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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分断:以陈映真思想,反思南韩的新殖民思想状况

延光锡 · 2022-06-23 · 来源:南虹Literature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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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着历史地理的制约性差异,台湾有别于朝鲜,以“割让”的方式成为日本殖民地,从而具有了殖民/分断重叠的特定性。如此特定性也决定了冷战之后台湾和南韩不同的历史处境,即便两者都处于分断状态。而这样的不同,让冷战时期的台湾,比起南韩,更为直接地体会了“冷战的动摇”。尤其是台湾的知识思想界,早在一九七○年代初期,就从保钓运动得到有关于历史主体性的启发,[1]接着也经历了“现代诗论战”和“乡土文学论战”,[

  叙说

  因着历史地理的制约性差异,台湾有别于朝鲜,以“割让”的方式成为日本殖民地,从而具有了殖民/分断重叠的特定性。如此特定性也决定了冷战之后台湾和南韩不同的历史处境,即便两者都处于分断状态。而这样的不同,让冷战时期的台湾,比起南韩,更为直接地体会了“冷战的动摇”。尤其是台湾的知识思想界,早在一九七○年代初期,就从保钓运动得到有关于历史主体性的启发,[1]接着也经历了“现代诗论战”和“乡土文学论战”,[2]而形成了凸显与外部的关系性之关于“主体性”的思想论述空间。在一九八○年代这样的时代条件下,陈映真(一九三七-二○一六)面对着以对抗国民党的“党外运动”的成长,与“现代”和“自由民主”相互共谋为特征之政治环境的大转型,提出“思想的贫困”此问题,进而超越文学领域,走出了更积极的社会实践道路,包括创办《人间》杂志(一九八五年)以及创立“中国统一联盟”(一九八八年)。

  陈映真创办《人间》杂志封面

  在一九八〇年代苦恼于“思想的贫困”的陈映真,在八十年代末,以《人间》杂志记者的身分,对南韩民族民众运动各领域和议题进行了采访,相关报导刊载于当年的《人间》杂志六月号。[3]当时,陈映真访问“全国民族民主运动联合”后所撰写的报导,传达了他所接触到的氛围。

  延光锡《思想的分断:陈映真与朴玄埰》台湾社会研究杂志社2019年版

  在大汉城的一个小巷里的全民联中央办公室,桌椅简陋,看得出物质上的拮据。但在整个访问过程中,记者看见它的忙碌、兴旺和一股坚毅不拔、勤劳奉献的气氛。……。没有“进步”知识分子的“理论的倨傲”,没有“革命英雄”炫人的传奇和风采,留给我的是一种民众的朴质、诚恳、亲切、不时露齿而笑……和全民联具体推动着激荡的运动和实践的事实。我终于切实地感受了韩国民众三十年严酷锻炼下成长的厚实而坚强的力量……。[4]

  陈映真所撰写的报导,采访了媒体、工人运动、社会形态论战、民众神学、天主教、民众戏剧、美术、电影、教育和环境等十三个领域的有关团体及人物,透过文学性的描述,他的报导呈现了他所观察到的台湾与南韩的类似性和差异性。陈映真应该是借由此报导,试图提出台湾思想界自我反思的课题,以下列描述为例:

  引自关于全民联的报导:

  他的个子瘦高,皮肤暗黑,笑起来会露出一排抽重烟的人惯有的淡黄却结实的牙齿,看来就像台北县新庄、板桥一带的年轻工人。[5]

  引自关于主导汉城地铁工人罢工的女工之报导:

  正是眼前这位看来和台湾新庄、板桥地区到处可以遇见的结实、纯朴、勤勉、农村出身的女工一模一样的全英美,[6]她进入一个教会办的工人夜校学习而觉。一九八四年,她在晓星资本的一个厂里搞领导和组织了三月间的汉城地下铁工人罢工事件。[7]

  引自《人间》杂志第44期,《现场报告:激荡中的韩国民主运动》,《韩国工人运动与“汉城工联”》,配文:3月8日,现代重工业系工会到汉城现代公司总部前示威,图为示威女工被警方强行拖走,其女儿惊惧哭号

  陈映真显然是透过南韩反思台湾,这个过程一方面对南韩民族民/主运动(尤其是思想运动)抱着很大的期望,另一方面也具体反思台湾的状况。

  韩国的社会构成体性质的论战,让人想起三〇年代中国的“社会史论战”;而韩国民族文学论战也让人想起当时中国的“文艺自由论战”。中国的这些论战,是在社会解体、国事蜩唐的时代,而韩国的论战却是在韩国资本主义顽强挺进,西方资本主义先进国的文化“革命”,已经完全崩溃烟散的时代。在资本主义基本上还在发展的韩国,这广泛涉及学生、知识分子、作家、社会、社会运动和工人的强劲的实践,究竟代表着什么意义?这难道不是全球革命思想和运动大退潮、大虚无时代令人深思的问题吗?[8]

  我听着小全的口译,在笔记本上奋力疾书,但心思却不时飘回台湾的社会学界。有谁能在这采访的过程中,不为自己感到羞惭和悲伤呢?[9]

