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关意义、承认与身心健康的工作

[编者按]本文是2021年12月25日讲座《事关意义、承认与身心健康的工作》的文字实录。主讲人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王行坤副教授。

本文已经演讲者审阅。

作者：王行坤

非常高兴能和大家在圣诞之夜一起来分享关于工作的一些相关问题。

今天我主要想围绕三个方面来谈工作相关的问题，也就是意义问题、承认问题和身心健康的问题。

在讲座之前，我想和大家讨论一下，大家今天晚来参加的这个讲座，这样一个活动，到底算什么样性质的活动？对在校的学生来说，我们每天可以划分学习和生活，你如果是在校学生，你肯定会说我是想来听一些关于工作理论相关的东西，就算是一个学习。但是如果是一个已经工作的朋友，每天的活动分为工作与生活，那么今天来参与讨论这样一个活动，肯定不算工作。因为如果说你参加一个相关的培训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工作。但是，我们这个讲座和你的本职工作没有多少关系的，那算什么呢？

其实这就可以看出我们现代社会对工作和休闲或生活的划分方式的问题。

我们一般是把工作和休闲或者说和生活相对立，但是我们不能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活动是休闲活动。说到休闲，我们会想到逛街、购物、打游戏。但是你在B站学习，包括我们现在这样一个讨论，那不能算休闲。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他做了另外一种区分。今天的讲座我会比较多地谈到亚里士多德。我先把他的区分跟大家先介绍一下。

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三项活动，就是人类社会的三项基本活动。

第一个活动当然就是劳作。

劳作之余，我们需要也就是马克思说的人口的再生产。人口再生产我们需要一定的娱乐活动，比如说听音乐、看电影、玩游戏等休闲。这些活动的确就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休闲活动。亚里士多德把它叫做游嬉，在这两项活动之外，亚里士多德区分出了第三种活动，我们现在也把它翻译作叫闲暇。

但是亚里士多德这个闲暇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打游戏，或者说看电影、看电视剧这样一种消极活动。亚里士多德的闲暇基本上是一种比较积极的，需要我们投入一定的脑力或者体力的那种活动。比如说我们去参加一种运动的培训，或者我们来学习关于音乐方面的，或者关于社科知识方面的学习活动，这种带有消耗脑力和体力性质的，但是又是我们自由地表现自我的一种活动，他把它叫做闲暇。可以说，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闲暇是一种积极活动。我觉得这样一种闲暇观，是被我们现代人所遗忘的一种观念。待会儿我也会讲到亚里士多德，他的这种闲暇观对我们的启示，我先把它放在这儿。

我今天的这个讲座大概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探讨约翰·罗尔斯关于正义问题里面的有意义的工作问题，就是工作和意义问题。第二部分，我会探讨德国理论家霍耐特，他的工作和承认范式里面的，关于社会承认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怎样从工作中获得别人的重视感，以及自己的自尊、自重感的问题。第三就是，我们会谈现代工作和我们的身心健康问题。第四部分，我可以谈一下和工作相关的政治，也就是追求意义、承认和健康的背后的政治问题。

罗尔斯：“工作与正义”范式中的有意义工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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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看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罗尔斯，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宣扬福利国家的自由主义者。

他在他的《正义论》里边，他提到一些所谓的“基本善”，比如说一个正义的社会，应该给它的社会成员提供一些最基本的一些物品，和一些无形的东西，比如说基本的政治权利、平等的自由，以及我们每个人能够在社会中获得的机会。和机会相伴随着的，每个人要有一定的收入和财富。一个一贫如洗的人，他的自由是一文不值的。当然了，有一些比较极端的自由主义者会觉得，贫穷问题不是一个社会应该处理的，因为你贫穷是你活该。但是，罗尔斯作为一个福利国家的支持者，他认为福利国家应该给那些最贫穷的、最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提供一定的收入。

另外，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提到的，除此之外，这些东西好像都是社会给我们提供的，但是在一个社会里边，我们作为人，我们要有所展现，我们要展现自我。那展现自我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获得社会的承认以及获得自尊感。因为，比如说包括黑格尔在内，都认为，你在福利国家里边，如果说你只是一个福利的接受者，你很穷，社会给你一定的收入，这挺好，但是这样一种被动的接受会不会给人造成一种耻辱感呢？在黑格尔看来，会的。在罗尔斯看来也是会的。所以，为了避免造成这样一种羞耻感，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自尊的社会基础。就是说，一个公正的社会应该给人的自尊提供一些社会基础。而自尊的社会基础，最根本的就是有意义的工作。

所以在罗尔斯看来，没有有意义的工作，自尊将会受到摧残。也就是说那些怎么样都找不到工作的人，或者说长期失业的人——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社会会造就一些所谓的相对剩余人口，就是说总有一些人找不到工作，甚至于说长期找不到工作——面对这样一种境况，当然马克思主义会说应该公有制，大家都分配到一定的工作。而罗尔斯的解决方案，社会应该作为雇主出面，有点类似于所谓的美国新政时期，国家应该创造一些就业岗位，让那些想工作的人都能够获得工作。

工作也有好和坏之分，罗尔斯所谓有意义的工作的标准是什么呢？相对来说，什么叫没有意义的工作呢？罗尔斯有两个基本的原则。

有意义工作的两个前提，第一个，他把它称之为亚里士多德主义原则。这个原则，如果其他条件相同，人们总是以运用他们已经获得的能力为快乐。这个能力可以是天赋的，比如说有些人天生就跑得快，可以当运动员；跳的高，可以去跳高；或者他从后天教育习得的那种能力，他善于思考，他可以当一个思想家。能力越是得到实现，或所实现的能力越是复杂，这种快乐就越增加。也就是说人其实并不是天生就是懒惰的。

