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出版的《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是德裔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的代表作。按照魏特夫的理论，在那些单纯依靠降水量无法进行农业生产的地方，灌溉成为农业经济的基础。灌溉所需的大型水利设施和防洪工程绝非个体所能完成，需要国家政权来统管，以便征调各地劳动力进行修建。因此，治水导致了专制主义，由此产生的权力是一种极权力量。在这样的治水社会中，政治上是君主暴政，经济上消灭土地私有制，文化上是奴性状态。生活在这种治水社会中的民众必然屈从于中央集权，处在全面恐怖之中，最终陷入全面的孤独。
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出版以后，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他的观点、论证方法和众多细节提出了批评，严肃的学者很少把该书视为值得参考的学术著作。然而，这本在学术上存在严重硬伤、在价值观上具有浓厚冷战“反共”色彩的著作，却在东西方社会产生巨大反响，并延续至今。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冷战的阴影并没有完全消失，在学术幌子下撰写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论著的情况也并不少见。有鉴于此，对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进行评论，很有必要。
“反共”的价值预设
早在大学读书期间，魏特夫就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并于1918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此期间，魏特夫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撰写了许多文章。德国社会民主党分裂以后，他于1920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并逐渐成为中国问题专家。自1925年起，魏特夫作为新成立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核心成员，活跃于各种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会议上。魏特夫于1929年撰写了《地缘政治、地理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文，在文中划分了三种水利社会，分别为埃及型、日本型和印度型。他提出，如果特定地区的条件适合集中性灌溉，埃及型水利社会便应运而生;如果相关地区的条件适合分散性灌溉，其形态便是日本型和印度型水利社会。
1931年，在列宁格勒召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会”上，魏特夫试图对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作出独到阐释，但是许多与会者谴责他歪曲了马克思的本意。在这次会议上，魏特夫与苏联代表在观点上的冲突为其日后仇视苏联埋下了火种。德国纳粹掌权以后的1933年，魏特夫因为明显的共产主义倾向被捕入狱，8个月后，经过许多友人的努力才得以释放。不久，魏特夫逃亡美国，于1934年重新加入迁到纽约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1939年，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魏特夫开始公开批判马克思主义，成为狂热的反共分子。在1949年为美国国务院资助的远东专家学术会议撰写备忘录时，魏特夫极力建言，要阻止共产主义逐步壮大，尤其是要防止苏联与中国结成“同盟”，并且认为美国学界和媒体在远东问题上误导了公众。在同样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文章中，拉铁摩尔则建议美国政府尽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以开放的态度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魏特夫因而终结了与拉铁摩尔的长期友好关系。1950年，麦卡锡声称，拉铁摩尔是苏联在美国的头号代理人。次年，美国国会麦卡伦委员会(McCarran Subcommittee)就此事举行听证会，会上魏特夫确证拉铁摩尔一直有亲苏倾向。不仅如此，在一封写给麦卡伦委员会的信中，魏特夫称，拉铁摩尔的专业知识和非同寻常的天才正在帮助“极权国家”，已经对“自由世界”造成巨大破坏。他认为，仅仅调查拉铁摩尔个人的动机远远不够，而是应当调查促成拉铁摩尔这些举动背后复杂的政治网络。1953年，魏特夫与妻子联名给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写信，强烈反对小施莱辛格关于不能因为一个人加入共产党而剥夺其教职的观点，抱怨美国大学在抵制共产主义渗透方面无动于衷，强调任何职业、任何人都不应免于政府设立的专门委员会的调查和审查。
1957年，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正式出版，其主旨有两个，一是建构以开凿运河、修建堤坝和兴修灌溉工程为核心的治水必然导致专制主义的理论，二是把苏联和中国都纳入东方专制主义理论体系中。为此，他对何为治水社会以及治水如何导致专制作了非常有个性的论述：降水量过少或者过多，均不会促使政府控制水，即便政府对水进行控制也不会导致专制主义的形成;只有在经济水平勉强超出游牧部落、却明显处在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工业文明社会水平之下，才会出现以治水为核心的生活秩序。一方面，魏特夫强调地理环境和水文特征的决定性作用，称它们促成了治水社会的产生;另一方面认为文化环境(宗教信仰和价值体系)决定了一个地方是否会形成治水社会。同样，他一方面称对自然环境的反应是治水社会产生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又说，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属于治水社会，不能单纯从地理、技术和经济角度考量。简言之，魏特夫所说的“治水社会”是一个前后没有一致标准的概念，完全服从于作者理论建构的需要。
