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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威 | 疑惑的审视:加莱亚诺的《中国1964》

滕威 · 2022-06-14 · 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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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将《中国1964》放回当时的历史语境与多元参照之中,挖掘加莱亚诺的中国纪行在拉美左翼的新中国书写序列中的特殊性,从而为理解加莱亚诺的思想转变提供新的视角。

  内容提要

  1963年年仅23岁的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第一次离开拉美大陆远行,就来到了中国。在中国的多日,加莱亚诺尽可能地实地调查、访谈更多的中国人,回国后他将中国之行的记录出版,即《中国1964》。本文通过史料耙梳再现加莱亚诺中国之行的缘起、经过,还原加莱亚诺受邀来华的历史语境;通过对《中国1964》与其他1960年代拉美左翼人士的中国纪行的对比细读,剖析中苏论战背景下拉美左翼的立场分歧以及中国之行对加莱亚诺日后写作及立场选择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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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 键 词

  加莱亚诺 中苏论战 《中国1964》 《前进》周刊

  加莱亚诺的《中国1964》

  196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4周年,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作为乌拉圭文化新闻界的代表应邀来华参加国庆庆典并进行访问。彼时,新中国跟乌拉圭还没有建交,乌拉圭当局仍然继续同中国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保持“外交关系”。那么,在当时这种情形下,中国为什么要邀请年仅23岁的加莱亚诺来华访问?这个年轻人有什么过人之处?而加莱亚诺第一次离开拉美大陆的远行就选择了中国和苏联,他又抱着怎样的预期,带着怎样的问题?回到乌拉圭之后,加莱亚诺很快就出版了中国见闻录——《中国1964》,这本薄薄的小书是加莱亚诺第一部纪实作品,但却从未再版过,加莱亚诺自己和他的研究者也都鲜有提及。本文试图将《中国1964》放回当时的历史语境与多元参照之中,挖掘加莱亚诺的中国纪行在拉美左翼的新中国书写序列中的特殊性,从而为理解加莱亚诺的思想转变提供新的视角。

  一 受邀来华的时刻:低潮与微妙

  新中国成立后,并没有获得拉美各国政府的承认,新中国若想同拉美国家建立官方外交相当困难。但是拉美作为美国“后院”,其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特殊而重要的战略位置,又使得新中国无法放弃同拉美开展关系。毛泽东当时指出,“只要巴西和其他拉美国家愿意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一律欢迎。不建立外交关系,做生意也好,不做生意,一般往来也好”[1]。新中国最初十年对拉美一直是采取这样“细水长流,稳步前进”的策略。周恩来确定的中国与拉美国家往来的基本方针是“积极开展民间外交,争取建立友好联系和发展文化、经济往来,逐步走向建交”。[2]当时国家领导层认为如果能在拉美找到突破美国封锁的途径,意义将非同寻常。因此,新中国对同拉美开展民间外交非常重视,比如毛泽东、周恩来都多次接见来访的拉美民间人士。其中巴勃罗·聂鲁达、尼古拉斯·纪廉、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等著名的拉美左翼文化人士都曾经来华访问,并为拓宽拉美与中国之间民间文化交流渠道做出积极的贡献。从下面美国学者William E. Ratliff估算可以看出哪些拉美国家与中国往来最为密切,以及各国应邀来华的大致人数。

  (1959—1961年拉美各国来华访问人数估算表)[3]

  上图显示,拉美来华人士在1959年、1960年两年间达到高潮,1961年“急剧下降”。[4]为什么中拉之间刚刚由于古巴革命胜利而带来的频繁走动,突然就走向冰冷了呢?对历史稍加回顾,一个清晰的结论就会出现。1960年6月,苏联在莫斯科召开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共有81党出席,拉美22个共产党均1派代表出席,其中18个党支持苏共立场,批评中共。[5]7月16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提出要全部撤走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将两党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之中。中苏分歧公开化和扩大化,导致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撕裂。拉美左翼阵营尤其是共产党不得已纷纷站队表态,而且多数选择支持苏联,因此1960年代开始,中国与拉美的民间外交的开展日益艰难。