  《读书杂志》1932年第1卷第4、5期合刊《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号》

  不过,陈映真当时对于南韩论战的理解,稍微局限于表面层次。这样的状况,与其说是陈映真的误解,不如说,是因为他直接引用了当时经过二度诠释的内容。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陈映真在报导中提到“朴玄埰是PD派的代表人物”,“以朴玄埰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当前韩国社会是‘国家独占资本主义’的社会。南北对立下的紧张形势,为‘反共防共’而‘富国强兵’的发展,使国家在财政、金融、劳资关系、公共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开展……等广泛的范围内做强悍有力的介入。因此,社会矛盾的焦点,在内外独占资本对广泛被压迫民众的支配;运动的主导力量是工人阶级、农民与贫民;运动的性质是打倒独占资本主义的反帝、反(军部)法西斯的‘人民民主革命’(People’s Democratic Revolution,简称PDR)”。[10]但事实上,朴玄埰不能被视为PD派,且NL(National Liberation,简称NL)/PD(People’s Democracy,简称PD)的对立格局恰恰是朴玄埰所批判的对象。从朴玄埰的立场来看,当时NL/PD的分裂对立是新一代知识分子没有正确把握矛盾复杂性所导致的状况。而对于论战的这些表面性认识影响了陈映真对南韩论战和朴玄埰的理解。

  发表演讲的朴玄埰教授

  此时的陈映真,似乎看到了二十世纪前半期在东亚和第三世界成为思想解放空间的中国,其积累的丰富的思想传统,在南韩的一九八○年代重新复活起来,因此他抱着莫大的期待,同时也对台湾的思想状况感到绝望。不过,到了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今日,以主体的“去殖民”和“去冷战”作为目标的进程来看,我们不能否认,他的期待与现实的展开并不一致。恰恰相反:我们通过历史的断裂,进入了以虚假的自立为基础的后冷战时期。我们是否应该认真思考,如此的错位是怎么一回事?

  一、作为历史中间物的陈映真

  众所周知,陈映真是台湾的小说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积极参与中国统一联盟等各种政治组织活动的政治家。尤其自从一九八○年代以来,因为他毫不掩饰自己政治路线上的鲜明(所谓“左统”),所以他的文学作品承受了相互矛盾的解释。文学界内部透过稍微“去政治化”的视角,把作品限于文学的框架,加以部分的肯定;而政治和思想界则透过“政治化”的视角,积极地接受或排斥他的文学。我们可以用“文学的陈映真”和“社会或政治的陈映真”之间的矛盾,来概括“陈映真”的特征。但是在思想作用必须受到重视的历史转型时期,我们更应关注的是,陈映真是一位向来不把文学与政治分开、同时又要保持文学的自主性并且进行充实的文学实践的思想家。[11]

  本节试图重新诠释的对象,即是以思想超克文学和政治之矛盾的陈映真的实践。其中,陈映真的文学实践又比政治实践更能保持他长期坚持的一贯的思想性课题,所以我将采取“以文学包容政治”的方式,重现二十世纪中后期陈映真作为历史中间物的思想面貌。

  引自《人间》杂志第44期,《现场报告:激荡中的韩国民主运动》,《新的韩国天主教会在“纷争”中胎动》,配文:学生巨幅韩国战后史油画创作,列强瓜分、李承晚投靠美国、农民蜂起……

  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我们经历了现代主义/殖民主义的历史断裂。为了反思脱离思想的文学和政治这么一个现实,需要重新面对陈映真这样的“思想家”。以“当代的历史中间物”把陈映真这样的思想家加以概念化[12],目的在于提示延续着“殖民”,也体现“冷战”和“后冷战”的复杂性之东亚“当代”时间性。在这样的脉络下,像陈映真这样的历史中间物是一定地承担殖民矛盾所赋予的思想课题,同时面对冷战和后冷战时期,坚持奋斗且经历曲折的思想家。虽然他的思想实践与政治活动保持紧密的关系,不过相对于容易被政治情势所规定的政治话语,他的文学作品更能体现他一贯思考的思想课题,因此本节侧重于对他的整体文学作品进行综合性阅读并展开相关论述。

  那么,陈映真到底是什么样的历史中间物呢?为了讨论此问题,首先需要探讨奠定文学家认同的早期作品。[13]以下先讨论早期作品呈现出的历史认识格局,而后针对因“民主台湾联盟”事件而坐牢的一九六八-一九七五年之后的文学补充进行梳理,以试图认识历史中间物陈映真所提出的问题。

  在台东泰源监狱的陈映真(翻摄:蓝博洲)

  下面引用的段落,呈现陈映真作为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抱持的使命感以及相关的自我批判。

  在一个历史底转型期,市镇小知识分子的唯一救赎之道,便是在介入的实践行程中,艰苦地做自我的革新,同他们无限依恋的旧世界作毅然的诀绝,从而投入一个更新的时代。但陈映真世界里的市镇小知识分子,却没有一个在实践中挺立于风雨之中、优游于浪涛之间的人物。这也许是客观上并不存在着这样的人物罢,而其实也是陈映真自己和一般的闷局中的市镇小知识分子的无气力的本质在艺术上的表现。[14]

  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负有批判的评估自己的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再认识的责任。[15]

  《试论陈映真》一文,是陈映真对自己的文学世界进行自我批判的文章。他在此文表现出作为后革命时代知识分子的困境。虽然他自责说,如此困境起因于市镇知识分子的无力气,但同时提出一个知识课题:作为“第三世界”知识分子需要重新认识传统文化。

  陈映真在早期文学作品中,尤其是一九六三年的《文书》,已经确立了贯穿传统、殖民和冷战的历史认识格局。而且早期作品基本上是在冷战时期,即后革命时期这么一个历史转型期创作的,因此他在当时的条件之下,无法把文学看作服务于革命的实践。

  台北的明星咖啡馆,六十年代的作家云集之地,陈映真与尉天骢等人办《文学季刊》时时常相聚在此

  而鲁迅的文学实践,则是在变革的时代与革命的关系非常密切的条件下进行。相比之下,陈映真则是在后革命时代,为了准备未来的另一个变革,进行了文学实践。因此两者分别表现出对“传统”的不同问题意识。

