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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有一场文艺复兴

王世荣 · 2022-03-08 · 来源:王世荣《文明大走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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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应该有一个客观理性的态度,全盘否定有失公允!文革固然有受左倾思想影响的一面,也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面。毛泽东1957年在《坚定地相信群众大多数》指出:“大鸣大放的口号,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式和方法,归根结底有利于多数人,有利于多数人的自我改造。两条道路,一条社会主义,一条资本主义,归根结底有利于社会主义。”这是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民主、群众监督政府,共产党自我革

  中国需要有一场文艺复兴

  王世荣

  (政治学教授,文化复兴丛书主编)

  中国应该有一场文艺复兴,复兴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自由理性和创造精神,复兴大唐文化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气度,复兴诗的王国的审美文化和超越意识,让中国文化精神以崭新的姿态走向世界。

  (一)

  文化时代是文化高度发展和繁荣的时代,的东西方文化走向融合的时代,是彰显知识经济和文化软实力的时代,也是中国文化复兴和走向世界的伟大时代。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华民族热情迎接文化时代的宣言书!是呼唤中国文艺复兴的号角!是热情地拥抱人类文明,赞美文学艺术,颂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华章!充满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史,近代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强国之一。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但我们都挺过来、走过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写道,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当时古代希腊、古代中国、古代印度等文明都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文化传统,并一直影响着人类生活。这段话讲得很深刻,很有洞察力。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我们的先人早就认识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道理。阐释中华民族禀赋、中华民族特点、中华民族精神,以德服人、以文化人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

  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琪罗、蒙田、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等文艺巨人,发出了新时代的啼声,开启了人们的心灵。在谈到文艺复兴运动时,恩格斯说,‘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在我国发展史上,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发展同样与中华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先时期,我国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兴盛局面,开创了我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鼎盛期。20世纪初,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端于文艺领域的创新风潮对社会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全民族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引擎。

  鲁迅先生说,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1]

  “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有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1]

  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

  (二)

  思想文化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就思想文化领域而言,最早发端于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石破天惊的怒喊:“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天下为主,君为客”。顾炎武提出“为民而立之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日知录》)王夫之提出:“事随势迁,而法必变。”“一姓之兴亡,私也。而民之生死,公也。”“救天地之祸,非大反孤秦、陋宋之为不得延。”(《黄书·宰制》)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明夷待访录》是当时“刺激青年学生最有力之兴奋剂”,并作为“宣传民主主义的工具”。资产阶级革命家陈天华把黄宗羲奉为“中国的卢梭”,他的《明夷待访录》“虽不及《民约论》之完备,民约之情,却已包括在内”。(《陈天华集·狮子吼》)

  中国的四大名著,《红楼梦》曹雪芹自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具有明显反封建、反礼教的色彩,被称为贵族社会是挽歌;施耐庵的《水浒传》逼上梁山,招安后英雄们的悲惨命运,揭露了封建制度的残暴和虚伪;吴承恩的《西游记》中孙悟空大闹天宫,颂扬了人民的反抗精神,而孙悟空被压在五指山下,表明统治阶级对人民的镇压!而如来佛被玉皇大帝利用,则表明宗教是统治人民的工具;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揭示“久合必分,久分必合”的历史规律,揭露了统治阶级“宁要我负天下人,绝不让天下人负我”的强盗逻辑!揭示“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

  龚自珍发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呐喊!而关汉卿的戏剧比莎士比亚早300年,对人性刻画入木三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描写鬼狐比人更善良;还有“三言两拍”,都具有反封建、解放人性的作用,这是中国人的文艺复兴!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丧失了独立和主权,被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为了救亡图存,先进的中国人向外国学习救国救民的真理!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西学东渐,提出“师夷之长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严复翻译了大量西方学术著作,把进化论、天赋人权等思想介绍到中国,仿佛盗天火给人类的普罗米修斯,促进了国人的觉醒。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几千年的封建帝制,是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

  新文化运动高举爱国、科学、民主伟大旗帜,让思想冲破罗网,朝着解放的大道迅跑!陈独秀说:“儒者的三纲之说,我一切政治道德之大渊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我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格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3]

  李大钊说:“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两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它的表层构建。看那两千余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理,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礼仪,哪一样不是损卑下以奉尊长?哪一样不是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哪一样不是本着大家族下子弟对于亲长的精神?[4](《李大钊文集》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8页。

  鲁迅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个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纸都写着两个字:吃人。”[5]

