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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资本论》专章 |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第六章)

许光伟 · 2020-06-28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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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科工作定位上,科学抽象法是旨在实现思维学与逻辑学的批判导向的有机结合,推动“规律方法”和“范畴方法”的统一,可谓是辩证逻辑与历史知识结构形成的工作典范。然则,它启动了实践议题。有了这个坚实基础——围绕“本质”的研究,对资本主义经济总过程的分析就可以利用这些“发现”,纳入一个更为有机的思考模式中;并且很显然,马克思揭示的关系结构实际上具有普遍意义,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定的历史关系。

  

  《保卫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政治经济学的唯物辩证法”探究系列)

  咽不下玉粒金莼噎满喉

  ——题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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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毫无疑问,科学抽象法就是一个,但不断处于“建构”或者说建设状态,因应了学科基础的不断增容和扩展。然则需要知道,科学抽象法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建行动与立足《资本论》的重建行动除开民族工作内涵方面的考虑(由此增设新的研究线索“历史-文化”),本质上是相同的,是“原理初成”向“原理终成”迈进。这种建构进程亦说明方法论成熟对于正确理解共产主义是多么地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讲,原理终成意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抽象法将成为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工具基础。

  

  【作者按语】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即“政治经济学的唯物辩证法”具体化、完全化、充分化的表述。这项研究必须“众志成城”,集“集体之智慧”。作为抛砖,《保卫资本论》特设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专章,遂有此文。现原样贴出,以飨读者。其后续之作,值得一提的是“重建科学抽象法——从新中国70年经济史学方法论的意义、道路和行动内涵说起”(《齐鲁学刊》2020年第1期P90-110)及“反思科学抽象法:解构与重建——《导言》和《资本论》商品章结构形成机理及机制转换研究”(《海派经济学》2020年第1期P151-171)。前者要旨曰:“新时代语境的方法论研究更重视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抽象(批判内涵),而不是唯物主义的科学抽象(体系建构),更为关切中华取象行动,而非单纯逻辑抽象。”后者要旨曰:“政治经济学领域内唯物辩证法的总形式或总道路是:始源规定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行动主义(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它决定我们在理解和运用科学抽象法上必须摒除逻辑公式主义和解释学循环。”以上主旨说明方法论探究之树常青,更多工作仍旧值得关注。

  许光伟|重建科学抽象法 - 乌有之乡 http://www.wyzxwk.com/Article/sichao/2020/01/412737.html

  

 

  

楔子

 

  (一)

  厥初生民,食货惟先。(班固:《汉书·食货志》)

  (二)

  “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孟子问)曰:“然。”(陈相答)“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孟问)曰:“否。”(陈答)“许子衣褐,许子冠乎?”(孟问)曰:“冠。”(陈答)曰:“奚冠?”(孟问)曰:“冠素。”(陈答)曰:“自织之欤?”(孟问)曰:“否,以粟易之。”(陈答)曰:“许子奚为不自织?”(孟问)曰:“害于耕。”(陈答)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孟问)曰:“然。”(陈答)“自为之欤?”(孟问)曰:“否,以粟易之。”(陈答)“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以上是孟子难陈相之言)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陈答,以下是孟子破许子之言)“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欤?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孟子·滕文公》)

  (三)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货殖之利,工商是营。废居善积,倚巿邪赢。(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四)

  从许子之道,则市价不二,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价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价相若;五谷多寡同,则价相若;屦大小同,则价相若。(孟子:《孟子·滕文公》)

  (五)

  杨朱曰:可在乐生,可在逸身。善乐生者不窭,善逸身者不殖。(列子:《列子·杨朱》)

  (六)

  这样,为了正确地判断封建的生产,必须把它当作以对抗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考察。必须指出,财富怎样在这种对抗中间形成,生产力怎样和阶级对抗同时发展,这些阶级中一个代表着社会上坏的、有害方面的阶级怎样不断地成长,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质条件最后成熟。这难道不是说,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吗?(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七)

  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是我们必须承认的最重要的贡献。(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

  (八)

  还由于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例如,主观主义者虽然承认历史现象的规律性,但不能把这些现象的演进看作自然历史过程,这是因为他们只限于指出人的社会思想和目的,而不善于把这些思想和目的归结于物质的社会关系。(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九)

  有人把抽象分析分为下向运动与向上运动,并把下向之运动叫作研究方法,把向上之运动叫作叙述方法。这种说法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有人看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叙述,只是慢慢地把价值论、货币论一一加上去的,似乎没有顾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上所谓分析方法的全体,所以就轻率地称下向运动为研究方法、向上运动为叙述方法。但是据我个人的见解,这种分法是谬误,是不正确的,因为下向或向上运动本身,绝对不能单独成一个方法,必然地要把分析法和综合法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地成为一种方法。像这种向上运动与下向运动的二分法,明明是不合科学原则的,因为研究和叙述是不能分立的……所以只有把下向运动和向上运动合起来的研究方法,才能分析并认识经济现象;只有向下抽舍之后,更向上地渐渐加上去的方法,才是合乎论理的方法,才是合乎科学原则的方法,才能够不但发现事象的表面体系和事象的内部关联,而且使经济理论的叙述合乎科学的原则,使经济学理与历史的事实相适应。(陈豹隐:《经济学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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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提二版跋

 

  为《资本论》(第一卷)“作序”,马克思有生之年写有四个成型作品:按时间顺序,分别是1867年7月25日的德文第一版序、1872年3月18日的法文版序、1873年1月24日的德文第二版跋,以及1875年4月28日的法文版跋。

  【注:此文涉及这些“序言”的引用采自《资本论》第1卷,2004,第7-27页

  这里之所以高举出二版跋,乃因其在马克思方法论文献中占有显赫地位,以及人们对其中包含的特殊工作内容的严重忽略和不理解,乃至根本拒绝。例如,人们通常会记住《导言》第三节是讲政治经济学方法的,而干脆忘掉了二版跋,直至利用对前者的误解来否定后者。举一个例子说,“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在这个意义上,说财产(占有)是生产的一个条件,那是同义反复。但是,可笑的是从这里一步就跳到财产的一定形式,如私有财产……至于财富在这种还是那种财产形式下能更好地发展的问题,还根本不是这里所要谈的。”

  【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第5-6页

  ——在这里,财产的方法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它绝不是一个纯抽象的概念。

  (一)

  我们先从后者说起。“第二版跋中,马克思……把‘市民政治经济学’(原译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划分为科学的和庸俗的两类……但是马克思对待古典经济学的这种立场,并不是因为其性质是‘资产阶级的’,而是因为这种经济学的非历史观。”“不过,按照这一标准来评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存在一个矛盾。因为绝大多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都把现存秩序视为天然合理的。如果按照这一标准来评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包括斯密和李嘉图经济理论也应该是庸俗的。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自古典政治经济学,这样的评价会有损自己经济学理论的学术基础。于是马克思提出了另一个阶级观标准,即经济学(家)是否客观公正地分析了现代阶级关系,凡能够做到这点的政治经济学,‘它还能够是科学’。”不过,“需要指出,在马克思的双重标准中,其历史标准比阶级标准更重要,其阶级观服从于历史观。所以可以理解,马克思尽管认为古典经济学能够算作是科学,但并不排除他对这种经济学所持的批评立场……科学经济学是作为社会哲学的一种‘副产品’而问世的。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的古典经济学大都具有这种社会哲学的特点。从这种意义上讲,马克思对市民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性质的评判是有道理的。”结论:“这表明马恩并不认为,存在一个像苏俄马克思主义中那样宽泛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它的历史不仅比市民的意识形态短得多,内容也褊狭得多,它只是伴随现代阶级分化从市民意识形态中产生出来的一小部分。人们后来所谓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不过是从‘市民经济学’或‘中产阶级经济学’误译而来。在原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与这种市民思想体系相对应的是他们倡导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与苏俄马克思主义简单化甚至庸俗化的阶级观不同,马克思并不把市民政治经济学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正像他也不把自己关于共产主义的经济理论称之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一样。”【注:沈越:《论古典经济学的市民性质——马克思市民理论再探讨》,《经济研究》2013年第5期

  这一大段话是意味深长的,可圈可点。不过它否定了一个基本史实:经济学研究上先后出现的两座高峰是李嘉图和马克思。前者正确处理了市民的经济范畴和市民的政治范畴,视之为一体的规定,不足之处在于认定资本是隶属市民尤其市民政治的范畴;马克思继承前者的成就,批判性地从经济和政治的两方面把市民范畴发展为资本范畴,深化了对于一体规定的叙述与研究。因此,我们应客观认识到,市民的规定及其批判对于马克思的学说形成与发展,起到了极为关键性的作用。

  然而上述的意义广泛、内涵如此丰富的“市民”,则不过指的是“小资产者”,形成的阶级是小资产阶级。其涵容生活,又本能地要反对“资产者”,就把平日的善良与内心的积虑一同捧将出来,形成向深处行走的一个话语要求、一个矛盾冲突。但“市民经济学”是毫无根据的。按照此种观点,一版序的表述:“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理论表白:“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这些要作何理解?!或者,上述观点至少应该说明:为什么会是“市民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以及《序言》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表达:“市民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但是,在市民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注:在《保卫资本论》第一章结束处提起这些,其实,是指示我们要严格区分“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两个术语。即:“显然‘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术语被更严格地界定。在1840年前后,马克思区别使用‘布尔乔亚社会’和‘市民社会’,并将后者作为更具概括性、更严格的术语。但在《资本论》中恰恰相反。他区别使用‘市民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时,将后者作为更严格的经济学术语。”(植村邦彦:《何谓“市民社会”——基本概念的变迁史》,赵平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106页)】

