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认识新时代的社会特性、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

摘  要：新时代的社会特性是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期；新时代的主要矛盾是飞速发展的生产力与日益落后的生产关系的矛盾；新时代的根本任务是将民族复兴、共同富裕和历史过渡同时并举。

关键词：新时代；社会特性；主要矛盾；根本任务　　

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中国的一切，包括社会性质、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科学认识中国的社会性质、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及其变化，是我们做好一切事情的基础。所谓“科学认识”，也就是要动态的、辩证的、实事求是的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马克思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1]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永远在路上。在当代中国搞理论创新，绝不能动摇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绝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中国化的正确轨道。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往往会超出人们的想象，对自创理论的过度自信或自以为是，很可能会忽视这种复杂性。一套成熟的社会科学理论，必然是在长期研究、历史检验和集体智慧的基础上形成的。如果处理不好坚持与发展的关系，脱离坚持讲发展，失去凭据搞创新，就可能陷入逻辑混乱、进退失据的复杂境地。因此，任何人都有必要保持谦虚、谨慎和民主的态度。

一、新时代的社会特性是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期

我们进入新时代，就意味着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时期，这是新时代的社会特性和前进方向，对此必须有更加自觉的理论认识。

新时代的上层建筑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生产关系又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党的“十三大”报告系统地论述了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并提出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并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从这个战略安排来看，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要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的时候才能结束。这也就是说，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应该以新中国成立为起点，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即2035年（党的十九大决定提前15年实现现代化）或建国一百周年终点。即使以建国一百周年为终点，距今也就剩不到30年了，这显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期。所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为什么说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呢？当初的回答是“我国生产力水平比较低、教育和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社会主义具体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并指出这个判断有两层核心含义：一是说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别的什么社会；二是说我国的社会主义还是一个不很发达的社会主义。由此可见，“初级阶段”主要是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角度来说的，而不是从生产关系的性质来说的。但是，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比较低、教育和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社会主义具体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等，不可能是一个静止不变的状态，而是不断变化的相对状态，更何况在长达一百年的时期内，怎么能没有变化呢？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都是运动变化的。如果不能依据生产力（包括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适时调整生产关系，而是以维护生产关系的现状为前提作出生产力长期停留在初级阶段的判断，岂不是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吗？

提出“初级阶段”论，本应是认识国情，吸取经验，继续前进，走向进步的起点，但有一些人实际上把它当成为了搞历史虚无主义和开历史倒车的理论依据，甚至成了为一些消极腐败和社会丑恶现象进行辩护的依据。在有些人看来，既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不能搞纯而又纯的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而应该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多种分配方式和市场经济。与此相联系，存在资本与雇佣劳动现象，存在房奴、车奴现象，存在旧社会才有的消极腐败和丑恶现象，也就具有必然性、合理性了。他们虽然不一定公开这样讲，但其理论逻辑和心理状态确实是这样的。

按照历史唯物论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的基本原理，随着生产力（包括教育和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适时调整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不断增加公有制经济的比例，逐步实现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如果只发展生产力，不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不由私有制占较大比例向公有制占较大比例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就不能进步。没有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断进步，谈共产主义理想就成了空话。可是，很多地方仍在千方百计搞“民进国退”的改革，也就是推行让非公经济比例不断增加，让公有制经济比例不断减低的改革。这不仅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而且与宪法坚持“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规定背道而驰了。把“初级阶段”抽象化、凝固化并作为私有化改革的理由根本不能成立，脱离不断发展的生产力水平搞私有化改革没有科学依据。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就意味着公有制经济的占比必须大大提高，这也是实现共同富裕和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的必然要求。

