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修辞的理论探讨为思考语言与思想、哲学与政治、真理与意见的关系提供了思想的地平线。修辞不仅是抒发情感和用以说服读者的语言表达手段，更是一种政治性的话语策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生动的语言和精妙的比喻展示了马克思文本写作的语言魅力，然而，修辞本身并不足以证成理论的真理性与正确性，修辞仍需服务于实践的目标和思想自身的逻辑诉求。
语言与思想家本人的精神特质、思想观念和文化教养密不可分，语言的强力支撑推动思想的强力，强劲的表达有助于强劲的思想，清晰的逻辑必然反映在清晰的表述之中。马克思生长于德国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文化氛围中，他兼具思想家的理性深度和诗人的浪漫情怀，这种独特的气质使得马克思的文本展现出极富魅力的修辞特征，文笔形象生动，气势宏大磅礴，让读者有着史诗般的阅读体验。语言是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修辞内嵌于思想本身之中，赋予语言以“说服的魅力”。事实上，如果我们跳出将修辞仅仅视为某种文学写作策略(“文体”和“辞格”)的狭义理解，回到古代希腊哲学家与智者的争论，就会发现修辞问题实际上关系着更为深刻的哲学议题:真理与意见、情感与逻辑、文学与政治，一个文本的修辞性并不仅仅具有某种文学上的审美价值，而是一种政治性的文学策略。本文将从修辞学的角度介入马克思文本的研究，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为例对马克思文本写作的修辞特点进行理论分析和评价，希望能够为当下的马克思文本研究提供一个可供借鉴的独特视角。
一、修辞与马克思文本阅读中的修辞学问题
在希腊语中，修辞术(rhetorikē，又译“演说术”)，原来是一个以ikē结尾的阴性单数形容词，后来衍生为抽象名词，从构词法来看，即“言辞”和“技艺”这两个实词叠加而成的复合词，古代希腊人之所以将修辞术/演说术(rhetorikē)与政治术(politikē)、诗术(poiētikē)这样的词语按照同一种逻辑进行构造，说明希腊人是将修辞术与政治术和诗术一样视为实践领域中的同一类型的事物看待的，这显然与当时希腊的政治和历史状况密切相关。
修辞术/演说术(rhetorikē)兴起于古希腊城邦民主政治的鼎盛时期。在由众多分散而自主的城邦构成的城邦同盟中，公民大会是主要的决策机构，人们需要在公众面前进行演讲表达自己的观点赢得大多数人的赞同和拥护。此外，法庭诉讼、葬礼演说这些公共性的仪式与场合也都需要人们站出来鼓励城邦、维护自身利益，因此，演说在古代希腊城邦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本质首先不是作为文学的手段，而是一种政治术(politikē):要想掌握城邦就要赢得民众，要想赢得民众就得谙习“说服的艺术”(修辞术/演说术，rhetorikē)。
智者学派就是在古希腊这样的民主氛围中应运而生的，他们以教授演讲术为生，收取高额学费，以帮助人们获得在公开的政治演讲和法庭诉讼中赢得民众、超越他人和取得胜利。高尔吉亚和普罗泰戈拉是第一代智者的代表，前者因写作《海伦颂》和《帕拉墨德斯的辩护词》而声名远扬，而后者则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著名命题。智者们都是深谙“言说的技艺”的大师，他们非常明白语言对于人的情感的效用——有些语言能带来悲伤，有些言辞会带来快乐，有些可以造成恐惧，有些则使人受到鼓舞，还有一些言辞对于劝说和迷惑灵魂则有着不可思议的效果，智者传授邦民演讲术就是指导他们如何掌握语言对于人的情感的掌控能力——平息恐惧，去除痛苦，产生喜悦，助长怜悯——其实践目的不外乎ad persuadendum(具有说服力)。在智者看来，只有话语，没有实在，人们生活在由话语编织而成的“事实”中，重要的并不是探究或澄清“事实真相”，而是如何陈述事实，世人只能通过“被陈述的事实”去了解所谓的“真相”，并不存在绝对的立场，任何一个命题都有“双重逻各斯”(duo logoi)，即任何一个命题都具有一个可以论证的、与之相反的命题，没有一种话语是不可以反驳的，没有一种话语是不可以论证的。因此，修辞作为一种技艺，其功能就是建构一种认知方式，使得说话者能够将自己的观点在语言中完美地表达出来，并能够有足够的情感和逻辑力量对听众进行说服。
柏拉图批评智者的相对主义立场，认为他们只是用言辞迷惑人心，取悦和迎合听众，他们关切如何让民众摆脱痛苦和恐惧，却不试图引导民众的灵魂向善;智者无视真理和知识，以任意性和主观性的意见混淆是非，把驴当马颂，把坏当好颂，从而败坏城邦德性;智者只是卖弄语言的技巧，而不顾事实的真相，他们只是从形式上论证善和恶、正义和非正义的正反论题，而不考虑什么是真正的善和恶、正义和非正义，他们像小贩一样拎着学识周游各城邦贩卖，然而却并不知道自己贩卖的每样东西对灵魂有益还是糟糕。在柏拉图看来，话语(甚至所有技艺，包括诗学)只是对现实和真理的模仿，并不是真理本身，然而，这种修辞术/演说术(rhetorikē)却蕴含着巨大的力量，它能够将虚构的东西变为主体观念中的“真”，因此，必须对修辞术进行改造，使之成为那种通向理念和真理的修辞术。