  但是在国庆,中国政府还是会按照惯例邀请一批拉美代表来参加庆典,比如1963年与加莱亚诺一同受邀来华的还有15位拉美代表,其中包括巴西《幽默报》(A Manha )社长阿帕里西奥·托雷利(Apparício Torelly)和著名作家格拉济利安诺·拉莫斯(Graciliano Ramos)的遗孀,智利诗人费尔南多·贡萨莱斯·乌里萨尔(Fernando González Urizar)、墨西哥著名女版画家安德蕾娅·戈麦斯(Andrea Gómez)以及加莱亚诺的乌拉圭同胞、经济学家吉耶尔莫·本哈德(Guillermo Bernhard)。[6]此前应邀来过新中国的乌拉圭人中,最有名的可能是文学家、教育家索萨(Jesualdo Sosa),他1955年来华,1958年在阿根廷出版了《在秋天认识中国》(Conocí China en otoño)。[7]

  在1963年——中苏分歧的背景下——来到中国的拉美友人,应该是不同以往的。首先,能够受到邀请的一定是中国认为有可能支持自己而非亲苏立场的人;其次,他们离开中国后关于中国的描述应该是被高度期待为正面、积极、友好的。所以无论是受邀人的选择、访问行程的安排都因为“中苏分歧”这一大前提而与1950年代的访问来宾有所不同。

  “九月的最后几日,飞机经过漫长的太阳旅行,终于到达了北京。”[8]这是加莱亚诺第一次走出拉美大陆,没想到就走出了这么远。他在中国待了一个月,又去苏联访问了一个月,最后去到捷克斯洛伐克。在中国期间,他出席了国庆大典——“10月1日晚上在天安门广场我和2500人一起挥舞右手,看着烟花在天上炸开。革命政府已经14岁了,人们在北京的街道上唱歌跳舞来庆祝。”[9]除了北京之外,加莱亚诺一行还去了河北、湖北、江苏、浙江、广东等省,既观光了上海、武汉、南京、杭州等主要城市,也走访了上述几省的一些人民公社。除了看京剧杂技、品中华美食、游览故宫等名胜古迹这些中国招待外国友人的传统项目之外,[10]加莱亚诺给自己的中国之旅布置了新任务——“发现真实的中国”,因此他寻找各种机会访谈形形色色的中国人,比如解放军战士、农民、工人、学生、教师还有干部。1963年10月8日,副总理薄一波接见了加莱亚诺和吉耶尔莫·本哈德。[11]11月4日,周恩来总理也在北京饭店接见了加莱亚诺,在译者、摄影师、速记员和随从等一群人的围绕下,加莱亚诺完成了他中国之行中最难得的访谈。[12]整个会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这是不同寻常的。毕竟当时加莱亚诺只是一个23岁的来自乌拉圭的年轻记者,日理万机的周恩来能接受他这么长时间的访谈,说明周恩来很重视加莱亚诺的《前进》周刊记者的身份。加莱亚诺还同安德蕾娅·戈麦斯等拉美友人一起出5席了周恩来主持的宴会。[13]

  周恩来接见加莱亚诺

  结束亚欧长途旅行回到乌拉圭之后,加莱亚诺将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本书,即《中国1964》(China 1964),由豪尔赫·阿尔瓦雷斯(Jorge Alvarez)出版社1964年3月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该书责编是加莱亚诺在乌拉圭《前进》周刊(Marcha)的同事兼好友卢波(Rogelio Garcia Lupo),同时由美国著名的社会主义杂志《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在美国出版发行。1964年5月30日加莱亚诺还在乌拉圭文化学院(Insitituto Cultural Uruguay)举办了一次题为“亲历一个真实的中国”的讲座,宣传了他这本新书。[14]

  《前进》周刊(Marcha)封面

  二 书写中国的文风:实录与追问

  与三次来中国的聂鲁达不同,加莱亚诺没有像诗人那样用文学化的语言来记叙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种种细节,似乎也不在乎那些宴会,所到之处的景色也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15]《中国1964》,与其说是一本中国游记,不如说是一本社会/政治观察笔记。这并不是说年轻的加莱亚诺不习惯或不擅长文学书写,事实上他来中国前一个月才出版的处女作就是一本短篇小说集《未来几日》(Los días siguíentes ,1963年8月)。他的朋友、《前进》周刊的同事伊韦尔·孔特里斯(Hiber Conteris)读后称赞他“绝对是乌拉圭历史上最杰出的文学一代中的典型”,还说这本短篇小说集“似乎宣告了他作为作家的禀赋和才能”。[16]