  (二)

  然而,这毕竟就是望月清司的“本源共同体→市民社会→未来共同体”世界史像,对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思想予以粗鲁概述,径直将之强制为“共同体-市民社会-共产主义”发展逻辑。对于这个规划,尽管望月说的挺漂亮:

  其一,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从本源共同体以后的人类史=世界史的积累出发去具体描述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中的过渡性逻辑的。同时它还是论证资本主义属于未来就能为必将到来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创造客观条件的历史过程的理论。即它不是要解释和整理过去,而是要预见未来。【注: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韩立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序,第5页

  其二,我们想把这一构图置于这一肯定和否定相互转化的坐标上。首先,我们是在小规模自由土地所有者的社会交往这一第一阶段(所谓本源的市民社会)上来理解“市民社会”的……在资本家生产方式的统治渗透到市民社会的每个角落以后,市民社会变成了否定“共同体”,同时又压制“劳动和所有的同一性”的“市民社会”。这是“市民社会”向“资本家社会”转变的完成形式。【注: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韩立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506页

  这里有唯物主义的发生学吗?除了几个黑格尔的词语,恐怕一句也没有。他的真实旨意其实是指明:

  “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世界历史最终要攀登的一个阶梯。如果我们一旦自觉地选择了这种社会=历史认识视角,那么包括从本源共同体到更高层次的新社会(=未来共同体)在内,对整个人类历史的反省和展望理论就会随着对资本主义体制的认识而不断深化……我有意识地称这种理论为“历史理论”。【注: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韩立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序,第3页

  这不过就是商品生产一统历史的发展的理论。考茨基解释了为什么出现以上情形的缘由。“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并不是在一部历史著作的序言里给他的历史观做出这一表述的,而是在一部经济学著作的序言里,在他的最宏伟的巨著《资本论》的先驱的序言里。”然而,“这一点岂不是证明了马克思对他的经济学成绩的评价高于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吗?”所以,“连他的某些拥护者也觉得《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结构的研究和说明要比唯物主义历史观更重要。”答案显得不言而喻:“谁要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没有掌握唯物主义历史观,像安东·门格尔(Anton Menger)那样,也就完全可以得到一种看法,把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说成对前人所说过的东西丝毫没有补充什么新的成分,把他说成前人的剽窃者,因为他是知道前人的学说的。但是马克思由于有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恰恰没有用伦理眼光去论证社会主义。他得到了一种信念,认为那些作为新时代的标志的新观念是从这个时代所特有的新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并且在这种关系里得到它们的实现条件。”“因此他认为现代社会主义运动是工业资本主义的产儿,也就是说,是必然从工业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无产阶级斗争的产儿。阶级斗争在无产者及其代表和思想家的头脑中酿成的那些社会主义观念能不能得到实现,以及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实现,是依资本主义发展出来的条件为转移的。”【注: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第8-9页然而,这些都是望月的历史理论所不能考证出来的。

  二版跋显明的“马克思方法论”绝不是前面已有的那些表述(尤其《导言》第三节内容)的重新复述,仿佛再说一遍。实际远不如此,是更加清晰化的表达和对行动诉求的明确。《导言》以直接建构为取向的批判方式开显了研究对象,暗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科方法——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生学,整体提出学科发展工作路径。在那里,马克思并明示“科学”和“庸俗”的分野。一版序、二版跋对之予以显形和定格化。马克思生前公开发表的进行正面表述且明确带有结论性的主题宣告的作品主要是这两个文献。所以,《资本论》二版跋是一部方法论著作。在以前的论述中,社会客观批判整体工作形态还没有完成。马克思提示:“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社会客观批判处在由社会主观批判对自身建构的工作转换中。在向目标进发的探索道路中,系统研究“六册”计划或者说纲要,是由“生产关系个别”向“生产关系总体”(资本一般)进发。

  市民社会用语经过改造,成为商品经济关系的同义语:“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而所谓“市民社会”,乃是“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第32页

  这种工作成果实现了对《法哲学原理》的彻底批判。【注:“斯密和黑格尔不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特征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特殊性放在‘劳动力’这种‘商品’买卖的特殊性中去把握。”“总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经历了殖民地统治的欧洲人带入本国内部的奴隶制的一种形态。最初马克思称为‘市民社会’,后来改称‘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欧近代社会,就是在这种意义上的殖民式社会。”“他在19世纪40年代,把‘市民社会’变革的主体设想为无产阶级,将取代‘市民社会’的新社会称之为‘Association’。该用语是19世纪30年代法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表达从小规模的产业劳动者工会到作为全球化人类的团结联合等各种含义。《哲学的贫困》与《共产党宣言》在这一用语上加了冠词‘一个’。由此可见,马克思所描述的,是由多个‘生产联合体’所组成的国家规模的‘一个联合社会’吧。”(植村邦彦:《何谓“市民社会”——基本概念的变迁史》,赵平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106-110页)】

  可见,定格在《导言》和稍后的《序言》中的工作所完成者,正是历史科学的划界标准:正在成长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科学”,而已完成历史革命任务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是“庸俗”。前者在进行主观批判的同时也进行着客观批判,后者的客观批判已经让位给无产阶级的斗争力量推动,从而需要一个更加封闭性的主观辩护体系。

  (三)

  商品首章结构乃是对初版进行调整后所得。节目名称也是这时候加进去的。之所以如此,是为了完竣批判工作,阐明《资本论》为社会客观批判形态。因此对于二版跋而言,其寻求的不是领导范畴,而是社会客观批判形态及其工作方法。马克思从众多的理解得很差的“互相矛盾的评论”中采撷出一种,作为主观批判的结晶:“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谈到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借考夫曼之口,马克思将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表述为: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在他看来,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根据他的意见,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究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样,他只不过是极其科学地表述了任何对经济生活进行准确的研究必须具有的目的……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有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

  马克思十分地“感谢”这位俄国评论者,正是他看出了自己对历史发展的描述本身(历史方法规定)在体系中居有的首要性地位与巨大的方法作用。而学科方法并不意味着只指向研究本身,同时涵括恰当的叙述规定。叙述形式是内置了对历史的发展规定进行科学探索的阐述,即实践化的批判的工作方法。

  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有人说,文本一经写出,它即是死掉的东西。这是割裂文本和研究内容的见解。其一味将叙述描绘成“辩证的逻辑形式”,本身就孤立为“单纯讲述”。研究固然是探索社会客观的发展,是进行范畴生产以形成认识的过程。所以,研究方法定格了逻辑规定的“本体”(源起和实践状态)。叙述是呈现认识范畴;中心工作似乎不是批判,而是发展认识形式本身。但只有纯粹科学的工作企图才进一步把“发展的形式”变成“形式的发展”。可见,“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这已经由对这一方法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评论所证明。”因此,“德国的评论家当然大叫什么黑格尔的诡辩。”“研究方法是严格的实在论的,而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国辩证法的。”面对资产阶级眼光的各种指责,马克思想要说明的是:“但是,对现代德国民族自由党教授的著作的读者说来,要裂开的是和脑袋完全不同的东西。”

  (四)

  研究-叙述的内容和形式的工作统合关系一经割裂,《资本论》即面临严重“知识论问题”,要经历各种“逻辑学考验”。这些问题和考验在于设立了资产阶级意义的“关卡”。而对待那种纯粹知识论的话语攻击,马克思的办法是彻底宣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破产:“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总括起来即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在法国和英国通过历史斗争而明显地暴露出来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在德国成熟起来,同时,德国无产阶级比德国资产阶级在理论上已经有了更明确的阶级意识。因此,当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看来在德国有可能产生的时候,它又成为不可能了。”

  “庸俗”二字,正是马克思赠送给英法古典之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项殊荣”。据此,它可作为自己梦寐以求之“科学标准”。因为去掉了“政治”(市民社会之政治即阶级关系),资产阶级即借机逃脱生产方式科学,执行没有历史生产方式基础的资源配置研究;如此,亦能够挣开生产关系的束缚,彻底走向自由主义的事业。

  【注:“市民社会……可意译作‘以个人为中心之社会’。从接下来的马克思遣词法上考虑,它的意思甚至是‘商品生产社会’。”(植村邦彦:《何谓“市民社会”——基本概念的变迁史》,赵平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117页)】

  所以,成其为纯经济学是后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集体愿望:

  庸俗经济学家根本想不到,实际的日常的交换关系和价值量是不能直接等同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当庸俗经济学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却傲慢地鼓吹事物从现象上看是另外的样子的时候,他们自以为这是做出了伟大的发现。实际上,他们所鼓吹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外表,并且把它当作最终的东西。这样一来,科学究竟有什么用处呢?【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009,第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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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如何逾越黑格尔——实现哲学

 

  从主观批判向客观批判跃进,马克思视黑格尔为工作地基。马克思对待黑格尔作品和对待唯心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不同之处在于,从中挖掘有关于发展的思想材料和元素,认为与后者充满着虚无不同,前者的辩证发展体系内含有历史发展的实在元素。于是有了著名的批判性文本存世:《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夹杂其间的《神圣家族》可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自我清算”)。这样,通过清理“理论”和“哲学”,就产生对真正历史研究的需要。

