)和法相(现象)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佛教的十二缘生实际上划分出了相互隔离的两重世界，即不生不灭的永恒的真如世界和刹那生灭的空幻、染污的缘起世界，而且最终目标是舍离现实世界、皈依涅槃境界。”“熊十力通过对佛教唯识学的‘因缘’作出了体用式的创造性诠释，把阿赖耶识缘起的现象界决定性因果转变成本体、功能大用流行，实现了从因果到体用的存在论模式转换。”35据此，十力先生尝试指出:“唯心宗以物为精神之表现，唯物宗以心为物质之作用，此皆任意想，以强作安排也。两宗皆割裂宇宙，而各取一片以说为一本，核其实际，要皆无体之论。”36

图2中，唯物主义和神秘主义共相，而唯心主义又和行动主义共相，表明求其理论结构必由“方法论”入手。然十力先生以“体用不二”为知行合一(本质和现象统一之实现行动)的思维学策略，那就是破除对体的抽象性解读和运用，是把理论落实到“体用的知识结构”寻找问题解决，询问知行合一的“如何可能”。“体用二名，想待而立。假如说，有体而无用，则体便空洞无所有。若尔，体之名何从立?假如说，有用而无体，则用乃无原而凭空凸现。如木无根而生，如水无源而流。”37如对商品价值而言，它既是“体”亦是“用”:作为“体”，它是价值实体和价值形式之统一;作为“用”，它是商品生产关系和商品经济社会范畴之统一。这就是依据事的二重性所得到的全体考察。“大乘法性一名，与本论实体一名相当。大乘法相一名，与本论功用一名相当。”然则，“确与本论体用不二义旨极端相反，无可融和”。38“即性相可分而实不二是也。”一方面，“实体是真实，现象是变异;实体是无对，现象是有对”。另一方面，“真实自身即是变异，譬如大海水完全变成起灭不住的众沤。变异自身即是真实，譬如每一个沤相其自身都是大海水”。总之，“有对即是无对，譬如于万沤而见一水，则有对即无对也。无对即是有对，不可离有对而求无对”。39熊十力十分明确地说明:“余持全体分化之论，实宗主大易，非余一己之臆说也。”“《易》明乾元，分化为乾坤。”“乾坤虽分，而实互相含:《乾卦》中有坤象，明乾阳主动以运乎坤，是阳含阴也;《坤》卦中有乾象，明坤阴承乾而动，是阴含阳也。”据之，“乾坤不可剖作两体，只是功用之两方面，不是二元”。“更不可于此两方面任意而取其一，如唯心、唯物诸戏论:唯心论者，只取精神为一元，是有乾而无坤也;唯物论者，只取物质为一元，是有坤而无乾也。”说到底，“大化之流，不有反对，无由成变(大化，犹云大用;流者，流行;乾阳，坤阴，以相反对而成变化)。不极复杂，何有发展?”40

所谓即用显体，如后文说明，它指示以下两方面规定:体是对象与太极之统一规定以及用作为理论形成之线索，作为研究对象与知识的统一，最终导致认识的内容和认识的形式相统一，实现方法论的贯彻。在熊十力的眼里，“体用不二”就是中国知识论含义的“理论”了:“王阳明自谓发见良知，为千古之一快。余发见体用、天人，亦可引阳明之一快以自慰。”41然则，以理论审查知识结构所收到的效果即是“思维方法立本”。工作实质在于弘扬发生学的实践逻辑原理，所谓:“本体是无对。本体之流行至健无息，新新而起，其变万殊，是名为用。用既万殊，便是有对。由体成用，即无对已含有对，相反在是。然赖有此反，乃以显发本体之盛德与大化。用毕竟不违体，故曰无对统摄有对。”42“熊十力的体用论既不是柏拉图式的二重世界论，也不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实体论’。体与用的关系既不是超验世界与现象世界的关系，也不是作为基质、基础的‘实体’与属性的关系。”“与柏拉图的二重世界论和亚里士多德实体-属性二元论相对照，熊十力的体用论可称之为即体即用，即本体即功能，即实体即属性，即变易即不变易;而即体即用、即变易即不变易是熊十力本人极为强调的;其思维方式可称之为‘中道思维’。”43这种兼容并包的研究与叙述方式是将图2展示的“四方结构”作为一个整体予以把握，从而是在“对角线”的关系上突出与化解“路线对立”。熊十力指出，若论“中道之义”，“汉以来实无正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西学蔽于用而不见体”，即“中学所谓流行不息，活活跃跃之大用，西学于此亦见。但西学所见，便止乎此。易言之，西学遂为用所蔽，不能于用而透悟其本体。”44在高度上，十力先生力图以“不二”知识论框架统一“知”和“行”，然则，它广泛涉及“本体现象不二”“道器不二”“天人不二”“心物不二”“理欲不二”“动静不二”“知行不二”“德慧知识不二”“成己成物不二”等。45由此生发的境界是，以大《易》为支持的“中国知识”总体上是“结构不二”的，这直接肯定了对象思维学的工作实存性，又便于将儒家社会理论阐明为共同体思维学下的主体社会的理论。