  鲁迅对传统的内在批判,在革命的时代产生了让革命往前推进一步的“启蒙”作用。但对于陈映真来说,在变革的运动本身不存在的条件下,只能以变革的挫折为教训以准备未来的变革,因而传统首先是一个重新认识的对象。至少在白色恐怖以后,遭受到变革挫折的“台湾的中国人”之陈映真,不能简单否定传统,而要重新进入历史,不得不在传统中挣扎。如此回归到传统的时候,殖民也成为无法外在否定的对象,而且新殖民也如此。他在革命遭受挫折之后,在殖民(“扭曲的传统”)和新殖民(“后革命时代的困境”)之间,作为当代历史中间物,一贯地把这两者的连续性和断裂看作文学和思想的课题,从而进行了思想性文学实践。这就提供我们一个脉络,使得我们理解陈映真的早期和中期文学为什么带有现代主义(非现实主义)的倾向,而中期以后在“历史的整合”问题意识之下,渐渐形成了将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趋势。

  陈映真《山路》手稿

  如此一来,陈映真作为历史中间物,在他的早期文学作品中,已经认识到了作为去殖民课题之“传统”、“殖民”和“冷战”的复杂关系;在冷战中新殖民状况的展开之际,他的问题意识发展成“分断与爱的不可能性”,并经过七年的牢狱生活后,把克服历史断裂和解决阶级矛盾视为核心主题。至一九八○年代,虽然他的文学因“思想的贫困”此一问题而停顿,并且在现实论述空间中遭到相互矛盾的各种评价,但忠实于历史与现实的他的文学成就,在历史断裂和社会矛盾越来越深化的状况下,仍然扮演思想性坐标的角色。

  二、以陈映真思想为区域性参照点的批判视野

  如前所述,陈映真的人生和文学创作生涯都涵盖了传统、殖民、冷战和后冷战的历史和现实。大约在他服完兵役之后的一九六三年前后,他确立了其思想和文学的历史格局。坐了七年的牢,于一九七五年出狱以后,他早期确立起来的历史格局,开始与具体现实变化结合起来,产生了独特的文学风格和成就。

  陈映真的文学之所以能够取得卓越的成就,似乎是因为他不只基于他对台湾历史轨迹的批判性认识,同时一贯地坚持以文学家的身份站在民众的现实中,采取对于民众生活条件变化的敏锐态度。因此陈映真的文学在台湾首先能提供批判性的历史视角,指出现代化了的学术体制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去历史性问题。而对于与台湾具有类似历史轨迹并同样具有知识的殖民性和去历史性问题的“南韩”,陈映真的文学以及其所提供的批判性历史视角,能成为变革知识和学问体制所需的重要区域性参照点。

  引自《人间》杂志第44期,《现场报告:激荡中的韩国民主运动》,《在战斗中成长的韩国民族剧场》,配文:描写“东学农民革命”的剧目

  陈映真在一九八〇年代提出了“思想的贫困”问题,从而回到历史当中,写下了白色恐怖系列的作品,此后即进入长期的文学空白期。到了一九九九年,他开始发表他的文学生涯中最后三篇“忠孝公园”系列,以回应当年他提出的“思想的贫困”问题。下面以陈映真早中期的文学实践成果为基础,并以他中后期作品包括白色恐怖/华盛顿大楼系列和忠孝公园系列为中心,探讨台湾之于南韩的参照意义,初步提出的概括性内涵包括“双重分断的特殊性”、“内战的外在性”,以及“民众构成的复杂性”。

  1、“双重分断”的特殊性

  《忠孝公园》(二〇〇一)是陈映真最后一篇小说。此作品的设定,是具有典型性的两个人物所构成的交叉格局。马正涛是中国东北人,过去在东北与日本帝国主义协作,经过几度变节,最后跟着国民党来到台湾,成为在情报系统找位置的外省人。林标是台湾本省人,在日据时代作为日本兵参与南洋群岛的战斗,后来因日本败战而台湾光复,成为胜利国的兵士回来台湾。此作品写于二○○○年的时间点上,借着交叉这两个人物的晚年,试图呈现中国大陆/台湾的殖民性与新殖民性之间的连续性。在作品的结尾,马正涛面对着民进党透过选举胜利即将掌权,失去了作为自己精神和现实上的后盾之国民党政权的庇护,而感到恐惧以致自杀。林标则在日本或中国之间认同上的错乱中,得了痴呆症。而且,身为外省人第二代的祝景对国民党的失望和对马正涛的批判,以及林标的儿子欣木成为游民,暗示着后冷战时期国民党的合法性危机,以及表现在阶级阶层矛盾益发深化、民进党所主导的民主化之虚构性。

  《赵南栋·陈映真小说全集03》九州出版社2020年6月版,收录《忠孝公园》

  这似乎提示着一个新课题:日本对于台湾地区的殖民是中国的被殖民经验,但台湾地区的新殖民问题,也必须视作中国经验的延长才能得到解释。这不同于透过外部因素─即美国的新帝国主义介入─来解释新殖民,而是既要包括此外部因素、但更要历史性地阐明其内在渊源。因此,光复之后台湾去殖民的挫折和失败,不只是台湾地区的问题,更是中国的问题和课题。如果把中国大陆抽离开来,那么中共在内战的胜利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似乎代表着民族解放问题已得到解决;然而,如果把台湾放进来,台湾的新殖民在在显示,中国的去殖民课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这样的状况要求我们回到国共对立之前的历史时间点,重新内在性地探讨原因所在。因此,陈映真提出作为传统的“根”,也可以说这不只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更暗示着清末民初的中国状况;如果积极解释陈映真的这一面向,我们把他所提出来的根看作必须被重新解释的“文化”中国。[16]在这样的意义之下,“忠孝公园”便成为在历史的扭曲和主体性的错乱当中,不可回避的“殖民主义”的历史性象征空间。