在罗尔斯看来，人总是想要发挥自己的天赋的，或者后天的某种能力，可以是比较体力方面的，也可以是比较脑力方面的。但不管怎么样，这个能力其实应该是按理说比较复杂。

我们可以想象那种流水线上的工作，它能够满足亚里士多德主义原则吗？它是不能够满足的。所以，流水线的工作就是没有意义的。这是亚里士多德主义原则的一个标准。

第二个前提，就是工作应该有所谓主体间的承认。什么叫主体间的承认呢？我们先不说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里边那些和垃圾、粪便打交道的清洁工、环卫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清洁工、环卫工的地位是很低的，收入也是很低的。这样的工作，虽然说是一份工作，但是他从工作中得不到自尊感，他自然也得不到别人的尊重感。因为这样一种工作，总是和耻辱、羞耻相联系的。另外一方面，这个工作得不到别人的承认，这叫主体间的承认。

当然关于亚里士多德主义原则，我把它区分为两种，一种是显性的，一种是隐性的（这是我自己做的区分。）。

我认为，罗尔斯所持的是一种隐性的亚里士多德观念。这样一种隐性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观念，我们看他的进一步解释。他说，一切需要使用脑力和体力的活动，都可以实现亚里士多德主义原则，从而实现人类的繁荣或者幸福。好比说做一个思想家，或者说做一个知名的运动员，或者说做一个有技术的技术工，能够发挥某一方面的特长或者技能，这些都属于能够符合隐性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观念。

而什么叫显性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观念呢？

我们知道，在古希腊，并不存在统合一切人类活动的劳动概念。只有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马克思说亚当·斯密才抽象出劳动一般来。不管是农业劳动，还是工业劳动，都是劳动一般，都是创造价值，劳动之间是可以通约的。但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在古典社会，劳动之间是不能够通约的，劳动之间是有等级的。最低等的，亚里士多德把它叫做制作或者生产,主要就是农民和工匠的活动。这个农民、工匠包括所谓的雕塑家、艺术家，包括诗人。我们知道诗学，诗歌制作，就是和制作相关的，这些活动是最低的。即便你是一个所谓的艺术家、雕塑家，你从事的也是最低等的活动。第二种活动是实践。实践主要是伦理实践和政治实践，所以说从事自我修身的那些有闲暇的，以及从政的一般是有闲暇的，一般是贵族，他们的活动是更高级一些的。而最高级的就是从事沉思活动的，沉思尤其是宇宙第一原理的这些哲学家、思想家，他们的活动是最高的。

所以，如果说从显性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观念来看，一般的体力活动就是农民和工匠的活动，他们就是低的，谈不上和人类繁荣或者说幸福相关，也谈不上和意义有关。

但是罗尔斯做了一种处理，他觉得他从亚里士多德那得出一种隐性原则。但我们还要辨别隐性和显性亚里士多德主义原则，待会我们还要谈到这个问题。

在罗尔斯罗看来，任何人都可以在社会中找到自己一定的组织社团。而他这个组织社团不仅是包括企业。他认为一个人，好比说你即便是一个环卫工，掏粪工，你在职业里边找不到亚里士多德主义原则，但是如果你篮球打的好，或者你跑步跑得好，你可以找到你的兴趣社团，在兴趣社团里面能够实现亚里士多德主义原则，就是说你能够让你的能力得到发挥。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有很多兴趣社团，在社团里面每个人都可以实现亚里士多德主义原则。

但我的问题是，无法满足亚里士多德主义原则的工作之外的兴趣团体，可以带来自尊和自尊感吗？

我们就以环卫工为例，我们看另外一个思想家，美国著名的社群主义者迈克尔·沃尔泽的观点。迈克尔·沃尔泽就谈到资本主义社会里边那些被污名化的，那些从事脏活累活工作的人，比如说他引了一个社会学家的话：

一位社会学家写道，当一个垃圾工感到被他的工作所玷污时，耻辱感就在他的眼睛里流露出来。他“与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避免用他那卑贱的自我玷污我们。”他向别处看去，而我们也向别处看去，“我们的视线没有相接，他成为一个非人的物。”

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在工作中被彻底地污名化，在工作中彻底地丧失自尊，他很难在其他的工作之外的社团中获得自尊感。

另外，还有一个历史学家，他有一个在六十年代访谈美国各个层面的工人阶级对工作的感受，不管是蓝领或者白领，都是觉得工作没有给他实现亚里士多德主义原则。

“我就是一台机器”，焊接工说。“我被困住了”，银行出纳员说，而酒店职员心有戚戚焉。“我就是头骡子”，钢铁工人说。“猴子都能干我的活”，前台接待员说。“我还不如农具”，外来劳工说。“我就是个物件”，时尚模特说。蓝领和白领工人使用了同样的表达：“我就是机器人。”“没什么好说的，”一位年轻的会计绝望地说。

这些工人阶级他们的话语恰恰表明这些工作都给他们造成一种蓝领阶级的忧郁，blue collar blues。还有白领工人的痛苦white collar woes。蓝领工人的忧郁也好，白领工作的痛苦也好，基本上都表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边的很多工作，都不能够实现所谓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原则。作者的这本书影响非常大，甚至已经被拍成一个音乐剧(也叫 Working)。通过音乐的方式来歌唱所谓蓝领工人的忧郁和白领工人的痛苦。可以在网上找一下，很有意思。

所以，罗尔斯说，你通过其他的一些渠道来实现亚里士多德主义原则，我觉得是有问题的。罗尔斯还有另外一种，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来保障所谓自尊的社会基础及有意义的工作的机会。

罗尔斯的保障是什么，他把它叫做拥有财产的民主体制。

罗尔斯也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会造成垄断，而垄断必然造成财富集中在少部分人手里，大部分是没有财富的。所以罗尔斯说，只能通过制度安排，让每个人在每个时期的开始,……这个就很难说了,什么叫在每个时期里开始呢？除非在革命之后，你才能够真正地开始。