  【注:中国先贤老子依据中国古代现实,创造性研究了农业社会的劳心之道之德。黑格尔称:“中国是停留在抽象里面的;当他们过渡到具体者时,他们所谓具体者在理论方面乃是感性对象的外在联结;那是没有[逻辑的、必然的]秩序的,也没有根本的直观在内的。再进一步的具体者就是道德……但这类的具体者本身并不是哲学性的。这里,在中国,在中国的宗教和哲学里,我们遇见一种十分特别的完全散文式的理智……其内容没有能力给思想创造一个范畴[规定]的王国。”(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59,第132页)但黑格尔本人何尝不如此。他乃是依据近现代之现实,创造性研究了工业社会的劳心之道之德。马克思后来的工作则是对此种哲学观的全历史领域的实现,即全面研究了劳力和劳心之道之德,使之实践结合。其实,劳心何尝不暗合于劳力之道之德,治人何尝不暗合于治于人之术。所谓立国若生民、治国若养民,“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称:“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考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第72-73页)

  (一)

  1859年正式发表的《序言》中,马克思解剖了自己思想的产生过程:“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第32-34页

  马克思工作逾越黑格尔哲学之处是“实现辩证哲学”——找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上的历史存在者。“维科认为人是历史的不自觉的动力,不是人的美德,而是恶习才是历史的活力……那不勒斯哲学家的这个神意和民间智慧的上帝依靠人的恶习和动乱来引导人们,它究竟是什么呢?马克思回答说:‘生产方式’。”“什么是社会环境的最不稳定的、经常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发生变化、并且是社会环境各部分中最能动摇整个建筑的部分呢?马克思回答说:生产方式。马克思所理解的生产方式不是人生产什么,而是他如何生产。”“生产方式在野蛮人的社会环境中起着比较次要的作用;但是随着人越来越多地把自然力引进生产的范围,随着人逐渐认识了它们,生产方式才获得决定性的和不断增长的意义。”【注:《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313~322页

  二版跋中,马克思则提及:在德国知识界的模仿者们“已高兴地像莱辛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松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之际,而自己却要公开宣称:“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因为,马克思深信:“虽然黑格尔出于自己的误解而用神秘主义歪曲了辩证法,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叙述了辩证法的总体的运动……只要使它重新用脚站起来,就可以发现它的完全合理的面貌。”【注:《资本论》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846页

  马克思郑重许诺:自己要写《辩证法》,辩证法的真正规律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有了,因此当下是注重其解放的逻辑。“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的全部特点表现得最清楚和最纯粹的地方,正好是在《资本论》……正因为这样列宁才指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大逻辑’首先应当注意《资本论》。”【注:伊林柯夫:《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孙开焕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113-114页

  为此,列宁毫无犹豫地要告诉我们,“要义: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他甚至写道:“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注:《哲学笔记》,1974,第191、410页

  (二)

  在马克思看来,斯密率先系统探索了商品生产发展(规律),沿着市民实际的社会发展的道路提出并初步回答了人类发展的若干重要问题。这是解决全部问题的基础。它颠覆了黑格尔的精神理念和国家形式主导市民社会(商品生产关系)发展的理论。这是一种实现德国古典哲学的现实路径,而实现哲学的路径的现实性则不过表明这种哲学的应该去的地方,即在现实革命中消灭自身规定——消灭哲学。然而,人们对于创始人协力实现哲学的革命行动观具有普遍的误识:

  其一,并不否认,黑格尔的哲学体系蕴涵着一般唯心主义的内容,尤其是在《逻辑学》和《自然哲学》这两部著作中……由于恩格斯反复阅读的正是这两部著作,同时又深受费尔巴哈的一般唯物主义的影响,所以他很容易把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本质归结为一般唯心主义。然而,马克思在解读、批判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时候,他的总体阐释思路却与恩格斯存在着重要的区别……马克思关注的则是黑格尔的《法哲学》和《精神现象学》。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导言》(1844年)和《手稿》中的“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都是围绕着这两部著作而展开的。事实上,《法哲学》和《精神现象学》关注的都是人类社会历史,因而蕴涵在这两部著作中的主导性思想是历史唯心主义……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语境中,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本质乃是历史唯心主义……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关心的焦点则是社会存在与意识、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

  其二,(这就证明了)我们对恩格斯阐释黑格尔哲学的总体思路的理解是符合事实的。恩格斯的总体阐释思路可以概括如下:黑格尔体系的本质是一般唯心主义,把一般唯心主义颠倒过来,就是一般唯物主义,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正是一般唯物主义。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费尔巴哈式的一般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来批判、清算了黑格尔体系。他们与费尔巴哈的关系是:在单纯自然界的范围内,他们与费尔巴哈是完全一致的,但一进入人类社会的领域,他们成功地把这个领域与一般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了,从而在一般唯物主义对人类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应用中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而费尔巴哈则成了历史唯心主义者。

  其三,(最终结果是)这一总体阐释思路反映的是恩格斯,而不是马克思思想的实际发展历程……恩格斯是一个隐蔽的费尔巴哈主义者。【注:俞吾金:《被遮蔽的马克思》,人民出版社,2012,第74-75页

  其四,(归根结底)当恩格斯把唯物主义历史观视为马克思的伟大发现时,同时也等于说,“唯物主义自然观+辩证法”属于自己的专利……因为按照分工,他主要研究自然科学,马克思主要研究社会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自然就是恩格斯的专利了。总之,在恩格斯的潜意识里,下面这个结论是十分确定的,他发现了“唯物主义辩证法”,解决了自然观问题,而马克思则发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从而解决了历史观问题。【注:俞吾金:《被遮蔽的马克思》,人民出版社,2012,第27-28页

  这种完全表面化的解读把恩格斯当作横插在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逻辑隔板,借割裂马恩关系或排除“恩格斯创始权”名分把马克思主义重新归入哲学,陷入了不怀好意的工作神秘。毕竟,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一步跨向了历史唯物主义,这种路线多半出于一种哲学、科学、历史大混杂的路线考虑。其实,马克思指认的要对黑格尔辩证法予以批判性改造的工作当然包括恩格斯的贡献在内。尽管恩格斯确实讲明了:“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第349页

  并且谦逊地予以声明:“请允许我在这里作一点个人的说明……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够做到,至多有几个专门的领域除外。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同样应重视恩格斯的这一强调:“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我们发现了这个多年来已成为我们最好的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而且德国工人约瑟夫·狄慈根不依靠我们,甚至不依靠黑格尔也发现了它。”【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997,第34-35页

  这里明显说,即使像狄慈根这样出身的人也能够引导我们去认真思考究竟什么是唯物主义。何况作为“伟大的第二小提琴手”的恩格斯本人呢?

  究竟什么是唯物主义呢?“同黑格尔哲学的分离在这里也是由于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而发生的。这就是说,人们决心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心毫不怜惜地抛弃一切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除此以外,唯物主义并没有别的意义。”但是,“黑格尔不是简单地被放在一边,恰恰相反,上面所阐述的他的革命方面即辩证方法被接过来了。”【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997,第34页

  这里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

  (三)

  马克思逾越的是这一点:“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概念所教导的也必然就是历史所呈示的。这就是说,直到现实成熟了,理想的东西才会对实在的东西显现出来,并在把握了这同一个实在世界的实体之后,才把它建成为一个理智王国的形态。当哲学把它的灰色绘成灰色的时候,这一生活形态就变老了。”【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序,第13-14页

  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马克思决心循着黑格尔的轨迹,按照批判的方式继续推进这项工作,即实现辩证的、批判的哲学。

  【注:相反,蒲鲁东是把哲学看作某种永恒的理念,是不灭的类的生长物:“一个生来与世隔绝的人,本身无从产生上帝概念,可是,当集体思维告知他这个概念时,他马上就如获至宝地抓住不放,原因也在于此。此外,这个道理还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像中国这样一个保守不前的民族也终于抛弃了神明的概念。”就是说,“中国人的传统中还保留着某种大概消失于公元前5、6世纪的原始宗教的遗迹。尤其令人惊奇的是,这个奇特的民族在抛弃自己的原始宗教时,似乎已经懂得神明并不是别的,只不过是人类的集体的我;因此,2000多年以前中国人流行的信仰已经达到西方哲学的近代水平。例如,《书经》上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道福善祸淫’,‘天命弗僭,贲若草木,兆民允殖’;《诗经》上说:‘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孔子则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同样的思想,他说:‘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说话人应该是孟子,语出《孟子·离娄》,原文是:“顺天者存,逆天者亡。”——注)这指的就是普遍理性,行天经世之道,或者称为天启。《道德经》就说得更明确了。在这部扼要地论述纯理性的著作中,哲学家老子始终把普遍理性与无限存在等同起来,名之曰‘道’。”蒲鲁东依靠错识——他不了解《道德经》是有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最初的素朴统一的历史发展学说,发表了对于“中国古代哲学”而言有启迪意义的解读性意见:“依我看来,这就是各种原理的永恒的统一性,而我们宗教的和形而上学的习惯是那样深刻地把这些原理加以区别,以致使我们难于理解老子的这本著作。”(《贫困的哲学》,余叔通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第4-5页)

  这是实践化的消灭哲学之路。【注:“去哲学化”的说法似是而非。马克思所取消者并不就是哲学本身,而是哲学的作为认识论预设前提和充当方法论基础的工作规定。对于哲学本身,则也不是一味否认它的学科独立性,而是使它和科学一起并入历史的发展规划,充当方法论建设的学科基础。一言以蔽之,实现哲学于方法论逻辑当中。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对剩余价值理论的转化体现出这种思想。

  “既然这种辩证法无疑是整个哲学的最新成就,那么,另一方面,解除它在黑格尔那里所具有的神秘外壳就是极端重要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1972,第540页

  针对人类社会领域内的运动,马克思进一步认为,“只有当整个现存社会和它的经济基础在实践上完全被推翻、这种意识在理论上全部被取消和被废除的时候,这一斗争才会结束。”【注: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第54页