  也就是说,《忠孝公园》在历史的内在连续脉络上,把台湾地区和中国的殖民/新殖民的关系连接起来,从中提出去日本化和再中国化的去殖民课题。“去日本化”的内容,即是把日本殖民过程中所发生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扭曲矫正过来,而“再中国化”的内容,则是在批判性地继承传统之下,变革两岸的分断体制。在与南韩的互相参照之下,我们发现,一八九五年和一九四九年两次两岸分断,似乎赋予了台湾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此的双重任务。但是,台湾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容易把课题有机地反映在整个中国的革命过程。虽然第一次分断比起第二次分断,强度微弱,但中国大陆和台湾各自所经历的物质和精神的文化变化之差异,似乎超越了当时认识的能力范围。而且,日本的殖民主义所要克服和否定的对象,是以清朝为代表的中华体制的“传统”和“封建性”,而这也直接反映在台湾和朝鲜的殖民统治,因此日本帝国一贯地试图把朝鲜和台湾从中华体制分离开来。而南韩经由一九四八年形式上分断和随之的内战,进入了分断巩固化的过程,但南韩并没有经历过像台湾地区那样的分断和殖民的重叠。因此在南韩的去殖民过程中,虽然去日本化成为主要的课题,但“传统”的问题一向不受关注。对于传统认识不足而推动的去日本化,事实上简直是空中楼阁。

  引自《人间》杂志第44期,《现场报告:激荡中的韩国民主运动》,《韩国民族美术运动的理论与实践》,配文:年轻美术工作者创作的《南北统一》

  陈映真在文学生涯早期所积极学习和接受的中国新文学,就成为他作为文学基础的语言。[17]大学生的陈映真虽然是外文系学生,但他也选修了楚辞、词选、诗选等课程。正如论者评价,陈映真透过“古文学里去打底子,去研究词汇,而奠定了今天他文句的千锤百炼和诗质的美”。[18]

  同陈映真般的去殖民的问题意识在南韩的当代文学里,似乎不存在。南韩的民族文学论虽然在理念上把殖民、分断、冷战当作主要题材,理论上积极接受现实主义,但作为文学基础的语言文化以及这方面的殖民性问题,不曾成为核心课题。事实上,从朝鲜(一三九二-一八九七)的历史来看,国汉并用的方式是朝鲜所开发出来,符合朝鲜式的“现代性”的语言文化体系;然而,日本殖民支配所进行的“去中国化”,让朝鲜人排斥作为自己语言文化体系内有机构成要素的汉字。这是不分左右、经由殖民支配而接受的“反传统、西化”的产物。虽然近年来慢慢出现相关的反省,[19]但仍然不成为共同的问题意识。

  参加韩民族社会研究所创所大会的朴玄埰、金昌国、韩完相

  陈映真的文学和思想实践,同时也指出在台湾思想界内部(甚至包括中国大陆思想界)相关问题意识的缺乏。把两岸分开来思考问题的去历史化认识论,产生了被动认识分断和殖民的问题,而陈映真以对传统的再认识,有着主动认识分断和殖民问题的企图。在认识层面来看,比起台湾地区的“被动性”,南韩的问题则在于“否定传统”的西化已成为不被质疑的规范,而这又隐藏着殖民性不被检讨的“断裂”和“扭曲”等问题。

  2、内战的外在性

  陈映真的文学在早期已经确立了历史格局,但生产一定数量的批判性讽刺作品后,他积极寻找另类的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大约可说是两个走向:作为“历史”批判的白色恐怖系列以及作为“现实”批判的华盛顿大楼系列。其中白色恐怖系列复原了台湾左翼运动的历史,而被复原的历史又成为克服“爱”的不可能性的一个资源。[20]白色恐怖系列在内战的扭曲的连续性问题意识之下,以台湾与大陆的革命知识分子为主,重现历史场景,相较之下,一九九九年发表的《归乡》,则在民众的层次继续讨论内战的扭曲的连续性。作品中,作为外省人的老朱在上海强迫被国民党征兵而参与国共内战,最后跟着国民党来到台湾。而作为台湾人的杨斌则是光复后,在台湾被国民党欺骗而参与大陆的国共内战,结果被共产党打败且成为俘虏,最后在中国大陆定居。后冷战转型让这两个人在台湾相遇。而这两个人物的对话和交叉,描述着两岸在民众层次上的国共内战之共同经验,因此形成对白色恐怖系列具有民众层次的补充性关系。

  引自《人间》杂志第44期,《现场报告:激荡中的韩国民主运动》,《韩国工人运动与“汉城工联”》,配文:学生巨幅油画创作,反美民族统一运动和工人争取分配公平的工运

  在一九四五年光复之后,朝鲜半岛在美国和苏联的管辖之下,被赋予形式上的朝鲜分断,紧接而来的是随着内部理念对立,扩大成内战,但在美国的介入之下,已无法得到主体性的方式总结战争,以休战的方式巩固了分断。特别是,因理念对立而分裂的民族内部成员,成了极端暴力的加害者和被害者,导致内战暴力的伤痕极为深重。尤其,我们可以想见那与暴力的伤痕结合在一起的南韩“反共主义”,有多么稳固的基础。不过,我们可能要注意,从区域的角度看,朝鲜的内战继承了不完全结束的中国国共内战,即便战争的形式和内涵与国共内战不同。中国的国共内战中,共产党以根据地的民众解放为主要原则,但朝鲜战争似乎终究无法或没有继承根据地解放的原则。历史地来看,随着朝鲜战争爆发,两岸海峡被封锁,中国的内战也被断裂和扭曲,结果在台湾出现了白色恐怖。顺着此脉络,我试着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去殖民运动、冷战间的关系提问:是否在一九五○年前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付冷战的过程中,没有充分且适切地认识殖民地解放的主体、对象和方法等,内含于去殖民运动的复杂性?