经由以上阐发可以发现，十力先生的宏旨在于建构“中国知识论”，所依凭的学术路数是“中华思维学”和“知识论”的对接。中间的通道绕不开逻辑学，他用兼顾形式逻辑、辩证逻辑的“东方式的实践逻辑”作为依傍。这自然是经过熊十力和大乘空宗及有宗的斗争所得到的不易结果。让我们从众多“不二”框架中取出“境识不二”，作为其知识理论构造的一个正面阐明。然则，需要知晓它的理解底座仍然是天人合一意义的“心境合一”。实际上，这依然是思维学的策略，从中可看出熊十力和王阳明工作的内在理论相关性，即“心境合一”是暗合王阳明“心理合一”的。熊十力以“境”置换王阳明的“理”，更加突出思维结构的主体发生学特质，盖理欲不二而入“境”。

实践而又理论而又知识结构，按十力先生所尊崇的大《易》义理看，是从变易生简易再生不易的认识沉淀过程，但实际的理论斗争相反，知识界呈现的是相反的路线景象:不易(知识假设)→简易(理论流派)→变易(中西诸流派的知识)。这从知识论上激发了“体用不二论”，“自变易言，宇宙万有皆变动不居，科学研究者固在此方面。自不易言，则太极为变易之实体”。“变易之万有譬如起灭不住之众沤;不易的太极譬如大海水。变易以不易为体，譬如众沤以大海水为体。体用不二之义极难言，唯大海水与众沤喻，令人易晓。”然则可断论，“科学自身元是知能的。而运用此知能者，必须有更高之一种学术。此更高之学术似非求之儒家大《易》不可”。46并使得十力先生对理论的判断和对知识生产的考虑直接相关。盖因“体用不二”既要由理论所显明，同时，它本身即是在“运用”理论。即综合起来看，“‘境识’概念是熊十力哲学体系的基础概念”，“在‘境识’这对范畴发展过程中，熊十力从大乘唯识学入手，认为各种存在的‘物象’的本体在心，为体之用，进而‘境识’问题又可以归结为‘体用’问题”。47

要之，这是熊十力的哲学底蕴所在。以老庄为例，十力先生解读曰:“不肯把本来浑全的宇宙，无端加以解析。不肯把他本来浑一的生命，无端分作物我，别了内外。”“因此，应该说他是超知识的。”但是必须说，“他并不是故意反知，却是超出知识猜度的范围，而握住了真理”。故而，“我总觉得，哲学应当离开科学，有它独立的精神和面目”。然则，“所谓超知识的也者，本无神秘。亦旅怪迂。知识所以度物。而理之极至，不属于部分，乃万化所资始，则不可以物推度”。所以最终必须说，“真理不是妄构的境界”。48从批判的角度看，可以认为:“熊十力在认识论上主张‘智识合一’，即‘性智’和‘量智’要辩证统一，并提出‘性智’统辖‘量智’，在此基础上，主张要‘转识成智’即知识必须服从道德，真正实现伦理学和认识论的统一。”49“孔子尊智而不轻知识，格物而主以致良知，本末一贯，其道不可易也。”“总之，孔子之学以知识与智合一为常道。”50于是乎，“吾国先哲对于境和心的看法，总认为是浑融而不可分”。51“总前说而观之，大乘遮拨外境，甚有义理。夫识对境彰名，才言识便有境，如何可言唯识无境耶?”“据此，则唯识为言，但遮外境，不谓境无，以境与识同体不离，故言唯识。唯者殊特义，非唯独义。识能了境，力用殊特，说识名唯，义亦摄境，岂言唯识，便谓境无?”52