  (三)

  耿云志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两个重要贡献,一个是世界化,一个是个性主义,这是近代文化发展的两大趋势,而且对中国现代化和民主化有重大影响。

  中国人知道中国之外有世界,中国文化之外有很高等的西方文化,是从清末开始的。首先是林则徐、魏源、再到冯国芬、郭嵩焘等等,尤以严复和梁启超贡献最大。但是新文化运动以前,对西方文化被动介绍的多,主动选择的少;表层接受的居多,深入的理解较少。其中除郭嵩焘、严复等极少数人真正亲身接触过西方文化,梁启超只有短期游历,馀人皆不曾对西方文化有切实的了解。但是到了新文化运动起来的时候,已经有大批的留学生自欧美归国,他们皆有西方生活、学习数年之久。有些人,例如胡适,还颇能深入到纯粹西方人圈子内的生活,包括其私人生活中,有的甚至与西方人结婚。他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远非前人可比。所以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化运动的领袖们的世界观念,以及世界化的文化意识,已经相当明晰而确定。

  第一次世界大战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特别是中国参战以后已经是以比较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因此,在文化上,中国人也开始自觉地体认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的事实,而不再自外于世界,不恰当地自命为高出于世界文化之上,甚至根本不同于世界文化的另类文化。而开始意识到,只有置身于世界文化之中,不断地与之互动,吸收我们所需要而又较缺乏的,同时又贡献我们自己的优秀文化,我们才能更快的进步和发展。所以,陈独秀说:“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立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国民而无世界在智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在陈独秀看来,发展中国的近代教育、实业,根本目的是“求适世界在生存”。今日在世,世界已经大通,各国各民族互相依存,任何国家不能自外于世界,孤立地生存。所以,必须以世界化的眼光来看待问题,来图谋未来之发展。

  胡适明确的肯定,人类文化具有无法否认的共同性,大家都在谋求物质与精神的满足,区别只是所用的方法、手段不同。然而,随着世界大通,方法、手段不断地互相借鉴。所以,从大趋势看,文化的世界化是不可抗拒的。这当然不是说简单地归于同一,而是说,各民族的差别、特点,只是引起互相观摩、互相借鉴的兴趣,而不再是阻隔文化交流的障碍。胡适在留美时,即已立下沟通中西文化的使命。胡适成为民国时期引导中西文化沟通、结合、创造中国新文化的最重要领袖之一。

  给新文化运动以有力支持的是蔡元培,他所主张的著名的大学教育宗旨:“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深得世界化之精义。

  另一位著名教育家蒋梦麟坚信,中西文化本质上是相通的。即人道的原则,中国人讲“忠”与“恕”,西方人也同样讲究,“各国的真正士君子,莫不如此的”。其他如对待知识的诚实态度,观察经济生活与政治、伦理之关系,也都是基本相同的。因此,他积极倡导翻译西方经典论著,促进中西文化结合,使中国文化、思想学术发扬光大。在世界化的文化大潮中,每一个民族都是贡献者,也是受益者。

  鲁迅讲“拿来主义”,是深切了解文化世界化的大潮,勉励国人,不可犹豫彷徨,凡人家文化上的好东西,我们尽可以学习、借鉴,久之,自能推陈出新。创造出中国的新文化。

  一战以后,世界化的趋势更加明显。新文化运动以后,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种大趋势。所以,自中国封闭的大门被打开以后,接近80年中,人们感受屈辱、极不情愿的情况下,渐渐知道一些西方世界的情景。如今,第一次拿出主动的精神、态度,欢迎西方文化,并加以拣择。同时,也以现代态度还方法,来整理固有的文化遗产,为中西文化的结合创造中国新文化建立之基础。有了这种认识,国人得以渐渐改变屈辱与不自在的心态,渐渐尝试在世界化的文化交流中分享人类文明成果,同时贡献自己民族文化的精华,从而不断增强自信。

  新文化运动最能使青年们感奋的,是“个性解放”的口号,亦即“个性主义”的观念。

  梁漱溟先生曾说:“中国文化最大的缺失,是个人不被发现。”这是梁先生一个极有价值的见解。

  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第一点就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要求青年务必“完其自主自由在人格”。他说: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惟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青年有了独立的人格,便不再是家长、族长的私有物;也不再是师长和官僚的仆从,要能自断是非,自决弃取。