  吉耶尔莫·本哈德的《中国纪行》

  与加莱亚诺一同应邀来华访问的乌拉圭经济学家吉耶尔莫·本哈德也在回国之后发表了《中国纪行》(Crónicas Chinas),乌拉圭《时代报》(Época)[17]从1963年11月8日到18日进行了连载,随后蒙得维的亚的卡伦贝(Carumbe)出版社于1964年出版了单行本。相比《中国1964》,本哈德的《中国纪行》更偏重使用数据来呈现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方面的独特性和发展成就。本哈德从农业、工业、文化教育、社会经济面貌等方面描述了他的中国印象。农业方面,他认为中国已经走出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困境,“在一切城市、省府和其他市镇,蔬菜和水果十分丰富”[18];工业方面,他认为虽然苏联撤走了专家和援助,但因为那些援助本来就是有偿的,提供的设备也不是先进的,所以也不会对中国造成致命打击,“目前看来困难已被彻底克服了”[19];文教方面,新中国采取了很多政策改变原来的落后状态,重视德、智、体还有劳动教育。本哈德尤其表达了对人民公社的支持,“人民公社是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需要,是政权和生产的结合”。他认为“这种中国独有的新组织使得可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为农村地区逐步工业化指出了道路”。[20]在“结论”部分,本哈德用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写道,“我们从中国带回了深刻的经验和有益和良好的教导。很少见甚至几乎没有看到穿得衣衫褴褛和住着破房子的中国人。他们充分认识到他们所从事的斗争,成天以惊人的毅力辛苦地工作着,但是感到欢乐与幸福,因为他们不是以前的奴隶了。中国人教我们懂得什么是生活的真正意义。此外,除了所述的这一切之外,中国人的热诚和老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这个充满着新奇事物、具有悠久文化财富的美丽土地”。[21]但同行的加莱亚诺的中国印象却显示出了极大的不同。

  首先,虽然本哈德是经济学家,但《中国纪行》反倒在数据和事例的呈现之中包裹着一种激情。而在《中国1964》中,加莱亚诺鲜少使用热情洋溢的语言,他更偏爱冷静中性的描述;与肯定性的结论相比,书中更多的是带有困惑的提问甚至质疑。比如全书开篇就是一连串的疑问句——毛泽东提倡的是什么?有什么样深刻的理由能推动中国与苏联对立?[22]另外一个可以作为对照的例子是,从中国回到乌拉圭没几个月——1964年7月——加莱亚诺就又踏上了去往古巴的旅途。从古巴回来之后,他也写了两篇古巴纪行,《致古巴:》(A Cuba:)和《古巴:革命的橱窗还是革命的武器》(Cuba como vitrina o catapulta)。在后一篇中,他用非常生动、感性的文字描述了切·格瓦拉:“一股深沉而美丽的力量在他的身上诞生,永不停止、由内而外地由他的双眼散发出来。我记得,他的眼神纯粹干净,就如黎明一般:那是有信仰之人的眼神……是的,他有着自己的信仰,在拉丁美洲的革命里,在这痛苦的过程中,在他的宿命里;他坚信社会主义必将给人类带来新的纪元。”[23]这段文字的文风与《中国1964》截然不同。加莱亚诺在哈瓦那对格瓦拉进行了三个小时的访谈,在中国周恩来给予他的时间虽然没有格瓦拉那么久,但也谈了一个半小时,可是《中国1964》中对周恩来的描写却刻意保持着某种疏离。书中也有“一个了不起的人”“充满活力与智慧”“平易近人,充满魅力”“最显著的特征是随遇而安,收放自如”[24]等,但这些赞美都是引用他人的评价,加莱亚诺紧接着就自己所引的描述提出了质疑,“随遇而安?优雅得体的举止背后是老谋深算”。在概述了周恩来戎马倥偬的半生之后,他给了周恩来一个结论性的描述——“像我们这个时代的其他人一样,生命奉献给了新的信仰:革命热潮的祭品和祭司。”[25]显然加莱亚诺对中国领导人并未像对古巴领导人那样信任,尽管周恩来与格瓦拉被公认为国际舞台上最能代表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魅力和风采的人。[26]

  《人民日报》1963年11月5日头版,周总理接见加莱亚诺的消息报道。

  其次,加莱亚诺对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保持着警醒。本哈德对所见却表现出了十分的信任,笔触更加温和。“我们亲眼看到,中国的所有的人都知道中苏分歧的那些批判文章,每个人都表达看法,但他们的看法同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他们对毛泽东的尊敬和钦佩是一致的,无疑他是民族英雄。他的形象是受到尊敬的,他的话受到尊重和服从。”[27]对23岁的加莱亚诺而言,他对报纸、翻译、导游甚至访谈对象都抱着审慎甚至怀疑的态度,似乎携带着些许年轻的意气和叛逆——“导游给我指定了一个工人让我采访,我却挑了另一个。因为我知道那都是事先安排好的。”[28]