那么，我们判断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准或标志是什么呢？一般认为，生产力由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三要素”构成，其中生产工具是判断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准或标志。因为“生产工具直接体现着一个时期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程度，是一个时期社会发展的标志性体现。也就是说生产工具才能最直观的体现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水平。”此外，我还想冒昧提出，能不能也考虑以下标准呢？第一，看生产商品数量的能力。例如，从手工生产到机器生产，再到自动化、数字化生产,都是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标志。第二，看生产商品质量的能力。这个质量标准就看商品在产业链、供应链所占的位置及其竞争力，就看商品的科技含量和创新程度。第三，看生产商品的人学习提升的能力，即学习文化、科技和“双创”（创造创新）的能力，因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第四，看对生产商品的人进行组织管理的能力。例如，个体生产、协作生产、合作生产、集体生产等，都是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标志。很显然，我国今天的生产力水平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情况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可谓有了巨大进步和提高。如果说当初承认我国生产力水平还很落后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那么今天承认我国生产力水平有了巨大提高也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如果说当初“大力发展非公经济”是以生产力比较落后为依据的，那么生产力发展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大力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呢？有人说：“私有制的灭亡也非朝夕之功，现在我们发展它，正是为了最终消灭它。私有制发展得愈完备愈发达，那么离它灭亡的时候也就越来越近了”。按照他们的逻辑，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三大改造”，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搞得太早了，是违反“发展规律”的“冒进”，是犯了“左倾”错误。尽管我国的“非公经济”已经发展到可以蔑视公有制，并将其称为“非私经济”的程度，但它还远未达到“非常完备非常发达”的地步，到不了这一步，私有制就消灭不了。“那么，他们所说的那一天会来吗？他们说：会的，但要有耐心等待。十年不行，等二十年三十年。我们这一代不行，等下一代；下一代不行，再等下下一代，反正子子孙孙无穷无尽，耐心地一代一代等下去，私有制终有一天会灭亡的。……请问，人类社会自原始公社解体以后，私有制发展到今天，已有几千年历史了，它还不完备不发达吗？仅就资本主义私有制来说，也发展好几百年了，至今已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还不够完备不够发达吗？那到什么时候什么才算完备发达呢？说穿了，他们讲消灭私有制是假，维护私有制才是真。就是要最终用私有制彻底代替公有制，实现改旗昜帜，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2]

无论从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来看，还是从资本主义发展来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也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而是混杂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因素、社会主义政治因素和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特色社会。党的十九大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个判断“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其实，新时代还应该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时期，而且其前景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级阶段”，而不能是别的什么主义或阶段。正如新中国成立之初，有一个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一样，我们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过渡时期。对此，我们必须有更加自觉的理论认识，并不失时机做好思想准备、工作准备和启动工作。也就是说，到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结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候，应该完成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过渡，而不是到那个时候才开始过渡。

二、新时代的主要矛盾是飞速发展的生产力与日益落后的生产关系的矛盾

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也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的矛盾体。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尤其是主要矛盾，是推动社会和谐进步的必然要求。

社会主要矛盾是在社会主要领域重要矛盾中起基础性、决定性作用的矛盾。换言之，只有在对社会主要领域重要矛盾的分析比较中才能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而且社会主要矛盾是发展变化的。因此，在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时代”之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也要与时俱进。具体说，既要对“三个领域”，即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经济领域的重要矛盾进行分析，也要对经济关系的“两个方面”，即生产力发展状况与人民生活需要是否适应、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是否适应这两方面进行分析。

新时代政治领域的重要矛盾，主要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矛盾。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基本矛盾决定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坚定理想信念，就必须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就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党建等领域不断进行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邓小平反复指出，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3]“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4]“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5]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产阶级与国内外资产阶级的斗争仍然复杂激烈。为了巩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必须继承革命传统，发扬斗争精神，与资本主义势力和修正主义思想作斗争。这方面的斗争，不仅要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还要大胆相信、发动和依靠群众来进行。

认识新时代政治领域的重要矛盾，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立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面前，不仅看不清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而且会陷入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没有统一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很多争论就会成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无谓争吵。例如，放弃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斗争观点，很多复杂现象就看不清本质，很做法和说法也就讲不通道理。包括“自我革命”“斗争精神”“建党精神”等提法也就很难找到深厚的理论依据。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虽然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但并没有完全否定阶级斗争的存在，而且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由于国内的和国际的因素，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可是最近几十年来，在“告别革命”和“去革命化”的错误思潮影响下，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斗争立场很少有人讲了，“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已经很陌生，好像我们生活在温柔之乡，世外桃源，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没有矛盾，没有斗争。直到我们揭露出那么多腐败分子，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反华势力甚嚣尘上，我们才认识到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不能丢！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还要继续！