  在这样的状况下,一九四五年以前的台湾民众,大体上没有经历过作为国共内战原因的理念对立之争,因此也没有直接体会内战的伤痕。而从当下的观点回溯历史,一九四五年以后,比较透明地显现出来的,是压迫性统治集团之国民党和台湾民众的对立格局。正因为如此的历史特定性,相较于南韩,在台湾发生的白色恐怖就相对容易得到平反,似乎也没有产生民众在历史认识上的矫正效果。在南韩,虽然“国家暴力”的牺牲者或“民主化”运动有功者等,都得到平反了,但“左翼”的平反仍然不可能,与台湾的状况形成明显的对比。事实上,南韩也出现过一种状况:部分“左翼”否定自己的左翼活动,反而借由“民主化”包装自己以得到“平反”——这正表现了反共主义的厚实物质性以及对历史的另一种遗忘。

  引自《人间》杂志第44期,《现场报告:激荡中的韩国民主运动》,《年轻又热烈的无穷花》,配文:天池、南北韩国旗重叠、民族团结、无穷花

  作为白色恐怖对象的台湾左翼,似乎根据他们所认识到的内战连续性,试图克服殖民和分断造成的内战的外在性;然而,刚从日本殖民解放的台湾民众,不容易分享正在大陆进行的国共内战中意识形态对立,因此,依照大陆的经验,民众力量和主体性的形成,必得要求他们的思想和政治能力,也就是说,克服台湾的殖民和分断之特定性的课题,必须与“内战”的课题互相结合。

  3、民众构成的复杂性

  在陈映真早期作品中,省籍矛盾已经成为重要题材。第一个出现的外省人角色是《猫它们的祖母》(一九六一)中的外省军人张毅。接着,在《那么衰老的眼泪》(一九六一)、《文书》(一九六三)、《将军族》(一九六四)、《一绿色之候鸟》(一九六四)、《第一件差事》(一九六七)、《永恒的大地》(一九七〇〔一九六六〕)和《累累》(一九七二/一九七九〔一九六七/一九六六〕)等坐牢之前的作品中,外省人都是重要的题材。这些作品中,陈映真描述了历史的断裂和民族的分裂如何让人们不能相爱,而他所找到的答案似乎是“阶级”。其实,《将军族》的悲剧结局就已经暗示了之后的走向,而陈映真也在一个访谈里,表示过“政治经济学”的意义。

  《将军族·陈映真小说全集01》九州出版社2020年6月版,上一段提及陈映真小说作品均收入其中

  有些台湾作家是以外省人压迫本省人理解这个政治事件〔美丽岛事件〕,而不是用更高层次的政治经济学知识去了解;所以心中就产生了悲愤。于是提出“台湾文学”的概念,探讨“台湾人”是什么?[21]

  因此陈映真以他的历史认识格局为基础,创作了华盛顿大楼系列,描述了新殖民下台湾现代化所导致的扭曲和矛盾。《上班族的一日》(一九七八)以华盛顿大楼九楼为背景,描述白领上班族劳动的异化。而《万商帝君》(一九八二)以华盛顿大楼七楼为背景,暴露了殖民主义现代化所造成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扭曲。有趣的是,《上班族的一日》的本省人黄静雄(Olive黄),最后还是与掌握权力的国民党军官出身的荣将军在一起,而《万商帝君》的本省人刘福金也与他的留美外省人竞争者(陈家齐)形成阶级利益上的合作关系。但Olive黄的情妇Rose却写信批评“中国的男子”:

  陈映真的小说《万商帝君》于1983年12月发表在《现代文学》复刊第19期上

  中国的男子比较聪明,但都是三流的lover。他们不敢爱。爱起来条件又多。你也一样……。[22]

  此时,“不敢爱”的中国男子涵盖了本省人和外省人,且超越省籍之分,成了具有一致的阶级利益关系的中产群体,而这未尝不是暗示着之后“现代化”的台湾政党政治中,两大势力的共生关系?

  另外《万商帝君》中,林德旺作为农村出身的下层上班族,因着向上爬的欲望,原有的精神病又发作,但透过林德旺,陈映真似乎批判了这些省籍矛盾的虚构性。

  “这懦弱、不敢说的人间,”〔……〕“这懦弱、不敢说真话的世界!”[23]

  结果Rose跟着美军离开台湾,到美国去,而林德旺如同姐姐所说,过着“若离了土,就要枯黄”的花草命运。女性漂泊,而男性自杀或发疯,是在陈映真的作品中持续反复的架构,这似乎强调着,唯有基于历史的稳固的传统认识,才能保有打造未来的希望。