  最后,加莱亚诺的《中国1964》字里行间彰显的是客观独立的新闻主义立场,这与本哈德旗帜鲜明地站在维护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中国的立场是有明显分别的。在《最后的话》中,加莱亚诺明确表示,这本书“不是诽谤也不是颂歌”,写作目的就是“抵达真实的一面”。[29]但是这样的客观主义立场显然不是中国所期待的,所以1964年1月《参考消息》摘译了本哈德的《中国纪行》[30],而1960—1970年代未有任何中国媒体提到过加莱亚诺的《中国1964》。

  三 设身处地的观察:风暴与对抗

  加莱亚诺与中国之旅的同行者本哈德之间的分歧是症候性的,因为他们来到中国的年代已经不同于聂鲁达、尼古拉斯·纪廉(Nicolás Guillén)与阿斯图里亚斯(Miguel Angel Asturias)来华的1950年代。1960年代初,中国乃至全世界都酝酿着新的风暴,即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加莱亚诺为《中国1964》取的副标题“对抗实录”(Cronica de un desafio)与书中第一章题目“朝向暴风中心的旅程”(Viaje al centro de la tormenta)都显示出他作为出色的新闻记者的高度敏感和语言能力。就国际形势而言,社会主义中国的生存环境确实更加艰难。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同时面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威胁,身处腹背受敌的境地。就内政而言,一方面意识形态高度统一成为中心任务,比如《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接连出台,都强调防止修正主义,并明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另外,毛泽东通过题词、写诗、批注等方式在社会、文化、思想各个领域掀起群众学习和批判运动。比如1963年3月,他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8月1日,毛泽东赋诗《八连颂》赞扬“南京路上好八连”。一年之内,全国上下都掀起了学习雷锋和好八连的热潮。加莱亚诺在《中国1964》中用了三页文字描述了“学雷锋运动”,包括概括了雷锋生平、事迹、牺牲以及毛泽东的号召。加莱亚诺说,“在中国,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会发现海报或题词,号召你向雷锋学习,以他为榜样;而他的名字的发音,对你的任何对话中都会产生神奇的效果。在七亿人的意识里,射入了一个个兴奋的弹射器”。[31]加莱亚诺还采访了一个解放军战士、一个工人、一个公社社员,他们在谈起雷锋的时候都兴高采烈,当知道这个外国人也了解雷锋的故事的时候,就更加开心,他们觉得雷锋不仅是中国的榜样,也是全人类的榜样。[32]

  1963年7月在中苏两党会谈期间,苏共公开发表《给苏共党员的公开信》,公开点明批判中共,将中苏分歧彻底公开。中共于是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连续发表9篇全面批判苏共“修正主义”的文章,史称“九评”。加莱亚诺也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观察着中国社会,思考着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诸多问题,并将这些观察中的质疑、思考中的困惑写进了《中国1964》。

  四 写作的方法论:案头与田野

  从写下第一个句子起,加莱亚诺就定下了他的中国纪实只围绕一个问题来写,就是中苏分歧。他直接说出自己写作的目的——“我感兴趣的就是,到底谁是冲突真正的主角?中国人民还是中国政府”。[33]他落地北京之后的第一印象是,论战白热化:无论走到哪里,游客都可以在中国的任何角落感受到与苏联争论的热烈气氛。“用尽伏尔加河的水也洗不掉当代修正主义的罪恶”,加莱亚诺使用这样的比喻来形容当时反修正主义宣传的广泛与深入程度。[34]

  在加莱亚诺看来,1960年以前外国人对新中国的印象大同小异——苏联小说是中国人除了中文小说之外读得最多的,苏联电影、苏联话剧、苏联设备充满了中国人的生活。如果你说俄语,跟中国的知识分子交流起来就会毫无障碍。到处都可以听到人们感激苏联老大哥的无私帮助,感激他们教导中国人如何建设社会主义。[35]他无从判断他读到的这些外国游客对中国描述的真伪,因为当他1963年来到中国的时候,他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景象——苏联电影被称为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和和平主义。许多苏联机器作为无用的垃圾向参观者展示,中国人现在更自豪地展示自主制造的机械设备。而且俄语几乎不再流通。[36]虽然加莱亚诺有些夸大其词,起码“俄语没人讲”这一条就不符合史实,但这段文字还是让人感受到1963年已经“谈苏色变”的中国社会氛围。