这使得熊十力步入知识的整体构境论。于是这个境，必须作“实态的理”(如智亦良知)来掌握。如此能够明白这些论断:“心和境本是完整体的两方面。”“吾侪须知，从我的身迄大地乃至诸天或无量世界以及他心，一切都叫作境。”“我的身这个境是不离我的心而独在，凡属所知，通名为境。”可以说，“心是能了的方面，境是所的方面，境必待心而始呈现，应说唯心，不言唯境”。然则，“所谓定律或公则等意义，相当于吾先哲所谓理”。无论“主张理是在物的”抑或“说心即理(此即字的意义，明示心和理是一非二)”，“实则心和境本不可截分为二(此境字，即用为物的别名)”，因为“所谓理者不应偏说为在物，当知万物元是众理灿著，吾心亦是万理皆备，是故心境两方面，无一而非此理呈现。说理即心，亦应说理即物，如果偏说理即心，是求理者将专求之于心而可不征事物”。“综前所说，但对治迷执外境，并不谓境无。如果随顺世间，假说物为外在，从而析其分理，‘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庶几格物而不蔽，用物而不溺，正是心境浑融实际理地。虽假说外境，而不迷执为外，则亦余所不遮也。”其中道理所在是:“今所以说识名唯者，一，会物归己，得入无对故。如果把万物看作心外独存的境，便有万物和小己对待，今说唯识，即融摄万物为自己，当下便是无对。二，摄所归能，得入正智故。能谓心，所谓境，了境者心，改造境者亦心，故说心名能。心之所了别者是境，随心转者亦是境，故说境名所。唯识旨趣，是把境来从属于心，即显心是运用一切境而为其主宰，是不役于境的。心不役于境，即解脱尘垢而成正智，此唯识了义也。”53

以“境”作为思维结构，突出了理论构造的总体性内涵，然则，它和总体范畴是内在契合和意义对应的，这和《资本论》不谋而合。这是解开马克思为什么认为《资本论》研究对象需要加以特别表达的“密匙”:“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54若以生产关系为“心”，则上述这个表达实则是“境”，心是“殊特义”，境是“总体义”;资本范畴即是识，它与研究对象之境是一体同界。所谓:“识乃与境相对应，自性即为抛开一切经验的纯粹的本性、本心。”55进一步，如果说“不可舍心而言理”，那么这个“特殊的识”由以产生的规定，就正是:“一切境都是与吾心同体，没有一彼一此的分界，没有一内一外的障碍。”56

心境一界，而后有境识同界、同理，“所以境和心是互相对峙毕竟又互相和同，因此能完成其全体的发展。照此说来，境和心是一个完整体的两方面，断不可把境看作是心外独存”。同样的道理，“境和识本为完整体之两方面，境的方面能影响于识，识的方面能了别及改造于境。完整体有此两方面以遂其发展，是乃法尔如是”。又之，“境与识本不可分内外，而世间计有离心独在之外境，则妄而已矣”。57“在这种进行非人格化的过程中，凡是显得同一定的认识对象与进行感知的现实的人之间的直接关系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东西，凡是不仅决定着认识对象本身的真正的、客观的属性，而且也决定着人的感知器官(包括直接思维)的特性的东西，都必须被当作现象(或者有时甚至被当作纯粹的假象)而退居次要地位，从而让位给那些现实地自在着的因素，从而使人能够按照自在着的、独立于人而存在着的世界的那个样子去感知世界……那么假使没有非人格化过程，则人们日常生活的某些直接表现形式就会成为无法逾越的障碍，阻挠人们进行上述那样的实践，因而也阻挠人们真正地认识人的存在。”58然则在熊十力看来，上述的这个结构真正支持了知行合一，它通过开启“智识合一”，在工夫活动中最终统一了“为道日损意义的致良知”和“为学日益意义的致良知”。

通过性相一如，十力先生获取了“本质现象合一”，以之为思维学策略，通达王阳明的知行，解决它实行不足的问题。59十力先生给出知识总答:体用不二原理。在它的背后隐藏有一种努力，那就是以“心境合一”弥补王阳明“心理合一”之不足，形成一个“唯识学”的新理论;复以太极与对象规定之统一说明“道”60，而能正确取象。“全部的问题在于不能把‘道’神秘化，用逻辑学的思维神秘解道，结果就是将道视为某种‘最高精神实体’。”61然则，熊十力认识到，“老氏所谓道，盖合虚、神、质三者，而为混然不可分割之全体”。62显然，这种思考策略是为了获取理论研究对象而必须具有的突出的思维特质。这样对熊十力所要完成的体系而言，“体用不二”和“境识不二”是相互拱卫的。达成两方面的效果:既避免了理论作为纯认识而以本体论统摄之，又迫使知识的生产向着本体论批判的方向进取和一步步落实。拱卫两者的地基必然是“心物不二”，盖因体系所需要的所有规定都从这里开拔，均需于此处予以定义。