  胡适说:“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又指出:“发展个人的个性,须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意志自由。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人。”“个人若没有自由权,又不负责任,便和做奴隶一样。”

  高一涵在《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这篇长文中,第一次向中国人系统深入地说明个人和国家的真实关系。他指出:“共和国民其蕲向之所归不在国家,乃在以国家为凭借在资,由之以求,小己之归宿者也。国家为达小已之蕲向而设,乃人类创造物之一种,以之保护小己之自由权利,俾得以自力发展其天性,进求夫人道之完全。质言之,盖先有小己后有国家,非先有国家后有小己。”高氏此说,真乃石破天惊之论。

  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认识个人的独立地位,认识个人的价值,这一点十分重要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是伦理意义上的最高主体,隶属其下的所有臣民,都必须无条件地效忠于它。个人被视为无物,自然谈不上什么个人的欲求好权利。学者《新青年》的作者们要大家明白,先有个人,后有国家,国家是个人集合而成,没有个人就没有国家,个人先于国家;而且千千万万的个人之所以要组成国家,是为了保障每个个人的利益。保障每个个人的利益得到保障,国家才会安定。反过来,既然国家能够保障每个个人的利益,因而每个个人也就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去保卫国家和建设国家。认清这个道理,一方面使广大青年摆脱奴性的国民心理,自觉主人的地位与权利;另一方面,更因而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努力提升自己,运用自己的知识、能力去改善社会、改善国家。

  中国文化自独尊儒术以后,“人”这个词,就总是作为一个类概念而存在,是个抽象的东西,绝少有人把“人”作为具体的、个体的人来对待。既然是抽象的人,则谈他们的欲望和权利,同样是抽象的。脱去抽象,还原具体,人是一个一个的真实存在,一个一个真实的“我”。

  近代中国第一个把真实的个人凸显出来的思想家是严复。他解释中国人的“恕”与“絜规”,是“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则为及物之中,而实寓所以存我者也”。“存我”,便是“个人”的独立被确认。以后梁启超在大力阐发他的新民学说的时候,指出:“吾以为不患中国不为独立中国,特患中国今无独立之民。故今日欲言独立,当先言个人之独立,乃能言全体之独立。”到新文化运动起来,陈独秀、胡适、高一涵等把“个性主义”“个人的解放”的道理说的明晰而透彻。个性、个人,当然包括占中国人口一半的中国女子。女子解放是新文化运动一个非常突出的亮点。

  发现“个人”,具有无比深刻的意义。它从抽象的人,提升到具体的人。中国古代思想家,尤其是儒家一派的思想家,往往都以为“类”高于个体。人所禀赋的本质,在普通个体的身上,总是不完全的,与缺陷的。所以,他们总是强调个人要克制自身的种种欲望,力求达到他们说的玄之又玄的普遍人性。他们以抽象的人性来罩住每一个人,任何个人都没有机会展示自己的个性。而真实的人性,其实只有在具体的个体身上才能展示出来。抽象的人,作为一个类概念的人,是无从展示其人性的。个人的发现,突破抽象的人对所有真实的个人的笼罩,迷雾散去,具体的个人则鲜活地独立起来。人性、人的权利,都被要求在具体的个人的身上彰显起来。守旧的人,常常以为,以强调“个性”、“个人”,就会酿从人欲横流的局面,这完全是多虑。真的个性主义,实际就是自利利他主义。因为个人要自立、自尊,要维护个人的权利,就必须尊重别人有同样的权利。人总是要与别人相处。有利于别人,有利于大家的,也毕竟有利于自己;相反、损害别人、损害大家的,最终也必定损害到自己。

  个人的发现,对个人独立自主的人格、对个人权利的强调,是《新青年》倡导的核心概念之一,它既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出发点,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落脚点。[6]

  (四)

  五四新文化是近代以来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一个伟大的历史功绩在于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开辟了道路。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热烈欢迎俄国革命,欢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一八年,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两篇著名文章,指出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俄国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一九一九年五月,李大钊在主编《新青年》时,出版了马克思研究专号。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掀起了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译本也开始出版。

  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指出阶级斗争学说“恰如一条金线把三大原理联络起来。”“只由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