  《人民日报》1963年10月9日头版,薄一波副总理接见乌拉圭客人的消息报道。

  为了更全面真实地再现1963年的中国,加莱亚诺决定采用调查法[37],他尽可能访谈到最多的人,但是尽管他每次都要费力寻找到懂当地方言的英语、法语或西班牙语口译,尽管他尽可能寻找身份差异非常大的被访谈者,但每一个被访者“关于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都有着相同的表述”[38],就好像“毛泽东的声音被放大了数亿倍”[39]。加莱亚诺对没能听到来自中国社会的不同的声音感到失望,但却并不怀疑这些“一致”的声音的可信性,他说:“当中国工人宣扬毛泽东的观点时,他们满怀信心与热情。”[40]加莱亚诺以亲身经验总结了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一致性的原因,第一,新中国保障了人民的基本生存,加莱亚诺记下了几个在新中国获得新生的受访者,比如从出生在西藏的小农奴成长为北京民族文化宫的员工的Tang Yeng[41],加莱亚诺的翻译Liu Ching-ming[42]等,他们的叙述中都饱含着对新中国和共产党的感激与热爱之情,也表达了对苏联修正主义的不满。第二,从1963年开始,经济开始恢复活力,并取得了一些成就,“比如中国需要的石油,过去绝大部分依靠进口,现在已经可以基本自给了”[43]。第三,外部敌人促使中国社会内部更加团结,不仅指来自苏联的敌意,也有社会主义阵营中亲苏派的攻击。比如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对中共的批评,也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对中国孤立的某种表现。

  除了普通百姓,加莱亚诺也抓住每一个与中国领导人见面的机会进行提问。比如薄一波接见他的时候说,“撤回援助其实是一种帮助”[44],因为没有苏联援助,世人才能相信中国社会主义的成绩是中国人民靠自己建设出来的,而不是靠苏联援助。采访周恩来的时候,周恩来否认了中苏两党分歧影响到两国关系,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媒体的阴谋,他强调:“我们主张团结,反对分裂。” [45]加莱亚诺还特意去采访了末代皇帝溥仪,后者很有兴趣地跟他谈论中苏分歧,但加莱亚诺发现,末代皇帝的看法与他在中国各地从各行各业的人们口里听到的并无二致。[46]多年以后,加莱亚诺在另一部作品《镜子》中讽刺溥仪,说后者“当着我的面背诵口号,背诵了两个钟头,音调始终不变”。[47]在加莱亚诺看来,对溥仪的采访几乎是浪费时间,因为后者就像一个职业演员。

  加莱亚诺访谈溥仪

  尽管加莱亚诺尽可能选取不同身份的受访者,以期他们能代表更广泛的中国人。但他得到的回答却几乎是众口一词的。在加莱亚诺的观察里,中苏分歧并非仅是两党之争,而是整个国家、整个文化之间的分歧。因此,全社会都被动员起来反对苏联修正主义以及各个领域里修正主义的影响。

  五 访苏之后的视角:变化与困惑

  中国之旅并没能让加莱亚诺得出明确的是非判断。之后的苏联之旅,答案不仅没有更清晰,反倒进一步模糊起来。同一问题,他从双方的受访者、官员、媒体获得的是完全不同的答案。“大家都根据自己的观点重构故事”[48]。加莱亚诺后来在苏联访问的时候,成堆地阅读关于中国的报告。在《中国1964》中加莱亚诺给予双方几乎同样的篇幅,让他们在同一文字空间中“交锋”。苏联的受访者斯卡奇科夫(苏联对外经贸关系委员会的负责人)说:“仅在6年内(从1954年到1960年),苏联就向中国提供了近150万吨的钢层压板,超过30万吨的管道,1400万吨的石油及其衍生物,超过50000辆卡车,7200辆拖拉机和850台联合收割机。这些物品和机器的进口在中国实现工业化计划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苏联的技术协助下,中国建立了近200家重要的重工业企业,这些企业形成了中国工业的框架。这大约是苏联帮助下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工业企业总数的2/5。”[49]而中国的受访者——对外贸易促进委员会的负责人则说,“通过支付谷物,植物油,猪肉,鸡蛋,水果,棉和羊毛织物,煤炭,锡,汞,钠,钼和稀有矿物来偿还大部分付款”[50]。

