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互害，意思是越是身处社会底层的人，越是不会团结，越是倾向于互斗。从客观上来说，这个说法有其合理性，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的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人类之间的互相竞争。而且由于不公平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财富的分配方式，人口基数最大的底层人民所能支配的资源却是最少的，因而底层互害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身为底层人民的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作过非常精辟的分析。他指出：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能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的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内的广大群众，便是用一些因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第693页）
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由此产生的生产方式的作用，底层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正如马克思所形容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事实也正是如此，在房地产如此发达，以至于几乎遍地都是商品房的今天，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是如此之近，近到只有一墙之隔；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又好像很远，远到似乎像海角和天边之间相隔的距离那么远。正如袋子里的马铃薯那样，虽然看起来互相紧挨着，但之间的空隙和隔阂却是永远无法忽视的。
正如上面所述，“底层互害”这一说法虽然在客观上有其必然性，但在主观上来说，却很可能是资产阶级编纂出来的一道伪命题。这一说法，有着矮化、丑化和污名化底层人民的嫌疑，似乎底层人民天生就是阴险好斗的模样。殊不知，底层互害完全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与资源分配方式不相匹配的结果，最多的人占有着最少的资源，这是必然会产生互斗的恶果的，人民本身则是无辜的。
如果将锦衣玉食的精英公子们的生产资料加以征收征用，他们自己马上就会成为自己所称的“底层互害”的主人公。
因此，“底层互害”这一说法，本身是不靠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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