新时代文化领域的重要矛盾，主要表现为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的矛盾，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的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既相适应又不相适应”的基本矛盾决定的。新时代的文化必须反映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要求，并为其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目前，虽然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居于主流地位，但与此相反的文化，即殖民主义文化、非科学甚至反科学的封建残余文化、资产阶级腐朽文化、只为小众服务的精英文化等也很泛滥。在自由市场、国退民进、国际化的熏风之下，旧时代的幽灵在新世纪的很多地方和领域重新复活。无论是主流的官方文化，还是非主流的民间文化，都存在着不能反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及其发展方向的问题。有些人把我们宣传的“核心价值观”，当成选择性接受“马中西”的文化拼盘，当成写在墙上的标语口号，并没有充分发挥凝聚共识的作用。很多人看不懂哪些文化是高扬理想信念、能够引领社会进步的先进文化？很多问题上存在争论和宣传不力，原因是“三观”标准、是非标准、善恶标准、美丑标准不明确，甚至与“和平演变”的暗流存在关联。

新时代经济领域的重要矛盾，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方面，表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表现为日益落后的生产关系与飞速发展的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矛盾。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既相适应又不相适应”的基本矛盾决定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没有发生变化,但对发展生产力有了更高的要求，也就是要实现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决定这个矛盾的核心要求是实现共同富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认识经济领域的重要矛盾，不仅要从生产力发展状况与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不相适应的方面来认识，还要从日益落后的生产关系与飞速发展的生产力不相适应的方面来认识。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既相适应又不相适应”的基本矛盾在新时代的具体表现。改革开放初期，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经济领域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比较落后的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矛盾。这个矛盾要求我们适度改革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方面，此后的经济改革实际上就是这样做的，只是做得越来越过头了，已经到了“一私而不可收拾”的地步，继续这样发展下去，无异于经济领域的“和平演变”。由于生产力水平飞速发展与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改革的悖论性发展，使我国经济领域的重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了由生产力向生产关系的根本转化。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这既是自发的过程，也是自觉的过程。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思想文化领域和政治法律制度领域的安全隐患被大大解除，但经济领域的安全隐患依然存在，甚至还在发展。经济领域的新兴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包括垄断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被他们收买或主动依附的一部分知识精英，已经成为推动“和平演变”的主要力量。因此，在新时代，即社会主义初级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期，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区别对待资产阶级，也就是要团结小资产阶级，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坚决限制和改造大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是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我们弘扬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革命精神和斗争精神，也就是弘扬建党精神。

以私有制为主要标志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还没有完全形成之前，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还有能力控制和驾驭资本力量，如果私有化不加限制发展下去，资本及其代理人、附庸者的力量达到足够强大的时候，在国内外政治气候适合的时候，他们就会发动“颜色革命”的最后冲刺，到那时候，苏联、东欧亡党亡国的悲剧就会在中国重演。看不到这个趋势和风险，就会犯颠覆性的错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今天，也就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演变成资本主义后的明天。

文化领域、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的重要矛盾并不是相互孤立的现象，而是相互作用、相互交织的关系。另外，在分析社会主要领域重要矛盾的基础上，还要比较其主次，并找到起基础性、决定性作用的主要矛盾。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因此，与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的重要矛盾相比较，经济领域的重要矛盾始终处在更有基础性、决定性作用的地位。马克思主义还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也有反作用，因此，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因此，与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与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不相适应的矛盾相比较，飞速发展的生产力与日益落后的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矛盾，处在更加基础、更为根本的地位。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根本转变，也就是变成了“飞速发展的生产力与日益落后的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飞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科学技术的革命性变化。生产关系日益落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占比日益提高和公有制经济成分占比日益降低。这个主要矛盾已经严重威胁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巩固，直接阻碍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发展进步，也动摇着人们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因此，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和民族复兴，为了推动社会主义社会沿着共产主义方向前进，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的同时，应该不失时机启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也就是要着力解决日益落后的生产关系与飞速发展的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矛盾，重点是要解决好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占比过大和公有制经济成分占比过小的问题。解决好这个矛盾的办法，就是要借鉴我们党的历史经验，适时开启新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三、新时代的根本任务是将民族复兴、共同富裕和历史过渡同时并举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要矛盾规定该社会的根本任务。根据本文对我国新时代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的分析，可以合乎逻辑的引伸出新时代的根本任务，应该是民族复兴、共同富裕和历史过渡同时并举。党的十九大已经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对这两个目标或根本任务，理论界已多有论述，本文不再赘述，下面仅就实现“历史过渡”的根本任务，即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的问题作些论述。