他说，在每个时期的开始，“就确保生产资料和人力资本（教育与培训）的广泛所有权，……使所有公民都能够安排他们自己的事务，在适当平等的条件下，立足于互相尊重来参加社会合作。”

也就是说，大家都能够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它不是公有制，他只是说，这个财富以及一些所谓的教育资源，能够在社会中有比较全面的、公正的分配。如果说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和教育资源，那么，所有公民都能够安排他们自己的事务，在适当平等的条件下，立足于互相尊重来参加社会合作。互相尊重就来源于我的工作是有一定意义的，而且我是有一定的收入财富，这样我们才能比较平等，能够获得别人的尊重。

这是罗尔斯的一个设想，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设想很难实现。

也有人基于他的设想，认为罗尔斯表面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实际上是一个缄默的社会主义者。但在我看来，他不是，因为我刚刚讲过了，他只是说，或者说在他的理想状态下，财富以及教育资源能够比较平均地分配，但他不会说是公有制什么的。

另外，这也是整个自由主义的问题。自由主义更多地会强调所谓的权利、自由这些东西。但是，对生产领域它的忽视是比较明显的。罗尔斯稍微好一些，罗尔斯对于有意义的工作论述不多，但影响是还是非常大的，后来有很多理论家都沿着他的论述来展开。

霍耐特：“工作与承认”范式中的承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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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看看安德森和霍耐特。

安德森和霍耐特基于罗尔斯对于生产领域的忽略，他们要取代正义的分配原则（这是罗尔斯的基本主张），那他们是什么原则呢？他们的原则就是立足于主导着确保相互承认社会前提的基本社会机构。他们的原则根本是确保相互承认。

我们来看霍耐特是怎么样来确保这个相互承认的。我把霍耐特关于工作的论述称为工作与承认的范式。因为他的确在这个范式里面就讨论了工作和承认的相关问题。

我刚刚讲到所谓显性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观念，这个观念恰恰是被哈贝马斯和阿伦特所坚持的。他们其实是教条式地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观念。什么观念呢？就是区分制作、生产活动与实践活动。制作生产活动在哈贝马斯这里属于所谓工具理性活动，而实践活动就是所谓的交往理性的活动。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分别代表系统和生活世界。而在哈贝马斯这里，生产空间、劳动空间是和政治不相干的。因为在生产空间，我们只需要目的-工具理性就可以。这个不需要工人之间的，或者说工人和上层之间的政治活动。在哈贝马斯这里，劳动和政治是相分离的。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偏差。

另外就是鲍德里亚，他也把马克思主义视为生产主义，基本等同于近代以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工作伦理。他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苏联斯达汉诺夫主义，工人阶级只要拼命劳动就可以了。

这些导致了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劳动问题有比较系统性的忽视。霍耐特的贡献就是把劳动问题又重新带回到批判理论里边来。

我们可以看到，霍耐特在2010年有一段话，他说，四十年以前，也是一九七零年代，还有知识分子寄希望于劳动的人性化，或者说劳动的解放，但如今人们不再关注生产领域，甚至于批判理论也是如此。他的这个评价我觉得是比较客观的。而他自己在一九八零年代开始，就通过反驳或者说和哈马斯对话，来发现工作场所或者说劳动场所里面的一些问题。他认为，在劳动场所也可以有一些所谓的规范。这个规范就是说大家通过集体协商的方式，而不是说一定让劳动从属于工具-目的理性的控制。

这样的协商的前提是，他最开始认为，在劳动场所应该有自主性。我觉得他这个观点是比较正确的，因为在生产空间，劳动者如果说被彻底剥夺了自主性，那么他的自由感或者意义感是会被大大削弱，或者说是被基本上被消灭，好比说流水线就基本上没有自主性。

但是他后来又偏离了方向，他在一九九二年，在《为承认而斗争》这本著名作品里面，用承认模式取代了马克思的解放模式。

他把承认区分为三个类型，爱，每个人都需要有家庭以及朋友之间的亲密之爱，我们只有拥有家人之间以及和朋友之间的亲密之爱，在心理上才有自信；另外，我们在社会层面上应该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比如我的人身不受侵犯，我的人格不受侮辱，只有这样，我才能够获得自尊。就是说，我这个人即便很穷，但是我也享受一定的政治权利，不被羞辱的权利，确保我的自尊（self-respect）。另外，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团结和自重（self-esteem）。团结就是说大家在一个团体里面，通过协作的方式，而在协作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可以发挥出他的能力来。我们可以看到,最重要的团结的场所其实就是企业工厂，因为在企业工厂里面，我们能够展现出我们在学习和天赋之下所获得的能力。在工作场所，我们通过和团队协作的过程中发挥出自己的能力，因为展现的能力，我们可以获得自重感。这个自重感也就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所发展出来的能力。

霍耐特说，仅当个人自我认识到因为他们因为某种成就得到承认，这种成就肯定是以一种和他人有所区别的方式，就是我这个人虽然是一般人、普通人，但是我总是有我的一技之长，我有某项技能，有某一项不同于别人东西，恰恰是因为我的这种一技之长，我才感觉到我是有价值的。这就是他所谓的通过活动来获得自重和承认。

在2010年的一篇文章里面，霍耐特彻底地用承认的范式取代了自主性的范式。在承认范式里，有经济上的承认，就是在市场所中介的交换体系里主体之间的彼此承认对方为独立自主的存在。比如说在市场里边，我打造了一副桌子，我把这个桌子卖给你，是因为你承认了我的这个技能，你愿意为我的这个技能付费。所以这既是一种经济上的承认，也是一种社会上的承认。在经济上你给我报酬，在社会上你承认我的技能是让你满意的，彼此通过市场相互服务，因此就通过各自劳动对社会所做出的贡献来维持生计（绝大多数人通过为社会的共同财富作出贡献而获得报酬）。就是说，在市场里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出卖劳动力，在这个出卖劳动力过程中，其实都是我们获得社会承认的过程。工作远远不是就获得一份报酬，其实也是我们在社会中的获得承认的一个重要途径。