  但庸俗之徒是试图怎么做的呢?马克思讥讽拉萨尔:“《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有一句名言,他想用这句名言解释一切事物都向它们的对立面的转化,他说:‘金变万物,万物变金。’拉萨尔说,黄金在这里就是货币(这是正确的),而货币就是价值。也就是说,是观念的东西,是一般,是一(价值),而物则是实在的东西,是特殊,是多。他利用这一惊人的论断,是为了……说明他在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中的发现的重大意义。每句话都有错误,但都是用惊人的自负的口气说出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009,第146-147页

  没有生产一般,也就没有一般的生产。但不是纯粹的思辨。恩格斯写明:“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因此,“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第489-490页

  这是人人能懂得的实践生长的道理:

  (1)物质生产除非具有社会形式否则就不会在历史中出现,因为“没有社会化(非社会)的人”,即使曾经存在过,那么在历史开始时也已消失了。因此,纯粹的物质过程是“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的抽象概念。内容不能脱离形式而存在,但这并没有降低它的重要性。

  (2)生产过程的内容并不难以理解,它就是它所表现出的样子,而且不需要用科学来揭示它的性质。这不是说它不值得研究,而是说并非所有的研究都是科学。科学只有在现实事物被表面现象所歪曲时才是适宜的。实际上,马克思要求的是对内容,即对工业技术史的研究……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但)不应属于经济学学科,因为“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社会形式,而社会形式具有神秘化的特征,并且只有通过理论才能识破。理解内容非但不需要科学,而且关于它的基本真理,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然法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注: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第122-123页

  人们如果熟知物质生产方式的内容,那么,生产关系从而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容对他们来说,就不会是永远也弄不明白的事体,除非对此熟视无睹。从而,如果说“哲学所应当认识的真理,在黑格尔看来,不再是一堆现成的、一经发现就只要熟读死记的教条了”,那么,“现在,真理是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向越来越高的阶段上升,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就再也无事可做了。”【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997,第7-8页

  (四)

  200多年前,斯密把概念归并在一起;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意义:有时表示使用价值,有时表示交换价值。这种做法非但没被抛弃,反被萨缪尔森之流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继续地加强使用。这是学院派教授们对待科学方法运用的一贯做法和共同之点。可是,信奉西方经济学的人却流行一句口头禅:萨缪尔森之后究竟谁还需要亚当·斯密?

  对此,谁又能说明萨缪尔森和斯密有什么不同呢?即使马克思,也只能是反复地声明:“因而,我不是把价值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把它们当作‘价值’这个抽象分裂成的两个对立物,而是把劳动产品的具体社会形式分为这两者。”“即这种研究是从分析一定的经济结构得出的,而不是从空谈‘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些概念和词得出的……因此,我们的vir obscurus甚至没有看出我的这种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的分析方法,同……‘以言语掉弄舌锋,以言语构成一个系统’……毫无共同之点。”“如果要对‘商品’这个最简单的经济的具体物进行分析,那就必须把一切不涉及这个分析对象的关系放在一边。因此,就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所应该谈的,我说得不多,而另一方面,我却着重说明了使用价值即劳动产品在这里表现的特征形式,即:‘一个物可以有用,而且是人类劳动产品,但不是商品。谁用自己的产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生产的就只是使用价值,而不是商品。要生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这就是洛贝尔图斯的‘社会使用价值’的根源。}因此,使用价值——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特殊的历史性质……{相反地,洛贝尔图斯先生却把商品的‘社会使用价值’变为‘社会使用价值’一般,所以是胡说。}由上可见,在分析商品时……把各种关于不属于商品界领域的使用价值或财物的庸俗论述,如‘国家财物’‘区的财物’等等,或者还有‘健康’财物,等等,都‘归并进来’,那纯粹是胡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1963,第412-415页

  看来对于这些“小学生”,马克思赠送的话同样只会是法文版序中的那些:“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这就使前几章读起来相当困难。法国人总是急于追求结论,渴望知道一般原则同他们直接关心的问题的联系,因此我很担心,他们会因为一开始就不能继续读下去而气馁。这是一种不利,对此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的读者指出这一点……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这里难道还需要作更多的说明吗?马克思不断努力,打破现有总理论的客观界限,以便创造出能够思考他的科学发现……马克思的不断努力和他的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是他在我们之前很久单独地经历的理论戏剧的组成部分。我们只是根据我们时代的某些迹象开始迷糊地意识到,他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的问题,而且在长时期内是我们的问题,这一问题支配着我们的未来。由于孤独,他在自己的周围寻找同盟者和支持者。谁能责备他求助于黑格尔?我们应该感谢马克思,由于他,我们没有成为孤独者。我们的孤独只是因为没有弄懂马克思所说的话。我们必须在我们以及一切认为超过马克思的人们中间谴责这种无知……甚至要感谢马克思使我们看到了他的弱点、空缺和疏忽:这些弱点、空缺和疏忽有助于说明他的伟大,因为我们只能在重新开始他的逝世所中断的叙述时,才能提到它们。【注:阿尔都塞等:《读<资本论>》,李其庆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第225-226页

  如果需要再增添些什么,我们也许要在这里略微地书写上马克思的挚爱燕妮·马克思的一些秘词:

  你可能认为,很少的著作能在较为艰苦的环境中写;而我能书写秘密的历史,它将揭示出无穷尽的忧伤、烦恼和不安。【注:转引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271页

  在进行上述阐述的地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同样也着重声明:“到现在为止,我们主要只是考察了人类活动的一个方面——人改造自然。另一方面,是人改造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第88页

  所以,马克思主义不是哲学命题,也不会是知识论上的工作命题。它不是任何纯粹的哲学和科学命题。它始终是行动的工作者命题,从而只能是历史使命的工作主义和工作方法。《<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结尾处,马克思这么认真地写道:

  我以上简短地叙述了自己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研究的经过,这只是要证明,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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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如何逾越李嘉图——实现科学

 

  马克思赞扬李嘉图:“他本能地把分配形式看成是一定社会中的生产当事人的确定关系的最确切的表现。”并且,“这里所说的‘一定社会中的生产当事人的确定关系的最确切的表现’就是指生产关系。”而甚至于说:“马克思并不是以‘直觉的’或者说‘无意识’的形式,而是以概念及其结论的形式来研究生产关系的,他消灭了古典经济学的对象,从而消灭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本身。”可见,阿尔都塞正确指示了工作路向:“马克思的特殊贡献并不在于他肯定和指出了生产的支配地位(李嘉图已经以自己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而在于他改造了生产概念,并赋予这一概念以完全不同于旧概念所表示的对象的对象。”【注:阿尔都塞等:《读<资本论>》,李其庆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第196页

  阿尔都塞所提示的事件发生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正是从这里开始,马克思的工作发生了一次巨变:由主观批判整体转向客观批判。在对客观批判进行烘托的基础上,马克思把李嘉图视为向社会客观批判跃进的工作地基,“实现科学”从而具有了可能。

  【注:历史,除了历史还将是历史。就是说,为了完成社会客观批判,最好由历史(发展)自身来讲话,让材料自己去说话。如马克思在《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中的处理,那完全是史的过程和材料分析;其实,《资本的流通过程》也是如此,如果在今天来写,马克思一定组织那些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管理的各种材料;此外,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也是尽可能地让诸多作者去讲话,而自己则少说话。每一步分析应依据典型发展状态进行材料采集,这样,存在不是自足的,逻辑也不会是自足的。这些是李嘉图所无法想象和做到的。这也就促使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要这样说:“物理学家为了认识自然过程,或者是在现象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时考察这些现象,或者是在尽可能保证现象按自身规律性展开的条件下从事实验。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英国是这种生产的典型地点。因此,我从这个国家借用了主要的事实和实例作为阐述我的理论的例证。”(法文版译文)恩格斯则说:“为此,必须从大工业的历史中,从它目前的现实状况中,特别是从那个成为大工业发源地并唯一地使大工业获得典型发展的国家中,去了解真正的大工业;这样就不会想到要把现代科学社会主义浅薄化,并把它降低为杜林

  先生的独特的普鲁士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第648页)

  (一)

  现在我们是在德国!我们在谈论政治经济学的同时还要谈论形而上学。而在这方面,我们也只是跟着蒲鲁东先生的“矛盾”走。刚才他迫使我们讲英国话,使我们差不多变成了英国人。现在场面变了。蒲鲁东先生把我们转移到我们亲爱的祖国,使我们不由得又变成了德国人。如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帽子,那么,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这个英国人就是李嘉图,一位银行巨子,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个德国人就是黑格尔,柏林大学的一位专任哲学

  教授。【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第136页

  这是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讲述“方法”一节的开场白。它所提示的背景材料中的著名人物是我们本章的两位主人公。发现生产方式(历史结构)——在规定上统一化存在的生长结构,马克思实现了哲学,走上科学(实践)之路。黑格尔则从唯心论角度把握住“历史的现实”的“存在”(存在运动结构):“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做出结论说,“人同作为类存在物的自身发生现实的、能动的关系,或者说人作为现实的类存在物即作为人的存在物的实现,只有通过下述途径才有可能:人确实显示自己的全部类力量——这又只有通过人的全部活动、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有可能——并且把这些力量当作对象来对待,而这首先又只有通过异化的形式才有可能。”但是,“黑格尔把一般说来构成哲学的本质的那个东西,即知道自身的人的外化或者思考自身的、外化的科学,看成劳动的本质……认为是哲学所做的事情。因此,他的科学是绝对的。”