  十月革命以前,陈独秀一方面讴歌自然科学和西方的“立宪共和制”,一面又对这种制度表示怀疑。他1915年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说,自从西方“竞争人权之说兴,机械之本之用广”。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危害日益加深“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他认为这是“近世文明之缺点。”他声称“欲去此不平等与压制,······社会主义是也。”简要介绍了圣西门、傅里叶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以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十月革命以后,陈独秀逐步成为很有影响是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在他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中,区别了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并说明:无产阶级如果不掌握政权,那么“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的武器。”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主义学说影响逐步扩大,一部分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知识分子,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从而为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条件和干部条件,从而开辟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又一历史功绩[7]。

  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

  古老的中国焕发了青春,中国文化亦呈复兴之势!毛泽东指出“我们不仅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性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世间人是最宝贵的东西,只有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7]

  但是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错误估计了阶级斗争形势,双百方针没有很好贯彻,还是发生了五七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五九年错误批判彭德怀,直到发生文化大革命。

  而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应该有一个客观理性的态度,全盘否定有失公允!文革固然有受左倾思想影响的一面,也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面。毛泽东1957年在《坚定地相信群众大多数》指出:“大鸣大放的口号,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式和方法,归根结底有利于多数人,有利于多数人的自我改造。两条道路,一条社会主义,一条资本主义,归根结底有利于社会主义。”这是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民主、群众监督政府,共产党自我革命的重要形式。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改革开放为契机,掀起了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是经过十年文革动荡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左的思想禁锢之后,中国人的又一次政治觉醒;是中国自鸦片战争国门被打开之后,主动融入世界,是中国文化主动吸收外来文化,大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融入世界文明潮流,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壮举。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公告上的话,三十八年过去了,这振聋发聩的声音仿佛还在耳畔!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像一道闪电让中国在个人崇拜、思想僵化中徘徊的民族惊醒。一切理论,一切学说,一切言行正确与否,是否有真理性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打破“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才能把我们党和民族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才能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局面。

  邓小平1980年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治传统比较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治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限制、批判和打击,有时有重新滋长。”

  “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治,毛泽东同志说过,这样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发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8]

  这实际上是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更加广泛深入的思想启蒙运动。李泽厚讲“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因为救亡主题很快压倒启蒙,中国的思想启蒙的历史任务远远没有完成。王若水《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引发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大讨论,人性与阶级性、真理有没有阶级性?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真理没有阶级性》;胡乔木《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认为人道主义作为历史观是资产阶级思想,但是可以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的重要层次,这就是我党认识的一种进步。高尔泰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文学的当代意义》指出,“当代文学的主题仍然是启蒙”,“美是自由的象征”。这实际上是一种人道主义、人文主义思潮,对人性,人的价值,人的权利的肯定。

  80年代初中国青年报发表署名文章潘晓《人生的道路 为什么越走越窄?》提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命题,虽然这个提法有片面性,但是在经历左倾思想长期压制之后,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个性主义”和个体利益意识觉醒的重要表现。

  意志论研究兴起,肯定人在遵循客观规律性的前提下,具有意志自由,人的意志具有自愿性、自主性、自决性、自控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具有意志,并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变成自己意志的对象”,这是人的重要的本质规定性,是人的生命活动区别于动物的生命活动的直接标志。意志的有无及其合理程度,对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自由解放的程度都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唯物史观的灵魂是决定论与意志自由的统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尼采叔本华的意志哲学,沙特、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以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罗尔斯的《正义论》、房龙的《宽容》、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创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奈斯比特《大趋势》,现代性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符号学、诠释学,以及文学艺术领域的现代派、超现实主义、梦幻现实主义都对中国产生了影响。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翻译了大量西方名著。《河殇》的主题是“中国要走向世界,世界首先要走向中国”!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加入世贸组织标志中国已经完全融入全球化浪潮,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又一个高潮,而且就其深度和广度而言是历史上任何时期无法比拟的。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口号,改革开放以后成为基本国策和全民族共识。自从郭沫若发表《科学的春天》,徐迟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恢复高考制度,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老三届有些人已经有三、四个孩子,还上大学读书,电视大学、自学考试、夜大学,人们如饥似渴地学习科学文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学技术的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振兴中华!成为一代人的口号。

  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谈话》把全民族思想解放推行高潮。“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不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鼓励方式。”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到达共同富裕。”[9]

  改革开放中判断是非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0]

  宋惠昌提出“国家以社会为本位,社会以个人为本位” [11] 的政治伦理,就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个性主义思潮的回应,也是中国政治和社会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

  新时期解放思想,为中国社会和政治变革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动力!全党全民解放思想,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融入全球化的大潮,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国崛起奠定了基础。