  双方各执一词,这令加莱亚诺非常困惑。从他取的小标题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是,不,是,但不”[51]。但加莱亚诺并不想困于此境,他试图通过查阅、援引第三方资料来寻找到立场。比如他引用了匈牙利记者门德(Tibor Mende)的著作,其中提到,“实际上,1956年以后中国的所有还款和利息已超过其获得的信贷额”[52]。这似乎表明,苏联给予中国的贷款并非无息。门德还进一步写道,“印度得到了苏联7亿美元信贷支持,而人口6.8亿的中国人作为苏联的盟友迄今尚未获得超过4.3亿美元的贷款。1950年后,人口不足9000万的印度尼西亚获得了苏联3.7亿美元的贷款。如果将人口数字进行比较,可以看出,苏联对中东和南亚中立国的援助比对主要盟友慷慨得多”[53]。

  加莱亚诺尽可能综合呈现两派观点,以及双方内部的自相矛盾之处;但他尽可能不做判断,并不代表他没有立场。他认为,中苏两党大论战有积极的一面,至少“共产主义不再只用一个大脑思考”[54];但也造成了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大分裂:“人们微笑着传播的古老的神话,宣扬社会主义国家间僵硬的和谐已经被事实粉碎。”[55]对此,加莱亚诺感到失望,“一旦桥梁被炸毁,我们还能退回到旧路吗?”[56]

  六 回到拉美的寻找:质疑与抗争

  滕威:《“边境”之南:拉丁美洲文学汉译与中国当代文学(1949—1999)》,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3岁的加莱亚诺能够远渡重洋,受邀来到中国,是因为他在乌拉圭甚至整个拉美的新闻界崭露头角,他所领衔的《前进》周刊是拉美左翼中最有影响力的新闻阵地之一。由基哈诺(Carlos Quijano)创办于1939年的《前进》周刊不仅对乌拉圭国内与拉美各国的政治新闻做出及时报道,也非常关注战后欧洲的重建、斯大林之后的苏联、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等重大国际问题;同时周刊的文化版块集合了拉美最有思想、视野最广阔、最有创作力的一批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安赫尔·拉马、罗德里格斯·莫内加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卡洛斯·富恩特斯、科塔萨尔、马里奥·贝内德蒂、卡洛斯·奥内蒂、萨瓦托……自1940年代问世以来,这本印刷差、插图少、文章长的杂志“引导并推动了拉丁美洲知识分子之间的对话。在某种程度上,很长时间以来,它一直定义着这些对话的主题的框架,直到被更激进的政治观点所取代”[57]。在基哈诺的领导下,《前进》周刊坚定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进入1960年代以后左翼立场更加鲜明和坚定。当然这与古巴革命的胜利直接相关,它鼓舞了乌拉圭的左翼。“从1959年开始,和这片大陆上的其他国家一样,在古巴革命获得成功的影响下,乌拉圭左翼进展到一个新阶段。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派别都重新整装待发。一直到1962年的这四年间,对于左翼来说,可以算是外部规模的扩张,不仅是人数的增加,更是号召能力的增强……”[58]加莱亚诺正是古巴革命胜利之后开始给《前进》周刊撰稿,并在1961年成为周刊主编,周刊的立场也开始变得更加明确,即“反帝国主义,社会主义与第三立场”。[59]所谓“第三立场”(tercerismo),是乌拉圭政治生活中常见的口号,是希望在美国和苏联之外,寻找自己民族的出路。[60]受基哈诺影响的加莱亚诺虽然也有着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61],但却并不希望成为苏联共产党的应声虫。可能正是这一点,让中国对《前进》周刊和崭露头角的加莱亚诺有了好感。而且加莱亚诺虽然年轻,但已经是“乌拉圭此时最尖锐的记者之一”[62],他的文章还经常在南斯拉夫的《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ics)和美国的《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上发表,已经是在国际左翼新闻界小有名气的记者。