  相反,李嘉图没有读过多少历史著作。“熊彼特说像李嘉图这样繁忙而注重实际的人根本就没有什么哲学,他是对的。当我们说李嘉图具有唯物主义的经济思想时,并不是说他有意识地运用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现实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指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其中的这种唯物主义特性。”但是,“李嘉图唯物主义经济思想的哲学方法论意义是我们必须加以关注的。因为,就理论的审视对象而言,后来的马克思是和李嘉图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即都是从最典型的资本主义状态出发的……李嘉图经济学的最重要的哲学意义在于为以下两个哲学观点奠定了思想基础,一是客观性的社会关系理论;二是客观性的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的观点。尽管李嘉图本人并没有总结出这样的思想结论。”【注:唐正东:《从斯密到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的历史性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第93-94页

  这样讲,固然有抬高李嘉图之嫌,因为他毕竟不懂得所谓实验室的条件不过是生产抽象的条件的代名词,其由历史提供。李嘉图不懂得这些,也就没有真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抽象概念,而时时混同它们。尽管如此,他仍然强烈地意识到了它们的实在性,并实际地加以了运用。

  不明事理的蒲鲁东盲目追崇黑格尔,更加地不懂得和误解李嘉图。原因是没有弄懂主人公的工作实质。一方面,他没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有真正的主观批判精神,也就不能真正了解客观批判;另一方面,他拒绝把经济形态社会看作历史生成产物,相反,同样像李嘉图那样——自然不如李嘉图,胡乱解说“矛盾”,捏造社会发展动力和自然过程,歪曲理性,把它们统一说成是纯粹的构造。

  (二)

  经济学家李嘉图的方法是这样的:“从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个规定出发,然后研究其它经济关系是否同这个价值规定相矛盾,或者说,它们在多大的程度上使这个价值规定发生变形。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这种方法的历史合理性,它在经济学史上的科学必然性,同时也可以看出它在科学上的不完备性,这种不完备性不仅表现在叙述的方式上(形式方面),而且导致错误的结论,因为这种方法跳过必要的中间环节,企图直接证明各种经济范畴相互一致。这种研究方法从历史上看是合理的和必然的……他向科学大喝一声:‘站住!’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对这个制度的内在有机联系和生活过程的理解——的基础、出发点,是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李嘉图从这一点出发,迫使科学抛弃原来的陈规旧套,要科学讲清楚:它所阐明和提出的其余范畴——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和形态同这个基础、这个出发点适合或矛盾到什么程度;一般说来,只是反映、再现过程的表现形式的科学(因而这些表现本身),同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联系即现实生理学所依据的,或者说成为它的出发点的那个基础适合到什么程度;一般说来,这个制度的表面运动和它的实际运动之间的矛盾是怎么回事。李嘉图在科学上的巨大历史意义也就在这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2008,第182-184页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李嘉图是资产阶级特殊社会存在者(生产关系)的“发现者”。这是蒲鲁东不能理解之处。

  这种特殊存在者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典型表现是“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然而,李嘉图把它们不是看成孕育在历史生产方式中的社会实在规定和特殊发展关系,而直接看成一般社会的关系和一般发展的关系。李嘉图颠倒了空间和时间的规定。事实上,“李嘉图也离不开他的鲁滨逊故事。”“他让原始的渔夫和原始的猎人一下子就以商品占有者的身份,按照对象化在鱼和野味的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时间的比例交换鱼和野味。在这里他犯了时代错误,他竟让原始的渔夫和原始的猎人在计算他们的劳动工具时去参看1817年伦敦交易所通用的年息表。看来,除了资产阶级社会形式以外,‘欧文先生的平行四边形’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的社会形式。”【注:《资本论》第1卷,2004,第94页

  从自然和抽象出发的结果就在于废除矛盾规定,废除一切有用的抽象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黑格尔把范畴(运动)看成是具有生命力的工作现象,即范畴是自我生产的。李嘉图直接从抽象规律出发,不从历史生产出发;它们的根本区别之处即在于一个设定预定的分析起点——通常称为“逻辑起点”的规定,一个是历史现实的抽象和历史现实的具体的接合。犹如卢卡奇的自我工作检讨:

  的确,曾试图用经济基础来对所有意识形态现象做出解释,但是,尽管如此,对经济还是做了过于狭隘的理解,因为它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范畴,作为社会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中介的“劳动”被遗忘了……这也意味着,以真正的唯物主义观点来理解的劳动与劳动者的进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必须消失。这样,马克思的这一伟大思想,“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就在《历史与阶级意识》所能理解的范围之外。资本主义剥削就失去了它的这种客观革命作用,下述这种情况也没有被理解:“‘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第11-12页

  结果是忽略了:

  马克思从《哲学的贫困》到《资本论》对古典经济学提出的根本的责难,是指古典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非历史的、永恒的、固定不变的和抽象的概念。马克思认为,只有赋予这些范畴以历史的性质才能说明和理解它们的相对性和暂时性。他说,古典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变成了一切生产的永恒的条件,他们没有看到这些范畴是由历史决定的,因而是历史的和暂时的。“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范畴……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注:阿尔都塞等:《读<资本论>》,李其庆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第100页

  (三)

  阿尔都塞恰当提出问题。但是进一步,他认为:“我们看到,这一批判不是马克思的最终的真正的批判……如果说,把马克思同古典经济学家区别开来的全部差别可以归结为经济范畴的历史性质,那么马克思只要赋予这些范畴以历史性质,不再把它们看作是固定的、绝对的、永恒的,相反,把它们看作是相对的、暂时的、转瞬即逝的,因而最终隶属于它们存在的历史时刻的范畴就行了。但是这样一来,马克思同斯密和李嘉图的关系就可以被看作是黑格尔同古典哲学的关系。正如人们说黑格尔是运动中的斯宾诺莎一样,人们也就可以说马克思是运动中的李嘉图了。这里说的运动就是指历史性。这样又可以说,马克思的全部功绩就在于使李嘉图黑格尔化、辩证化,也就是说按照黑格尔的辩证法来思考已经构成的内容,而这种内容仅仅由于历史相对性的薄薄的间隔就同真理分开了。”阿尔都塞实际比李嘉图走得更远。犹如他带有反思性质的自我工作批评:

  只要沿着绝对知识的逻辑再向前迈进一步,思考以科学同意识相一致的现实存在为顶点和完成的历史发展,并在这一合理的回溯中思考这一结果,就会把全部经济史(或其它领域的历史)理解为黑格尔意义上的从简单的、原始的、初始的形式,例如直接存在于商品中的价值开始的发展,就会把《资本论》阅读为全部经济范畴从最初的范畴如价值范畴和劳动范畴开始的逻辑-历史的演绎。这样,《资本论》的叙述方法就同概念的思辨起源混在一起了。而且概念的这种思辨起源又同现实具体本身的起源,也就是经验历史的过程相一致。于是我们看到的就是黑格尔的本质。【注:阿尔都塞等:《读<资本论>》,李其庆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第101、143页

  事实的真相是:如果不从历史存在者出发,那么,李嘉图所得到的“社会存在者”就只能够是物象的社会概念和客观知识。物质生产域内的阶级(认识)是个社会主观的工作规范和经济范畴,因不同历史发展阶段而异,并带有社会结构的个性色彩。由于坚持从物象出发,以物象的经济抽象批判地审视经济具体,李嘉图所看到的阶级概念必然是一个相反物:物象的客观和历史的客观,他把它当作“社会知识”。

  ——事实上,李嘉图只能这样来理解,从而,他把资产阶级的社会主观知识(批判)当作“客观知识建设”的一项事业来工作对待,即当作“社会的自然规律”。

  ——可见,什么是李嘉图的科学方法呢?“李嘉图的方法有三层:一是把经验的表面现象与本质区别开来了;二是将本质视为不变的东西;三是其方法依托了更加概括的(可量化的)形式。在这里,李嘉图抓住了以现代大工业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生活最重要的本质——物化和客观化了的生产关系,并以这种新型的生产关系及其发展作为观察社会历史的全部出发点。”结论是:“这就使哲学历史观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这才是马克思1845-1857年哲学世界观深化的真正方法论基础。”其间夹杂了一些不当想法。第一,所谓:“资产阶级社会大工业时代的李嘉图的科学方法论是从斯密的……方法萌生出来的,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新层级:真正的科学抽象的方法。”第二,竟然据此说,“由斯密全面创立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最高点是李嘉图,由李嘉图在经济学中达及的社会历史观的逻辑层面,才是马克思后来1845-1857年科学思想革命的真实起点。”最后,这位作者先生想当然地认为,“后来马克思已经意识到,李嘉图的方法是一种面对社会历史生活更加深入的社会唯物主义科学抽象方法。”【注: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第59-63页

  (四)

  李嘉图寻求抽象一般规律的方式是毕其功于一役。马克思则穷其一生打破李嘉图这种研究死结,致力于解放“抽象价值规律”。李嘉图忘记了:“科学的任务正是在于阐明价值规律是如何实现的。”【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009,第290页

  对纯科学予以否决的规定,乃是历史科学。李嘉图毕其一生的问题既为后继的庸俗者们所诟病,又实际是所有对资产阶级知识论着迷的人的工作通病,同时在科学性方面还是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研究者们的指南。例如,阿尔都塞勇敢地承认:“在马克思的原文里尤其令我感兴趣的东西,是他与经验主义和与黑格尔的彻底的双重对立关系。与经验主义相对立,马克思证明知识不是从具体到抽象,而是从抽象到具体……与黑格尔相对立,马克思证明从抽象到具体的这种运动不是生产出现实的方式,而是得以认识现实的方式。而在这整个论证里让我着迷的地方,就是我们必须从抽象出发。”【注:《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第169页

  然而,阿尔都塞忘记补充一点:“根据马克思的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性真理和古典国民经济学的真理属于同一类型:它们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制度之内是真理。作为这样一种真理,而且只有作为这样一种真理,它们才是无条件起作用的。但这一点并不排除出现这样一些社会,在这些社会中,由于其社会结构的本质,其他一些范畴,其他一些真理体系也将起作用。”【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第322-323页