霍耐特也提出了所谓的有意义的工作的几个前提。

第一个前提，在经济上或者说在能力上的承认。你的东西能够卖出去，那就说明别人是承认你的劳动的，你的劳动才是真正的社会劳动。

第二个前提，在生产空间里边，工人在工作场所应该享有公平正义，你的工资应该是合理的，以及和其他人有共同协作，而且你的工作安排是比较透明的，也就是说，大家能够认识到我的工作是为了什么目的。其实这个在今天是很难的，比如说你去问一个厂里边的一个工人，他生产的是什么，他可能压根就不知道他的终端产品是什么，因为每个人只不过是流水线上的一个小小的环节，不知道他的这个工作安排到底有什么意义。这也是我们今天很多工作没有意义感的原因所在，工作安排是不透明的。还可能因为现在工作极大地官僚化，每个人只是被固定在一个小小的岗位上，他看不到全局，不知道自己工作之于全局的意义。

另外，具有挑战性。具有挑战性和我们前面所讲到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原则是基本类似的。工作太简单，比如说在流水线上拧一个螺丝，拼装一个东西，完全没有挑战性，这样的工作是不可能说是有意义的。

另外还有一点是我概括的，就是概念和执行。就是说，在一个非常官僚化的工厂里面，领导或者上层提出措施，下层只负责执行。其实这和透明的工作安排也是相关的，就是说下层人员对工作安排完全没有认识，没有概念，这样的区分也是不行的。所以应该做到下层人员也要有所认识。

霍耐特对所谓的有意义的工作给了一些规范。好比说能够获得自尊感，这个自尊感就应该满足以上两个条件。

另外就是做一天的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以及努力地工作。但是霍耐特所宣扬的做一天公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是早就被马克思所批判过的一种修正主义的观点，因为工资是不可能公平的。只有消灭雇佣劳动之后，才可能谈到公平的所得，也就是按劳分配。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谈公平的工资是没有意义的，这也是霍耐特的一个问题。

再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要满足有意义的工作，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基本不可能，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要极大地把工作去技术化，大部分工作都是一些没有挑战性的工作，或者说概念和执行是分离的。

霍耐特想在资本主义社会来实现有意义的工作，来实现人通过工作来获得承认，这样一种设想，我觉得是不大可能的。霍耐特自己已经失去了对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想象，这是他的根本的问题。

工作与身心健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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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看工作和身心健康问题。

身心健康问题在今天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尤其是焦虑症、抑郁症，不管是在发达国家也好，还是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好，发病率都是非常高的。

在资本主义国家，尤其在美国，他们把精神疾病个体化。就是说，你之所以有这个精神疾病，是因为你个人有问题。发达国家也有一些鸡汤产业，它不叫鸡汤产业，叫幸福产业，通过一些文化产品、娱乐产品让你幸福起来。

另外，他们还把这个东西病理化，认为精神疾病就是一种和普通生病一样，得吃药。这种看法大大地带动了美国的医药产业。美国的医药产业也大大地宣扬精神疾病。这样导致国内有一些人，觉得好像精神疾病是被资本主义世界所宣扬的一种莫须有的疾病。我觉得这种看法也有问题。精神疾病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但是精神疾病不应该从个体来看，也不应该单纯地通过药物来治疗，因为精神疾病是社会性的，而且它和工作是有紧密的关联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探讨工作和身心健康的原因所在。

但是在探讨这个当代问题之前，我们回过头去来看看那些古典的思想家，他们的一些“洞见”。之所以把这个“洞见”打双引号，是因为在我看来，他们的确提出了一些问题，但是因为他们是一些所谓的反民主的思想家，他们的结论是有问题的。

他们的“洞见”被我们今天的人忽视了，那就是工作对人的塑造作用，尤其是消极的塑造作用。什么意思呢？我一般认为工作就是工作，工作肯定是让人不快的，所以我们应该通过闲暇时间，通过我们的兴趣去发展自我，塑造自我。但是古代思想家恰恰认识到工作对于人的塑造作用，这是我们今天的人所忽视的。

当然，古代思想家认识到那些所谓的体力劳动对人的塑造基本上是负面的。我们来看色诺芬。当然色诺芬是借助于苏格拉底之口来说的。他说：

在我们国家里，确实有些所谓粗俗的（banausic）技艺是为人所反对的，因而当然也就十分为人瞧不起了。因为这些技艺迫使工人和监工们静坐在屋子里，有时还整天呆在炉火旁边，伤害他们的身体。弄坏身体就会严重地弄坏精神。而且，这些所谓的粗俗的技艺使人没有余暇去注意朋友和城市的事情，所以从事这类技艺的人被认为不善于与朋友们交往，也不能保卫他们的国家。事实上，在某些国家里，特别是在以尚武著称的国家里，甚至不准任何公民从事粗俗的技艺。

也就是说，这些从事工匠劳动的人，他们是不配成为好的朋友和好的公民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古典思想家把普通公民排斥在政治之外的原因所在。因为普通的公民，作为工匠是没有闲暇的，而且你的身体和你的智识被工作所损害，没有能力去从事政治，也没有意愿去保卫国家。

所以他说事实上在某些国家里——主要就是斯巴达——特别是在尚武著称的国家里，不准任何公民从事粗俗的技艺。斯巴达和雅典是不一样的，雅典的公民其实大部分都是平民，他们是从事农业和工匠劳动的，但是斯巴达不一样，斯巴达的公民是不从事这些所谓的粗俗的技艺的，因为有专门的人去从事这些活动。所以这些人，包括色诺芬，包括亚里士多德，包括柏拉图，他们的理想城邦更接近于斯巴达，也就说公民不应该从事体力劳动，因为体力劳动会损害身体。这是工匠劳动。