犹如卢卡奇之思路推敲:“我这些引言，只能针对这种本体论批判的最一般的轮廓进行一些提示性的说明……我们既然继续试图至少是从一些最重要的规定性上，勾勒在进行本体论批判时将要出现的一些综合问题的最一般的轮廓，那么首先就必须扼要地谈谈三大存在类型(无机自然、有机自然、社会)在起源方面的共同关联性和在质的方面的差异性。”63那么也需要询问:熊十力最终以什么的思维学策略通达王阳明的“心物”问题，获得其圆满彻底之解决呢?答案是“宇宙万物合一”。这是熊十力基于生命实践论怀有的终极解释:“万物各有的生命，即是宇宙大生命;宇宙大生命，即是万物各有的生命。”64王阳明以道为心，以道为心容易陷入“彻底的唯心论”;在其体系里，物者是向着“心”前进的，心即理，以性为体，理乃是“思之维”，然则，汇集齐整了的因素共同奔向“致良知”，构成封建官僚社会秩序意义的“善行”。要之，“王阳明用‘心’托出了‘物者’(物象)，从而强调的是‘心即物’(心外无物)的社会心象”。65与之不同和作为它的补充完善，在实践对象环节，熊十力力主以宇宙为心，统一主体和客体的本根规定，强调:“本体亦云宇宙之心。但所谓宇宙之心，实即众人或万物各具之心。”十力先生就此有针砭的议论:“西洋知识论之兴，本以古今谈本体者纷无定论，于是转为知识之探讨。乃复自画于此，又置本体论而弗究。”“理智或知识终不堪得到本体。然则求证本体，必别有工夫在。”66也就是在这里，卢卡奇恰当地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想到这样一点，就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非人格化一直是认识现实的、自在着的存在的若干最重要、最不可缺少的手段之一……在这里，人的有意识的目的论设定，构成了上述两类不同的适应活动的本来的、首要的分水岭。然而，人对周围世界的积极的适应活动可以在存在中无限发展，这是和以前的消极的、纯粹以生物学为依据的、因而从根本上说是相对静止的适应形式不同的，所以人作为个人和作为类而自我再生产的社会过程中，非人格化恰恰是使人成为人、使自然限制逐渐退却的一个决定性的重要因素。”67

本体是空寂的，亦是流行的，这是从体用合一角度看待对象规定的。“本体是恒久，无始无终。本体是全的，圆满无缺，不可剖割。若说本体是不变易的，却已是变易的;若说本体是变易的，却是不变易的。”68一阴一阳谓之道，一翕一辟谓之变(谓之性);然则，把翕辟成变同样说成是“宇宙论”。69十力先生的一大创见是坚持以心、物命名“事的二重性”———这是方法论之贯彻，由此启发“事的科学”之构建。从“劳动阴阳”和“身份阴阳”二重性规定的统一看，二重性(中国人曰“阴阳”70)所组装者即“非人格化”和“非物格化”的素材;劳之二重性与身之二重性涉及的事实素材显然不同，但从意义引申方面都涵容物质素材和社会素材两方面的内容71。然则在熊十力看来，本体论和知识论亦是从“实践”之科学规定起步的。这为其智识论提供了可靠根据。“来函问事物之理，与天理分开，此说谛否?”答曰:“心物本非二界对立。”“心是天理流行，即物是天理流行。”“如以物果为对立而不相融之二界，则物之理，何可以心知之乎?唯心物不二，故心，是万理皆备之心。即物，是万理皆备之物。”“然心、物，究是浑然一体流行不息之二方面，不可只许有心之一方面，而否认物之方面。则阳明似未注意及此也。”而说到底，“孔子之仁，程、朱之天理，象山之本心，阳明之良知，实是一物而异其名耳，《新唯识论》之性智，亦此物也”。“事物之理，如何可离开天理。”“是故心物，同于理。不可以心物为二，不可说事物之理，外于天理而别有在。宇宙人生，元是浑全，不容分割。”72究其实质，如上所论及，熊十力“一方面是论证传统的尽心之学具有宇宙论与人类学的根据，因而有永远普遍的意义;另一方面试图在尽心之学与格物之学之间建立起一种既合于儒学传统又适合社会发展的关系。”73于是触发议论:“熊先生的学问乃是自家体系之建构，其体系根据在于《新唯识论》，是以‘易’的乾坤、辟翕之说而来摄受佛学的心法、色法，故以乾为心，坤为物;另一方面，又可摄受西方的唯心论、唯物论，其以阳明良知说为基，再做物质坤元的补充，以便开辟外在客观世界的运作，由此接轨西方科学知识等系统。”74而立足主体(关系)社会，以宇宙和万物合一为思想素材，本着宇宙即万物、心和万物同体合一的思想策略，确实能够发掘主体批判之事功，从哲学思索的高度上突出了中华对象的规定性。