  中国,是加莱亚诺第一次离开拉美大陆到达的国家,《中国1964》是他出版的第一部纪实作品。这次旅行、这本书,毫无疑问在他的生命和他的思想发展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在他来中国之前,《前进》周刊已经在关注中苏分歧的问题。从1963年7月12日第1164期开始连载了四期中苏双方的论战材料。可以说,他是带着问题开始中苏之旅的。但是当时的中苏分歧不只是如何评价斯大林的问题,还涉及战争与和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和平共处、暴力革命与和平过渡、列宁主义是否过时等一系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问题。正如汪晖所指出:“中苏关系的变化直接起源于苏联的霸权诉求和中国对于国家主权的捍卫,但这一冲突不能一般地放置在国家间关系的范畴内进行解释,因为冲突本身凸显了两国共产党之间的政治对立和理论分歧。”[63]所以,这一系列涉及共产主义发展道路分歧的重大问题,显然不是23岁加莱亚诺在短暂的中苏之旅之中能获得答案的。而在加莱亚诺回到了拉美之后,中苏分歧不仅没有弥合的迹象,反倒越来越扩大化。中共的“九评”发表之后,拉美兄弟党为了挽救共运团结,积极介入,试图斡旋中苏关系。1964年11月23日至28日,古巴在哈瓦那召集拉美22党会议,会议通过《争取国际共运团结的决议》,呼吁停止公开论战,反对派别活动。会议决定派出九党代表团,代表拉美兄弟党分别与中、苏会谈,以期恢复国际共运团结。九党代表团由古巴共产党中央书记、曾经来华访问过的作家罗德里格斯率领,但是斡旋失败[64],代表团最终无功而返。中苏论战实际上将所有共产党都卷入,各党内部也发生严重分歧,论战不断,甚至导致分裂。从巴西共产党开始拉美一半以上的共产党都分裂为亲苏和亲华两派,亲苏的一般是老党,亲华的一般是分裂出来的新党;而老党几乎都同中共断绝了关系。

  这场大论战持续十年之久,对全世界左翼及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大论战——借用汪晖的论述——“是通过理论斗争和政治斗争而展开的对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日益僵化的(亦即‘去政治化的’)权力格局的挑战,从而也可以视为社会主义体系内部的‘政治化’过程”[65];但在现实层面上,这一共产主义运动通过内部论战完成自我更新的可能性还未来得及充分发挥它的积极能量,就被大站队、大分裂的派系斗争所扼杀。理查德·戈特在《拉丁美洲游击战运动》中写道,1964年是“中苏分歧愈益扩大达到无可挽回的破裂的一年”,“它对于古巴和整个大陆革命计划的冲击,几乎没有比这更富有破坏性了”。[66]刚刚由于古巴革命胜利而高涨的拉美左翼运动和国际共运,在论战和分裂中消耗了力量,造成许多不可挽回的牺牲。

  加莱亚诺对各国共产党的教条主义和在中苏之间选择立场站队都没有好感,1964年从古巴回到乌拉圭之后,他似乎更加坚信祖国或者拉美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想获得成功,就不能追随教条主义,不能照搬苏联或中国经验。在中国的时候,他专门就此提问周恩来:“您认为,一个国家能否在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下就能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周恩来毫不含糊地回答说:“一个国家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必须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而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被共产党垄断。任何革命者都可以拥有这种武器。当菲德尔·卡斯特罗通过武装斗争取得胜利时,他还不是共产党的一员。”[67]这可能是加莱亚诺中国之行最有意义的收获了。“从古巴返回之后,加莱亚诺更加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虽然不是在武装斗争的层面,而是转向支持拉丁美洲新左翼阵营广泛阵线的合作建设。”[68]围绕着加莱亚诺和《前进》周刊,乌拉圭新一代左翼不仅试图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横行的社会进行革命,同时也主张广泛深刻的文化变革。他们的革命理想可能更接近拉丁美洲主义的甚至像加莱亚诺的偶像格瓦拉为之奋斗的“世界革命”。因此,才有了之后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这本全拉丁美洲投向旧大陆的战斗檄文和革命宣言。

  加莱亚诺:《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王玫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虽然加莱亚诺终身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从中国之行和中国观察中还是获得了重要的启发,对他此后的思想发展影响深远。乌拉圭或拉美的社会变革必须从本土历史传统与现实问题出发,革命者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必须不断和外部的敌人比如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资本主义进行斗争,但也不能忽视同内部的敌人比如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霸权主义进行斗争。批判同时自省,这才是革命不断发展、壮大、更生的必由之路。他的传记作家在《加莱亚诺传》的最后一页,称他为“一路追寻毛泽东的年轻人”。想象并创造新的革命,可能始终是加莱亚诺的理想,但由于现实的局限性,他只能将这一理想付诸笔端。因此发掘被尘封的人民抗争的历史记忆,展现世界各类革命的多样性,批判所有背叛革命的行径,提示现有斗争可能遭遇的危机与陷阱,寻找反抗垄断资本主义与军事寡头政治的多重斗争空间,这些都是加莱亚诺以笔为旗、反复思考探讨的问题,为拉美乃至世界左翼思想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科瓦西克:《加莱亚诺传》,鹿秀川、陈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滕威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5期)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卷1958.1—1958.12》,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72页。

  [2]周恩来语,见黄志良《新大陆的再发现:周恩来与拉丁美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

  [3][4]William E. Ratliff, “Chinese Communist Cultural Diplomacy toward Latin America, 1949-1960”, 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49, No. 1 (Feb., 1969), pp. 59, 58, Duke University Press.