他们对待农业劳动的态度是比较含混的。好比说色诺芬，他认为农业劳动是和自然融为一体的，是被神所眷顾的；另外，从事农业劳动可以锻炼身体，当有外敌入侵的时候，农民可以操起武器来保卫他们的城邦。所以他觉得农业劳动的地位是比较好的。

但是在柏拉图这里，他一股脑地把农民和工匠放在一块儿，他认为这两个群体都是被欲望所主导的，是认识不到理性的，是没有能力从事政治的，应该在城邦里面安分守己，为哲学家提供生活必需品，他们不应该参与政治。

而在亚里士多德这里，他认为农民要从事劳动，也还好。但是你既然从事农业劳动，你就没有办法保障闲暇，所以，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农民和工匠也不应该享受公民的身份，应该被排除在政治之外。

下面我们看柏拉图。柏拉图他在《理想国》里面也明确讲到，许多不具备完善天赋的人就这么被哲学吸引过来了，因为哲学是一个好东西，虽然他们的灵魂已因从事下贱的技艺和职业而变得残废和畸形，正像他们的身体受到他们的技艺和职业的损害一样。他这个观点和色诺芬基本上一样的，就是说他们的身体和智识都因为他们所从事的劳动被损坏了，所以他们是没有能力来从事政治的。

其实到后来，包括亚当·斯密，基本上也是这样的观点。亚当·斯密虽说一方面歌颂劳动分工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但另外一方面，他也在《国富论》里面感慨说，人被约束在一个非常小的岗位上，这个人的智识就不可能得到发展，那他们对于国家大事也就不可能有任何见解。他也是从工作的角度认识到，当某些人从事某些工作的时候，他们的智识能力就被大大地损坏了，自然也就不可能对公共事务，对国家的事务发表任何看法。这是古代思想家们的观点。

我觉得这个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很多职业、很多工作的确既损害人的身体，也损害人的心灵。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是没有这样一种认识的。

我们来看当代研究。

首先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来说，弗洛伊德认为文明就意味着压抑。为什么呢？因为文明（在德语里面文明和文化基本上一样的）自于人类的劳动和技术。人类劳动和技术压抑了人类的爱欲冲动，所以文明必然意味着人的爱欲，或者人的本能被压抑；人的本能被压抑，实际上就意味着社会会出现一些精神疾病方面的问题。

另外更为关键的，马克思有劳动异化的论述。马克思论述的是四种异化。这里边我觉得有三种是非常关键的，第一种就是劳动过程异化。劳动过程异化也就是自主性或者掌控权的丧失，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是没有任何说话的权利的。后来有专门研究精神疾病和社会问题的研究者做了研究，这个研究很有意思，他说公务员的职级和死亡率之间有因果关系，职级越低，死亡率越高。什么原因呢？因为你职级低，你在工作的过程中要唯唯诺诺；这样一来，压力非常大，工作中的掌控感则非常弱。

第二点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异化。人和人之间的异化会造成一种对立竞争，以及最终造成人的孤独感。我们知道孤独感对人的精神健康也是有很大的影响。

第三就是人和自身的异化。人和自身的异化其实就是说我不是我，我控制不了我自己，或者说我感觉到我和理想的我之间差距太大。差距太大就会导致自卑感和无力感。这样一种无力感的经验本身也会导致身体和精神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忧虑症和焦虑症。所以有论者指出，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工作远远不是对心理健康有益，而是有害的。

2017年有一项研究表示，约百分之六十的英国员工在过去一年中遭受了与工作有关的不良精神健康状况，典型的还是抑郁和焦虑。

另外还有研究美国的所谓的低端白人的。我们知道近年来美国的人口预期寿命是在下降的，这个结果是很令人震惊的。发达国家预期寿命的下降，很大程度上就因为那些被抛弃的底层白人，尤其那些没有大学学历的，他们曾经是算是中产阶级但是现在不行了。这个群体从事的就是一些低工资的工作。这些人因为低工资、低技术含量的低端工作，而对生活失去希望，所以有研究者就把他们这样一种死亡叫绝望致死。为什么绝望致死呢？因为他们这样的工作状况，造成了他们很强的自杀、吸毒，还有酗酒的习惯。绝望而死，它所反映的是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薪阶层白人，正在逐渐的丧失自己的生活方式，不知道该如何生活下去。

可以说这是工作对人的致命的伤害，这边其实可以推荐一本书，我的主要观点是来自于这本书，叫《精神疾病制造商》。这本书就是谈资本主义和精神危机的关系。

工作、生产的政治：意义、承认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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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作为工作的政治，我们回到意义、承认和健康的问题。

我们今天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看到的大都是消费批判，我认为应该从消费批判回到生产批判或者工作批判里面来，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生产空间。

在我看来，资本主义生产空间不是一个单纯的生产场所，它根本上实现资产阶级专政的场所。这样的常识问题恰恰是被很多人所遗忘或者说所忽视的。它既是一个剥削的场所，也是一个压迫甚至暴力的场所。

比如说职场的侵犯，职场的霸凌，老板强制员工加班、克扣工资，这些其实归根结底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表现。因为一旦员工要采取集体的反抗活动，不光是老板要行动，国家也会介入，因为作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要在工作场所里面实现资产阶级的专政。这种暴力，有时候是隐形的，有时候会走到前台来。

因为它是一个暴力的、压迫的、实现资产阶级专政的场所，那我们就不能够期待资本主义提供有意义的，能够带来承认的，并且保障身心健康的工作。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就从价值观来说，就是资本主义它也是不正义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提倡工作的政治，我们应该夺回掌控权，实现有意义的、能够带来承认的工作安排。