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提出“高贵的谎言”的说法，认为如果说谎在特定情况下对于城邦是有益的，那么就必须允许统治者为了其城邦公民的利益而使用谎言。然而，这种谎言又不是完全与真理无关的意见，而是引导人们走向真理，也就是说，“高贵的谎言”是对普通民众的因材施教，因为毕竟多数人只知道恐惧而不顾及荣誉，只追求快乐而躲避痛苦。哲学要引领人们走上一条上升之路，不仅要关注“善”的目的，还要通过特殊的言说方式引导更多的合适的灵魂转向真理之路，这种特殊的方式就是“哲学修辞”。为了在人的灵魂中种下“言辞的种子”，柏拉图本人就曾经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哲学修辞的写作方式，将诗、戏剧和演说等诸多元素融入哲学，其笔下的苏格拉底更是一个“接地气”的老头儿，总是用打比方和戏谑反讽的方法和年青人对话讨论各种抽象的问题，而柏拉图为了阐释哲学观念所提出的“洞穴喻”、“线段喻”等等更是形象生动脍炙人口。诚如格里斯渥德所评价的:“柏拉图非凡的哲学修辞整合了诗的元素。最明显的是，他的对话性戏剧，具有若干与多数悲剧和喜剧相同的形式特征(例如，运用作者性反讽，情节、场景的重要性，单个人物角色，以及剧中人物之间相互作用)。没有一个叫‘柏拉图’的人物在他的文本中说了半个字。他的作品也讲述了许多神话故事，作品中那些形象的语言、比喻、寓言以及借用的音律和节奏，闪亮而耀眼。”
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明确地主张修辞术与哲学的统一，他试图调和智者和柏拉图的主张重构一种“元-修辞术”，使之“既可成为说服手段介入现实，又能以哲学方式超然地考察说服活动”;说服的功能使得修辞术可以作为实践技术实现政治的教化，能够以哲学的方式超然地思考又使得修辞术具有理论的超越性，从而更接近真理和至善。基于这样的动机，亚里士多德首先对智者的修辞术的局限性进行评判:“劝说方式是这门技艺真正组成部分，其他的只不过是次要的罢了。但这些书的作者对修辞劝说之实质的修辞三段论只字不提，仅仅谈论非本质的东西。激发偏见、怜悯、愤怒等类似的情感与本质事实毫无关系，只不过是对案件审理者的一种个人诉诸而已”。对于亚里士多德，修辞术的主要手段不再是带动听众的情感，而是基于理性逻辑方法而进行修辞推理，也就是迫使修辞学放弃对意见的表达而为真理服务。亚里士多德反对将修辞术看作是为权力和利益服务的工具，但却承认修辞术具有教育和政治功能，希望将修辞术与实践智慧联系起来，使之隶属于政治学和伦理学，这样人们就可以借助修辞术而把握到道德和政治行动的正确性。基于此，亚里士多德在《修辞术》中将修辞术和辩证法置于同样的量级，认为二者都是脱离于某一具体学科知识的“元方法”:辩证法通过对话和反驳一步步确定自己的观点，得到结论;而修辞术则是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存在的更加具有说服方式的能力。如果说，辩证法是从某一确定性命题出发、通过一步一步的辩诘通达真理;那么，修辞术则是对各种可能性进行审视，以实现最具说服力的表达。
总而言之，自亚里士多德起，修辞传统逐渐成为西方人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传统经由拉丁化时期的罗马和中世纪教会传统得以传承。西方知识分子都曾经接受过修辞教育，马克思也不例外。尤其是在他青年时代的文章写作中，我们能够非常清晰地看到这种修辞教育的深刻影响。同时，关于修辞的理解也为我们审视马克思的文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切入视角。从总体上，修辞术不能放弃哲学关于真理的追求，它应该被作为一种对于真理的揭示方式而被运用;另一方面，修辞术也承诺了向“洞穴中的人”作出让步，使哲学面向大众，向民众解释“应该如何生活”“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好的生活”的问题。马克思从来都不是一个躲在书斋中从事“隐微写作”的思想家，相反，他更像是一位面向大众进行“显白教诲”的启蒙者，尤其是马克思的早期文本，修辞性质尤其突出，这一方面与马克思青年时期受到德国浪漫主义的影响，追求崇高、自由和精神解放的旨趣有关，另一方面，在理性化地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之前，修辞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逻辑论证的功能，在读者的内心激起炽热的激情和道德情感上的认同。然而，修辞本身并不足以证成理论的真理性与正确性，修辞仍需服务于实践的目标和思想自身的逻辑诉求，理论最终的价值取决于其对现实解释的有效性以及对于人类未来历史发展所能够提供的有益启迪。
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修辞现象
1844年2月发表于《德法年鉴》上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马克思在创立新世界观的过程中书写的一篇极其具有战斗精神和火药味的“檄文”，其中大量运用比喻、回环和借代的修辞手法，这些修辞为马克思的语言增添了表达的魅力。下面，我们将尝试从狭义修辞学尤其是比喻的运用来对《导言》进行文本分析。