  这中间玩弄的是对李嘉图式的社会唯物主义的崇仰。但是,马克思在这里查明和揭露的不仅仅是经济形态社会的肌体,同时包括它的发育——具体形成过程。马克思这样形容这些工作内容:“要是这些坏蛋稍微有些幽默的话,他们会在一边画上‘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另一边画上我拜倒在你的脚前。请看看这幅画,再看看那幅画,——他们会题上这么一句。但是这些坏蛋是笨蛋,而且将永远都是笨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1972,第515页

  马克思把对实体构造的“非凡发现”和对爱妻的“忠诚”相提并论。因为,这种结构生长既然是一个历史发现,那么,对于结构实体的把握就应当是牢不可破的;结构实体是客观的,是一种客观实在。资本一般的结构实体是它的社会存在,是历史存在者的“社会实在性”。在这种意义上,“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就毋宁说成是社会存在者。内容是实在的规定,运动则是内容产生的历史条件(生长条件),生产方式就在上述含义上同社会存在本身的实在内容共存。

  这些社会存在者具有不同的社会发展内容,从实体到形式到生活,无一不变换着它们的面孔。正因如此,马克思强调说:“施拉姆先生对我的价值理论的理解是错误的。《资本论》中有一个注说,亚·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和生产价格(因此更不用说市场价格了)混为一谈是错误的。他本来从这个注里就可以看出,‘价值’和‘生产价格’之间……不能用一般的经院式的词句来预先确定。”【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009,第449页

  单纯的社会存在者只表达空间关系。社会存在者作为“历史实体”(社会生产规定)、“社会形式”(再生产规定)、“生活形式”(生活过程规定),具有极不相同的时间上的发展内涵和空间上的社会品格。它们确实不容混淆。

  这促成马克思自己的表述:“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正是在这里,马克思相反地讥笑资产阶级工作者:“在所有的现代经济学家中,巴师夏

  先生的《经济的谐和》集庸俗之大成。只有癞蛤蟆才能搞出这种谐和的烂泥汤。”【注:《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1976,第121页

  (五)

  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说明:逻辑学之伟大在于“是精神的货币”,“是人和自然界的思辨的、思想的价值”,“人和自然界的同一切现实的规定性毫不相干地生成的因而是非现实的本质,——是外化的因而是从自然界和现实的人抽象出来的思维,即抽象思维。”然而,这不是客观存在和客观发展的绝对知识,更不能用“逻辑学”替换发展内容,用“逻辑结构”更换对社会结构及其发展内容的描述。好像蒲鲁东说的,“‘历史的叙述的方法’事事适用,它能答复一切和说明一切。”例如对他的同时想当资产者和人民的愿望来说,“特别是在要从历史上来说明‘某种经济观念的产生’的时候,蒲鲁东先生就会假定一个人,这个人向别人,即向各行各业中他的合作者建议去完成这个产生的动作,这样问题就解决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958,第80页

  “可见,李嘉图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具有科学的合理性和巨大的历史价值,另一方面,它的方法在科学上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李嘉图著作的非常奇特的、必然谬误的结构,也是由此而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2008,第184页

  李嘉图的方法给后世以社会主义信徒自居的他的徒子徒孙带来很大的麻烦。“一方面,蒲鲁东虽然对官方的经济学家……整个集团进行了攻击,但是他又懂得迎合他们的自尊心,因此同时又以粗暴的谩骂抨击那些作为现代社会主义的先驱而受马克思尊敬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另一方面,为了给只想阐明社会生产的真实历史发展的、批判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扫清道路,必须断然同唯心主义的经济学决裂,这个唯心主义经济学的最新的体现者,就是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蒲鲁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2001,第425页

  与此同时,阿尔都塞错解历史性同李嘉图错解规律性完全相同。他们——代表对科学痴迷的工作者——都是将历史发展当作抽象的一般规定进行工作对待。也因此,马克思深信:“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并且,“黑格尔和马克思明白,他们的历史阐释只有在他们所处的时代才成为可能,他们决不会把他们的认识从根本上归结于自己的远见卓识,而是首先归因于自己所处的得天独厚的历史情境。”【注:费彻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赵玉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9页

  于是,马克思在自己的领域内进行了工作示范,从两方面推崇黑格尔、李嘉图,却又强力批判他们的工作。【注:我们以中国的《论语》作者和《道德经》作者彼此间的工作关系比拟李嘉图对黑格尔工作的实质性推进。黑格尔仅仅把握劳心之道之德,李嘉图则试图把握劳力之道之德,这是他的进步之处。马克思指出,李嘉图不足的地方是满足了劳力之道之德的一般,并进一步试图和“劳心(即资本)”之道之德予以混同,就犯了令读者不可原谅的错误。但是,李嘉图的工作毕竟为规律的系统发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马克思揭示了“市”(商品生产与交换)的规律和“厂”(工厂制生产与交换)的规律的不同,以发展的视角将二者统一起来。据此,我们也能够统一中国的“家”(家身份组织生产与产品分配)的规律和“国”(社会或国家身份组织生产与产品配置)的规律,说明它们的不同,并内在把握由其各自代表的生产方式与商品生产方式“相生相克的”运动关系。

  结果,“辩证法被看作关于一切运动的各个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结局是说,“一个这样的规律可以在这三个领域中的两领域中,甚至在所有三个领域中被认识出来,只有形而上学的懒汉才不明白他所看到的是同一个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第3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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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科学抽象法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是历史主义的取向,即“表地通天道春秋”(历史-逻辑-历史),而绝非哲学主义或纯然科学主义的取向。有一种说法:“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向我们展示了概念的发展即从抽象向具体的过渡,也就是原则上抽象的本质内在性向可见的、可感觉的外在具体规定的过渡,归根结底就是第一卷向第三卷的过渡。”【注:阿尔都塞等:《读<资本论>》,李其庆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第221页

  但列宁要说事实不是这样子的,“政治经济学……不是根据抽象的思辨,而是根据对人类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的精确研究。这样,对历史上特定的各个社会经济结构所得的概念,就比较完整。”【注:《列宁全集》第4卷,1984,第2页

  抽象和具体的“摆放”不是公式主义、形式主义的。在摒除以思维方法掌握抽象和具体规定之错误性方面,我们必须坚持聆听列宁的意见。从具体到抽象以及反方向的从抽象到具体,——且不论这是“具体思维形式”的运动,在理论的构造上亦不是能够明确地把认识论与知识论划开的一个说法。

  【注:为什么不说“从个别到一般,从一般到个别”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能地要和知识论划开界限,也就不能过分地玩弄一般、特殊、个别的逻辑游戏。要之,是需要认识到:科学抽象法在本质上应归属批判的方法,而且是认识批判的一种,以之为直接的理论建构的“工具”,是颠倒该种方法论的性质了。

  可见,单是“内容颠倒”却保留形式不变,无论如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科学抽象法没有脱离知识论建构(以知识统辖思想)的路数。它把马克思和黑格尔重新牢牢捆绑在一起了,严重遮掩了马克思革命的内涵。如果以之为跳板,最终将跳不出虚假的实证和虚有其表的批判之窠臼。

  【注: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在马克思的整个的《资本论》中,抽象辩证发展与历史具体物质现实之间的持续摆动,随处可见。”所以,如果直接“把马克思的方法说成‘从抽象到具体的进程’,那是无视了其中的丰富内容。”材料的生命说到底由研究和讲述行动的内在统一所规定,“马克思的分析一再离开历史现实的表面进程,以便对这一现实必要的内在关系做出理想的说明。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抓住历史现实,就是因为他以一种真正资本主义关系的理想的、典型的内部组织形式科学地反映了这种历史现实。他并没有使他自己离开这种关系以便与历史现实保持一个距离,他也没有像唯心主义者那样逃离开历史现实。他离开的目的,是为了紧紧地、合理地占有现实。”(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第8-11页)

  (一)

  以历史为总领,思想史批判的高地——科学史——是很容易把握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依据自身的学科产生性质——作为自足的一门抽象科学,其发生史的运动分为两个接续的发展阶段:抽象发生前史和抽象发生史。相对自身的发展规定而言,前一阶段处在“非批判”中,属于前科学的潜在时期;后一阶段处在“批判”中,属于科学的显在时期。资产阶级由机械直观的唯物主义的认识生产,逐步历史转向概念运动的唯心主义的认识生产,在哲学形态上,其精神成果恰好由康德哲学对于黑格尔哲学的工作转换性所蕴涵。这是由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历史形成运动投射到“科学”上所生成的逻辑,“从康德开始到黑格尔为止,试图在方法论上实现一次彻底的革命。这个革命之所以未能完全实现,其重要原因在于他们把问题仅仅限制在纯思想的范围内……正是在这一方面,黑格尔步入了误区,他把辩证法变成了概念辩证法,结果陷入到概念的神话中。”【注: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76-78页

  科学抽象法的逻辑学精髓(所谓具体-抽象-具体的概念逻辑的认识范型及与之契合的研究-叙述的路线构造)看来可用这句话概括之:“使李嘉图黑格尔化、辩证化”。这当然是对于存在和存在者工作关系的严重颠倒。一句话,这种思想史批判的方法论总结折射出这一认识:资产阶级学者包括古典哲学家,他们试图集体忘记真正的范畴生产。