另外，如果说要实现我们的心理健康，我们的心理健康某种意义上是取决于阶级斗争的程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从一九八零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恰恰是资产阶级专政在强化，所以，在劳资力量对比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全球局势之下，我们可以看到有组织的工会是在减少的，有组织罢工也是在减少，而罢工的减少其实恰恰是不利于工人阶级的身心健康的。

有经验表明，罢工越多，越有利于工人阶级的身心健康。为什么？因为罢工让工人认识到，问题不在于自己，而在于劳资冲突。所以当没有罢工、没有集体的阶级斗争的活动的时候，工人阶级一般会把问题指向自己（因为自己的“失败”而自责），他会在身心上受到很大的折磨。当工人阶级能够比较积极地采用集体的对抗活动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会认识到，问题在于阶级斗争，问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他们的身心健康问题也会得到缓解，或者说得到改善。

斗争的最根本的前提，在我看来就应该是更短的工作时间和更合理的劳动分配。因为更短的工作时间也涉及到闲暇的问题，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说。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区分两种劳动者，一种叫生产性的劳动者，一种是非生产性的劳动者。

非生产性的劳动者里面，包括所谓的狗屁工作的从业者。什么叫非生产性工作呢？就是不创造剩余价值，而是分配、分割剩余价值。好比说金融投机、广告、还有销售（包括带货主播），他们本身不创造剩余价值。销售也好，或者广告从业人员也好，他在社会里边并不创造物质财富或精神财富，都不创造，只是分割生产性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这种狗屁工作应该是被我们所拒绝的。

当我们要设想一个更合理的社会，和一个更合理的工作安排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不惮于把这些工作岗位都消灭掉，当然也包括一些所谓的金融岗位，尤其那些从事金融投机的岗位。这是一个方面。

再一个方面，回到古典政治哲学问题上来，就是劳动者和政治的关系。

因为柏拉图，或者色诺芬，他们持一种反民主的观点，其实就是说，一个人，你是农民，你就只能从事农业；你是工匠，就只能从事工匠活动；你只能从事一种活动，在城邦中各安其位。所以，在城邦里边真正的领导者不应该是农民、工匠，应该是像柏拉图这样的哲人。

柏拉图说德性不可教，是因为德性不能够教给那些所谓的工匠和农民，但是其实在柏拉图的时代，它恰恰有比较强大的民主派的想法。这个民主派也就是或者智者派的想法就是柏拉图所强烈反对的。

智者派里面的普罗泰戈拉其实恰恰是民主的声音。

我们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

你的城邦民看似会采纳鞋匠和铁匠对城邦事务提出的建言，因为他们认为德性可教、可搞得出来，这些证明已经够充分。

普罗泰戈拉从他的民主派的观点证明，即便是鞋匠和铁匠，他们也是可以被教授参与城邦事物的一些知识的，就是说德性是可教的。

这样的看法其实对我们今天来说，也是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我们今天的这些直接生产者，就好比说前一段时间讨论了辍学的农民工读海德格尔。辍学的农民工读海德格尔，或者农民工读哲学也好，读所谓高深的思想也好，他恰恰在某种意义上也说明，就是直接的生产者有能力成为真正的公民（因为他们有思考和言说的能力），但这一点其实普罗泰戈拉早就已经证明，并不是到后来朗西埃才提出来的。

今天的政治事务更加复杂，那我们怎么样来看待今天的政治呢？我把它区分两种政治，一种是在生产空间里面的政治。在生产空间里面的政治很容易理解，在工厂里边，在企业里边，我们作为直接生产者，我们应该争取更短的工作时间，更高的工资，更民主的生产空间。另外，让直接生产者更有掌控感，对工作流程进行再组织，重新技术化，不能够让工作流程完全变成流水线这样的工作流程，从而让它符合罗尔斯所说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原则，并最终塑造有意义的工作。

在公共空间的政治，就是在国家领域，或者在公共领域，就是推进关于公司工作时间的立法，这个其实是自打工业革命以来就一直都有的。另外，就是组织化的努力，通过工会、政党的组织活动，罢工活动等等，这是在公共空间里面的政治。

我们回过头来看社会主义工作的政策。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确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一味强调劳动光荣，热爱工作。但是我们应该搞清楚一个问题，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虽然说已经消灭了雇佣劳动，某种意义上劳动已经不再是异化劳动，但是如果说从马克思的这四个异化来说，其实社会主义劳动它也可以是异化劳动。

为什么？

我们可以想象，像苏联吧，在马钢宪法之下，采用的是一长制，领导有绝对的主导权，基层员工没有说话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也可以是在劳动过程里出现劳动异化。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引进了鞍钢宪法，比如说让劳动者也参与到劳动的管理里面去，让劳动者也能够习得更深的、或者更新的技术，让他们更加技术化，这是关于这个社会主义政治一个方面。

另外，在社会主义社会，怎么样来处理那些脏活累活？当然有人会说，将来都自动化了，但是在我看来，这个所谓的自动化在短时间之内是不可能完全消灭那些脏活累活。这涉及到对自动化的认识，我只是说我的结论。

其实王尔德早就有这样的想法。王尔德有一篇文章叫《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的灵魂》，讲到这个脏活的问题。他说：

刮东风的时节里，在一个泥泞的十字路口扫上八小时的马路是一种令人作呕的职业。带着精神、道德或肉体上的尊严感去清扫这个路口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满怀喜悦地去清扫它则是骇人听闻的。人是为了做那些比打扫灰尘更好的事而被创造出来的。所有那种类型的工作都应该由一个机器去完成。