(一)从“原本-副本”“锁链-花朵”的比喻看马克思向唯物主义立场的转变
从标题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所针对的对象应该是黑格尔的法哲学，但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却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德国现实的政治制度，他要向这个旧制度发起挑战，与之进行“搏斗式的批判”。在这里，就出现了关于批判对象到底为何以及德国现实政治制度与其法哲学之间关系究竟为何的疑问。对此疑问，马克思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进行解释:“随导言之后将要作的探讨——这是为这项工作尽的一份力——首先不是联系原本，而是联系副本即联系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来进行的”。这段话实际上是马克思对当时正在进行的工作所做的一个说明。1843年10月底，马克思和燕妮从克罗茨纳赫来到巴黎，开始了政治流亡者的生活。他与先期抵达巴黎的卢格渴望能够通过创办《德法年鉴》，把德国和法国进步的作家联合在一起，对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进行最为严厉的批判。马克思本来计划在《德法年鉴》上发表这篇《导言》之后，接着完成在1843年已经着手撰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并将其付印。因此，这里所说的“导言之后将要作的探讨”就是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里所针对的“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而“原本”则是当时德国现实的旧制度。
通过“原本”与“副本”的比喻，马克思显示出他批判理论的唯物主义立场，我们甚至可以将之看作是针对柏拉图“模仿说”的一种有意为之。众所周知，柏拉图理念论的核心就是把理念而不是现实实际存在的事物当作唯一真实的存在，所有可感的具体事物都是对于理念的模仿与分有，也就是说，只有事物的理念才是“原本”，现实世界中的所有事物都是对理念的“副本”。马克思关于“原本”与“副本”的比喻显然是对柏拉图理念论的唯物主义式的翻转，甚至在《导言》中，马克思就已经敏锐地直觉到了现代性问题的关键之处——“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之一”——尽管这种直觉在当时仅仅是灵机一现，仍然包裹在对于德国旧有的政治制度的批判之中，但却已经预示了马克思日后的理论批判的方向。
我们认为，马克思早期确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走的是一条“下降之路”，即从宗教批判下降到国家以及关于国家的法哲学的批判，然后通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将批判继续下降到对于经济领域，亦即对市民社会的批判，这一条“下降之路”与他关于现实的“解放之路”的探索是交织在一起的。在早期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交往过程中，马克思就已经开始了他对宗教的批判，到了1843年，马克思认为虽然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要”，在宗教中既包含着现实世界的苦难，也包含着对于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但是“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接下来更为重要的任务是转向对法和国家的批判。他用“锁链上的虚幻花朵”比喻宗教给人的精神抚慰，号召人们丢掉这些虚幻的抚慰直面现实本身:“这种批判撕碎锁链上那些虚幻的花朵，不是要人依旧戴上没有幻想没有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采摘新鲜的花朵。对宗教的批判使人不抱幻想，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
这段话包含丰富的信息和内容，既是对马克思自己宗教观念的一个总结，又蕴含着马克思哲学观念的基本立场。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于宗教的社会意义并不是全然的否定，他承认宗教对于人精神的抚慰作用，认为它“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感……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鸦片在这里并非贬义，而是指宗教对人的痛苦的安慰。然而，马克思却不满足于这种虚幻的安慰，因为只要现实世界引起人们痛苦的根源没有被根除，人们就不可能完全获得解脱。因此，马克思号召人们抛弃幻想，直接面对现实。这就涉及马克思的哲学观念。