《东方专制主义》曲折的出版经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书的冷战“反共”色彩。出席麦卡伦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后不久，魏特夫就计划撰写一部系统阐述东方专制主义的专著。这部书的手稿在1954年就已经完成。此时，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冷战日趋紧张，魏特夫自认为这部书稿有助于美国应对苏联这个“极权国家”，因此，希望尽快付梓出版。他先是把手稿寄给牛津大学出版社，但是，出版社委托的匿名评审者认为，作者的学术诚实性值得怀疑，其中对苏联的偏见过于强烈，而且文中反共产主义的观点与整部手稿的核心主题并没有逻辑关联。评审者最后给出的结论是，作者的学术和政治目的相互抵触，因此不建议牛津大学出版社立项。魏特夫随后把希望寄托在曾经有过出版合作的麦克米兰出版社;不料，该出版社几乎以完全相同的理由予以拒绝。
魏特夫最后找到了耶鲁大学出版社董事会成员科恩(Elliot Cohen)， 他与魏特夫一样持强烈的反苏立场。尽管科恩极力向耶鲁大学出版社推荐魏特夫的手稿，出版社仍旧不同意出版，认为魏特夫的手稿由两部分构成，集中讨论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那部分应当予以删除。魏特夫当然不同意这个方案。后来，经过科恩的多次交涉，魏特夫又答应提供数目不小的资助，耶鲁大学出版社才同意出版。
偷梁换柱的拼接
魏特夫所谓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实际上是拼接西方思想界多个概念并经过偷梁换柱而形成的产物。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总结出以下几种政体：君主政体、僭主政体、贵族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和暴民政体。在对希腊和波斯的政治制度进行比较的特殊语境下，亚里士多德把专制视为君主制的一种特殊形式，他对专制和僭主制加以区分，认为专制不仅合法而且是世袭的。亚里士多德把君主制视为波斯的传统，把波斯盛行这种政体的原因归因于其民众天生具有奴性，但是，他并没有把治水或灌溉与专制联系在一起。
在启蒙运动中，法国人文主义学者在探讨政体时关注东方，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夸大东方社会的专制主义色彩，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让人们对专制望而生畏，另一方面是试图从中找到与法国当时权力格局类似之处，以便防止法国君主制走向极端。在大革命之前，反对专制的精英阶层不仅谴责法王路易十四的暴政，而且对专制主义的危险和威胁进行想象和建构。在这些精英眼里，专制主义这个幽灵正在毁掉法国这个美丽的国度。这些人认为，专制主义概念很好地概括了他们在路易十四统治下不想看到的东西，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缺乏政治自由，二是财产分配方法具有让臣民沦为农奴的危险。
孟德斯鸠在1748年出版的《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把人类历史上的政体分为专制政体、君主政体和共和政体。孟德斯鸠的这种划分旨在强调，任何君主只有在一定的限制之下才会遵守原则，其统治才会对民众有利。他以波斯、奥斯曼土耳其、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为例，阐述专制政体的弊端和可能导致的灾难。孟德斯鸠的真正用意显然不是为了阐释被涉及地区的政体和人文，而是为了更加形象地警告法国政体可能的走向和后果。正因为如此，在该书中，孟德斯鸠又称中国的专制是一种开明专制。对孟德斯鸠来说，中国只是论证专制主义问题的工具;如果没有中国，那么孟德斯鸠就会选择另外一个国家。而且，在谈论中国皇帝的专制时，孟德斯鸠从没有把治水说成是根源。
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魏特夫强调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东西方在政体方面的差异，把孟德斯鸠等人文主义学者为了防止法国政体趋于专制而建构的东方模式视为无需反思、批判、再考察的既定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自己的理论，其理论究竟有多大的可靠性可想而知。
魏特夫在建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时，也借鉴了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灌溉治水的论述。马克思于1853年谈到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他以印度为例，认为亚洲大部分地区相对干旱，人工灌溉必不可少;因为幅员辽阔且文明程度低，家庭和村社不能独立完成治水和灌溉的系统性任务，因此，修筑防洪和灌溉工程的任务只能由政府承担。马克思在此并没有说治水和灌溉与专制主义之间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而是指出了灌溉农业会促使国家权力在空间上的延伸，但是，魏特夫却非常任性地在治水与专制政体之间建立起必然的因果关系。
总之，魏特夫把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马克思等人在特定语境中使用的概念加以泛化、曲解甚至偷梁换柱。尤其是在引用马克思的论述时，出于为冷战服务的目的，魏特夫意在用马克思的矛来击马克思的盾。马克思在讨论东方社会时强调生产关系，是为了揭露不同阶级之间的剥削和压迫关系;但是在魏特夫的书里，却变成了暴君与处在全面恐怖、最终陷入全面孤独之中的臣民之间的关系。