新中国成立后，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理论的指导下，依据中国的具体情况，适时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的核心内容是“一化三改”，即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路线，体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紧密结合，体现了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与发展生产力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就提出了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6]列宁也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7]列宁还认为，过渡时期的根本任务是把剥削阶级的生产资料转化为公有财产，同时，通过合作社的形式使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并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的根本任务提到首位，以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也曾设想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赎买，认为这对无产阶级是最有利的事情。但由于后来俄国资产阶级选择了国内战争的反抗形式，列宁的设想未能实现。”[8]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下，积极探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认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9]其实，中央最初设想，先用“三个五年计划”搞工业化，然后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1952年9月，毛泽东适时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到15年时间基本上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10年以后才开始过渡。”[10]实践结果是，从1953年初到1956年底，仅用4年时间就完成了这个过渡，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11]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也肯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党的历史经验弥足珍贵，值得今天学习和借鉴。

根据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和“三步走”战略思想，以及党的十九大作出分“两步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安排，新时代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最后阶段”，也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时期”，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应该是这个过渡时期的“根本任务”之一。将这个根本任务具体化，就要在经济上，让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迈上中高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并趋向共同富裕，由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占比较大向公有制经济成分占比较大转变；在政治上，让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更加巩固；在文化上，让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精神文明更加繁荣，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以上也可以视为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由过渡时期总任务所规定的政治、文化、经济任务还需分别论述。

过渡时期的政治任务应该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更加巩固。要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就要深刻认识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及其矛盾，把政治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要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和人民事业长长久久推进下去，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善于把握政治大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旗帜鲜明讲政治，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也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政治优势。”加强党的建设，维护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继续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斗争永远在路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无产阶级与国内外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而且变得越来越复杂激烈了。在仍然存在阶级差别、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社会，不能用民族主义代替阶级主义，不能用普世价值观代替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折中调和解决不了阶级矛盾。要保持清醒头脑，站稳阶级和人民立场，采取有力措施，不断争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胜利，巩固人民当家做主的基本政治制度，这才是新时代最根本的政治任务。

过渡时期的文化任务应该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精神文明更加繁荣。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特征。在新的形势下，我们要不断克服非公经济和市场体制的负面效应；要深刻吸取苏联东欧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不断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要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也就是要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起来，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结合起来。无产阶级要巩固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的成果，就必须开展文化革命，也就是要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进行革命性变革，使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成为精神生活领域的主导和引领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有了很大好转，坚定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信心。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长期的，要主动出击，打主动仗，改变过去多年来的被动处境。不能把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方法同以阶级斗争为纲混淆起来。我们曾经犯过宁“左”勿右的错误，改革开放以后，又出现了一种宁右勿左的倾向。连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都被有些人当成“左”的东西，这难道不是邓小平明确反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吗！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论述以及与此有关的其他思想，重视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论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开展文化革命时，要以唯物辩证法等科学理论为指导，正确处理批判、继承和创新的关系，要团结、培养和依靠先进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还要把文化革命与文化继承和文化借鉴结合起来，对于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都不能简单否定和排斥，要有分析、批判、借鉴、学习的科学对待。社会主义社会要继承革命传统，发扬斗争精神，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建设，积极发展教育、文艺、传媒、科技、医疗、卫生、体育等事业，与民生有关的教育、医疗、养老等不能市场化。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将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结合起来；必须搞好新闻舆论和对内对外的宣传工作。

过渡时期的经济任务应该是，让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迈上中高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并趋向共同富裕，非公有制经济占较大比例转向公有制经济占较大比例。要在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要求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过渡时期的经济任务，既要从生产力维度去认识，也要从生产关系维度去认识。生产力维度，包括科学技术水平要迈上高质量和中高端，人民生活水平要不断提高并趋向共同富裕。生产关系维度，要让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占较大比例转向公有制经济成分占较大比例。社会主义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是为人民服务，让人民享受共同富裕、共同幸福的社会。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个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12]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不巩固和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那是不可能的。