要之，是认识到“心物合一”的内在缺陷还在于满足“思维的摩画”(为思维形式所构画)，而难以达成十力先生所言的“直指本心，通物我内外，浑然为一”之境界，或者说仍然是“思想上的宇宙论”，而并非“实践过程里面的宇宙论”。在熊十力看来，一定要从内在方面、从生活当中来说明心物绝不是“两个”，而是“一个”的事实道理，这才是为“体用不二”知识原理真正奠基的规定。为此，就要根本杜绝形式主义的“物之哲学”“物之科学”“心之哲学”“心之科学”对认识的干预，并防范话语上的“本体解释学”。所以，探究本体同样离不开“用”，即心和物的本体规定必须是大用意义上的统一。75万物皆起于小一，成于大一。大一者至大无外，“浑一而不可剖分，谓精神”。“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小一者，物质之至微者也。”76然则可以说，“‘小一’或‘系群’，是心与物合一、翕与辟合一”。或者，“由翕而凝成‘物’，总有由‘辟’健动之‘心’为主宰。也就是说，通过每一‘小一’所涵的主宰，都可发现生生不息的‘本体’。或者说，每一‘小一’，都是‘本体’体现”。77

这归结的部分应该是谈哲学的统一性问题的。哲学是建构与批判的统一，虽则心物不二→境识不二→体用不二路线，充满了思维学智慧，但实质问题仍然是解决“心物合一”“心理合一”“知行合一”的意义贯通问题。“从‘物的科学’对‘事的科学’转化为起步，王阳明主张的认识论是迥异于自然科学的。这在王阳明看来，‘心物合一’乃是社会科学的直接出发点，心物合一就是生产关系的‘中国表达’(思维形式)”。78无独有偶，卢卡奇同样遇到这样的难题，“《历史和阶级意识》最根本的是历史概念，这是他全部理论的基石。卢卡奇把历史作为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抵御自然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盾牌”。然而，“一旦辩证法被置于历史的疆界中，它的内容只能是历史的主体-客体间的相互作用。而作为历史的主客体同一的无产阶级，就代表了历史的方向。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成为历史过程的真理。当他把历史作为马克思的本体论时，自然辩证法就必然被排除于马克思的理论学说之外”。澄清这一点后，卢卡奇开始“把自然本体论确立为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前史”，他指出，“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则是———在康德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影响下———从纯认识论的观点出发来考虑所有这些问题的，因此，他们不是用教条主义把历史唯物主义僵化，就是用唯心主义取消历史唯物主义……后来在斯大林时期，一方面产生了一种新的教条主义;另一方面，反对这种教条主义的人们则没有找到通向真正的马克思的本体论的道路，他们试图脱离辩证的世界观，脱离本体论上的唯物主义的和辩证的世界观，来从哲学上论证历史唯物主义”。79

体不是神秘的，由理论形成把握体，复由方法论线索看待体，就彻底统一了“对象之体”和“太极之体”。同样的道理，用亦不是模糊不可辨认的;依中国人的说法，它体现在实践和理论统一中，具象在“知行合一”中:这个行即“实践”，这个知即“理论”。显然，中国人说的理论乃是研究对象(规定)和一定知识结构的统一。简言之，这些规定和线索凸现了整全意义的“体用不二”。然则，熊十力不凡的工作同样赋予了“哲学批判”以方法论的实际意义。试想如果马克思不写就《资本论》第一卷(按“史书工作规定”的方式)，那它的第二卷、第三卷会有怎样的意义?依我们看，至少是有“方法论的意义”———如果它可以成为“哲学书”的话。前面指出，《资本的流通过程》展示能变之本体的“翕”(“合生”之表现)，《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展示“能变之本体”“辟”的方面(对应表现“转化”之功用)。80于是，《资本论》第一卷是说“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不二”，第二卷是说“研究对象的境和生产关系的识的不二”，第三卷是说“资本的体和资本的用的不二”。其间损失掉的即是“历史批判(规定)”。但如果不究通史，如何能够了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向是“体之不离、用之不二”的呢?又诚如十力先生所言:“中国社会数千年来，在生产方面始终不离农业本位。若以西洋社会变迁的各种阶段强相比拟，终无是处。如果以为不离农业本位之故，或拟为奴隶社会，或拟为宗法社会、封建社会，就片段看去，固然好似说得过去。但如通其全而论之，中国的文化方面，如哲学思想的无神论与心物不分的观念，与世界观念及实践观念等，均是极高尚宏博纯粹而无可菲薄的。艺术思想的优越，更是中外公认的。道德方面的宽博态度，更不可求之今日西洋社会。”81