  [5]祝文驰、毛相麟、李克明:《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运动》,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196~200页。

  [6]《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来自六大洲八十多个国家的外宾参加我国国庆节》,《人民日报》1963年10月1日第3版。

  [7]Jesualdo Sosa, Conocí China en otoño, Buenos Aires: Ediciones Meridion,1958.

  [8]Edwardo Galeano:China 1964, Buenos Aires, Jorge Alvarez publishing house, 1963, p.9.本文所引文字除特别标明之外均为作者所译。

  [9]China 1964, p.153.

  [10]当时中国对来访的外国友人有一套固定的接待线路,比如令人印象深刻的工厂和公共工程中,拜访“改造”后的商业和“典型的”村庄或人民公社,到具有历史意义的长城和诸如杭州西湖之类的风景名胜,参观讲述中国革命的博物馆。中国鼓励许多拉丁美洲人在中国发表演讲和撰写有关自己国家的文章以及“新中国”印象记。外国友人们还经常被邀请去广播电台演讲,随后这些声音随着电波传播到中国各地有时甚至是世界各地。William E. Ratliff, “Chinese Communist Cultural Diplomacy toward Latin America, 1949-1960”, 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49, No. (Feb., 1969), p.60, Duke University Press.

  [11]《薄一波副总理接见乌拉圭客人》,《人民日报》1963年10月9日第3版。

  [12]《周总理接见乌拉圭〈前进周刊〉记者》,《人民日报》1963年11月5日第1版。

  [13]Rothwell, Matthew D, Transpacific Revolutionaries: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Latin America, Routledge, 2013, p.21.

  [14]科瓦西克:《加莱亚诺传》,鹿秀川、陈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44页。

  [15]聂鲁达:《我曾历尽沧桑》,刘京胜译,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第九章。

  [16]科瓦西克:《加莱亚诺传》,鹿秀川、陈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32~133页。

  [17]1962年6月创办,“由左翼不同党派的阵营统一意志发表的第一份报纸”,见《加莱亚诺传》,第127页。

  [18][19][20]Guillermo Bernhard, Crónicas Chinas, p.89, 89, 60. 本文所引文字除特别标明之外均为作者所译。

  [21]Guillermo Bernhard, Crónicas Chinas, p.86.

  [22][24]China 1964, pp.9, 9.

  [23]《加莱亚诺传》,第154~155页。

  [25][28][29]China 1964, pp. 155, 13, 166.

  [26]法国学者雷吉斯·德布雷曾经说,格瓦拉是拉丁风格的周恩来。参见《“革命不是造反,而是一种哲学”——专访法国著名学者雷吉斯·德布雷》,《南方周末》2010年6月9日。

  [27][30]《中国纪行——乌拉圭 吉利尔莫·贝纳尔德》,《参考消息》1964年1月3日头版。

  [31][32][33][34]China 1964, pp. 39-42, 46, 12, 9.

  [35][36][37][38][39][40][41][42]China 1964, pp.136, 136-137, 13, 13, 17, 14-15, 142, 48.

  [43]《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新闻公报》,《人民日报》1963年12月4日第1版。

  [44][45][46][48][49]China 1964, pp. 134, 162, 144, 127,129-130.

  [47]加莱亚诺:《镜子》,张伟劼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25页。

  [50][51][52][53][54][55][56]China 1964, pp.134, 129, 131, 132, 10, 10-11,139 .

  [57][58][59][60][61][62]《加莱亚诺传》,第97、81、122、102、95、128页。

  [63]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页。

  [64]代表团首先到达莫斯科。双方会谈顺利,苏共同意停止公开论战,恢复共运团结。但在北京的会谈却未取得丝毫结果。因为停止公开论战是赫鲁晓夫首先提出来的,而派别活动又是苏共对中共的主要指责;而且九党代表团先到苏联后来中国,因此中国怀疑他们的斡旋是受苏联指使的,对他们有些反感。中国提出如果攻击过中共的包括苏联在内的60多个党不公开承认错误,就停止论战是不公平的。毛泽东在接见九党代表团时提出要与修正主义“争论一万年”,而“这实际上排除了双方今后继续会谈和达成一致的任何可能”。参见祝文驰、毛相麟、李克明《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运动》,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199页。

  [65]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页。

  [66]理查德·戈特:《拉丁美洲游击战运动》,复旦大学历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24页。

  [67]China 1964. p.161.

  [68]《加莱亚诺传》,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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