把人看作“具有理智的人”是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对于人的传统看法，但与以往哲学不同，马克思这里具有理智的人不仅能够将理智运用于思考和深思，更是能够将理智运用于实践和行动，是能够依据理智来建立自己的现实的人。这一点与马克思后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提到的“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恰成呼应，对于马克思而言，“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8，也就是说，对于马克思而言，他并不迷恋无法触碰的彼岸世界的真理，相反，他积极致力于在此岸世界实现理想中的“应然”，在现实世界中实现人们理想中的社会制度，马克思不屑于仅仅具有麻醉作用的虚幻的安慰，他更愿意直接面对艰难的现实，借助批判和理性对现实的世界进行改造，甚至进行革命。
(二)“喜剧-悲剧”的比喻与马克思的进步历史观
从德国到法国，对于年青的马克思来说不仅仅是生活环境的改变，更重要的是，这种环境改变赋予了马克思一个“他者的眼光”，使得他能够通过切身经验直观地感受德国与法国历史发展的不同步性，并反过来对德国的历史状况和精神状况进行反思，探讨德国及德国革命的可能性。他甚至根据法国的历史进程而预言德国的命运:“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来宣布”。
在《导言》中，马克思毫不留情地对德国的“旧制度”予以批判和嘲讽，声称即使对当时德国的这种制度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其结果依然是“现代各国的历史废旧物品堆藏室中布满灰尘的史实”，也就是说，德国的这种现状已经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法国)几十年。但即便如此，对于德国旧制度的批判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德国现状是旧制度[ancie régime]的公开的完成，而旧制度是现代国家隐蔽的缺陷。对当代德国政治状况作斗争就是对现代各国的过去作斗争，而对过去的回忆依然困扰着这些国家。这些国家如果看到，在它们那里经历过自己的悲剧的旧制度，现在又作为德国的幽灵在演自己的喜剧，那是很有教益的”。将历史比作戏剧，这是一个习惯性的用法，马克思的特殊之处在于他用“悲剧”和“喜剧”对于历史发展的结局和趋向进行了评价。他认为，“世界历史形态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它的喜剧”，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人类作为理性的存在者，能够汲取历史的教训，避免重犯历史上已经发生的错误，在这个意义上，那些苦难的历史在第一次发生时是以悲剧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在第二次出现的时候，人类必然会以史为鉴，不再重蹈覆辙，以“喜剧”的形态结束。
我们认为，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中，始终存在着对于进步的信心，这一点无疑是来自黑格尔的影响。黑格尔把宇宙看作是一个宏大的整体，绝对精神乃是包罗万象的惟一整体，它通过有限的人类精神在历史中的发展而呈现。人类的历史就是绝对精神不断把自己对象化，然后再竭力克服这种异化，最后走向自由的过程。按照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提出的观点，人类历史有三个主要阶段:亚细亚阶段，古典希腊罗马阶段，日耳曼-欧洲国家阶段，它们的标志分别是绝对君主权力、地区性自由(城邦)以及综合了二者的强大国家中的自由。虽然在具体的历史细节以及历史发展动力的解释上大相径庭，但马克思显然是接受了黑格尔关于历史发展趋向的乐观主义期待，对未来充满信心。他一方面反对人们保守地维护现存的旧制度，“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说明今天的卑鄙行为是合法的”;另一方面也反对某些“具有德意志狂的血统并有自由思想的人，却到我们史前的条顿原始森林去寻找我们的自由历史”。在马克思看来，德国现状处于与德国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的“时间错位”的张力中，德国的制度公然违反普遍承认的公理，其发展状况远远落后于同时代的法国，然而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却与当代现实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但这种国家哲学和法哲学也依然是应当予以批判的，而批判的最彻底方式就是革命，通过现实的政治运动对旧制度和国家与法的学说进行批判。
(三)“头脑-心脏”的比喻与无产阶级革命