  生活实践从具体存在(具体存在的事物)出发,然而,这不是认识的形成。伴随有理论范畴生产的社会认识形成,乃由存在者出发。因为,以存在者把握存在本身,把握认识形式,形成与存在者契合的工作思维,这是主观和客观的逐渐切近与磨合。难道能够从一个个孤立的存在直接推导出存在者的规定吗?至于复又在存在者范畴上推导存在(者)客观形式(客观工作现象)的说法,就更为荒唐,仿佛认识是逻辑演绎结果,这不是一种工作臆想吗?从具体(规定)引出(规定的)抽象,复又从抽象(思维)中引出(思维的)具体,变戏法似的,的确是物质之臆想、精神之臆想。存在到存在者是实践活动,存在者到存在是认识生产活动;两个活动是时空交叠的,又是“同时的”,是工作合一的总体发展过程。我们从语言上、甚至从认识上将“存在者”生产出来,并不意味着具有了确定性的内容;恰恰相反,它的内涵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一句话,存在把存在者烘托出来,存在者必然融合在存在(规定)中。将存在予以孤立的工作目的,乃是试图消除对存在本身的合类性的研究,工作诋毁存在者(规定),直至否认它的存在性。而能够达到终极的目的:秩序不是由发展形成的,反过来,人们倒可以说,发展是由秩序造成的。这是资产阶级理论手法的全部目的性。它掩盖一切真正的发展(规定),力图把发展说成是秩序的发展,从而活动本身就是目的;活动既是目的,又是手段。这就是秩序(理论)——例如各种契约(理论)——的全部内容。物象法作为一种科学认识上的构造,其工作意蕴大体如此吧。

  马克思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第三节概述资产阶级科学物象法的内容,被误解并改造为“科学抽象法”。其实所谓“科学抽象”(即范畴的方法),绝不是肯定什么抽象知识,乃是消除概念的无由来、无根据以及全无历史之内涵,以揭明存在者真理。列宁指出,黑格尔对康德的驳斥是完全正确的:

  思维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不是离开——如果它是正确的(注意)(而康德,像所有的哲学家一样,谈论正确的思维)——真理,而是接近真理。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自然。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路径。【注:《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2009,第135页

  对资产阶级社会思想方法(思维形式)的批判被当成直接的思维建构,绕过了客观研究过程。“从形式上看,黑格尔的方法和马克思的方法有相似之处,都是把总的方法区分为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逻辑方法),都是主张研究方法要从具体上升到抽象,从现象深入到本质;叙述方法要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本质回到现象。”【注:刘炯忠:《马克思的方法论与系统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第65页

  本质下降为=抽象,本质的现象下降为=具体,结果,一个思想自主的范畴加工体式替换了实践化的范畴生产与范畴批判。这是以唯物主义形态招牌打出的思想者的真正意义的精神体操。同时掩盖了历史存在者与社会存在者的工作结合关系。就是说,凭借这个抽象和具体思维游戏,人们不知道如何安置生产方式,即应当在什么位置、地点安放生产方式(规定),以及研究对象中究竟指物质方式呢,还是指社会方式呢?毕竟,马克思的“工作流程”并未指出过和详细说明这一点。

  (二)

  不过,生产方式发展确实形成客观结果——它的思想形式(思维),形成“知识论”。“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第一条道路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第一条道路”大体上是说李嘉图以前的经济学;“第二条道路”则是说黑格尔和李嘉图的工作思维,这对于科学是合理必要的(就主观批判而言),但如果直接上升为客观批判(工作方法),不免落入“臆想的精神体操”。

  【注:今日的经济科学论文大都这么来做:先是文献综述开道,从中引出“思想”,所谓站在前人的基础上,即“占有”前人成果。其实这里仅完成思想史批判。大多数论文甚至连这一点都沾不上,综述变成不靠谱的人物荟萃。殿后的则是模型和计量。有的以“思想”为基础进行直接演绎,有的根本与“思想”无关,是与经济史或经济现实相关吗?也不一定的。总之,主观批判是不健全的,客观批判是一团糊涂的,两者没有任何内在关联,——两张皮、两套体系却合成一篇篇“高质文章”,这可以说是目前整个经济学写作界的工作现状。

  “因此,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绝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反过来,即可以说马克思自己的真实想法是:“我们的学说并不妄想通过抽象的方法揭示出某种伟大的计划或想法……这个学说同达尔文主义类似,达尔文主义也是一种方法;这个学说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适用于现代的、有利于谢林及其战友的结构和结构性自然哲学的再现。”【注: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杨启潾等译,人民出版社,1984,第77页

  “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就像马克思的批评者考夫曼说的:

  根据他的意见,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总之,经济生活呈现出的现象,和生物学的其它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旧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他们把经济规律同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比拟……对现象所作的更深刻的分析证明,各种社会有机体像动植物有机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由于这些有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一个现象就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例如,马克思否认人口规律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相反地,他断言每个发展阶段有它自己的人口规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

  但是,非实践化的后继的抽象研究者只继承马克思颠倒黑格尔工作形式的一面,从而仅满足将唯心主义知识论“革命性地”改造为唯物主义知识论。“新康德主义者……企图歪曲马克思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想的实质,把这种方法说成是对现成的,似乎纯粹由归纳而获得的结果从文字上加以叙述的方法。”伊林柯夫对此做出两点工作辩护:

  第一,“自然,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最清楚地表现在马克思系统地‘叙述’理论的著作里,这些著作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但是这绝不是说这里的‘叙述’从方法的角度来说根本不同于‘研究’,不是说马克思进行研究时所使用的方法是同他阐述‘研究结果’时所使用的方法是截然对立的。如果情况是那样,那么对‘《资本论》逻辑’的分析对于理解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便根本不可能提供任何东西。这样一来,《资本论》只有在叙述现成结果的文字处理方面还有些可借鉴的地方。”

  第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本身决不只是一种叙述现成的,事先以某种别的方式获得知识的方法,而马克思学说的修正主义者们,即用平庸的新康德主义精神来歪曲《资本论》方法的人们曾不止一次企图把事情说成正是如此。例如,鲁·希法亭就是这样解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叫做演绎法,并对这一方法作了极为片面的解释,从而否定了它作为研究现实中的事实的方法的长处,仅仅把它说成是系统地叙述现成知识,即仿佛事先应当以其它方式,也就是以归纳方式获得的知识的一种形式。著名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卡尔·伦纳在他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一书的序言里也作了相同的论述。他把《资本论》中运用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实质说成是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所沾染上的‘德国哲学家的叙述手法’……因此伦纳认为恰当的做法是用其它手法来‘叙述’马克思理论的内容,这就是‘从直接观察到的经验事实出发,把它们系统化,然后逐渐上升到抽象概念的层次’。这就是归纳法。伦纳认为,在这种场合叙述的手法会和研究的方法相重合,而在《资本论》中他认为两者是互相矛盾的。”【注:伊林柯夫:《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孙开焕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108-109、131-132页

  叙述不过是求内容和形式的逻辑统一。但是从“抽象的一”出发,必然具有逻辑狂想:抽象仅成为较少规定的社会存在,具体则成为较多规定的社会存在形式,并且,抽象的少要被义无反顾地逻辑演绎为具体的多。这里具有努力借鉴与工作模仿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强烈愿望。“但是,逻辑反映历史的情况却不相同。由理想气体到真实气体的过程,是一个从思维中抽象的模型到具体现实的过程,却不是对象的历史过程。即使在常温常压下与理想气体性质相似的气体到高温低压下气体的过程,也不是自然史的一个永恒方向的反映。可以说这个逻辑行程没有与之对应的历史过程。而《资本论》则不同。例如,‘商品按照价值或接近价值进行的交换,比那种按照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要求有一个低得多的阶段。而对那种按照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来说,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却是必需的。’也就是说,在从理想商品到现实商品的逻辑行程中,它还对应着历史上商品本身发展的过程。”【注:张小金:《<资本论>与科学研究方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49页

  问题出在知识论身上,因为,马克思的作品从来不是什么“唯物主义知识论”。这造成对抽象和具体工作关系的无尽纠结。

  【注:对事物本身而言,具体和抽象总是统一的。因此,“从抽象到具体”这一黑格尔式的哲学术语恩格斯确实未曾提到过。要说马克思明确把它确定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一定是夸大其词的。要之,这里提前进入一种批判。按照“新科学实证主义”观点,在马克思那里,从抽象到具体的概念运动的形式便转化为:先选取处于最发达状态的典型具体作为对象,置于科学实验室的纯粹状态,揭示本质的关系和属性,是为“原理”;尔后,在常规条件下运用“原理”,说明其特殊存在形式,以从原则上把握现象,说明它的各种具体情况。这被称为黑格尔逻辑学与近代科学精神的结合,谓为“马克思的精髓”。但是,所选取的对象仅仅是“认识对象”,其基于“科学实验室的纯粹状态”得到的本质乃是“认识本质”。至于认识对象的“如何来”,是付之阙如的(好像可以就此闭口不谈的)。对认识本质的“预设”则已经是背离了马克思的方法论思想。错误之处在于胡乱理解马克思的“实验室”(抽象规定的代名词)条件,将其作为纯然的认识条件,严重忽略了生产环节。实际上,这是把黑格尔哲学“形式”和近代科学“精神”不恰当地融为一炉,当成前提和公理预设了,掉入了假说的圈套。

  最终,恩格斯做出科学论断:“用世界上的一切归纳法都永远做不到把归纳过程弄清楚。只有对这个过程的分析才能做到这一点。——归纳和演绎,正如综合和分析一样,必然是属于一个整体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第335页

