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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经“云茶坊”丨如何理解“生产的社会形式”?

陈雨森 易淼 · 2020-07-27 · 来源:政经茶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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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经“云茶坊”

  7月18日下午3时,政经茶坊组织了一场在线讨论会,主题是如何理解《资本论》中“生产的社会形式”这一术语的含义。讨论会由鲁保林发起,赵磊老师、易淼、葛浩阳、张鋆、杜云晗、陆茸、张国毅以及其他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硕士生同学参与此次讨论,陈雨森作会议记录。

  会议开始,鲁保林首先给出《资本论》中的三段话作为相关的讨论材料。

  “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的形式怎样,生产过程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653.)

  “生产具有资本主义的形式,再生产也就具有同样的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653.)

  “不论生产的社会的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44.)

  随后进行讨论,葛浩阳、易淼、张鋆、杜云晗、张国毅等陆续发言,鲁保林一一进行了回应和讨论。最后,赵磊老师进行了点评,提炼了前面发言者的主要观点,并作了一个总结性发言。现将讨论主要内容附后,以飨读者。

  鲁保林:

  希望大家一起来探讨生产的社会形式到底指什么,这也关系到对于生产方式的理解。

  葛浩阳:

  我认为社会形式更多地强调了社会形态和制度方面的因素。比如第三段话中,生产的社会形式中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生产的基础性因素,怎样将两者结合起来,需要一个制度的安排。同样是农业生产,在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制度下面,都有不同的结合方式。所以,两个都是生产中的因素,但不同的社会形式就决定了他们不同的生产方式。所以,我理解的这个社会形式更多地是指的社会制度,以及社会形态方面的因素。

  另外,我认为第三段中马克思谈到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因素。但这两个因素彼此分离情况下只是可能性的生产因素,如果要把它们结合起来,就需要一定的方式和方法,那么这种方式和方法就区分出不同的经济时期。也就是说,通过不同的组织生产的方式来划分出各种经济时期。我就认为这是社会形态和制度给它的一个约束。

  鲁保林:

  这个结合的特殊方式应该如何来理解呢?

  葛浩阳:

  特殊方式,我理解它有一个一般的方式,没有任何社会制度和社会条件的约束,就是农民在土地上生产,最一般的人与自然界发生关系的方式。但所有的这种纯粹的、一般的生产关系都要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形态下发生。这种最一般的因素要通过特殊的生产方式体现出来,所以我理解特殊方式,就是指它在怎样一个制度下进行的。比如单纯的农民耕地,我们无法看到它背后特殊的社会制度。但如果考虑社会制度,就能看到它到底是在何种特殊的社会制度下进行生产的。

  鲁保林:

  这里出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结合的特殊方式是否能够体现出社会的生产关系。比如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认为我们可以借鉴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方式、管理方式为我们所用。但马克思说生产过程也是再生产的过程,它也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那你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移植过来,它体现的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或许,它能够在一定的时间内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但长久下去又可能改变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并且,制度本质上还是属于上层建筑。特殊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载体和基石。中国需要努力探索并建立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最终实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超越。

  易淼:

  从理论来看,一定的生产过程是基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也就是生产的社会形式。那如果结合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来看,特别是微观层面企业内部的生产形式、生产过程,它与资本主义企业之间有怎样一个区别,在这个现实的问题中何谓“生产的社会形式”就有很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了。另外,当前国企改革中有一种思潮是用“国有资本”替代“国有企业”。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上文马克思第三段话)。资本只是一个孤零零的生产要素,并没有涉及到生产过程中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而现阶段这种结合方式主要是在企业中得到体现。所以,用“国有资本”替代“国有企业”,显然是要不得的。而且,我国国有企业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党的领导。

  张鋆:

  关于《资本论》中“生产的社会形式”概念,理论界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解读以及与之相应的不同使用。其中有两种解读值得我们关注,一种是生产方式,一种是生产关系。实际上,两种解读是相近的,但又各有所指。我个人的看法是,将“生产的社会形式”理解为“生产方式”有一定道理,但是,理解为“生产关系”或许更符合《资本论》中的原意。