从某种角度，可以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看作是青年马克思思想进程的一个纲要，充分显示出青年马克思思考的主题:宗教、哲学、政治和革命。在《导言》的最后，马克思把无产阶级作为未来社会的解放者加以强调，这在当时是极富创新性的观点，体现了马克思的革命精神和改造世界的现实态度。对于马克思，仅仅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远远不够的，现实本身还应当力求趋向思想，理论观念仅仅在天空翱翔是不够的，观念需要现实地被实现。
马克思认为，当时处于旧制度之中的德国需要进行彻底的革命。这种彻底的革命与局部的纯政治的革命有所不同，它不再是那种丝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不再仅仅是市民社会特殊阶级的解放，而是普遍的人的解放，而能够承担这一历史任务的主体就是无产阶级。事实上，当时的德国仍然处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统治所遗留下来的旧体制之中，封建主义、官僚制度、专制和独裁仍然是这个旧体制的主要特点，与法国已经出现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之间存在着“时间的错位”，在这种情况下，德国“能够一个筋斗[salto mortale]就不仅越过自己本身的障碍，而且同时越过现代各国面临的障碍”么?在马克思看来，这一“跨越式的革命”是可以实现的，前提是德国社会存在这样一个阶级，这一阶级能够在自身和群众中激起瞬间的狂热，在这一瞬间，社会阶级与整个社会混为一体并且被看作和被认为是社会的总代表，这一阶级成为“社会的头脑”和“社会的心脏”，这一阶级成为真正的解放者阶级。在《导言》的最后，马克思进一步明确指出:“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至此，“头脑”和“心脏”有了明确的所指，无产阶级要用哲学来指引，而哲学需要以无产阶级作为实现其自身的物质力量。通过这样的比喻，把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和动力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让人对这一革命的组织构成和各个部分的职责功能一目了然。
三、如何评价《〈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修辞技艺
“向德国制度开火”!这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战斗口号，在这个充满了激扬情绪和战斗精神的战斗性文本中，马克思运用大量精美的警句阐述德国的未来与人类的未来，拓展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思路，超越了政治解放的理论限度，指出阐明人类解放的未来。文章体现了马克思深厚的人文修养和非凡的写作才华，许多箴言般的语句给人们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读起来朗朗上口气势磅礴，而对于《圣经》、莎士比亚、埃斯库罗斯和琉善的经典著作的引用更是信手拈来，为文章增添了浓郁的人文气息，使得《导言》在文字修辞上成为可以媲美《共产党宣言》的一篇经典文章。然而，正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修辞技艺所讨论的，修辞本身并不能证成思想的真理性，作为一种写作与说服的“技艺”，修辞仍需服务于实践的目标和思想自身的逻辑诉求。
从马克思的思想整体看《〈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就会发现这的确是一篇马克思思想转变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文稿，其中有许多思想尚未达到马克思理论自身的真理性，因此，无论文章中的修辞技艺如何纯熟完备，都无法将其中的思想视为马克思的成熟观点。这种不成熟性突出表现在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观点上。在《导言》中，马克思认为:“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在德国，只有同时从对中世纪的部分胜利解放出来，才能从中世纪得到解放。在德国，不摧毁一切奴役制，任何一种奴役制都不可能被摧毁。彻底的德国不从根本上进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意味着，他认为德国可以不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种不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就可以直接实现人类解放的“超越论革命”的思想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革命步骤是相抵牾的。事实上，马克思在《导言》中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论证仍然是停留在抽象的哲学层面，而非出自现实的具体考察。