但如果我们短期之内不可能有机器完成怎么办？我们应该像资本主义那样子交给某些特定的人来完成吗？当然，我们也知道，在社会主义时期，掏粪工人时传祥的地位很高。但是仅仅宣称劳动光荣就够了吗？我觉得是不够的。应该在制度层面上来对脏活累活进行重新的规划。其实在资本主义世界也有一些规划。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沃尔泽，他提到，在美国一九三零年代，把那些环卫工人进行了工会化，让他们自己来管理环卫工作。然后，这个工会化的待遇也是比较好的。当他们工会化之后，他们因为成了工会里面更有发言权的、更有掌控感的工人，所以即便是环卫工人，但是他们依然也是有尊严感，甚至于说骄傲感。王尔德说脏活一定就没有尊严的观点也是存在问题的。

但是，即便存在尊严感和骄傲感，环卫工人、掏粪工人能够满足亚里士多德主义原则吗？我觉得还是不能的。那怎么办？既然这是一份非常糟糕的、没有人愿意做的工作，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难道我们必须让某些人一辈子都从事这样一种活动吗？在我看来不应该是这样的。

一方面我觉得应该是把这样一种工作和兵役一样的，让它成为一种全民性的活动。甚至于，你作为领导既然是人民公仆，那么你应该也在一段时间内进行这样的活动，真正起到为人民服务的作用。这是在国民里面平均分配。

另外就是反向付酬。因为它一方看似很低贱的、然后又很辛苦的工作，所以我们为了报偿他，应该给他更多的工资以及更少的劳动时间，让他们有时间去从事其他更符合亚里士多德主义原则的活动。

另外就是合作化，共同管理，让劳动者更有自主感和掌控感。

通过这些方式，我觉得可以勉强满足让人即便从事这样一种看似没有尊严的工作，他也有一定的尊严感和承认感。

所以，在我看来，不管怎么样，劳动者想要摆脱终身成为一个劳动者的地位，参与到政治里面来，从而成为一个更好的公民，并不是像朗西埃所说那个样子。大家可能知道朗西埃的看法。朗西埃觉得应该是强调言说能力，劳动者读高级的思想的书，获得言说能力，这样就可以让体力劳动者打破了这种所谓的感性的分配（原本“无声的”劳动者也能被主流和上层听到，“不可见的”身体被看到）。政治就存在于对于感性分配的挑战和颠覆的过程中。

但是我觉得朗西埃忽略了一个根本前提，言说能力的培养恰恰根本前提是时间。比如，我们回到了我们最开始的一个问题，如果说你从事一份完全没有意义感的，或者说不能够实现亚里士多德主义原则的工作，你基本上是没有闲暇的。而且即便你有闲暇，你也是不愿意从事那种更能够挑战思维能力的活动。一般劳动者可能就刷刷抖音，可能再加上闲逛，玩玩游戏，他没有能力，也没有动机去发展其他方面的能力。所以在我看来，闲暇是最根本。

那么，就此而言，马克思的观点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是比较符合亚里士多德主义原则的。马克思强调：

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必需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还不如一头役兽。他不过是一架为别人生产财富的机器，身体垮了，心智也变得如野兽一般。

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的阅读或者言说能力，如果没有闲暇，什么都谈不到。当然，也有人会说，有了闲暇，能保证普通劳动者就不把它给荒废掉吗？这是那些反民主的保守主义常见的观点。这其实恰恰是我们前面讲到的，闲暇要服务于更有意义的，更能够满足亚里士多德主义原则的工作。如果我们的工作更有意义，更符合亚里士多德主义原则，那么我们才有可能更好地利用闲暇（亚里士多德说的是操持闲暇，比如我们当下的讲座活动就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闲暇活动）。如果我们的工作是那种糟糕的工作，的确当我们有闲暇的时候，我们就想把时间给浪费掉，我们也不愿意从事一些稍微高级点的活动。在马克思这里，他把高级点的活动叫做发展智力、进行社交活动以及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

所以，归根结底，闲暇对于工作的政治来说也是非常根本的。

我的基本内容说完了。谢谢大家。

答问环节

马克思说，劳动是人的第一需要，那么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的掏粪工人如何把掏粪作为自己的第一需要呢？

这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其实我刚刚大概也说到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劳动是人的第一需要，他是认为，这要在扬弃按劳分配之后，即实现按需分配。马克思认为，只有在这个按需分配这样一个环节，我们每个人才能把劳动叫做自我塑造、自我表现。

后来哈贝马斯把这个叫自我表现模式，劳动就是展现自我、塑造自我的方式。这也是黑格尔的基本观点。但是，的确，掏粪也不可能说是可以直接展现自我，掏粪是我前面说的脏活累活。

这样一种我们不能够从中获得很多意义感，或者说不能够满足亚里士多德主义原则的活动，我们只能把它在社会里边更公平公正地分配，不是让某一些人一辈子从事这种活动，而是让它像兵役一样，在全社会进行分配，另外就是说提高待遇、缩减工作时间，这是不得已的一种方法。除非到真正共产主义社会，环卫工作，那些脏活累活都能够真正地自动化。但是我对自动化并不是很乐观，所以这只能是一种权益之计。

华为模式算不算新型的集体经济？

华为我也不是很懂，没有特别研究过。但是，集体经济起码得是属于集体所有。它这个股权模式我也不是很懂。但是普通的股权好像并不是特别特别重要，在华为整个企业里边。再一个，普通员工在华为企业里边的话语权，也就是他的掌控感可能也是比较弱的。所以我觉得很难算集体经济吧。

南斯拉夫呼吁4小时工作制度制

南斯拉夫是所谓的修正主义，搞到最后把社会主义搞没了。但是社会主义号召

　4

小时工作制，缩短工作时间是社会主义的题中之意。苏联虽然也有过所谓的斯达汉诺夫主义的时期，或者说他大肆宣传劳动英雄，但是在建国之初，苏联就一直尝试，或者说把缩减劳动时间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个重要的体现，斯大林在

1951

年提过随着生产力发展，可以实现五到六小时工作制，在赫鲁晓夫时期，也说要赶紧搞六小时工作制。但是后来搞得并不是很成功。

刚才提到要消灭广告宣传岗位会不会过于武断？宣传工作尽管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可是在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社会，就没有这样的需求吗？