  从字面意义上讲,“生产的社会形式”可以分解为三个词:生产、社会、形式。“社会”是一个关键词,它是与“自然”相对立的范畴。因为“社会”是形容“生产”还是形容“形式”,其中的含义也会有所差别。

  当“社会”是形容“生产”的时候,就要区别“生产”具有社会生产和自然生产的两种划分。由于政治经济学通常谈的生产都是指社会生产,所以,“生产的社会形式”在这里强调的是社会生产的“形式”,它与社会生产的“内容”相对立。此时,将其理解为生产方式是可以的。

  当“社会”是形容“形式”的时候,就要区别社会生产的“形式”具有社会形式和自然形式的两种划分。所以,“生产的社会形式”在这里强调的是社会生产的“社会形式”。所谓形式,即要素的组合方式或者结合方式。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是劳动方式(人与物的结合方式),社会生产的社会形式是生产关系(人与人的结合方式)。

  如果说生产方式是社会生产的形式(也有人对生产方式有不同理解,这里暂不讨论),它突出的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问题。那么,生产关系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则更多了一层特殊的社会性的强调。回到《资本论》中看,我认为,马克思在讨论“生产的社会形式”时一般更加倾向于后者。因此,仅就《资本论》中“生产的社会形式”的含义而言,我也更倾向于生产关系的解读。

  杜云晗:

  社会的本质属性决定于社会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容为生产力,形式上表现为生产关系。对生产而言,“生产关系则构成生产的社会形式”(《斯大林关于语言学问题的著作对于社会科学发展的意义》,1951年12月,第7页)。正确地考察生产的社会形式建立在选择合理的研究对象的前提之上,如果我们研究对象是某个狭隘的工作场所或职业类别,则难观察到真正意义上的生产的社会形式,而是某种缩小的生产的社会形式。因此,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可以发现,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形式通过工场或车间以及交换的市场联结了不同个人,使其仿佛具有一种普遍的社会性(《列宁全集(第二卷)》,1959年5月,第183页)。同时,以上联系通常又包含了矛盾和对抗的因素,比如社会不同部门分工的自由发展与资本主义工场的有序生产组织形式。

  遵循以上思路,我想以不同性质企业经济行为的问题为例,比如你的贸易开放,对不同性质的企业的生产要素的配置会产生什么影响。我接触并学习了西方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后,我觉得它们更多还是停留在经济现象本身的思考层面。比如通过测量一个0/1变量,来测度企业的性质,是国有还是非国有,或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国有企业产值占比的一个量化指标。它通过这样一种简单的方式来划分不同企业的性质,认为这种就是不同企业之间的根本性的区别(实际上是现象层面的“根本区别”)。这种划分之下,导致这种文章出来过后,无法深入今天的话题,就是说生产的社会形式。因为它就是一个简单的量化,但是我觉得就具体分析方法本身而言,它还是有一定可借鉴价值的,也就是说量化指标本身实际上是以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异质性为前提。我们知道,产权关系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一篇计量论文在研究不同类型企业遭受贸易开放冲击一类的问题时,它本身就倾向于从生产关系层面来考察企业从资源投入到要素配置再到收入分配的整个过程,而不是从先进或者落后生产力来考察不同企业的行为。

  原因在于,这个不同生产的社会形式企业,正如刚才各位老师说的,可能还是在企业内部,有一个党的领导,有一个自上而下的指令性的东西来指导企业的具体的生产要素的配置,我觉得行政性领导+现代企业制度这样一种嫁接方式,不会完全受到国外组织方式或者管理方式其本身理论或者实践的影响,它可能还是会经过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环境和企业内部层级组织体系转化为我们当前看到的国企运营方式。我比较赞同易淼老师的观点,党的领导很关键,它会非常深入的影响到我们下面生产要素的配置和具体生产环节。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我想微观层面可能更多还是需要国有企业来体现,私营企业的社会责任并不能同社会主义划等号,如何在企业经营中更多体现出社会主义的味道,可能不能仅仅依靠规模经济或者市场垄断的生产实力,它的背后仍然需要一套同社会大众利益兼容的治理体制,这是市场竞争环境中无法由企业演化形成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控制装置。比如,疫情期间我们的企业生产多少公共品,腾出多少他种生产线来生产医疗物资,对于私营企业来说我们政府可以通过政策优惠或者补贴等方式进行引导,起到类似的作用。因此,总的来说我个人认为生产的社会形式更多应从生产关系层面去理解,进而我们就能够很好的理解制度体系和治理机制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两者间的相互作用。