他论证的逻辑基本是这样的:德国的社会状况远远低于市民社会革命取得胜利的法国，然而，即使是在政治革命已经取得胜利、以现代国家面目出现的法国，人仍然是处于尚未被完全解放的状态，人的彻底解放需要一个真正代表全体人民普遍性利益的阶级来实现;在德国，资产阶级天生懦弱，因而与任何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失之交臂，而无产阶级却天然地具有那种与人民魂魄相同的开阔胸怀，它不受市民阶级那种有节制的利己主义的束缚，可以振振有词地宣称:“我没有任何地位，但我必须成为一切”，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因为一无所有，所以可以拥有一切——“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这显然是一种逻辑上的“全有或全无”，事实果真能够如此演进么?显然，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设定，这样的断言仅仅具有修辞学上的力量，却缺乏现实的力量。这是因为，此时的马克思才刚刚开始进行经济学的研究，他对德国社会的批判主要是从宗教、法律、政治和人本主义立场出发，尚未对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机制进行深入系统的唯物主义研究，因此，他对共产主义的论证还主要是哲学上的抽象演绎，缺乏经济学的基础和论证，马克思当时对于共产主义的理解还没有达到科学社会主义的水平。因此，尽管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激情饱满，所运用的修辞手段也极其富有说服力，给人极其深刻的印象，但真正进行科学论证只有在马克思彻底完成思想上的唯物主义转变之后才得以完成，《导言》中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论证依然只是一种抽象，只有形式，没有内容，不乏漂亮的修辞，但却缺乏经济学上的理论支撑。
事实上，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和卓越的经典作家，马克思本人对于修辞的作用与限度有着十分清醒的理解，尤其反对对于修辞技艺的滥用，他曾经这样批评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矫揉造作，……用最反常的方式把怀疑主义和伏尔泰主义同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其中不乏对于夏多布里昂本人政治立场的鄙视，但更重要的是滥用修辞、过于华丽的文风的批评。我们知道，夏多布里昂一生都在摇摆不定，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使得他希望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然而贵族阶级的出身使得他又渴望继续贵族特权，但不容否定的是夏多布里昂的文学天赋极高，特别擅于修辞，常常能够写出具有非凡想象力的佳句，他的《基督教的真谛》《墓中回忆录》吸引了大批读者，曾被著名作家雨果尊为“法兰西文学的第一笔杆子”。在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肯定了夏多布里昂的才华，肯定了其作品中“色彩的变幻，文字的雕琢”，但马克思对夏多布里昂的作品处处逃离现实，试图将历史装点成浪漫的田园牧歌的做法十分反感，在马克思看来，通过文学作品以原始风情遮蔽现实真相，用荒诞离奇的情节构造虚幻的自由和人性是十分低劣的文学手法，既缺乏现实的温度，也缺乏历史的深度，马克思指出:“自由之所以到现在仍然只是一种幻想和伤感的愿望，一部分责任是要由他们来负的。”对于马克思来说，从现实的、具体的人出发来理解生活，不仅是一种哲学上的唯物主义态度，也应该是一种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原则。因此，正如柏拉威尔在《马克思和世界文学》中所评价的那样，尽管浪漫主义文学词章华丽、修辞技艺非凡，甚至很有情感上的煽动力，但马克思仍然认为“浪漫主义文学的唯美成分不过是遮掩严酷无情、令人窒息的现实的一层面纱。要改变现实，就得撕破这层面纱，除去这层面纱”。由此可见，对于马克思而言，修辞作为一种技艺，确实能够为文本增添非凡的魅力，但无论对于哲学探讨还是对于文学写作而言，最为根本的目标是探讨现实的真相，要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去理解事情本身，修辞必须服从对于真理本身的揭示，而不能矫揉造作滥用修辞，使之成为谎言的面纱。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于修辞的理解是一致的。
作者:张羽佳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哲学》2021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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