  陈映真同名小说改编电影《夜行货车》海报,1986年上映,导演谢雨辰

  台湾在一九四五年以后,在民众的构成上增加了外省人这样一个移民群体。从小说内容来看,外省人具有双重性,即以外省人为中心、统治台湾的国民党,成了“与台湾人对立的外省人”的逻辑根据,但同时,国民党外部的大多数外省人,在阶级上又与台湾人具有同样的地位。因此,外省人在这个意义上也能成为以阶级为媒介去克服分断矛盾的环节。在冷战脉络中,这是台湾所特有的、政治和经济结合起来的原因。也就是说,在冷战之下,作为迁移政权的国民党,需要与台湾的上层阶级结合起来的过程,因为日据时代殖民地经济结构所遗留的基础,还是需要经过台湾人的大范围移转。[24]

  相对来说,一九四五年以后,南韩经历了分断和内战,而进入了冷战下新殖民地阶段,民众的社会主义走向因此遭受压抑。随后,根据理念的分界线,南边和北边分别成立各自的政权,地主和资本家以及知识分子也跟着理念,选择朝北或南移动。但是,生活的物质条件镶嵌于土地的韩半岛民众,大体上留在自己的生活空间。相反的,南韩的支配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确保了延续和强化日据时期买办性质的“反共主义”阶级认同。

  1986年5月,朴玄埰在参加韩吉社于智异山举办的历史纪行时陷入沉思

  三、相互参照所呈现的历史特定性

  透过关于陈映真文学实践的分析,试将台湾对南韩的参照性意义初步阐明如下。

  首先,透过台湾的“双重分断”的特定性,确认了从未经历过殖民与分断相互重叠的南韩特定性。台湾向来具有无法把殖民和分断分开来的条件,因此,克服殖民问题总是与克服分断问题连在一起。从陈映真的具体文学实践看来,此问题的解决方案大约可概括为借由作为“根”的“中国”以克服殖民所造成的“扭曲”和“缺乏”。不过,对当代台湾来说,陈映真所提示的此方案也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摆荡中,产生了在“主体性”层面的被动性问题。而陈映真以“思想的贫困”思考如此困惑,并从“政治经济学”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向。

  相较之下,对南韩来说,殖民在先、分断在后,不存在自身外部的非殖民的“根”,因此只能从自身内部,寻找克服殖民性的展望。这样的课题所提示的核心问题是:参与“内部”的殖民主义扭曲之当事者,透过什么样的路径能够反思性地认识自身上的扭曲?

  第二,台湾虽然没有完全脱离“国共内战”,但不成为现场,因此可以说在民间或日常的场域,内战还是稍微外在的。事实上,经过一九四〇年代后期和五〇年代,台湾左翼遭受白色恐怖而走上溃灭之路。若究其原因,一方面台湾在群众层次上没有充分地分享国共内战中意识形态的对立和矛盾,另一方面,在一九五〇年代前后的全球冷战转型中,东亚左翼的理念——至少在思想方面——不够充分地认识被殖民民众的解放和主体性问题。

  相较之下,南韩大部分的国土都成为内战和热战(即所谓“韩战”)的现场,而人民内部的互相暴力也极端,进而形成了与台湾全然不同的、具有厚实的“反共主义”物质性的群众情绪条件。南韩思想界仍迫切地需要认识此情绪条件的根源性。而此认识的出发点,也可能是认识极端暴力的内在原因,也就是作为殖民后果的历史断裂和主体性扭曲。

  引自《人间》杂志第44期,《现场报告:激荡中的韩国民主运动》,《“全民联”:韩国民众民主化运动的司令部——》,配文:文益焕牧师访问北韩归国后被捕,22日第一次在安全人员戒备下会面律师和家属

  最后,台湾内部有着作为独特的移民之“外省人”。而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上,国民党权力上层的外省人与继承殖民经济的本省人出现了历史性的结合过程,在此历史过程中,新殖民社会的支配阶级获得了自主性。但同时,在民众的层次上,国民党外部的多数外省人和多数本省人,拥有的是相同的阶级地位。因此,“外省人”的存在,构成了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的复杂性,和独特的历史轨迹。作为持续提醒台湾的地方性和区域性的因素,“外省人”尤其制约了台湾的假想国家化和现代化。

  相对来说,南韩经历了内战和分断,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形成了相对同质的权力集团。如此的同质性,让南韩的假想全国性和国家性获得实体化的基础,而在对称性分断条件下,南韩的政权更具备了暴力性的物质条件。

  四、借助陈映真思想而打开的思想解放空间

  一九七〇年代末期于南韩中部农村出生,并在一九九〇年代南韩学运影响之下形成世界观的我,经过一连串的曲折,遇见了如此关切南韩一九八○年代思想和运动状况的陈映真。陈映真对于第三世界和南韩的关注,不只是因为他关切的对象为南韩而吸引我,更是因为他的思想实践本身,早就体现了克服殖民之后我们知识状况的“区域性参照视野”。因此,对我而言,陈映真就成了终于能够使我回到南韩当代知识思想史,同时进行反思性思想工作的区域性切入点。事实上,二十一世纪南韩的知识思想状况,远远不及陈映真当年对南韩的期待。不过,在二十一世纪思想匮乏的状况下,以陈映真为切入点而进入一九八〇年代南韩知识思想界,可能是重新历史化一九八〇年代南韩知识思想状况的难得路径之一。

  朴玄埰手稿《为韩国农业开发模式之构想》

  因此,我试图以陈映真的思想实践作为反思南韩当代思想史的区域性参照点。然而,若参照点能够扮演打开重新进入历史之门的角色,那么,历史被开放起来的时刻,参照点的角色就到此为止。把参照点包装成某种理论成就或体系并非我的意图;而南韩重要思想家朴玄埰(박현채,一九三四-一九九五),也是以同样的角色作为核心论述对象。亦即,若由重新阐释朴玄埰的思想实践,而达成了打开一九八○年代思想状况的目标,那么,朴玄埰思想实践所扮演的角色,也到此为止,而无意于把朴玄埰的思想实践包装成理论体系。换句话说,陈映真与朴玄埰的思想实践,都是垫脚石,重要的是在思想实践相互对看的过程中,尝试找出不同的认识,开启新的问题讨论空间。