  (五)

  中国现代化走着与西方不同的路径,西方是复兴希腊罗马文化,而中国是批判和否定传统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就是标志。

  文革有“批林批孔”运动,“破四旧,立四新”;一直到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运动,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相冲突的观点,仍然是主流意识。

  《河殇》主张“中国要走向世界,世界必须先走向中国”!对思想解放有积极作用,但是它认为“蓝色文明一定会取代黄色文明”,这是全盘西化论的翻版。与此相反: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等人对中国的科举制度、雨果、福楼拜等文学家对中国文化也非常推崇。拿破仑拜读了《孙子兵法》后,发出“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它醒来的时候,整个世界都会震惊!”

  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经过长期研究推出《中国科学技术史》,认为中国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科学学奠基人贝尔纳在《历史上的科学》中指出:中国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

  “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明代初期——从希腊的抽象数理科学转变为近代的机械、物理的科学过程中,中国之技术上的贡献——指南针、火药、纸和印刷术——曾经起过作用,而且也许是有决定意义的作用。”

  美国历史学家拉铁摩尔在《中国简明史》对中国古文明的世界意义,做出了如下表述:

  “如果用另一种方法来研究历史,那中国历史便可以对整个人类的历史投射出鲜明的光亮和揭示出它的许多隐秘——从人类最原始的活动(其中有些活动就在亚洲),一直到人类的哲学、宗教、文化和艺术方面发展的顶峰。就思想和哲学而言,还未曾经有过别的文化能超过中国在各个伟大创造时期的文化。就物质文化而言,虽然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文明的根源看成全部来自欧洲,但是我们也曾从亚洲学到许多东西,如纸、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生丝、茶和瓷器。”[12]

  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出版了《西方的没落》,而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巨著《历史研究》中认为,“大同世界”是不久的将来的事情,西方文化讲进取、有活力,中国文化讲秩序与和谐,只有把中西文化结合起来,人类才有前途!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西方一百多位著名科学家在欧洲聚会,讨论人类的生存困境和出路,最后发表了《现代世界需要孔夫子》的宣言。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世界宗教大会在《全球伦理宣言》中,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确立为“金规则”。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设立“孔子教育奖”。而孔子学院如雨后春笋,遍布世界各地。

  本世纪以来大陆国学热兴起,传统文化首先引起企业家的重视,《弟子规》进课堂,大学国学班,各种类型的“读经班”,传统文化大讲堂,道德大讲堂,文化书院,孔子学会、传统文化促进会纷纷成立。

  央视百家讲坛“论语心得”、“庄子心得”“品三国”、“说红楼”,“汉字听写大会”,“中国诗词大会”持续火爆。评选“全国道德模范”,“感动中国”人物评选,全国“孝心少年”评选,“我的家风”,“什么是孝顺?”传统文化似一股春风,在神州大地上回荡。

  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已经百年,中国人终于觉醒,走出了“全盘西化”,否定传统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重建民族文化的自信,文化复兴成为民族复兴的标志和动力,成为增强国家软实力,增强道路自信和民族凝聚力的源泉,成为执政党和全民族的共识!

  (六)

  中国之所以需要一场文艺复兴,是因为中国的现代性困境具有双重意蕴,一方面的现代性不足,需要继续启蒙;另一方面是现代性问题凸显,需要道德重建。

  西方近现代的崛起,得益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持续经过世纪的人文主义思潮,把人性从中世纪神权和封建等级观念下解放出来。

  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官本位、特权思想、唯书唯上观念根深蒂固;文革期间个人崇拜,“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导致迷信盛行,思想僵化。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权力就是真理,依附性人格,“听话”就是好学生!不鼓励独立思考,不倡导标新立异。

  中国现代化的赶超型发展付出了较大的精神代价,理想迷失,信仰倾斜,道德失范,艺术颓废,意志薄弱等等已绝非盛世危言;科技至上主义、经济沙文主义、自我中心主义和享乐主义等等的合流更使一系列现代性问题空前凸显,它们都逐步成为当代中国人当下遭遇的情景;在积极意义上,无论是发展市场经济、还是建设民主政治,都依赖于培育相对独立的、成熟的利益主体和意志主体,以充分调动公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13]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讲中国文艺复兴,既要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科学和民主思想,又要把传统文化的精华与封建糟粕相分离,复兴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自由理性和创造精神!复兴大唐文化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气度,复兴诗的王国的审美文化与和谐精神!