  鲁保林:

  党的领导如何与企业层面的生产组织形式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党的领导如何融入到企业的治理结构中,是一个需要好好思考的问题。这决定着党的领导是否稳固、是否可持续。

  张国毅:

  就“生产的社会形式”而言,生产关系是其主要内容,而生产关系又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二是人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关系;三是产品的分配关系。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是生产关系的主要方面,决定着其他两个方面。

  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也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构成生产方式。

  目前我们国家正处于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阶段,应努力提高生产力水平,让一切创造物资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因此,应推动生产关系的改革,让生产关系的变革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关于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关系,之前看到过一篇文章专门讲这个问题。那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其实我们国家并没有国退民进,民营企业能够发展到现在,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占了国有企业的便宜。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要实现国家的战略意图,很多时候还是要依靠国有企业。比如在这次的疫情抗击过程中,贡献绝大部分力量的还是公立医院。

  关于党的经济职能,复旦大学孟捷教授有专门的文章论述。在他的文章中指出,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也就是经济学的1.0时代,指的是自由至上的古典经济学;第二阶段,也就是经济学的2.0时代,指的是凯恩斯推动的政府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学;第三阶段,也就是经济学的3.0时代,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与1.0、2.0时代不同的是,经济学的3.0时代贯彻了党和国家发展的意图,党和国家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方向性、基础性的作用,从根本上影响经济的发展。

  侯梦莹:

  当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存在,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只有党的领导的旗帜,也是渗透在经济基础中的,就比如说这次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对比国内外疫情状况就能明显的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强有力的领导下,在疫情开始爆发的两个月内就得到了控制,而国外疫情则是愈演愈烈。继北京疫情后新疆也再次出现疫情,发出通知当日就采取有力的措施封闭各个小区,并进行全民核酸检测。

  鲁保林:

  在谈公有制的时候,我们应当关注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问题。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人与人之间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在实践中,如果国有企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平等,或者说它的治理结构完全照搬资本主义企业,那么它就是徒具公有制的形式,而缺少了公有制的本质规定

  赵磊老师:

  “生产的社会形式”,这个术语到底是什么意思?马克思的三段话都讲的社会形式,这个社会形式到底是指生产方式?制度?生产关系?还是其他什么意思呢?刚才大家的讨论,看起来是概念之争,但实际上问题导向是现实,是当下社会主义公有制如何落实。从现实看,这是问题要害的所在。看起来是概念分歧,实际上指向的是现实问题的分歧。面对现实问题,我们必须坚持两点论。一方面,共产党的领导是当下中特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个绝不能含糊动摇。另一方面,在现实中,是不是只要有党的领导,或者只要考虑了上层建筑,就可以不考虑经济基础,不考虑生产关系,不考虑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在企业当中怎么结合?这显然是不行的。

  在这里,我准备把概念和现实分开来说,因为概念与现实搅在一起,肯定容易搞混。对于现实的关注,我非常同意大家的看法。这个关注点、关注度、问题的导向我觉得大家基本上抓住了,是对的。但对于概念的理解,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张鋆的看法。他认为生产方式有自然形式和社会形式。仔细辨别一下,生产方式的自然形式,是否指的就是生产力维度上的人与人之间结合方式呢?而社会形式,或指的就是生产关系维度上的人与人的结合方式?马克思的这三段话都来自于《资本论》。大家注意,这三段话的表述都非常接近,但一、二两段话是从简单再生产和生产过程来谈这个问题的。那么,这三段话中的“社会形式”指的是什么?我倾向于认为它是指的生产关系。我的看法也不一定对,大家参考就是了。