  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之下,我试图将陈映真和朴玄埰关于新殖民性的困惑,即“思想的贫困”和“思想的断裂”对照起来,并赋予区域性的内涵。陈映真能够自觉“思想的贫困”,表面上是因为他是以文学创作展开实践的知识分子,但从深层来看,起因是台湾所经历的殖民和分断重叠的历史特定性。因此,他透过南韩等第三世界参照点反观台湾状况的时候,形成了某种“思想的贫困”此一情结。以分断/割让(“地方性”的保存)为特征的被动殖民化过程,反而是构成以传统为基础的实质主体性之条件。因此,陈映真所提出的问题不是“断裂”,而是“分断”下“思想的贫困”。而陈映真的确为了解决思想贫困,翻译出版了《台湾政治经济学丛刊》,但是历史的台湾之中国性和地方性,不允许对台湾的“政治经济学”实体化,因此政治经济分析对陈映真这么一个“业余作家”,成为文学思想实践所需要的补充性资源。[25]

  90年代台湾人间出版社所出的《台湾政治经济丛刊》六卷本

  相对来说,朴玄埰不把“思想的断裂”此一问题关系到“贫困”,正因为他自身已显现了反帝国主义民族解放思想的历史继承性。因此,他也不太迫切地需要作为参照点的“第三世界”,更没有如同陈映真般的情结。但是,以非“割让”而是“条约”的方式经历整体国家“殖民”的“全国性”(与地方性形成对比),一方面赋予南韩分断之后去殖民统一的形式主体性,另一方面先殖民/后分断以及全国性内战这些特定性,成了以否定和扭曲传统为前提进而形成假想之主体性的历史条件。朴玄埰的政治经济学,通过“民族经济论”试图解决本来的全国性和分断所造成的半国家性之间的矛盾,但是,一九八〇年代以后,这样的政治经济学思想,承受了思想的断裂而被视为“过时思想”。

  《民族经济论:朴玄埰评论选》第一版封面

  原因正是新殖民性和分断体制所造成的沟通“语言”的贫困。而且“新殖民教育文化体制”以“所有/私有”性的知识为媒介,将批判思想和实践伦理分开来了。朴玄埰虽然对此提出问题,但是集体性忘却所造成的历史和现实认识的扭曲问题,并不是只要提醒了被忘却的内容,就能得到解决。朴玄埰关注“文学”,也许正是因为他认识了如此矛盾。然而他似乎也没有明确地提出此问题的整体结构。

  也就是说,朴玄埰对于文学的关注就意味着他自觉了“语言”的贫困。而语言的贫困就是文学的贫困。虽然朴玄埰继承了作为历史中区域性国际主义的知识思想实践,即毛泽东思想和殖民地民族解放思想,但是在二十世纪中后期,新殖民/分断体制不只在群众层次上消灭了如此成果,并在沟通形式层次上也全面进行了“殖民化”(亦为“现代化”)。结果,如此矛盾让朴玄埰思想的历史继承性,在现实中被孤立了。

  注释

  [1] 参见戴国煇、松永正义、陈映真在一九八七年的对谈文章《台湾变革的底流》(郑庄译)一文的注一,“保钓运动:一九七〇年九月美国决定将冲绳岛归还日本。依美方所公布的范围,它包括钓鱼台群岛在内。这遂引起保护领土所有权的运动。这个反美、反日的运动乃转化为面对问题提不出对策的国民党的批判。继而促成了民族主义的觉醒,以及对政治、社会的批判运动,而成为七○年代反体制运动的引火线与出发点”,引自《陈映真作品集6˙思想的贫困》(台北:人间出版社,一九八八),页二〇一-二〇二。

  [2] 参见《台湾变革的底流》一文的注二,“现代诗论战˙乡土文学论战:前者是对偏离现实社会,一味模仿西欧的现代诗的批判,以及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为主题的一九七二-一九七三年的论争。这个论争终于形成为七○年代台湾写实主义文学的契机。这样形成的文学潮流,因为是以描写台湾社会为主,所以被称为‘乡土文学’。对于这个情势,国民党周边的文学家,乃批判其为共产主义文学,而引发七七-七八年的乡土文学论争。透过这个论争,现实主义文学潮流乃广为社会认同,同时也显出了拥护乡土文学者之间的文学观的分歧”(同前引注,页二〇二)。乡土文学论的代表性人物之陈映真早于一九六七年发表短篇小说《唐倩的喜剧》,即是针对殖民主义的现代主义知识文化提出严厉的批评。

  [3] 参见陈光兴(二〇一〇)《陈映真的第三世界—狂人/疯子/精神病篇》,《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七十八期(二〇一〇年六月),页二一五-二六八;陈光兴(二〇一一)《陈映真的第三世界—五○年代左翼分子的昨日今生》,《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八十四期(二○一一年九月),页一三七-二四二。《人间》杂志相关报导文章的标题如下:(略)