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我国宪法规定，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可是，随着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以及多种分配方式（按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分配）的大量存在，加上国家宏观调控作用发挥不够，少数垄断性行业收入过高，“今天中国人民创造的国家财富的百分之八十，为百分之二的富豪所占有，超6亿人一个月的收入不过千元。而且中国人民已经基本上没有了8小时工作和节假日休假的权利，劳动人民受资本的残酷压榨，被新的三座大山沉重压迫已是客观存在。今天的广大劳动人民，既不富裕，也不幸福，更没有政治地位和文化权利，他们的话语权、发展权也被资产阶级剥夺了。”[13]有资料显示，早在2010年的时候，“中国大型国企在国内生产总值（GDP）所占的比例只有28%，私营企业占到51%，而外资已占到20%。”[14]何况近十多年，“民进国退”的大趋势一直没有减速。一些人至今还在竭力鼓吹私有化改革的必要性，公然为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五六七八九”站台叫好。“所谓‘五六七八九’，是指（截止2018年11月——引者注）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总的来说，民营经济要想有更好的发展，国家在优化改善营商环境这一块还要下大功夫，让民营企业真正的和所有市场主体一样实现公平竞争，民营经济发展才可能会迎来一个更好的时期。”[15]按照非公经济持续发展的趋势，今天的占比应该超过了以上数据。敢问这样的状况，还符合宪法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定义吗？如果不符合，应该修改宪法，还是应该控制和改造生产关系的违法性？

有人说“共同富裕需要共同奋斗”，但不能离开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在中国封建社会，广大农民辛苦奋斗了几千年，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根本原因就是没有成为生产资料和社会的主人。因此，离开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个前提，仅靠辛辛苦苦的个人奋斗，是不可能改变命运的，更是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的。劳动人民只有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只有改变被雇佣的“打工人”身份，才可能走向共同富裕。中国的GDP已达101.60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5.58万亿美元，世界排名第二。可是基尼系数却由1978年的0.18猛增到如今0.474（西南财经研究数据为0.61），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具体地说，一方面，目前中国有6亿人每月收入不满1000元，面临贫穷；另一面，中国的亿万富翁数已高居世界第一！目前中国拥有10亿美元以上的企业家有1058位，早已超越了美国的696位。首富“农夫山泉”老板钟睒睒，其个人所拥有的财富竟高达5500亿元人民币！[16]贫富悬殊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如此，其他社会，只要存在私有制就不会例外。要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就离不开对资本的限制和改造，就离不开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发展，就离不开对集体主义思想道德的高扬。如果用私有化、市场化和个人主义的方法追求共同富裕，无异于缘木求鱼。回避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个核心问题，抽象地高喊“共同富裕”，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总而言之，我们对于新时代的认识，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这既是一个入乎其内，从微观上把握其丰富内涵的过程，又是一个出乎其外，从宏观上把握其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的过程。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动态地认识新时代，把握其过渡性和阶段性。这也就是说，既要走进新时代、奋斗新时代、贡献新时代，又要引领新时代、超越新时代、走出新时代。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人民出版社2019年6月版，第327页。

[2]湖北石锋《非朝夕之功论实质是长期保存论》2022-04-01乌有之乡。

[3][4][5][1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1页、第113页、第135页；第373页、第142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1页。

[7]《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64页。

[8][10]本书编写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年8月版，第59页、第57页。

[9]毛泽东《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6页。

[11]转引自田居俭《毛泽东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2013年10月24日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3]为了祖国强盛《社会主义不能以贫富论英雄》2022-03-19乌有之乡。

[14]瓦莱莱·塞贡《中国有计划的经济的秘密》，法国《论坛报》2010-06-01，转引自《参考消息》2020-06-03。

[15]杨德才《从“零”到“五六七八九”，民营经济如何更上层楼》2020-05-21《新华日报》。

[16]祁建平《评共同富裕要靠共同奋斗》2022-03-16乌有之乡网。

2022-04-13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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