所谓主体批判、客体批判，即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蕴之“本体论批判”，只不过一从主体社会进行，一从客体社会进行。据图3指示，客体社会的“物心不分立”是和“心物不二”对应和呼应的，一言以蔽之，它把主体和客体实践关系具象化了。顺着这个思路，可以了解熊十力毕竟是中学人物，而以“境论”挂帅，而终不会跌入客体知识的泥淖;反过来看，卢卡奇的“识”是兼容“境”规定的，而能够于非人格化层面掌握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换言之，“这是从认识论角度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论证，或者说，这才是认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82最后，和主体社会“据体而批判”路线大不同，客体社会是“据用而批判”，从而特别看重的是具体作为“具象之体”的用的规定。换言之，是首肯了这样的批判线路:“马克思的经济学贯穿着一种科学精神，这种精神从未放弃在本体论的意义上的这种更为自觉和更为批判性的变化过程，不如说，他把本体论的意义作为一种持久、有效的批判性标准，把它运用于对每一种事实或每一种关系的确定中。一般来说，这里涉及一种科学性，它从未丧失掉同日常生活的这种自发本体论态度的联系，实际上相反，在马克思那儿他始终在纯化和发展这种联系，并且自觉地强调必然作为所有科学基础的本体论的规定。恰恰在这里，马克思的经济学明确地把自己置于任何一种以逻辑的或者以其他方式进行建构的哲学的对立面，但是，批判地拒绝在哲学中产生的虚假本体论，绝不意味着这种科学性接受了一种原则上反哲学的立场。相反，这儿所涉及的是把日常生活的自发的本体论和科学的、哲学的正确自觉的本体论自觉批判地结合起来。”83

综上所议，熊十力的系列“不二”范畴显然可以视为本体论批判路向的认识创设。然就“哲学方法论意义”而言，《资本论》第二卷非以“境识不二”(系统发生学逻辑)工作命名不可，第三卷非以“体用不二”(现象发生学逻辑)工作命名不可，这也成就了第一卷和第四卷之间特殊意义的“心物不二”。说明“哲学批判”终归是不独立的，既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前奏，也是它的思想合理之总结和实践领域之广化深化。这就使“不二”进一步成为主体思想识别自身的认识工具，并成为“主体批判”实体关系现代发挥之凭借。

从学科工作的属性看，熊十力一生主张之批判乃属中华辩证法意义的“主体批判”，盖因他的本体主要由思维学的层面予以规定，又以行动主义的意义赋予之，得出所谓“乾阳坤阴，相反相成”的根本行动法则。然则，若要询问辩证法的构成的内容，这在十力先生这里似乎是没有答案的。但熊十力强调，“大地上凡有高深文化之国，其发明辩证法最早者，莫有如中国”，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心物问题，“则亦因辩证法之发现而不堕一偏之执”。不仅如此，十力先生还对辩证唯物主义发出由衷之赞叹:“辩证法唯物论兴，其所融会贯穿者弘远精确，而后有总揽科学各门类而指导之伟绩，不得不惊叹也。”84可以说，熊十力的体用不二等观点具有一般的哲学意义，尤其对体用辩证关系之论证，突出了辩证法结构的实存关系。按李建平教授的认识，它“包括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实践认识论在内的方法论构成”，“唯物史观始终是方法论的基础，唯物辩证法是具体运用的基本方法，实践认识论则是贯穿其中的根本方法”。85这依旧是个笼统的和比较原则性的看法，只是启发我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由“一整块钢铸成”的科学的总体方法论体系。依照列宁的看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活的构成和行动指南，亦即，“在这个方法论体系中有三个层次:总体层次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世界观，它是指导社会主义运动的‘活的行动指南’;基础层次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它是‘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核心层次的方法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86之所以如此，盖因辩证法的体用结构特质，例如《资本论》按其工作性质，同样具有“活的辩证法”工作体系，即“发生学工作逻辑、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劳动二重性”，总体而言，这就是“马克思对‘辩证法架构’的奠基”。87然则，我们不打算按照蔡继明教授的认识系列“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前进，因为那样的话，仅仅导致一个单纯学科逻辑的“从一般到特殊再到个别的逻辑演变和历史发展”。88所以，事实上无法说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方法论的内在统一性”。89与之相反，立足历史和中国工作本位，我们认为正确的前进应该是:经济学或中国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或中国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显然也是一个完整的辩证法工作链条，它包括如下的辩证法的运动层级:“学科工作规范”(“经济学或中国经济学”前进系列)、“方法论规范”(“政治经济学或中国政治经济学”前进系列)、“科学规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前进系列)以及“理论工作规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前进系列)。