  [4] 参见陈映真的《我们有韩国民族˙民主运动的传统─“全民联”:韩国民众民主化运动的司令部》,引自《人间》第四十四期,页一〇九。

  [5] 同前引注,页一〇七。

  [6] 此处为“金英美”的误植。

  [7] 参见陈映真的《尊严˙幸福和希望的权利─韩国工人运动与“汉城工联”》,引自《人间》第四十四期(同前引注4),页一二一。

  [8] 参见陈映真的《韩国文学的战后—在“不断革命”中丰富和发展的韩国现代文学》,引自《人间》第四十四期(同前引注4),页一三一。

  [9] 参见陈映真的《因为在民众中有真理……─韩国社会构成体性质的论战和韩国社科界的英姿》,引自《人间》第四十四期(同前引注4),页一二七。

  [10] 参见陈映真的《因为在民众中有真理……─韩国社会构成体性质的论战和韩国社科界的英姿》,引自《人间》第四十四期(同前引注4),页一二五。

  [11] 从此脉络来看,传承陈映真《人间》杂志(一九八五至八十年代末)的《人间思想》(台湾版二〇一二-;大陆版二〇一四-)期刊的创刊和发展值得注意。

  [12] “中间物”概念援引自鲁迅。鲁迅的问题意识基本上处于现代和前现代之间,本书的问题意识则在于殖民-冷战和后冷战之间。参见鲁迅的《坟˙写在“坟”后面》,引自《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页二八二。

  [13] 本研究将陈映真文学的“早期”视为大约自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八年被捕坐牢之前时期,而此时期他创作的主要问题意识包括具有延续性的历史认识、知识文化的殖民性以及分断和爱的不可能性等。而中期为出狱后到一九八○年代后期。一九九○年代表面上看来是陈映真文学的空白期,不过,空白期的思索也有蓄积并反映在晚期创作,即一九九九年至二〇〇一年的《忠孝公园》系列。

  [14] 参见许南村〔陈映真笔名〕(一九七五)《试论陈映真》,引自《陈映真作品集9·鞭子与提灯》(台北:人间,一九八八),页九。

  [15] 参见琳达˙杰文(Linda Javin)一九八二年对陈映真的访谈《论强权、人民和轻重》(禾心译),引自《陈映真作品集6˙思想的贫困》(台北:人间,一九八八),页五。

  [16] 陈映真呼吁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对传统好好进行重新认识。参见琳达˙杰文在一九八二年对陈映真的访谈《论强权、民和轻重》(同前引注6),页五。而且,陈映真对于“文化”的问题意识,在乡土文学论战中已经出现过:“而况近二十年来的在台湾的中国文化,是历史上最受外来文化摧残的时代,这大约是‘古已有之’论的评论家所不能否认的。一种文化原初的形态,总是在它流布的末稍较完整地保存着”,参见陈映真(一九七八)《在民族文学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引自《陈映真作品集11˙中国结》(台北:人间,一九八八),页五二。

  [17] 如同陈映真自己所讲,“鲁迅给我的影响是命运性的”。他认为:“至今,我仍然认为鲁迅在艺术和思想上的成就,至今还没有一位中国作家赶得上他。鲁迅的另一个影响是我对中国的认同。从鲁迅的文字,我理解了现代的、苦难的中国”,参见韦名在一九八三年对陈映真的访谈《陈映真的自白—文学思想及政治观》,引自《陈映真作品集6˙思想的贫困》(同前引注6),页三五。

  [18] 参见邱胜男(一九八〇)《我的老友陈映真》,引自《陈映真作品集6˙思想的贫困》,(同前引注6),页一三八。

  [19] 崔元植的反思值得注意,“说东与西的面对面中,汉文体是东排斥西的,国文体则是西吞没东的,那么我们可以说,在东与西之间保持紧张并坚持认真对话的就是国汉体。〔……〕不过全球化的波浪之下,在国汉文体周边空转的国文体或韩文体终于胜利,这已经确定了”,引自【韩】崔元植(二〇〇九)《帝国之后的东亚》(坡州:创作与批评),页二一三-二一四。

  [20] 《乡村的教师》是陈映真第一部以隐晦的方式指出白色恐怖和国共内战的相关性之作品。“省内的骚动和中国的动乱的触角,甚至伸到这样一个寂寞的山村里来了”,参见陈映真(一九六〇)《乡村的教师》,引自《陈映真小说集1˙我的弟弟康雄》(同前引注7),页三七。

  [21] 参见《海峡》编辑部在一九八七年对陈映真的访谈《“乡土文学”论战十周年的回顾—访陈映真》,引自《陈映真作品集6˙思想的贫困》,(同前引注6),页一〇七。

  [22] 参见陈映真(一九七八)《上班族的一日》,引自《陈映真小说集3˙上班族的一日》(台北:洪范,二〇〇一),页二一一。

  [23] 参见陈映真(一九八二)《万商帝君》,引自《陈映真小说集4˙万商帝君》(同前引注1)9,页二〇四。

  [24] 陈映真也思考过如此透过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相互融合,使得日本旧殖民和美国新殖民连续的过程:“五〇年代大概是台湾的地主阶级与过去亲日资本家在整个国民党的政治结构上争取到发言权,再加上国际势力要使台湾彻底亲美反/共,才产生所谓的『台湾分离主义』”,引自《海峡》编辑部在一九八七年对陈映真的访谈《“乡土文学”论战十周年的回顾—访陈映真》(同前引注2)7,页一〇七。

  [25] 陈映真作为一个业余作家,曾经表示一种遗憾:“我没有办法有一个长期创作,我为了生活花掉时间太多,我都是上班回来以后写的,然后是请假一两天写的”,参见彦火一九八三年对陈映真的访谈《陈映真的自剖和反省》,引自《陈映真作品集6·思想的贫困》(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页八三。不过如此条件,反而让他能够持续地作为一名实践型文学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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