我不知道你理解的宣传是什么意思。当然从你发的文字来看，你的宣传是宣传商品，广告的目的就是为了宣传商品，广而告之。但是我们要知道，在社会主义时期，在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时期，的确就没有广告这个东西，没有商业广告。商业广告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有的。

但是在我看来，广告业是不创造剩余价值的，它分割企业的利润的，它帮助企业能够尽快地卖出商品，加快资本流通。当然加快资本流通，有助于资本增殖和剥削剩余劳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因为帮助企业更多地剥削剩余劳动，所以它在这个过程中也分割了一定的剩余价值。

广告有没有必要？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广告绝大部分是没有必要的。可以看看我们身边的广告，包括电梯里面的广告，基本上是没有必要的。如果说我们需要一些关于产品的基本资料，说明书已经够了。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广告，一方面是虚假，一方面是纯粹为了调动消费者的购买欲，它是不正义的，也是对生态不友好的。它调动人的购买欲、消费欲，其实造就了很多不必要的消费。

所以在我看来，广告业是一种典型的狗屁工作。

政治宣传呢？

政治宣传不是我说的广告商品宣传。政治宣传，比如说在社会主义或者说在工人阶级里面的，是需要一些知识分子，一些意识形态专家，用阿尔都塞的话说，他要从事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自然就需要一些所谓的政治宣传员，这当然是有必要的。

如何缓解异化的害处？原则是什么？

缓解异化的坏处，我们要知道异化的原理是什么。

比如说劳动过程异化，最根本的异化还是产品异化，劳动者生产的产品不归劳动者归资本家，所以需要公有制。但是短期之内不可能实现。

可以实现的是劳动过程异化的解决。劳动者应该通过公共的、以及在企业内部的阶级斗争——当然阶级斗争可以是缓和的，也可以是激烈——来让劳动者，尤其是基层劳动者，在个这过程中更有话语权、更有掌控感。

当然话语权、掌控感，也是要呼吁社会通过立法，比如说削减劳动时间，这好像比较奢侈，起码能够切实维持八小时工作制，这是缓解异化的途径。

另外还有一些人主张，通过全民基本收入，让劳动者更有这个掌控感。为什么？因为有了基本收入，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来源，这样你就不用担心被老板开掉，或者当你罢工的时候，你不用担心没有钱，那你就可以更有底气地和老板对抗，让老板妥协。比如说给予更好的待遇，更民主的生产空间，这都是缓解异化的方法。

再有就是劳动者之间的异化，对抗或者竞争，只有通过劳动者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认识到，劳动者之间是没有根本的利益差别，劳动者之间应该是团结互助、友爱的，而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是有根本的对立。这种缓解其实我觉得更重要，因为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是人和人之间成为狼和狼关系，只有劳动者认识到劳动者之间有共同的利益，才能缓解这种异化。

其实也是要通过劳动者认识到他们共同的利益所在，然后采取集体措施，只有这样，他才会更多地实现“我是我”，而不是“我不是我”，他的无力感才会被削弱。这个无力感只有通过集体行动才有可能削弱。

资本主义下的服务业最终会走向奴隶制吗？

今天资本主义的服务业，尤其家政服务业，和奴隶制我觉得没有根本差别。

不光是之前的古典理论家，美国十九世纪中下叶，有一群叫劳工共和主义者，他们觉得，但凡在生产空间没有自主性，在生产空间没有自由，要依附于你的雇主那一种状态，就是奴役。所以资本主义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奴隶制，当然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马克思认为现代雇佣工人就是一种雇佣奴隶，只不过稍微自由一点。但是在家政服务业，我觉得和奴隶制没有根本的差距。

您是如何看待新的网络资本对人们闲暇时间占有的情况？比如说，当前的许多互联网和数据内容平台，依靠的是人们有大量的闲暇时间花在他们的平台上，在发达资本主义和高福利国家，很多人很早下班回家，然后就可以花钱去消费各种网络上的内容，而当前的监视资本主义也正是依赖对让人们免费地贡献自己的时间、精力、内容制作和多种数据，让他们得以继续发展。对于这种强大的诱惑和资本力量引导，人们应该如何掌控自己的闲暇时间呢？

发达的资本主义高福利国家，可能在北欧可能稍微好一些，在西欧已经不存在了，已经是过去式了，这个和咱们中国其实已经差不多了。在美国、英国尤其典型，很多人也不能够提早回家。

但我明白你的意思。

最近其实有一本书是复旦大学做传播的政治经济学的姚建华老师,他刚出了一本书,《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他的这本书就是专门探讨你这个问题的。

的确，我们今天的劳动已经远远不限于我们被雇佣时候所付出的活动。

我们在家上网，在网上发内容，很多时候是一种免费劳动。当然这个免费是相对于资本来说的，因为资本可以把它拿去用，当然这个拿去用，其实也是要经过程序的处理，程序员要对这些数据内容进行处理，处理之后可以被资本用作是生产剩余价值的途径。

所以，一方面，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或者对于休闲者来说，我们在玩，是在休息，但是我们休闲的结果是贡献了一些免费的劳动，这些劳动被资本拿去，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基本情况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应该怎样掌控自己的闲暇时间，我觉得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我们要这么消极地利用自己的时间，如看电视刷短视频，而不是把时间用在，好比说我要看一些比较理论的书上，我要把时间用来陪伴家人，我觉得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所从事的本职劳动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本职工作已经耗费了我们的精力，所以我们没有精力在投入的一些更严肃的活动里面去，我们才会把自由时间用在一些比较无效的这个网络交际上面去。所以如果说要操持自己的闲暇，我们应该掌控我们的劳动，让我们的工作更有意义感，同时缩减劳动时间。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更合理地来利用我们的闲暇时间。

[讲座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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