简括而言，在第一运动层级，它决定辩证法的基本构成形态是“行动主义(唯物主义)”;这种学科规定的辩证法是素朴的，工作内涵直接导向于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以及主体关系和客体关系的自身规定，揭示的是“阴阳型矛盾(规律)”的自发、自为状态。第二运动层级直接和“行动主义+唯物主义”构成形态相对应，表明这个层级的辩证法规定在“行动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运动侧面相对分立，由此衍生了辩证法的各种历史工作形态。第三运动层级中理论被推到自觉状态，辩证法重新统一为一门统一的方法论学科和批判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科学，构成形态转型为“行动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辩证法”，而这无疑也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构成。显然在这一运动层级中，“对立统一型矛盾(规律)”开始作为认识力量、作为自觉性的领导力量而发挥作用，即作为自为行动规定和“普照之光”，它左右支配着人类的行为系统。按照黑格尔的极为特殊的说法，“当精神达到概念时，它就在其生命的这种以太中展开它的定在和运动，而这就是科学。在科学中，精神运动的各个环节不再表现为各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而是由于精神的差别已经返回到了自我，它的各个环节就表现为各种特定的概念及这些概念的有机的、以自身为根据的运动”。9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基于这一际遇和整体借助了“第三运动层级”的力量规定性，才正式登上了人类历史舞台，开始全方面展露自己的工作内涵，它在辩证法构成形态上的贡献即在于全面推进行动主义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规定性的融合，使其结成统一形态的“实践辩证法”。可见，“中国特色”的出场语境乃是“历史”和“辩证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视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之‘理论经济学’”。91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因而只能也必须牢牢抓住“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方法论是辩证法”这个牛鼻子，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性研究，使自身成为最高意义的理论规范，舍此没有他途。

《周易》由于坚持以相互作用为基础的主客体的互系认识，坚持人与自然关系的总体性优先，坚持对社会系统进行结构性把握的实践观，成为历史上最为典型的总体方法和工作逻辑的理论先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是世界文明史上学科体系最先完备和保存良久不变的唯一国度。一言以蔽之，中国是物质大国，中国更加是行动的国度。在这当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经济学→中国政治经济学”层级的运动转化。对中国而言，简言之，这是中华工作规范与批判逻辑，标识了行动主义辩证法之历史崛起与根基奠立。这个机理恰好彰显了经济学科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关联，并说明了现实社会主义的重大实践特征。其作为方法论规范，意在推进《周易》与《资本论》“思想共同体”的历史发展进路，从中国工作方面提升学科规定为“科学性的品位”，进一步为阶级科学宏基。“在当代经济学说中，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理论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能坚守原有的核心观点和理论原则，更能焕发出迷人的活力。”92然则，社会主义通过实践辩证法的规定使自身成为一般辩证法和特殊辩证法的结合体，或者说在对象和研究对象的两方面规定当中使“唯物主义辩证法”和“行动主义辩证法”相得益彰，这就将传统中国阴阳的意义锁定于辩证法的一般规定(物质性和对象思维)和特殊规定(行动性和面向理论的象思维、势思维)。“它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基于‘主体社会’和‘客体社会’这两个规定进行‘思维取象’，以利于建立对‘资本’进行历史扬弃的批判的知识理论。”同时需要充分注意到，“在现代场域中，中国人的方法论概念是从‘中西学术对话’中逐渐得到彰显的，思维科学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维度和‘互解’通道”。93

要之，从主体批判进发，十力先生以主体建构客体，充分肯定了主体在认识和改造客体中的能动性。熊十力指出:在本体的大化流行之中，翕与辟是有主次之分的;辟刚健向上，它的这一特性其实是本体自性或其表现，因此，不能把翕当作是主宰，主宰是辟。这是从领导力量上说的。在用机制上，十力先生亦强调:“翕辟是相反相成，毕竟是浑一而不可分的整体。”即翕辟发挥作用时不分先后，同时而起，缺一不可。“如果只有辟而没有翕，那便是莽莽荡荡，无复有物。如此，则辟的势用将浮游靡寄而无运用之具……如果只有翕而没有辟，那便是完全物化，宇宙只是顽固坚凝的死物。既是死物，它也就无有自在的力用，易言之，即是没有主宰的胜用，而只是机械的罢了，然而事实上宇宙却是流行无碍的整体。”94“夫辟势运行乎翕或一切物之中而不受物之锢缚，所以说为主宰。此主宰义，虽于用上见而离用无体，则主宰一词亦可以目本体，因从用识体故。”所谓:“辟是称体起用，称者，谓辟不失其本体的德性，是即用即体，故言称也。”95