  那么可不可以说“社会形式”指的是“制度”呢?浩阳认为它指的是制度。把社会形式理解为社会制度,我觉得广义来说是可以的,但狭义来讲或不够准确。为什么呢?这就和现实有关了。如果这里的社会形式是制度层面的含义,那么它就包含了上层建筑、政治制度这一类的内容。这样一来,似乎只要在制度上或上层建筑上规定了我们是“社会主义”,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性质就不成问题了。问题是,如果经济基础已经不是公有制占主体了,我们还能保证社会主义性质吗?所以,把“社会形式”解读为制度,我认为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

  那么这个社会形式,能不能解读为上层建筑呢?显然不能。党的领导在当下时期非常重要,按马克思的逻辑就是“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所以,把“党的领导”定义为本质特征,我认为是有深刻含义的。在中特社会主义时期,它的关键作用有目共睹。另外,在上层建筑上明确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还必须在经济基础上护本培基,才能保证了我们生产过程的社会主义性质,保证了工人当家作主的权利。这就是刚才保林、易淼、浩阳都关注的那个“问题域”。不仅要有社会主义制度这块牌子挂在那里,还要保证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结合方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否则,只要求国有资本投入生产过程,不管你是私人经营,还是什么人经营,反正我们姓国,以为中特社会主义就可以万事大吉了。这个不行啊。这就说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方式的“生产关系”性质,恰恰应该是马克思的“社会形式”应当强调的含义,而最关键的地方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所以我觉得把马克思的“社会形式”解读成“社会制度”,从广义上来讲可以;但是狭义地看,可能还值得商榷。总之,我觉得把“社会形式”理解成生产关系,要更符合马克思的逻辑。

  那么我们看马克思的这三段话。你们看第一段话,“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的形式怎样,生产过程必须是连续不断的”。再看第三段话,“不论生产的社会的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而第二段话,“生产具有资本主义的形式,再生产也就具有同样的形式”。实际上,这里讲的都是生产一般和生产特殊,生产的特殊在于社会的形式。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怎么去判定?其实就是用生产关系,用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用人与人在经济关系当中的地位,即雇佣劳动关系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分配方式来界定。而制度的含义在狭义上,指的是政治制度和上层建筑。所以,我觉得用生产关系来接读“社会形式”,或者把“社会形式”理解为生产关系会更准确一点。

  另外,能不能把“社会形式”理解为生产方式呢?把它理解为生产方式,我个人觉得太容易引起歧义了。因为有关生产方式的含义,争议很大。通常理解的生产方式,就是张国毅讲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统一。按照通常的含义,把社会形式解读为生产方式就容易出现歧义。如果把生产方式理解成包容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概念,那么在马克思的三段话语里面,马克思的“社会形式”恰恰不是包容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概念,而是一个与“生产关系”对等的概念。马克思说的“生产过程”是从生产力角度来讲的,而“社会形式”则是指与这个生产过程相适应的形式,二者是对应的,而不是包容的。

  大家讨论的问题非常好,我同意大家的基本观点,尤其是各位对现实的分析。讨论的现实意义在于:光有这个制度行不行?光有制度的招牌行不行?如果生产过程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缺乏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的结合方式,那就不能保证生产过程的社会主义性质。保林之所以认为概念很重要,就在于它与现实挂钩,并且联系很紧密。这三句话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说的,不是早期的著作,是成熟的著作。《资本论》的分析逻辑是唯物史观的基本逻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由这个基本逻辑引申出来的一个基本原理,叫“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马克思分析问题的语境是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所以,我倾向于把社会形式理解为生产关系,而且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传统的理解恰恰不容易产生歧义。

  最后我再重复一下我的观点。把概念分歧与当前的经济现实联系起来,我非常赞同保林、易淼、浩阳、张鋆、云晗、陆茸、张国毅、侯梦莹的问题指向。不过在概念的辨析上,我可能更倾向于张鋆的看法,当然我跟他的看法也有不一致的地方。这个问题是有争议的,将来还可以继续讨论下去。

  整理:陈雨森 易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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