  自从文艺复兴以来,人类走出来禁欲主义的黑夜,却陷入了纵欲主义的泥潭!人类的生存困境归结起来就两个问题,一个是生态问题,一个是心态问题,心态决定生态!是人类贪婪的欲望,破坏了生态环境,引发了掠夺、冲突和战争!

  西方哲学家海德格尔,提出“人是大自然的建设者”,而不是征服者和主宰者!人类的悲哀就在于本身是大自然主宰,却在刻意追求超自然的存在!征服自然、主宰自然表明人类的狂妄和无知,敬畏自然,呵护自然、回归自然才是人类的明智选择!

  美国科学家卡逊《寂静的春天》,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给人类敲响了警钟!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成为超越工业文明的新的文明形态,成为全人类的共识!

  梭伦的《瓦尔登湖》表达了人类回归自然的愿望。中国古代“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因任自然”、“返璞归真”,“民胞物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能够为人类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七十年,和平的阳光普照大地,人类渴望实现永久和平!但是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高悬在人类头上!在拥有核武器的时代,人类在同一条船上,人类的生存意志高于一切!

  中国文化崇尚“和谐”、“和合”、“和平”,“和为贵”、“仁者爱人”,“和而不同”,“协和万邦”,“仇必和而解”的理念。中国领导人提出合作共赢,构建“和谐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化时代人类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思路。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主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14]

  据记载,1958年,毛泽东在审阅陆定一所写《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文章时,加写了这样一段话:

  “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的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读中国教育史,应该提到他们。”[15]

  这段话可以说是关于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非常精辟的论述,对于我国文化教育事业具有十分深刻的理论意义。

  “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是人类反思近代以来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生活方式,这是自文艺复兴以来新的人性觉醒!中国是一个诗的王国,从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

  中国的哲学首先是自然哲学,是心灵哲学!中国文化首先是一种审美文化!在大千世界怎样安放我们这颗动荡不安的心灵?要拯救人类首先要拯救人类的心灵,在物欲横流的社会,必须提出心灵建设的任务!

  心灵是宇宙的中心,宇宙因心灵而生动!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万物皆备与我!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神由心造,境由心生!

  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复兴中国文化是历史的大趋势!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的需要,而且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需要!具有五千年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已经崛起在世界的东方!她也将以青春中国的英姿,创造出光耀千秋的文化艺术!

  一个民族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变得强大,而且在思想文化上,能够走在世界的前列,伸张公平和正义,彰显人的价值和尊严,热爱自由和创造!一个具有文化自信和自觉的民族,才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文摘》2015年第23期。

  [2]《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型发展”方针,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认真学习习近平同志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光明日报》2014年10月10日。

  [3] 陈独秀:《新青年》2016年第1卷第5号。

  [4]《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8页。

  [5] 鲁迅:《狂人日记》,《新青年》1918年41卷6号。

  [6] 耿云志:《心事浩渺话当年:纪念〈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新华文摘》2015年第24期。

  [7]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史纲》下册,中国青年报出版社1981年版,第371-379页。

  [8]《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86页,第388页,第456-457页 。

  [9]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373页,第372页。

  [11]宋惠昌:《当代政治伦理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关于国家、社会、个人关系的政治伦理学思考》,《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第12-17页。

  [12]转引自黄留珠主编《周秦汉唐文明》(简本),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

  [13]张明仓:《当代中国意志论研究:进展与问题》,《哲学研究》2001年第2期。

  [1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708页。

  [15]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8页。

  载于王世荣著《文明大走向——文化时代与思想政治变革》,中国社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有修改。

  作者简介:王世荣,笔名柳望河,陕西眉县人,中共党员,毕业于宝鸡师范学院政教系、西北大学哲学系。宝鸡文理学院政治学教授,政治学教研室主任,学院学科带头人,陕西政治学会理事,文化复兴丛书主编。著有《文明大走向——文化时代与思想政治变革》、《政治科学新论》《周秦政治文化与政治伦理》,《凡人与伟人之间》,参编《中国古代道德生活史》《周秦伦理文化概论》等,其中《文明大走向》被长安街读书会第20181104期“干部学习新书书单”隆重推介,列入中国社科学文库,中国文明网、百度百科、文轩网、读书网等推介。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转载6篇,中国社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网转载多篇,文汇报、哲学研究等均有介绍。发表诗歌散文1000余首,中国诗歌网会员,百度百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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