无独有偶，在用机制上，马克思同样发现“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反映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内在问题”，所以它成为“现实主宰”;结论是，“分配运动不说明或决定利润率，相反是以之为中心的外在运动形式和现实关系。利润率决定的说明过程始终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二卷中。相应地，围绕这个决定过程而生成的‘规律’，是根据对社会历史运动进行生理性剖析所得到的认识成果。因而‘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是最重要的规律’，‘是理解最困难的关系的最本质的规律’”。96体-翕-辟，作用力量逐级传递，共同塑造了“现实的主宰物”。这解释了符合资产者意识和观念的现象规律的发生机理，对物化路径的批判来讲，则是“解蔽行动”;换言之，这也是“资本的用心”。一言以蔽之，资本依靠自己的本体所构筑起来的庞大的“物象世界”，乃是即生即灭的，没有永存之可能性，仅是一暂时性存在的工作规定。

然则，何谓本体论批判?“可谓是从‘是什么’问题的分析开始，转到求索‘如何来’和‘为什么’，最后专注于对‘是什么’予以深刻性揭露和批判”，是试图“体现由方法论批判衍生出理论和理论批判的方针。”97请看卢卡奇的一个抱怨和说明:“时至今日，即便是在那些自称是摆脱了宗教的思想家、科学家们中间，总是有一些人把受宗教对存在的解释制约的论点奉为对本体论具有重要意义的论点，相反，除了马克思之外，却很少有人对科学方法对本体论的重要意义进行真正的批判的考察，这实在是太可以理解的了。”98综合图2和图3，以解释学对待和用政治经济学批判内部启发之，工作效果截然不同，这可以说即是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文明派”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治学理念的根本分歧所在。然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究竟需要怎样的批判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品性在于行“劳动阴阳”之道，发挥“资本五行”之德，将资本蕴含矛盾的规定的消灭看作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看作由建设力量发动的社会有机体控制的过程，进而在这当中，处理好批判与进化、批判与调节的各方面工作关系。于是，“正是在深入于实在主体之自我活动这个关键之点上，《资本论》的方法展现出这样一种时代意义”，它拒绝“抽象的外部反思”，“要求任何历史科学或社会科学面向既定社会的自我活动，从而使这种自我活动能够得到辩证地揭示和把握，并使之在其独特而丰富的社会-历史规定中被具体地再现出来”，显然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理论方法对于讲中国语的哲学社会科学来说，意义尤为深远”。99

由体而用，即用显体;一言以蔽之，以历史启发方法论，以方法论启发理论(结构)，复以理论启发知识结构，形成实践与批判之“落霞与孤鹜齐飞”“春景与繁花并茂”。梁漱溟曾经声称，“我承认马列主义，可惜马列主义不承认我”。这实际是“中华话语”于现代语境遭遇完全失声失传的结局表现。正如梁漱溟所坦言:“余以为，马列主义毕竟宜中国化;毛公思想固深得马列主义之精萃，而于中国固有之学术思想，似亦不能谓其无关。”100由本体论批判如何进行下去的问题必须深层次涉及中国道路的本宗与源流整合问题，换言之，需要寻求中国道路之“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本体论批判”。“在该总体研究范式———也可以称之为‘马克思范式’中，历史全面地进入认识论、逻辑，进入理论、方法论，乃至进入一切科学，成为科学的内在构成。”然则，“‘历史’说到底不仅仅是解释学，而且是解释的标的(内容)本身，即实践模式”。101

关于清末以后之学术走向，十力先生是这样总结的:“清季至今，学界尽弃固有宝藏，不屑探究。而于西学，亦不穷其根底，徒以涉猎所得若干肤浅知解，妄自矜炫;凭其浅衷，而逞臆想，何关理道?集其浮词，而名著作，有甚意义!以此率天下，而同为无本之学，思想失自主，精神失独立，生心害政，而欲国之不依人，种之不奴于人，奚可得哉!”102资产阶级经济学主流教科书到处“物心两立”，以主观供求曲线为“知识原理”，且为“虚假本体”，倒溯理论(原理)和知识结构，并和国内“西化派”遥相呼应，就对知识生产与传播形成了“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的双重性垄断。这就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工作雄起，以批判逻辑重拾本真的思维学路线，通过再造主客批判之规定，消除当日境况之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