没有史实根据的理论建构
在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中，埃及无疑是最典型的中央集权制水利国家，因为在那里，国家扮演了大型运河、堤、坝等水利设施的建造者和维护者的角色。但是，魏特夫称埃及为典型的治水社会，这个结论并不适用于古埃及近3000年的历史，反倒是符合19世纪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埃及。
与魏特夫讨论的其他河流相比，流经埃及的尼罗河有许多独特之处。每年8月初，随着尼罗河上游地区雨季来临，埃及境内的尼罗河水溢出平时的河道，逐渐淹没整个尼罗河谷地。至9月底洪水退去，耕地被浸透，留下肥沃的腐殖质。依据尼罗河水文变化规律，古埃及人把一年分为三个季节，分别是：泛滥季节、耕种和生长季节、收获季节。尼罗河的这种水文特征使得大型治水工程不仅不大可能，而且也完全没有必要。正如公元前5 世纪到埃及游历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古埃及人在人工灌溉方面很少花费精力，应当与人口压力不大以及适于耕作的土地相对充足有关。有一种借助杠杆原理的人工灌溉工具叫沙杜夫，是到了新王国时期才从西亚引进的;另有一种由牲畜拉动的灌溉装置，是到了托勒密王朝时期才出现的。因为流经埃及的尼罗河落差非常小，尼罗河谷地尤其是尼罗河三角洲不适宜发展辐射型灌溉，这也是古埃及未曾有全国性治水或灌溉工程的原因。古埃及有限的人工灌溉均为地方性的，其借助尼罗河谷地自然形成的大小不一的洼地和池塘，为附近农田里的庄稼提供数量有限的水源。
尽管魏特夫把埃及说成典型的治水社会，但他在书中无法提供任何古埃及国王动用大量劳动力建造全国性水利工程的例证，反而想当然地把古埃及君主通过治水控制和奴役百姓视为不证自明的事实。希罗多德说，古埃及人需要每年重新丈量被洪水浸泡并被腐殖质覆盖的土地，几何学由此诞生和发展;但是，魏特夫却说，古埃及人是在进行灌溉和建造治水工程过程中演绎出几何学和算术的。魏特夫建议读者，关于埃及治水工程的技术及其细节，应当参考威尔科克斯有关19世纪英国殖民统治埃及时期建设治水工程的专著。显然，魏特夫是根据19世纪埃及治水工程来推断公元前4千纪法老时期的情况。
从文献和考古发掘判断，古埃及统一的王权国家约在公元前3200年前后形成，但是，中央集权的王权国家绝不是由大型的治水和灌溉工程促成的。魏特夫把古埃及历史概括为嗜血成性的暴君驱使无数民工完成治水工程，这种观点忽略了王朝更迭、中央与地方之间主从关系和张力并存的史实，没有把神庙在古埃及经济中占据的重要地位纳入考察范围，更没有考虑到来世观念在古埃及人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在古埃及近3000年的历史中，未曾有魏特夫所说的由千百万农民被迫修建的全国性治水和灌溉工程，倒是有吉萨金字塔、卡纳克神庙等需要投入巨大人力和物力的建筑。最新的考古发掘证明，古埃及的建筑活动集中在尼罗河泛滥季节，原因在于，一是农民处在农闲状态，二是高水位便于运输建筑材料。
英国于1882年出兵占领埃及。之后不久，英国人在尼罗河谷地尤其是在尼罗河三角洲种植棉花、甘蔗等需要大量水分的经济作物;同时，原来的一年一季变为一年两季，这些使得大型灌溉工程变得必不可少。英国工程师在尼罗河两岸修建了一系列运河、堰、坝，涵盖埃及全境的灌溉系统初步成型，政府也逐步成为治水和负责灌溉事务的权威。负责这些治水和灌溉工程的英国工程师威尔科克斯声称，埃及的所有问题都与灌溉有关。不久，威尔科克斯又负责在阿斯旺建造拦水大坝。阿斯旺大坝于1902年竣工，它使得埃及全境实现常年灌溉成为可能。结果，优质却廉价的埃及长绒棉被源源不断地运往英国兰开夏郡的众多纺织厂。不得不说，阿斯旺大坝的修建，转变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完全改变了尼罗河流域的生态。此时的埃及倒是出现了魏特夫想象中的法老时期治水和灌溉景象。
结 语
早在1959年，福柯的老师阿尔都塞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东方暴君”之概念是西方政治思想挥之不去的幽灵。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里希特也指出，法国大革命前后，任何一个处在反对派立场的派别都用“东方暴君”指称其对手，用来污蔑对手所有与其相悖的言行。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把治水等同于专制的模式，强加在所有大河文明上，无视这些国家的地理环境、水文特征、政治制度和经济结构，尤其是不同文明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管理体系和官吏制度，把遍布世界各地且时间上相距上千年的社会制度统统简化为“东方专制主义”，使得该书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和主观色彩。这本所谓的科学研究成果实际上是一个充满悖论、充斥妖魔论观点、具有种族主义倾向的大杂烩。而且，魏特夫指称的东方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地理概念，而是以欧美为核心建构起来的意识形态上的“他者”。东方有时与亚洲同义，有时又可以用来指称苏联、埃及、墨西哥、秘鲁。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法国哲学教授普罗泰维甚至用弗洛伊德的“力比多”概念来分析魏特夫对东方尤其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仇视。艾森斯塔特称魏特夫为“反共历史学家”，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关怀并不能产生真正的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成果，如此形成的所谓“成果”甚至无法为政治服务。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