  逻辑的方法工作服从于历史的方法,使叙述最终溶解在研究中,这是解决关系无尽纠缠的根本途径。一句话,叙述离不开研究,它们从来是工作结合的统一体,马克思运用这一对术语表达认识生产可能性的全过程,据以规范理论构造。资产阶级知识论体系的错误根源恰恰在于试图打破这一点:一方面,离开归纳进行演绎,或一味地满足于逻辑图式的解析,或一味地进行知识综合,其工作目标也不是立足“合理诠释”,而是将抽象加以认识歪曲,推至“极致”,这就将分析(能力)严格弄成认知能力或知识积累的增长;另一方面,就抽象的内容而言,则是极其非现实的、离开具体的,因而本质上是“非抽象的”(并不反映资本主义本质特征)。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实证主义从来是这种知识论的基础。所谓“实证”,并非指向历史发展规定——内容本身,乃是把内容逻辑化,乃是贴近现象学的形式逻辑化。其进行的数据检验严重缺乏调查基础,数据更多情况下带有“主观度量”性质,且一律由数据库技术工作支撑。

  

  (三)

  可见,避免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逻辑化,走出抽象幽灵的途径是坚持范畴由存在者(规定整体)生产;所谓“科学抽象”,不能算是对任何认识程式的直接指认,所谓“认识程式”,亦只能取决于批判工作的性质。因此,生产关系实体的历史运动不能直接说成是逻辑运动;同样,实体在构造上当然也不能说就是“逻辑的”。如果那样的话,好像是说:“科学就是对现存事物的理论的和系统的知识。”“经济学家尽一切可能把这些观察成果分门别类,描述了各种现象,指出它们的变化和相互关系;在某些情况下也注意到他们称之为规律的事物必然性。这一整套可以说是以最原始的社会现象为依据而建立起来的知识,构成了政治经济学。”“因而,政治经济学自认为是一种科学,也就是说,是一种对经常的和必然的事实进行推理而系统化的知识。”【注: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余叔通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第40-46页

  这意味着,历史存在者生产价值(形式)的整体运动,而社会存在者生产价值的构造或构造的运动,抽象和具体只是结合在存在者规定当中的特定的工作内容。“举例来说,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如交换价值,是以人口即在一定关系中进行生产的人口为前提的;也是以某种家庭、公社或国家等为前提的。交换价值只能作为一个具体的、生动的既定整体的抽象的单方面的关系而存在。相反,作为范畴,交换价值却有一种洪水期前的存在。”如此,保存科学抽象规定从而“唯物主义知识”的恰当方式是:把抽象和具体还原为“存在生长”规定。这样得出的结论运用到商品社会的分析上则是,历史存在者的生长恰恰可算是具体的:“它决没有历尽一切经济关系。例如,在罗马帝国,在它最发达的时期,实物税和实物租仍然是基础。那里,货币制度原来只是在军队中得到充分发展。它也从来没有掌握劳动的整个领域。”社会存在者的元素存在(结合)倒是抽象的:“因此,在意识看来(而哲学意识就是被这样规定的:在它看来,正在理解着的思维是现实的人,而被理解了的世界本身才是现实的世界),范畴的运动表现为现实的生产行为(只可惜它从外界取得一种推动),而世界是这种生产行为的结果;这——不过又是一个同义反复——只有在下面这个限度内才是正确的: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绝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第19-21页

  资本在时间上的演历过程属于具体,它的空间扩展倒是属于抽象,这给人一种感觉:范畴的组装是由抽象决定的,因而是“逻辑上升”运动。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如此地推进,那么第四卷呢?理论部分被说成是单纯的历史的叙述的逻辑认识,尔后被说成是逻辑叙述;历史部分被说成是单纯的逻辑认识的叙述的历史,尔后被说成是历史叙述。

  【注:“从狭义上讲,《资本论》就是指理论部分的三卷。《资本论》的逻辑结构,主要指《资本论》理论部分的逻辑结构。”(洪银兴等:《<资本论>的现代解析》,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第20页)

  一切都颠倒了。但是,“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人们——不论这些反对者是不是他们的同行——责备他们把联系着的东西粗野地割裂了,这些反对者或者同他们处于同一水平,或者低于他们……说没有把这些要素放在其统一中来考察。好像这种割裂不是从现实进到教科书中去的,而相反地是从教科书进到现实中去的,好像这里的问题是要对概念作辩证的平衡,而不是解释现实的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第7-8页

  “经济学家肯定说,应该存在的事物现在已经存在了;社会主义者们则认定应该存在的事物尚未存在。”【注: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余叔通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第41页

  “李嘉图从一切经济关系中得出他的公式,并用来解释一切现象……蒲鲁东先生只是完全凭任意的假设再度发现了李嘉图的这个公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958,第93页

  这些陈述无一例外地忽略了抽象过程的范畴组装乃是依照资本客观批判程序进行的。运动是具体的,构造是抽象的,这就是抽象和具体的结合。这是黑格尔不懂得具体如何产生的寓意所在。

  也就是在这种场合,海德格尔成功地完成了对于马克思的“再度颠倒”,重新释放出康德的知识幽灵和黑格尔的逻辑幽灵。时间再次被解说为空间生长的规定,是空间自我呈现的具体规定。这是现象学狡计。“对于商品价值是‘抽象的人类劳动的结晶’这样的马克思价值论的这个‘基本命题’,马上可以产生一连串的疑问:区别于具体的有用劳动的‘抽象的人类劳动’究竟是否存在呢?这样的代替物凝结起来形成价值的实体等等这样的事情究竟能否实现呢?马克思的主张难道不是与‘这支具体的有用的钢笔划线条,抽象的钢笔写字’这样的说法同样荒谬吗?”所以,“如果将‘抽象的劳动’这样的规定仅仅看成逻辑的抽象的话,也就是说,如果将之看成从现实的人类劳动中舍弃了具体规定的残渣的话,可以说,即使承认了那样的人类劳动,那个被对象化的东西充其量只不过是‘抽象的一般的使用价值’而已,那最终不足以构成价值。”广松涉“正确”指明这个疑惑之后,目的却是一步导向上述路线:“然而,马克思所说的抽象的人的劳动,并不是那样的逻辑的抽象。那是‘每天实际进行的抽象’,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常人(das Man)不是从现实的人当中通过逻辑舍弃而被取出来的抽象人(das Mensch)一样,在商品生产已经广泛普及的社会中,劳动者可以说是照应化为常人或者劳动者(das Arbeiter)的现实事态的东西。”以致,“这样一来,无需赘言,‘价值’虽然俨然是‘客观’的对象性,然而它既不是实在物,也不是形而上学的实在。‘价值’最终与哲学家们用‘意义的第三帝国’‘价值领域’等等这些话来称呼的东西,与洛采的有效(Geltung)等等在存在性质上是相同的。马克思暂且在‘价值’这样的商品世界的相面——用在(上手)所无法完全把握的商品世界的不真实的对象性——将有效以‘抽象的人类劳动’的客观化-客观的对象化(Objektion-Objektivation)这样的规定予以积极地把握。”【注: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彭曦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139-141页

  可见,抽象劳动当然不是对具体存在的抽象,不是任何的思维抽象意义的存在,好像能够“把社会看作一个理性存在,或者说得确切一点,看作一个用以表示人类集体的抽象名词。”【注: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余叔通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第41页

  抽象劳动仅仅说明抽象空间乃是劳动自己的空间,是劳动在发展中所采取的一个历史形式。这是存在者自己的抽象规定,始终是一个实在的历史规定,绝非认识生产上的脚手架。相应从“商品”出发,乃是为了建立批判根据:拒绝自足的存在,发掘存在者规定。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决定研究必须从对商品的剖析开始。从而可以想见,通过一番反思活动,广松终于承认,“如果是那样的话,成为价值对象性的东西,难道不是虚构的东西吗?难道马克思最终不是站在唯名论的立场上吗?”然而,“‘价值’绝不是完全独立于人而存在的‘意义的第三帝国’,也不是在‘本质直观’中被把握的自在的对象性。”【注: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彭曦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145-146页

  

  【附识】我们这里需要对“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批评做一回应。发生学的解释通常是“系统决定论”,它涵容了以生产方式为中介的学说和结构主义路径的研究,但与本体论逻辑推理无关。尽管如此,对完整说法的寻求似应回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说的是矛盾发生的系统性特征,因此,这种历史发展强调的是“生产力系统”和“生产关系系统”的整体互系作用:矛盾作用发生于系统的层面,系统以自我构造为前提,以历史发生为基础。这是把社会变革的动力牢牢镶嵌在生成论基础的规定当中了,产生动力变迁装置: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整体看,这就是“社会的形成”,同时是矛盾作用持续地发生、机制地社会存在,一句话,生成渗透于变迁之中。依照马克思的话——“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者是生产系统的内部作用结果,一者是“生产关系”系统内部作用的结果。政治经济学集中于生产关系之系统特性的社会历史的考察,就把握住了生产方式变迁的整体性、有机性,同时不失“物象批判性”,使生成论的考察具有了明确的历史方向性。这样,马克思得以用简洁的语言阐明有关于人类生产制度形成和变迁原则的工作内容:“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是策略性的描述,中间省掉的内容,就是“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即历史生成论之系统发生。而导致这种说法:“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判语·表通词】瑶台不是雪,何来思纷纷?绝地天通毁人心。在人唤作道,在道唤作天;天上修成道,人间重实施。离离财产客何用?天教地化,不即身份谁主庸!周公存史责,总理体用心,行动万重。资治图强,立教为功;天通地通,神学宗教影无踪。理异心殊,扞格抵牾;族有源,家有通。天人合一作归宗,一变,两变,顷而无穷。学科合,科学隆,自然社会说贯通。价值比附亦人心,生生不息即自然。待收拾,从头越,射天穹!

  

  【作者:许光伟,江西财经大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资本论》与中国经济学。本文载《保卫资本论》第六章,2017年修订版,第123-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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